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羅王在閻羅殿一殿開庭，審理“虐待百姓案”。閻羅王頭戴平天冠，身穿蟒袍，腰橫玉帶，威嚴地坐在正中交椅上，牛頭手持金錘、馬麵手執銀叉侍立身後；正中公案上放著閻羅王大印和一筒竹簽。左側公案後坐著判官；一群鬼卒手持刀槍劍戟叉錘、狼牙棍、水**等，殺氣騰騰地分列兩邊。
受審者是某省委第一書記李某。李某披枷帶鎖被鬼卒押進大殿，卻桀驁不馴，不肯下跪。閻羅王大怒，喝道：“你好大膽，到了公堂為何不跪？”
李某抗聲說：“我乃二品大員，為何拘捕我？”
閻羅王怒喝：“你裝什麽糊塗！你有八百萬條人命大罪！現在有數萬人告你，快老老實實地跪下聽告狀人的控訴！”
當下有兩名鬼卒用大棍猛擊李某雙腿，李某痛入骨髓，不得不老老實實跪下聽審。
一位幹部來到公案前，手指李某說道：“你出任是省委第一書記，治理十幾年，硬是把一個天府之國治理成一個饑餓之鄉！”接著，揭發控告李某搞浮誇、瞎指揮，禍害農民：1958年3月6日，四川日報登載了方水井農業生產合作社搞的一種快速育秧法，秧苗7天育成，這顯然是吹牛蠻幹。李某立即要《四川日報》“大力發現和支持新事物”，並召開電話會議，要全省各級黨委報送如象“快速育秧”那樣的“新事物”。指示下達後，《四川日報》報道，出現了各種奇形怪狀的新事物：彭縣的“篼棉花”，中江縣的“竹籮玉米”，榮經縣的“空中玉米”和“空中紅苕”，“不用土地可以種莊稼”，“向宇宙空間開辟糧食基地”。還出現了什麽“豬打牛奶針，每天長兩斤”，“一個腳板苕要兩人抬一窩南瓜結96個，重1116斤”，“母豬產仔多，兩月出雙窩”，“一隻母雞兩小時生八個蛋”等等離奇古怪的“新聞報道”。
大躍進”中造成惡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自以為是的蠻幹“瞎指揮。1958年11月13日，在外開會的李某打電話給四川省委說：“糧食要搞少種高產多收。”並叫省委搞一個“緊急通知”，第二天就登四川日報。(.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當晚，四川省委電話會上提出：全省一億一千五百萬畝耕地，1959年隻種一億畝。―聲令下，各州、縣聞風而動，反對者立遭惡運。糧食種植麵積大大縮小。蠻幹的結果，大量土地荒廢，糧食大大減產。
李某不顧有無條件硬性規定放幹冬水田種小麥。結果冬水田放不幹，種了小麥也欠收；待第二年小麥收割後田中無水，秧苗也插不上，既誤了農時，水稻也減產，結果是小麥水稻兩頭失落。
當時，誰要實事求是，誰就是“觀潮派”、“右傾保守”，就得挨整。傳統農業耕作模式，流行幾千年，養育了中華民族，而今全盤推翻。什麽“深耕”、“密植”、“苦戰”、“夜戰”……新口號層出不窮。
正在北京開會的省委第一書記李某，看到各省都在報紙上“放衛星”，打電話給四川省委，要立即放大的“衛星”。過了不幾天，傳出郫縣紅光公社放5萬斤‘衛星’的消息。李某回成都後，在省府禮堂幹部大會上批評，不放‘衛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傾開始，不同意放‘衛星’的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夏戎、溫江地委副書記曾笳都受到批判。
重壓之下，“衛星”越放越大，越升越高。郫縣成了“衛星”發射場，頻頻升空。9月29日，原先不敢報道畝產4萬斤消息的《四川日報》，率先報道郫縣友愛鄉第九社畝產82525斤水稻的“衛星”。這是當年四川農業戰線上放的最大“衛星”！省上當即派農工部一個處長去驗收。還派農業廳廳長下去蹲點，在《四川日報》上倡議“大搞萬畝萬斤”指揮田，全省強製推廣。
農業高產衛星競相發射升空，四川蓬溪縣園藝場畝產蘋果14714斤的牛皮“衛星”還上了中央大報。這些離奇駭人的典型，有些是移多花接一木，即將快成熟的莊稼並栽―處，更多地純係睜眼說瞎話。
當時四川流傳很多的大躍進順口溜，比如：“稻穀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這還算比較“現實主義”的。[.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說]更浪漫主義的如：“玉米杆兒上九天，渾身棒子有幾千。深耕細作產量高。一棵玉米穿雲霄。彩帶拴住玉米腰，嚇得月亮彎了腰！”浪漫得不單可笑，簡直可怕了――無數人巳分不清“神話”和現實，都生活在“大躍進”狂熱幻夢中。
第二個控告人進行控告，曆數李某在四川辦食堂、煉鋼鐵、建豬場大刮“五風”的罪行。
第三人控告道：李某是反右傾運動的急先鋒，在反右傾運動中，對好多愛民的清官進行了殘酷打擊：廬山會議1959年8月下旬剛結束，全國迅速開展“反右傾”運動。李政委立即緊跟。1959年的八月到九月，四川省委在成渝兩市召開整整一個月的省委擴大會，傳達“廬山會議”精神，開展反右傾運動。
會議一開頭，省委第一書記李某拿出一個高招――“釣魚”。在到會的一千三百餘名市、地、州幹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的情況下，把彭德懷的意見書，張聞天的發言和李雲仲給的信三個文件印發下去，讓大家讀。（李仲雲是在廬山會議被點名批判的一個搞計劃的局級幹部）讀後，讓人人必須立即表態。事前，李某對自己信任的幹部都打了招呼，於是“左派”們都作了旗幟鮮明的表態；一些警覺性較強的幹部含糊其辭，顧左右而言它；對三個文件表示支持的隻是少數正直而又未得到內部消息的人。
幹部們表完態，才放講話錄音，傳達中央決議。在參加會議的人中間，“揭發出五十多個或者是右傾分子，或者是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從中篩選出八個“典型”在大會上重點批判。其中批得最凶，並戴上“反黨集團”帽子的，是瀘州地委第一書記鄧自力、書記崔章、專員陳懷堂。
所謂以鄧自力為首的“鄧、崔、陳反黨集團”，幹了些什麽反黨勾當呢？鄧自力從的《黨內通信》下達後，在瀘州地區解散公共食堂，把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小隊，給社員分自留地，實行生豬私有私養等，解萬民於倒懸，被瀘州老百姓呼之為“鄧青天”。以地委的名義，在全專區範圍內普遍推行這些作法，為全川絕無僅有。鄧自力搞這一套，下有老百姓支持，上有這一時期中央文件指示作依據，所以李某雖然惱怒也隻有暫時隱忍。如今氣候一變，立即被作為典型抓了出來，在省委擴大會上輪番批鬥。會開到一半，有關瀘州地委右傾機主義錯誤的材料已下發各地、市、縣委。
大會重點批判的八個人中，李某認為最壞的是省委農工部副部長夏戎。“八個同誌比較”，他說：“如果講品質壞，我看第一個要算夏戎，他是壞透頂了。――當然還沒有彭德懷那樣壞。”夏戎怎麽個“壞法”？他帶著檢查團下去，社隊幹部帶他們參觀高產田，他扯起一把稻子當著眾人吼：“這樣的稻子能打幾千斤？”仁壽縣報告棉花畝產千斤，他挖苦：“連杆子一起秤差不多。”但這還不是他真正壞透頂的地方。真正“壞透頂”的事，是他竟敢在第一次省黨代會上，不投李政委的票！
李某下令：“可以保留黨籍，到農村去鍛煉。”
中央規定，關於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不發到公社，隻能口頭傳達，而李政委要求：把提到“彭德懷反黨集團”的省委文件下發到公社。他說：“這樣做，同中央有點出入，但是，我看關係不大，不要緊！”
四川溫江專區反右傾，經省委批準，在地區黨委中揪出了一個“反黨集團”，成員是：地委書記曾笳，地委委員、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申培林，地委委員、地委宣傳部長景廷瑞。”
這三個地級幹部是怎樣“反黨”的呢？1959年11月8日，溫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關於地委書記曾笳，地委委員、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申培林，地委委員、地委宣傳部長景廷瑞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報告。
報告開列曾笳的罪狀是：一、反對我國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農業集體化運動，攻擊人民公社辦早了，散布核算單位宜小不宜大，在廣漢北外公社把土地、農具、耕牛、包產權等下放到生產小組；二、反對大辦鋼鐵，攻擊大辦鋼鐵要求急了，得不償失；三、攻擊五八年農業大躍進是吹起來的，五九年大躍進又失敗了；四、以深惡痛絕的態度漫罵革命的群眾運動；五、反對辦公共食堂，背著地委把蹲點生產隊的公共食堂劃小，把糧食分給個人；六、反對毛豬公養，把蹲點生產隊的毛豬分給社員，並分給社員自留地；七、不尊重地委集體領導、信口開河，發表違反黨的原則的意見。
農工部長申培林是老右傾，如今新賬老賬一起算：一、從一九五o年以來，一貫對征購抵觸，認為農民生活苦，鼓吹農民利益是國家利益的基礎，民富而後國強是辦好社的關鍵；二、反對黨在農村的階級路線，主張依靠富裕農民，走資本主義道路；三、鼓勵發展個體經濟，認為打擊個體經濟、發展集體經濟是反動的平均主義思想；四、反對總路線、否定大躍進，專搞陰暗麵的東西；五、反對黨對農業生產的領導，強調因地製宜，取消國家計劃；六、在反右傾鬥爭中態度惡劣，堅持錯誤立場，毫無悔改誠意。
給宣傳部長景廷瑞定的“罪行”：一、一九五二年領導土改、鎮反中右傾；三反運動認為鬥爭過火，“老虎（貪汙犯）”是逼供出來的；二、一九五三年認為糧食統購統銷搞左了，到處搜集材料，把農民生活描繪得淒慘萬狀，叫囂要“亡黨亡國”；三、一九五六年肅反中為反壞分子開脫，使大批壞人漏網；四、認為浮誇風是黨內外沒有民主，幹部、農民不敢講真話，叫囂“潮流真可怕”；五、到處叫囂征購高了，農民沒糧食吃，認為幹群關係、工農聯盟可能會出大問題；六、認為以管理區為核算單位、生豬公養違反了經濟規律，竭力主張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七、認為目前應當反左而不是反右，對彭德懷的反黨綱領表示“完全同意”。
的縣級以上幹部就有102人，鬥爭範圍擴大到公社生產隊一級的農民幹部就有16萬多人。**四川省委1959年11月12日給**中央書記處報告四川反右傾的戰績情況說：“這次運動鬥爭十分激烈，各級領導骨幹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數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來曆次運動所沒有的。”
受審者是某省委第一書記李某。李某披枷帶鎖被鬼卒押進大殿，卻桀驁不馴，不肯下跪。閻羅王大怒，喝道：“你好大膽，到了公堂為何不跪？”
李某抗聲說：“我乃二品大員，為何拘捕我？”
閻羅王怒喝：“你裝什麽糊塗！你有八百萬條人命大罪！現在有數萬人告你，快老老實實地跪下聽告狀人的控訴！”
當下有兩名鬼卒用大棍猛擊李某雙腿，李某痛入骨髓，不得不老老實實跪下聽審。
一位幹部來到公案前，手指李某說道：“你出任是省委第一書記，治理十幾年，硬是把一個天府之國治理成一個饑餓之鄉！”接著，揭發控告李某搞浮誇、瞎指揮，禍害農民：1958年3月6日，四川日報登載了方水井農業生產合作社搞的一種快速育秧法，秧苗7天育成，這顯然是吹牛蠻幹。李某立即要《四川日報》“大力發現和支持新事物”，並召開電話會議，要全省各級黨委報送如象“快速育秧”那樣的“新事物”。指示下達後，《四川日報》報道，出現了各種奇形怪狀的新事物：彭縣的“篼棉花”，中江縣的“竹籮玉米”，榮經縣的“空中玉米”和“空中紅苕”，“不用土地可以種莊稼”，“向宇宙空間開辟糧食基地”。還出現了什麽“豬打牛奶針，每天長兩斤”，“一個腳板苕要兩人抬一窩南瓜結96個，重1116斤”，“母豬產仔多，兩月出雙窩”，“一隻母雞兩小時生八個蛋”等等離奇古怪的“新聞報道”。
大躍進”中造成惡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自以為是的蠻幹“瞎指揮。1958年11月13日，在外開會的李某打電話給四川省委說：“糧食要搞少種高產多收。”並叫省委搞一個“緊急通知”，第二天就登四川日報。(.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當晚，四川省委電話會上提出：全省一億一千五百萬畝耕地，1959年隻種一億畝。―聲令下，各州、縣聞風而動，反對者立遭惡運。糧食種植麵積大大縮小。蠻幹的結果，大量土地荒廢，糧食大大減產。
李某不顧有無條件硬性規定放幹冬水田種小麥。結果冬水田放不幹，種了小麥也欠收；待第二年小麥收割後田中無水，秧苗也插不上，既誤了農時，水稻也減產，結果是小麥水稻兩頭失落。
當時，誰要實事求是，誰就是“觀潮派”、“右傾保守”，就得挨整。傳統農業耕作模式，流行幾千年，養育了中華民族，而今全盤推翻。什麽“深耕”、“密植”、“苦戰”、“夜戰”……新口號層出不窮。
正在北京開會的省委第一書記李某，看到各省都在報紙上“放衛星”，打電話給四川省委，要立即放大的“衛星”。過了不幾天，傳出郫縣紅光公社放5萬斤‘衛星’的消息。李某回成都後，在省府禮堂幹部大會上批評，不放‘衛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傾開始，不同意放‘衛星’的省委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夏戎、溫江地委副書記曾笳都受到批判。
重壓之下，“衛星”越放越大，越升越高。郫縣成了“衛星”發射場，頻頻升空。9月29日，原先不敢報道畝產4萬斤消息的《四川日報》，率先報道郫縣友愛鄉第九社畝產82525斤水稻的“衛星”。這是當年四川農業戰線上放的最大“衛星”！省上當即派農工部一個處長去驗收。還派農業廳廳長下去蹲點，在《四川日報》上倡議“大搞萬畝萬斤”指揮田，全省強製推廣。
農業高產衛星競相發射升空，四川蓬溪縣園藝場畝產蘋果14714斤的牛皮“衛星”還上了中央大報。這些離奇駭人的典型，有些是移多花接一木，即將快成熟的莊稼並栽―處，更多地純係睜眼說瞎話。
當時四川流傳很多的大躍進順口溜，比如：“稻穀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這還算比較“現實主義”的。[.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說]更浪漫主義的如：“玉米杆兒上九天，渾身棒子有幾千。深耕細作產量高。一棵玉米穿雲霄。彩帶拴住玉米腰，嚇得月亮彎了腰！”浪漫得不單可笑，簡直可怕了――無數人巳分不清“神話”和現實，都生活在“大躍進”狂熱幻夢中。
第二個控告人進行控告，曆數李某在四川辦食堂、煉鋼鐵、建豬場大刮“五風”的罪行。
第三人控告道：李某是反右傾運動的急先鋒，在反右傾運動中，對好多愛民的清官進行了殘酷打擊：廬山會議1959年8月下旬剛結束，全國迅速開展“反右傾”運動。李政委立即緊跟。1959年的八月到九月，四川省委在成渝兩市召開整整一個月的省委擴大會，傳達“廬山會議”精神，開展反右傾運動。
會議一開頭，省委第一書記李某拿出一個高招――“釣魚”。在到會的一千三百餘名市、地、州幹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的情況下，把彭德懷的意見書，張聞天的發言和李雲仲給的信三個文件印發下去，讓大家讀。（李仲雲是在廬山會議被點名批判的一個搞計劃的局級幹部）讀後，讓人人必須立即表態。事前，李某對自己信任的幹部都打了招呼，於是“左派”們都作了旗幟鮮明的表態；一些警覺性較強的幹部含糊其辭，顧左右而言它；對三個文件表示支持的隻是少數正直而又未得到內部消息的人。
幹部們表完態，才放講話錄音，傳達中央決議。在參加會議的人中間，“揭發出五十多個或者是右傾分子，或者是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從中篩選出八個“典型”在大會上重點批判。其中批得最凶，並戴上“反黨集團”帽子的，是瀘州地委第一書記鄧自力、書記崔章、專員陳懷堂。
所謂以鄧自力為首的“鄧、崔、陳反黨集團”，幹了些什麽反黨勾當呢？鄧自力從的《黨內通信》下達後，在瀘州地區解散公共食堂，把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小隊，給社員分自留地，實行生豬私有私養等，解萬民於倒懸，被瀘州老百姓呼之為“鄧青天”。以地委的名義，在全專區範圍內普遍推行這些作法，為全川絕無僅有。鄧自力搞這一套，下有老百姓支持，上有這一時期中央文件指示作依據，所以李某雖然惱怒也隻有暫時隱忍。如今氣候一變，立即被作為典型抓了出來，在省委擴大會上輪番批鬥。會開到一半，有關瀘州地委右傾機主義錯誤的材料已下發各地、市、縣委。
大會重點批判的八個人中，李某認為最壞的是省委農工部副部長夏戎。“八個同誌比較”，他說：“如果講品質壞，我看第一個要算夏戎，他是壞透頂了。――當然還沒有彭德懷那樣壞。”夏戎怎麽個“壞法”？他帶著檢查團下去，社隊幹部帶他們參觀高產田，他扯起一把稻子當著眾人吼：“這樣的稻子能打幾千斤？”仁壽縣報告棉花畝產千斤，他挖苦：“連杆子一起秤差不多。”但這還不是他真正壞透頂的地方。真正“壞透頂”的事，是他竟敢在第一次省黨代會上，不投李政委的票！
李某下令：“可以保留黨籍，到農村去鍛煉。”
中央規定，關於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不發到公社，隻能口頭傳達，而李政委要求：把提到“彭德懷反黨集團”的省委文件下發到公社。他說：“這樣做，同中央有點出入，但是，我看關係不大，不要緊！”
四川溫江專區反右傾，經省委批準，在地區黨委中揪出了一個“反黨集團”，成員是：地委書記曾笳，地委委員、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申培林，地委委員、地委宣傳部長景廷瑞。”
這三個地級幹部是怎樣“反黨”的呢？1959年11月8日，溫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關於地委書記曾笳，地委委員、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申培林，地委委員、地委宣傳部長景廷瑞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報告。
報告開列曾笳的罪狀是：一、反對我國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農業集體化運動，攻擊人民公社辦早了，散布核算單位宜小不宜大，在廣漢北外公社把土地、農具、耕牛、包產權等下放到生產小組；二、反對大辦鋼鐵，攻擊大辦鋼鐵要求急了，得不償失；三、攻擊五八年農業大躍進是吹起來的，五九年大躍進又失敗了；四、以深惡痛絕的態度漫罵革命的群眾運動；五、反對辦公共食堂，背著地委把蹲點生產隊的公共食堂劃小，把糧食分給個人；六、反對毛豬公養，把蹲點生產隊的毛豬分給社員，並分給社員自留地；七、不尊重地委集體領導、信口開河，發表違反黨的原則的意見。
農工部長申培林是老右傾，如今新賬老賬一起算：一、從一九五o年以來，一貫對征購抵觸，認為農民生活苦，鼓吹農民利益是國家利益的基礎，民富而後國強是辦好社的關鍵；二、反對黨在農村的階級路線，主張依靠富裕農民，走資本主義道路；三、鼓勵發展個體經濟，認為打擊個體經濟、發展集體經濟是反動的平均主義思想；四、反對總路線、否定大躍進，專搞陰暗麵的東西；五、反對黨對農業生產的領導，強調因地製宜，取消國家計劃；六、在反右傾鬥爭中態度惡劣，堅持錯誤立場，毫無悔改誠意。
給宣傳部長景廷瑞定的“罪行”：一、一九五二年領導土改、鎮反中右傾；三反運動認為鬥爭過火，“老虎（貪汙犯）”是逼供出來的；二、一九五三年認為糧食統購統銷搞左了，到處搜集材料，把農民生活描繪得淒慘萬狀，叫囂要“亡黨亡國”；三、一九五六年肅反中為反壞分子開脫，使大批壞人漏網；四、認為浮誇風是黨內外沒有民主，幹部、農民不敢講真話，叫囂“潮流真可怕”；五、到處叫囂征購高了，農民沒糧食吃，認為幹群關係、工農聯盟可能會出大問題；六、認為以管理區為核算單位、生豬公養違反了經濟規律，竭力主張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七、認為目前應當反左而不是反右，對彭德懷的反黨綱領表示“完全同意”。
的縣級以上幹部就有102人，鬥爭範圍擴大到公社生產隊一級的農民幹部就有16萬多人。**四川省委1959年11月12日給**中央書記處報告四川反右傾的戰績情況說：“這次運動鬥爭十分激烈，各級領導骨幹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數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來曆次運動所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