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重要廠礦黨委及軍隊的負責幹部，共七千多人。這是中國**成立以來舉行的規模最大的工作會議。人們習慣地稱它為“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對**、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報告稿進行廣泛討論的同時，大會又組成了“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對報告稿進行重新討論修改。這項工作，仍由**主持，與大會的討論同步進行。
21名委員是：**、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陳伯達、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王任重。
這個起草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當時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負責人。他們年富力強，最大的64歲，最小的45歲，一般是50多歲。主席對他們寄予了厚望，大會上的七千精英也在看著他們。他們對問題的討論和認識結果，顯然對七千人大會是非常重要的。
會議從17日開始，每天下午討論，一直到24日，整整討論了8個半天。所涉及的問題同大會一樣，都是當時人們所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從會議的討論情況看，發言比較熱烈，談出不少自己真實的想法，基本反映了他們在當時的困難形勢下，對各種問題的探索和見解。
討論之一：指標是低了，還是高了？
報告稿在第一個問題“關於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布置了1962年的工作任務，提出了10年（1963－1972）的遠景計劃。報告說：對於我國從1963年到1972年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央有一個初步的設想。這個設想的主要目標是：一、爭取到1967年，基本上解決我國人民的吃、穿、用的問題。
二、爭取到1972年，基本上建成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經濟體係，使我國在主要工業品的總產量方麵趕上英國，在科學技術方麵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計劃1967年糧食產量達到4000億斤，1972年達到4500億斤；1967年棉花達到3500萬擔，1972年達到4500萬擔；1967年鋼達到2000萬噸左右，1972年達到3000萬噸左右；1967年煤達到3億8000萬噸左右，1972年達到4億5000萬噸左右。
對這樣一個指標，是高了，還是低了？討論會的第一天，柯慶施就說：4年（19581961年）分兩段寫，還是統一寫？1961年，錯誤改了（**插話：錯誤大部分已經改了），這裏看不出哪些已經改了，哪些改得徹底，不清楚。問個問題：“四十條”要不要？多少年解決吃穿用？15年趕上英國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用什麽方法鼓幹勁？不然，越看越沒有勁。對產糧指標，柯慶施說，農業說少了，以後究竟怎麽幹？6000億斤不行，5000億斤總可以。這個問題，包括我在內也搞不清楚。
在指標問題上，其教訓是刻骨銘心的，這幾年出現困難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全黨片麵地追求高指標，所以沒有充分把握，寧可訂得低一些，也不願意訂高了。在四川省，直到大會召開的時候，還有不少人沒有擺脫饑餓的威脅，死亡人數在全國來說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西南局第一書記兼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馬上說：農業指標還說低了？要達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鼓幹勁，還要解決具體問題。
陳雲算了一筆賬，他說：鋼的指標，到1967年實現2000萬噸，看起來低，可是不簡單，要過六道關：一、煤，即使每年增加2000萬噸煤，到1967年才能煉鋼1700萬噸，可見任務艱巨；二、鋼鐵工業本身要解決選礦、燒結、軋鋼等一係列問題才行；三、要解決有色金屬（鎳、鉻）的問題；四、要解決木材問題；五、要解決機械製造問題；六、要解決投資問題，另外還有運輸問題。很不簡單。不是曾經達到過1800萬噸鋼嗎？那是用擠掉其它的辦法達到的。現在再也不可能用這個辦法了，不按比例是不行的。1967年2000萬噸鋼究竟能不能達到？我看有三種可能：一是達到或者超過；二是差一點；三是差得相當遠。第三種可能性要估計進去。
這時**插話問，王鶴壽不是說可以達到2500百萬噸嗎？
陳雲說，這個問題上，王鶴壽和我曆來有分歧。有些人到書記處找幹勁，到總理那兒講困難。關於工業指標，10年規劃，特別是頭5年，過渡不可能快，再一個10年會快些，因為農業要恢複。報告中的指標不要改了。我們要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爭氣，但爭的方法，不在數字，而是在按比例、配套，踏踏實實前進。讓他們笑好了，隻追求數字，靠不住。
事實上，報告中談到的各項指標是被迫下降的，也是被迫調整的結果。周恩來回顧前兩年的情況時說，早兩年，是否能很好的調整？很難。因為還不認識，對錯誤的東西還沒有徹底批判，就無法徹底調整。1959年廬山會議調整了指標，還是浮誇。一聽到糧食收9000多億斤，棉花收了3500萬擔，四大指標又上去了，高速度變成追數字，完全不按比例。我也講過15％、25％，也是浮誇。當時不認識，現在比較清楚了。現在的情況如少奇同誌所說，是被迫下降，我們的工業是60年代、70年代水平的工業，如果真是把品種質量搞上去，1967年到不了2000萬噸鋼，也是好的。我們是一步一步退，被迫調整。另外，許多超階段的東西沒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調整。一個國家搞幾個獨立的體係，理論上站不住。指標下放、獨立體係，我要負責。現在要批判。
**毫不客氣地說，現在還有人不當事後諸葛亮。有這樣一種觀念，指標高就有幹勁，這種幹勁靠不住。現在的許多積極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實行《農業六十條》，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調動起來的，並不是高指標調動起來的。
討論之二：犯錯誤的原因？
一涉及犯錯誤的原因、錯誤的責任等，每個人的心頭都不會感到輕鬆。整個“七千人大會”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也是人們議論的焦點。敏感，卻又無法回避。起草委員會討論起來，更是感慨萬千！
先，哪一段是犯錯誤的關鍵時期？
關於這個問題，大家的說法不太一致。一種意見認為關鍵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另一種認為關鍵在1960年。
李井泉說，毛病比較大，是在廬山會議以後，反映了一種不正常情緒，給農村帶來嚴重創傷。感到最苦的就是1959年冬到1960年春。
陶鑄說，鄭州會議反“左”的指示，我們開始有抵觸，後來真正貫徹了。可是廬山會議一來，一下就吹了。如果鄭州會議的指示一直貫徹下去，情況會完全不一樣。鄭州會議反“左”的精神貫徹不徹底，廬山會議後，全麵反右，不反“左”，事情就壞了，廣東、湖南情況稍好一點。形勢變化，我們掌握不住。陶鑄又補充說，反傾向鬥爭，主要是廬山會議以後。
彭真說，1960年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大出口，基本建設也是1960年搞得最多。1960年的毛病出在沒有調查研究，首先是我們書記處。小平帶頭，沒有調查研究。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對1959年災情估計不足，對城市人口增加估計不足，農業養不活這樣多的城市人口。農業上又有浮誇。1960年提出“八字方針”是句空話。先進部隊走得很遠，後續部隊跟不上，沒有措施，指標不下來，調整不了。真正調整，是去年北戴河會議（有人說：是去年的廬山會議），提出以調整為中心遲了一年，三年災害不可低估，關鍵是1960年。
**插話說，關鍵是1959年廬山會議。
實際上大家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基本一致，分歧不大。陶鑄、**等強調主要緣於廬山會議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彭真等強調1960年的問題，也是正確的，因為1960年的錯誤是廬山會議反右傾的結果。如果沒有廬山會議，1960年的情況會好得多。
關於犯錯誤的原因，不少人談到了是沒有經驗。（.mianhuatang.info無彈窗廣告）陶鑄說，水利問題，主席在武昌會議說，這樣搞法，中國人要死一半，最少也死十分之一，5000萬。可是我們還是大搞。搞水利是可以不死人的，結果還是死人了。所以不搞了。哪裏想到搞多快好省會死人呢？沒有那個經驗。不是不擁護主席指示。把主席、中央同誌的思想變為全黨的思想要有個過程。
陶鑄說的確是實情。當時全黨搞建設，確實沒有經驗。但從另一方麵考慮問題，如果不那麽盲目上馬，多做些科學論證，慎重一些，這種現象還是可以避免的。問題是，當時大家的腦子都熱！
有的發言，涉及到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問題。王任重說，在速度問題上，過分樂觀，還搞平均主義，以為供給製沒有問題，現在明確了，50年才能建成社會主義。也不懂得按比例搞綜合平衡，犯錯誤就在這裏。
**也涉及到認識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問題。事實上，中央決策層對這個問題認識上的偏差，正是建國以來不斷發生“左”傾錯誤的最基本的原因。**說，國民黨叛變後，李立三說打倒國民黨隻要兩三年，結果整了十年沒有整倒，才知道長期性。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問題，真進了北京，還有點不大信。看來時間準備長些就快，準備短了反而慢了。
劉瀾濤在會上，強調這幾年犯錯誤的原因，是黨的生活受到了嚴重的損害，人們不敢講真話了，這幾年忠臣受到迫害，對立物是“風馬牛”，即看風使舵、拍馬吹牛。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很多錯誤都是因為這種情況造成的。
看來，劉瀾濤試圖從政治上尋找犯錯誤的原因。他的講話同大會上不少人的看法一致，認為隻強調缺少經驗很難服人，關鍵是黨的政治生活不正常，鬥爭過火，缺乏民主氣氛。
但起草委員會的討論在這一方麵並沒有展開。
至於產生困難的原因，陶鑄說，困難來自三方麵，錯誤、災害、修正主義。彭真插話說，三年災害不可低估。**說，有個人主義，有反革命，加重了困難。鄧小平說，有些人就是想辦壞事的。陶鑄則說，壞人不能過分強調。
在這個話題上，起草委員會也沒有展開討論。問題涉及到了，但沒有深入下去。以當時的情況，也很難深入下去！
討論之三――錯誤的責任？彭真直言主席在討論錯誤的責任這個問題時，起草委員會上掀起了一個**。這個**是由彭真掀起的。他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誌，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也不是什麽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批的。我們對**不是花崗岩，也是水成岩。**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麽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麵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從**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帳。書記處最大錯誤是沒有調查研究。
彭真的這段慷慨陳詞，成了七千人大會最引人注目的亮點之一，他是惟一一位在大會上指名提出主席犯了超越階段，辦公共食堂的錯誤（當然，主席不僅僅是這些錯誤，但即使是這一些錯誤，當時也無人敢具體指出），並且應該進行檢討的人。彭真的這個講話，成了日後**曆史上的一段經典發言，不斷被人們所稱讚。
彭真講完之後，鄧小平婉轉地說，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隻是占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鄧小平的意思很清楚，即**也是有錯誤的，也是可以批評的。實際上，他是支持了彭真的意見。當然，鄧小平也謹慎地談到，主席的指導思想是對的。相比之下，還是彭真更勇敢、大膽一些。
**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錯誤的責任，他說，有些地方不承認天災，或者隻承認三分，七分是**，像河南、甘肅。西北有些縣的同誌，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中央應首先負責，第二是省級，再是他們。我看，這個話許多人心裏有，隻是沒有講，現在他們講出來，就是提高了。
**的這番講話也是意味深長的，無疑，他同意彭真的講話。
其實彭真的這個話，的確不少人心裏都有，隻是不像彭真這麽坦率而已。前麵談到，陶鑄說“形勢變化，我們掌握不住”。那麽這個形勢是由誰來變化的？是主席。是因為主席使廬山會議變化了形勢，因而出現了1960年的嚴重困難。很自然，其中的不少責任也就應該由主席來負。
周恩來大概在擔心著什麽。他很快發言，從另外一個角度表示：在講責任方麵，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說，在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主席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麵紅旗”的思想、主席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調查工作進行後，情況正在好轉，但不能過分樂觀。經驗現在還不能完全總結，還是初步總結。主席講過，不經過反複，不能取得教訓。現在不是弱了，而是強了。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現在的問題是要爭取時機，不怨天，不尤人，發憤圖強，埋頭苦幹。不吹，不務虛名，要謙虛謹慎，驕傲總是危險。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不解決，寸步難行。如糧食上交130到150億斤，就很難。1959年認識鋼材，1960年認識煤炭，1961年認識木材，我們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統一，就不能解決問題。如果這一點思想不通，辯論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來顯然有一種擔憂，仿佛彭真有點頂不住了，他擔心別人也會這樣，因此告誡在座的同誌，都要積極地承擔責任，換句話說讓大家把責任都承擔起來，不要去追究主席的責任。在他看來，現在實行中央集權本來就遇到了問題，你再去講主席的錯，會帶來什麽後果？也許周恩來的擔心自有他的道理。但現在看來，周恩來這樣講，未必利大於弊。
周恩來講話不久，陳伯達開始向彭真發難。他說，我們不要做亂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說八道過，要檢查。我們還是要根據**的指導思想辦事。我編輯主席的語錄有很大收獲。他告訴我們，如何管理中國。要根據主席的指導思想來檢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誌昨天關於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的。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
彭真的意思完全被扭曲了。彭真前一天坦率直言掀起的**，就此發生了微妙的逆轉。其實彭真的講話並不過分，但陳伯達居然說彭真要檢查主席的工作，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要**負責。這個話真是隻有陳伯達才能講得出口！
彭真聽了陳伯達的話，感覺問題嚴重了，不得不趕緊解釋。他說：關於**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不能批評，這不好。
彭真的意思是，上從主席下到地方，都應該做一些實實在在的自我批評，這不但無損黨和主席的威信，相反會大大提高，大會的效果也會更好一些。看來，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太天真了。
**說，主席曆來提倡多謀善斷。有些話是在醞釀中對我們說的，但是有些人把話傳得太寬。說到這裏，**說：散會，明天討論第二稿。
是誰把話傳得太寬？**沒有具體說，討論便戛然而止。這是1月18日－19日的事情。
討論之四：“三麵紅旗”究竟怎麽講？
七千人大會在討論中對“三麵紅旗”提出了不少疑問和批評。僅西北地區就提出八個問題，需要中央做出解釋和回答。**、鄧小平主持起草的書麵報告稿，雖然對“三麵紅旗”進行了評價，但顯然並沒有解決當時人們心中的疑問。這些問題怎麽看，如何解釋？這是起草委員會不能回避的。
事實上，中央領導層如**、鄧小平、陳雲、周恩來等對“三麵紅旗”是有所考慮的，從以下的意見可以看出，他們對“三麵紅旗”持有某種程度上的保留態度，可是在報告中，既不能違背主席的意圖，又要把“三麵紅旗”談清楚，讓全黨幹部口服心服，多少讓他們感到有些為難。
比如：“三麵紅旗”究竟怎麽講？**說：“比較難說的‘三麵紅旗’問題”。
陳雲雖然在大會上沒有講話，但是在起草委員會上卻相當活躍，談了不少自己的觀點，他說：有些問題，隻能在原則上肯定，有些人認為不具體，還有懷疑，我說公開講，過幾年再說，如人民公社，有懷疑的人，容許他懷疑幾年。
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這個報告時，接受了陳雲的意見，強調允許懷疑。在後來公開發表的**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中，談到“三麵紅旗”時，他是這樣說的：“‘三麵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麵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麽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這段經典性的一段話，後來被人們廣泛引用，很明顯，**對“三麵紅旗”持有一定的保留態度。
關於人民公社，周恩來的想法是，報告中有關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要多說幾句。
鄧小平說，人民公社如果經過試點更好。既然早產了就應當好好愛護他，對早產的孩子有四種態度，一是不要，這是右派；二是對付對付，不認真；三是拔苗助長多給豬肉吃，多運動。這三種態度都不對。主席的態度是重視他愛護他，想辦法解決問題。四種態度跟哪一種走？當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說，人民公社還是有點一大二公，將來會看出來，現在難講。
柯慶施說，十條成績，人民公社講少了，至少抗災有作用。三個口號取消了也不行。講缺點、錯誤和三麵紅旗的關係，如何說？前麵解釋不夠。三個方麵：一個經驗，一個思想，一個工作，同樣條件，工作好的，情況就好一點。看來，柯慶施是充分肯定“三麵紅旗”的。
劉瀾濤說，有些同誌講“三麵紅旗”，像念經的一樣，宣傳上形式主義很厲害。劉瀾濤顯然同柯慶施的意見不一樣。
關於“大躍進”這麵紅旗，在大會上人們提出了種種疑問，有人說總路線好解釋，“大躍進”不好解釋。也有人說，這幾年農業減產，是否能說是躍進？在鄧小平看來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可是不提“大躍進”，“三麵紅旗”就少了一麵。**說，“三麵紅旗”少一麵不好，還是要提躍進。那麽怎麽向七千人解釋清楚呢？起草委員會經過討論，給“大躍進”做了以下的解釋，其實這也是主席曾經表示過的意見，隻是比較詳細具體了。
一是從長時期來看，可以說是躍進。速度是波浪式的。二是同資本主義國家比，同蘇聯比，就一個時期說，還是躍進。三是躍進不能總是以鋼作標準，要全麵的看，無數小的躍進，可以組成大的躍進。今後幾年產量下來了，品種、質量上去，也是躍進。也就是說品種齊全了，質量提高了，也是躍進。今後幾年內，我們要在品種、質量、技術方麵來個躍進。鄧小平對此總結說，十年任務中可以寫：“在科學技術和工業產品的品種、質量方麵實現大躍進。”修改後的報告稿，其完整的表述則是：“在科學技術和工業產品的品種、質量方麵實現大躍進，接近現代工業大國的水平。”
總的來看，起草委員會是在堅持維護“三麵紅旗”，但從中也流露出一些對“三麵紅旗”的不同認識。
七千人大會對**、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報告稿進行廣泛討論的同時，大會又組成了“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對報告稿進行重新討論修改。這項工作，仍由**主持，與大會的討論同步進行。
21名委員是：**、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陳伯達、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王任重。
這個起草委員會的成員，都是當時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負責人。他們年富力強，最大的64歲，最小的45歲，一般是50多歲。主席對他們寄予了厚望，大會上的七千精英也在看著他們。他們對問題的討論和認識結果，顯然對七千人大會是非常重要的。
會議從17日開始，每天下午討論，一直到24日，整整討論了8個半天。所涉及的問題同大會一樣，都是當時人們所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從會議的討論情況看，發言比較熱烈，談出不少自己真實的想法，基本反映了他們在當時的困難形勢下，對各種問題的探索和見解。
討論之一：指標是低了，還是高了？
報告稿在第一個問題“關於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布置了1962年的工作任務，提出了10年（1963－1972）的遠景計劃。報告說：對於我國從1963年到1972年國民經濟的發展，中央有一個初步的設想。這個設想的主要目標是：一、爭取到1967年，基本上解決我國人民的吃、穿、用的問題。
二、爭取到1972年，基本上建成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經濟體係，使我國在主要工業品的總產量方麵趕上英國，在科學技術方麵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計劃1967年糧食產量達到4000億斤，1972年達到4500億斤；1967年棉花達到3500萬擔，1972年達到4500萬擔；1967年鋼達到2000萬噸左右，1972年達到3000萬噸左右；1967年煤達到3億8000萬噸左右，1972年達到4億5000萬噸左右。
對這樣一個指標，是高了，還是低了？討論會的第一天，柯慶施就說：4年（19581961年）分兩段寫，還是統一寫？1961年，錯誤改了（**插話：錯誤大部分已經改了），這裏看不出哪些已經改了，哪些改得徹底，不清楚。問個問題：“四十條”要不要？多少年解決吃穿用？15年趕上英國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用什麽方法鼓幹勁？不然，越看越沒有勁。對產糧指標，柯慶施說，農業說少了，以後究竟怎麽幹？6000億斤不行，5000億斤總可以。這個問題，包括我在內也搞不清楚。
在指標問題上，其教訓是刻骨銘心的，這幾年出現困難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全黨片麵地追求高指標，所以沒有充分把握，寧可訂得低一些，也不願意訂高了。在四川省，直到大會召開的時候，還有不少人沒有擺脫饑餓的威脅，死亡人數在全國來說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西南局第一書記兼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馬上說：農業指標還說低了？要達到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鼓幹勁，還要解決具體問題。
陳雲算了一筆賬，他說：鋼的指標，到1967年實現2000萬噸，看起來低，可是不簡單，要過六道關：一、煤，即使每年增加2000萬噸煤，到1967年才能煉鋼1700萬噸，可見任務艱巨；二、鋼鐵工業本身要解決選礦、燒結、軋鋼等一係列問題才行；三、要解決有色金屬（鎳、鉻）的問題；四、要解決木材問題；五、要解決機械製造問題；六、要解決投資問題，另外還有運輸問題。很不簡單。不是曾經達到過1800萬噸鋼嗎？那是用擠掉其它的辦法達到的。現在再也不可能用這個辦法了，不按比例是不行的。1967年2000萬噸鋼究竟能不能達到？我看有三種可能：一是達到或者超過；二是差一點；三是差得相當遠。第三種可能性要估計進去。
這時**插話問，王鶴壽不是說可以達到2500百萬噸嗎？
陳雲說，這個問題上，王鶴壽和我曆來有分歧。有些人到書記處找幹勁，到總理那兒講困難。關於工業指標，10年規劃，特別是頭5年，過渡不可能快，再一個10年會快些，因為農業要恢複。報告中的指標不要改了。我們要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爭氣，但爭的方法，不在數字，而是在按比例、配套，踏踏實實前進。讓他們笑好了，隻追求數字，靠不住。
事實上，報告中談到的各項指標是被迫下降的，也是被迫調整的結果。周恩來回顧前兩年的情況時說，早兩年，是否能很好的調整？很難。因為還不認識，對錯誤的東西還沒有徹底批判，就無法徹底調整。1959年廬山會議調整了指標，還是浮誇。一聽到糧食收9000多億斤，棉花收了3500萬擔，四大指標又上去了，高速度變成追數字，完全不按比例。我也講過15％、25％，也是浮誇。當時不認識，現在比較清楚了。現在的情況如少奇同誌所說，是被迫下降，我們的工業是60年代、70年代水平的工業，如果真是把品種質量搞上去，1967年到不了2000萬噸鋼，也是好的。我們是一步一步退，被迫調整。另外，許多超階段的東西沒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調整。一個國家搞幾個獨立的體係，理論上站不住。指標下放、獨立體係，我要負責。現在要批判。
**毫不客氣地說，現在還有人不當事後諸葛亮。有這樣一種觀念，指標高就有幹勁，這種幹勁靠不住。現在的許多積極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實行《農業六十條》，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調動起來的，並不是高指標調動起來的。
討論之二：犯錯誤的原因？
一涉及犯錯誤的原因、錯誤的責任等，每個人的心頭都不會感到輕鬆。整個“七千人大會”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也是人們議論的焦點。敏感，卻又無法回避。起草委員會討論起來，更是感慨萬千！
先，哪一段是犯錯誤的關鍵時期？
關於這個問題，大家的說法不太一致。一種意見認為關鍵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另一種認為關鍵在1960年。
李井泉說，毛病比較大，是在廬山會議以後，反映了一種不正常情緒，給農村帶來嚴重創傷。感到最苦的就是1959年冬到1960年春。
陶鑄說，鄭州會議反“左”的指示，我們開始有抵觸，後來真正貫徹了。可是廬山會議一來，一下就吹了。如果鄭州會議的指示一直貫徹下去，情況會完全不一樣。鄭州會議反“左”的精神貫徹不徹底，廬山會議後，全麵反右，不反“左”，事情就壞了，廣東、湖南情況稍好一點。形勢變化，我們掌握不住。陶鑄又補充說，反傾向鬥爭，主要是廬山會議以後。
彭真說，1960年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大出口，基本建設也是1960年搞得最多。1960年的毛病出在沒有調查研究，首先是我們書記處。小平帶頭，沒有調查研究。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對1959年災情估計不足，對城市人口增加估計不足，農業養不活這樣多的城市人口。農業上又有浮誇。1960年提出“八字方針”是句空話。先進部隊走得很遠，後續部隊跟不上，沒有措施，指標不下來，調整不了。真正調整，是去年北戴河會議（有人說：是去年的廬山會議），提出以調整為中心遲了一年，三年災害不可低估，關鍵是1960年。
**插話說，關鍵是1959年廬山會議。
實際上大家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基本一致，分歧不大。陶鑄、**等強調主要緣於廬山會議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彭真等強調1960年的問題，也是正確的，因為1960年的錯誤是廬山會議反右傾的結果。如果沒有廬山會議，1960年的情況會好得多。
關於犯錯誤的原因，不少人談到了是沒有經驗。（.mianhuatang.info無彈窗廣告）陶鑄說，水利問題，主席在武昌會議說，這樣搞法，中國人要死一半，最少也死十分之一，5000萬。可是我們還是大搞。搞水利是可以不死人的，結果還是死人了。所以不搞了。哪裏想到搞多快好省會死人呢？沒有那個經驗。不是不擁護主席指示。把主席、中央同誌的思想變為全黨的思想要有個過程。
陶鑄說的確是實情。當時全黨搞建設，確實沒有經驗。但從另一方麵考慮問題，如果不那麽盲目上馬，多做些科學論證，慎重一些，這種現象還是可以避免的。問題是，當時大家的腦子都熱！
有的發言，涉及到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問題。王任重說，在速度問題上，過分樂觀，還搞平均主義，以為供給製沒有問題，現在明確了，50年才能建成社會主義。也不懂得按比例搞綜合平衡，犯錯誤就在這裏。
**也涉及到認識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問題。事實上，中央決策層對這個問題認識上的偏差，正是建國以來不斷發生“左”傾錯誤的最基本的原因。**說，國民黨叛變後，李立三說打倒國民黨隻要兩三年，結果整了十年沒有整倒，才知道長期性。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問題，真進了北京，還有點不大信。看來時間準備長些就快，準備短了反而慢了。
劉瀾濤在會上，強調這幾年犯錯誤的原因，是黨的生活受到了嚴重的損害，人們不敢講真話了，這幾年忠臣受到迫害，對立物是“風馬牛”，即看風使舵、拍馬吹牛。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很多錯誤都是因為這種情況造成的。
看來，劉瀾濤試圖從政治上尋找犯錯誤的原因。他的講話同大會上不少人的看法一致，認為隻強調缺少經驗很難服人，關鍵是黨的政治生活不正常，鬥爭過火，缺乏民主氣氛。
但起草委員會的討論在這一方麵並沒有展開。
至於產生困難的原因，陶鑄說，困難來自三方麵，錯誤、災害、修正主義。彭真插話說，三年災害不可低估。**說，有個人主義，有反革命，加重了困難。鄧小平說，有些人就是想辦壞事的。陶鑄則說，壞人不能過分強調。
在這個話題上，起草委員會也沒有展開討論。問題涉及到了，但沒有深入下去。以當時的情況，也很難深入下去！
討論之三――錯誤的責任？彭真直言主席在討論錯誤的責任這個問題時，起草委員會上掀起了一個**。這個**是由彭真掀起的。他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誌，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也不是什麽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批的。我們對**不是花崗岩，也是水成岩。**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麽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麵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從**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帳。書記處最大錯誤是沒有調查研究。
彭真的這段慷慨陳詞，成了七千人大會最引人注目的亮點之一，他是惟一一位在大會上指名提出主席犯了超越階段，辦公共食堂的錯誤（當然，主席不僅僅是這些錯誤，但即使是這一些錯誤，當時也無人敢具體指出），並且應該進行檢討的人。彭真的這個講話，成了日後**曆史上的一段經典發言，不斷被人們所稱讚。
彭真講完之後，鄧小平婉轉地說，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隻是占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鄧小平的意思很清楚，即**也是有錯誤的，也是可以批評的。實際上，他是支持了彭真的意見。當然，鄧小平也謹慎地談到，主席的指導思想是對的。相比之下，還是彭真更勇敢、大膽一些。
**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錯誤的責任，他說，有些地方不承認天災，或者隻承認三分，七分是**，像河南、甘肅。西北有些縣的同誌，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中央應首先負責，第二是省級，再是他們。我看，這個話許多人心裏有，隻是沒有講，現在他們講出來，就是提高了。
**的這番講話也是意味深長的，無疑，他同意彭真的講話。
其實彭真的這個話，的確不少人心裏都有，隻是不像彭真這麽坦率而已。前麵談到，陶鑄說“形勢變化，我們掌握不住”。那麽這個形勢是由誰來變化的？是主席。是因為主席使廬山會議變化了形勢，因而出現了1960年的嚴重困難。很自然，其中的不少責任也就應該由主席來負。
周恩來大概在擔心著什麽。他很快發言，從另外一個角度表示：在講責任方麵，要從我們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說，在目前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擔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主席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麵紅旗”的思想、主席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調查工作進行後，情況正在好轉，但不能過分樂觀。經驗現在還不能完全總結，還是初步總結。主席講過，不經過反複，不能取得教訓。現在不是弱了，而是強了。過去幾年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現在的問題是要爭取時機，不怨天，不尤人，發憤圖強，埋頭苦幹。不吹，不務虛名，要謙虛謹慎，驕傲總是危險。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梢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的話。這是當前工作中的主要問題，不解決，寸步難行。如糧食上交130到150億斤，就很難。1959年認識鋼材，1960年認識煤炭，1961年認識木材，我們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統一，就不能解決問題。如果這一點思想不通，辯論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來顯然有一種擔憂，仿佛彭真有點頂不住了，他擔心別人也會這樣，因此告誡在座的同誌，都要積極地承擔責任，換句話說讓大家把責任都承擔起來，不要去追究主席的責任。在他看來，現在實行中央集權本來就遇到了問題，你再去講主席的錯，會帶來什麽後果？也許周恩來的擔心自有他的道理。但現在看來，周恩來這樣講，未必利大於弊。
周恩來講話不久，陳伯達開始向彭真發難。他說，我們不要做亂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說八道過，要檢查。我們還是要根據**的指導思想辦事。我編輯主席的語錄有很大收獲。他告訴我們，如何管理中國。要根據主席的指導思想來檢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誌昨天關於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的。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
彭真的意思完全被扭曲了。彭真前一天坦率直言掀起的**，就此發生了微妙的逆轉。其實彭真的講話並不過分，但陳伯達居然說彭真要檢查主席的工作，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要**負責。這個話真是隻有陳伯達才能講得出口！
彭真聽了陳伯達的話，感覺問題嚴重了，不得不趕緊解釋。他說：關於**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不能批評，這不好。
彭真的意思是，上從主席下到地方，都應該做一些實實在在的自我批評，這不但無損黨和主席的威信，相反會大大提高，大會的效果也會更好一些。看來，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太天真了。
**說，主席曆來提倡多謀善斷。有些話是在醞釀中對我們說的，但是有些人把話傳得太寬。說到這裏，**說：散會，明天討論第二稿。
是誰把話傳得太寬？**沒有具體說，討論便戛然而止。這是1月18日－19日的事情。
討論之四：“三麵紅旗”究竟怎麽講？
七千人大會在討論中對“三麵紅旗”提出了不少疑問和批評。僅西北地區就提出八個問題，需要中央做出解釋和回答。**、鄧小平主持起草的書麵報告稿，雖然對“三麵紅旗”進行了評價，但顯然並沒有解決當時人們心中的疑問。這些問題怎麽看，如何解釋？這是起草委員會不能回避的。
事實上，中央領導層如**、鄧小平、陳雲、周恩來等對“三麵紅旗”是有所考慮的，從以下的意見可以看出，他們對“三麵紅旗”持有某種程度上的保留態度，可是在報告中，既不能違背主席的意圖，又要把“三麵紅旗”談清楚，讓全黨幹部口服心服，多少讓他們感到有些為難。
比如：“三麵紅旗”究竟怎麽講？**說：“比較難說的‘三麵紅旗’問題”。
陳雲雖然在大會上沒有講話，但是在起草委員會上卻相當活躍，談了不少自己的觀點，他說：有些問題，隻能在原則上肯定，有些人認為不具體，還有懷疑，我說公開講，過幾年再說，如人民公社，有懷疑的人，容許他懷疑幾年。
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這個報告時，接受了陳雲的意見，強調允許懷疑。在後來公開發表的**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中，談到“三麵紅旗”時，他是這樣說的：“‘三麵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麵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麽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這段經典性的一段話，後來被人們廣泛引用，很明顯，**對“三麵紅旗”持有一定的保留態度。
關於人民公社，周恩來的想法是，報告中有關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要多說幾句。
鄧小平說，人民公社如果經過試點更好。既然早產了就應當好好愛護他，對早產的孩子有四種態度，一是不要，這是右派；二是對付對付，不認真；三是拔苗助長多給豬肉吃，多運動。這三種態度都不對。主席的態度是重視他愛護他，想辦法解決問題。四種態度跟哪一種走？當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說，人民公社還是有點一大二公，將來會看出來，現在難講。
柯慶施說，十條成績，人民公社講少了，至少抗災有作用。三個口號取消了也不行。講缺點、錯誤和三麵紅旗的關係，如何說？前麵解釋不夠。三個方麵：一個經驗，一個思想，一個工作，同樣條件，工作好的，情況就好一點。看來，柯慶施是充分肯定“三麵紅旗”的。
劉瀾濤說，有些同誌講“三麵紅旗”，像念經的一樣，宣傳上形式主義很厲害。劉瀾濤顯然同柯慶施的意見不一樣。
關於“大躍進”這麵紅旗，在大會上人們提出了種種疑問，有人說總路線好解釋，“大躍進”不好解釋。也有人說，這幾年農業減產，是否能說是躍進？在鄧小平看來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可是不提“大躍進”，“三麵紅旗”就少了一麵。**說，“三麵紅旗”少一麵不好，還是要提躍進。那麽怎麽向七千人解釋清楚呢？起草委員會經過討論，給“大躍進”做了以下的解釋，其實這也是主席曾經表示過的意見，隻是比較詳細具體了。
一是從長時期來看，可以說是躍進。速度是波浪式的。二是同資本主義國家比，同蘇聯比，就一個時期說，還是躍進。三是躍進不能總是以鋼作標準，要全麵的看，無數小的躍進，可以組成大的躍進。今後幾年產量下來了，品種、質量上去，也是躍進。也就是說品種齊全了，質量提高了，也是躍進。今後幾年內，我們要在品種、質量、技術方麵來個躍進。鄧小平對此總結說，十年任務中可以寫：“在科學技術和工業產品的品種、質量方麵實現大躍進。”修改後的報告稿，其完整的表述則是：“在科學技術和工業產品的品種、質量方麵實現大躍進，接近現代工業大國的水平。”
總的來看，起草委員會是在堅持維護“三麵紅旗”，但從中也流露出一些對“三麵紅旗”的不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