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學係主任汪子嵩教授講了一個“反右傾”的個案：1958年暑期開始，哲學係師生在北京大興縣黃村“開門辦學”。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那裏是有名的京西稻米產區，下去時正好參加割稻勞動，雖然很辛苦，但感到豐收的喜悅。大家還熱情地參加當時號召的人人做詩比賽。報紙經常介紹大躍進增產經驗，說土地要深翻三尺，我們十幾個人在地裏用鐵鍁翻了半天，才挖了一道不到兩米長的深溝；還到處打狗，說將死狗埋在田裏是最好的肥料。不久便聽說要建立人民公社，跑步進入**，農民的土地和地裏的收獲全部收為公有，對農民生活實行供給，辦公共食堂吃大鍋飯，並在許多方麵實行包幹。
哲學係師生可以在公共食堂裏和農民一起吃大米飯和白麵饅頭，過中秋節還放開肚子吃炸油餅。我看到剛從地裏收到的花生堆在路邊，問生產隊長為什麽不收到倉庫去，他說“橫豎是大家的，擺在哪裏都一樣”。晚上經常下地鏖戰，幹一會兒回來，已經煮好一大鍋花生供大家暢吃。
我聽說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成立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便積極報名參加了調查組。
北大副校長的鄒魯風同誌負責指導調查組工作，他和河南、河北兩省省委書記商量，確定我們去河南的信陽和魯山、河北的槁城等三個先進縣進行調查。因此將調查組成員分為三個大組，每組設大組長一人，副組長二人，由兩校係級幹部擔任。槁城的大組長是人**律係總支書記韓銘立同誌，人大財政係主任方曉丘同誌和我任副組長。每個大組有組員約50人，均是兩校各係青年教師和高年級學生。
在調查組全體出發以前，韓銘立同誌和我先去槁城聯係和安排工作。那裏是河北省主要的小麥和棉花產地。槁城當年小麥畝產據報已高達兩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進縣。我們先參觀了“大躍進成績展覽館”，裏麵陳列了各種高產數字、表格和各種產品實物，看了實在令人鼓舞。但是我們看到展覽中有一張照片：中間是一個碩大無比的白薯，旁邊倚著一張梯子，一個人站在梯子上還不到這個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驚奇，便問真有這麽大的白薯嗎？陪同我們的人笑著說：這是照相館拚起來的。我們在心裏打了問號。
我們選擇了槁城縣的兩個先進公社，城關公社和滹沱河邊的興安公社作為調查點，將全組成員分為兩組，分別對農業產量、農民收人、農民生活、財貿情況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麵進行調查。[.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說]調查工作開始不久，我們便聽到隊員們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況是：當隊員問農民畝產多少斤時，農民回答說：“你要我說虛的還是實的？如果說虛的，我說畝產兩千斤；如果說實的，我說畝產兩百斤。”
隨著隊員和農民關係日益密切，我們了解到的情況也日益深入。拿糧食情況說，這裏本來是小麥豐產區，每年小麥收割後，農民總可以吃一段時間的白麵饅頭，家裏還可以儲存一些小麥白麵，供逢年過節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麥全部歸公社所有，農民隻享有免費在食堂吃飯的權利，卻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麥糧食。又因為今年小麥上報的產量高出往年許多倍，往上、往外調出的數量也增加了許多倍，因此小麥收割後不久，食堂裏就已經吃不到白麵，隻能吃用高粱雜糧做的餅子了。
農民的許多意見也就陸續反映出來，比如農業合作化以來的勞動報酬――工分問題，一直不能做到公平合理，按勞取酬；現在因為幹部權力更大了，如果不服從分配，甚至可以停止你的吃飯權。原來每到年終，農民總可以分到一些現金，供家庭消費；現在改為包幹，不但“包”的錢數極低，而且連這點數目也不能兌現。在大煉鋼鐵和大辦公共食堂時任意調用各家的鍋盤碗碟、樹木板材，連生活用具都被無償取走了。幹群關係日益緊張。領導上還在一味推行大躍進。
我們看到剛種下的小麥，因為密植，撒的種籽過多，長出的麥苗軟弱無力。我還看到一片領導幹部的“試驗田”，上麵搭著架子裝電燈電線，每晚用強烈的燈光照射，為的是可以促使作物茁壯成長。我們聽到了大量這類情況，卻不能向縣委、公社各級領導反映。
調查組下來時，鄒魯風同誌曾和省委商定：我們三個大組長在縣委掛名兼職，韓銘立同誌是縣委副書記，參加縣委常委會議；方曉丘同誌在財貿辦公室，我在縣委宣傳部，隻是偶爾去參加部門的會議。老韓同誌參加常委會回來，告訴我們：有人在會上提了一些問題或意見，往往遭到縣委書記的批評，說他右傾保守。[.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說]當時槁城正是全省大躍進的標兵，是學習的模範，省委決定將附近的欒城、無極兩縣，並入槁城，使它升為大縣。
當時還有中央某工業部的一位部長也下放到槁城掛職，參加縣委常委會。他是一位早期參加革命的老同誌，五六十歲了，身體不大好，還是經常騎自行車往下麵跑，和我們調查組員常有接觸，組員將了解到的情況告訴他，互相交換討論。他也和我們一樣住在縣委大院裏，我們很快就相互熟識了，出於對當前局勢的擔心，我們有許多共同的語言。這位老同誌敢於在常委會上發表自己的意見，經常受到縣委書記的批評，被認為是“老右傾保守”。
1958年底前，鄒魯風同誌召集我們三個大組的組長到河南鄭州開會，聽取匯報和討論工作。我們到達鄭州，首先也是參觀河南省的“大躍進成績展覽會”。那年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大批前第一書記潘複生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轟轟烈烈地開展三麵紅旗運動，是全國聞名的。展覽館裏展示的各項成就確實令人心動，如近一尺長的麥穗、碩大無比的棉桃等。但在我們這幾個已經了解實際情況的人看來，卻隻是在心裏感到無限擔憂。
在三組各自匯報的情況中，我們發現河南兩組尤其是信陽組同誌匯報的情況，比我們在槁城了解的要嚴重得多。信陽是**和中央領導同誌親自視察過的地方，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許多重要的政策決定，幾乎多是從那裏製定的，卻再也想不到那裏會出現那麽嚴重的、令人痛心和擔憂的事情。鄒魯風同誌要我們回去以後，對這些問題再進行深入調查，從理論上探討研究。
1959年春節過後，槁城的糧食問題更為嚴重，我們在縣委大院吃飯，也吃不到黃澄澄的玉米麵餅子，隻能吃褐黑色的高粱雜糧麵餅。公社大隊食堂情況更慘，我們在興安公社的組員告訴我們，他們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後的楂子磨成粉做成的餅子，這種粉過去最多隻能在喂豬、喂牛馬的飼料裏滲一點，現在用來喂人，不僅難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後大便幹結，隻有用手指才能將它挖出來，實在苦不堪言。農民們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
1959年春天，鄒魯風同誌下到三個大組考察工作。他到槁城後，我們和在公社、大隊蹲點的同誌一起向他詳細匯報情況，大家多充滿了困惑和擔憂的心情。鄒魯風同誌要大家將資料整理收集，分門別類，回校後寫專題的調查報告。他在縣委大院住了兩天，和那位下放的部長熟識了，他們倆作通宵談，都是老同誌，心情自然會是相通的。
我們三人送鄒魯風同誌到石家莊，當晚住在賓館裏，被憂國憂民的情緒籠罩著，心情十分沉重。
調查組回到學校，北大學生宿舍有空，我們三大組都集中在那裏，開始寫調查報告。學生在寫報告時提出不少理論問題，我們請示鄒魯風同誌怎麽辦？他要我們將問題收集起來，整理一下，梳梳辮子，大家討論。我花了一天時間，將槁城組學生提的二十幾個問題，整理成一份《問題匯編》，印發給大家。其中最主要的集中在：“當生產力還停留在原來的落後狀態下，迅速改變為最先進的生產方式，是否適當？”這本來是這些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生必然會提出來的問題。河南兩組的同誌也編了這樣的匯編，內容大同小異。
鄒魯風同誌邀請兩校黨委負責同誌聽取調查組匯報，在北大臨湖軒連續開了兩天會，兩校的黨委書記、副書記和部分常委參加。因為是黨內高層的會，而且當時的政治形勢已經開始鬆動，在中央幾次召開重要會議後，有些高指標降下來了。大組長匯報時毫無顧忌，敢於暢談自己的看法；領導們也參加議論，夾敘夾議。我們的黨委書記說得比我們激烈得多，後來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幹部旁聽會議，並且帶走了在會上散發的《問題匯編》。
七八月間，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工作全部結束，我們這些共同工作了將近十個月的同誌，依依不舍地告別。
就在我們整理調查報告的時候，廬山會議正在召開；我們回去不久，揭發批判“彭、黃、張、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會議公報發表。北京市委的《內部情況簡報》將我們的《問題匯編》全文刊載，並且加上大字標題“人大、北大部分師生惡毒攻擊三麵紅旗”。人大校長吳玉章看後非常緊張，立即趕到學校查詢。我們都驚呆了，再也沒有想到會遭遇這樣的情況，隻能等待命運的安排。
我們憂心忡忡地待了一個多星期，黨委書記將馬振明、王向立和我三個人找去，宣布說：“兩校調查組是一次極其嚴重的政治事件，鄒魯風在黨委批判後已經自殺叛黨，開除黨籍，現在是你們應該接受批判的時候了。”沒有想到正是這位同誌，剛在幾個星期前聽取我們匯報時，那麽慷慨激昂地議論，說得比我們更加激烈的，現在卻完全換了一副麵孔，以同樣激烈的語言，批判我們是“反對三麵紅旗”，“反黨反社會主義”。
黨委書記將所有參加調查組的團員召集到一起開會，宣布鄒魯風自殺叛黨，要他們出來揭發，參加批判；並且強調說那次調查組是“背著兩校黨委搞的反黨活動”。
那次調查組大隊出發前，兩校黨委還開會歡送，這位書記親自講了話的，怎麽能說是“背著兩校黨委”幹的？
後來才知道，廬山會議後，有些省、市委領導為了表示自己是一貫擁護三麵紅旗的，紛紛趕快從下麵抓出“反對三麵紅旗”的典型，以達到“舍車馬，保將帥”的目的。我們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是北京市委拋出來的第一個重大案件。
在反右傾運動中，人大黨委規定：三個大組的調查組成員都各自回到原來的縣和公社，一麵勞動一麵進行運動，大組長和領導幹部是揭發批判的重點對象，他們受盡了折磨。那位下放到槁城的中央部長，在運動中因病住在醫院裏，槁城那位縣委書記還專門組織人到他的病床前開大批判會，批判他的右傾。
開始批鬥我時，哲學係總支組織了一些群眾對我開“幫助會”，要我交代自己的罪行。組織上還將我所有的講課講稿和所寫文章底稿拿去，組織人搜尋其中的反動言論。最後在辦公樓上大禮堂開黨員大會對我進行批判。我走進會場看到上麵掛的橫幅“批判汪子嵩的修正主義思想”，真是驚呆了，“修正主義”是當時剛開始批判蘇共所用的詞，怎麽和我掛上了鉤？我準備的檢討稿是自己的反動資產階級思想，顯然大大不夠了，隻能臨時給自己加上“修正主義”帽子。
批判會開了兩天，上台批判我的，都是我的老同事、老同學和學生。他們按照我各個時期的罪行分別進行專題批判，揭發批判的材料大多是我自己所交代的，不過無限上綱上線；有些是我沒有想到的，可能是從我的講稿中摘引出來的。最後是哲學係總支書記作了全麵總結，給我算了總賬，她說我出身“食利者階級”，是“不折不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會後給我作了處分決定：“漏網右派、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我隻能簽字承認。
哲學係師生可以在公共食堂裏和農民一起吃大米飯和白麵饅頭，過中秋節還放開肚子吃炸油餅。我看到剛從地裏收到的花生堆在路邊，問生產隊長為什麽不收到倉庫去，他說“橫豎是大家的，擺在哪裏都一樣”。晚上經常下地鏖戰，幹一會兒回來，已經煮好一大鍋花生供大家暢吃。
我聽說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成立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便積極報名參加了調查組。
北大副校長的鄒魯風同誌負責指導調查組工作，他和河南、河北兩省省委書記商量，確定我們去河南的信陽和魯山、河北的槁城等三個先進縣進行調查。因此將調查組成員分為三個大組，每組設大組長一人，副組長二人，由兩校係級幹部擔任。槁城的大組長是人**律係總支書記韓銘立同誌，人大財政係主任方曉丘同誌和我任副組長。每個大組有組員約50人，均是兩校各係青年教師和高年級學生。
在調查組全體出發以前，韓銘立同誌和我先去槁城聯係和安排工作。那裏是河北省主要的小麥和棉花產地。槁城當年小麥畝產據報已高達兩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進縣。我們先參觀了“大躍進成績展覽館”，裏麵陳列了各種高產數字、表格和各種產品實物，看了實在令人鼓舞。但是我們看到展覽中有一張照片：中間是一個碩大無比的白薯，旁邊倚著一張梯子，一個人站在梯子上還不到這個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驚奇，便問真有這麽大的白薯嗎？陪同我們的人笑著說：這是照相館拚起來的。我們在心裏打了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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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的許多意見也就陸續反映出來，比如農業合作化以來的勞動報酬――工分問題，一直不能做到公平合理，按勞取酬；現在因為幹部權力更大了，如果不服從分配，甚至可以停止你的吃飯權。原來每到年終，農民總可以分到一些現金，供家庭消費；現在改為包幹，不但“包”的錢數極低，而且連這點數目也不能兌現。在大煉鋼鐵和大辦公共食堂時任意調用各家的鍋盤碗碟、樹木板材，連生活用具都被無償取走了。幹群關係日益緊張。領導上還在一味推行大躍進。
我們看到剛種下的小麥，因為密植，撒的種籽過多，長出的麥苗軟弱無力。我還看到一片領導幹部的“試驗田”，上麵搭著架子裝電燈電線，每晚用強烈的燈光照射，為的是可以促使作物茁壯成長。我們聽到了大量這類情況，卻不能向縣委、公社各級領導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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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還有中央某工業部的一位部長也下放到槁城掛職，參加縣委常委會。他是一位早期參加革命的老同誌，五六十歲了，身體不大好，還是經常騎自行車往下麵跑，和我們調查組員常有接觸，組員將了解到的情況告訴他，互相交換討論。他也和我們一樣住在縣委大院裏，我們很快就相互熟識了，出於對當前局勢的擔心，我們有許多共同的語言。這位老同誌敢於在常委會上發表自己的意見，經常受到縣委書記的批評，被認為是“老右傾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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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組各自匯報的情況中，我們發現河南兩組尤其是信陽組同誌匯報的情況，比我們在槁城了解的要嚴重得多。信陽是**和中央領導同誌親自視察過的地方，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許多重要的政策決定，幾乎多是從那裏製定的，卻再也想不到那裏會出現那麽嚴重的、令人痛心和擔憂的事情。鄒魯風同誌要我們回去以後，對這些問題再進行深入調查，從理論上探討研究。
1959年春節過後，槁城的糧食問題更為嚴重，我們在縣委大院吃飯，也吃不到黃澄澄的玉米麵餅子，隻能吃褐黑色的高粱雜糧麵餅。公社大隊食堂情況更慘，我們在興安公社的組員告訴我們，他們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後的楂子磨成粉做成的餅子，這種粉過去最多隻能在喂豬、喂牛馬的飼料裏滲一點，現在用來喂人，不僅難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後大便幹結，隻有用手指才能將它挖出來，實在苦不堪言。農民們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
1959年春天，鄒魯風同誌下到三個大組考察工作。他到槁城後，我們和在公社、大隊蹲點的同誌一起向他詳細匯報情況，大家多充滿了困惑和擔憂的心情。鄒魯風同誌要大家將資料整理收集，分門別類，回校後寫專題的調查報告。他在縣委大院住了兩天，和那位下放的部長熟識了，他們倆作通宵談，都是老同誌，心情自然會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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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魯風同誌邀請兩校黨委負責同誌聽取調查組匯報，在北大臨湖軒連續開了兩天會，兩校的黨委書記、副書記和部分常委參加。因為是黨內高層的會，而且當時的政治形勢已經開始鬆動，在中央幾次召開重要會議後，有些高指標降下來了。大組長匯報時毫無顧忌，敢於暢談自己的看法；領導們也參加議論，夾敘夾議。我們的黨委書記說得比我們激烈得多，後來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幹部旁聽會議，並且帶走了在會上散發的《問題匯編》。
七八月間，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工作全部結束，我們這些共同工作了將近十個月的同誌，依依不舍地告別。
就在我們整理調查報告的時候，廬山會議正在召開；我們回去不久，揭發批判“彭、黃、張、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會議公報發表。北京市委的《內部情況簡報》將我們的《問題匯編》全文刊載，並且加上大字標題“人大、北大部分師生惡毒攻擊三麵紅旗”。人大校長吳玉章看後非常緊張，立即趕到學校查詢。我們都驚呆了，再也沒有想到會遭遇這樣的情況，隻能等待命運的安排。
我們憂心忡忡地待了一個多星期，黨委書記將馬振明、王向立和我三個人找去，宣布說：“兩校調查組是一次極其嚴重的政治事件，鄒魯風在黨委批判後已經自殺叛黨，開除黨籍，現在是你們應該接受批判的時候了。”沒有想到正是這位同誌，剛在幾個星期前聽取我們匯報時，那麽慷慨激昂地議論，說得比我們更加激烈的，現在卻完全換了一副麵孔，以同樣激烈的語言，批判我們是“反對三麵紅旗”，“反黨反社會主義”。
黨委書記將所有參加調查組的團員召集到一起開會，宣布鄒魯風自殺叛黨，要他們出來揭發，參加批判；並且強調說那次調查組是“背著兩校黨委搞的反黨活動”。
那次調查組大隊出發前，兩校黨委還開會歡送，這位書記親自講了話的，怎麽能說是“背著兩校黨委”幹的？
後來才知道，廬山會議後，有些省、市委領導為了表示自己是一貫擁護三麵紅旗的，紛紛趕快從下麵抓出“反對三麵紅旗”的典型，以達到“舍車馬，保將帥”的目的。我們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是北京市委拋出來的第一個重大案件。
在反右傾運動中，人大黨委規定：三個大組的調查組成員都各自回到原來的縣和公社，一麵勞動一麵進行運動，大組長和領導幹部是揭發批判的重點對象，他們受盡了折磨。那位下放到槁城的中央部長，在運動中因病住在醫院裏，槁城那位縣委書記還專門組織人到他的病床前開大批判會，批判他的右傾。
開始批鬥我時，哲學係總支組織了一些群眾對我開“幫助會”，要我交代自己的罪行。組織上還將我所有的講課講稿和所寫文章底稿拿去，組織人搜尋其中的反動言論。最後在辦公樓上大禮堂開黨員大會對我進行批判。我走進會場看到上麵掛的橫幅“批判汪子嵩的修正主義思想”，真是驚呆了，“修正主義”是當時剛開始批判蘇共所用的詞，怎麽和我掛上了鉤？我準備的檢討稿是自己的反動資產階級思想，顯然大大不夠了，隻能臨時給自己加上“修正主義”帽子。
批判會開了兩天，上台批判我的，都是我的老同事、老同學和學生。他們按照我各個時期的罪行分別進行專題批判，揭發批判的材料大多是我自己所交代的，不過無限上綱上線；有些是我沒有想到的，可能是從我的講稿中摘引出來的。最後是哲學係總支書記作了全麵總結，給我算了總賬，她說我出身“食利者階級”，是“不折不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會後給我作了處分決定：“漏網右派、階級異己分子，開除黨籍”。我隻能簽字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