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嚴重的糧食危機，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渡過難關，黨中央緊急製定政策，發出救災指示。
1960年5月15日，**中央發出在農村中開展“三反”運動的指示，決定在農村基層幹部中進行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教育活動，要求全國各級組織和全體幹部接到這個通知後，立即貫徹執行四項規定，其中第一條就是：“從中央委員起，凡到農村人民公社去檢查工作、了解情況的各級幹部，和參加現場會議的人員，必須一律到公共食堂同群眾一起吃飯。”
同一天，**中央發出關於農村勞動力安排的指示，重申了勞逸結合的方針，要求在農村實行平時工作8小時、學習2小時製度，農忙時即使延長工作時間，也必須保證睡眠8小時，吃飯休息4小時，不能少於這個時間。提出各地要將休息時間也和勞動時間一樣，作為任務來遵守，不得違犯，違犯者必須受到批評直至處分。也就在這一天，**中央還發出了關於做好糧食分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一年抓三次農村生活的安排，即夏收、秋收時各抓一次，青黃不接以前抓一次，一點不能疏忽大意。安排糧食還必須與辦好公共食堂結合起來，幫助食堂種菜、養豬、做醬、做醋、醃鹹菜、曬幹菜等，使食堂能解決油鹽菜柴的供給。在一天之中發出三個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文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多見的。
8月10日，**中央又發出《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提出要積極辦好公共食堂，堅持計劃用糧，反對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對浪費；繼續實行口糧以人定量、指標到戶、糧食到堂、憑票吃飯、節約歸己的製度，獎勵社員節約糧食，還要求食堂種菜、養豬等等。
針對農作物大麵積受災、減產嚴重的情況，**中央於9月7日決定壓低農村和城市的口糧標準，要求淮河以南直至珠江流域的地區，維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糧360斤，遭災的地方應更低些。在豐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外調任務和支援災區而增加的糧食外調任務後，還有餘糧，口糧標準可以提高到380斤，但最多不能超過400斤。淮河以北的農村口糧標準，應壓低到每人每年原糧300斤左右，在東北等一些高寒地區可以適當高一點，而各省的重災區，則應壓到平均300斤以下。**中央還指示各地結合農村“三反”，杜絕社隊幹部和他們的家屬親戚營私舞弊，多吃偷吃糧食，切實保證農村每一個人都能吃到他們應得的一份口糧，取消社隊幹部小灶，幹部均在公共食堂入夥。
1960年10月16日，**中央轉發了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這個紀要將**中央有關安排好人民生活、辦好公共食堂的指示，總結為“低標準”、“瓜菜代”、辦食堂、管糧食、勞逸結合五條方針，要求將“低標準”與“瓜菜代”有機結合起來，推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在實行“低標準”的同時，大搞瓜菜和代食品。
1960年11月14日，**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采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其中說：自從中央提出“低標準”和“瓜菜代”相結合的方針以來，各地區采集和製造代食品的工作已經廣泛地開展起來。目前秋去冬來，各地必須更大規模地發動群眾，抓時機，搶時間，迅速地將那些可以製成代食品的樹葉、草葉和野生植物盡可能采集起來，把那些可以製成代食品的秸稈和植物盡可能地保存下來，不要燒掉，並且有計劃、有步驟地製成各種代食品。指示要求各地“書記掛帥，全麵動員，全民動手，以食堂為主、工廠為輔，土法為主、洋法為輔。”
**中央還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李富春、**、譚震林、習仲勳參加的“瓜菜代”領導小組，並設立了專門的辦公室。同時，各地也成立了相應的小組和辦公室。這年11月，還在西安召開了一次全國性的代食品會議。
1960年底，糧食緊張情況加劇，估計到第二年春青黃不接時，糧食情況將更加嚴重，總理同國務院其他領導同誌曾反複研究解決辦法。陳雲同誌提議，擠出一部分外匯進口糧食。吃進口糧，這在當時可是個禁區！總攬全局的總理權衡利弊得失，毅然決定進口糧食。在總理親自督促下，不到兩個月，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第一船糧食就到了天津港。1961年3月，**中央召開的廣州會議決定，增加糧食進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左右。這占我國糧食產量比重雖然很小，但在國家的糧食調度上卻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減少產糧區的調出，又可以保證重災區的糧食供應，避免了京、津、滬、遼糧食脫銷的危險，還補充了部分國家庫存。
1961年，總理出差到東北，看到東北糧食困難，提出向蘇聯交涉，從遠東借20萬噸糧食，隨後從進口糧中歸還。這樣做了，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
1960年5月15日，**中央發出在農村中開展“三反”運動的指示，決定在農村基層幹部中進行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教育活動，要求全國各級組織和全體幹部接到這個通知後，立即貫徹執行四項規定，其中第一條就是：“從中央委員起，凡到農村人民公社去檢查工作、了解情況的各級幹部，和參加現場會議的人員，必須一律到公共食堂同群眾一起吃飯。”
同一天，**中央發出關於農村勞動力安排的指示，重申了勞逸結合的方針，要求在農村實行平時工作8小時、學習2小時製度，農忙時即使延長工作時間，也必須保證睡眠8小時，吃飯休息4小時，不能少於這個時間。提出各地要將休息時間也和勞動時間一樣，作為任務來遵守，不得違犯，違犯者必須受到批評直至處分。也就在這一天，**中央還發出了關於做好糧食分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一年抓三次農村生活的安排，即夏收、秋收時各抓一次，青黃不接以前抓一次，一點不能疏忽大意。安排糧食還必須與辦好公共食堂結合起來，幫助食堂種菜、養豬、做醬、做醋、醃鹹菜、曬幹菜等，使食堂能解決油鹽菜柴的供給。在一天之中發出三個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文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多見的。
8月10日，**中央又發出《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提出要積極辦好公共食堂，堅持計劃用糧，反對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對浪費；繼續實行口糧以人定量、指標到戶、糧食到堂、憑票吃飯、節約歸己的製度，獎勵社員節約糧食，還要求食堂種菜、養豬等等。
針對農作物大麵積受災、減產嚴重的情況，**中央於9月7日決定壓低農村和城市的口糧標準，要求淮河以南直至珠江流域的地區，維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糧360斤，遭災的地方應更低些。在豐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外調任務和支援災區而增加的糧食外調任務後，還有餘糧，口糧標準可以提高到380斤，但最多不能超過400斤。淮河以北的農村口糧標準，應壓低到每人每年原糧300斤左右，在東北等一些高寒地區可以適當高一點，而各省的重災區，則應壓到平均300斤以下。**中央還指示各地結合農村“三反”，杜絕社隊幹部和他們的家屬親戚營私舞弊，多吃偷吃糧食，切實保證農村每一個人都能吃到他們應得的一份口糧，取消社隊幹部小灶，幹部均在公共食堂入夥。
1960年10月16日，**中央轉發了全國財貿書記會議《關於堅決做好秋冬糧食工作的討論紀要》，這個紀要將**中央有關安排好人民生活、辦好公共食堂的指示，總結為“低標準”、“瓜菜代”、辦食堂、管糧食、勞逸結合五條方針，要求將“低標準”與“瓜菜代”有機結合起來，推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在實行“低標準”的同時，大搞瓜菜和代食品。
1960年11月14日，**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采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其中說：自從中央提出“低標準”和“瓜菜代”相結合的方針以來，各地區采集和製造代食品的工作已經廣泛地開展起來。目前秋去冬來，各地必須更大規模地發動群眾，抓時機，搶時間，迅速地將那些可以製成代食品的樹葉、草葉和野生植物盡可能采集起來，把那些可以製成代食品的秸稈和植物盡可能地保存下來，不要燒掉，並且有計劃、有步驟地製成各種代食品。指示要求各地“書記掛帥，全麵動員，全民動手，以食堂為主、工廠為輔，土法為主、洋法為輔。”
**中央還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李富春、**、譚震林、習仲勳參加的“瓜菜代”領導小組，並設立了專門的辦公室。同時，各地也成立了相應的小組和辦公室。這年11月，還在西安召開了一次全國性的代食品會議。
1960年底，糧食緊張情況加劇，估計到第二年春青黃不接時，糧食情況將更加嚴重，總理同國務院其他領導同誌曾反複研究解決辦法。陳雲同誌提議，擠出一部分外匯進口糧食。吃進口糧，這在當時可是個禁區！總攬全局的總理權衡利弊得失，毅然決定進口糧食。在總理親自督促下，不到兩個月，從澳大利亞進口的第一船糧食就到了天津港。1961年3月，**中央召開的廣州會議決定，增加糧食進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進口糧食500萬噸左右。這占我國糧食產量比重雖然很小，但在國家的糧食調度上卻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減少產糧區的調出，又可以保證重災區的糧食供應，避免了京、津、滬、遼糧食脫銷的危險，還補充了部分國家庫存。
1961年，總理出差到東北，看到東北糧食困難，提出向蘇聯交涉，從遠東借20萬噸糧食，隨後從進口糧中歸還。這樣做了，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