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批評兩種錯誤傾向鄧子恢批評了兩種錯誤傾向：一是合作社吃大鍋飯必須反對。共同生產、共同消費是**，今天辦不到。硬要搞，一定搞壞。斯大林也批判過蘇聯的農業公社，蘇聯還行不通，我們更行不通。蘇聯現在還是共同生產，分開消費。我們的合作社必須是按土地、牲口、農具、勞力來分配，分到的糧食由各人自由支配。共同消費一定要糾正。
二是有的地方提出：“時時互助，事事合作”的口號，這是不妥當的，行不通的。農村中有三種活，一種是一定要互助的，靠集體勞動才搞得好，一種是可互助可不互助的，還有一種是單幹較互助好的，如喂雞、喂豬、種點蔬菜及其他家庭副業勞動。哪些集體搞，要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根據農民的自願而定，農民的勞動時間不要通通集體支配了，如果他自己連冬閑和農事閑隙時間也沒有一點活動的自由，那是不行的。假使農民生活上極不方便，生產上也有妨礙，一定要遭到群眾反對。
6）目前農村中某種緊張情況及安定團結的方針：鄧子恢說：目前農村中不少地區存在著程度不同的緊張情況，就是農民不安。怕“共產”、怕“社會”、怕露富，這種情況對我們是不利的。現在的方針是把農村安定下來，鞏固我黨在農村中已得的陣地。不安，基本是中農問題。從東北黑龍江的材料看，生產積極性高，擴大生產的占24％，縮小生產的占13％，而維持現狀的占63％。24％是雇貧農，土改後仍未上升為中農。13％是富裕中農、富農與土改前的地主之類。而問題的關鍵是那63％，他們是中農，他們多少有些顧慮，不敢放手經營，是現狀維持派，也不縮小，也不發展。中農不安定，有顧慮，對我們的政策不摸底，不了解什麽是“共產”，什麽時候“共產”。必須使他們安定下來，否則就不能鞏固黨在農村中已經得到的陣地。如何才能安定下來呢？我認為要解決五個問題：第一，要照顧個體農民的積極性。中央互助合作決議中指出，土改後農民有兩種積極性，一種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一種是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兩種都要照顧。為此，在發展互助合作運動的同時，還必須：（1）尊重農民的土地財產所有權。保護農民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2）相對地固定負擔。（3）限製富農剝削，允許富農存在。
鄧子恢提出，必須把逐步改造農民小私有製與保護農民土地財產所有權分清楚。他說：“所謂“確保私有製”是不對的，因為對農民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製是要積極加以改造的，農民現在的這種私人所有製必須逐步由將來的集體所有製來代替，怎樣“確保”呢？不能確保。這是總方向，不能懷疑動搖。但不是明天就能一下子改變過來，而要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長些時間才能完成。對農民的私有製這個問題，必須逐步去解決，不能過急。分了土地給他，就不能又隨便剝奪了，必須依法保障這種所有權。機關修房子，占了農民的地，就一定要給農民適當的代價，要把他們安置好，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不能馬馬虎虎，造成農民的恐慌。有些地方處理得不好，就鬧了許多亂子，如河南修飛機場，修水庫，沒有向農民很好宣傳，也沒有給以安置，就插牌子，以致引起騷亂。必須把逐步改造農民小私有製與保護農民土地財產所有權分清楚，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弄不清，就會造成群眾恐慌。改造農民私有製是總方向，決不能動搖的，但不能說橫豎將來要歸公，就隨便去侵犯農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財產。
鄧子恢講了對富農的政策：現在是既要限製富農發展，又要允許富農存在。不能說不允許富農存在，而且完全不讓富農有一點發展也是不可能的，富農發展一點不要害怕。總的方針是限製富農發展，這個是決不能猶豫決不能動搖的。但又不能完全杜絕富農某種程度的發展。這是矛盾的。在這方麵掌握起來要講究藝術的。
鄧子恢講了所謂“四大自由”問題。他說：籠統提出“四大自由”的口號是不妥當的，但關於雇傭、借貸、租佃和貿易四個問題則應有正確的處理：（1）雇傭問題。雇傭自由的口號可以提，是不是雇工會有增加呢？當然可能，但今天是有沒有人敢雇工的問題，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mianhuatang.info無彈窗廣告）對雇工的工資問題，雇工的各種待遇問題，當然不是允許像在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自由，這個自由是有條件的。
借貸問題。今天要提倡自由借貸。農民要借錢，國家沒有這些錢去幫助農民完全解決困難，他就要借貸。規定幾分利是高利貸，幾分利不是高利貸，用意是好的，但如沒有國家的農業貸款之增加和信用合作事業之發展相配合，則其實際效果不大。因為他可以搞黑市，搞地下借貸。允許自由借貸是否就是讓高利貸泛濫發展呢？不！我們要搞信貸合作，低利借貸，用經濟鬥爭的辦法慢慢戰勝高利貸，減少高利貸，直至最後消滅高利貸。單純用行政命令，高利貸是禁止不了的。
3）租佃問題。土地買賣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規定了，今天還不能禁止。但這種自由的範圍很小，實際上僅允許鰥寡孤獨烈軍工屬及沒有勞動力從事耕種的人出租土地。將來是否要禁止土地買賣，什麽時候采取什麽措施去禁止土地買賣，中央還沒有考慮。今天土地買賣是可以的，但是否讓隨便買賣呢？不是的。我們要盡可能幫助貧困農民克服困難，要從各方麵來幫助貧困農民，如貸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賣地，賣去土地對他們很不利，賣了就更加貧困了。所以這個自由很有限度，並應盡量縮小這個自由的範圍。
4）貿易問題。商業買賣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國營貿易領導和節製下。所謂領導就是控製。貿易自由的範圍也是有限度的，有控製的，不是讓其泛濫發展。但是不是不讓私人做買賣呢？不是的。包不了的。去年調整了商業後，私人商業有些發展，這是必然現象，不要怕，一方麵其中有些偏向，有些過去考慮不周的地方，有些空子，所以貿易公司合作社發生困難了。今天就要想法解決。但這決不能恢複過去的情況，不準私商下鄉，我們一切包下來。如木材過去是完全控製的，隻準賣給木材公司，農民自己的木材砍下來做棺材做房子都不行了，要經過批準，這怎麽能行得通，但現在全國木材是否可讓木商完全自由通行，那也不行，還要經過一定的市場管理，所以貿易自由是有控製的。
這樣做就是對富農發展有所限製，總的是要限製，特別是互助合作，社會主義的比重加大，也就是限製富農發展。主席對這些問題說得很明確。我們通常的毛病就是：左右搖擺或者是總的方向發生動謠，如對農民的私有製度不加改造，讓富農無邊的發展，或者是限得太死。必須把當前政策和發展方向聯係起來又區別開來，既穩定農民積極性，又有利於按總方向前進。
第二，必須切實把互助合作辦好。我們說把群眾的個體生產積極性穩定下來，絕不是說要把互助合作運動停止，而是如何把互助合作運動辦好，確實多分紅，多打糧食，在農民群眾中真正起教育示範作用。中農是左右搖擺的，我們辦的好，確實有利，多打糧食、多分紅，生活有改善，中農就過來了，就不再恐慌了。互助合作對中農、貧雇農是好的，就是對富裕中農也沒有什麽不好，並沒有損害他們的利益，不要再揩他們的油就是了。所以決不要因為目前農村中的某種緊張情況而停滯不前。但不要急躁冒進，要說通積極分子，有些合作社確實太大的，領導不了的，應該分開來；某些合作社不夠條件的要改組；有些合作社是形式主義，根本沒有合作，隻是掛個牌子的幹脆不要，基本上辦的好但有些毛病的，要幫助它鞏固下來；有些辦的好的就幫助它前進，這個工作搞得好，就可以在農村中樹立榜樣。
第三，農村中新的建設工作要分輕重緩急，量力而行。我們有許多事情本來是好事，但辦的太急了，要明天做的，今天來做就急了，不分輕重緩急，百廢俱興，結果使好事變成壞事，成為農民的負擔，這就不是量力而行。農村要不要做建設工作呢？要的。水利是要興修的，但盲目的打井，不該挖塘的地方要挖塘，就不好了。有些事情本來人民是歡迎的，如果要他們負擔太多，任務太大，負擔不起，就不好了。我們應該從當時當地人民的需要與可能出發，量力而行。
第四，還要設法增加農民生產資料，提高農業生產。關內各大區反映，牲畜及大農具尚未達到戰前水平，隻達到80％，小農具增加了，大農具並沒有恢複。這個問題很值得注意。增加農民的生產資料，第一步要求得恢複，第二步再求得上升，光靠勞動力，不從生產工具方麵沒法改善，生產水平的提高就是不穩固的。
生產資料主要是牲畜，南方的牛，北方的馬。要想各種辦法去繁殖牲口，改良畜種。其次是大農具，犁、耙、水車，還有肥料。必須獎勵農民增加生產資料，添購耕牛，添置農具，增加肥料。目前新式農具不多，化學肥料、豆餅也不多，主要還是舊式農具，糞肥、草肥、當地的花生餅、菜子餅、茶子餅。各大區、各省、各縣要想辦法獎勵農民增加和改善生產資料，並應在稅收方而，貸款方麵對供應農民生產資料的手工業多加照顧。因為解決目前農村所大量需要的生產資料，絕大部分還要靠手工業，就地取材，就地製造，就地供應，因此對手工業的扶植，幫助手工業發展，就成為很重要的問題。各省、各專區、各縣辦的小工業都應為本地農民服務，麵向本地推銷。
第五，發展貿易合作，加速城鄉物資的流轉，對農村生產是很重要的。有些土產，如桐油，固然是出口貨，但可以開辟國內市場。在縣與縣之間、省與省之間、大區與大區之間，可以組織交流。這很重要。不把農民的土產推銷出去，他的副業收入就少了，購買力就低了，生活也很難改善，也就會影響其再生產能力，影響農業生產。各地黨委應注意對各地貿易公司以及合作社的領導。貿易公司、合作社逐步推廣與農民的合同關係，這是我們要把千百萬個體經濟、個體農民、個體手工業吸引到國家計劃經濟的軌道中來的重要方法之一。過去所執行的預購政策，實際上就具有合同性質。但農業生產還是靠天吃飯的，合同訂的多，老天爺不幫忙，收不到，合同就不能執行，所以這種合同要有一定的伸縮性。這方麵經驗很少，不可太急，要慢慢摸索，求得逐漸吸引農民到國家的計劃經濟軌道中來。
做好這五項工作，就可使各地存在著的各種不同程度的緊張情況安定下來。
二是有的地方提出：“時時互助，事事合作”的口號，這是不妥當的，行不通的。農村中有三種活，一種是一定要互助的，靠集體勞動才搞得好，一種是可互助可不互助的，還有一種是單幹較互助好的，如喂雞、喂豬、種點蔬菜及其他家庭副業勞動。哪些集體搞，要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根據農民的自願而定，農民的勞動時間不要通通集體支配了，如果他自己連冬閑和農事閑隙時間也沒有一點活動的自由，那是不行的。假使農民生活上極不方便，生產上也有妨礙，一定要遭到群眾反對。
6）目前農村中某種緊張情況及安定團結的方針：鄧子恢說：目前農村中不少地區存在著程度不同的緊張情況，就是農民不安。怕“共產”、怕“社會”、怕露富，這種情況對我們是不利的。現在的方針是把農村安定下來，鞏固我黨在農村中已得的陣地。不安，基本是中農問題。從東北黑龍江的材料看，生產積極性高，擴大生產的占24％，縮小生產的占13％，而維持現狀的占63％。24％是雇貧農，土改後仍未上升為中農。13％是富裕中農、富農與土改前的地主之類。而問題的關鍵是那63％，他們是中農，他們多少有些顧慮，不敢放手經營，是現狀維持派，也不縮小，也不發展。中農不安定，有顧慮，對我們的政策不摸底，不了解什麽是“共產”，什麽時候“共產”。必須使他們安定下來，否則就不能鞏固黨在農村中已經得到的陣地。如何才能安定下來呢？我認為要解決五個問題：第一，要照顧個體農民的積極性。中央互助合作決議中指出，土改後農民有兩種積極性，一種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一種是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兩種都要照顧。為此，在發展互助合作運動的同時，還必須：（1）尊重農民的土地財產所有權。保護農民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2）相對地固定負擔。（3）限製富農剝削，允許富農存在。
鄧子恢提出，必須把逐步改造農民小私有製與保護農民土地財產所有權分清楚。他說：“所謂“確保私有製”是不對的，因為對農民的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製是要積極加以改造的，農民現在的這種私人所有製必須逐步由將來的集體所有製來代替，怎樣“確保”呢？不能確保。這是總方向，不能懷疑動搖。但不是明天就能一下子改變過來，而要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長些時間才能完成。對農民的私有製這個問題，必須逐步去解決，不能過急。分了土地給他，就不能又隨便剝奪了，必須依法保障這種所有權。機關修房子，占了農民的地，就一定要給農民適當的代價，要把他們安置好，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不能馬馬虎虎，造成農民的恐慌。有些地方處理得不好，就鬧了許多亂子，如河南修飛機場，修水庫，沒有向農民很好宣傳，也沒有給以安置，就插牌子，以致引起騷亂。必須把逐步改造農民小私有製與保護農民土地財產所有權分清楚，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弄不清，就會造成群眾恐慌。改造農民私有製是總方向，決不能動搖的，但不能說橫豎將來要歸公，就隨便去侵犯農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財產。
鄧子恢講了對富農的政策：現在是既要限製富農發展，又要允許富農存在。不能說不允許富農存在，而且完全不讓富農有一點發展也是不可能的，富農發展一點不要害怕。總的方針是限製富農發展，這個是決不能猶豫決不能動搖的。但又不能完全杜絕富農某種程度的發展。這是矛盾的。在這方麵掌握起來要講究藝術的。
鄧子恢講了所謂“四大自由”問題。他說：籠統提出“四大自由”的口號是不妥當的，但關於雇傭、借貸、租佃和貿易四個問題則應有正確的處理：（1）雇傭問題。雇傭自由的口號可以提，是不是雇工會有增加呢？當然可能，但今天是有沒有人敢雇工的問題，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mianhuatang.info無彈窗廣告）對雇工的工資問題，雇工的各種待遇問題，當然不是允許像在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自由，這個自由是有條件的。
借貸問題。今天要提倡自由借貸。農民要借錢，國家沒有這些錢去幫助農民完全解決困難，他就要借貸。規定幾分利是高利貸，幾分利不是高利貸，用意是好的，但如沒有國家的農業貸款之增加和信用合作事業之發展相配合，則其實際效果不大。因為他可以搞黑市，搞地下借貸。允許自由借貸是否就是讓高利貸泛濫發展呢？不！我們要搞信貸合作，低利借貸，用經濟鬥爭的辦法慢慢戰勝高利貸，減少高利貸，直至最後消滅高利貸。單純用行政命令，高利貸是禁止不了的。
3）租佃問題。土地買賣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規定了，今天還不能禁止。但這種自由的範圍很小，實際上僅允許鰥寡孤獨烈軍工屬及沒有勞動力從事耕種的人出租土地。將來是否要禁止土地買賣，什麽時候采取什麽措施去禁止土地買賣，中央還沒有考慮。今天土地買賣是可以的，但是否讓隨便買賣呢？不是的。我們要盡可能幫助貧困農民克服困難，要從各方麵來幫助貧困農民，如貸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賣地，賣去土地對他們很不利，賣了就更加貧困了。所以這個自由很有限度，並應盡量縮小這個自由的範圍。
4）貿易問題。商業買賣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國營貿易領導和節製下。所謂領導就是控製。貿易自由的範圍也是有限度的，有控製的，不是讓其泛濫發展。但是不是不讓私人做買賣呢？不是的。包不了的。去年調整了商業後，私人商業有些發展，這是必然現象，不要怕，一方麵其中有些偏向，有些過去考慮不周的地方，有些空子，所以貿易公司合作社發生困難了。今天就要想法解決。但這決不能恢複過去的情況，不準私商下鄉，我們一切包下來。如木材過去是完全控製的，隻準賣給木材公司，農民自己的木材砍下來做棺材做房子都不行了，要經過批準，這怎麽能行得通，但現在全國木材是否可讓木商完全自由通行，那也不行，還要經過一定的市場管理，所以貿易自由是有控製的。
這樣做就是對富農發展有所限製，總的是要限製，特別是互助合作，社會主義的比重加大，也就是限製富農發展。主席對這些問題說得很明確。我們通常的毛病就是：左右搖擺或者是總的方向發生動謠，如對農民的私有製度不加改造，讓富農無邊的發展，或者是限得太死。必須把當前政策和發展方向聯係起來又區別開來，既穩定農民積極性，又有利於按總方向前進。
第二，必須切實把互助合作辦好。我們說把群眾的個體生產積極性穩定下來，絕不是說要把互助合作運動停止，而是如何把互助合作運動辦好，確實多分紅，多打糧食，在農民群眾中真正起教育示範作用。中農是左右搖擺的，我們辦的好，確實有利，多打糧食、多分紅，生活有改善，中農就過來了，就不再恐慌了。互助合作對中農、貧雇農是好的，就是對富裕中農也沒有什麽不好，並沒有損害他們的利益，不要再揩他們的油就是了。所以決不要因為目前農村中的某種緊張情況而停滯不前。但不要急躁冒進，要說通積極分子，有些合作社確實太大的，領導不了的，應該分開來；某些合作社不夠條件的要改組；有些合作社是形式主義，根本沒有合作，隻是掛個牌子的幹脆不要，基本上辦的好但有些毛病的，要幫助它鞏固下來；有些辦的好的就幫助它前進，這個工作搞得好，就可以在農村中樹立榜樣。
第三，農村中新的建設工作要分輕重緩急，量力而行。我們有許多事情本來是好事，但辦的太急了，要明天做的，今天來做就急了，不分輕重緩急，百廢俱興，結果使好事變成壞事，成為農民的負擔，這就不是量力而行。農村要不要做建設工作呢？要的。水利是要興修的，但盲目的打井，不該挖塘的地方要挖塘，就不好了。有些事情本來人民是歡迎的，如果要他們負擔太多，任務太大，負擔不起，就不好了。我們應該從當時當地人民的需要與可能出發，量力而行。
第四，還要設法增加農民生產資料，提高農業生產。關內各大區反映，牲畜及大農具尚未達到戰前水平，隻達到80％，小農具增加了，大農具並沒有恢複。這個問題很值得注意。增加農民的生產資料，第一步要求得恢複，第二步再求得上升，光靠勞動力，不從生產工具方麵沒法改善，生產水平的提高就是不穩固的。
生產資料主要是牲畜，南方的牛，北方的馬。要想各種辦法去繁殖牲口，改良畜種。其次是大農具，犁、耙、水車，還有肥料。必須獎勵農民增加生產資料，添購耕牛，添置農具，增加肥料。目前新式農具不多，化學肥料、豆餅也不多，主要還是舊式農具，糞肥、草肥、當地的花生餅、菜子餅、茶子餅。各大區、各省、各縣要想辦法獎勵農民增加和改善生產資料，並應在稅收方而，貸款方麵對供應農民生產資料的手工業多加照顧。因為解決目前農村所大量需要的生產資料，絕大部分還要靠手工業，就地取材，就地製造，就地供應，因此對手工業的扶植，幫助手工業發展，就成為很重要的問題。各省、各專區、各縣辦的小工業都應為本地農民服務，麵向本地推銷。
第五，發展貿易合作，加速城鄉物資的流轉，對農村生產是很重要的。有些土產，如桐油，固然是出口貨，但可以開辟國內市場。在縣與縣之間、省與省之間、大區與大區之間，可以組織交流。這很重要。不把農民的土產推銷出去，他的副業收入就少了，購買力就低了，生活也很難改善，也就會影響其再生產能力，影響農業生產。各地黨委應注意對各地貿易公司以及合作社的領導。貿易公司、合作社逐步推廣與農民的合同關係，這是我們要把千百萬個體經濟、個體農民、個體手工業吸引到國家計劃經濟的軌道中來的重要方法之一。過去所執行的預購政策，實際上就具有合同性質。但農業生產還是靠天吃飯的，合同訂的多，老天爺不幫忙，收不到，合同就不能執行，所以這種合同要有一定的伸縮性。這方麵經驗很少，不可太急，要慢慢摸索，求得逐漸吸引農民到國家的計劃經濟軌道中來。
做好這五項工作，就可使各地存在著的各種不同程度的緊張情況安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