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結束後，主席外出，同時派出了秘書田家英到湖南農村調查，以找到盡快恢複農業生產的出路。主席給田家英指定了四個調查點：湘潭的韶山（主席的家鄉）、湘鄉的唐家坨（主席的外祖家）、寧鄉縣炭子衝（**的家鄉）、長沙的天華大隊（**曾在此蹲點調查）。
主席囑咐田家英：要向**報告一下，問少奇有什麽指示，他那裏有什麽人要參加調查。
田家英回到北京向操作了匯報。**當時正忙於確定國民經濟調整的大盤子，忙於統一黨內高級領導幹部對困難形勢的認識，尋找解決問題的出路，沒有顧得上仔細考慮這個問題。
**對田家英說：我同意。湖南3月份天氣還很冷，調查組去時要準備好棉衣。可以到湖南，向省委借些棉大衣給調查組人員穿。
田家英組織了一個17人的調查組，兵分3路，去韶山大隊、大坪大隊（即唐家坨）、炭子衝大隊，沒有去天華大隊。
1962年3月底，調查組全部抵達農村。當時參加調查組的逄先知回憶說：“這裏自從實行‘六十條’，取消了食堂、供給製，後來又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社員的積極性明顯提高，生產、生活都有了轉機。但是我們一進村，卻遇到一個沒有料到的情況：社員普遍要求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而且呼聲很高，尤以韶山、大坪為甚。炭子衝好一些，據說這是因為**1961年回家鄉調查時曾批評過包產到戶。對這一情況，田家英沒有精神準備，大家也都沒有精神準備。農民列舉事實，講了包產到戶的許多好處，同時曆數公社化以來集體經濟的缺點和困難，有時同調查組的同誌辯論到深夜。”
田家英心裏很矛盾：從實際情況看，搞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明顯地對恢複農業生產有利；另一方麵，這個問題事關重大，不能輕舉妄動，特別在韶山地區更要謹慎從事，否則勢必影響全省、全國。
田家英不便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但私下裏多次對逄先知說：“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為了克服當時的嚴重困難，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這種家庭經濟還是有它的優越性，集體經濟現在難以維持”。
田家英是不讚成包產到戶的。1961年3月廣州會議期間，他將安徽的一個關於包產到戶的材料送給主席，並寫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裏講到一些缺乏勞動力的社員特別是孤兒寡婦在生產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難，無法控製自己的感情，含著眼淚寫了這封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寡婦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隻好互助求生。她們說：如果實行包產到戶，不帶我們的話，要求給一條牛，一張犁，8個寡婦互助，爬也要爬到田裏去。看到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們做壞的，在困難的時候，又要實行什麽包產到戶，把一些生活沒有依靠的群眾丟開不管，作為**人來說，我認為，良心上是問不過去的。”信中還說，為了總結經驗，包產到戶作為一種試驗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廣，“依靠集體經濟克服困難，發展生產，是我們不能動搖的方向。”田在這封信裏所表達的主張和流露出來的情感，同主席是一致的相通的。毛立即將這份材料連同田的信批給政治局常委和幾位大區書記傳閱。陶鑄見到田家英說：“家英呀，我讚成你的意見。”陳雲則對田家英的意見不以為然，說：“安徽搞包產到戶，應當允許人家試驗嗎！”
時隔一年，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田家英的思想起了變化。他認為，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為克服嚴重困難，家庭經濟還有它的優越性。從實際情況看，搞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明顯地對恢複生產有利。
帶著矛盾的心情，田家英先把調查報告寄給了**和陳雲，作了匯報。**認真地看了，認為很好。陳雲同**的反應是一致的。陳雲讀了田家英的匯報後，非常稱讚，說：“觀點鮮明”。
7月初，田家英等回京後，立即去**那裏匯報。
匯報剛開了個頭，就被劉**打斷了。劉說：“現在情況已經非常明顯，‘包產到戶’是農民度荒的好辦法。”接著，他就提出關於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並且詳細講了對當時形勢的看法。田家英問：“少奇同誌，這些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
“可以。”**接著說，“要使包產到戶合法起來。可以把調查得出的結論在秀才中間醞釀一下，聽聽反應，然後寫個文件。”他為慎重起見，並且希望能夠真正聽到“秀才”們的真實意見，囑咐田家英不要說是他的意見。
田家英得到支持，便準備起草一個文件：《恢複農村經濟的十大政策》，主張當前在全國農村應當實行多種多樣的所有製形式，包括集體、半集體、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以便迅速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
當田家英向鄧小平匯報時，鄧小平話不多，卻很幹脆：“讚成。”
與此同時，其他中央領導人也在對包產到戶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
1962年6月14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致函鄧子恢等人說：安徽群眾“特別強烈要求的”，是“‘責任田’3年不變，人大代表李有安（勞動模範）甚至代表群眾說話，提出3年又3年不變”。
6月16日，李富春途經安徽一些地方，看到農民生活好了，沒有浮腫病和逃荒要飯的了。他與農民談話時，農民都說：“實行包產到戶好，積極性比過去高了”，“現在自己種自己收，多種就多收，多收就多吃”。就此，李富春致函**、鄧小平等人，匯報了這些情況。29日，他又給正在湖南的田家英寫信說：農業問題需要“在政策上要活些，要以退為進”。
6月下旬，中央書記處聽取華東局農村辦公室匯報工作，華東局認為安徽搞“責任田”就是單幹，是方向性錯誤。鄧小平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可以采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誌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7月7日，鄧小平在一次會見時，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麽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要使它合法起來。”
而對“包產到戶”、“責任製”最為支持，也最力主、力陳己見的，是鄧子恢。他到處發表講話、向中央陳情，支持包產到戶。他斬釘截鐵地說：應該實事求是地向中央陳述意見。**員時時刻刻想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不怕丟“烏紗帽”。
陳雲在上海看了安徽搞“責任田”的材料，認為這是非常時期必須采取的辦法，就打算向主席進言。7月初，陳雲回京後同**、鄧小平等幾位常委交換了意見，看法基本上一致。
**說：工業上退夠，農業上也要退夠，可以在一些地方實行“包產到戶”。
同時，田家英回京後，在**、鄧小平等人的支持下，開始起草一個使包產到戶合法化的文件。
主席在外地，陳雲曾向**提出農村包產到戶的建議。實際上陳雲當時的思想比包產到戶更遠。他認為包產到戶“是二百二（紅汞、紅藥水的俗稱，一種治外傷的藥水），是紅藥水，不解決問題”。他提出要爭取時間，分田到戶。
陳雲主張分田，同**一樣，是把這看作度荒的應急措施，使國家渡過難關，避免人民“造反”。當時占據他頭腦的主要思想是：“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裏失掉。”這個“喪失革命成果”，指的是農民造反推翻**；所謂“爭取時間”，指的則是農民失去忍耐之前再度贏得農民的信任。一九六一年六月陳雲回上海青浦縣老家調查時，已經聽到農民發牢騷說：“蔣介石手裏受難，吃幹飯；**手裏享福，喝稀粥。”他對此感到震驚，於是說：“吃稀飯農民是不滿意的。統購統得太多了，這樣統購的情況不能維持太久。不能太欺侮農民，他們要造反的。農民長期吃粥不行。”所以，他主張分田，是因為他相信農民分到了地，幹飯自然就有了。他指示財政辦公室算賬，看“分田到戶以後，農業生產每年能增加多少？”至於農民單幹之後是否會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可能，他則回答：“反正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以後再來。”（意指若出現新富農，就再來一次土地改革或其他形式的均貧富再分配）。
由於**、鄧小平、陳雲持這種態度，半年前曾希聖挨批時閉了嘴的幹部逐漸敢說話了。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一個會議上說：“安徽實行責任田增產了”，“突竟包產到戶好不好，可以試驗。”另一位副總理**則說：“假如讓農民自己表決的話，多數農民都是願意包產到戶的。”**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的思想同陳雲接近。他說：“單幹可以，隻要你照我的四個條件去做就可以。一、土地按人口平均負擔。二、保證搞好生產。三、完成公糧任務。四、交納水費牛租。”一九六二年四月，河南省將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借”給農民自耕，陶大為讚賞，說：“如果這也叫資本主義，寧願要資本主義，也不要餓死人。”“你們要搞個貧窮痛苦的社會主義嗎？”（見文革期間廣東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紅旗（貧下中農）報》）。張聞天是下台幹部，雖然政治局的席位還象征性地保留著，參加會議發表意見的權利卻沒有了，他隻能自己對自己發表意見。七月十八日，他在筆記中這樣寫道：“包產到戶的發展，是群眾迫切要求自力更生增加生產改善生活的結果，是調動積極性的一種辦法”。
7月6日，陳雲給主席寫信說：“對農業恢複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談，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
當主席還在邯鄲時，田家英就下決心以秘書的身份向主席進言，打長途電話要求麵陳。回答是：“主席說不要著急嘛！”
盡管**、鄧小平、陳雲等人都對“責任田”、“包產到戶”等問題有過明確的態度，但是，最終還要看主席的態度。
主席囑咐田家英：要向**報告一下，問少奇有什麽指示，他那裏有什麽人要參加調查。
田家英回到北京向操作了匯報。**當時正忙於確定國民經濟調整的大盤子，忙於統一黨內高級領導幹部對困難形勢的認識，尋找解決問題的出路，沒有顧得上仔細考慮這個問題。
**對田家英說：我同意。湖南3月份天氣還很冷，調查組去時要準備好棉衣。可以到湖南，向省委借些棉大衣給調查組人員穿。
田家英組織了一個17人的調查組，兵分3路，去韶山大隊、大坪大隊（即唐家坨）、炭子衝大隊，沒有去天華大隊。
1962年3月底，調查組全部抵達農村。當時參加調查組的逄先知回憶說：“這裏自從實行‘六十條’，取消了食堂、供給製，後來又把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社員的積極性明顯提高，生產、生活都有了轉機。但是我們一進村，卻遇到一個沒有料到的情況：社員普遍要求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而且呼聲很高，尤以韶山、大坪為甚。炭子衝好一些，據說這是因為**1961年回家鄉調查時曾批評過包產到戶。對這一情況，田家英沒有精神準備，大家也都沒有精神準備。農民列舉事實，講了包產到戶的許多好處，同時曆數公社化以來集體經濟的缺點和困難，有時同調查組的同誌辯論到深夜。”
田家英心裏很矛盾：從實際情況看，搞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明顯地對恢複農業生產有利；另一方麵，這個問題事關重大，不能輕舉妄動，特別在韶山地區更要謹慎從事，否則勢必影響全省、全國。
田家英不便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但私下裏多次對逄先知說：“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為了克服當時的嚴重困難，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這種家庭經濟還是有它的優越性，集體經濟現在難以維持”。
田家英是不讚成包產到戶的。1961年3月廣州會議期間，他將安徽的一個關於包產到戶的材料送給主席，並寫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裏講到一些缺乏勞動力的社員特別是孤兒寡婦在生產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難，無法控製自己的感情，含著眼淚寫了這封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寡婦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隻好互助求生。她們說：如果實行包產到戶，不帶我們的話，要求給一條牛，一張犁，8個寡婦互助，爬也要爬到田裏去。看到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們做壞的，在困難的時候，又要實行什麽包產到戶，把一些生活沒有依靠的群眾丟開不管，作為**人來說，我認為，良心上是問不過去的。”信中還說，為了總結經驗，包產到戶作為一種試驗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廣，“依靠集體經濟克服困難，發展生產，是我們不能動搖的方向。”田在這封信裏所表達的主張和流露出來的情感，同主席是一致的相通的。毛立即將這份材料連同田的信批給政治局常委和幾位大區書記傳閱。陶鑄見到田家英說：“家英呀，我讚成你的意見。”陳雲則對田家英的意見不以為然，說：“安徽搞包產到戶，應當允許人家試驗嗎！”
時隔一年，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田家英的思想起了變化。他認為，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為克服嚴重困難，家庭經濟還有它的優越性。從實際情況看，搞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明顯地對恢複生產有利。
帶著矛盾的心情，田家英先把調查報告寄給了**和陳雲，作了匯報。**認真地看了，認為很好。陳雲同**的反應是一致的。陳雲讀了田家英的匯報後，非常稱讚，說：“觀點鮮明”。
7月初，田家英等回京後，立即去**那裏匯報。
匯報剛開了個頭，就被劉**打斷了。劉說：“現在情況已經非常明顯，‘包產到戶’是農民度荒的好辦法。”接著，他就提出關於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並且詳細講了對當時形勢的看法。田家英問：“少奇同誌，這些意見可不可以報告主席？”
“可以。”**接著說，“要使包產到戶合法起來。可以把調查得出的結論在秀才中間醞釀一下，聽聽反應，然後寫個文件。”他為慎重起見，並且希望能夠真正聽到“秀才”們的真實意見，囑咐田家英不要說是他的意見。
田家英得到支持，便準備起草一個文件：《恢複農村經濟的十大政策》，主張當前在全國農村應當實行多種多樣的所有製形式，包括集體、半集體、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以便迅速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
當田家英向鄧小平匯報時，鄧小平話不多，卻很幹脆：“讚成。”
與此同時，其他中央領導人也在對包產到戶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
1962年6月14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致函鄧子恢等人說：安徽群眾“特別強烈要求的”，是“‘責任田’3年不變，人大代表李有安（勞動模範）甚至代表群眾說話，提出3年又3年不變”。
6月16日，李富春途經安徽一些地方，看到農民生活好了，沒有浮腫病和逃荒要飯的了。他與農民談話時，農民都說：“實行包產到戶好，積極性比過去高了”，“現在自己種自己收，多種就多收，多收就多吃”。就此，李富春致函**、鄧小平等人，匯報了這些情況。29日，他又給正在湖南的田家英寫信說：農業問題需要“在政策上要活些，要以退為進”。
6月下旬，中央書記處聽取華東局農村辦公室匯報工作，華東局認為安徽搞“責任田”就是單幹，是方向性錯誤。鄧小平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可以采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誌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7月7日，鄧小平在一次會見時，主張使包產到戶合法化：“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麽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要使它合法起來。”
而對“包產到戶”、“責任製”最為支持，也最力主、力陳己見的，是鄧子恢。他到處發表講話、向中央陳情，支持包產到戶。他斬釘截鐵地說：應該實事求是地向中央陳述意見。**員時時刻刻想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不怕丟“烏紗帽”。
陳雲在上海看了安徽搞“責任田”的材料，認為這是非常時期必須采取的辦法，就打算向主席進言。7月初，陳雲回京後同**、鄧小平等幾位常委交換了意見，看法基本上一致。
**說：工業上退夠，農業上也要退夠，可以在一些地方實行“包產到戶”。
同時，田家英回京後，在**、鄧小平等人的支持下，開始起草一個使包產到戶合法化的文件。
主席在外地，陳雲曾向**提出農村包產到戶的建議。實際上陳雲當時的思想比包產到戶更遠。他認為包產到戶“是二百二（紅汞、紅藥水的俗稱，一種治外傷的藥水），是紅藥水，不解決問題”。他提出要爭取時間，分田到戶。
陳雲主張分田，同**一樣，是把這看作度荒的應急措施，使國家渡過難關，避免人民“造反”。當時占據他頭腦的主要思想是：“我們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把革命搞成功了，千萬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們手裏失掉。”這個“喪失革命成果”，指的是農民造反推翻**；所謂“爭取時間”，指的則是農民失去忍耐之前再度贏得農民的信任。一九六一年六月陳雲回上海青浦縣老家調查時，已經聽到農民發牢騷說：“蔣介石手裏受難，吃幹飯；**手裏享福，喝稀粥。”他對此感到震驚，於是說：“吃稀飯農民是不滿意的。統購統得太多了，這樣統購的情況不能維持太久。不能太欺侮農民，他們要造反的。農民長期吃粥不行。”所以，他主張分田，是因為他相信農民分到了地，幹飯自然就有了。他指示財政辦公室算賬，看“分田到戶以後，農業生產每年能增加多少？”至於農民單幹之後是否會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可能，他則回答：“反正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以後再來。”（意指若出現新富農，就再來一次土地改革或其他形式的均貧富再分配）。
由於**、鄧小平、陳雲持這種態度，半年前曾希聖挨批時閉了嘴的幹部逐漸敢說話了。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一個會議上說：“安徽實行責任田增產了”，“突竟包產到戶好不好，可以試驗。”另一位副總理**則說：“假如讓農民自己表決的話，多數農民都是願意包產到戶的。”**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的思想同陳雲接近。他說：“單幹可以，隻要你照我的四個條件去做就可以。一、土地按人口平均負擔。二、保證搞好生產。三、完成公糧任務。四、交納水費牛租。”一九六二年四月，河南省將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借”給農民自耕，陶大為讚賞，說：“如果這也叫資本主義，寧願要資本主義，也不要餓死人。”“你們要搞個貧窮痛苦的社會主義嗎？”（見文革期間廣東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紅旗（貧下中農）報》）。張聞天是下台幹部，雖然政治局的席位還象征性地保留著，參加會議發表意見的權利卻沒有了，他隻能自己對自己發表意見。七月十八日，他在筆記中這樣寫道：“包產到戶的發展，是群眾迫切要求自力更生增加生產改善生活的結果，是調動積極性的一種辦法”。
7月6日，陳雲給主席寫信說：“對農業恢複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談，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
當主席還在邯鄲時，田家英就下決心以秘書的身份向主席進言，打長途電話要求麵陳。回答是：“主席說不要著急嘛！”
盡管**、鄧小平、陳雲等人都對“責任田”、“包產到戶”等問題有過明確的態度，但是，最終還要看主席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