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群冤鬼屈魂來告狀，他們哭喊著說：“幹部像惡魔，橫行霸道、打人成風，我們縣已經變成了人間地獄！大王給我們做主啊！”
洞庭湖濱，有一個美麗的邊城澧縣。（.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廬山會議後，“反右傾”和“更大躍進”運動中的澧縣，幹部打人成風，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少數地方已經變成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當地老百姓說得最多的一句順口溜是：“幹部象惡魔，澧縣變地獄”。
1958年9月，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澧縣隨大流，全縣實現公社化。全縣也刮起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也發生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現象；也是“大辦公共食堂”，搞“吃飯不要錢”；也搞“大煉鋼鐵”，並將全縣大小山林砍伐一空；1959年春，澧縣也發生社員逃荒死人現象，發生嚴重的人口盲目流動，到1959年2月，人口外流逃荒嚴重。
1959年10月，澧縣縣委召開縣委擴大會議，傳達八屆八中全會精神，和省委擴大會議精神，正式決定開展全縣“反右傾”。至1960年1月結束。全縣共批鬥“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和“右傾保守勢力”3290人，重點批判了23人，處分112人，鬥死241人。
這場運動，定下了全縣隨後以暴力行動來推動“更大躍進”運動的基調。從縣到社，各級“反右傾”大會聲勢浩大，普遍采用“辯論”、謾罵、揪頭發、扯耳朵、捆綁、推搡、罰跪、冬天潑冷水、毒打、吊打、墩人、灌屎、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水、棒打棍揍、皮帶抽、背磨盤……
為在1959年取得“更大躍進”的“偉大勝利”，在全省開展的“反瞞產”運動中，澧縣縣委獨具匠心，在全縣開展了一場來勢凶猛的“反偷風”運動。
縣委第一書記馬書玉認為：從1958年到1959年，澧縣糧食生產取得了大豐收，理應超額完成國家的糧食征購任務。但是，從春荒到現在，各公社不僅完不成國家征購任務，反而大鬧糧荒，不是喊餓死了人，就是說食堂斷夥，社員餓得要死了，一直鬧到天昏地暗！現在看來，這完全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發起的猖狂進攻。不把社會主義製度和三麵紅旗砍倒，他們是決不罷休的！因此，我們一定要誓死保衛三麵紅旗，誓死打贏當前的糧食征購這一仗！
馬書玉在縣委書記處會議上，對與會者說，1959年秋收在即，各位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就是死也要完成今年的征購任務。現在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大豐收，大大地有！鬧糧原因，主要是富裕中農向黨進攻，農民在秋收時，把集體的糧食偷回家備饑荒了。此外，幹部中自上而下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潮和本位主義思想，生怕留少了口糧，又會發生今年春荒的鬧糧缺糧饑荒病死情況，大量隱瞞產量，以多報少，欺騙上級。因此，必須在全縣開展以“反偷風”為主，以“反瞞產”為輔的人民戰爭！
馬書玉在全縣“反偷風”運動動員電話會上，殺氣騰騰地宣布：必須以堅定的黨性和堅定的對敵鬥爭精神，全力以赴，打好“反偷風”運動這一仗！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帳要算清楚，新帳老賬一起算！退賠要兌現，有糧退糧，有錢退錢，就是拆屋掀房，也要把吞下去的糧食給我吐出來！
在馬書玉的影響下，造成了一部分幹部思想混亂、是非不清，有的認為打人是合法的，是有“幹勁”、“立場堅定”，“鬥爭堅決”，不打人則是“右傾”、“立場不穩”，“同情資本主義”。澧陽公社黨委副書記萬一平，在一次總支書記會上布置積肥任務時說：“你們一定要拿出幹勁，有點火力來完成任務，如果完不成這個任務，我就要你們站桌子，鼓點幹勁你們看一看。”九王大隊十生產隊隊長胡子康說：“打了一次人，起碼有五天好發動。”王家廠公社龍堰大隊總支書劉大連說：“運動來了就搞幾下，運動走了就不能搞了；一個運動不打幾個人好像沒有什麽起色。”個別公社領導幹部甚至布置打人，津郊公社黨委副書記丁士英，在總支書會上還布置說：“人可以打，隻有幾個地方不打，鼻子不打，臉不打，耳根不打，其餘地方都可以打。”
1959年10月11日～17日，澧縣搞起了由幹部帶頭壓陣、武裝民兵和積極分子開路的“反偷風”運動，把全縣隊隊戶戶鬧了個雞飛狗跳牆。全縣範圍內、普遍的發生了打人、打死人和逼死人的現象。一些幹部有意為非作歹，摧殘群眾，危害人民，手段非常毒辣。體罰毒打群眾的手段匯集起來，有40餘種。如：推排球、吃屎喝尿、吊半邊豬、針穿嘴巴、棍穿陰部、男女互咬生殖器、坐水牢、火燒、打後賽跑、人碰人、拔牙齒等酷刑，都是駭人聽聞的。有的地方錯誤的提出殺雞嚇猴、打一警百、堆羅漢（被打人睡在下麵，上麵壓人），和成立毆毆組（毆腳筋、手筋、腰筋）、打態度組（辯論對象在鬥爭時，一上台就打，把態度打老實）、開攮攮會（把人推擠）。
“反偷風”運動中，發生了全縣性的非法抄家和非法鬥爭的違法亂紀現象。更嚴重的是有的地方在抄家中還普遍采取了連抄家帶拆屋、抄後封門、掃地出門等惡劣手法。
打人最多的一個幹部，打過340多人，打死15人；兩年多來扣群眾飯的有扣到160多次的。在食堂管理員以上幹部中，貪汙多占非常普遍；另外，亂搞男女關係的幹部很多，最多的一人搞了20多個。
一些壞人當上幹部、竊居重要職務以後，有的勾結包庇縱容壞人，一意孤行，不顧群眾死活；掛**之名，行國民黨之實，在人民群眾頭上作威作福，實行殘酷的階級報複，想盡千方百計整治群眾。除了隨隨便便打人、罵人、吊人、扣糧、扣工分、罰趴、鬥爭、辯論、反省、搜查、抄家、遊行示眾、戴帽子、罰跪、罰站、罰曬、罰吹西北風等等以外，還使用了許多駭人聽聞的手段。（.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他們私設法堂，嚴刑拷打，刑罰之多，有如畫地為牢、坐水牢、潑冷水、滾雪球、跑‘麻城’、叫女人赤身**、男女互咬生殖器、開朗誦（推搡）會、推排球、拔胡子、扯頭發、吊‘鴨兒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掛屎桶、跪碎瓦渣、叫人家喝清尿、吃牛屎、剁指頭等等。
土改時的積極分子中混進太多“流氓無產者”和“嚴重不純分子”，後來有的混入黨內、當了農村基層幹部。
在這些壞分子的活動下，不少地方打人成風，群眾敢怒而不敢言；極少數地方已經變成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澧陽公社荷塘大隊壞分子潘啟才，就曾經規定打死人後有“三不準”，不準死者家屬收屍、不準哭靈、不準買棺材，甚至還要死者家屬笑。該隊中農社員李紹雲被潘打死後，不但不準收屍哭靈，並且還要畫像鬥爭，叫別人代他受鬥。夢溪公社又新大隊壞分子傅紹發為了**一個貧農的女兒，竟敢當麵通知女方的父母要和他女兒睡覺。女方不答應，就采取罰重工、扣糧、調虎離山等辦法，以遂其獸欲。群眾把這些壞分子和違法亂紀分子稱為“老虎”、“閻王”、“笑麵虎”、“陰雷公”、“新惡霸”、“新把頭”、“土皇帝”、“土匪”。這些事情不光是一個地方有，而且幾個地方有。不僅是基層幹部中有，就是縣委成員中也有這樣一少部分人。
王家廠公社曹家河大隊生產隊長周用考，殘害人民群眾，逼死四人（都是貧農），打了三十九人，霸占人妻。
縣委第一書記馬書玉說：“對那些調皮搗蛋的，非打不解決問題”。“這些人不怕送公安局，隻怕送農會”。還說“打人不對，但有時還起作用”。尤其是地委曾幾次批評澧縣死人多時，他還說：“地委說我們死人多，按人口比例來說不一定多”。
置人民群眾的生死於不顧，不惜以暴力為手段來推行“更大躍進”，以至澧縣人民陷入了“人間地獄”！
淞澧分流工地冤死的民工控訴說：“幹部對待我們，一天到晚不是打，就是餓，比對待畜牲還不如！”
廬山會議後的全國“更大躍進”，一是“反瞞產”搞糧食，二是“大辦水利”。澧縣縣委為了爭當“更大躍進”的上遊，“大辦水利”運動中，僅淞澧分流和王家廠水庫兩個工地，就上馬了156000多人，占全縣三十萬勞動力的50%。加上其他小型水利工程，全縣三十萬勞動力幾乎全部上到水利工地。
工程於1959年11月初動工，縣委提出：“要拿出大躍進的幹勁，用大躍進的速度，趕在年底完工。”為此，從全縣先後抽調了75600多人上陣。
11月16日，縣委成立淞澧分流工程指揮部，下設四個指揮所。各公社工地隊伍為大隊，各大隊工地隊伍為中隊，各生產隊工地隊伍為分隊。
任務層層往下壓，完不成任務怎麽辦？幹部們就是一個字：打！從此，整個工地彌漫著濃鬱的血腥。先後死亡民工440人，其中病死310人、打後致死88人、打後自殺40人、當場打死2人。
指揮部的幹部架子更大，官氣更足，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更凶。動不動就是“***，老子打死你！”就連下麵的幹部一聽說指揮部的來檢查，也嚇得發達抖，更不要說民工了。
第一次工地黨委擴大會議，指揮部指揮於樹海提出：“小病要出工，工地搞治療，小風小雨當晴天，雨天刮風當晴天。”“晴天突擊戰，雨天持久戰，霧天運動戰，風雨不停工，冰凍不下堤。”並規定“按勞力總數平均每天一個勞力達到5～6方土。”
在鬆澧分流工地，生活還未安排下來，縣指揮部就提出提高工效，有些公社指揮所就要求平均每人完成十方土，大隊加到十五方，中隊加到二十方，分隊加到二十五方，最後小組加到三十方（當時實際平均工效隻有一點七方）。
1959年12月1至4日，指揮部在官垸召開首次民工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是各大隊教導員、中隊指導員，以及先進民工代表共744人。會議由縣委書記、工地黨委副書記、指揮部指揮於樹海坐陣，縣委委員、縣農業局長、指揮部副總指揮李福印主持。
會議說是要“總結和交流經驗，向高效率進軍”，但其主題就是一句話：“找工效不高的原因”，因為到年底隻有還不到一個月了，工程完成還不到二十分之一。指揮部急了，認為不來點真功夫是不行的！於是把找原因變成了鬥、打、跪等嚴重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
4天會議，共打264人。辯論了中隊指導員和脫產幹部17人。一般的采取罵、打、跪、低頭、反省等，重點對象則重點打鬥。當場打成重傷2人。至1960年6月，澧西公社的雷海清因打成重傷，還在吃藥。大圍公社楊家中隊的指導員吳家香，也不能工作。指揮部的負責人竟然在大會上說：“你們幹勁上不去，應該給點教訓，才能好好鼓幹勁！回去後大家都要好好找原因，人無壓力輕飄飄！對幹勁不大的民工，好好壓一壓，幹勁就會上去了。”
官垸會議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大規模打人風。
12月6至7日，各工區停工整頓，貫徹落實官垸會議精神，四個工區都發生程度不同的打人事件，而以青龍窖、珠磯湖最為嚴重。他們是每個中隊都必須辯論一個分隊級的幹部。珠磯湖工區方石坪一大隊13中隊報辯論人，供應股長葉漢菊，被批鬥者們抽嘴巴，抽得他嘴巴腫得像個豬頭，一個多月還沒消腫。巴王嶺中隊指導員馬大元被打的半個多月起不了床。
12月8日，青龍窖澧西大隊貫徹官垸會議精神，點了11個人上台批鬥。除毒打外，還用3個采菱的大腰盆裝滿冷水，讓被鬥對象脫光衣服洗冷水澡。當時北風呼嘯，氣溫在零下，水中結冰。被鬥對象在水裏越喊冷，就越要你紮深些，時間待長些。結果新剴中隊的陳祖青受凍不過，連喊救命。批鬥者不但不讓他出來，還說他態度惡劣，一陣猛打。終於他被凍死在腰盆裏。
大圍和王家廠大隊則各辦起一個教養隊，專門勞教那些“勞動不積極的人”。教養隊實行監獄管製，被教養人都是犯人，不僅強迫勞動改造，還在他們衣服上寫“偷盜”、“出工不積極”、“多吃飯”等，並在其臉上畫花臉，不準與民工一塊挑土、吃飯、講話。
而宜萬大隊為了響應指揮部的命令，顯示“大幹、苦幹、拚命幹”的幹勁，在風雨交加的夜晚，提出“三光政策”：頭光、身光、腳光，出工民工一律光頭，不準帶鬥笠；打赤膊，不準穿蓑衣；打赤腳，不準穿鞋，一直幹到半夜。
官垸公社五菱大隊總支委員張儒興在工地打人160多個，扣飯不計其數。貧農社員劉世教先後被扣飯160多次，挨打三次，最後一次打後三個鍾頭致死。後來下工地後，劉世教有個三歲多的小孩在禾場上撿了一點蠶豆梗，竟被張儒興丟在水裏淹，此後也死了。
至於中隊一級的辯論鬥爭，差不多天天都有，從指揮部直到中隊層層找原因，層層違法亂紀，鬥辯民工。是造成嚴重死亡的原因之一。
為了提高出勤率，官垸會議規定：病人不準超過1%。而天寒地凍，民工們勞累過度不休息，又缺衣少食饑寒交迫，差不多20%的人都抱病在身。各級幹部對病人就是一句話：“出工，病死也要到工地上去死！”
王家廠大隊11中隊社員譚杏桃，因病沒出工。脫產幹部樊明中強迫他必須先出一天工，不然的話，有你的好家夥吃。白衣大隊蒲山中隊社員黃培然，因病倒地想請假歇幾天。幹部對他說。安排你個好活路，到柴山砍柴去。走到半路，黃培然一頭栽倒，再也沒有起來。官垸大隊光明中隊黃家玉、鄭大泉因病不能出工。幹部命令他們到珠磯湖被楠竹，結果死在路上。
宜萬蔡家中隊共死民工75個。12月中旬有一天有35個病號，按1%的比例，指標是3人。當時醫生冒風險批了葉正中等7人，其餘吳學明、易法生等27個病號被趕上工地，上述二人才輩出了三天工死亡。
工程量大，任務重，時間緊，勞力缺。而全縣勞力都上了水利工地。縣委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各公社強行攤派勞動力，公社也沒人，就把老弱病殘也派上陣來。僅第一批上工地的勞力中，小的十二三歲，大的60多歲。在家就有了病的也不少，有的還沒走到工地即死在路上。如大圍大隊楊家中隊上堤的民工346人，15～20歲的120人……55歲以上的有23人。其中有老病的32人，最嚴重的12人。宜萬大隊蔡家中隊在上堤民工275人中，有癆瀕的35人，黃腫病（浮腫病）6人。如黃世法、陳世和都原有癆瀕而死。
洞庭湖濱，有一個美麗的邊城澧縣。（.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廬山會議後，“反右傾”和“更大躍進”運動中的澧縣，幹部打人成風，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少數地方已經變成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當地老百姓說得最多的一句順口溜是：“幹部象惡魔，澧縣變地獄”。
1958年9月，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澧縣隨大流，全縣實現公社化。全縣也刮起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也發生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現象；也是“大辦公共食堂”，搞“吃飯不要錢”；也搞“大煉鋼鐵”，並將全縣大小山林砍伐一空；1959年春，澧縣也發生社員逃荒死人現象，發生嚴重的人口盲目流動，到1959年2月，人口外流逃荒嚴重。
1959年10月，澧縣縣委召開縣委擴大會議，傳達八屆八中全會精神，和省委擴大會議精神，正式決定開展全縣“反右傾”。至1960年1月結束。全縣共批鬥“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和“右傾保守勢力”3290人，重點批判了23人，處分112人，鬥死241人。
這場運動，定下了全縣隨後以暴力行動來推動“更大躍進”運動的基調。從縣到社，各級“反右傾”大會聲勢浩大，普遍采用“辯論”、謾罵、揪頭發、扯耳朵、捆綁、推搡、罰跪、冬天潑冷水、毒打、吊打、墩人、灌屎、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水、棒打棍揍、皮帶抽、背磨盤……
為在1959年取得“更大躍進”的“偉大勝利”，在全省開展的“反瞞產”運動中，澧縣縣委獨具匠心，在全縣開展了一場來勢凶猛的“反偷風”運動。
縣委第一書記馬書玉認為：從1958年到1959年，澧縣糧食生產取得了大豐收，理應超額完成國家的糧食征購任務。但是，從春荒到現在，各公社不僅完不成國家征購任務，反而大鬧糧荒，不是喊餓死了人，就是說食堂斷夥，社員餓得要死了，一直鬧到天昏地暗！現在看來，這完全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發起的猖狂進攻。不把社會主義製度和三麵紅旗砍倒，他們是決不罷休的！因此，我們一定要誓死保衛三麵紅旗，誓死打贏當前的糧食征購這一仗！
馬書玉在縣委書記處會議上，對與會者說，1959年秋收在即，各位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就是死也要完成今年的征購任務。現在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大豐收，大大地有！鬧糧原因，主要是富裕中農向黨進攻，農民在秋收時，把集體的糧食偷回家備饑荒了。此外，幹部中自上而下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潮和本位主義思想，生怕留少了口糧，又會發生今年春荒的鬧糧缺糧饑荒病死情況，大量隱瞞產量，以多報少，欺騙上級。因此，必須在全縣開展以“反偷風”為主，以“反瞞產”為輔的人民戰爭！
馬書玉在全縣“反偷風”運動動員電話會上，殺氣騰騰地宣布：必須以堅定的黨性和堅定的對敵鬥爭精神，全力以赴，打好“反偷風”運動這一仗！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帳要算清楚，新帳老賬一起算！退賠要兌現，有糧退糧，有錢退錢，就是拆屋掀房，也要把吞下去的糧食給我吐出來！
在馬書玉的影響下，造成了一部分幹部思想混亂、是非不清，有的認為打人是合法的，是有“幹勁”、“立場堅定”，“鬥爭堅決”，不打人則是“右傾”、“立場不穩”，“同情資本主義”。澧陽公社黨委副書記萬一平，在一次總支書記會上布置積肥任務時說：“你們一定要拿出幹勁，有點火力來完成任務，如果完不成這個任務，我就要你們站桌子，鼓點幹勁你們看一看。”九王大隊十生產隊隊長胡子康說：“打了一次人，起碼有五天好發動。”王家廠公社龍堰大隊總支書劉大連說：“運動來了就搞幾下，運動走了就不能搞了；一個運動不打幾個人好像沒有什麽起色。”個別公社領導幹部甚至布置打人，津郊公社黨委副書記丁士英，在總支書會上還布置說：“人可以打，隻有幾個地方不打，鼻子不打，臉不打，耳根不打，其餘地方都可以打。”
1959年10月11日～17日，澧縣搞起了由幹部帶頭壓陣、武裝民兵和積極分子開路的“反偷風”運動，把全縣隊隊戶戶鬧了個雞飛狗跳牆。全縣範圍內、普遍的發生了打人、打死人和逼死人的現象。一些幹部有意為非作歹，摧殘群眾，危害人民，手段非常毒辣。體罰毒打群眾的手段匯集起來，有40餘種。如：推排球、吃屎喝尿、吊半邊豬、針穿嘴巴、棍穿陰部、男女互咬生殖器、坐水牢、火燒、打後賽跑、人碰人、拔牙齒等酷刑，都是駭人聽聞的。有的地方錯誤的提出殺雞嚇猴、打一警百、堆羅漢（被打人睡在下麵，上麵壓人），和成立毆毆組（毆腳筋、手筋、腰筋）、打態度組（辯論對象在鬥爭時，一上台就打，把態度打老實）、開攮攮會（把人推擠）。
“反偷風”運動中，發生了全縣性的非法抄家和非法鬥爭的違法亂紀現象。更嚴重的是有的地方在抄家中還普遍采取了連抄家帶拆屋、抄後封門、掃地出門等惡劣手法。
打人最多的一個幹部，打過340多人，打死15人；兩年多來扣群眾飯的有扣到160多次的。在食堂管理員以上幹部中，貪汙多占非常普遍；另外，亂搞男女關係的幹部很多，最多的一人搞了20多個。
一些壞人當上幹部、竊居重要職務以後，有的勾結包庇縱容壞人，一意孤行，不顧群眾死活；掛**之名，行國民黨之實，在人民群眾頭上作威作福，實行殘酷的階級報複，想盡千方百計整治群眾。除了隨隨便便打人、罵人、吊人、扣糧、扣工分、罰趴、鬥爭、辯論、反省、搜查、抄家、遊行示眾、戴帽子、罰跪、罰站、罰曬、罰吹西北風等等以外，還使用了許多駭人聽聞的手段。（.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他們私設法堂，嚴刑拷打，刑罰之多，有如畫地為牢、坐水牢、潑冷水、滾雪球、跑‘麻城’、叫女人赤身**、男女互咬生殖器、開朗誦（推搡）會、推排球、拔胡子、扯頭發、吊‘鴨兒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掛屎桶、跪碎瓦渣、叫人家喝清尿、吃牛屎、剁指頭等等。
土改時的積極分子中混進太多“流氓無產者”和“嚴重不純分子”，後來有的混入黨內、當了農村基層幹部。
在這些壞分子的活動下，不少地方打人成風，群眾敢怒而不敢言；極少數地方已經變成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澧陽公社荷塘大隊壞分子潘啟才，就曾經規定打死人後有“三不準”，不準死者家屬收屍、不準哭靈、不準買棺材，甚至還要死者家屬笑。該隊中農社員李紹雲被潘打死後，不但不準收屍哭靈，並且還要畫像鬥爭，叫別人代他受鬥。夢溪公社又新大隊壞分子傅紹發為了**一個貧農的女兒，竟敢當麵通知女方的父母要和他女兒睡覺。女方不答應，就采取罰重工、扣糧、調虎離山等辦法，以遂其獸欲。群眾把這些壞分子和違法亂紀分子稱為“老虎”、“閻王”、“笑麵虎”、“陰雷公”、“新惡霸”、“新把頭”、“土皇帝”、“土匪”。這些事情不光是一個地方有，而且幾個地方有。不僅是基層幹部中有，就是縣委成員中也有這樣一少部分人。
王家廠公社曹家河大隊生產隊長周用考，殘害人民群眾，逼死四人（都是貧農），打了三十九人，霸占人妻。
縣委第一書記馬書玉說：“對那些調皮搗蛋的，非打不解決問題”。“這些人不怕送公安局，隻怕送農會”。還說“打人不對，但有時還起作用”。尤其是地委曾幾次批評澧縣死人多時，他還說：“地委說我們死人多，按人口比例來說不一定多”。
置人民群眾的生死於不顧，不惜以暴力為手段來推行“更大躍進”，以至澧縣人民陷入了“人間地獄”！
淞澧分流工地冤死的民工控訴說：“幹部對待我們，一天到晚不是打，就是餓，比對待畜牲還不如！”
廬山會議後的全國“更大躍進”，一是“反瞞產”搞糧食，二是“大辦水利”。澧縣縣委為了爭當“更大躍進”的上遊，“大辦水利”運動中，僅淞澧分流和王家廠水庫兩個工地，就上馬了156000多人，占全縣三十萬勞動力的50%。加上其他小型水利工程，全縣三十萬勞動力幾乎全部上到水利工地。
工程於1959年11月初動工，縣委提出：“要拿出大躍進的幹勁，用大躍進的速度，趕在年底完工。”為此，從全縣先後抽調了75600多人上陣。
11月16日，縣委成立淞澧分流工程指揮部，下設四個指揮所。各公社工地隊伍為大隊，各大隊工地隊伍為中隊，各生產隊工地隊伍為分隊。
任務層層往下壓，完不成任務怎麽辦？幹部們就是一個字：打！從此，整個工地彌漫著濃鬱的血腥。先後死亡民工440人，其中病死310人、打後致死88人、打後自殺40人、當場打死2人。
指揮部的幹部架子更大，官氣更足，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更凶。動不動就是“***，老子打死你！”就連下麵的幹部一聽說指揮部的來檢查，也嚇得發達抖，更不要說民工了。
第一次工地黨委擴大會議，指揮部指揮於樹海提出：“小病要出工，工地搞治療，小風小雨當晴天，雨天刮風當晴天。”“晴天突擊戰，雨天持久戰，霧天運動戰，風雨不停工，冰凍不下堤。”並規定“按勞力總數平均每天一個勞力達到5～6方土。”
在鬆澧分流工地，生活還未安排下來，縣指揮部就提出提高工效，有些公社指揮所就要求平均每人完成十方土，大隊加到十五方，中隊加到二十方，分隊加到二十五方，最後小組加到三十方（當時實際平均工效隻有一點七方）。
1959年12月1至4日，指揮部在官垸召開首次民工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是各大隊教導員、中隊指導員，以及先進民工代表共744人。會議由縣委書記、工地黨委副書記、指揮部指揮於樹海坐陣，縣委委員、縣農業局長、指揮部副總指揮李福印主持。
會議說是要“總結和交流經驗，向高效率進軍”，但其主題就是一句話：“找工效不高的原因”，因為到年底隻有還不到一個月了，工程完成還不到二十分之一。指揮部急了，認為不來點真功夫是不行的！於是把找原因變成了鬥、打、跪等嚴重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
4天會議，共打264人。辯論了中隊指導員和脫產幹部17人。一般的采取罵、打、跪、低頭、反省等，重點對象則重點打鬥。當場打成重傷2人。至1960年6月，澧西公社的雷海清因打成重傷，還在吃藥。大圍公社楊家中隊的指導員吳家香，也不能工作。指揮部的負責人竟然在大會上說：“你們幹勁上不去，應該給點教訓，才能好好鼓幹勁！回去後大家都要好好找原因，人無壓力輕飄飄！對幹勁不大的民工，好好壓一壓，幹勁就會上去了。”
官垸會議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大規模打人風。
12月6至7日，各工區停工整頓，貫徹落實官垸會議精神，四個工區都發生程度不同的打人事件，而以青龍窖、珠磯湖最為嚴重。他們是每個中隊都必須辯論一個分隊級的幹部。珠磯湖工區方石坪一大隊13中隊報辯論人，供應股長葉漢菊，被批鬥者們抽嘴巴，抽得他嘴巴腫得像個豬頭，一個多月還沒消腫。巴王嶺中隊指導員馬大元被打的半個多月起不了床。
12月8日，青龍窖澧西大隊貫徹官垸會議精神，點了11個人上台批鬥。除毒打外，還用3個采菱的大腰盆裝滿冷水，讓被鬥對象脫光衣服洗冷水澡。當時北風呼嘯，氣溫在零下，水中結冰。被鬥對象在水裏越喊冷，就越要你紮深些，時間待長些。結果新剴中隊的陳祖青受凍不過，連喊救命。批鬥者不但不讓他出來，還說他態度惡劣，一陣猛打。終於他被凍死在腰盆裏。
大圍和王家廠大隊則各辦起一個教養隊，專門勞教那些“勞動不積極的人”。教養隊實行監獄管製，被教養人都是犯人，不僅強迫勞動改造，還在他們衣服上寫“偷盜”、“出工不積極”、“多吃飯”等，並在其臉上畫花臉，不準與民工一塊挑土、吃飯、講話。
而宜萬大隊為了響應指揮部的命令，顯示“大幹、苦幹、拚命幹”的幹勁，在風雨交加的夜晚，提出“三光政策”：頭光、身光、腳光，出工民工一律光頭，不準帶鬥笠；打赤膊，不準穿蓑衣；打赤腳，不準穿鞋，一直幹到半夜。
官垸公社五菱大隊總支委員張儒興在工地打人160多個，扣飯不計其數。貧農社員劉世教先後被扣飯160多次，挨打三次，最後一次打後三個鍾頭致死。後來下工地後，劉世教有個三歲多的小孩在禾場上撿了一點蠶豆梗，竟被張儒興丟在水裏淹，此後也死了。
至於中隊一級的辯論鬥爭，差不多天天都有，從指揮部直到中隊層層找原因，層層違法亂紀，鬥辯民工。是造成嚴重死亡的原因之一。
為了提高出勤率，官垸會議規定：病人不準超過1%。而天寒地凍，民工們勞累過度不休息，又缺衣少食饑寒交迫，差不多20%的人都抱病在身。各級幹部對病人就是一句話：“出工，病死也要到工地上去死！”
王家廠大隊11中隊社員譚杏桃，因病沒出工。脫產幹部樊明中強迫他必須先出一天工，不然的話，有你的好家夥吃。白衣大隊蒲山中隊社員黃培然，因病倒地想請假歇幾天。幹部對他說。安排你個好活路，到柴山砍柴去。走到半路，黃培然一頭栽倒，再也沒有起來。官垸大隊光明中隊黃家玉、鄭大泉因病不能出工。幹部命令他們到珠磯湖被楠竹，結果死在路上。
宜萬蔡家中隊共死民工75個。12月中旬有一天有35個病號，按1%的比例，指標是3人。當時醫生冒風險批了葉正中等7人，其餘吳學明、易法生等27個病號被趕上工地，上述二人才輩出了三天工死亡。
工程量大，任務重，時間緊，勞力缺。而全縣勞力都上了水利工地。縣委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各公社強行攤派勞動力，公社也沒人，就把老弱病殘也派上陣來。僅第一批上工地的勞力中，小的十二三歲，大的60多歲。在家就有了病的也不少，有的還沒走到工地即死在路上。如大圍大隊楊家中隊上堤的民工346人，15～20歲的120人……55歲以上的有23人。其中有老病的32人，最嚴重的12人。宜萬大隊蔡家中隊在上堤民工275人中，有癆瀕的35人，黃腫病（浮腫病）6人。如黃世法、陳世和都原有癆瀕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