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冤魂來自湖南寧鄉，他們聲淚俱下地控訴道：廬山會議重新把中國拖進了更深的苦海。1959年“反右傾”運動，“掀起更大躍進**”運動後，幹部“五風”愈演愈烈，一場場滅絕人性的慘劇，在寧鄉大地肆無忌憚地上演了！
（1）從調整到“更大躍進”
1959年春荒，寧鄉各食堂糧荒日重。縣委和各級黨委喊得最凶的，就是“低標準，瓜菜代”。全縣各食堂通行7類標準：按年齡分勞力等級，以16兩老秤，每人每餐由1兩（不到市斤秤的0.兩兩兩。最強壯的勞力，一天也隻能吃到12兩市斤）。多吃要罰。
1959年初，寧鄉開展糾風整社運動，自上而下發動社員群眾和隊幹部大鳴大放提意見，全縣共鳴放出530多萬條意見。其中，對公社化、公共食堂、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浮誇風、“一平二調”共產風，大煉鋼鐵、毀林燒炭、拆房毀屋、糧食問題，占到86.2%，對密植、養豬等生產問題占11%。各社隊開始對刮“共產風”、搞“一平二調”、幹部貪汙多占進行清查。人民公社管理體製，也由原以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調整為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強調“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實行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管理和核算。還處理了大躍進中犯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錯誤的490個黨員幹部。這樣，稍微緩解了1959年春荒的嚴重程度，但較之其它縣份，寧鄉的措施不力、效果不顯著。
1958年的大躍進，由於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的謹慎穩健，比起湖北、廣東、貴州等相鄰省份而言，湖南的步子還不是那麽浮誇、冒進、蠻幹的，因此1959年的春荒，比起相鄰省份還相對好一些。也為此幾次表揚周小舟。
廬山會議，周小舟被打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
1959年8月22日至9月15日，**湖南省委在長沙召開有2000多人參加的省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揭發批判以周小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宗派”。新上任的省委書記代表省委作《堅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鼓足幹勁，為全麵超額完成今年躍進計劃而奮鬥》報告。會後，省委布置在全省縣以上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學校等單位黨員幹部中立即開展反右傾整風運動，並在農民中開展整社及總路線再教育運動，以肅清“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毒素”。一場狂風暴雨殘酷地洗劫著三湘四水。湖南迅速墮落至苦日子年代災難最為深重的省份之一。
寧鄉縣的“反右傾整風“運動，分外殘酷無情。縣委第一書記李學良在大會上神色俱厲：“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廬山會議向黨進攻，向**發難，目的就是要篡黨奪權。他們的罪惡目的一旦得逞，我們就要亡黨亡國！”李學良強調起寧鄉特殊地位，神情凶狠激昂，拳頭擂得講台山響：“我們寧鄉是少奇同誌的故鄉，七十多萬寧鄉人民誓死和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血戰到底！要把周小舟的右傾影響，從寧鄉連根拔掉，徹底清除！決不能讓紅色江山改變顏色，決不能讓廣大人民群眾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李學良，河北大名人，南下幹部。他用人任人為親，重用南下幹部，打擊寧鄉地下黨出身的本地幹部，作風狠辣，欺上壓下，愛聽逢承話，好大喜功！搞起“反右傾”，真有打仗般的堅決凶狠。
1959年9月，寧鄉縣委貫徹**中央八屆八中全會精神和**湖南省委“反右傾整風”指示，成立了由縣委第一書記李學良和書記何長友掛帥的“反右傾”領導小組，全縣開始“反右傾”運動。9月23日和11月5日，相繼召開縣委擴大會議和全縣幹部大會，重點批判鬥爭一些敢於實事求是地向黨反映情況，提出批評意見的同誌。大會小會批鬥40餘人，都遭苦打，有的打傷致殘。會後“打人風”蔓延全縣。1960年春，‘反右傾’運動結束。”
對“反右傾”，“掀起更大躍進”，李學良曾有過一段昧著良心、的講話：“大躍進以來一年多時間裏，寧鄉縣山山水水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農業生產的確取得了偉大成績，人民群眾生活幸福，衷心擁護三麵紅旗。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攻擊我們三麵紅旗，說我們總路線搞糟了，大躍進搞糟了，人民公社搞糟了，大煉鋼鐵搞糟了，好象天下一片黑暗……我們必須在1960年掀起更大躍進**，證明我們的三麵紅旗具有無比的優越性。讓那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我們更大躍進的偉大成績麵前發抖去吧！”
1960年2月8日至11日，**寧鄉縣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縣委大禮堂召開，代表401人，列席15人。大會通過了《**寧鄉縣第2次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決議》。《決議》充分肯定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右傾，提出工農業產值、糧食總產量、生豬飼養量都要“更大躍進”，分別比1959年增長164%、123%、453%。並製定出今後三年更大躍進的規劃。
從此，幹部們的一切工作緊緊圍繞“以糧為綱”，全力高征購的工作方針，即按照“更大躍進”的精神，糧食產量放“衛星”，報高產，想盡一切辦法，把糧食搞上來，上交國庫，完成任務。“更大躍進”把寧鄉縣70多萬民眾扔進了暴力征糧，全民更大饑荒的驚濤駭浪中。
（2）更猛烈的“共產風”
1959年下半年以後，寧鄉縣幹部“五風”刮得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民不聊生。“千村辟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1958年的“共產風”，原來就很嚴重，搞得民不聊生。而1959年的“更大躍進”，則更為嚴重的損害了群眾的生產生活，造成寧鄉民眾一貧如洗，流離失所，生活無著，生產幾近破產邊緣。
全縣平調總額為3155萬元。按全縣206631戶，767694人口計算，每戶平均平調158元，每人平均42元。其中縣以上平調額為1583萬元，占平調總額的50%；縣級平調額為元；占平調額的10%；公社級平調額為元，占平調總額的10%；公社級平調元，占平調總額的10.5%；大隊級平調額為元，占平調總額的22.5%；生產隊級平調額為226萬元，占平調總額的7%。共產風嚴重的損害了群眾的生產生活。全縣58年初群眾住房702641間，按當時農業總人口計算，每人平均0.87間。三年來，由於拆毀敗壞減少了262689間，占房屋總數的其中拆毀155740間，占原有總間數的23.1%；平調占用57765間，占原有總間數的8.2%；空閑和年久失修破爛不能居住的有49184間，占原有房間總間數的7%。因而群眾僅有住房439952間，按現有人口計算，每人平均0.56間。炊具在58年初共有500萬件，每戶平均24件。三年來共損失280萬件，占56%。其中屬於平調的105萬件；家俱58年初共有1200萬件，每戶平均60件。三年來共損失581萬件，占總數的48.4%，其中平調的251萬件；農具58年初共有424萬件，每戶平均21件，三年來共損失274萬件，占64.5%，其中屬於平調的165萬件。其次還平調了耕地39874畝，耕牛315頭，牲豬137443頭，家禽115904隻等。這樣一來，給群眾生活和生產上帶來了很大困難。
（3）更高指標更高征購1959年的“衛星”雖然比不上58年的氣派，但“浮誇風”仍不減成色。縣委書記李學良帶頭大放“衛星”，他的4畝試驗田，聲稱平均畝產幹穀1550斤。10月20日，縣委發布嘉獎令，表揚了7個試驗田“高產”的公社書記，其中老糧倉公社黨委書記李作仁的晚稻試驗田，上報畝產3845斤。
1959年，糧食嚴重減產，寧鄉縣委上報糧食畝產13億多萬斤，而實際產量僅為6億多萬斤（仍有水份）。
由於“五風”盛行，糧食生產大幅度下降，而國家征購任務不減反升，社員群眾口糧難以維生。
1960年的糧食單產，比戰亂不已的1949年還減少134斤！而這一年，年人均口糧合原糧不到250斤，社員難以維持生計。
高產就要高征購。1958年，國家征購任務占糧食總產量30%；1959年，寧鄉縣征購糧超過34%。
1960年該社糧食總產量下降為2945萬斤，但征購不減。社員口糧逐年下降，1958年人均口糧510斤，1959年403斤，1960年則為273斤，占總戶數44.1%。若除去種子、飼料糧，社員實際口糧大大低於這個數字。還有6573戶社員拿不回口糧。有的公社社員人平口糧291斤。若按七成出米率計算，人均年口糧為一天口糧五兩八！
產量越“多”，上交越多，社員生活越發困難。全縣每人負擔上交國庫征購糧153斤。寧鄉大約有42個主要產糧大隊，共有人口36353人，總產量斤，共征購糧食萬斤，征購糧占總產量的65.6%，比國民黨時代農民交納地主的“四六租”，還要重。其中負擔最高的大隊，平均每人負擔征購糧587斤，最低的大隊，平均每人負擔301斤。這些大隊完成征購任務後，沒有種子和口糧的有4個大隊。
雙江口公社徐家大隊，838人，征購糧47萬斤，平均每人負擔562斤，完成征購任務後，隻剩下115368斤糧食，即使不留種子和飼料，人平口糧也隻有138斤。這個公社的洋泉大隊，人口1024個，征購糧60萬斤，人平均負擔585斤。不留一粒口糧，倒虧征購糧35027斤，人平均倒虧34斤。社員反映：“人民公社哪裏還有天理！我們農民天天種糧，比牛馬還苦，種了一年糧食下來，自家一粒不呷，還倒欠國家的征購糧。如今咯個時道，就是要我們的命呢，人是冒得辦法活下去了！不如死了倒好。”
1959年春荒，寧鄉各食堂糧荒日重。縣委和各級黨委喊得最凶的，就是“低標準，瓜菜代”。全縣各食堂通行7類標準：按年齡分勞力等級，以16兩老秤，每人每餐由1兩（不到市斤秤的0.兩兩兩。最強壯的勞力，一天也隻能吃到12兩市斤）。多吃要罰。
寧鄉素為湘中牲豬大縣。1948年，全縣牲豬出欄110330頭；1958年大辦豬場3276個，牲豬出欄頭；1961年，全縣牲豬出欄數僅為13100頭，是1948年的九分之一。
因“五風”橫行，口糧嚴重困難，大躍進以來，全縣浮腫、幹瘦、婦女子宮脫垂、閉經、小兒疳疾病等輕重患者，前後累計高達31萬多人次。僅1961年，婦女閉經、子宮脫垂者達8萬多人！縣委書記何長友向**匯報說，大躍進以來，全縣餓死、病死人數為5萬多人。
（4）打死逼死人命廬山會議後，寧鄉“反右傾”、“掀起更大躍進的**”運動，搞得聲勢浩大、轟轟烈烈。在縣委領導和各級幹部看來，“更大躍進”就是得要更高產量，更高征購任務。他們找到了一個竅門，你報高產多少沒關係，隻要完成了上級下達的高征購，就證明你確實“更大躍進”，實現了高產。而社員肚中無食，身上無力，生產無心，產量自然下降。幹部們為了完成征購任務，不擇手段，大打出手，用暴力從農民口中奪糧交國庫。幹部違法亂紀風行寧鄉，如洪水猛獸，風行寧鄉。共產、浮誇、高指標、特殊化、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成風。人民群眾饑寒交迫，衣食無著，朝不保夕。稍有不滿，便被幹部非打即罵。捆、綁、吊打成為幹部推動工作、統治社員、高征購搞糧的手段。
農民叫苦說：“糧食打的本來就不多，差不多交了征購就剩不下多少了。食堂吃不飽，幹部簡直拿人不當人，動不動就往死裏打。社員連話都不能說，告狀更是闖大禍了，往哪裏告？你跑又不能跑，四鄉八社民兵設崗放卡專門抓盲流，抓到就往死裏打，罪名是對公社不滿。寧鄉就象一個大的屠宰場！幹部就是那些‘殺場’活閻王！”
寧鄉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致死人命情況非常嚴重，以致於經常會引起上級的關注。同時，人民生不如死，群眾自殺的事件常有發生。
自殺情況分為4種。第一，屬於幹部工作方法粗糙而造成自殺。如有的基層幹部動輒以責罵、停餐、扣飯等簡單粗糙的辦法，來代替細致的思想發動工作，甚至有的亂搞鬥爭，以致造成群眾自殺事件如老糧倉公社金石大隊雙石生產隊會計鄧東林在發工資時，失去人民幣70元，錯怪13歲女孩劉蘭之（貧農）偷了，在總支委員薑學均和生產隊長張伯生的主持下將劉打鬥，刑訊逼供造成假案，結果錢已找出，劉蘭之放回後投塘自殺。第二，“屬於長期纏病在身而自殺。如青山橋公社婦女閔月元患幹骨癆病，悲觀絕望，又忍受不了重病的折磨而自殺。第三，不堪“大躍進”勞苦，而被扣上“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帽子，悲觀厭世而自殺。第四，因社會糾紛而自殺。
1960年5月18日，**寧鄉縣委製訂了一張《非正常死亡人員統計表》，統計了廬山會議“反右傾”、“掀起更大躍進”後，寧鄉縣自1959年11月至1960年5月初，半年時間，全縣各公社幹部打死、逼死人命102人。
這半年，正是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掀起“更大躍進”、為高征購大搞“後手糧”運動之際。寧鄉的“反右傾”運動自59年9月23日開始，至次年2月結束。縣委成立“反右傾”領導小組，9月23日和11月5日，相繼召開縣委擴大會議和全縣幹部大會，那些在前一階段糾風整社中說實話的40多人，被大會批，小會鬥，一律往死裏打，有的被打死、致殘。會後，打人風在全縣蔓延。而在“反後手糧”運動中，遭受迫害和毒打的社員就更多了。
某公社黨委委員周重發，1959年以來動手打人17個，群眾稱他“周閻王”，他卻當了紅旗幹部，經常受表揚，登報宣傳他是聯係群眾的好總支書記。
龍鳳山大隊總支書記黃禮誠，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貪汙320元，亂搞女人。對社員動輒打罵，被他鬥打的幹部、社員9人，打後自殺的4人，輕傷3人，威逼自殺2人。社員看見他都怕。社員謝文秀說：“我看見黃書記，一身發抖”。公社黨委第一書記陶選榮親眼目睹其暴行，卻十分欣賞，誇獎不斷，說他“鬥爭能力強，能完成任務，是個好幹部。”
關子衝大隊總支書記談福權，濫用親人，把地主侄子、道士姐夫、兵痞叔叔、老上中農弟弟、妹妹等9人，提拔和安排在大隊各個要害部門，有的當大隊長，有的當會計，保管員。59年以來，談福權本人就貪汙挪用公款200餘元。群眾反映說：“關子衝，苦深沉，談家當家，我們水也潑不進。’”“今年元月以來，以他為首，組織全大隊幹部，打著核算糧食的幌子，在群眾家裏翻罐倒壇，到處搜。搜了布，自己就拿了做衣；搜了雞、魚就帶回家吃，搜了酒當場就喝，搞得人心惶惶，普遍反映說：‘我們關子衝來了二次土改，改得我們中、貧農精光了。’該大隊在他的‘帶領’下，五個總支委員，個個打人，18個大隊幹部，就有16個打過人。全大隊據不完全統計：59年以來，被打的群眾有218人，其中，中、貧農就占80%。因打自殺的5人，外逃的13人，群眾叫談福泉是頂頂有名的‘土皮子蛇’，其餘4個總支委員都有‘活老虎’、‘閻王’、‘猛子’、‘猛張飛’之稱，群眾看見他們都望而生畏，避而不見。當地小孩哭臉吵鬧時，隻要聽見喊‘閻王來了！’就馬上停止了哭聲。”
白馬橋公社太陽大隊總支書記王尚春，1959年整黨整團反右傾時，私立法堂，逼死6條人命，迫害60多人外逃，還成立勞改隊，打手銬兩付，梭鏢15支，馬刀2把，扣壓社員19人。
他還夥同小學教員周國良，吃酒劃拳，**取樂，王稱自己是“全公社36個總支書記中第一個‘左派’”。周組織學生抬著他的巨幅畫像，繞道遊行，高呼“王主席萬歲！”
該社金錢山大隊幹部吳獨軍，逼死4人，打人30人，扣飯115人。女社員王雪梅很有幾分姿色，他為**霸占王雪梅，逼死其親夫吳錫雲。王雪梅受奸喪夫又無處投訴，含憤自殺。吳獨軍怕結下世仇，要斬草除根，不發糧食給王雪梅兩歲的兒子，把他活活餓死才罷手。而駐社的工作隊長謝桂秋反而很欣賞吳獨軍，準備將他提拔為總支委員，群眾意見紛紛，貧農社員賀漢事說：“去了一個吳霞生（停職反省），又來了一個謝書記，又是來個吊吊公。”謝聽後，懷恨在心，立即組織吳獨軍等5人壞分子，召開160多人的鬥爭大會，汙蔑賀漢事反黨，把他們打得背上皮破血流。會後群眾反映說：“我們的整社工作隊硬是一個打人隊。”結果生活嚴重後進，36個食堂冒柴燒，21個食堂的社員偷盜嚴重，11個食堂斷炊散了夥。
花明樓太平大隊保管員湯愛君，貪汙600多元，打人4個。泉塘灣生產隊隊長鍾桂生逼死兩條人命，付隊長打人7個，逼死人命1條。火塘大隊團支部付書記打人有癮，共計毒打五六十人。
全縣大隊以上幹部6700個，違法亂紀240個，共打人2218個，打後死亡的176個，傷的284個。爛掉了18個大隊。這些大隊原有總支委員118個，其中爛抻69人，按其職務來說，總支書記17個，副書記22個，大隊長9個，副大隊長4個，秘書2個，總支委員15個。
夏鐸鋪公社關子衝大隊總支，在違法亂紀分子周正友（原總支書記）操縱下，5個總支委員，嚴重違法亂紀的就有4個。去年以來（廬山會議以後），毒打群眾325人。修香山水庫的350個民工，被打的達130個，因打致死的6個，重傷的6個，**和誘奸婦女5個。在強迫病號出工方麵，他們規定輕病號扣糧25%，重病號扣糧50%。群眾稱他們為‘活老虎’、‘活閻王’。公社黨委卻隻聽一麵之詞，不深入下去了解，多次表揚他們幹勁大，立場堅定，辦法具體，魄力很足。”
（5）幹部大肆貪汙腐化、以權謀私“苦日子”，相當程度是自上而下大刮“五風”的結果。但“苦日子”到來後，幹部們也驚慌失措，惶惶不安了。全社會都缺糧，有權力的幹部們，不少人大肆貪汙腐化、以權謀私，以保自己和家人不受災禍。
就在民眾以野菜、樹皮填充饑腸之時，各級幹部普遍出現巧取豪奪，貪汙腐化，吃香喝辣，奢侈浮華。這一社會現象稱為“幹部特殊化”。辦公共食堂，幹部普遍開小灶。社員饑腸轆轆，餐餐餓肚子。幹部有權，誰願意挨餓呢，而且誰也不願家人去挨餓。因此，有職有權，就多吃多占。
寧鄉和湖南其它地方一樣，還流行著“老鼠洞”和“夜老鼠”這兩個專有名詞。“老鼠洞”，是指公共食堂，它已成為幹部特殊化的物資倉庫；“夜老鼠”，是指白天掛名與社員“同甘共苦”的幹部，晚上在食堂大吃大喝搞特殊餐。幹部吃“小灶”是最常見的現象。生產隊幹部一般在公共食堂大灶上多吃多占，而大隊和公社以上幹部，則專設“小灶”，酒肉不斷。
花明樓公社機關食堂，夥食分三等，有“書記飯、委員飯、一般幹部飯”。公社8個常委，一年內光多吃肉就有765斤，人均96斤；吃大米白麵465斤，各種高級餅幹282斤。其中公社書記胡仁欽一人吃雞、魚、豬肉160多斤。這還不算他們借開會和檢查工作為名，長期在基層大吃大喝的物資。
1960年4月28日，8個常委一天吃4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雞、豬肉、雞蛋、荔枝16斤。
有一次，4個書記開會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爛。饑民聞訊，無可奈何地說：“書記吃飽了沒事幹，他們打打架，比拿社員打人開心取樂強多了。”
太平大隊1959年死牛5頭，殺了600多斤肉，幾個大隊幹部就吃去500多斤，其中總支書記王義吾一人吃幹牛肉70多斤。
幹部大吃大喝當時已成普遍現象。夏鐸鋪公社的幹部，一個個養得紅光滿麵，精神十足。對全社210個大隊以上幹部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到1960年4月，共吃肉2062斤，魚2335斤，雞177斤，蛋401斤，油481斤，酒1784斤。而社員食堂斷糧停炊，也無人過問。最典型的是新風大隊9個幹部，1959年過端午節，一次連吃帶拿搞了150斤白麵的包子。1959年5月到60年4月，11個月內吃牛肉138斤，豬肉220斤，酒150斤，菜油176斤，魚210斤。
秘書黃振恒，用油炸麵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來了請客吃糖，專門製作“愛愛糖”，還向公家報銷。
該大隊幹部食堂的方針是：“以肉為綱，雞魚並舉，小菜帶頭，保證基本供應。”大隊9個幹部就有8種繩子衣（毛衣），5隻手表。群眾反映說：“我們大隊的幹部實現了三化（手表化，繩子衣化，白糖、香煙、餅幹經常化）”。
總支副書記黃振祥，1960年4月用公款178元買收音機、留聲機各一部。大隊部敲鍾吃飯，與大機關一模一樣。幹部管吃飽吃好，從來不問社員食堂生活情況。大隊部半夜三更幹部吃夜宵，烹炸燴煎，搞得鍋子乒乒乓乓，火煎魚炒肉。可是生產上急需用的70000斤石灰，無錢買回；社員要借1元錢治病，也不批準。
到1960年4月底，公社檢查，該大隊社員吃糠咽菜，還有兩三個月，社員存糧每人也隻有10斤存糧了，總支書記不聞不問，致使春荒餓死人、浮腫病一發不可收拾。插秧人忙季節，關山生產隊饑荒病56個勞動力，總支書記黃福祥、副書記黃振祥還不知曉，幹部白天往外麵轉一個圈，又回大隊部吃飯，晚上坐在辦公室聽收音機、開夜餐。嚴重影響群眾生產情緒，他們說：“我們天天忙出工，幹部光吃不勞動，具體問題不解決，搞起生產冒得勁。”
1959年12月的一個晚上，關子衝食堂司務室，燈光暗淡。隊長、隊會計和食堂會計正在辦公桌旁烤火，桌上放了幾本帳冊和算盤，炊事員正在廚房準備豐盛的夜餐。
不料，有人輕輕敲門，隊長開門一看，是大隊支書和大隊長，連忙招呼：“我們準備開個夜班，把食堂帳目請一下，出榜公布，搞個民主理財。好機會，領導來了，請領導指導。”
“好嘛，大家不謀而合，我們來的意思正是請你們搞個民主理財的樣板。你們的力量強，底子好，條件夠！”支書慢悠悠地說。
隊長笑在眉頭，苦在心裏。吃私食不行了，隻好溜進廚房，輕聲對炊事員說：“加碼，再加3個人的，大隊領導也來了。”
突然，門又咚咚響起來，隊長小心打開門，頓時屋裏氣氛緊張起來，原來是縣委工作組副組長。開會時他講得最硬，不管任何人，誰搞特殊化就處分誰。
他跨進門檻，看到屋裏的架勢，聞到噴香的菜味，不動聲色，一**在炭火旁坐下了。隊長見勢心動，馬上匯報說晚上要清理帳目，並懇切要求：“報告組長，今晚恐怕要幹通宵，我們要炊事員搞了個夜餐，一要請組長原諒，二要請組長一起指導工作。”
副組長說：“近來偷盜風嚴重，我是專門來檢查食堂‘三防’工作的。對財務嘛，我也略知一二，可以參謀參謀。今晚，你們的情況特殊，工作任務重，開個夜餐也可以，但以後不宜多搞，要注意影響。”
話音剛落，飯菜端上，大家放寬心，鬆開褲帶，圍攏炭火，熱乎乎地吃了起來。
夏鐸鋪公社新風大隊工作隊長張其永，由於生活嚴重特殊，工作極不艱苦深入，在整社中繼續大吃大喝，吃魚吃肉吃蛋吃酒，侵占病人食堂，違犯糧食政策，超吃糧食，每餐吃10兩，群眾反映是一個特殊缽，嚴重脫離群眾，影響很壞。
當時流傳著一首民謠，諷刺幹部吃喝風：“口裏冒得味，開個現場會；肚裏有點嘈，組織大檢查”。開會就是吃肉吃魚的場合。大檢查更是令幹部開心的事了。讓檢查者吃得嘴裏流油，心滿意足，那檢查的結果就好多了。
檢查評比，走一路，開一路葷，一家更比一家強。有的幹部自己想吃什麽就開什麽會。想吃肉，開“發展牲豬檢查會”；想吃酒席，就開個“紅旗食堂現場會”。
白馬橋淺水大隊食堂管理員在筆記本上作了一個記載：1959年從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開過大小現場會7次，到會幹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辦飯菜19桌。本子上還有這樣一段話：“我們的食堂辦得好是好，就是現場會多得不得了。辦上一桌菜，除了魚、肉開支不上算，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0個人半個月的油鹽。此風不可長，要開也要開得少。”後來被人舉報，這位會計被撤職，送上鬥爭台。
社員一個月，吃糧不過10多斤，吃的是鹽水清湯，一個月生活總共不到8元錢；一桌酒席四五十元，相當一個社員半年夥食。淺水大隊食堂，3個月中幹部開會吃的夥食費，大約相當於100個社員1個多月夥食。
幹部貪汙腐化，已經成為社會性的普遍現象。全縣大隊以上的6700個幹部中，貪汙的達964個，占到14.2%，共貪汙人民幣145000元。看來，這個數字還有多，不會少。夏鐸鋪公社326個大隊以上幹部中，有67個共貪汙金額6400元。其手段是虛假、浮領、造假憑證、收入帳盈餘不向上繳，騙取敲詐和勒索。該社六度庵大隊會計何維華，59年在購銷站貪汙人民幣125元。今年他動員一個老年社員出賣棺材投資為名，從中貪汙現金12元外，還運用私拆掛號信等辦法貪汙人民幣310元。社辦企業廠礦財經單位，同樣如此。據417個企業單位幹部統計：貪汙的78個，占所有單位總數的19%，有的貪汙現金，有的貪汙實物。夏鐸鋪公社醫師曾尚書貪汙怕補藥達28種，群眾反映他家是開藥房，不但末受批評，反而多次評為模範，得到了表揚。該社主任楊新莆（公社黨委委員）59年來貪汙人民幣500多元，光嚐新食品之味就貪汙60多元。個別公社黨委書記也有貪汙，手段不擇一切，有的貪汙黨費和團費，有的貪汙投資和救濟款。這說明資產階級向黨進攻是很猖狂的，官僚主義者給他們的方便是嚴重的。因此，貪汙現象不是收縮，而是發展，必須堅決反掉。
在浪費方麵：去冬今春茲長著的大擺筵席，殺雞請客、做壽、添置非生產性的消遣器材之風，在少數地區幾乎時日盛行。黃材水庫添置錦旗，做彩色衣服，動用國家布票6萬多尺，一麵最大的錦旗，長達2太，寬即5尺，花去人民幣130多元。煤炭壩煤礦去年一次新建9間樓房，鹽堿垮了，二次重建6間又垮了，因質量不好，設計不周，總共浪費人民幣6萬多元。商業局肉食經理部去年轉運掉豬14次，共計144頭，總計損失人民幣2165元；夏鐸鋪公社新鳳大隊9個大隊幹部，動用公共積累購回收音機，留聲機各一部，鬧鍾9座，好比排場，借支現金購買手表5隻，繩子衣7件。大吃大喝方針稱為；“以肉為鋼，雞鴨並舉，小菜帶頭，保證供應”。道林公社總支書記黃明澤從大隊調去供銷社，私自接受送禮共達人民幣100多元。禮品之中，毛毯三床，熱水瓶六個，玻璃床一張，幹部還送給他一幅對聯：‘明星建政共強黨，澤放光輝為人民’。可見由於我們對幹部教育不夠，他們已受到資產階級剝削思想的影響，發展到了蛻化變質。”
夏鐸鋪公社1960年整風整社運動，全社揭發出1382個幹部貪汙54525元，挪用公款21117元，利用職權借支不還9855元，多吃多占19497元，合計金額104994元，人均76元。
376個大隊幹部中，貪汙挪用195人，計貪汙21132元，挪用7038元，借支4337元，合計41356元，人均210元。
講排場，擺闊氣，大興土木。幹部特殊化，還特殊在置民眾生死於不顧，利用特權，一心追求自身享受和淫樂。
花明樓公社黨委書記胡仁欽，平時經常說群眾路線，艱苦樸素，出門帶頂大爛鬥笠，搏得縣委領導人多次表揚，實際上是他故意把帽頂扯爛，以欺世盜名。
為了講排場，圖安樂享受，胡仁欽決定在花明樓公社大搞“十大建築”，雕龍刻鳳，大修“25裏豬場”、“萬人禮堂”、“綠化公路”、“水上涼亭”、“山上涼亭”、興建公社“辦公大樓”、開“花果山”、修“環山馬路”、“新居民點”和“躍進橋”等等。為此兩年多共拆民房2060間，占用民房15824間，平調各項實物和合248138元。搞得民不聊生，社員流離失所。
（6）**婦女搶掠民財中國人有句老話說得明白：“飽暖思淫欲。”不少幹部吃飽喝足後，就打起了女人的主意。
花明樓公社總支書記以上幹部中，**婦女的28人，最多的一人**、**婦女30多人。黨委副書記杜少才，1959年10月在雞場**女社員傅果明，象餓虎撲食一樣又撲又撕，把女方褲子撕爛後**。
而被**的婦女呢，雖說也有反抗的，但那是少數。一是懼於幹部們的淫威；二是人人餓的半死，有的以**換點吃喝救命。
夏鐸鋪公社黨委委員、供銷部支書楊新甫，1958年被評為全省財貿戰線紅旗，出席北京的先進生產者會議。此人一貫腐化墮落，調戲、**婦7人，貪汙挪用公款470多元。調夏鐸鋪供銷部不到兩個月，就挪用公款300多元買自行車、留聲機、照相機，供自己玩樂。下鄉工作要通訊員用自行車接送。
雙湖大隊總支書記、秘書、會計三人共同誘奸軍屬王雪娥，為此爭風吃醋吵架不休，群眾諷刺：“大隊幹部實行了公妻製。”
全公社91個總支正副書記以上幹部，誘奸、**婦女的就有25人。群眾反映，有的幹部為達到長期霸占別人妻子的目的，竟然把她們男人都派到水利工地上去，並不準回家，回家就捆送回工地。他們**、**婦女的主要手段有：小恩小惠，拿糧食做引誘，安排輕鬆活計，入黨入團，調戲，強迫**等等。
這些幹部不僅貪汙腐化，多吃多占，有的甚至公然搶掠民財，占為私有。新鳳大隊黨總支製定對逃荒人員的罰款條例，總支秘書黃正恒，助理會計宋雲義為首，把逃荒人樊春福的毛衣剝為己有，還把逃荒人洪渡文、嶽梅蘭等家裏的衣服、鞋、床、櫃子、牙刷、雨傘等家具和用品統統搬到大隊部，總支副書記黃正祥坐地分贓，和他們一起私分，搬回家去。社員說：“這些幹部硬是搶犯、土匪。”
（7）饑餓和死亡從1958年冬荒開始，寧鄉農村社員消極抵抗情緒日盛：管它田裏生產多少糧，餓死不是我一個，要死大家一起死，少打糧食完不成任務，讓幹部小灶也吃不安心！人心散了，生產無著，糧食減產，惡性循環。大難來了！
果然，1959年的春荒開始，寧鄉人民就被拖進了“苦日子”饑餓、疾病、死亡的苦海深淵。
1959年春荒開始，湘潭、寧鄉的人民就普遍吃糠咽菜了。
1959年春荒，公共食堂飯分7等，強勞力一天也隻能吃糧老秤4兩市斤）。糧少菜多，各地紛紛把喂豬的糠摻在野菜裏一起當飯吃。
越是饑荒鬼越多。幹部貪汙、食堂管理人員克扣，糧食更不容易吃進社員肚子裏去。更可怕的是幹部的罰飯政策普遍化和製度化。寧鄉縣各食堂通行以下幾條：抗工不出者（包括有病不能出工而請假不批者）、出工不出力者、沒完成任務者、出工不聽指揮者、偷盜集體糧菜者、思想右傾保守者、打架鬥毆者，一律罰飯！
花明樓公社朝陽生產隊的公共食堂，規定了“五不準吃飯”：去遲了不準吃飯，小孩不送幼兒園的不準吃飯，未完成任務的不準吃飯，扯皮發生口角的不準吃飯。甚至該社婦女主任劉淑元，因開飯時間到了，一畝穀還沒割完，幹部也不準她吃飯。那社員群眾就更可想而知了。
幹部不僅罰飯，還濫行罰款、罰糧。1959年反“瞞產私分”，花明樓公社對社員罰款總數達多元，人平罰款20元。花明大隊610戶社員，罰稻穀42萬斤，戶戶受罰。社員羅守世一戶就罰了340元。一新大隊貧農鄧玉民一家，6人吃飯，3人勞動，年終決算分0.86元，而罰款60元。逼得社員生產無心，生活無著。
廬山會議後，縣委在全縣大搞“反瞞產、查後手糧”運動。各公社、大隊派出工作組，到各隊就地封糧，把公共食堂的社員口糧，和倉庫存儲的種子、儲備糧，一古腦兒當公糧上交國庫。1959年秋收，社員也很難吃到糧食了。民以食為天，天塌了，命也該絕了。
月豐生產大隊21個食堂，僅隻兩個集體開餐，19個農業食堂已完全和基本上垮了。楊家衝小隊13戶（貧農12戶，地主1戶）40人，男女勞力17個。共虧損糧食1080斤。該隊支部對此一情況不深入了解，抱著官僚主義的態度，克扣社員口糧，使該食堂從三月十二日起至三月二十七日止，整整15天時間無米停炊。40個社員以搞小菜、野草、樹皮充饑度日，生活極為痛苦。
貧農洪大娘說：上麵太不關心我們了。以前沒飯吃還可以到左鄰右舍家裏借得到，現在餓盡的，連黨也不借米給我們。
由於沒飯吃，17個勞力在家睡覺，不能出工搞生產。貧農隊長彭冬華，兩口子都是全勞，半個月隻借得半斤米吃了，無一點精神，25號想到大隊去搞點糧食來，走道路上就昏倒在三眼塘的巷子裏。29號去樓上拿牛草，又跌倒在地下。77歲的貧農李寶洪，餓的不能度日，竟外去流浪十來天，跑了四個屋場，直到29號才回隊。去年婦女陳裏梅跑到娘家借米，花了兩天時間，隻吃了兩餐飯。社員李國成說：什麽三包、四包、再過幾天就沒得命了，連肚子都包不住。
（8）饑寒起盜心“苦日子”把廣大民眾逼上了絕路。
狗急跳牆。求生存是人的本能。中國的民眾逼急了就敢於起來造反的，終究是少數血性男兒。更多的人則不敢去摻和那些寧鄉城鄉一度秘謀造反的“**救國”的組織，苟且偷生是多數，餓急了隻好去偷。偷了田裏的莊稼，再偷隊上的糧倉。膽子大的，竟把耕牛偷了，弄到山裏殺來吃肉。偷竊成風，全民為盜。
花明樓公社，僅1960年雙搶後到11月3各月中，發生偷盜案件1500多起。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24日止，大小偷竊案件1116起，參加的人數達2592人，偷走糧食92000多斤，偷殺耕牛16頭、牲豬141頭。以致田野裏稻穀、玉米、紅薯還沒成熟，饑餓的人們就趁黑夜下田去偷。偷春造成減產失敗。對此，社隊幹部抓住就打，打死許多人，但打死還是有人去偷。
龍鳳山長湖生產隊，有一個青年社員因幹部罰飯，餓得實在受不了，趁黑夜跑到生產隊地裏偷來一竹藍紅薯，趁夜靜人深，躲在偏僻的廁所裏，弄了幾塊石頭燒了個炭火去煮，實指望能美美的飽吃一頓。不想被駐隊的“社教”工作組的人員發現了，當即用喇叭筒喊攏全隊社員，連夜召開緊急批鬥會。
會場中放上一張大桌，桌上點著一桌煤油燈，髒物擺在桌上示眾。當主持人宣布開會之後，從會場角落裏冒起一個餓肚漢子，氣憤地說：“偷集體的東西太不應該，集體的東西哪能一個人吃！集體的東西集體吃！”他邊說邊走到桌邊，一口氣把煤油燈吹熄。趁黑好做賊，大家一哄而上，你搶一個，我搶一個，一鍋紅薯被搶個精光，批鬥會也就一哄而散了。
1960年冬，花明樓的幾個青少年，餓得九死一生，實在受不了，幾個人精心策劃要弄一餐飽的吃，說“就是死，也要當一回飽死鬼。”跑到別處偷了一條耕牛，牽到一個無人跡的山坳中殺了，剝皮洗腸，飽啖一餐。湯飽肉足後，領頭的高中生大發感歎：“當年朱元璋帶湯和鄧宇幾個小兄弟，偷了員外的牛，殺吃了填饑荒。又把牛頭、年尾插在山兩邊，硬說牛成山神鑽了山了。後來兄弟幾個打天下，朱元璋也當皇帝了。我們五個也拜兄弟好不好？”後案發，好在五人隻說偷牛，不提朱元璋，不然一場塌天大禍，由此而發。20多年後，當事人還十分慶幸地給我講述了那一段“野史”。
（9）水庫工地的酷刑1960年1月的一天，地凍天寒，朔風刺骨。一個民工因衣薄褲單凍病了。但幹部說是裝病，他隻好抱病上工地。人病了，推起土車也就跑得慢些。湯能德看見了，上去一腳把車子踹翻了，又踢了幾腳，把他踹倒在地。
這個民工氣不過，爬起來就罵。
湯能德馬上喊來幾個民兵，把罵他的民工摔倒在地。他抄起一根削尖的竹蓖片，讓人把那民工捆起來按住手腳，扒掉褲子，竟將這根長約2尺的竹蓖片，猛地從這民工的**裏捅了進去。然後，攪上幾轉，用力往外一拔，立時血屎迸濺，流水落花。
“殺流水四娘”者，血屎飛濺，流水落花。此刑取名於此。在湯能德之流手中，遭此酷刑的民工，不隻一人。
當年國民黨特務機關在重慶設渣滓洞，對**人用竹簽釘手指頭，比起湯能德輩幹部們“殺流水四娘”之類的刑法，又隻是小巫見大巫了。
水利工程上幹部打人、罵人、強迫命令、違法亂紀事件，黃材水庫有，新溈河工地有，其他大小水利工程也是普遍發生。
夏鐸鋪公社1959年修香山衝水庫，調了8000多民工上陣，黨委委員周重友在工地上當副指揮長，他帶頭打了17個民工。結果吊、打、罰跪在這個工地上形成風氣。
（1）從調整到“更大躍進”
1959年春荒，寧鄉各食堂糧荒日重。縣委和各級黨委喊得最凶的，就是“低標準，瓜菜代”。全縣各食堂通行7類標準：按年齡分勞力等級，以16兩老秤，每人每餐由1兩（不到市斤秤的0.兩兩兩。最強壯的勞力，一天也隻能吃到12兩市斤）。多吃要罰。
1959年初，寧鄉開展糾風整社運動，自上而下發動社員群眾和隊幹部大鳴大放提意見，全縣共鳴放出530多萬條意見。其中，對公社化、公共食堂、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浮誇風、“一平二調”共產風，大煉鋼鐵、毀林燒炭、拆房毀屋、糧食問題，占到86.2%，對密植、養豬等生產問題占11%。各社隊開始對刮“共產風”、搞“一平二調”、幹部貪汙多占進行清查。人民公社管理體製，也由原以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調整為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強調“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實行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管理和核算。還處理了大躍進中犯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錯誤的490個黨員幹部。這樣，稍微緩解了1959年春荒的嚴重程度，但較之其它縣份，寧鄉的措施不力、效果不顯著。
1958年的大躍進，由於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的謹慎穩健，比起湖北、廣東、貴州等相鄰省份而言，湖南的步子還不是那麽浮誇、冒進、蠻幹的，因此1959年的春荒，比起相鄰省份還相對好一些。也為此幾次表揚周小舟。
廬山會議，周小舟被打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
1959年8月22日至9月15日，**湖南省委在長沙召開有2000多人參加的省委擴大會議，傳達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揭發批判以周小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宗派”。新上任的省委書記代表省委作《堅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鼓足幹勁，為全麵超額完成今年躍進計劃而奮鬥》報告。會後，省委布置在全省縣以上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學校等單位黨員幹部中立即開展反右傾整風運動，並在農民中開展整社及總路線再教育運動，以肅清“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毒素”。一場狂風暴雨殘酷地洗劫著三湘四水。湖南迅速墮落至苦日子年代災難最為深重的省份之一。
寧鄉縣的“反右傾整風“運動，分外殘酷無情。縣委第一書記李學良在大會上神色俱厲：“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廬山會議向黨進攻，向**發難，目的就是要篡黨奪權。他們的罪惡目的一旦得逞，我們就要亡黨亡國！”李學良強調起寧鄉特殊地位，神情凶狠激昂，拳頭擂得講台山響：“我們寧鄉是少奇同誌的故鄉，七十多萬寧鄉人民誓死和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血戰到底！要把周小舟的右傾影響，從寧鄉連根拔掉，徹底清除！決不能讓紅色江山改變顏色，決不能讓廣大人民群眾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李學良，河北大名人，南下幹部。他用人任人為親，重用南下幹部，打擊寧鄉地下黨出身的本地幹部，作風狠辣，欺上壓下，愛聽逢承話，好大喜功！搞起“反右傾”，真有打仗般的堅決凶狠。
1959年9月，寧鄉縣委貫徹**中央八屆八中全會精神和**湖南省委“反右傾整風”指示，成立了由縣委第一書記李學良和書記何長友掛帥的“反右傾”領導小組，全縣開始“反右傾”運動。9月23日和11月5日，相繼召開縣委擴大會議和全縣幹部大會，重點批判鬥爭一些敢於實事求是地向黨反映情況，提出批評意見的同誌。大會小會批鬥40餘人，都遭苦打，有的打傷致殘。會後“打人風”蔓延全縣。1960年春，‘反右傾’運動結束。”
對“反右傾”，“掀起更大躍進”，李學良曾有過一段昧著良心、的講話：“大躍進以來一年多時間裏，寧鄉縣山山水水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工農業生產的確取得了偉大成績，人民群眾生活幸福，衷心擁護三麵紅旗。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攻擊我們三麵紅旗，說我們總路線搞糟了，大躍進搞糟了，人民公社搞糟了，大煉鋼鐵搞糟了，好象天下一片黑暗……我們必須在1960年掀起更大躍進**，證明我們的三麵紅旗具有無比的優越性。讓那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我們更大躍進的偉大成績麵前發抖去吧！”
1960年2月8日至11日，**寧鄉縣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縣委大禮堂召開，代表401人，列席15人。大會通過了《**寧鄉縣第2次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決議》。《決議》充分肯定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反右傾，提出工農業產值、糧食總產量、生豬飼養量都要“更大躍進”，分別比1959年增長164%、123%、453%。並製定出今後三年更大躍進的規劃。
從此，幹部們的一切工作緊緊圍繞“以糧為綱”，全力高征購的工作方針，即按照“更大躍進”的精神，糧食產量放“衛星”，報高產，想盡一切辦法，把糧食搞上來，上交國庫，完成任務。“更大躍進”把寧鄉縣70多萬民眾扔進了暴力征糧，全民更大饑荒的驚濤駭浪中。
（2）更猛烈的“共產風”
1959年下半年以後，寧鄉縣幹部“五風”刮得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民不聊生。“千村辟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1958年的“共產風”，原來就很嚴重，搞得民不聊生。而1959年的“更大躍進”，則更為嚴重的損害了群眾的生產生活，造成寧鄉民眾一貧如洗，流離失所，生活無著，生產幾近破產邊緣。
全縣平調總額為3155萬元。按全縣206631戶，767694人口計算，每戶平均平調158元，每人平均42元。其中縣以上平調額為1583萬元，占平調總額的50%；縣級平調額為元；占平調額的10%；公社級平調額為元，占平調總額的10%；公社級平調元，占平調總額的10.5%；大隊級平調額為元，占平調總額的22.5%；生產隊級平調額為226萬元，占平調總額的7%。共產風嚴重的損害了群眾的生產生活。全縣58年初群眾住房702641間，按當時農業總人口計算，每人平均0.87間。三年來，由於拆毀敗壞減少了262689間，占房屋總數的其中拆毀155740間，占原有總間數的23.1%；平調占用57765間，占原有總間數的8.2%；空閑和年久失修破爛不能居住的有49184間，占原有房間總間數的7%。因而群眾僅有住房439952間，按現有人口計算，每人平均0.56間。炊具在58年初共有500萬件，每戶平均24件。三年來共損失280萬件，占56%。其中屬於平調的105萬件；家俱58年初共有1200萬件，每戶平均60件。三年來共損失581萬件，占總數的48.4%，其中平調的251萬件；農具58年初共有424萬件，每戶平均21件，三年來共損失274萬件，占64.5%，其中屬於平調的165萬件。其次還平調了耕地39874畝，耕牛315頭，牲豬137443頭，家禽115904隻等。這樣一來，給群眾生活和生產上帶來了很大困難。
（3）更高指標更高征購1959年的“衛星”雖然比不上58年的氣派，但“浮誇風”仍不減成色。縣委書記李學良帶頭大放“衛星”，他的4畝試驗田，聲稱平均畝產幹穀1550斤。10月20日，縣委發布嘉獎令，表揚了7個試驗田“高產”的公社書記，其中老糧倉公社黨委書記李作仁的晚稻試驗田，上報畝產3845斤。
1959年，糧食嚴重減產，寧鄉縣委上報糧食畝產13億多萬斤，而實際產量僅為6億多萬斤（仍有水份）。
由於“五風”盛行，糧食生產大幅度下降，而國家征購任務不減反升，社員群眾口糧難以維生。
1960年的糧食單產，比戰亂不已的1949年還減少134斤！而這一年，年人均口糧合原糧不到250斤，社員難以維持生計。
高產就要高征購。1958年，國家征購任務占糧食總產量30%；1959年，寧鄉縣征購糧超過34%。
1960年該社糧食總產量下降為2945萬斤，但征購不減。社員口糧逐年下降，1958年人均口糧510斤，1959年403斤，1960年則為273斤，占總戶數44.1%。若除去種子、飼料糧，社員實際口糧大大低於這個數字。還有6573戶社員拿不回口糧。有的公社社員人平口糧291斤。若按七成出米率計算，人均年口糧為一天口糧五兩八！
產量越“多”，上交越多，社員生活越發困難。全縣每人負擔上交國庫征購糧153斤。寧鄉大約有42個主要產糧大隊，共有人口36353人，總產量斤，共征購糧食萬斤，征購糧占總產量的65.6%，比國民黨時代農民交納地主的“四六租”，還要重。其中負擔最高的大隊，平均每人負擔征購糧587斤，最低的大隊，平均每人負擔301斤。這些大隊完成征購任務後，沒有種子和口糧的有4個大隊。
雙江口公社徐家大隊，838人，征購糧47萬斤，平均每人負擔562斤，完成征購任務後，隻剩下115368斤糧食，即使不留種子和飼料，人平口糧也隻有138斤。這個公社的洋泉大隊，人口1024個，征購糧60萬斤，人平均負擔585斤。不留一粒口糧，倒虧征購糧35027斤，人平均倒虧34斤。社員反映：“人民公社哪裏還有天理！我們農民天天種糧，比牛馬還苦，種了一年糧食下來，自家一粒不呷，還倒欠國家的征購糧。如今咯個時道，就是要我們的命呢，人是冒得辦法活下去了！不如死了倒好。”
1959年春荒，寧鄉各食堂糧荒日重。縣委和各級黨委喊得最凶的，就是“低標準，瓜菜代”。全縣各食堂通行7類標準：按年齡分勞力等級，以16兩老秤，每人每餐由1兩（不到市斤秤的0.兩兩兩。最強壯的勞力，一天也隻能吃到12兩市斤）。多吃要罰。
寧鄉素為湘中牲豬大縣。1948年，全縣牲豬出欄110330頭；1958年大辦豬場3276個，牲豬出欄頭；1961年，全縣牲豬出欄數僅為13100頭，是1948年的九分之一。
因“五風”橫行，口糧嚴重困難，大躍進以來，全縣浮腫、幹瘦、婦女子宮脫垂、閉經、小兒疳疾病等輕重患者，前後累計高達31萬多人次。僅1961年，婦女閉經、子宮脫垂者達8萬多人！縣委書記何長友向**匯報說，大躍進以來，全縣餓死、病死人數為5萬多人。
（4）打死逼死人命廬山會議後，寧鄉“反右傾”、“掀起更大躍進的**”運動，搞得聲勢浩大、轟轟烈烈。在縣委領導和各級幹部看來，“更大躍進”就是得要更高產量，更高征購任務。他們找到了一個竅門，你報高產多少沒關係，隻要完成了上級下達的高征購，就證明你確實“更大躍進”，實現了高產。而社員肚中無食，身上無力，生產無心，產量自然下降。幹部們為了完成征購任務，不擇手段，大打出手，用暴力從農民口中奪糧交國庫。幹部違法亂紀風行寧鄉，如洪水猛獸，風行寧鄉。共產、浮誇、高指標、特殊化、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成風。人民群眾饑寒交迫，衣食無著，朝不保夕。稍有不滿，便被幹部非打即罵。捆、綁、吊打成為幹部推動工作、統治社員、高征購搞糧的手段。
農民叫苦說：“糧食打的本來就不多，差不多交了征購就剩不下多少了。食堂吃不飽，幹部簡直拿人不當人，動不動就往死裏打。社員連話都不能說，告狀更是闖大禍了，往哪裏告？你跑又不能跑，四鄉八社民兵設崗放卡專門抓盲流，抓到就往死裏打，罪名是對公社不滿。寧鄉就象一個大的屠宰場！幹部就是那些‘殺場’活閻王！”
寧鄉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致死人命情況非常嚴重，以致於經常會引起上級的關注。同時，人民生不如死，群眾自殺的事件常有發生。
自殺情況分為4種。第一，屬於幹部工作方法粗糙而造成自殺。如有的基層幹部動輒以責罵、停餐、扣飯等簡單粗糙的辦法，來代替細致的思想發動工作，甚至有的亂搞鬥爭，以致造成群眾自殺事件如老糧倉公社金石大隊雙石生產隊會計鄧東林在發工資時，失去人民幣70元，錯怪13歲女孩劉蘭之（貧農）偷了，在總支委員薑學均和生產隊長張伯生的主持下將劉打鬥，刑訊逼供造成假案，結果錢已找出，劉蘭之放回後投塘自殺。第二，“屬於長期纏病在身而自殺。如青山橋公社婦女閔月元患幹骨癆病，悲觀絕望，又忍受不了重病的折磨而自殺。第三，不堪“大躍進”勞苦，而被扣上“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帽子，悲觀厭世而自殺。第四，因社會糾紛而自殺。
1960年5月18日，**寧鄉縣委製訂了一張《非正常死亡人員統計表》，統計了廬山會議“反右傾”、“掀起更大躍進”後，寧鄉縣自1959年11月至1960年5月初，半年時間，全縣各公社幹部打死、逼死人命102人。
這半年，正是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掀起“更大躍進”、為高征購大搞“後手糧”運動之際。寧鄉的“反右傾”運動自59年9月23日開始，至次年2月結束。縣委成立“反右傾”領導小組，9月23日和11月5日，相繼召開縣委擴大會議和全縣幹部大會，那些在前一階段糾風整社中說實話的40多人，被大會批，小會鬥，一律往死裏打，有的被打死、致殘。會後，打人風在全縣蔓延。而在“反後手糧”運動中，遭受迫害和毒打的社員就更多了。
某公社黨委委員周重發，1959年以來動手打人17個，群眾稱他“周閻王”，他卻當了紅旗幹部，經常受表揚，登報宣傳他是聯係群眾的好總支書記。
龍鳳山大隊總支書記黃禮誠，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貪汙320元，亂搞女人。對社員動輒打罵，被他鬥打的幹部、社員9人，打後自殺的4人，輕傷3人，威逼自殺2人。社員看見他都怕。社員謝文秀說：“我看見黃書記，一身發抖”。公社黨委第一書記陶選榮親眼目睹其暴行，卻十分欣賞，誇獎不斷，說他“鬥爭能力強，能完成任務，是個好幹部。”
關子衝大隊總支書記談福權，濫用親人，把地主侄子、道士姐夫、兵痞叔叔、老上中農弟弟、妹妹等9人，提拔和安排在大隊各個要害部門，有的當大隊長，有的當會計，保管員。59年以來，談福權本人就貪汙挪用公款200餘元。群眾反映說：“關子衝，苦深沉，談家當家，我們水也潑不進。’”“今年元月以來，以他為首，組織全大隊幹部，打著核算糧食的幌子，在群眾家裏翻罐倒壇，到處搜。搜了布，自己就拿了做衣；搜了雞、魚就帶回家吃，搜了酒當場就喝，搞得人心惶惶，普遍反映說：‘我們關子衝來了二次土改，改得我們中、貧農精光了。’該大隊在他的‘帶領’下，五個總支委員，個個打人，18個大隊幹部，就有16個打過人。全大隊據不完全統計：59年以來，被打的群眾有218人，其中，中、貧農就占80%。因打自殺的5人，外逃的13人，群眾叫談福泉是頂頂有名的‘土皮子蛇’，其餘4個總支委員都有‘活老虎’、‘閻王’、‘猛子’、‘猛張飛’之稱，群眾看見他們都望而生畏，避而不見。當地小孩哭臉吵鬧時，隻要聽見喊‘閻王來了！’就馬上停止了哭聲。”
白馬橋公社太陽大隊總支書記王尚春，1959年整黨整團反右傾時，私立法堂，逼死6條人命，迫害60多人外逃，還成立勞改隊，打手銬兩付，梭鏢15支，馬刀2把，扣壓社員19人。
他還夥同小學教員周國良，吃酒劃拳，**取樂，王稱自己是“全公社36個總支書記中第一個‘左派’”。周組織學生抬著他的巨幅畫像，繞道遊行，高呼“王主席萬歲！”
該社金錢山大隊幹部吳獨軍，逼死4人，打人30人，扣飯115人。女社員王雪梅很有幾分姿色，他為**霸占王雪梅，逼死其親夫吳錫雲。王雪梅受奸喪夫又無處投訴，含憤自殺。吳獨軍怕結下世仇，要斬草除根，不發糧食給王雪梅兩歲的兒子，把他活活餓死才罷手。而駐社的工作隊長謝桂秋反而很欣賞吳獨軍，準備將他提拔為總支委員，群眾意見紛紛，貧農社員賀漢事說：“去了一個吳霞生（停職反省），又來了一個謝書記，又是來個吊吊公。”謝聽後，懷恨在心，立即組織吳獨軍等5人壞分子，召開160多人的鬥爭大會，汙蔑賀漢事反黨，把他們打得背上皮破血流。會後群眾反映說：“我們的整社工作隊硬是一個打人隊。”結果生活嚴重後進，36個食堂冒柴燒，21個食堂的社員偷盜嚴重，11個食堂斷炊散了夥。
花明樓太平大隊保管員湯愛君，貪汙600多元，打人4個。泉塘灣生產隊隊長鍾桂生逼死兩條人命，付隊長打人7個，逼死人命1條。火塘大隊團支部付書記打人有癮，共計毒打五六十人。
全縣大隊以上幹部6700個，違法亂紀240個，共打人2218個，打後死亡的176個，傷的284個。爛掉了18個大隊。這些大隊原有總支委員118個，其中爛抻69人，按其職務來說，總支書記17個，副書記22個，大隊長9個，副大隊長4個，秘書2個，總支委員15個。
夏鐸鋪公社關子衝大隊總支，在違法亂紀分子周正友（原總支書記）操縱下，5個總支委員，嚴重違法亂紀的就有4個。去年以來（廬山會議以後），毒打群眾325人。修香山水庫的350個民工，被打的達130個，因打致死的6個，重傷的6個，**和誘奸婦女5個。在強迫病號出工方麵，他們規定輕病號扣糧25%，重病號扣糧50%。群眾稱他們為‘活老虎’、‘活閻王’。公社黨委卻隻聽一麵之詞，不深入下去了解，多次表揚他們幹勁大，立場堅定，辦法具體，魄力很足。”
（5）幹部大肆貪汙腐化、以權謀私“苦日子”，相當程度是自上而下大刮“五風”的結果。但“苦日子”到來後，幹部們也驚慌失措，惶惶不安了。全社會都缺糧，有權力的幹部們，不少人大肆貪汙腐化、以權謀私，以保自己和家人不受災禍。
就在民眾以野菜、樹皮填充饑腸之時，各級幹部普遍出現巧取豪奪，貪汙腐化，吃香喝辣，奢侈浮華。這一社會現象稱為“幹部特殊化”。辦公共食堂，幹部普遍開小灶。社員饑腸轆轆，餐餐餓肚子。幹部有權，誰願意挨餓呢，而且誰也不願家人去挨餓。因此，有職有權，就多吃多占。
寧鄉和湖南其它地方一樣，還流行著“老鼠洞”和“夜老鼠”這兩個專有名詞。“老鼠洞”，是指公共食堂，它已成為幹部特殊化的物資倉庫；“夜老鼠”，是指白天掛名與社員“同甘共苦”的幹部，晚上在食堂大吃大喝搞特殊餐。幹部吃“小灶”是最常見的現象。生產隊幹部一般在公共食堂大灶上多吃多占，而大隊和公社以上幹部，則專設“小灶”，酒肉不斷。
花明樓公社機關食堂，夥食分三等，有“書記飯、委員飯、一般幹部飯”。公社8個常委，一年內光多吃肉就有765斤，人均96斤；吃大米白麵465斤，各種高級餅幹282斤。其中公社書記胡仁欽一人吃雞、魚、豬肉160多斤。這還不算他們借開會和檢查工作為名，長期在基層大吃大喝的物資。
1960年4月28日，8個常委一天吃4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雞、豬肉、雞蛋、荔枝16斤。
有一次，4個書記開會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爛。饑民聞訊，無可奈何地說：“書記吃飽了沒事幹，他們打打架，比拿社員打人開心取樂強多了。”
太平大隊1959年死牛5頭，殺了600多斤肉，幾個大隊幹部就吃去500多斤，其中總支書記王義吾一人吃幹牛肉70多斤。
幹部大吃大喝當時已成普遍現象。夏鐸鋪公社的幹部，一個個養得紅光滿麵，精神十足。對全社210個大隊以上幹部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到1960年4月，共吃肉2062斤，魚2335斤，雞177斤，蛋401斤，油481斤，酒1784斤。而社員食堂斷糧停炊，也無人過問。最典型的是新風大隊9個幹部，1959年過端午節，一次連吃帶拿搞了150斤白麵的包子。1959年5月到60年4月，11個月內吃牛肉138斤，豬肉220斤，酒150斤，菜油176斤，魚210斤。
秘書黃振恒，用油炸麵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來了請客吃糖，專門製作“愛愛糖”，還向公家報銷。
該大隊幹部食堂的方針是：“以肉為綱，雞魚並舉，小菜帶頭，保證基本供應。”大隊9個幹部就有8種繩子衣（毛衣），5隻手表。群眾反映說：“我們大隊的幹部實現了三化（手表化，繩子衣化，白糖、香煙、餅幹經常化）”。
總支副書記黃振祥，1960年4月用公款178元買收音機、留聲機各一部。大隊部敲鍾吃飯，與大機關一模一樣。幹部管吃飽吃好，從來不問社員食堂生活情況。大隊部半夜三更幹部吃夜宵，烹炸燴煎，搞得鍋子乒乒乓乓，火煎魚炒肉。可是生產上急需用的70000斤石灰，無錢買回；社員要借1元錢治病，也不批準。
到1960年4月底，公社檢查，該大隊社員吃糠咽菜，還有兩三個月，社員存糧每人也隻有10斤存糧了，總支書記不聞不問，致使春荒餓死人、浮腫病一發不可收拾。插秧人忙季節，關山生產隊饑荒病56個勞動力，總支書記黃福祥、副書記黃振祥還不知曉，幹部白天往外麵轉一個圈，又回大隊部吃飯，晚上坐在辦公室聽收音機、開夜餐。嚴重影響群眾生產情緒，他們說：“我們天天忙出工，幹部光吃不勞動，具體問題不解決，搞起生產冒得勁。”
1959年12月的一個晚上，關子衝食堂司務室，燈光暗淡。隊長、隊會計和食堂會計正在辦公桌旁烤火，桌上放了幾本帳冊和算盤，炊事員正在廚房準備豐盛的夜餐。
不料，有人輕輕敲門，隊長開門一看，是大隊支書和大隊長，連忙招呼：“我們準備開個夜班，把食堂帳目請一下，出榜公布，搞個民主理財。好機會，領導來了，請領導指導。”
“好嘛，大家不謀而合，我們來的意思正是請你們搞個民主理財的樣板。你們的力量強，底子好，條件夠！”支書慢悠悠地說。
隊長笑在眉頭，苦在心裏。吃私食不行了，隻好溜進廚房，輕聲對炊事員說：“加碼，再加3個人的，大隊領導也來了。”
突然，門又咚咚響起來，隊長小心打開門，頓時屋裏氣氛緊張起來，原來是縣委工作組副組長。開會時他講得最硬，不管任何人，誰搞特殊化就處分誰。
他跨進門檻，看到屋裏的架勢，聞到噴香的菜味，不動聲色，一**在炭火旁坐下了。隊長見勢心動，馬上匯報說晚上要清理帳目，並懇切要求：“報告組長，今晚恐怕要幹通宵，我們要炊事員搞了個夜餐，一要請組長原諒，二要請組長一起指導工作。”
副組長說：“近來偷盜風嚴重，我是專門來檢查食堂‘三防’工作的。對財務嘛，我也略知一二，可以參謀參謀。今晚，你們的情況特殊，工作任務重，開個夜餐也可以，但以後不宜多搞，要注意影響。”
話音剛落，飯菜端上，大家放寬心，鬆開褲帶，圍攏炭火，熱乎乎地吃了起來。
夏鐸鋪公社新風大隊工作隊長張其永，由於生活嚴重特殊，工作極不艱苦深入，在整社中繼續大吃大喝，吃魚吃肉吃蛋吃酒，侵占病人食堂，違犯糧食政策，超吃糧食，每餐吃10兩，群眾反映是一個特殊缽，嚴重脫離群眾，影響很壞。
當時流傳著一首民謠，諷刺幹部吃喝風：“口裏冒得味，開個現場會；肚裏有點嘈，組織大檢查”。開會就是吃肉吃魚的場合。大檢查更是令幹部開心的事了。讓檢查者吃得嘴裏流油，心滿意足，那檢查的結果就好多了。
檢查評比，走一路，開一路葷，一家更比一家強。有的幹部自己想吃什麽就開什麽會。想吃肉，開“發展牲豬檢查會”；想吃酒席，就開個“紅旗食堂現場會”。
白馬橋淺水大隊食堂管理員在筆記本上作了一個記載：1959年從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開過大小現場會7次，到會幹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辦飯菜19桌。本子上還有這樣一段話：“我們的食堂辦得好是好，就是現場會多得不得了。辦上一桌菜，除了魚、肉開支不上算，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0個人半個月的油鹽。此風不可長，要開也要開得少。”後來被人舉報，這位會計被撤職，送上鬥爭台。
社員一個月，吃糧不過10多斤，吃的是鹽水清湯，一個月生活總共不到8元錢；一桌酒席四五十元，相當一個社員半年夥食。淺水大隊食堂，3個月中幹部開會吃的夥食費，大約相當於100個社員1個多月夥食。
幹部貪汙腐化，已經成為社會性的普遍現象。全縣大隊以上的6700個幹部中，貪汙的達964個，占到14.2%，共貪汙人民幣145000元。看來，這個數字還有多，不會少。夏鐸鋪公社326個大隊以上幹部中，有67個共貪汙金額6400元。其手段是虛假、浮領、造假憑證、收入帳盈餘不向上繳，騙取敲詐和勒索。該社六度庵大隊會計何維華，59年在購銷站貪汙人民幣125元。今年他動員一個老年社員出賣棺材投資為名，從中貪汙現金12元外，還運用私拆掛號信等辦法貪汙人民幣310元。社辦企業廠礦財經單位，同樣如此。據417個企業單位幹部統計：貪汙的78個，占所有單位總數的19%，有的貪汙現金，有的貪汙實物。夏鐸鋪公社醫師曾尚書貪汙怕補藥達28種，群眾反映他家是開藥房，不但末受批評，反而多次評為模範，得到了表揚。該社主任楊新莆（公社黨委委員）59年來貪汙人民幣500多元，光嚐新食品之味就貪汙60多元。個別公社黨委書記也有貪汙，手段不擇一切，有的貪汙黨費和團費，有的貪汙投資和救濟款。這說明資產階級向黨進攻是很猖狂的，官僚主義者給他們的方便是嚴重的。因此，貪汙現象不是收縮，而是發展，必須堅決反掉。
在浪費方麵：去冬今春茲長著的大擺筵席，殺雞請客、做壽、添置非生產性的消遣器材之風，在少數地區幾乎時日盛行。黃材水庫添置錦旗，做彩色衣服，動用國家布票6萬多尺，一麵最大的錦旗，長達2太，寬即5尺，花去人民幣130多元。煤炭壩煤礦去年一次新建9間樓房，鹽堿垮了，二次重建6間又垮了，因質量不好，設計不周，總共浪費人民幣6萬多元。商業局肉食經理部去年轉運掉豬14次，共計144頭，總計損失人民幣2165元；夏鐸鋪公社新鳳大隊9個大隊幹部，動用公共積累購回收音機，留聲機各一部，鬧鍾9座，好比排場，借支現金購買手表5隻，繩子衣7件。大吃大喝方針稱為；“以肉為鋼，雞鴨並舉，小菜帶頭，保證供應”。道林公社總支書記黃明澤從大隊調去供銷社，私自接受送禮共達人民幣100多元。禮品之中，毛毯三床，熱水瓶六個，玻璃床一張，幹部還送給他一幅對聯：‘明星建政共強黨，澤放光輝為人民’。可見由於我們對幹部教育不夠，他們已受到資產階級剝削思想的影響，發展到了蛻化變質。”
夏鐸鋪公社1960年整風整社運動，全社揭發出1382個幹部貪汙54525元，挪用公款21117元，利用職權借支不還9855元，多吃多占19497元，合計金額104994元，人均76元。
376個大隊幹部中，貪汙挪用195人，計貪汙21132元，挪用7038元，借支4337元，合計41356元，人均210元。
講排場，擺闊氣，大興土木。幹部特殊化，還特殊在置民眾生死於不顧，利用特權，一心追求自身享受和淫樂。
花明樓公社黨委書記胡仁欽，平時經常說群眾路線，艱苦樸素，出門帶頂大爛鬥笠，搏得縣委領導人多次表揚，實際上是他故意把帽頂扯爛，以欺世盜名。
為了講排場，圖安樂享受，胡仁欽決定在花明樓公社大搞“十大建築”，雕龍刻鳳，大修“25裏豬場”、“萬人禮堂”、“綠化公路”、“水上涼亭”、“山上涼亭”、興建公社“辦公大樓”、開“花果山”、修“環山馬路”、“新居民點”和“躍進橋”等等。為此兩年多共拆民房2060間，占用民房15824間，平調各項實物和合248138元。搞得民不聊生，社員流離失所。
（6）**婦女搶掠民財中國人有句老話說得明白：“飽暖思淫欲。”不少幹部吃飽喝足後，就打起了女人的主意。
花明樓公社總支書記以上幹部中，**婦女的28人，最多的一人**、**婦女30多人。黨委副書記杜少才，1959年10月在雞場**女社員傅果明，象餓虎撲食一樣又撲又撕，把女方褲子撕爛後**。
而被**的婦女呢，雖說也有反抗的，但那是少數。一是懼於幹部們的淫威；二是人人餓的半死，有的以**換點吃喝救命。
夏鐸鋪公社黨委委員、供銷部支書楊新甫，1958年被評為全省財貿戰線紅旗，出席北京的先進生產者會議。此人一貫腐化墮落，調戲、**婦7人，貪汙挪用公款470多元。調夏鐸鋪供銷部不到兩個月，就挪用公款300多元買自行車、留聲機、照相機，供自己玩樂。下鄉工作要通訊員用自行車接送。
雙湖大隊總支書記、秘書、會計三人共同誘奸軍屬王雪娥，為此爭風吃醋吵架不休，群眾諷刺：“大隊幹部實行了公妻製。”
全公社91個總支正副書記以上幹部，誘奸、**婦女的就有25人。群眾反映，有的幹部為達到長期霸占別人妻子的目的，竟然把她們男人都派到水利工地上去，並不準回家，回家就捆送回工地。他們**、**婦女的主要手段有：小恩小惠，拿糧食做引誘，安排輕鬆活計，入黨入團，調戲，強迫**等等。
這些幹部不僅貪汙腐化，多吃多占，有的甚至公然搶掠民財，占為私有。新鳳大隊黨總支製定對逃荒人員的罰款條例，總支秘書黃正恒，助理會計宋雲義為首，把逃荒人樊春福的毛衣剝為己有，還把逃荒人洪渡文、嶽梅蘭等家裏的衣服、鞋、床、櫃子、牙刷、雨傘等家具和用品統統搬到大隊部，總支副書記黃正祥坐地分贓，和他們一起私分，搬回家去。社員說：“這些幹部硬是搶犯、土匪。”
（7）饑餓和死亡從1958年冬荒開始，寧鄉農村社員消極抵抗情緒日盛：管它田裏生產多少糧，餓死不是我一個，要死大家一起死，少打糧食完不成任務，讓幹部小灶也吃不安心！人心散了，生產無著，糧食減產，惡性循環。大難來了！
果然，1959年的春荒開始，寧鄉人民就被拖進了“苦日子”饑餓、疾病、死亡的苦海深淵。
1959年春荒開始，湘潭、寧鄉的人民就普遍吃糠咽菜了。
1959年春荒，公共食堂飯分7等，強勞力一天也隻能吃糧老秤4兩市斤）。糧少菜多，各地紛紛把喂豬的糠摻在野菜裏一起當飯吃。
越是饑荒鬼越多。幹部貪汙、食堂管理人員克扣，糧食更不容易吃進社員肚子裏去。更可怕的是幹部的罰飯政策普遍化和製度化。寧鄉縣各食堂通行以下幾條：抗工不出者（包括有病不能出工而請假不批者）、出工不出力者、沒完成任務者、出工不聽指揮者、偷盜集體糧菜者、思想右傾保守者、打架鬥毆者，一律罰飯！
花明樓公社朝陽生產隊的公共食堂，規定了“五不準吃飯”：去遲了不準吃飯，小孩不送幼兒園的不準吃飯，未完成任務的不準吃飯，扯皮發生口角的不準吃飯。甚至該社婦女主任劉淑元，因開飯時間到了，一畝穀還沒割完，幹部也不準她吃飯。那社員群眾就更可想而知了。
幹部不僅罰飯，還濫行罰款、罰糧。1959年反“瞞產私分”，花明樓公社對社員罰款總數達多元，人平罰款20元。花明大隊610戶社員，罰稻穀42萬斤，戶戶受罰。社員羅守世一戶就罰了340元。一新大隊貧農鄧玉民一家，6人吃飯，3人勞動，年終決算分0.86元，而罰款60元。逼得社員生產無心，生活無著。
廬山會議後，縣委在全縣大搞“反瞞產、查後手糧”運動。各公社、大隊派出工作組，到各隊就地封糧，把公共食堂的社員口糧，和倉庫存儲的種子、儲備糧，一古腦兒當公糧上交國庫。1959年秋收，社員也很難吃到糧食了。民以食為天，天塌了，命也該絕了。
月豐生產大隊21個食堂，僅隻兩個集體開餐，19個農業食堂已完全和基本上垮了。楊家衝小隊13戶（貧農12戶，地主1戶）40人，男女勞力17個。共虧損糧食1080斤。該隊支部對此一情況不深入了解，抱著官僚主義的態度，克扣社員口糧，使該食堂從三月十二日起至三月二十七日止，整整15天時間無米停炊。40個社員以搞小菜、野草、樹皮充饑度日，生活極為痛苦。
貧農洪大娘說：上麵太不關心我們了。以前沒飯吃還可以到左鄰右舍家裏借得到，現在餓盡的，連黨也不借米給我們。
由於沒飯吃，17個勞力在家睡覺，不能出工搞生產。貧農隊長彭冬華，兩口子都是全勞，半個月隻借得半斤米吃了，無一點精神，25號想到大隊去搞點糧食來，走道路上就昏倒在三眼塘的巷子裏。29號去樓上拿牛草，又跌倒在地下。77歲的貧農李寶洪，餓的不能度日，竟外去流浪十來天，跑了四個屋場，直到29號才回隊。去年婦女陳裏梅跑到娘家借米，花了兩天時間，隻吃了兩餐飯。社員李國成說：什麽三包、四包、再過幾天就沒得命了，連肚子都包不住。
（8）饑寒起盜心“苦日子”把廣大民眾逼上了絕路。
狗急跳牆。求生存是人的本能。中國的民眾逼急了就敢於起來造反的，終究是少數血性男兒。更多的人則不敢去摻和那些寧鄉城鄉一度秘謀造反的“**救國”的組織，苟且偷生是多數，餓急了隻好去偷。偷了田裏的莊稼，再偷隊上的糧倉。膽子大的，竟把耕牛偷了，弄到山裏殺來吃肉。偷竊成風，全民為盜。
花明樓公社，僅1960年雙搶後到11月3各月中，發生偷盜案件1500多起。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24日止，大小偷竊案件1116起，參加的人數達2592人，偷走糧食92000多斤，偷殺耕牛16頭、牲豬141頭。以致田野裏稻穀、玉米、紅薯還沒成熟，饑餓的人們就趁黑夜下田去偷。偷春造成減產失敗。對此，社隊幹部抓住就打，打死許多人，但打死還是有人去偷。
龍鳳山長湖生產隊，有一個青年社員因幹部罰飯，餓得實在受不了，趁黑夜跑到生產隊地裏偷來一竹藍紅薯，趁夜靜人深，躲在偏僻的廁所裏，弄了幾塊石頭燒了個炭火去煮，實指望能美美的飽吃一頓。不想被駐隊的“社教”工作組的人員發現了，當即用喇叭筒喊攏全隊社員，連夜召開緊急批鬥會。
會場中放上一張大桌，桌上點著一桌煤油燈，髒物擺在桌上示眾。當主持人宣布開會之後，從會場角落裏冒起一個餓肚漢子，氣憤地說：“偷集體的東西太不應該，集體的東西哪能一個人吃！集體的東西集體吃！”他邊說邊走到桌邊，一口氣把煤油燈吹熄。趁黑好做賊，大家一哄而上，你搶一個，我搶一個，一鍋紅薯被搶個精光，批鬥會也就一哄而散了。
1960年冬，花明樓的幾個青少年，餓得九死一生，實在受不了，幾個人精心策劃要弄一餐飽的吃，說“就是死，也要當一回飽死鬼。”跑到別處偷了一條耕牛，牽到一個無人跡的山坳中殺了，剝皮洗腸，飽啖一餐。湯飽肉足後，領頭的高中生大發感歎：“當年朱元璋帶湯和鄧宇幾個小兄弟，偷了員外的牛，殺吃了填饑荒。又把牛頭、年尾插在山兩邊，硬說牛成山神鑽了山了。後來兄弟幾個打天下，朱元璋也當皇帝了。我們五個也拜兄弟好不好？”後案發，好在五人隻說偷牛，不提朱元璋，不然一場塌天大禍，由此而發。20多年後，當事人還十分慶幸地給我講述了那一段“野史”。
（9）水庫工地的酷刑1960年1月的一天，地凍天寒，朔風刺骨。一個民工因衣薄褲單凍病了。但幹部說是裝病，他隻好抱病上工地。人病了，推起土車也就跑得慢些。湯能德看見了，上去一腳把車子踹翻了，又踢了幾腳，把他踹倒在地。
這個民工氣不過，爬起來就罵。
湯能德馬上喊來幾個民兵，把罵他的民工摔倒在地。他抄起一根削尖的竹蓖片，讓人把那民工捆起來按住手腳，扒掉褲子，竟將這根長約2尺的竹蓖片，猛地從這民工的**裏捅了進去。然後，攪上幾轉，用力往外一拔，立時血屎迸濺，流水落花。
“殺流水四娘”者，血屎飛濺，流水落花。此刑取名於此。在湯能德之流手中，遭此酷刑的民工，不隻一人。
當年國民黨特務機關在重慶設渣滓洞，對**人用竹簽釘手指頭，比起湯能德輩幹部們“殺流水四娘”之類的刑法，又隻是小巫見大巫了。
水利工程上幹部打人、罵人、強迫命令、違法亂紀事件，黃材水庫有，新溈河工地有，其他大小水利工程也是普遍發生。
夏鐸鋪公社1959年修香山衝水庫，調了8000多民工上陣，黨委委員周重友在工地上當副指揮長，他帶頭打了17個民工。結果吊、打、罰跪在這個工地上形成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