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個人控告道：幹部打人很厲害，不少人被打死或者被逼自殺啊！”接著，他舉出了幾件具體事實：某公社幹部楊某親手打過的社員有六十六人，打人手段有捆綁、吊打、逗瓜、打手心、扯耳朵等等，最具特色的“逗瓜”是數人圍住一人推來推去。管區分支書記朱正林在黨員大會上被“逗”後幾天不能出工，女社員鄭本蘭在鬥爭會上被“逗”得“屎尿流了滿褲子”。社員吳天清等三人到法院告楊某打人，楊便把他們打成“反動小集團”弄到大會上鬥爭，並當場宣布“管製勞動”。楊卻因為“工作有能力”，六o年十月調太和公社升任第一書記。
有楊書記帶頭，全社幹部打人成風，最厲害的是三管區“當過偽軍”的主任汪齊鬆。據說該管理區二中隊四十三戶社員，被他打過的就有四十戶，其中六戶全家老少人人被打。十二歲的女孩汪木林撿豆子吃，被汪一腳從屋裏踢到屋外，又提起扔到田坎上摔死。社員汪齊青偷了兩把葫豆，小隊長嚇唬他“等汪齊鬆回來再說”，汪齊青嚇得上了吊。群眾見了汪齊鬆“就如老鼠見了貓”，小孩哭時隻要說聲“汪齊鬆來了”，馬上就要住聲。據工作組的調查，被汪齊鬆打死的有五人，打後一至二月內死的六人，三個月後死的十一人，打殘廢的二人。
在饑餓的煎熬下，偷在道義上的意義已經不存在，真正的恐懼是被抓住後所受的折磨。基層幹部收拾人最常見的手段是“開會”和“扣飯”。扣飯是甚於一切的懲罰，幾乎是判你的死刑。由於懼怕這類懲罰，一些人寧肯自殺。一九五九年九月，郫縣靈聖公社（原屬崇寧縣）報告當月二號發生的兩起自殺。
一樁是金星管區四中隊三十七歲的王xx，“因此人平常說了些壞話，說食堂糟糕，幹部做事不公道，鬧糧食吃少了等等”，當晚幹部通知他到食堂開會，他沒有去。隊長李xx親自跑去喊他，看到他在廚房站起的，喊他數聲，不見答應，一拉他一下，人就一轉，把隊長嚇來就跑了。一喊群眾來看時，才知道他吊死了……。
一樁是火花管區三中隊三十二歲的婦女易xx。報告說，當夜某社員從食堂吃飯回家時，發現茄子地裏有人影，就問“是不是偷茄子的？”，不見答應，就跑去一看，發現是易xx，又在地邊的慈竹籠頭發現了她偷的茄子，於是將她弄到食堂去：眾人七嘴八舌說綁起來，她要去解手，他們就等她去了，去多一陣都未見轉來，大家去找四處不見人……第二天早晨去問她男子，說未來過，到吃早飯李仙橋來人報信說她淹死了，這時才知道她畏罪自投江水而死了。
對“偷吃”的農民，打死勿論。
十月十八日晚，石佛公社勝利管區社員陳xx，男，三十一歲，偷了轉龍公社三管區兩窩花生吃，被“社員”用亂捧活活打死，然後，將死者捆綁抬到石佛公社地界。
十月十日晚，隆盛公社三管區社員陳xx，貧農，四十歲，偷了本管區六隊花生六十五顆，被正在巡夜的幾個社員發現，當即被王xx從治安員手中奪過步槍，將陳打死。
八月十四日晚轉龍公社二管區社員陳xx，六十二歲，去石佛公社勝利管區偷了包穀四十多個，被看守包穀社員拖回食堂，用亂捧打死後，抬到轉龍公社地界上……
對付偷竊，發展到不問青紅皂白，草菅人命的地步。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三日深夜十二點，崇慶縣廖家公社兩社員在本隊洋芋田邊捉到“小偷”一名，捆綁至公社審問，發現該小偷“言語異樣”，且手上無老繭，“即認為是特務、流竄犯”，又押解至公社農場“吊打審問”，此人任憑打罵，再不開口說話。二十四日下午，公社幹部下令將其反綁雙手，用槍押解至縣公安局，半路上，此人幾次倒在秧田中“打滾不走”，最後走到一條河邊，縱身投入水中。押送者追到河邊，即對準開槍射擊，子彈從左背穿出前胸而死。
押送者向縣公安局報告“押一人犯跳水淹死”，縣公安局也就不調查追究。幾天之後，設在崇慶縣元通鎮的四川省革命殘廢軍人休養所到縣公安局聯係，稱該院有一名叫廖思忠的“神經病患者”去向不明。經查證，正是那個被擊斃的“小偷”。
第九個人控告道：麵臨大規模死人，除了竭盡全力掩飾，別無選擇。溫江清平公社社員李方平餓得奄奄一息，縣委檢查團下來檢查生活，管區幹部怕他走漏風聲，便把他關進保管室關了三天，生產隊長報告說李已死，管區幹部下令“死了把他軟埋算球”。社員張紹春薅油菜菜餓倒在田頭，隊長以為他死了，趕快挖了個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張醒過來，大叫“活埋人了……”嚇得隊長扔掉鋤頭就跑。
基層幹部如果據實反映了情況，不僅會被扣上右傾的政治帽子，還會成為餓死人的罪魁禍首。曾經給治過病的成都中醫學院院長李斯熾的兒子李克淦，是廣漢縣委辦公室副主任，一九五九年八月到新豐公社任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在一次群眾大會上，有人帶頭叫苦餓飯，台下頓時哭作一片，李把心一橫，拍著胸脯說：“我就是掉烏紗帽，也要給你們要糧！”他在縣委會議上提出要求，毫無結果。
新豐公社位於川陝公路沿線，到年底，饑寒交迫的農民使出了“攔駕”的古老辦法到公路上攔小汽車，他們知道坐小車的都是“大官”。農民們“擋下”了省委書記李某，這一下就闖出大禍了。李並未下車，讓保衛幹事將睡在公路上的農民拖開，揚長而去。然後就派下省、地產聯合工作組來新豐公社抓“壞人”，把包括公社第一書記李克淦在內的二百多名基層幹部撤職鬥爭關押乃至判刑。奇怪的是罪名不是右傾而是“違法亂紀”，把缺糧死人的原因統統歸罪到他們頭上。李克淦被定為“階級異已分子”，於一九六o年二月撤職，關進廣漢縣看守所。和他一起關進去的有一百多人，把看守所都塞滿了。有人死在看守所裏，中興公社幹部劉誌民就是其中一個。李後來被判了六年刑，送到小煤窯裏挖煤。縣委書記呂孝先也因“包庇壞人”被撤職。
第十個人控告，他忿忿地說：四川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從1958年到1962年，四川官方的死亡統計數字是812萬餘人，奪得了“死人全國冠軍”。當有人談起“大躍進”餓死人的時候，李政委竟說：“中國這麽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完全沒有把餓死人這件事當回事。
河南省委書記吳某在說起河南餓死人的時候表示過：“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而李某卻死不認罪。
在當時的情況下，四川省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員的自留地恢複得遲了，這兩條比全國其他各省市大約遲了半年到一年；特別是錯誤地搞反瞞產私分，雖然時間不長，但影響大、後果嚴重。這三條給群眾帶來更大困難，對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這時，無數冤魂爭搶著告狀控訴，八百萬冤魂高呼：“還我命來！”
閻羅王喝問道：“李某，你可知罪麽？”
李某拒不認罪，狡辯說：“我執行的都是中央的指示，不能把罪名都扣到我的頭上！請大王明察。”
這時，一個幹部跪在案前高喊道：“大王，他是胡說八道！中央的指示，凡是有利於民生的，李某從來都是抗拒執行！如果李某果真地執行了中央的指示，何至於餓死八百萬百姓！”
接著，這位幹部就曆數李某抗拒中央和**指示的罪行：
42、閻羅王審理“虐民封疆大吏”（四）
那位幹部揭發控訴說：“省委第一書記李某是個“極左分子”、大躍進的狂熱派。對許多“左”的指示，他就緊跟；鄭州會議中央和主席開始糾“左”以來，他就千方百計地對抗，拒不執行主席糾“左”的指示和中央的糾“左”政策，在他統治的四川省“左”禍繼續泛濫。”他列舉了李某對抗中央和主席糾“左”的罪行“（1）對抗主席“隊為基礎”的指示主席親自提出了整頓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話：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隊為基礎，就是以過去的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從大概念講，就是把所有製規模退回到高級社。主席相信糧食本來有餘，如果把“在公社所有製問題方麵，前進得過遠了一點”的問題解決了，農民就會停止反抗，交出糧食，繼續躍進。
第二次鄭州會議作出的《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的若幹規定》明確規定，所謂“隊為基礎”的隊，是指相當於原高級農業社的隊。就在四川省萬人大會召開期間，主席打招呼說，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或管理區。而李政委則在萬人大會上宣布：“隊為基礎，在我們這裏是管理區。”
四川公社化以後，除少數如紅光公社一類的超級大社，均實行公社、管理區、生產隊的三級管理體製。生產隊即相當於過去的高級社。以郫縣為例，一九五七年春，全縣有高級社三百五十六個，初級社三十八個，共計農業社三百九十四個，每社平均一百一十五戶，耕地八百九十六畝。公社化以後，一九五九年全縣有十四個公社，一百二十個管理區，五百二十二個生產隊，平均每個生產隊一百零七戶，耕地八百一十一畝。可見中央規定的隊為基礎，在四川無疑就是生產隊。李政委如此大膽的自行其事，是因為他認為把核算單位下放到管理區，就已經是後退了。
根據李政委定下的調子，萬人大會一致讚成絕大多數公社實行管理區為核算單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繼續保持以公社為核算單位。
在接著召開的各縣算賬大會上，幹部群眾下放核算單位呼聲強烈，廣漢向陽公社的一分報告說，絕大多數社員和小社主任都同意以生產隊進行核算。但溫江專區隻批準了少數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區實行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
（2）對抗主席關於“包產”的指示**指出：公社分配以“大包幹”為好，不要搞“三包一獎”，說搞“三包一獎”是煩瑣哲學。可是李政委卻說，我搞的“三包一獎”是從南充的火花公社的經驗總結出來的。在四川隻能搞“三包一獎”不能搞“大包幹”，並且說不按照省委這個辦法搞，就是藐視省委。
（3）繼續搞“高指標”
李政委要求農民繼續按他在生產上的亂指揮命令幹下去。他威脅說：“分權（核算單位下放管理區）是為了搞好萬斤田，不搞好，就不分。”他說，一九五九年更大豐收的形勢已經形成，特別是搞大麵積豐產田，千萬畝的萬斤運動，搞不到萬斤搞幾千斤也了不起，“原來的計劃、指標、安排都不要變，要堅決保持。”
緊接著的農業生產動員誓師大會上，他召集溫江專區的一些公社黨委書記開會。公社的同誌剛剛坐下，李政委劈頭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的水稻指標定下來沒有？”接著就說：“畝產一萬斤的有多少？請舉手！”起初沒有人舉手，大家看到李政委神色不對，少數人勉強舉了手。李政委很不滿意，接著又問：“畝產五千斤的舉手。”在到會幹部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舉了手。最後，李政委向沒有舉手的人說：“最低畝產不能低於兩千斤，兩千斤的舉手。”大家隻好都把手舉起來。
這就是四川省委在傳達“糾左”的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的萬人大會上發生的事。
（4）錯誤不糾正，批判說真話的人李政委當然不可能把中央的糾“左”文件精神都吞下去，他有他的解釋，台下的人也有自己的理解。主席要求大鳴大放展開全民討論，使幹部，尤其是公社和縣一級幹部，“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一調三收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
在會議展開的鳴放討論中，以為真的要反“共產風”的“懷疑派”、“算賬派”們就按捺不住了。
溫江永盛公社管區分支書記陳紹清說：“原來我們合作社有八隻漁船，二十八隻魚老鴉，每年要收入四千多元。有一個紙廠，還有二十多萬斤原料。有一個打米廠，一部縫紉機，一共要值十二萬元左右，我們剛把貨款還清，就一齊收歸公社了，一隻魚老鴉都沒給我們留。”
廣漢永豐公社生產隊長劉明山說：“大躍進是造國際影響，去年報產量，就象今年說小麥畝產三千斤一樣，結果是假的、虛的。目前糧食為啥這樣緊張呢？因為去年大部分作物都減產了。”
新都馬家公社分支書記劉尚元說：“去年打穀子兩本賬，一本是實際賬，一本是假賬，每畝多報一千多斤，所以連穀種交完都完不成國家任務。”
郫縣友愛公社徐文安說：“公社化後出來三種人，一種歪人，一種懶人，一種裝病的人。”
大邑小組有人說：“公社化以後積極的消極了，消極的更消極了。小豬不大，大豬不肥，有公無私，光出不進。”
溫江永安公社生產隊長嶽體富說：“公社化以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帶來這麽多消極因素，要搞好生產隻有堅決辦好原來的農業社。”
金堂縣洪福公社管區分支書記劉順清說：“現在還有啥子搞頭，從前小社死了人睡棺材，現在公社死了人睡‘火匣子’（編者注：四川人稱用薄木板釘的棺材為火匣子），將來到了**死了人，隻有睡‘米樹子’（穀草簾子）了。(.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麵對這些議論，李政委說：“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們自己。等他們說得不成話了，我們還有五七年反右大辯論的經驗。”
不知利害的人一邊“放”，溫江地委的內部簡報一麵跟蹤記錄：“個別人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有些人員雖然還未敞開講話，但已看出苗頭……”；“今天的辯論中，有的懷疑派、算賬派和反對派繼續出來向我們攻擊和反撲……”。摸底排隊工作秘密而緊張地進行，三天鳴放辯論結束，人人頭上都打上了左、中、右的記號。全區到會幹部八百零二人，肯定五八年是大豐收、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擁護公社體製方針的六百六十八人；有某些錯誤觀點的九十二人；懷疑派、算賬派和反對派四十二人。後者四十二人中，有二十八個是在會上暴露的，有十四個是“在家裏放了，在這裏沒有放”。可見話一出口，很難滑脫。
這些觀潮派、算賬派、反對派是李政委一再指示要選擇安排到會的，給他們暴露的時間是三天。三天後，反擊開始，溫江專區小組的簡報形容說，“他們的惡意攻擊，引起絕大多數同誌的無比憤怒，爭辯異常激烈，直到午夜尚不可開交……。”講了幾句實話，鬥到深更半夜脫不了手，其他人見勢不妙，趕忙轉向。紛紛承認隱瞞私分了糧食，糧食不僅有，而且“吃到大春還有餘。”農工部長申培林開會回來垂頭喪氣，向宣傳部長景廷瑞歎息：“錯誤不糾正，又批說真話的人！”
（5）對抗中央和主席關於要“算帳退賠”不許“反瞞產”的指示。
1959年後，**多次提出不得在農民中搞反瞞產私分。中央提出開展整社運動，要“算賬退賠”、不許反瞞產，可謂是三令五申。可是李政委對抗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在四川各地大搞反瞞產私分，抄家抓人，造成違法亂紀的嚴重惡果。
中央提出開展整社運動，糾正共產風，清理退賠被共產風刮掉的財產，落實“十四句話”。但是，在四川則演變為一場批右傾思想，查瞞產私分，整基層幹部的運動。
三月十一日至二十日，省委在重慶召開省、地、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六級幹部大會。李政委在第一天的報告中為大會定下調子，他把原先公布的一九五八年全省糧食產量稍稍打了一點折扣後質問：“這樣大的成績不叫大躍進叫什麽躍進？”他說，五八年是大豐收，征購完成以後，口糧應該是富裕的。接著他就點溫江的名：“但我們看見，偏偏是產糧區拿不出糧食來，如溫江有幾個縣出現瞞產是很普遍的。”他說所謂缺糧是“亂鬧”，把權力下放一點，他們就會把糧食拿出來。
他把權力下放描述為迫不得已對農民的讓步、應付危機的一筆交易：我們在所有製上退一步，讓農民撈了好處，農民就得把隱藏的糧食交出來，把萬斤田搞上去。
繼省萬人大會後，各縣進行的萬人算賬大會，卻是大算特算五八年的糧食豐收賬。農民不僅要接受強加給他們高產數字，還要承擔強加給他們的瞞產罪過，而且是餓著肚皮承擔。
小春收割開始，新一輪國家與農民爭奪糧食的戰爭打響。五月十八日，親自督陣的李政委在金牛壩召集溫江專區領導和各縣第一書記開會，重申這場戰爭的重大意義。他說，我們同農民的矛盾就是“國家要多拿一點，農民想多吃一點的矛盾”。“我們同農民的爭執點就是糧食，爭奪糧油的問題。所以，糧食、毛豬一定要調出去。糧食、毛豬調不出去，北京要挨扁擔，這咋能行呢？”“死人也要完成糧食上調任務，要打扁擔，我打溫江，打新都，打溫江這不影響全局。這裏又沒有外國記者。”“今年那些關著食堂鬧糧的，餓死也不要管他。”
（6）拒不傳達**的《黨內通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主席寫了一封《黨內通信》，談了關於農業方麵六個問題的意見。這是自一九五八年底糾左以來，他走得最遠的一次。這完全出乎李政委的意料。
關於生產指標，主席說，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的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關於密植問題，主席說，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越密越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命令。
關於節約糧食問題。主席針對公社化以後一度實行的“放開肚皮吃”說，要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主席把自已一度很熱心的“少種、高產、多收”否定了。他說，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農業機械化也不能過急，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後要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
關於講真話問題，是這封信最精采的部分，主席告誡人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以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中央四月二十六日剛剛批轉了四川省委關於農業生產的八條規定，三天過後主席就寫了這封信，在思維正常的人看來，顯然是對“八條規定”中的高指標，瞎指揮的尖銳批評，李政委處境相當不妙。然而李政委居然胸有成竹，公開和主席唱反調。
五月三日，**中央辦公廳把主席的這封信用電話傳達到四川省委。主席的《黨內通信》是寫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的。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央又發出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其中的一條明令將**的黨內通信，“立即發到生產小隊，在群眾中普遍地進行傳達討論執行。”李政委根本不理睬。
李政委指示：“發到縣委，口頭傳達到公社，經過醞釀後再傳達到生產隊中去，不要轉彎太急，防止消極情緒。”在接著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李政委一再強調，要“從積極的方麵理解”。會議印發的紀錄稿仍然堅持“八條規定”中的高指標和密植規格，聲稱《黨內通信》中指出的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當然要反對，但是保守主義、尾巴主義也要反對，全省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生產高指標不能動搖。李政委還說，估計《黨內通信》傳達到基層後，會產生放任自流和消極情緒，要大家有所防範。
李政委大劑量的預防針難以防治心靈的感染，接到《黨內通信》的幹部們驚喜萬分，主席把話說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極情緒”使省委的高產措施麵臨泡湯的威脅，坐立不安的李政委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將發到縣委的《黨內通信》收回。四川不少地方的幹部甚至還不知道有這個文件。後來四川發生的許多問題都與扣壓了**的這一文件有關。
（7）歪曲主席指示文件是收回了，影響卻收不回。此時此刻，李政委最關心的是如何消除《黨內通信》造成的“消極影響”。五月十四日，省委又召開地、市委第一書記緊急電話會議，傳達李政委關於密植的緊急指示。他說他從重慶回成都時，沿途在勝、南充、綿陽等地對密植問題作了調查，結果增產了，今年有把握比去年增產得更多。又說郫縣紅光公社去年實行二x二x七寸密植，畝產達到一千九百斤，如果不倒伏，可以達到三千斤。他要求在群眾中進行教育，大量提倡二x七寸、三x六寸、三x七寸的密植，並保證肯定是無危險的。他最後說，現在各地對密植意見不統一，這種過分擔心的情緒，是不必要的。
為了穩住各地區的頭頭，省委在重慶傳達主席黨內通信後，又分片組織學習討論。在川西北片區學習討論中，主持會議的李某聲稱主席之所以寫這封信，是因為“北京有人吹冷風，主席有壓力”。暗示黨內通信中有些話並非主席本意。李政委告訴某地委書記，說三x七寸密植要堅持搞，他已打電話問了廣東的陶鑄，陶鑄也說沒問題。
五月十八日，李政委在金牛壩召集溫江專區領導和各縣第一書記開會，露骨地宣稱，要自己心裏有底，不要人家一說密植不行，自己心中就沒底了。三六寸、三七寸、二七寸沒什麽懷疑的了，沒有什麽危險的，羅世發社去年三x六寸、三x七寸糧食打了兩千多斤嘛，有了經驗嘍，今年大部分地區可以搞好。
針對主席《黨內通信》中講真話的問題，他作了不同的解釋。他說講假話有兩種表現，一種是“以多報少”的瞞產私分，一種是“以少報多”的浮誇。接著他就為後一種假話辯解，他說，浮誇主要是我們不摸底，並不是為了榮譽和出人頭地。他把新繁縣委書記扯進來：“曹雲生你是不是想多報一、二百斤才好當縣委書記呢？我看不是的。”他還說：“高指標是宣傳，是旗幟，是鼓舞人心的手段。”
（8）繼續強迫命令瞎指揮盡管小春作物已亮紅燈，仍然不能對高產密植等提出絲毫疑問，大春生產還要堅定不移地這麽幹下去。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省委發布農業生產八項規定，嚴格規定各類作物播種麵積、施肥數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規格，要求各地堅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運動，至始至終都抓緊”，把高產萬斤推向**。緊接著，溫江地委在郫縣紅光公社召開全區生產現場會。
會議宣稱，全區小春作物長勢良好，小麥已經灌漿，一般每畝達到四十萬到六十萬穗，油菜也長得枝大葉多，空前大豐收的景象已經超過了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高產衛星一而再、再而三被揭穿，小春作物險象畢露的紅光公社繼續充當躍進旗手，四百多名會議代表參觀聽取了他們大搞“萬斤指揮田”的經驗。會議規定，今年全區的一百多萬畝高產水稻，全部深耕一尺五，每畝施肥二十萬斤，密植四到六萬窩。
一九五八年局部推行的瘋狂密植，就這樣被強行推廣到全區，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地處高山丘陵地帶的邛崍在寶山公社放荒山上的土地，強迫社員整村搬遷到山下，組成“大兵團”搞萬斤田。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實行“聚土、定向、雙行、錯窩、密植”，距離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窩糾正。蒲江縣壽安公社去年搞密植試驗田吃了大虧，五個鄉黨委書記研究來研究去，再搞大麵積密植後果不堪設想，認為最多栽八寸見方，但又不敢給縣上講，就找來檢查工作的地委辦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宋文彬答複不行，因為你是中國**的一個組織，這是黨中央規定的，應該執行。
黨中央確實有這個規定。四川省委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發布的農業生產八條規定，得到中央肯定，四月二十六日批轉各省、市、自治區。指示說：在農業生產問題上，有些地方存在著鬆勁現象，在克服浮誇虛報傾向後又出現了一種指標訂得越低越好的傾向。這種傾向也應當注意克服，應像四川省委一樣，做出些必要的規定，把生產運動搞起來。
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全國大多數地區都在急流勇退，李政委卻高舉紅旗勇往直前，既不承認錯誤，更不談缺糧。這正是一個顯示對總路線、大躍進的一往無前的決心，勢如破竹、不為一時挫折嚇倒的淩雲壯誌的機會。
（9）對抗中央“緊急指示”，不恢複自留地1959年5月7日，中央專門發了一個緊急指示。指示規定：一、糾正少種高產，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種土地全部都要種莊稼。二、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豬下放給生產小隊和私人喂養。三、恢複自留地，自留地不少於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毛豬若下放給私人喂養，必須分給自留地，否則無法解決飼料問題。
中央指出：在大集體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期內是必要的，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許這種小私有，實際上是保護社員在集體勞動時間以外的勞動果實，並不是什麽發展資本主義。
李政委硬是把這一指示扣壓下來，不準下發。他另搞一個省委規定：毛豬下放到生產隊飼養，劃給一定的飼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豬私人喂養自然無法實行。實際上恢複自留地和毛豬私養均未執行。
（10）對抗主席指示，堅持不讓社員自己養豬。
1959年**提出的養豬方針是"公養私養並舉兩條腿走路"，接著又進一步補充為"公養私養以私養為主"。李政委則篡改了這一方針，說生豬是生產資料隻能公養。在現實生活中農民養豬利用家中的老弱等半勞力打點豬草就可以把豬養肥，到年底殺了豬過年有錢有肉還可增加市場供應，這本是公私兩利。但李政委卻違背中央指示，又不關心群眾疾苦，堅持不讓社員自己養豬。
（11）對抗中央關於食堂的指示，口糧不分到戶五月到六月，糾左達到**。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在關於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給公共食堂開了一個大口子，規定：可以辦全體社員參加的食堂，也可以辦一部分社員參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農忙的；可以農忙多辦，農閑少辦，靈活執行。食堂範圍太大的，可適當縮小。口糧應該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交給個人保管食用。
這就等於說，公共食堂可辦可不辦。中央一鬆口，全國許多地區食堂一哄而散。中央指示的關鍵之處是口糧分配到戶，隻要實行了這一條，食堂便會土崩瓦解。沒有什麽辦法比這更能克服當時的糧食危機了，中國農民生命力之頑強舉世無匹，把糧食分到戶，自留地分下去，給他們一點掌握自己命運的機會，他們就會創造生存的奇跡。
然而四川省委不給他們這個機會。他們把中央的指示歸納為“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吃飯、節餘自得”四句話。其解釋是：食堂要辦下去，分配的糧食由食堂保管，節餘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糧食分給個人，實際上除了“食堂吃飯”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話。他們很清楚，糧食一分給個人，公共食堂這顆**萌芽就夭折了。
地委書記曾笳在向各縣傳達省委的四句話時，作了不同的解釋，他在電話會議上說：糧食一定要分到戶，糧食分到戶，也就免了節約歸已的麻煩，把糧食分到戶，除了他吃的自然還是他的。至於糧食分到戶，社員會不會把糧食交到食堂去搭夥，他含糊其辭地說：“反正我都講了，我的責任盡了。”他能說什麽呢？省委已經明確規定，食堂必須辦下去。
（12）對抗中央“四條規定”
顯然是發現部分地方頂住不放，六月十一日，中央發出一個更為徹底的糾左指示，作出四條規定：一、允許社員自養豬、羊、雞、鴨等家畜家禽，私有私養的完全歸個人所得。
二、恢複自留地。不管社員喂不喂豬，在食堂吃飯或在家吃飯，都應分給。自留地生產的產品由社員自由支配。
三、鼓勵社員種植零星空地，誰種誰收。
四、歸還社員屋前屋後林木果樹。
和主席的黨內通信一樣，中央的指示直接發到生產隊支部委員會，並要求把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眾公布，並認真實行，取信於民。
四川省委拒不執行。不把文件下發生產隊，不張榜公布，不準社員養私豬，不分自留地。
（13）對抗主席關於密植要適當的指示，水稻繼續搞密植大麵積高產田的慘重失敗，使農民對瞎指揮深惡痛絕。金堂縣趙渡公社嘉陵耕作區的高產小麥田，每畝下種一百多斤，比往常多七八倍，揚花時為防止倒伏，全部搭架子支撐，結果全部漚爛，幾乎沒有收割的價值。收割時農民無心清理田裏的一窩亂草，說：“收幾萬斤的衛星麥子，哪個喊我們種的哪個來收嘛”，“哪個賣**的喊我們搞的密植！”
眼下正在插秧，主席說：“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命令”。李政委偏要下死硬命令對抗主席。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四川日報》頭版通欄刊出省委批轉的郫縣密植經驗。批文說，郫縣去年普遍推行的三x六寸、三x七寸條栽密植――即所謂“雙龍出海”實踐證明完全成功，證明省委所提倡普遍推行的密植規格肯定是可行的，並且是沒有什麽危險的方法。而郫縣經驗中沒有提到的二x七寸條栽密植――即所謂“螞蟻出洞”實際證明產量更高。
誰個敢不聽李政委的？最好的辦法是瞞上不瞞下，全耕作區搞了一百多畝密植水稻，供上級檢查團檢查，檢查團一走，社員又下田去把秧子扯稀了一半。
下麵越抵製，上麵越是查得厲害。郫縣全縣幹部組成若幹檢查團，沒日沒夜在田間地頭奔忙，檢查水稻密植規格，沒達到標準的一律補足或重栽。還有更厲害的一手――各社隊組織“土工作隊”互相檢查。他們不僅是被檢查者，而且是檢查者；既檢查自己的生產，也檢查別人的生產，“這就激發了他們的責任感”，實際上激發的是要遭殃大家遭殃的報複心理。據說有的基層幹部受本位主義影響和麵子束縛，在本隊不敢按原則辦事，一到別的生產隊“一下子就認真負責起來了”。對不起，你對我們“認真負責”，我們也不饒了你們。這種辦法和金堂縣仁和鄉的“換著打”有異曲同工之妙。經“土工作隊”互相殘殺，郫縣的高度密植很快全麵落實。
大吹大擂的“萬斤運動”和一意孤行的瘋狂密植給生產造成嚴重惡果。
閻羅王喝問李某道：“你還有何話說！”
李某汗流浹背、委頓在地，再也說不出話來。
又有一位市民控訴道：“李某在1960年宣布廢除地方糧票，硬從人民的口裏奪糧，罪大惡極！”
從1958年底開始，幾乎四川城鎮居民能夠有條件的，都盡量在已經不夠吃的基礎上再省一把，把糧票存起來，那時的省糧票是每月去糧站換來，然後用糧票去食堂搭夥，或者去餐館買飯。
1960年初，四川省宣布全省通用各種糧票一律作廢！這條消息猶如平地一聲驚雷，震得家家的飯碗嘎嘎直響。
記得宣布省糧票作廢那天，我的雙親氣得在家裏直跺腳，小聲痛罵政府，但不敢大聲張揚，像挨了一記悶棒。
李某就是這樣無恥地從人民的口裏奪走那麽一點勒緊褲腰帶的可憐的存貨。有多少家人因為大筆省糧票的突然喪失而挨餓啊！如果這些節省起來的糧票不被作廢，就能少餓死許多人啊！
閻羅王喝問道：“1960年廢除四川省糧票，是中央指示嗎？”
李某張口結舌，無言以對，不得不低頭認罪。
閻羅王宣判：“李某身為封疆大吏，本應愛護子民，造福一方，他反而逆天而行，對抗中央，為所欲為，橫征暴斂，草菅人命，實屬罪大惡極！把他押入地獄，受酷刑一百天，再暫時放回陽世，十年後讓他家破人亡，轉世為豬，讓四川百姓宰殺吃肉！退堂！”
李某忽然想起自己征購的糧食支援了國家，他支援全國救災有功，應該從輕處罰。於是他向玉皇大帝提出上訴。玉皇大帝批示：經查，李某從百姓口中奪取的糧食，很大部分上調中央，對救濟城市饑荒起了很大作用。據此，應該從輕處罰，立即放其安全還陽，免受地獄之苦。
有楊書記帶頭，全社幹部打人成風，最厲害的是三管區“當過偽軍”的主任汪齊鬆。據說該管理區二中隊四十三戶社員，被他打過的就有四十戶，其中六戶全家老少人人被打。十二歲的女孩汪木林撿豆子吃，被汪一腳從屋裏踢到屋外，又提起扔到田坎上摔死。社員汪齊青偷了兩把葫豆，小隊長嚇唬他“等汪齊鬆回來再說”，汪齊青嚇得上了吊。群眾見了汪齊鬆“就如老鼠見了貓”，小孩哭時隻要說聲“汪齊鬆來了”，馬上就要住聲。據工作組的調查，被汪齊鬆打死的有五人，打後一至二月內死的六人，三個月後死的十一人，打殘廢的二人。
在饑餓的煎熬下，偷在道義上的意義已經不存在，真正的恐懼是被抓住後所受的折磨。基層幹部收拾人最常見的手段是“開會”和“扣飯”。扣飯是甚於一切的懲罰，幾乎是判你的死刑。由於懼怕這類懲罰，一些人寧肯自殺。一九五九年九月，郫縣靈聖公社（原屬崇寧縣）報告當月二號發生的兩起自殺。
一樁是金星管區四中隊三十七歲的王xx，“因此人平常說了些壞話，說食堂糟糕，幹部做事不公道，鬧糧食吃少了等等”，當晚幹部通知他到食堂開會，他沒有去。隊長李xx親自跑去喊他，看到他在廚房站起的，喊他數聲，不見答應，一拉他一下，人就一轉，把隊長嚇來就跑了。一喊群眾來看時，才知道他吊死了……。
一樁是火花管區三中隊三十二歲的婦女易xx。報告說，當夜某社員從食堂吃飯回家時，發現茄子地裏有人影，就問“是不是偷茄子的？”，不見答應，就跑去一看，發現是易xx，又在地邊的慈竹籠頭發現了她偷的茄子，於是將她弄到食堂去：眾人七嘴八舌說綁起來，她要去解手，他們就等她去了，去多一陣都未見轉來，大家去找四處不見人……第二天早晨去問她男子，說未來過，到吃早飯李仙橋來人報信說她淹死了，這時才知道她畏罪自投江水而死了。
對“偷吃”的農民，打死勿論。
十月十八日晚，石佛公社勝利管區社員陳xx，男，三十一歲，偷了轉龍公社三管區兩窩花生吃，被“社員”用亂捧活活打死，然後，將死者捆綁抬到石佛公社地界。
十月十日晚，隆盛公社三管區社員陳xx，貧農，四十歲，偷了本管區六隊花生六十五顆，被正在巡夜的幾個社員發現，當即被王xx從治安員手中奪過步槍，將陳打死。
八月十四日晚轉龍公社二管區社員陳xx，六十二歲，去石佛公社勝利管區偷了包穀四十多個，被看守包穀社員拖回食堂，用亂捧打死後，抬到轉龍公社地界上……
對付偷竊，發展到不問青紅皂白，草菅人命的地步。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三日深夜十二點，崇慶縣廖家公社兩社員在本隊洋芋田邊捉到“小偷”一名，捆綁至公社審問，發現該小偷“言語異樣”，且手上無老繭，“即認為是特務、流竄犯”，又押解至公社農場“吊打審問”，此人任憑打罵，再不開口說話。二十四日下午，公社幹部下令將其反綁雙手，用槍押解至縣公安局，半路上，此人幾次倒在秧田中“打滾不走”，最後走到一條河邊，縱身投入水中。押送者追到河邊，即對準開槍射擊，子彈從左背穿出前胸而死。
押送者向縣公安局報告“押一人犯跳水淹死”，縣公安局也就不調查追究。幾天之後，設在崇慶縣元通鎮的四川省革命殘廢軍人休養所到縣公安局聯係，稱該院有一名叫廖思忠的“神經病患者”去向不明。經查證，正是那個被擊斃的“小偷”。
第九個人控告道：麵臨大規模死人，除了竭盡全力掩飾，別無選擇。溫江清平公社社員李方平餓得奄奄一息，縣委檢查團下來檢查生活，管區幹部怕他走漏風聲，便把他關進保管室關了三天，生產隊長報告說李已死，管區幹部下令“死了把他軟埋算球”。社員張紹春薅油菜菜餓倒在田頭，隊長以為他死了，趕快挖了個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張醒過來，大叫“活埋人了……”嚇得隊長扔掉鋤頭就跑。
基層幹部如果據實反映了情況，不僅會被扣上右傾的政治帽子，還會成為餓死人的罪魁禍首。曾經給治過病的成都中醫學院院長李斯熾的兒子李克淦，是廣漢縣委辦公室副主任，一九五九年八月到新豐公社任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在一次群眾大會上，有人帶頭叫苦餓飯，台下頓時哭作一片，李把心一橫，拍著胸脯說：“我就是掉烏紗帽，也要給你們要糧！”他在縣委會議上提出要求，毫無結果。
新豐公社位於川陝公路沿線，到年底，饑寒交迫的農民使出了“攔駕”的古老辦法到公路上攔小汽車，他們知道坐小車的都是“大官”。農民們“擋下”了省委書記李某，這一下就闖出大禍了。李並未下車，讓保衛幹事將睡在公路上的農民拖開，揚長而去。然後就派下省、地產聯合工作組來新豐公社抓“壞人”，把包括公社第一書記李克淦在內的二百多名基層幹部撤職鬥爭關押乃至判刑。奇怪的是罪名不是右傾而是“違法亂紀”，把缺糧死人的原因統統歸罪到他們頭上。李克淦被定為“階級異已分子”，於一九六o年二月撤職，關進廣漢縣看守所。和他一起關進去的有一百多人，把看守所都塞滿了。有人死在看守所裏，中興公社幹部劉誌民就是其中一個。李後來被判了六年刑，送到小煤窯裏挖煤。縣委書記呂孝先也因“包庇壞人”被撤職。
第十個人控告，他忿忿地說：四川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從1958年到1962年，四川官方的死亡統計數字是812萬餘人，奪得了“死人全國冠軍”。當有人談起“大躍進”餓死人的時候，李政委竟說：“中國這麽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完全沒有把餓死人這件事當回事。
河南省委書記吳某在說起河南餓死人的時候表示過：“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而李某卻死不認罪。
在當時的情況下，四川省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員的自留地恢複得遲了，這兩條比全國其他各省市大約遲了半年到一年；特別是錯誤地搞反瞞產私分，雖然時間不長，但影響大、後果嚴重。這三條給群眾帶來更大困難，對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這時，無數冤魂爭搶著告狀控訴，八百萬冤魂高呼：“還我命來！”
閻羅王喝問道：“李某，你可知罪麽？”
李某拒不認罪，狡辯說：“我執行的都是中央的指示，不能把罪名都扣到我的頭上！請大王明察。”
這時，一個幹部跪在案前高喊道：“大王，他是胡說八道！中央的指示，凡是有利於民生的，李某從來都是抗拒執行！如果李某果真地執行了中央的指示，何至於餓死八百萬百姓！”
接著，這位幹部就曆數李某抗拒中央和**指示的罪行：
42、閻羅王審理“虐民封疆大吏”（四）
那位幹部揭發控訴說：“省委第一書記李某是個“極左分子”、大躍進的狂熱派。對許多“左”的指示，他就緊跟；鄭州會議中央和主席開始糾“左”以來，他就千方百計地對抗，拒不執行主席糾“左”的指示和中央的糾“左”政策，在他統治的四川省“左”禍繼續泛濫。”他列舉了李某對抗中央和主席糾“左”的罪行“（1）對抗主席“隊為基礎”的指示主席親自提出了整頓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話：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隊為基礎，就是以過去的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從大概念講，就是把所有製規模退回到高級社。主席相信糧食本來有餘，如果把“在公社所有製問題方麵，前進得過遠了一點”的問題解決了，農民就會停止反抗，交出糧食，繼續躍進。
第二次鄭州會議作出的《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的若幹規定》明確規定，所謂“隊為基礎”的隊，是指相當於原高級農業社的隊。就在四川省萬人大會召開期間，主席打招呼說，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或管理區。而李政委則在萬人大會上宣布：“隊為基礎，在我們這裏是管理區。”
四川公社化以後，除少數如紅光公社一類的超級大社，均實行公社、管理區、生產隊的三級管理體製。生產隊即相當於過去的高級社。以郫縣為例，一九五七年春，全縣有高級社三百五十六個，初級社三十八個，共計農業社三百九十四個，每社平均一百一十五戶，耕地八百九十六畝。公社化以後，一九五九年全縣有十四個公社，一百二十個管理區，五百二十二個生產隊，平均每個生產隊一百零七戶，耕地八百一十一畝。可見中央規定的隊為基礎，在四川無疑就是生產隊。李政委如此大膽的自行其事，是因為他認為把核算單位下放到管理區，就已經是後退了。
根據李政委定下的調子，萬人大會一致讚成絕大多數公社實行管理區為核算單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繼續保持以公社為核算單位。
在接著召開的各縣算賬大會上，幹部群眾下放核算單位呼聲強烈，廣漢向陽公社的一分報告說，絕大多數社員和小社主任都同意以生產隊進行核算。但溫江專區隻批準了少數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區實行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
（2）對抗主席關於“包產”的指示**指出：公社分配以“大包幹”為好，不要搞“三包一獎”，說搞“三包一獎”是煩瑣哲學。可是李政委卻說，我搞的“三包一獎”是從南充的火花公社的經驗總結出來的。在四川隻能搞“三包一獎”不能搞“大包幹”，並且說不按照省委這個辦法搞，就是藐視省委。
（3）繼續搞“高指標”
李政委要求農民繼續按他在生產上的亂指揮命令幹下去。他威脅說：“分權（核算單位下放管理區）是為了搞好萬斤田，不搞好，就不分。”他說，一九五九年更大豐收的形勢已經形成，特別是搞大麵積豐產田，千萬畝的萬斤運動，搞不到萬斤搞幾千斤也了不起，“原來的計劃、指標、安排都不要變，要堅決保持。”
緊接著的農業生產動員誓師大會上，他召集溫江專區的一些公社黨委書記開會。公社的同誌剛剛坐下，李政委劈頭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的水稻指標定下來沒有？”接著就說：“畝產一萬斤的有多少？請舉手！”起初沒有人舉手，大家看到李政委神色不對，少數人勉強舉了手。李政委很不滿意，接著又問：“畝產五千斤的舉手。”在到會幹部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舉了手。最後，李政委向沒有舉手的人說：“最低畝產不能低於兩千斤，兩千斤的舉手。”大家隻好都把手舉起來。
這就是四川省委在傳達“糾左”的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的萬人大會上發生的事。
（4）錯誤不糾正，批判說真話的人李政委當然不可能把中央的糾“左”文件精神都吞下去，他有他的解釋，台下的人也有自己的理解。主席要求大鳴大放展開全民討論，使幹部，尤其是公社和縣一級幹部，“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一調三收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
在會議展開的鳴放討論中，以為真的要反“共產風”的“懷疑派”、“算賬派”們就按捺不住了。
溫江永盛公社管區分支書記陳紹清說：“原來我們合作社有八隻漁船，二十八隻魚老鴉，每年要收入四千多元。有一個紙廠，還有二十多萬斤原料。有一個打米廠，一部縫紉機，一共要值十二萬元左右，我們剛把貨款還清，就一齊收歸公社了，一隻魚老鴉都沒給我們留。”
廣漢永豐公社生產隊長劉明山說：“大躍進是造國際影響，去年報產量，就象今年說小麥畝產三千斤一樣，結果是假的、虛的。目前糧食為啥這樣緊張呢？因為去年大部分作物都減產了。”
新都馬家公社分支書記劉尚元說：“去年打穀子兩本賬，一本是實際賬，一本是假賬，每畝多報一千多斤，所以連穀種交完都完不成國家任務。”
郫縣友愛公社徐文安說：“公社化後出來三種人，一種歪人，一種懶人，一種裝病的人。”
大邑小組有人說：“公社化以後積極的消極了，消極的更消極了。小豬不大，大豬不肥，有公無私，光出不進。”
溫江永安公社生產隊長嶽體富說：“公社化以後，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帶來這麽多消極因素，要搞好生產隻有堅決辦好原來的農業社。”
金堂縣洪福公社管區分支書記劉順清說：“現在還有啥子搞頭，從前小社死了人睡棺材，現在公社死了人睡‘火匣子’（編者注：四川人稱用薄木板釘的棺材為火匣子），將來到了**死了人，隻有睡‘米樹子’（穀草簾子）了。(.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麵對這些議論，李政委說：“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們自己。等他們說得不成話了，我們還有五七年反右大辯論的經驗。”
不知利害的人一邊“放”，溫江地委的內部簡報一麵跟蹤記錄：“個別人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有些人員雖然還未敞開講話，但已看出苗頭……”；“今天的辯論中，有的懷疑派、算賬派和反對派繼續出來向我們攻擊和反撲……”。摸底排隊工作秘密而緊張地進行，三天鳴放辯論結束，人人頭上都打上了左、中、右的記號。全區到會幹部八百零二人，肯定五八年是大豐收、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擁護公社體製方針的六百六十八人；有某些錯誤觀點的九十二人；懷疑派、算賬派和反對派四十二人。後者四十二人中，有二十八個是在會上暴露的，有十四個是“在家裏放了，在這裏沒有放”。可見話一出口，很難滑脫。
這些觀潮派、算賬派、反對派是李政委一再指示要選擇安排到會的，給他們暴露的時間是三天。三天後，反擊開始，溫江專區小組的簡報形容說，“他們的惡意攻擊，引起絕大多數同誌的無比憤怒，爭辯異常激烈，直到午夜尚不可開交……。”講了幾句實話，鬥到深更半夜脫不了手，其他人見勢不妙，趕忙轉向。紛紛承認隱瞞私分了糧食，糧食不僅有，而且“吃到大春還有餘。”農工部長申培林開會回來垂頭喪氣，向宣傳部長景廷瑞歎息：“錯誤不糾正，又批說真話的人！”
（5）對抗中央和主席關於要“算帳退賠”不許“反瞞產”的指示。
1959年後，**多次提出不得在農民中搞反瞞產私分。中央提出開展整社運動，要“算賬退賠”、不許反瞞產，可謂是三令五申。可是李政委對抗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在四川各地大搞反瞞產私分，抄家抓人，造成違法亂紀的嚴重惡果。
中央提出開展整社運動，糾正共產風，清理退賠被共產風刮掉的財產，落實“十四句話”。但是，在四川則演變為一場批右傾思想，查瞞產私分，整基層幹部的運動。
三月十一日至二十日，省委在重慶召開省、地、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六級幹部大會。李政委在第一天的報告中為大會定下調子，他把原先公布的一九五八年全省糧食產量稍稍打了一點折扣後質問：“這樣大的成績不叫大躍進叫什麽躍進？”他說，五八年是大豐收，征購完成以後，口糧應該是富裕的。接著他就點溫江的名：“但我們看見，偏偏是產糧區拿不出糧食來，如溫江有幾個縣出現瞞產是很普遍的。”他說所謂缺糧是“亂鬧”，把權力下放一點，他們就會把糧食拿出來。
他把權力下放描述為迫不得已對農民的讓步、應付危機的一筆交易：我們在所有製上退一步，讓農民撈了好處，農民就得把隱藏的糧食交出來，把萬斤田搞上去。
繼省萬人大會後，各縣進行的萬人算賬大會，卻是大算特算五八年的糧食豐收賬。農民不僅要接受強加給他們高產數字，還要承擔強加給他們的瞞產罪過，而且是餓著肚皮承擔。
小春收割開始，新一輪國家與農民爭奪糧食的戰爭打響。五月十八日，親自督陣的李政委在金牛壩召集溫江專區領導和各縣第一書記開會，重申這場戰爭的重大意義。他說，我們同農民的矛盾就是“國家要多拿一點，農民想多吃一點的矛盾”。“我們同農民的爭執點就是糧食，爭奪糧油的問題。所以，糧食、毛豬一定要調出去。糧食、毛豬調不出去，北京要挨扁擔，這咋能行呢？”“死人也要完成糧食上調任務，要打扁擔，我打溫江，打新都，打溫江這不影響全局。這裏又沒有外國記者。”“今年那些關著食堂鬧糧的，餓死也不要管他。”
（6）拒不傳達**的《黨內通訊》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主席寫了一封《黨內通信》，談了關於農業方麵六個問題的意見。這是自一九五八年底糾左以來，他走得最遠的一次。這完全出乎李政委的意料。
關於生產指標，主席說，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的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
關於密植問題，主席說，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越密越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命令。
關於節約糧食問題。主席針對公社化以後一度實行的“放開肚皮吃”說，要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主席把自已一度很熱心的“少種、高產、多收”否定了。他說，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農業機械化也不能過急，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後要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
關於講真話問題，是這封信最精采的部分，主席告誡人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以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中央四月二十六日剛剛批轉了四川省委關於農業生產的八條規定，三天過後主席就寫了這封信，在思維正常的人看來，顯然是對“八條規定”中的高指標，瞎指揮的尖銳批評，李政委處境相當不妙。然而李政委居然胸有成竹，公開和主席唱反調。
五月三日，**中央辦公廳把主席的這封信用電話傳達到四川省委。主席的《黨內通信》是寫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的。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央又發出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其中的一條明令將**的黨內通信，“立即發到生產小隊，在群眾中普遍地進行傳達討論執行。”李政委根本不理睬。
李政委指示：“發到縣委，口頭傳達到公社，經過醞釀後再傳達到生產隊中去，不要轉彎太急，防止消極情緒。”在接著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李政委一再強調，要“從積極的方麵理解”。會議印發的紀錄稿仍然堅持“八條規定”中的高指標和密植規格，聲稱《黨內通信》中指出的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當然要反對，但是保守主義、尾巴主義也要反對，全省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生產高指標不能動搖。李政委還說，估計《黨內通信》傳達到基層後，會產生放任自流和消極情緒，要大家有所防範。
李政委大劑量的預防針難以防治心靈的感染，接到《黨內通信》的幹部們驚喜萬分，主席把話說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極情緒”使省委的高產措施麵臨泡湯的威脅，坐立不安的李政委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將發到縣委的《黨內通信》收回。四川不少地方的幹部甚至還不知道有這個文件。後來四川發生的許多問題都與扣壓了**的這一文件有關。
（7）歪曲主席指示文件是收回了，影響卻收不回。此時此刻，李政委最關心的是如何消除《黨內通信》造成的“消極影響”。五月十四日，省委又召開地、市委第一書記緊急電話會議，傳達李政委關於密植的緊急指示。他說他從重慶回成都時，沿途在勝、南充、綿陽等地對密植問題作了調查，結果增產了，今年有把握比去年增產得更多。又說郫縣紅光公社去年實行二x二x七寸密植，畝產達到一千九百斤，如果不倒伏，可以達到三千斤。他要求在群眾中進行教育，大量提倡二x七寸、三x六寸、三x七寸的密植，並保證肯定是無危險的。他最後說，現在各地對密植意見不統一，這種過分擔心的情緒，是不必要的。
為了穩住各地區的頭頭，省委在重慶傳達主席黨內通信後，又分片組織學習討論。在川西北片區學習討論中，主持會議的李某聲稱主席之所以寫這封信，是因為“北京有人吹冷風，主席有壓力”。暗示黨內通信中有些話並非主席本意。李政委告訴某地委書記，說三x七寸密植要堅持搞，他已打電話問了廣東的陶鑄，陶鑄也說沒問題。
五月十八日，李政委在金牛壩召集溫江專區領導和各縣第一書記開會，露骨地宣稱，要自己心裏有底，不要人家一說密植不行，自己心中就沒底了。三六寸、三七寸、二七寸沒什麽懷疑的了，沒有什麽危險的，羅世發社去年三x六寸、三x七寸糧食打了兩千多斤嘛，有了經驗嘍，今年大部分地區可以搞好。
針對主席《黨內通信》中講真話的問題，他作了不同的解釋。他說講假話有兩種表現，一種是“以多報少”的瞞產私分，一種是“以少報多”的浮誇。接著他就為後一種假話辯解，他說，浮誇主要是我們不摸底，並不是為了榮譽和出人頭地。他把新繁縣委書記扯進來：“曹雲生你是不是想多報一、二百斤才好當縣委書記呢？我看不是的。”他還說：“高指標是宣傳，是旗幟，是鼓舞人心的手段。”
（8）繼續強迫命令瞎指揮盡管小春作物已亮紅燈，仍然不能對高產密植等提出絲毫疑問，大春生產還要堅定不移地這麽幹下去。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省委發布農業生產八項規定，嚴格規定各類作物播種麵積、施肥數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規格，要求各地堅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運動，至始至終都抓緊”，把高產萬斤推向**。緊接著，溫江地委在郫縣紅光公社召開全區生產現場會。
會議宣稱，全區小春作物長勢良好，小麥已經灌漿，一般每畝達到四十萬到六十萬穗，油菜也長得枝大葉多，空前大豐收的景象已經超過了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高產衛星一而再、再而三被揭穿，小春作物險象畢露的紅光公社繼續充當躍進旗手，四百多名會議代表參觀聽取了他們大搞“萬斤指揮田”的經驗。會議規定，今年全區的一百多萬畝高產水稻，全部深耕一尺五，每畝施肥二十萬斤，密植四到六萬窩。
一九五八年局部推行的瘋狂密植，就這樣被強行推廣到全區，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地處高山丘陵地帶的邛崍在寶山公社放荒山上的土地，強迫社員整村搬遷到山下，組成“大兵團”搞萬斤田。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實行“聚土、定向、雙行、錯窩、密植”，距離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窩糾正。蒲江縣壽安公社去年搞密植試驗田吃了大虧，五個鄉黨委書記研究來研究去，再搞大麵積密植後果不堪設想，認為最多栽八寸見方，但又不敢給縣上講，就找來檢查工作的地委辦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宋文彬答複不行，因為你是中國**的一個組織，這是黨中央規定的，應該執行。
黨中央確實有這個規定。四川省委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發布的農業生產八條規定，得到中央肯定，四月二十六日批轉各省、市、自治區。指示說：在農業生產問題上，有些地方存在著鬆勁現象，在克服浮誇虛報傾向後又出現了一種指標訂得越低越好的傾向。這種傾向也應當注意克服，應像四川省委一樣，做出些必要的規定，把生產運動搞起來。
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全國大多數地區都在急流勇退，李政委卻高舉紅旗勇往直前，既不承認錯誤，更不談缺糧。這正是一個顯示對總路線、大躍進的一往無前的決心，勢如破竹、不為一時挫折嚇倒的淩雲壯誌的機會。
（9）對抗中央“緊急指示”，不恢複自留地1959年5月7日，中央專門發了一個緊急指示。指示規定：一、糾正少種高產，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種土地全部都要種莊稼。二、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豬下放給生產小隊和私人喂養。三、恢複自留地，自留地不少於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毛豬若下放給私人喂養，必須分給自留地，否則無法解決飼料問題。
中央指出：在大集體的小私有，在一個長時期內是必要的，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許這種小私有，實際上是保護社員在集體勞動時間以外的勞動果實，並不是什麽發展資本主義。
李政委硬是把這一指示扣壓下來，不準下發。他另搞一個省委規定：毛豬下放到生產隊飼養，劃給一定的飼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豬私人喂養自然無法實行。實際上恢複自留地和毛豬私養均未執行。
（10）對抗主席指示，堅持不讓社員自己養豬。
1959年**提出的養豬方針是"公養私養並舉兩條腿走路"，接著又進一步補充為"公養私養以私養為主"。李政委則篡改了這一方針，說生豬是生產資料隻能公養。在現實生活中農民養豬利用家中的老弱等半勞力打點豬草就可以把豬養肥，到年底殺了豬過年有錢有肉還可增加市場供應，這本是公私兩利。但李政委卻違背中央指示，又不關心群眾疾苦，堅持不讓社員自己養豬。
（11）對抗中央關於食堂的指示，口糧不分到戶五月到六月，糾左達到**。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在關於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給公共食堂開了一個大口子，規定：可以辦全體社員參加的食堂，也可以辦一部分社員參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農忙的；可以農忙多辦，農閑少辦，靈活執行。食堂範圍太大的，可適當縮小。口糧應該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交給個人保管食用。
這就等於說，公共食堂可辦可不辦。中央一鬆口，全國許多地區食堂一哄而散。中央指示的關鍵之處是口糧分配到戶，隻要實行了這一條，食堂便會土崩瓦解。沒有什麽辦法比這更能克服當時的糧食危機了，中國農民生命力之頑強舉世無匹，把糧食分到戶，自留地分下去，給他們一點掌握自己命運的機會，他們就會創造生存的奇跡。
然而四川省委不給他們這個機會。他們把中央的指示歸納為“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吃飯、節餘自得”四句話。其解釋是：食堂要辦下去，分配的糧食由食堂保管，節餘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糧食分給個人，實際上除了“食堂吃飯”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話。他們很清楚，糧食一分給個人，公共食堂這顆**萌芽就夭折了。
地委書記曾笳在向各縣傳達省委的四句話時，作了不同的解釋，他在電話會議上說：糧食一定要分到戶，糧食分到戶，也就免了節約歸已的麻煩，把糧食分到戶，除了他吃的自然還是他的。至於糧食分到戶，社員會不會把糧食交到食堂去搭夥，他含糊其辭地說：“反正我都講了，我的責任盡了。”他能說什麽呢？省委已經明確規定，食堂必須辦下去。
（12）對抗中央“四條規定”
顯然是發現部分地方頂住不放，六月十一日，中央發出一個更為徹底的糾左指示，作出四條規定：一、允許社員自養豬、羊、雞、鴨等家畜家禽，私有私養的完全歸個人所得。
二、恢複自留地。不管社員喂不喂豬，在食堂吃飯或在家吃飯，都應分給。自留地生產的產品由社員自由支配。
三、鼓勵社員種植零星空地，誰種誰收。
四、歸還社員屋前屋後林木果樹。
和主席的黨內通信一樣，中央的指示直接發到生產隊支部委員會，並要求把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眾公布，並認真實行，取信於民。
四川省委拒不執行。不把文件下發生產隊，不張榜公布，不準社員養私豬，不分自留地。
（13）對抗主席關於密植要適當的指示，水稻繼續搞密植大麵積高產田的慘重失敗，使農民對瞎指揮深惡痛絕。金堂縣趙渡公社嘉陵耕作區的高產小麥田，每畝下種一百多斤，比往常多七八倍，揚花時為防止倒伏，全部搭架子支撐，結果全部漚爛，幾乎沒有收割的價值。收割時農民無心清理田裏的一窩亂草，說：“收幾萬斤的衛星麥子，哪個喊我們種的哪個來收嘛”，“哪個賣**的喊我們搞的密植！”
眼下正在插秧，主席說：“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命令”。李政委偏要下死硬命令對抗主席。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四川日報》頭版通欄刊出省委批轉的郫縣密植經驗。批文說，郫縣去年普遍推行的三x六寸、三x七寸條栽密植――即所謂“雙龍出海”實踐證明完全成功，證明省委所提倡普遍推行的密植規格肯定是可行的，並且是沒有什麽危險的方法。而郫縣經驗中沒有提到的二x七寸條栽密植――即所謂“螞蟻出洞”實際證明產量更高。
誰個敢不聽李政委的？最好的辦法是瞞上不瞞下，全耕作區搞了一百多畝密植水稻，供上級檢查團檢查，檢查團一走，社員又下田去把秧子扯稀了一半。
下麵越抵製，上麵越是查得厲害。郫縣全縣幹部組成若幹檢查團，沒日沒夜在田間地頭奔忙，檢查水稻密植規格，沒達到標準的一律補足或重栽。還有更厲害的一手――各社隊組織“土工作隊”互相檢查。他們不僅是被檢查者，而且是檢查者；既檢查自己的生產，也檢查別人的生產，“這就激發了他們的責任感”，實際上激發的是要遭殃大家遭殃的報複心理。據說有的基層幹部受本位主義影響和麵子束縛，在本隊不敢按原則辦事，一到別的生產隊“一下子就認真負責起來了”。對不起，你對我們“認真負責”，我們也不饒了你們。這種辦法和金堂縣仁和鄉的“換著打”有異曲同工之妙。經“土工作隊”互相殘殺，郫縣的高度密植很快全麵落實。
大吹大擂的“萬斤運動”和一意孤行的瘋狂密植給生產造成嚴重惡果。
閻羅王喝問李某道：“你還有何話說！”
李某汗流浹背、委頓在地，再也說不出話來。
又有一位市民控訴道：“李某在1960年宣布廢除地方糧票，硬從人民的口裏奪糧，罪大惡極！”
從1958年底開始，幾乎四川城鎮居民能夠有條件的，都盡量在已經不夠吃的基礎上再省一把，把糧票存起來，那時的省糧票是每月去糧站換來，然後用糧票去食堂搭夥，或者去餐館買飯。
1960年初，四川省宣布全省通用各種糧票一律作廢！這條消息猶如平地一聲驚雷，震得家家的飯碗嘎嘎直響。
記得宣布省糧票作廢那天，我的雙親氣得在家裏直跺腳，小聲痛罵政府，但不敢大聲張揚，像挨了一記悶棒。
李某就是這樣無恥地從人民的口裏奪走那麽一點勒緊褲腰帶的可憐的存貨。有多少家人因為大筆省糧票的突然喪失而挨餓啊！如果這些節省起來的糧票不被作廢，就能少餓死許多人啊！
閻羅王喝問道：“1960年廢除四川省糧票，是中央指示嗎？”
李某張口結舌，無言以對，不得不低頭認罪。
閻羅王宣判：“李某身為封疆大吏，本應愛護子民，造福一方，他反而逆天而行，對抗中央，為所欲為，橫征暴斂，草菅人命，實屬罪大惡極！把他押入地獄，受酷刑一百天，再暫時放回陽世，十年後讓他家破人亡，轉世為豬，讓四川百姓宰殺吃肉！退堂！”
李某忽然想起自己征購的糧食支援了國家，他支援全國救災有功，應該從輕處罰。於是他向玉皇大帝提出上訴。玉皇大帝批示：經查，李某從百姓口中奪取的糧食，很大部分上調中央，對救濟城市饑荒起了很大作用。據此，應該從輕處罰，立即放其安全還陽，免受地獄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