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三月二十一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八次會議的第一次會議開幕，**在會上根據七千人大會和西樓會議的精神，作了關於目前形勢和應當采取的方針政策的報告。（.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他將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一一列出，並且指出，缺點、錯誤由中國**負責，在中國**又是由中央負責，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負責人沒有責任或者責任很小。對此，與會者反應十分強烈，對中國**承認錯誤、承擔責任的精神深受感動。
張治中更有深切的感受。他說：“我這個人跟國民黨蔣介石的關係二十五年之久，我作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也有十幾年之久，我就從沒聽過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不論在大會上、小會上，他總是罵街，罵這個人不對，罵那個人不對，好發脾氣，好罵人。有個故事，我記得清清楚楚，恐怕在座的也有人知道。國民黨開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他也在大會上罵人。當時會場上不曉得什麽人寫了一個條子，寫了兩句話。這兩句話是《書經》上的：‘萬方有罪，朕躬有責’（見《論語?堯日篇》，原文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蔣介石把它改成‘朕躬有罪，萬方有責’。這句話傳遍了全場。”
主席出席了四月九日的第二次會議，七位與會者發言後，大家要求主席講話。主席作了一個不長的講話。
他說：“今年一月間，我們開了一個黨的幹部會議，有六七千人。在這個會議中間，可以說對過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錯誤，有哪一些成績，經驗教訓多少條，作了一個初步的總結。這些總結，究竟正確不正確，要在今後的實踐中間去考驗。”
在講民主集中製的時候，主席說了這樣一段話：“民主集中製是一種製度，也是一種方法，就是要讓人家講話，要聽不同的意見。這次人大開會，不是開了好久嗎？三個禮拜。還是從前講過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現在我們黨內黨外都實行這三條。講錯話不要緊。從前老是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事實上沒有實行，言者還是有罪。右派猖狂進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麽辦呀？但是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講話了。剛才不是有一位同誌說了嘛，政治上不敢講話，工作上不敢負責，學術上不敢爭鳴。要實行民主集中製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種氣氛，現在逐步在造成這種氣氛。”
在談到當前的困難時，主席說：“現在有困難，不能說現在困難很小，現在有相當大的困難。但是，正如好幾位朋友所講的，困難正在被克服中，過一個過程以後看現在的情況，就比現在看現在的情況會要不相同。事物不斷地走向它的反麵。”
最後，他歸結了一下自己的講話：“我這個話很短，主要就是這些話：單有總路線還不夠，還要有一整套的具體政策。而這一整套的具體政策，要經過一個過程才能製定出來。要製定，就需要作調查研究，要走群眾路線，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要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是老話，老生常談，這個常談裏頭有真理。”
四月二十三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周恩來報告了中央財經小組討論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的情況。**又談了如下一些意見：（一）國民經濟有全麵失調的問題，要全麵調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亂了，黨會失掉威信。（三）現在要講清形勢。看來，對形勢還估計不足，不是過分。在經濟上沒有大好形勢。所謂大好形勢，是指政治上，表現在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如果對形勢認識不一致，就會發生不團結。但是，在講形勢時，不要講得人心惶惶。
四月上旬，中央財經小組曾經多次討論國家計委關於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計劃調整方案。在周恩來主持下，把討論意見整理成《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草稿）》。四月二十五日，周恩來將修改後的報告稿的第一部分報送主席。他在信中說：“昨晚談到的那個財經小組報告第一部分，現在改好，請予審閱。這個報告要點，昨晚已大略談過，在主席看過後，望能約常委林總（林總，指**。）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誌一談，並給我們指示，以便好繼續進行準備開會（指定於1962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工作。報告的主要內容均已寫在第一部分裏，其他部分隻是發揮第一部分的論點，不看也可談的。”
五月一日，主席看完這個報告的第一部分，寫了一個批語：“此件更切實際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區書記參加的中央小型會議討論的基礎。”
五月二日，主席離京南下，先後到了上海、杭州、長沙、武漢、鄭州、濟南、天津，七月六日返回北京。
張治中更有深切的感受。他說：“我這個人跟國民黨蔣介石的關係二十五年之久，我作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也有十幾年之久，我就從沒聽過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不論在大會上、小會上，他總是罵街，罵這個人不對，罵那個人不對，好發脾氣，好罵人。有個故事，我記得清清楚楚，恐怕在座的也有人知道。國民黨開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他也在大會上罵人。當時會場上不曉得什麽人寫了一個條子，寫了兩句話。這兩句話是《書經》上的：‘萬方有罪，朕躬有責’（見《論語?堯日篇》，原文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蔣介石把它改成‘朕躬有罪，萬方有責’。這句話傳遍了全場。”
主席出席了四月九日的第二次會議，七位與會者發言後，大家要求主席講話。主席作了一個不長的講話。
他說：“今年一月間，我們開了一個黨的幹部會議，有六七千人。在這個會議中間，可以說對過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錯誤，有哪一些成績，經驗教訓多少條，作了一個初步的總結。這些總結，究竟正確不正確，要在今後的實踐中間去考驗。”
在講民主集中製的時候，主席說了這樣一段話：“民主集中製是一種製度，也是一種方法，就是要讓人家講話，要聽不同的意見。這次人大開會，不是開了好久嗎？三個禮拜。還是從前講過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現在我們黨內黨外都實行這三條。講錯話不要緊。從前老是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事實上沒有實行，言者還是有罪。右派猖狂進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麽辦呀？但是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講話了。剛才不是有一位同誌說了嘛，政治上不敢講話，工作上不敢負責，學術上不敢爭鳴。要實行民主集中製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種氣氛，現在逐步在造成這種氣氛。”
在談到當前的困難時，主席說：“現在有困難，不能說現在困難很小，現在有相當大的困難。但是，正如好幾位朋友所講的，困難正在被克服中，過一個過程以後看現在的情況，就比現在看現在的情況會要不相同。事物不斷地走向它的反麵。”
最後，他歸結了一下自己的講話：“我這個話很短，主要就是這些話：單有總路線還不夠，還要有一整套的具體政策。而這一整套的具體政策，要經過一個過程才能製定出來。要製定，就需要作調查研究，要走群眾路線，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要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是老話，老生常談，這個常談裏頭有真理。”
四月二十三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周恩來報告了中央財經小組討論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的情況。**又談了如下一些意見：（一）國民經濟有全麵失調的問題，要全麵調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亂了，黨會失掉威信。（三）現在要講清形勢。看來，對形勢還估計不足，不是過分。在經濟上沒有大好形勢。所謂大好形勢，是指政治上，表現在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如果對形勢認識不一致，就會發生不團結。但是，在講形勢時，不要講得人心惶惶。
四月上旬，中央財經小組曾經多次討論國家計委關於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計劃調整方案。在周恩來主持下，把討論意見整理成《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草稿）》。四月二十五日，周恩來將修改後的報告稿的第一部分報送主席。他在信中說：“昨晚談到的那個財經小組報告第一部分，現在改好，請予審閱。這個報告要點，昨晚已大略談過，在主席看過後，望能約常委林總（林總，指**。）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誌一談，並給我們指示，以便好繼續進行準備開會（指定於1962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工作。報告的主要內容均已寫在第一部分裏，其他部分隻是發揮第一部分的論點，不看也可談的。”
五月一日，主席看完這個報告的第一部分，寫了一個批語：“此件更切實際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區書記參加的中央小型會議討論的基礎。”
五月二日，主席離京南下，先後到了上海、杭州、長沙、武漢、鄭州、濟南、天津，七月六日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