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決黨內思想上對形勢的認識問題,5月7日至11日,**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再次強調並力求解決對國民經濟形勢的估計不足的問題。


    這一次會議,是一次繼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後的又一次統一思想、統一步驟、調整經濟的會議,比西樓會議對形勢的估計,更進了一步。


    主席仍然在外地,陳雲去上海養病,**也在外地。會議由**主持,出席會議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彭真、陳毅、李富春、賀龍、**、烏蘭夫、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譚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楊尚昆、羅瑞卿,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國務院工交、農林、財貿、文教、科學各口的負責人,共計105人。這次會議,通稱“五月會議”。


    **宣布了會議的議程,向大家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的困難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有這樣大的困難?我們現在是把困難講過頭了,還是講得不夠?還是講得差不多了?這個問題請大家考慮。


    這次會議,首先討論中央財經小組提交了《關於1962年度國民經濟調整計劃的報告》。《報告》明確擺出了國民經濟8個主要方麵的困難:一是糧食供應緊張,經濟作物減產,農業生產的恢複不可能很快;全國糧食總產量恢複到1957年的水平,需要3到5年的時間。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二是工業要上去,沒有農業的恢複不行,沒有工業的大調整也不行。


    三是基本建設投資規模縮小後,必須踏步幾年,在調整好的基礎上,才能創造條件繼續前進。


    四是短途運輸能力嚴重不足。


    五是職工人數大大超過了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超過了農業發展水平。


    六是市場商品匱乏,特別是吃穿兩項,在三五年內難以有大的改善。


    七是外匯收入不可能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須用於進口糧食。八是財政嚴重虧空,貨幣發行過多,主要商品挖了庫存,生產資料大量積壓。許多企業嚴重虧損。


    這個報告把當前嚴重的困難擺在了桌麵上,形勢逐步明朗化。這對與會者觸動是相當大的。大家紛紛發言,表示對《報告》的讚同,“毒蛇已經齧臂”,要求中央痛下“壯士斷腕”的決心。


    周恩來在講話中,對形勢的估計,仍然重申**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書麵報告所作的分析,即從全國來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基本渡過了,但是目前還是處在一個嚴重困難的時期。他估計,調整的時期要相當長,一般地說,第三個五年計劃恐怕就是個調整時期。


    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這次各方麵的問題都擺出來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務是兩個:一個是減少兩千萬城市人口,一個是加強農村生產隊的工作。這兩件事都不能抓遲了。”“我們有了糧食、棉花和其他東西,才翻得了身,這些東西要靠生產隊拿出來。減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產隊的問題,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產隊。”


    鄧小平從千頭萬緒的工作中,抓住了兩個最關鍵的問題,提綱挈領,一目了然。善於抓要點,是鄧小平的一個重要工作方法。他還特別強調甄別平反工作,他說:“最近中央發了一個關於甄別平反工作的文件,請大家注意。幹部的甄別平反,對於調動幹部的積極性,特別是調動縣以下農村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很重要。”“現在,大家都讚成這個辦法,就是全國縣以下,首先是農村,來個一攬子解決。就是說,過去搞錯了的,或者基本搞錯了的,統統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決。”


    **的講話,帶有總結性質。他重申自西樓會議後他對經濟形勢的基本估計,說:“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麽樣?我看,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我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這樣一句話: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一句話,現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難的時期是不是已經過去了?恐怕應該說,有些地區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在城市裏麵,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他認為,“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


    **還談了調整指標的意見,發表講話說:“1958年後,每年都調整計劃,年年都往低裏調,年初計劃高,年底調低。1962年的指標又是調低。”**突破多年來“寧左勿右”的思想,對與會者說:“同誌們,是不是以後(指標)不再調低了?讓我們搞點低指標好不好,搞了這麽多年高指標,我們搞一年低指標行不行?以後計劃要這樣定:計劃定低一點,在執行中間超過計劃;按短線來平衡,不是按長線來平衡,而且要留有餘地,以便在執行中間超過計劃。‘左’了這麽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這個高指標的尾巴,一直還沒有割掉,今年要把這個尾巴割掉才好。”


    形勢已經到了“毒蛇噬臂”的危機程度,對國民經濟的全麵調整,是到了動真格的時候了,不能再“修修補補”,而要“傷筋動骨”、“壯士斷腕”了。


    這次會議正確地分析了財政經濟形勢,作出了全麵貫徹執行“八字”方針和對國民經濟進行大幅度調整的重大決策,要求切實地按照農、輕、重次序對國民經濟進行綜合平衡。為此,會議決定進一步縮短工業生產建設戰線,大量減少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切實加強農業戰線,增加農業生產和日用品生產,保證市場供應,製止通貨膨脹等一係列調整國民經濟的果斷措施。


    會後隨即迅速貫徹落實:基本建設投資,由1961年的元,減少到1962年的元。工業戰線實行必要的關停並轉;國營工業企業在1961年減少的基礎上,本年減少1.8萬多個。本年1月至8月,精簡職工850萬人,減少城鎮人口1000萬人。為了實現**中央在1962年初提出的“當年平衡,略有回籠”的方針,除加強銀行信貸和財政管理外,還對部分商品實行高價銷售的辦法。


    “五月會議”上,中央決定再次減少城鎮人口1000多萬人,其中職工850萬人。這是一項“不得已而為之”的措施。本書作者的二弟當時是農村小學教師、四弟在初中上學,都因為富農家庭出身,優先被精簡下放回家當了農民。動員下放時說,是“給黨擔擔子”。文革後落實政策,二弟又當了小學教師。可憐四弟年齡已大,不能複學,失去了進取的大好時機。又因為“成分高”(富農),四弟終生未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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