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是小私有者，從幾百代祖宗傳下來的，就是以戶為單位的單幹。他們夢寐以求的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經過土地改革，農民們都有了自家的土地，他們精耕細作、省吃儉用，勞動熱情非常高漲。勤勞致富，過上好日子，這就是土改後農民的心願。農民作家趙樹理說農民隻有個體經濟的積極性，的確是真知灼見。
搞互助組，土地的所有權、經營權和產品的分配權仍然都掌握在自己手裏。也就是說，土地屬於自己，種什麽、怎麽種還是自己說了算，自己土地生產的糧食和其它農產品，除照章納稅外全歸自己。自己是主人，是“老板”。參加了互助組，組員們互相幫助、互通有無、取長補短，確實能夠解決勞動中遇到的困難，增加產量，對大家都有好處。因此，廣大農民都歡迎互助組。
初級社是“土地入股、統一經營”，雖然土地的所有權還歸農民自己，但是經營權和產品的分配權卻歸社幹部了。也就是說，種什麽，怎麽種，農產品怎麽分配等等，都是社幹部說了算。農民自己隻是每天上班，聽候幹部分派幹活，由“老板”變成了“打工的”。因此，大部分農民，尤其是土改後生活變富了的農民，對入社都抱著觀望態度：看入社後能增加收入，就入；否則就不入。積極入社的隻是極少數的兩種人。一種是土改後生活水平下降、賣掉一部或全部土地的農民，尤其是那些因為好吃懶做而變窮了的人。他們感到入社是絕處逢生，又遇到救命的“第二次土改”了，**、**真是大恩人；還有一種人，就是有些政治頭腦的精明人。他們看到“共產”是大勢所趨，這個社早晚得入，晚入不如早入。聽**的話、跟**走，當個辦社的積極分子，爭取當上社幹部。因此，他們寧可在經濟上吃點虧，也積極帶頭入社。像後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就是這類人的代表。關於他的發跡曆史後麵再向讀者詳細介紹。
**發動大辦農業社，中央把建社指標分配給省，省再派給地區，再派給縣，再派給鄉，這樣層層加碼下壓，誰敢怠慢。於是，鄉和村幹部隻好依靠兩種人當積極分子，用各種方法逼迫農民建社入社。
建社後，這些積極分子中的許多人當上了大大小小的社幹部。他們入社的積極性本來就不是什麽“社會主義積極性”，而是合夥平產的平均主義積極性。他們對先富起來的農民早就看著眼紅，盼著“第二次土改”，阿彌陀佛，終於盼來了。新社一成立，他們就鬧“平產均分”，揩中農的油：一是把土地的報酬定得低低的，有的地方規定土地和勞力的分紅比例是“一三七，二二八，三年歸大家”，即第一年三七開，第二年二八開，第三年取消土地分紅；二是規定耕畜、車輛、大型農具一律折價入社，有的地方把農民的菜園、山林等也折價入了社。作價又低，歸還年限又長，實際上是無償剝奪。中農們祖傳的十幾畝、幾十畝好地，全家幾年間起早貪黑、省吃儉用攢了幾個錢，買下的耕畜、車輛、農具，就這樣幾乎被無償剝奪去，豈能甘心情願？可是，逼迫你入社，不入又不行。於是，他們頭入社就賣牲畜、車輛。賣不掉，就宰殺掉吃肉，劈了當柴燒。入社後，見到他們平素瞧不起的好吃懶做的人，有的居然成了他們的“老板”，對他們頤指氣使，坐享其成，自己全家多年辛勤勞動的成果被共了產，如何能咽下這口氣？可是，大權在幹部手裏，階級鬥爭的緊箍正套在你的頭上，你有啥辦法？隻能消極怠工。也有被逼急了的，豁出去，就鬧著退社。貫徹總路線，強行征購過頭糧，逼迫農民搞入社大冒進，再加上水災，這些天災**一起壓在了農民頭上。農民生產消極，糧食減產，怨聲載道、啼饑號寒，他們用各種方式發泄不滿，進行反抗，引起了社會動蕩不安。僅浙江省的農村就發生了多起農民鬧退社、請願、騷動事件。1955年初春，農村的形勢已經非常緊張，春耕生產的準備工作已經受到嚴重影響。
1955年春季以來農村中出現的緊張情況，主要來自兩方麵的原因，一是糧食征購過多，一是農業合作化的步子過快。農民不僅被逼入社，還被逼賣糧。這樣雙管齊下，如何受得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主席和鄧子恢有著不同的思路。主席的主張是，在糧食問題上向農民讓步，減少征購數量，以緩和同農民的緊張關係，以便在農業合作化方麵加快步伐，增加農業生產，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用主席的話說，以減少糧食征購換來個社會主義。主席始終認為，隻有實現農業合作化，才能增加農業生產。鄧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張在合作化問題上向農民讓步，以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增加生產，解決糧食問題。他認為，造成農村緊張，當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糧食問題，但最根本的因素還是合作化運動中的問題，出亂子主要是在合作化的急躁冒進方麵。從這時開始，主席同鄧子恢等在對農村形勢估計和農業合作化方針上，意見分歧加深。
鄧子恢對農民的心態和特點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一直主張合作化運動要照顧小農經濟的特點，要從小農經濟的現狀出發，穩步前進。他主張，辦農業社，必須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一是要有好的幹部，懂政策，會管理，公道，能幹；二是群眾的覺悟，即他們看到了合作社的優越性，自願的入社；三是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能達到增產增收的目的。他主張，要辦好農業社，首先要搞好生產，讓每個社員的收入都要比沒入社時多；其次，要貫徹自願原則，要用增產增收的優越性吸引農民，決不可強迫命令；二要貫徹互利原則，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要搞好貧農和中農的團結，不能揩中農的油。他主張，寧可少些，也要好些，辦好一批，鞏固一批。決不能不顧客觀條件一哄而起，急躁冒進。
遺憾的是，鄧子恢的這些正確主張沒有被主席真正的重視和接受。當農村合作化矛盾激化、形勢緊張，需要“擦**”的時候，主席就請出鄧子恢；當形勢好轉時，主席就又急於求成，批判鄧子恢的穩步前進。
鄧子恢通過親自下去調查、派調查組、聽各地匯報等途徑，很快就掌握了農村的真實情況。他心急如焚，1955年元旦剛過，他就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反映了農村的緊張形勢，獻計獻策解決農村危機。他建議合作化運動應該控製發展，著重做好整頓鞏固工作。中央很快采納了鄧子恢的建議。
1955年1月10日，**簽發了由農村工作部起草的、經政治局討論通過的《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通知》明確指出：當前的合作化運動，應基本上轉入控製發展，著重鞏固的階段。對那些準備不足、倉促鋪開的地方，例如河北和浙江個別縣份就有此種情況，……允許已有的社數和社員戶數作必要的、合理的減少。
1月15日，中央又發出《關於大力保護耕畜的緊急指示》。
2月，中央召開財經會議，決定調整糧食統購指標，要“進一步加強同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新老中農的團結”，要對中農讓步。根據會議討論意見，形成《**中央、國務院關於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於3月3日發出。
搞互助組，土地的所有權、經營權和產品的分配權仍然都掌握在自己手裏。也就是說，土地屬於自己，種什麽、怎麽種還是自己說了算，自己土地生產的糧食和其它農產品，除照章納稅外全歸自己。自己是主人，是“老板”。參加了互助組，組員們互相幫助、互通有無、取長補短，確實能夠解決勞動中遇到的困難，增加產量，對大家都有好處。因此，廣大農民都歡迎互助組。
初級社是“土地入股、統一經營”，雖然土地的所有權還歸農民自己，但是經營權和產品的分配權卻歸社幹部了。也就是說，種什麽，怎麽種，農產品怎麽分配等等，都是社幹部說了算。農民自己隻是每天上班，聽候幹部分派幹活，由“老板”變成了“打工的”。因此，大部分農民，尤其是土改後生活變富了的農民，對入社都抱著觀望態度：看入社後能增加收入，就入；否則就不入。積極入社的隻是極少數的兩種人。一種是土改後生活水平下降、賣掉一部或全部土地的農民，尤其是那些因為好吃懶做而變窮了的人。他們感到入社是絕處逢生，又遇到救命的“第二次土改”了，**、**真是大恩人；還有一種人，就是有些政治頭腦的精明人。他們看到“共產”是大勢所趨，這個社早晚得入，晚入不如早入。聽**的話、跟**走，當個辦社的積極分子，爭取當上社幹部。因此，他們寧可在經濟上吃點虧，也積極帶頭入社。像後當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就是這類人的代表。關於他的發跡曆史後麵再向讀者詳細介紹。
**發動大辦農業社，中央把建社指標分配給省，省再派給地區，再派給縣，再派給鄉，這樣層層加碼下壓，誰敢怠慢。於是，鄉和村幹部隻好依靠兩種人當積極分子，用各種方法逼迫農民建社入社。
建社後，這些積極分子中的許多人當上了大大小小的社幹部。他們入社的積極性本來就不是什麽“社會主義積極性”，而是合夥平產的平均主義積極性。他們對先富起來的農民早就看著眼紅，盼著“第二次土改”，阿彌陀佛，終於盼來了。新社一成立，他們就鬧“平產均分”，揩中農的油：一是把土地的報酬定得低低的，有的地方規定土地和勞力的分紅比例是“一三七，二二八，三年歸大家”，即第一年三七開，第二年二八開，第三年取消土地分紅；二是規定耕畜、車輛、大型農具一律折價入社，有的地方把農民的菜園、山林等也折價入了社。作價又低，歸還年限又長，實際上是無償剝奪。中農們祖傳的十幾畝、幾十畝好地，全家幾年間起早貪黑、省吃儉用攢了幾個錢，買下的耕畜、車輛、農具，就這樣幾乎被無償剝奪去，豈能甘心情願？可是，逼迫你入社，不入又不行。於是，他們頭入社就賣牲畜、車輛。賣不掉，就宰殺掉吃肉，劈了當柴燒。入社後，見到他們平素瞧不起的好吃懶做的人，有的居然成了他們的“老板”，對他們頤指氣使，坐享其成，自己全家多年辛勤勞動的成果被共了產，如何能咽下這口氣？可是，大權在幹部手裏，階級鬥爭的緊箍正套在你的頭上，你有啥辦法？隻能消極怠工。也有被逼急了的，豁出去，就鬧著退社。貫徹總路線，強行征購過頭糧，逼迫農民搞入社大冒進，再加上水災，這些天災**一起壓在了農民頭上。農民生產消極，糧食減產，怨聲載道、啼饑號寒，他們用各種方式發泄不滿，進行反抗，引起了社會動蕩不安。僅浙江省的農村就發生了多起農民鬧退社、請願、騷動事件。1955年初春，農村的形勢已經非常緊張，春耕生產的準備工作已經受到嚴重影響。
1955年春季以來農村中出現的緊張情況，主要來自兩方麵的原因，一是糧食征購過多，一是農業合作化的步子過快。農民不僅被逼入社，還被逼賣糧。這樣雙管齊下，如何受得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主席和鄧子恢有著不同的思路。主席的主張是，在糧食問題上向農民讓步，減少征購數量，以緩和同農民的緊張關係，以便在農業合作化方麵加快步伐，增加農業生產，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用主席的話說，以減少糧食征購換來個社會主義。主席始終認為，隻有實現農業合作化，才能增加農業生產。鄧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張在合作化問題上向農民讓步，以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增加生產，解決糧食問題。他認為，造成農村緊張，當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糧食問題，但最根本的因素還是合作化運動中的問題，出亂子主要是在合作化的急躁冒進方麵。從這時開始，主席同鄧子恢等在對農村形勢估計和農業合作化方針上，意見分歧加深。
鄧子恢對農民的心態和特點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一直主張合作化運動要照顧小農經濟的特點，要從小農經濟的現狀出發，穩步前進。他主張，辦農業社，必須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一是要有好的幹部，懂政策，會管理，公道，能幹；二是群眾的覺悟，即他們看到了合作社的優越性，自願的入社；三是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能達到增產增收的目的。他主張，要辦好農業社，首先要搞好生產，讓每個社員的收入都要比沒入社時多；其次，要貫徹自願原則，要用增產增收的優越性吸引農民，決不可強迫命令；二要貫徹互利原則，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要搞好貧農和中農的團結，不能揩中農的油。他主張，寧可少些，也要好些，辦好一批，鞏固一批。決不能不顧客觀條件一哄而起，急躁冒進。
遺憾的是，鄧子恢的這些正確主張沒有被主席真正的重視和接受。當農村合作化矛盾激化、形勢緊張，需要“擦**”的時候，主席就請出鄧子恢；當形勢好轉時，主席就又急於求成，批判鄧子恢的穩步前進。
鄧子恢通過親自下去調查、派調查組、聽各地匯報等途徑，很快就掌握了農村的真實情況。他心急如焚，1955年元旦剛過，他就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反映了農村的緊張形勢，獻計獻策解決農村危機。他建議合作化運動應該控製發展，著重做好整頓鞏固工作。中央很快采納了鄧子恢的建議。
1955年1月10日，**簽發了由農村工作部起草的、經政治局討論通過的《關於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通知》明確指出：當前的合作化運動，應基本上轉入控製發展，著重鞏固的階段。對那些準備不足、倉促鋪開的地方，例如河北和浙江個別縣份就有此種情況，……允許已有的社數和社員戶數作必要的、合理的減少。
1月15日，中央又發出《關於大力保護耕畜的緊急指示》。
2月，中央召開財經會議，決定調整糧食統購指標，要“進一步加強同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新老中農的團結”，要對中農讓步。根據會議討論意見，形成《**中央、國務院關於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於3月3日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