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運動”也解決不了糧食問題。各地糧食部門紛紛告急，糧食征購不上來，國家糧食庫存下降。麵對這種糧食危機的嚴重局麵，主觀糧食工作的副總理**不顧自己遭到“右傾”的批評，及時地把全國糧食危機狀況，向和**中央匯報，提出解決意見。
早在1960年1月13日，他就給和**中央寫報告說，據部分省區反映，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中，約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糧。4月16日，他又給寫報告說，截至4月5日，糧食入庫**已過，但全國糧食庫存517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13億斤，而銷售比去年同期增加。
他在報告中著重說明糧食管理方麵發生的重大變化和糧食購銷任務的艱巨性：“過去，國家主要是管理糧食的購銷，負責城市人民和農村一部分缺糧人民的糧食供應；現在已經發展到，國家必須把六億幾千萬人民的糧食消費都要更加具體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來，國家對於人民群眾的吃糧夠不夠吃、吃飽吃不飽，負有十分重大的責任。”這一報告引起了的注意。
其後的一天，約**到住處談工作。**到中南海豐澤園時，正靠在床上看書。笑著對**說：“杞國人來了，請坐。”言下之意是**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是杞人憂天。接著說：“你是怎麽搞的，報紙上講形勢大好，你老是潑冷水，講什麽都不好，你是怎麽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學杞國人啊！”
**看到並無嚴厲批評之意，心情也就放鬆下來，平和而又認真地對說：“我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國人那樣憂天塌下來，我是擔心全國幾億人吃不上飯呀！主席你不擔心嗎？你不要聽報紙上吹的那一套，形勢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點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餓，已經餓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麵說糧食大豐收，另一方麵向我寫報告要救濟糧。我昨天晚上沒睡覺，和糧食部長陳國棟等同誌商量，調糧搞救災，原來一列車糧食準備調山東，結果山西來電報說他們餓死的人多，又把這一列車糧食運到了山西。當前老百姓沒糧食吃，隻好挖野菜、捋樹葉度日。”
聽到**這些話，感到吃驚，便讓**詳細談談糧食供應的嚴峻情況。不知不覺到了吃飯時間，便留**同他一起吃飯，邊吃邊談。通過這次談話，了解到全國糧食購銷的實際情況。**從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全力以赴抓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
1960年1月到1961年7月，**就糧食問題，先後給**中央和寫了6個報告，在10次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有兩篇報告和兩次講話作為中央文件下發。他在這些報告和講話中，指出了糧食購銷和調運的緊急狀況，提出應急的方針政策和措施，並且嘔心瀝血地組織實施，使全國人民能夠吃上飯。
從1960年初開始，糧食缺口大已經顯現，糧食調運工作遇到很大困難。為保證完成糧食緊急調運任務，**提議，經**中央於2月21日批準，成立了中央糧棉油調運指揮部，並決定由**負責，規定鐵路、汽車的貨運要服從糧食的緊急調運任務。
1960年6月，京、津、滬三大城市和遼寧省的10個主要城市的糧食供應緊張問題，未解決。7月5日，**和譚震林向、**中央提交報告，說明問題的嚴重性。7月13日，**又向周恩來報送了最近糧食調運情況不好的緊急報告。報告說，7月份應調出糧食20億斤，但到10日止，隻調運出2.19億斤。“……照當前這個樣子下去，是會出亂子的。”
周恩來看到報告後，十分焦急，為引起各省負責人的嚴重關切，立即批示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請他把報告印發給正在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誌。
由於各地糧食供應不斷告急，時銷時斷，有些糧店已沒有存糧。情況萬分火急，**不得不於7月25日給鄧小平、和中央寫報告。報告中說：“今年五月份以來，京、津、滬、遼糧食庫存極少，麵臨脫銷危險，不斷告急，現在已經到了不可終日的地步。”
他經常接到各地省委負責人打來的告急電話。當產糧省調不出糧食，而缺糧地區又向**告急時，**不得不讓糧食部同鐵道部協商，把原定調往某地區的糧食在運輸途中轉向，限時調往糧食脫銷地區。**還從中國南北地區糧食收獲季節不同的實際出發，在調運糧食方麵采取了“早濟晚”和“晚濟早”的辦法，即把南方夏季收獲的小麥、早稻等運到東北，接濟東北秋糧登場前的市場供應；把東北秋天收獲的糧食運往關內缺糧地區，以便度過春荒。
楊少橋回憶說：“為了安排好糧食調撥，往往是先由糧食部黨組同誌打前站，同地方協商，然後由先念同誌出麵商談，最後由周總理親自定案。1959年以後，不僅年度糧食調撥計劃由中央、國務院下達，季度計劃也由中央安排下達。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調撥計劃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執行。這些計劃，都在先念同誌那裏研究好了後，才報請中央審定下達。”
**不僅坐鎮北京指揮，解決全國糧食調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還到各省市甚至專區、縣裏了解糧食的實際產量，同省市負責人協商糧食調運工作。
1960年9月5日，為貫徹中央北戴河會議精神，**主持召開國務院財貿辦公室辦公會議，討論城鄉糧食消費標準和糧食購銷情況。農村口糧標準，怎麽製定，這是關係到農民生活的大問題。中國地域廣闊，各地區自然農業生產條件不同，人們的勞動強度、生活習慣等也不相同。同時，由於口糧標準是按原糧計算的，南方是稻穀產區，華北是雜糧產區，東北是生長期短的農作物產區，原糧加工所得的成品糧（大米、麵粉、玉米、小米、高粱米等）的比例也不同，因此農村口糧標準不能一刀切，**經過反複研究，提出設想：第一種類型：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浙江、福建、江蘇南部、安徽南部、四川、雲南、貴州、新疆等13個省區，按照360斤到380斤原糧安排，個別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過400斤：第二種類型：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內蒙西部、江蘇北部、安徽北部、陝西、青海、甘肅、寧夏等11個省區，按照280斤到300斤原糧安排，個別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過320斤：第三種類型：吉林、黑龍江、內蒙東部三省區，按照400斤左右原糧安排；遼寧省按照320斤安排。
城市居民糧食銷量，要從上年度的590億斤減少到550億斤，減少40億斤，但對降低城市居民糧食定量也不能一刀切。**提出：城市居民口糧每人每月降低一斤半到二斤；但是高空高溫、井下作業工人和其他重體力勞動工人的口糧標準不能降低；城市郊區的口糧標準向一般農村看齊，近郊區的菜農可以適當照顧，但要與遠郊區接近。
**提出的壓縮城鄉居民口糧標準，是當時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項臨時性措施，目的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能保障城鄉廣大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同年10月8日，**根據中央指示，在全國財貿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低標準’，‘瓜菜代’，要下決心至少搞三年再說。”
8，4，8下午2：50
早在1960年1月13日，他就給和**中央寫報告說，據部分省區反映，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中，約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糧。4月16日，他又給寫報告說，截至4月5日，糧食入庫**已過，但全國糧食庫存517億斤，比去年同期減少13億斤，而銷售比去年同期增加。
他在報告中著重說明糧食管理方麵發生的重大變化和糧食購銷任務的艱巨性：“過去，國家主要是管理糧食的購銷，負責城市人民和農村一部分缺糧人民的糧食供應；現在已經發展到，國家必須把六億幾千萬人民的糧食消費都要更加具體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來，國家對於人民群眾的吃糧夠不夠吃、吃飽吃不飽，負有十分重大的責任。”這一報告引起了的注意。
其後的一天，約**到住處談工作。**到中南海豐澤園時，正靠在床上看書。笑著對**說：“杞國人來了，請坐。”言下之意是**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是杞人憂天。接著說：“你是怎麽搞的，報紙上講形勢大好，你老是潑冷水，講什麽都不好，你是怎麽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學杞國人啊！”
**看到並無嚴厲批評之意，心情也就放鬆下來，平和而又認真地對說：“我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國人那樣憂天塌下來，我是擔心全國幾億人吃不上飯呀！主席你不擔心嗎？你不要聽報紙上吹的那一套，形勢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點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餓，已經餓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麵說糧食大豐收，另一方麵向我寫報告要救濟糧。我昨天晚上沒睡覺，和糧食部長陳國棟等同誌商量，調糧搞救災，原來一列車糧食準備調山東，結果山西來電報說他們餓死的人多，又把這一列車糧食運到了山西。當前老百姓沒糧食吃，隻好挖野菜、捋樹葉度日。”
聽到**這些話，感到吃驚，便讓**詳細談談糧食供應的嚴峻情況。不知不覺到了吃飯時間，便留**同他一起吃飯，邊吃邊談。通過這次談話，了解到全國糧食購銷的實際情況。**從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全力以赴抓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
1960年1月到1961年7月，**就糧食問題，先後給**中央和寫了6個報告，在10次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有兩篇報告和兩次講話作為中央文件下發。他在這些報告和講話中，指出了糧食購銷和調運的緊急狀況，提出應急的方針政策和措施，並且嘔心瀝血地組織實施，使全國人民能夠吃上飯。
從1960年初開始，糧食缺口大已經顯現，糧食調運工作遇到很大困難。為保證完成糧食緊急調運任務，**提議，經**中央於2月21日批準，成立了中央糧棉油調運指揮部，並決定由**負責，規定鐵路、汽車的貨運要服從糧食的緊急調運任務。
1960年6月，京、津、滬三大城市和遼寧省的10個主要城市的糧食供應緊張問題，未解決。7月5日，**和譚震林向、**中央提交報告，說明問題的嚴重性。7月13日，**又向周恩來報送了最近糧食調運情況不好的緊急報告。報告說，7月份應調出糧食20億斤，但到10日止，隻調運出2.19億斤。“……照當前這個樣子下去，是會出亂子的。”
周恩來看到報告後，十分焦急，為引起各省負責人的嚴重關切，立即批示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請他把報告印發給正在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誌。
由於各地糧食供應不斷告急，時銷時斷，有些糧店已沒有存糧。情況萬分火急，**不得不於7月25日給鄧小平、和中央寫報告。報告中說：“今年五月份以來，京、津、滬、遼糧食庫存極少，麵臨脫銷危險，不斷告急，現在已經到了不可終日的地步。”
他經常接到各地省委負責人打來的告急電話。當產糧省調不出糧食，而缺糧地區又向**告急時，**不得不讓糧食部同鐵道部協商，把原定調往某地區的糧食在運輸途中轉向，限時調往糧食脫銷地區。**還從中國南北地區糧食收獲季節不同的實際出發，在調運糧食方麵采取了“早濟晚”和“晚濟早”的辦法，即把南方夏季收獲的小麥、早稻等運到東北，接濟東北秋糧登場前的市場供應；把東北秋天收獲的糧食運往關內缺糧地區，以便度過春荒。
楊少橋回憶說：“為了安排好糧食調撥，往往是先由糧食部黨組同誌打前站，同地方協商，然後由先念同誌出麵商談，最後由周總理親自定案。1959年以後，不僅年度糧食調撥計劃由中央、國務院下達，季度計劃也由中央安排下達。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調撥計劃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執行。這些計劃，都在先念同誌那裏研究好了後，才報請中央審定下達。”
**不僅坐鎮北京指揮，解決全國糧食調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還到各省市甚至專區、縣裏了解糧食的實際產量，同省市負責人協商糧食調運工作。
1960年9月5日，為貫徹中央北戴河會議精神，**主持召開國務院財貿辦公室辦公會議，討論城鄉糧食消費標準和糧食購銷情況。農村口糧標準，怎麽製定，這是關係到農民生活的大問題。中國地域廣闊，各地區自然農業生產條件不同，人們的勞動強度、生活習慣等也不相同。同時，由於口糧標準是按原糧計算的，南方是稻穀產區，華北是雜糧產區，東北是生長期短的農作物產區，原糧加工所得的成品糧（大米、麵粉、玉米、小米、高粱米等）的比例也不同，因此農村口糧標準不能一刀切，**經過反複研究，提出設想：第一種類型：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江西、浙江、福建、江蘇南部、安徽南部、四川、雲南、貴州、新疆等13個省區，按照360斤到380斤原糧安排，個別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過400斤：第二種類型：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內蒙西部、江蘇北部、安徽北部、陝西、青海、甘肅、寧夏等11個省區，按照280斤到300斤原糧安排，個別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過320斤：第三種類型：吉林、黑龍江、內蒙東部三省區，按照400斤左右原糧安排；遼寧省按照320斤安排。
城市居民糧食銷量，要從上年度的590億斤減少到550億斤，減少40億斤，但對降低城市居民糧食定量也不能一刀切。**提出：城市居民口糧每人每月降低一斤半到二斤；但是高空高溫、井下作業工人和其他重體力勞動工人的口糧標準不能降低；城市郊區的口糧標準向一般農村看齊，近郊區的菜農可以適當照顧，但要與遠郊區接近。
**提出的壓縮城鄉居民口糧標準，是當時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項臨時性措施，目的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能保障城鄉廣大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同年10月8日，**根據中央指示，在全國財貿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低標準’，‘瓜菜代’，要下決心至少搞三年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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