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開完，主席把調整經濟的重擔甩給了**，自己去了武漢暢遊長江，流連山水，作起了“徐霞客”。（.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但是，他並沒有真的當起了“甩手掌櫃”，而是時刻注視著國內外的形勢。
主席分析觀察事物、為人做事是遵循著一定的“模式”的，這就是他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四條“規律”：第一規律：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征是公有製、集體化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建設社會主義就要消滅私有製、個體經濟和市場經濟。
第二條規律：黨的一元化領導、階級鬥爭、群眾運動、開展“四大”和政治掛帥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法寶。（“四大”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
第三條規律：實現世界大同，必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堅持武裝鬥爭、暴力革命。
第四條規律：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階級鬥爭將越來越尖銳複雜；階級分析是研究社會問題的根本方法，階級鬥爭是普適永恒的規律。
主席心目中的馬列主義，就是他的“四條規律”，凡違背“四條規律”者，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修正主義”。他在暢遊長江之餘，就是運用“四條規律”來分析觀察國內外形勢的。
看蘇聯的赫魯曉夫，和美國搞緩和，違背了“第三條規律”，變成了“修正主義”。
對於蘇修和印度的**，主席並不擔憂，他認為這隻是幾個“碰壁的蒼蠅”在嗡嗡叫而已；對於蔣介石的“反攻大陸”，他更沒有放在眼裏。他所擔憂的，是大陸的形勢。在他看來，大陸正在複辟資本主義。
主席看到，**和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一線中央領導人，帶頭喊“形勢不是大好，而是大不好”，把形勢說成“漆黑一團”；鄧子恢鬧騰“包產到戶”，不少地方在搞“包產到戶”、“分田到戶”、搞單幹，**等不僅不製止，反而縱容支持；彭德懷也乘機鬧將起來，寫了“八萬言書”，要求翻案；王稼祥要搞“三和一少”；周恩來和陳毅又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脫帽加冕”……。更令他氣惱的是，**不僅不抓階級鬥爭，任憑他們鬧騰，反而明裏暗裏支持他們鬧。所有這些，都嚴重違背了“四條規律。這還了得，中國要出修正主義！資本主義正在複辟！
“他是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中央是否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兩個問題時刻縈繞在主席的心頭。
主席開始回憶**的所作所為，越來越覺得**正在和他分道揚鑣，而且越走越遠了。
**原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積極支持者。在廬山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上，**全力支持毛。雖然劉對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有所保留，但從廬山會議後的至1960年上半年，劉在公開和私下場合都和主席保持一致。進入1960年下半年，**態度開始發生變化，在繼續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原先與毛完全一致的調門，漸漸也夾雜了某種“不諧和音”。
1960年6月10日，**首次針對毛的著名的＂指頭公式＂（成績是9個指頭，缺點、錯誤僅為1個指頭）發表了看法，他說＂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主席不悅：這是在奚落他的“指頭公式”呀。
1961年3月，劉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一方麵講“有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麵，又情不自禁地檢討起中央決策的失誤。劉說：“中央有些政策，決定前缺乏很好的調查研究，根據不夠，決定以後，又沒有檢查執行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這番話，帶有自我批評的含義，卻引起了主席的疑心：“這個中央不就是指的我麽！”因為多年來，“中央”即是主席。
形勢日趨困難，對劉的態度變化有決定性的影響。1961年4月，劉親赴家鄉蹲點，對形勢的嚴重性有了完全徹底的了解。八屆九中全會後，毛又去了南方，由**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加大了政策調整的力度。1、同意陳雲建議，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以舒緩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2、支持陳雲有關減少2000萬城鎮人口的建議，以減輕國家對城市的沉重負擔。3、主持罷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現象嚴重省份的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1961年，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職，調作較次要的工作。這也給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
1961年5月31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最近不僅農業減產，工業生產也落下來了。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麽會這樣減產？為什麽要後退？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係？”
**警告說：“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
這些話使主席感到：**在“逼宮”。
在七千人大會上，**起草的報告不再提主席的“寵物”――“15年趕超英國”的口號和“農業發展綱要”，突破了主席的“指頭公式”，對缺點錯誤說得過重，對‘三麵紅旗‘評價過低；特別是**的口頭報告，竟提出“三分天災、七分**”的論斷，……。總之，主席的感覺是，**“大講”缺點錯誤，講“**”，把過去幾年的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麵紅旗”，不和他保持一致。**不但沒有積極維護他的權威，還在對他“施壓”，大有“逼宮”的味道。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竟出了這種事情！”**這些感受很深脫口而出的話，難免傳到主席的耳中。主席此刻正在惱怒地品味這些話的滋味。
不久，**在“西樓會議”上自喻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布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在這裏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責任，但主席覺得，**是在追究他。他自己知道：黨內外都知道最大的責任者是他主席。
1962年3月，**在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時，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事後，他覺得不妥，堅決不同意公安部黨組印發他的這番講話，因為他覺得“將來會出毛病的”。這些話都觸及了主席的敏感之處。主席聽了會是怎樣的感受？至少，憋氣是肯定的。
還有，**在“西樓會議”上，批評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他針對七千人大會對形勢的判斷提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現在是“非常時期”，此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分明有困難，卻說沒有困難，這樣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年5月**主持下發的中央文件也說：“不願意承認困難，或者困難本來有十分隻願意承認幾分，總怕把困難講夠了會使幹部和群眾喪失信心，以為回避困難，問題就容易解決，對於困難不是認真對待，而是掉以輕心，很明顯，這決不是真正的勇敢，決不是革命家的氣概，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該有的態度。”照此說下去，主席是不是連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夠資格了呢？主席感覺**在煽他的耳光。
主席又想到了中央的幾名常委，除**外，都跟著**跑。**的威信越來越高，許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員們都圍著**轉。在全國人民的眼中，**正在成為“劉青天”……
最終使主席產生一種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赫魯曉夫就在身旁”的錯覺。
1960年以來，主席憋了一肚子氣，但又隻能容忍。但因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了全國大饑荒，餓死了成千萬人，他有著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他知道，全黨全國許多幹部群眾都在埋怨他，他已經成了罪魁禍首，隻能“俯首潛隱爪牙忍受”，等待時機，東山再起，卷土重來。
主席分析觀察事物、為人做事是遵循著一定的“模式”的，這就是他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四條“規律”：第一規律：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征是公有製、集體化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建設社會主義就要消滅私有製、個體經濟和市場經濟。
第二條規律：黨的一元化領導、階級鬥爭、群眾運動、開展“四大”和政治掛帥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法寶。（“四大”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
第三條規律：實現世界大同，必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堅持武裝鬥爭、暴力革命。
第四條規律：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階級鬥爭將越來越尖銳複雜；階級分析是研究社會問題的根本方法，階級鬥爭是普適永恒的規律。
主席心目中的馬列主義，就是他的“四條規律”，凡違背“四條規律”者，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是“修正主義”。他在暢遊長江之餘，就是運用“四條規律”來分析觀察國內外形勢的。
看蘇聯的赫魯曉夫，和美國搞緩和，違背了“第三條規律”，變成了“修正主義”。
對於蘇修和印度的**，主席並不擔憂，他認為這隻是幾個“碰壁的蒼蠅”在嗡嗡叫而已；對於蔣介石的“反攻大陸”，他更沒有放在眼裏。他所擔憂的，是大陸的形勢。在他看來，大陸正在複辟資本主義。
主席看到，**和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一線中央領導人，帶頭喊“形勢不是大好，而是大不好”，把形勢說成“漆黑一團”；鄧子恢鬧騰“包產到戶”，不少地方在搞“包產到戶”、“分田到戶”、搞單幹，**等不僅不製止，反而縱容支持；彭德懷也乘機鬧將起來，寫了“八萬言書”，要求翻案；王稼祥要搞“三和一少”；周恩來和陳毅又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脫帽加冕”……。更令他氣惱的是，**不僅不抓階級鬥爭，任憑他們鬧騰，反而明裏暗裏支持他們鬧。所有這些，都嚴重違背了“四條規律。這還了得，中國要出修正主義！資本主義正在複辟！
“他是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中央是否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兩個問題時刻縈繞在主席的心頭。
主席開始回憶**的所作所為，越來越覺得**正在和他分道揚鑣，而且越走越遠了。
**原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積極支持者。在廬山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上，**全力支持毛。雖然劉對在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有所保留，但從廬山會議後的至1960年上半年，劉在公開和私下場合都和主席保持一致。進入1960年下半年，**態度開始發生變化，在繼續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原先與毛完全一致的調門，漸漸也夾雜了某種“不諧和音”。
1960年6月10日，**首次針對毛的著名的＂指頭公式＂（成績是9個指頭，缺點、錯誤僅為1個指頭）發表了看法，他說＂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主席不悅：這是在奚落他的“指頭公式”呀。
1961年3月，劉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一方麵講“有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麵，又情不自禁地檢討起中央決策的失誤。劉說：“中央有些政策，決定前缺乏很好的調查研究，根據不夠，決定以後，又沒有檢查執行情況，發現問題，及時糾正”。**這番話，帶有自我批評的含義，卻引起了主席的疑心：“這個中央不就是指的我麽！”因為多年來，“中央”即是主席。
形勢日趨困難，對劉的態度變化有決定性的影響。1961年4月，劉親赴家鄉蹲點，對形勢的嚴重性有了完全徹底的了解。八屆九中全會後，毛又去了南方，由**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加大了政策調整的力度。1、同意陳雲建議，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以舒緩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2、支持陳雲有關減少2000萬城鎮人口的建議，以減輕國家對城市的沉重負擔。3、主持罷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現象嚴重省份的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1961年，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職，調作較次要的工作。這也給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
1961年5月31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我們在執行總路線、組織人民公社、組織躍進的工作中間，有很多的缺點錯誤，甚至有嚴重的缺點錯誤。最近不僅農業減產，工業生產也落下來了。如果不是嚴重問題，為什麽會這樣減產？為什麽要後退？難道都是天老爺的關係？”
**警告說：“我們現在是來總結經驗，好在我們現在能夠回頭，能夠總結經驗，能夠改過來，還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現在我們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
這些話使主席感到：**在“逼宮”。
在七千人大會上，**起草的報告不再提主席的“寵物”――“15年趕超英國”的口號和“農業發展綱要”，突破了主席的“指頭公式”，對缺點錯誤說得過重，對‘三麵紅旗‘評價過低；特別是**的口頭報告，竟提出“三分天災、七分**”的論斷，……。總之，主席的感覺是，**“大講”缺點錯誤，講“**”，把過去幾年的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麵紅旗”，不和他保持一致。**不但沒有積極維護他的權威，還在對他“施壓”，大有“逼宮”的味道。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竟出了這種事情！”**這些感受很深脫口而出的話，難免傳到主席的耳中。主席此刻正在惱怒地品味這些話的滋味。
不久，**在“西樓會議”上自喻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布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在這裏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責任，但主席覺得，**是在追究他。他自己知道：黨內外都知道最大的責任者是他主席。
1962年3月，**在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時，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事後，他覺得不妥，堅決不同意公安部黨組印發他的這番講話，因為他覺得“將來會出毛病的”。這些話都觸及了主席的敏感之處。主席聽了會是怎樣的感受？至少，憋氣是肯定的。
還有，**在“西樓會議”上，批評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他針對七千人大會對形勢的判斷提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現在是“非常時期”，此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分明有困難，卻說沒有困難，這樣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年5月**主持下發的中央文件也說：“不願意承認困難，或者困難本來有十分隻願意承認幾分，總怕把困難講夠了會使幹部和群眾喪失信心，以為回避困難，問題就容易解決，對於困難不是認真對待，而是掉以輕心，很明顯，這決不是真正的勇敢，決不是革命家的氣概，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該有的態度。”照此說下去，主席是不是連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夠資格了呢？主席感覺**在煽他的耳光。
主席又想到了中央的幾名常委，除**外，都跟著**跑。**的威信越來越高，許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員們都圍著**轉。在全國人民的眼中，**正在成為“劉青天”……
最終使主席產生一種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赫魯曉夫就在身旁”的錯覺。
1960年以來，主席憋了一肚子氣，但又隻能容忍。但因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了全國大饑荒，餓死了成千萬人，他有著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他知道，全黨全國許多幹部群眾都在埋怨他，他已經成了罪魁禍首，隻能“俯首潛隱爪牙忍受”，等待時機，東山再起，卷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