接二連三的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人為地促成農業合作化**。到1956年10月，全國多數省市區實現了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至此，我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宣告提前完成。如果從1953年算起，僅僅用4年時間走完了原定15年（3個5年計劃）的曆史進程。
由於過急過快過粗，大多數高級社是一片混亂：管理經營混亂，幹部強迫命令，社員鬧退社，留在社裏的社員也是不關心集體，勞動消極怠工……。
當時有順口溜說：“上工慢騰騰，幹活瞎糊弄，收工一窩蜂”；有打油詩雲：“出工鷺鷥探雪，收工流星趕月，幹農活李逵說苦，掙工分武鬆打虎”。有的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裏沒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裏沒人找。
1956年秋全國農村就基本實現了合作化，社會主義到來了。但是，農村並沒有“耕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生產力卻受到了破壞：1956年棉花比1955年減產一百四十七萬擔，豬減少了三百五十萬頭，大牲口減少一百多萬頭。此時，隻有集體生產才是社會主義，農民（現在是社員了）個人從事副業便是資本主義，應加以限製或禁止的觀點開始流行。結果是災難性的：譬如福建省1956年豬比1955年減少20%，磚瓦減少27%，雞、鴨、蛋也大量減少，而茶葉生產竟不及戰前（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龍江省委當年七月向中央報告，全省農村的副業生產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
著名作家趙樹理當時在山西省長治地區的一個縣裏掛職任縣委書記，眼見中國農村一進入“社會主義”就出現了惡劣的後果，就在1956年8月間給上級**長治地區委員會負責人寫了一封信，講到：“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熱愛社會主義呢？勞動比起前幾年來緊張得多，生活比前幾年困難得多，如何能使群眾感到生產的興趣呢？”
中國農村這位母親，從1951年開始就有了身孕（互助組），這個受精卵將發育到初級社，再發育到高級社，高級社的預產期從1953年算起是15年，即1968年是他的誕辰。[.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說]可是性急的人不斷地揉搓她的肚皮，給她吃“催產藥”，特別是在1955年下半年，連續給她服下了“四種猛烈的催產藥劑”（三個會議一部書），高級社就早產了12年。
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一直在勸說、阻攔甚至頂撞主席，要他不要性急，同時不斷地給這位母親吃“解藥”。結果觸怒了主席，戴上了“小腳女人”、“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被整得鼻青臉腫、聲名狼藉。
主席把這個百病纏身的“早產兒”丟給鄧子恢，又去工業戰線批判右傾、催促“大躍進”了。既然早產了，就要精心愛護。鄧子恢毫無怨言、忍辱負重，領導他的農村工作部精心醫治這個“早產兒”――高級社。黨中央根據他的建議，采取一係列措施調整農村政策，解決高級社出現的問題。
1民主辦社。1957年3月15日，中央發出《關於民主辦社幾個事項的通知》，提出：第一，農業合作社要按時公開財政開支。第二，社和隊決定問題要和群眾商量。第三，幹部要參加生產。關於幹部參加生產的問題，1957年9月25日中央又製定了《**中央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幹部必須參加生產勞動的指示》，具體指出：合作社的幹部處理日常事務的工作，采取輪流值班製，或者分日值班，或者上下午值班。在值班或開會以外的時間，幹部都同一般社員一樣參加生產勞動。幹部的勞動，同一般社員一樣，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領取工分。因此，幹部的生活費用，不要完全由社補貼，而可以由社補貼那些因誤工的部分。在實施前兩項規定的條件下，合作社幹部參加社務工作的補貼工分總數一般地應該力求不至超過全社工分總數的1%。
2社員的自留地，原來規定不能超過當地每人土地數的5%。從1957年7月起，增加到10%。
3整頓農村社隊組織。中央指出：“大社、大隊一般是不適合於當前生產條件的”，“除少數確實辦好了的大社以外，現在規模仍然過大而又沒有辦好的社，均應根據社員的要求。適當分小。”“合作社和生產隊的組織要力求便於經營管理和發展社員集體勞動的積極性。為此，他們的組織規模的大小應該照顧地區條件、經濟條件、居住條件和曆史條件，容許有各種差別，而不應千篇一律。……在多數的情況下，一村一社是比較適當的，有些大村可以一村數社，有些距離較近的小村也可以數村一社。有一部分合作社的組織規模是過大的，不適當的，應該根據群眾的要求，進行合理調整，或者把社化小，或者保持聯社的形式，由分社（有的叫大隊）自負盈虧，生產隊是合作社的基本生產單位，一般以二十戶左右為適宜，按照各地方的特點，可以有所伸縮，過大不便管理，過小會損害集體勞動的優越性。”“社和隊的組織規模確定後，應該宣布今後十年不予變動”。
4實行生產責任製。中央認為農業合作社在增加農業生產上具有巨大的優越性，合作社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組織，必須堅持統一經營和集中領導，但由於農業的分散性，受自然條件限製，從而存在著很大的地區性和季節性，加上目前農業生產還是手工操作等特點，因此在管理上必須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和機動性。中央指出，合作社必須在有利於鞏固統一領導，發展生產的前提下，建立“統一經營，分級管理”製度，必須普遍推行“包工”、“包產”、“包財務”的三包製度，並實行超產提成獎勵，減產扣分的辦法，每年的生產計劃指標，應該是積極的、可靠的，高於常年的實際產量，並力求逐年有所提高，以推動生產前進。但是在生產隊積極完成合作社生產計劃指標條件下，包產指標應該略低於計劃指標，使包產的隊有產可超、有成可提，以鼓勵所有的隊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超產部分提成多少，減產部分扣分多少。各地各社可以酌情自定，生產隊在管理生產中，必須切實建立集體的和個人的生產責任製，按照各地具體條件，可以分別推行“包工到組”、“田間零活包產到戶”的辦法。這是建立生產責任製的一種有效辦法，……每個社員都應該保證按時從數量上和質量上完成任務，……要做到每一塊耕地，每一件農活都有生產小組和專人負責，在農活完成後有專人負責驗收。
鄧子恢尤其擔憂高級社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出現的一片混亂現象。他認為，農業集體經濟迫切需要一個穩定的鞏固時期，首先必須建立科學的經營管理形式，這種形式就是農業生產責任製。1956年4月，鄧子恢在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高級社要搞好生產，必須“把勞動定額包工包產搞好，包工包產勢在必行，高級社沒有包工包產不行，無論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產”。
6月，他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的發言中進一步指出，從個體經濟變為集體經濟，沒有全麵的計劃管理，沒有具體的勞動分工，沒有適當的定額管理製度，是不可能辦好的。管理不善，分工不明，定額偏高偏低，都會造成生產上的損失，必須幫助他們迅速編好固定的生產隊，劃分耕作區和副業組，製定勞動定額，實行按件計酬，包工包產，超產獎勵，建立牲畜的飼養管理使用等製度，並要製定適當的增產指標。這以後，農業生產責任製在全國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行。
1957年9月15日，鄧子恢在全國第四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把一年來各地農業合作社的生產管理製度做了係統的總結，概括為“統一經營，分級管理，明確分工，個人負責”。他說，實行“三包（包工、包產、包財物）是處理社與隊關係的一種最好辦法”，采取“兩個指標（計劃指標、包產指標），超產提成，減產扣分製度”，可以使社隊關係合理化，避免幹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他還結合科學管理的思想，提出了“計劃指標略高於常年實際產量，而包產指標略低於計劃指標”，聯係“工包到組”、“組包片”、“田間零活包到戶”、“大活集體幹、小活分開幹”等具體措施，從而發展了農業生產責任製的思想。
由於過急過快過粗，大多數高級社是一片混亂：管理經營混亂，幹部強迫命令，社員鬧退社，留在社裏的社員也是不關心集體，勞動消極怠工……。
當時有順口溜說：“上工慢騰騰，幹活瞎糊弄，收工一窩蜂”；有打油詩雲：“出工鷺鷥探雪，收工流星趕月，幹農活李逵說苦，掙工分武鬆打虎”。有的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裏沒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裏沒人找。
1956年秋全國農村就基本實現了合作化，社會主義到來了。但是，農村並沒有“耕地不用牛，點燈不用油”，生產力卻受到了破壞：1956年棉花比1955年減產一百四十七萬擔，豬減少了三百五十萬頭，大牲口減少一百多萬頭。此時，隻有集體生產才是社會主義，農民（現在是社員了）個人從事副業便是資本主義，應加以限製或禁止的觀點開始流行。結果是災難性的：譬如福建省1956年豬比1955年減少20%，磚瓦減少27%，雞、鴨、蛋也大量減少，而茶葉生產竟不及戰前（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龍江省委當年七月向中央報告，全省農村的副業生產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
著名作家趙樹理當時在山西省長治地區的一個縣裏掛職任縣委書記，眼見中國農村一進入“社會主義”就出現了惡劣的後果，就在1956年8月間給上級**長治地區委員會負責人寫了一封信，講到：“試想高級化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群眾熱愛社會主義呢？勞動比起前幾年來緊張得多，生活比前幾年困難得多，如何能使群眾感到生產的興趣呢？”
中國農村這位母親，從1951年開始就有了身孕（互助組），這個受精卵將發育到初級社，再發育到高級社，高級社的預產期從1953年算起是15年，即1968年是他的誕辰。[.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說]可是性急的人不斷地揉搓她的肚皮，給她吃“催產藥”，特別是在1955年下半年，連續給她服下了“四種猛烈的催產藥劑”（三個會議一部書），高級社就早產了12年。
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一直在勸說、阻攔甚至頂撞主席，要他不要性急，同時不斷地給這位母親吃“解藥”。結果觸怒了主席，戴上了“小腳女人”、“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被整得鼻青臉腫、聲名狼藉。
主席把這個百病纏身的“早產兒”丟給鄧子恢，又去工業戰線批判右傾、催促“大躍進”了。既然早產了，就要精心愛護。鄧子恢毫無怨言、忍辱負重，領導他的農村工作部精心醫治這個“早產兒”――高級社。黨中央根據他的建議，采取一係列措施調整農村政策，解決高級社出現的問題。
1民主辦社。1957年3月15日，中央發出《關於民主辦社幾個事項的通知》，提出：第一，農業合作社要按時公開財政開支。第二，社和隊決定問題要和群眾商量。第三，幹部要參加生產。關於幹部參加生產的問題，1957年9月25日中央又製定了《**中央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幹部必須參加生產勞動的指示》，具體指出：合作社的幹部處理日常事務的工作，采取輪流值班製，或者分日值班，或者上下午值班。在值班或開會以外的時間，幹部都同一般社員一樣參加生產勞動。幹部的勞動，同一般社員一樣，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領取工分。因此，幹部的生活費用，不要完全由社補貼，而可以由社補貼那些因誤工的部分。在實施前兩項規定的條件下，合作社幹部參加社務工作的補貼工分總數一般地應該力求不至超過全社工分總數的1%。
2社員的自留地，原來規定不能超過當地每人土地數的5%。從1957年7月起，增加到10%。
3整頓農村社隊組織。中央指出：“大社、大隊一般是不適合於當前生產條件的”，“除少數確實辦好了的大社以外，現在規模仍然過大而又沒有辦好的社，均應根據社員的要求。適當分小。”“合作社和生產隊的組織要力求便於經營管理和發展社員集體勞動的積極性。為此，他們的組織規模的大小應該照顧地區條件、經濟條件、居住條件和曆史條件，容許有各種差別，而不應千篇一律。……在多數的情況下，一村一社是比較適當的，有些大村可以一村數社，有些距離較近的小村也可以數村一社。有一部分合作社的組織規模是過大的，不適當的，應該根據群眾的要求，進行合理調整，或者把社化小，或者保持聯社的形式，由分社（有的叫大隊）自負盈虧，生產隊是合作社的基本生產單位，一般以二十戶左右為適宜，按照各地方的特點，可以有所伸縮，過大不便管理，過小會損害集體勞動的優越性。”“社和隊的組織規模確定後，應該宣布今後十年不予變動”。
4實行生產責任製。中央認為農業合作社在增加農業生產上具有巨大的優越性，合作社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組織，必須堅持統一經營和集中領導，但由於農業的分散性，受自然條件限製，從而存在著很大的地區性和季節性，加上目前農業生產還是手工操作等特點，因此在管理上必須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和機動性。中央指出，合作社必須在有利於鞏固統一領導，發展生產的前提下，建立“統一經營，分級管理”製度，必須普遍推行“包工”、“包產”、“包財務”的三包製度，並實行超產提成獎勵，減產扣分的辦法，每年的生產計劃指標，應該是積極的、可靠的，高於常年的實際產量，並力求逐年有所提高，以推動生產前進。但是在生產隊積極完成合作社生產計劃指標條件下，包產指標應該略低於計劃指標，使包產的隊有產可超、有成可提，以鼓勵所有的隊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超產部分提成多少，減產部分扣分多少。各地各社可以酌情自定，生產隊在管理生產中，必須切實建立集體的和個人的生產責任製，按照各地具體條件，可以分別推行“包工到組”、“田間零活包產到戶”的辦法。這是建立生產責任製的一種有效辦法，……每個社員都應該保證按時從數量上和質量上完成任務，……要做到每一塊耕地，每一件農活都有生產小組和專人負責，在農活完成後有專人負責驗收。
鄧子恢尤其擔憂高級社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出現的一片混亂現象。他認為，農業集體經濟迫切需要一個穩定的鞏固時期，首先必須建立科學的經營管理形式，這種形式就是農業生產責任製。1956年4月，鄧子恢在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高級社要搞好生產，必須“把勞動定額包工包產搞好，包工包產勢在必行，高級社沒有包工包產不行，無論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產”。
6月，他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的發言中進一步指出，從個體經濟變為集體經濟，沒有全麵的計劃管理，沒有具體的勞動分工，沒有適當的定額管理製度，是不可能辦好的。管理不善，分工不明，定額偏高偏低，都會造成生產上的損失，必須幫助他們迅速編好固定的生產隊，劃分耕作區和副業組，製定勞動定額，實行按件計酬，包工包產，超產獎勵，建立牲畜的飼養管理使用等製度，並要製定適當的增產指標。這以後，農業生產責任製在全國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行。
1957年9月15日，鄧子恢在全國第四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把一年來各地農業合作社的生產管理製度做了係統的總結，概括為“統一經營，分級管理，明確分工，個人負責”。他說，實行“三包（包工、包產、包財物）是處理社與隊關係的一種最好辦法”，采取“兩個指標（計劃指標、包產指標），超產提成，減產扣分製度”，可以使社隊關係合理化，避免幹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他還結合科學管理的思想，提出了“計劃指標略高於常年實際產量，而包產指標略低於計劃指標”，聯係“工包到組”、“組包片”、“田間零活包到戶”、“大活集體幹、小活分開幹”等具體措施，從而發展了農業生產責任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