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個人控告李某高征購、反瞞產的罪行：四川省1959年實產糧食700億斤，省委卻向中央吹牛，報告說產糧316億斤。結果，國家向四川下達的征購數為154億斤，占實際產量產的百分之四十九（1958年以前平均每年僅征購百分之三十一）。一九五九年，四川地區糧食征購創建國以來的最高紀錄。
四川的反右傾運動搞得凶，反瞞產運動搞得更凶。四川宜賓市委在“反瞞產”運動中鬥爭、捆打了2500多名基層幹部，將該市所屬農村的16萬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隻剩100餘斤。結果38000多農民餓死，差不多每四個農民中就有一個成了大躍進的犧牲品。
四川仁壽縣，縣委書記把全縣的公社幹部召去開大會。會上將完不成征購任務的公社幹部一個個輪流叫上台，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裏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隻得胡亂報個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農民僅剩的一點糧食交出去後，便隻有餓死了。
“四川糧倉”的溫江專區，擔負了遠遠高於全省平均征購率的征購任務。1959年全區糧食實際產量約20億斤，征購任務竟達到15億斤，約占產量的百分之七十五！
在人均耕地僅有兩畝左右的“肥富”地區，人均征購量達到六百到八百斤，個別社隊甚至更高。華陽一萬來人的白家公社，竟征購了大米一千萬斤。
為了完成征購任務，避免“瞞產私分”，有的地方，不等稻子完全成熟就組織搶收，不等曬幹風淨就往國家倉庫裏運，各級幹部積極分子遍布田間、道路和倉庫，分兵把口，組織監督，為的是不讓農民把糧食拿走。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搶奪。
廬山會議前糾“左”時，政府曾動員農民在房前屋後，溝溝坎坎“見縫插針”種點瓜菜雜糧渡春荒，提出了“蓬溝搭架點瓜豆，院壩空地栽紅苕”之類的口號，信誓旦旦保證誰種誰收。小家禽家畜雞鴨鵝兔允許自養。家家戶戶就靠這麽一點點“縫隙”苟延著性命。不料，政府現在又把這些說成是“資本主義尾巴”，非割掉不可！於是，對社員搜家、搜糧、收‘見縫插針’，甚至捉雞捉鴨。有些社員家裏的泡菜、鹽菜、雞蛋、鴨蛋、海椒、鹽巴等也不能幸免……。那情景令人怵目驚心！
九月中旬，《四川日報》興高采烈地宣布，到九月十日止，全省征購糧入庫比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一。十月底，溫江專區完成了全年糧食征購任務，比以往提前三、四個月。實際上，絕大部分地方口糧所剩無幾，有的收完糧食便無糧可吃了……
控告到這裏，隻聽大殿內外哭聲震天：“四川被打死、逼死、餓死的百姓是八百多萬啊！請大王為我們百姓申冤！”隨著哭聲，無數冤魂湧進大殿，撲向李某“索命”：“狗官！還我命來！”嚇得李某軟癱在地。
閻羅王一拍驚堂木，喝道：“爾等暫時退下，要遵守秩序！本王一定給爾等做主！”眾鬼卒急忙維持秩序，疏散眾冤魂。
第五個人進行控告：高征購過後，剩下給每個農民的糧食隻有278斤，比全國農民平均留糧數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種子、飼料糧後，口糧已所剩無幾。當時，吃商品糧的成年人每月15至20斤糧食，菜油2兩，豬肉2兩（有時半年也買不到），農民則遠遠比不上市民。在這時，李某竟宣布四川省糧票作廢，使得許多人勒緊褲腰帶積攢的一點存糧化為烏有。無數人得水腫病，腿腫得透明發亮象要開裂。
餓死人的事從一九五八年冬季開始出現，一九五九年已經很普遍。大規模的死亡發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o年冬春之間，象一陣迅猛的旋風席卷整個川西平原。從一九五八年冬季以來被精疲力竭的勞累、日益加劇饑餓折磨衰弱不堪的人們，再也經不住這次慘重的襲擊，一批批地倒下了。
人吃少了會餓，會衰弱，但是要餓死可不那麽容易。活過來的人說，一天有一兩米也餓不死。然而現在已經不是缺糧，而是斷糧，少則十天半月，多則數月，食堂停夥關門，什麽吃的也沒有。土地、牲畜、農具、土地上生長的一切都是“公家”的，農民家徒四壁，自由市場取締，甚至到城裏擠館子都不可能了，一切澱粉製品現在憑糧票供應，而農民沒糧票。食堂一關，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唯有死路一條。
第六個人控告，有的地方出現了吃人肉事件：大邑安仁九管區社員劉元芳，女，三十歲，於四月二十三日把親生女（李水清，八歲），兒（李永安，九歲），用牛繩子拉到安仁觀音堂清水河淹死。原因：據劉元芳自己說，由於這兩個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兩，被發現，當天中午事務長即扣了劉元芳母子三人的飯。劉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隻給了她一人四兩米，兩個孩子即沒吃。下午這兩個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鴨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隊長xxx打了劉元芳兩耳光，吐劉的口水，要劉把米退出來，劉沒法，則將飯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飯，做活路完不成任務，又要挨鬥爭，所以就下了這個毒心，把孩子整死。
瀘州專區曾發生這樣的事：一個在外地讀書的學生放假回家，一天半夜聞到肉香，又聽隔牆有咀嚼之聲，從牆縫偷看，見父母正狼吞虎咽，次日發現弟弟沒了蹤影，回到學校便瘋了。
蒲陽公社八管區三隊潘素華，女性，現年四十一歲，地主成份。五一年丈夫病死，為逃避群眾改造，五二年便與貧農唐前武結婚，婚後夫妻感情不好。三月十六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發覺，管理區具棺埋葬。當晚其妻潘素華以假悲之情，叫社員埋淺點，回家後將菜刀磨得鋒快，當晚乘夜靜更深，帶上鋤頭、菜刀、背蔸等物，把墳墓挖開，將頭、四肢砍下，並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軀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還假以熊骨出售，以一點五元一斤，共賣了十一斤十二兩。事為食堂事務長黃榮太覺查，並在家中查出手、殘軀及腸、骨等，鑒於潘素華抱有深入骨髓的階級仇恨，有計劃、有步驟地下此毒手，為了及時有力的打擊敵人，已將潘素華依法逮捕。
崇義公社三管區二隊富裕中農周玉光，女，現年三十九歲。解放前男人外出當兵病死，解放後在四大運動、土地改革中工作積極，曾被選為婦女代表。統購統銷後及社會主義革命不斷深入和兩條道路鬥爭尖銳下，該周對現實極為不滿，資本主義思想嚴重，不願走合作化道路，直至公社化後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將該隊杜之田已死兩天的小孩（兩歲多）從埋處挖出，砍去頭部、四肢並將肚腹挖出丟在河裏，將身拿回家煮吃……。
第七個人控告道：“許多人被活活餓死啊！”他是地委宣傳部教育科副科長梁進學。他控告說：我因實報所下放公社的糧食產量，在反右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新繁的新民公社當社員。一九六o年三月，縣上又要求我們一批下放幹部到鄰近的新都縣馬家公社“突擊落後”。我先去二大隊，我從馬家中學後麵出去一看，小春作物長得相當不好，特別是油菜，好些是“一柱香”，頂上隻有幾個小花苞。田裏看不見人出工，隻有幾個女社員在淘苕菜。我走近問他們：“你們男社員哪裏去了，怎麽不見人做活路？”他們回答說：“男社員住居民點去了，隻有我們幾個女的還在做活路。”我心裏一詫，問：“你們還修了居民點？在哪裏？”他們用手一指，說：“在河邊上，你們去看嘛！”我順著他們指的方向，走了一裏多路，到河邊上一看，我的天啊！那是公社化以後規劃的集體墳園，兩片墳瑩，幾乎全是新的，大致有一百多座。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返回到這個大隊的三生產隊公共食堂，在食堂門外紅苕窖裏看到丟了一個死娃娃。我找到生產隊長說：“把那個死娃娃找個地方埋了。”他找到幾個社員下到紅苕窖拖孩子，下邊還有個死了的老太婆。生產隊長為難地對我說：“實在餓得沒辦法了，人死了都顧不得埋了。”
四川的反右傾運動搞得凶，反瞞產運動搞得更凶。四川宜賓市委在“反瞞產”運動中鬥爭、捆打了2500多名基層幹部，將該市所屬農村的16萬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隻剩100餘斤。結果38000多農民餓死，差不多每四個農民中就有一個成了大躍進的犧牲品。
四川仁壽縣，縣委書記把全縣的公社幹部召去開大會。會上將完不成征購任務的公社幹部一個個輪流叫上台，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裏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隻得胡亂報個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農民僅剩的一點糧食交出去後，便隻有餓死了。
“四川糧倉”的溫江專區，擔負了遠遠高於全省平均征購率的征購任務。1959年全區糧食實際產量約20億斤，征購任務竟達到15億斤，約占產量的百分之七十五！
在人均耕地僅有兩畝左右的“肥富”地區，人均征購量達到六百到八百斤，個別社隊甚至更高。華陽一萬來人的白家公社，竟征購了大米一千萬斤。
為了完成征購任務，避免“瞞產私分”，有的地方，不等稻子完全成熟就組織搶收，不等曬幹風淨就往國家倉庫裏運，各級幹部積極分子遍布田間、道路和倉庫，分兵把口，組織監督，為的是不讓農民把糧食拿走。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搶奪。
廬山會議前糾“左”時，政府曾動員農民在房前屋後，溝溝坎坎“見縫插針”種點瓜菜雜糧渡春荒，提出了“蓬溝搭架點瓜豆，院壩空地栽紅苕”之類的口號，信誓旦旦保證誰種誰收。小家禽家畜雞鴨鵝兔允許自養。家家戶戶就靠這麽一點點“縫隙”苟延著性命。不料，政府現在又把這些說成是“資本主義尾巴”，非割掉不可！於是，對社員搜家、搜糧、收‘見縫插針’，甚至捉雞捉鴨。有些社員家裏的泡菜、鹽菜、雞蛋、鴨蛋、海椒、鹽巴等也不能幸免……。那情景令人怵目驚心！
九月中旬，《四川日報》興高采烈地宣布，到九月十日止，全省征購糧入庫比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一。十月底，溫江專區完成了全年糧食征購任務，比以往提前三、四個月。實際上，絕大部分地方口糧所剩無幾，有的收完糧食便無糧可吃了……
控告到這裏，隻聽大殿內外哭聲震天：“四川被打死、逼死、餓死的百姓是八百多萬啊！請大王為我們百姓申冤！”隨著哭聲，無數冤魂湧進大殿，撲向李某“索命”：“狗官！還我命來！”嚇得李某軟癱在地。
閻羅王一拍驚堂木，喝道：“爾等暫時退下，要遵守秩序！本王一定給爾等做主！”眾鬼卒急忙維持秩序，疏散眾冤魂。
第五個人進行控告：高征購過後，剩下給每個農民的糧食隻有278斤，比全國農民平均留糧數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種子、飼料糧後，口糧已所剩無幾。當時，吃商品糧的成年人每月15至20斤糧食，菜油2兩，豬肉2兩（有時半年也買不到），農民則遠遠比不上市民。在這時，李某竟宣布四川省糧票作廢，使得許多人勒緊褲腰帶積攢的一點存糧化為烏有。無數人得水腫病，腿腫得透明發亮象要開裂。
餓死人的事從一九五八年冬季開始出現，一九五九年已經很普遍。大規模的死亡發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o年冬春之間，象一陣迅猛的旋風席卷整個川西平原。從一九五八年冬季以來被精疲力竭的勞累、日益加劇饑餓折磨衰弱不堪的人們，再也經不住這次慘重的襲擊，一批批地倒下了。
人吃少了會餓，會衰弱，但是要餓死可不那麽容易。活過來的人說，一天有一兩米也餓不死。然而現在已經不是缺糧，而是斷糧，少則十天半月，多則數月，食堂停夥關門，什麽吃的也沒有。土地、牲畜、農具、土地上生長的一切都是“公家”的，農民家徒四壁，自由市場取締，甚至到城裏擠館子都不可能了，一切澱粉製品現在憑糧票供應，而農民沒糧票。食堂一關，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唯有死路一條。
第六個人控告，有的地方出現了吃人肉事件：大邑安仁九管區社員劉元芳，女，三十歲，於四月二十三日把親生女（李水清，八歲），兒（李永安，九歲），用牛繩子拉到安仁觀音堂清水河淹死。原因：據劉元芳自己說，由於這兩個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兩，被發現，當天中午事務長即扣了劉元芳母子三人的飯。劉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隻給了她一人四兩米，兩個孩子即沒吃。下午這兩個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鴨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隊長xxx打了劉元芳兩耳光，吐劉的口水，要劉把米退出來，劉沒法，則將飯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飯，做活路完不成任務，又要挨鬥爭，所以就下了這個毒心，把孩子整死。
瀘州專區曾發生這樣的事：一個在外地讀書的學生放假回家，一天半夜聞到肉香，又聽隔牆有咀嚼之聲，從牆縫偷看，見父母正狼吞虎咽，次日發現弟弟沒了蹤影，回到學校便瘋了。
蒲陽公社八管區三隊潘素華，女性，現年四十一歲，地主成份。五一年丈夫病死，為逃避群眾改造，五二年便與貧農唐前武結婚，婚後夫妻感情不好。三月十六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發覺，管理區具棺埋葬。當晚其妻潘素華以假悲之情，叫社員埋淺點，回家後將菜刀磨得鋒快，當晚乘夜靜更深，帶上鋤頭、菜刀、背蔸等物，把墳墓挖開，將頭、四肢砍下，並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軀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還假以熊骨出售，以一點五元一斤，共賣了十一斤十二兩。事為食堂事務長黃榮太覺查，並在家中查出手、殘軀及腸、骨等，鑒於潘素華抱有深入骨髓的階級仇恨，有計劃、有步驟地下此毒手，為了及時有力的打擊敵人，已將潘素華依法逮捕。
崇義公社三管區二隊富裕中農周玉光，女，現年三十九歲。解放前男人外出當兵病死，解放後在四大運動、土地改革中工作積極，曾被選為婦女代表。統購統銷後及社會主義革命不斷深入和兩條道路鬥爭尖銳下，該周對現實極為不滿，資本主義思想嚴重，不願走合作化道路，直至公社化後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將該隊杜之田已死兩天的小孩（兩歲多）從埋處挖出，砍去頭部、四肢並將肚腹挖出丟在河裏，將身拿回家煮吃……。
第七個人控告道：“許多人被活活餓死啊！”他是地委宣傳部教育科副科長梁進學。他控告說：我因實報所下放公社的糧食產量，在反右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新繁的新民公社當社員。一九六o年三月，縣上又要求我們一批下放幹部到鄰近的新都縣馬家公社“突擊落後”。我先去二大隊，我從馬家中學後麵出去一看，小春作物長得相當不好，特別是油菜，好些是“一柱香”，頂上隻有幾個小花苞。田裏看不見人出工，隻有幾個女社員在淘苕菜。我走近問他們：“你們男社員哪裏去了，怎麽不見人做活路？”他們回答說：“男社員住居民點去了，隻有我們幾個女的還在做活路。”我心裏一詫，問：“你們還修了居民點？在哪裏？”他們用手一指，說：“在河邊上，你們去看嘛！”我順著他們指的方向，走了一裏多路，到河邊上一看，我的天啊！那是公社化以後規劃的集體墳園，兩片墳瑩，幾乎全是新的，大致有一百多座。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返回到這個大隊的三生產隊公共食堂，在食堂門外紅苕窖裏看到丟了一個死娃娃。我找到生產隊長說：“把那個死娃娃找個地方埋了。”他找到幾個社員下到紅苕窖拖孩子，下邊還有個死了的老太婆。生產隊長為難地對我說：“實在餓得沒辦法了，人死了都顧不得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