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的“風雲人物”，高舉“三麵紅旗”的“左派”，地方大員有著名的五大省委第一書記，他們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這幾個人，除舒同外都是在“廬山會議”上攻擊彭德懷的猛將。1961年，黨中央在調整農村政策的同時，也調整了地方大員。**對吳芝圃、舒同、張仲良采取了組織措施，撤掉了他們的第一書記職務，改任較次要的工作。
1）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李井泉比主席本人還要左，其在四川大躍進中的暴政見東夫的《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在中央已經開始糾正左的政策的時候，李井泉還扣住主席的《黨內通信》不下發，致使四川的經濟複蘇晚於全國其他省份。對此當時分管農業的四川省委副書記廖誌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後來承認：“在當時的情況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製定、執行有關政策或工作中失誤主要有三條：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員的自留地恢複得遲了，這兩條比全國其他各省市大約遲了半年到一年；特別是錯誤地搞反瞞產私分，雖然時間不長，但影響大、後果嚴重。這三條失誤給群眾帶來更大困難，對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是我們應當記取的沉痛教訓。”
李井泉的名言是：“中國這麽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他最讓人不能寬恕的惡行是：在1960年餓死人的緊要關頭，悍然宣布四川地方糧票作廢。
李井泉一直未見有任何認錯的表示。令人奇怪的是，他不僅沒有受到處分，反而在1961年9月升任西南局第一書記。
文革中，李井泉被鬥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綁架；夫人肖裏在揪鬥中頭發全部被扯光，最後含冤自殺；兒子李明清因為反對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毆打致死。實在是很慘。但是從文革至今，從未聽到任何人說過同情李井泉的話。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吳芝圃先是河南省長，在“大躍進”開始後以“反右傾”為名，鬥倒了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自己當了省委第一書記，成為第一把手。
大饑荒時期，河南死人最厲害是信陽地區，河南全省死亡200萬人，信陽地區就占了100萬。“信陽事件”暴露後，1960年10月21日，中組部、中監委4名幹部寫出有關“信陽事件”的報告。11月12日，**派**、陶鑄和王任重來到信陽調查。經過調查，陶鑄在河南省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河南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是1959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有在廬山會議上作檢討，廬山會議後繼續搞。二是河南發生這麽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後來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忸忸怩怩不真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消息，這是很大的錯誤。”
1961年1月，吳芝圃代表省委開始檢查“大躍進”以來所犯的“左”傾蠻幹錯誤。2月，**中央調廣東省委書記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務書記，調湖北省委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又調廣西區委第一書記劉建勳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改任第二書記。1962年4月，中央免去吳芝圃在河南的職務，調**中央中南局負責文教工作。同時，**河南省委作出為潘複生、楊玨等平反的決定。5月和8月，**中央、中央監委分別批示，為潘、楊平反。
吳芝圃在檢討中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很大。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文革中吳芝圃遭揪鬥，死於1967年。
3）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曾希聖搞“大躍進”積極，致使安徽餓死幾百萬人，曾希聖沒有受處分，反而於1961年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後期，**主持批判曾希聖，曾希聖連個椅子都沒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參加會議。**把曾希聖撤職，保留華東局第二書記職務，後又調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將曾希聖從四川揪回安徽批鬥時，曾希聖曾說：“我在一九六二年是**鬥下來的。”
1961年，曾希聖眼見饑荒嚴重，大批農民餓死，內心非常愧疚。於是，不顧個人榮辱安危，積極在安徽搞“包產到戶”，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可以說是“將功折罪”。
4）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有關山東的“大饑荒”，王兆軍的《皺紋裏的聲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餓死！那時的山東，真可以說是餓殍遍野，屍橫村巷。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當他在濟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華賓館時，三分之一皮包骨頭的農民正陸續走向墳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從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腫和其他因饑餓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了。”
1961年，中央撤銷了舒同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職務，下放到章丘縣任縣委第一書記，1963年調任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後來當了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成了瀟灑的文人。
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有關甘肅的“大躍進”和張仲良的劣行，見甘為民的《一人說謊，全省遭殃》和沙青的《依稀大地灣》。
張仲良在“廬山會議”上駁斥彭德懷說：“你講得不對！就以我們甘肅省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們甘肅不產一噸鋼鐵，去年我們搞了五萬噸！難道還不是大躍進？去年我們全省糧食也增產了百分之四十一，我們破天荒不再從外省運進糧食！”事實上當時甘肅就有十幾個縣份嚴重缺糧，在餓死人。為此蘭州軍區出動大批軍車從外省緊急運糧。
當中央開會時，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曾對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但張仲良卻硬充胖子，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支援他們。
後來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了中央，中央派監察部部長錢瑛率檢查團來到甘肅。1960年12月張仲良被免職，汪峰任第一書記，張仲良改任第三書記。1965年8月，張仲良調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中，江蘇的兩派群眾組織都認為他在江蘇沒有犯什麽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為“革命幹部”的身份參加革命委員會。甘肅造反派聞訊，立即派人到江蘇要將他揪回甘肅批鬥，說“張仲良欠了我們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張仲良便沒能進入革委會，換成了彭衝。
1）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李井泉比主席本人還要左，其在四川大躍進中的暴政見東夫的《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在中央已經開始糾正左的政策的時候，李井泉還扣住主席的《黨內通信》不下發，致使四川的經濟複蘇晚於全國其他省份。對此當時分管農業的四川省委副書記廖誌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後來承認：“在當時的情況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製定、執行有關政策或工作中失誤主要有三條：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員的自留地恢複得遲了，這兩條比全國其他各省市大約遲了半年到一年；特別是錯誤地搞反瞞產私分，雖然時間不長，但影響大、後果嚴重。這三條失誤給群眾帶來更大困難，對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是我們應當記取的沉痛教訓。”
李井泉的名言是：“中國這麽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他最讓人不能寬恕的惡行是：在1960年餓死人的緊要關頭，悍然宣布四川地方糧票作廢。
李井泉一直未見有任何認錯的表示。令人奇怪的是，他不僅沒有受到處分，反而在1961年9月升任西南局第一書記。
文革中，李井泉被鬥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綁架；夫人肖裏在揪鬥中頭發全部被扯光，最後含冤自殺；兒子李明清因為反對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毆打致死。實在是很慘。但是從文革至今，從未聽到任何人說過同情李井泉的話。
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吳芝圃先是河南省長，在“大躍進”開始後以“反右傾”為名，鬥倒了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自己當了省委第一書記，成為第一把手。
大饑荒時期，河南死人最厲害是信陽地區，河南全省死亡200萬人，信陽地區就占了100萬。“信陽事件”暴露後，1960年10月21日，中組部、中監委4名幹部寫出有關“信陽事件”的報告。11月12日，**派**、陶鑄和王任重來到信陽調查。經過調查，陶鑄在河南省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河南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是1959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有在廬山會議上作檢討，廬山會議後繼續搞。二是河南發生這麽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後來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忸忸怩怩不真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消息，這是很大的錯誤。”
1961年1月，吳芝圃代表省委開始檢查“大躍進”以來所犯的“左”傾蠻幹錯誤。2月，**中央調廣東省委書記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務書記，調湖北省委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又調廣西區委第一書記劉建勳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改任第二書記。1962年4月，中央免去吳芝圃在河南的職務，調**中央中南局負責文教工作。同時，**河南省委作出為潘複生、楊玨等平反的決定。5月和8月，**中央、中央監委分別批示，為潘、楊平反。
吳芝圃在檢討中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很大。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文革中吳芝圃遭揪鬥，死於1967年。
3）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曾希聖搞“大躍進”積極，致使安徽餓死幾百萬人，曾希聖沒有受處分，反而於1961年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後期，**主持批判曾希聖，曾希聖連個椅子都沒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參加會議。**把曾希聖撤職，保留華東局第二書記職務，後又調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將曾希聖從四川揪回安徽批鬥時，曾希聖曾說：“我在一九六二年是**鬥下來的。”
1961年，曾希聖眼見饑荒嚴重，大批農民餓死，內心非常愧疚。於是，不顧個人榮辱安危，積極在安徽搞“包產到戶”，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可以說是“將功折罪”。
4）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有關山東的“大饑荒”，王兆軍的《皺紋裏的聲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餓死！那時的山東，真可以說是餓殍遍野，屍橫村巷。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當他在濟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華賓館時，三分之一皮包骨頭的農民正陸續走向墳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從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腫和其他因饑餓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了。”
1961年，中央撤銷了舒同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職務，下放到章丘縣任縣委第一書記，1963年調任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後來當了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成了瀟灑的文人。
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有關甘肅的“大躍進”和張仲良的劣行，見甘為民的《一人說謊，全省遭殃》和沙青的《依稀大地灣》。
張仲良在“廬山會議”上駁斥彭德懷說：“你講得不對！就以我們甘肅省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們甘肅不產一噸鋼鐵，去年我們搞了五萬噸！難道還不是大躍進？去年我們全省糧食也增產了百分之四十一，我們破天荒不再從外省運進糧食！”事實上當時甘肅就有十幾個縣份嚴重缺糧，在餓死人。為此蘭州軍區出動大批軍車從外省緊急運糧。
當中央開會時，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曾對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陝西願支援一些。但張仲良卻硬充胖子，反說若陝西缺糧，甘肅可支援他們。
後來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了中央，中央派監察部部長錢瑛率檢查團來到甘肅。1960年12月張仲良被免職，汪峰任第一書記，張仲良改任第三書記。1965年8月，張仲良調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中，江蘇的兩派群眾組織都認為他在江蘇沒有犯什麽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為“革命幹部”的身份參加革命委員會。甘肅造反派聞訊，立即派人到江蘇要將他揪回甘肅批鬥，說“張仲良欠了我們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張仲良便沒能進入革委會，換成了彭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