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著名記者杜導正，講了自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過程：1958年搞三麵紅旗，我寫的新聞報道很多，有一篇歌頌公社食堂的《三餐幹飯不要錢》，新華社發通稿，全國各主要報紙全都登載了，《人民日報》發在第一版上。[.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說]大煉鋼鐵，我也報道過。當時頭腦熱得不得了，我跟著省工業書記文敏生，到肇慶去看煉鋼，我也就熱情地給予報道。農業上放高產“衛星”，弄虛作假，我們也是糊裏糊塗地報道。粵北有個星子公社，聲稱一畝地收水稻24000斤。曾和我一起在馬列學院學習過的周方暘寫了稿子給我看，他說這24000斤是用23畝水稻並在一畝地的數字。我多了個心眼兒，說，這篇稿子要發，應說明24000斤是怎麽來的，寫在括號中。稿子改好，我送給省委秘書長看，他說，老杜，怎麽把這個也寫上了？於是，稿子上括號裏的字被我違心地刪去發往北京了。
這一段總的來說是被勝利衝昏了頭腦。領導的頭腦發熱，我的頭腦也熱得很。那時，錯誤是全黨性的，主要是主觀主義、脫離群眾、“左”傾冒進。1959年初，廣東到處叫沒糧吃、水腫，省委還是沒有充分警惕。直到發現100多萬人的廣州市隻有7天的口糧了，才著了急。陶鑄同誌下緊急命令，動用戰備糧。有人懷疑，農民是不是把糧食藏起來了？東莞等縣就搞了個“反瞞產運動”。我和林裏到東莞縣去看，介紹的人說哪個草垛下哪個草垛下搜出多少多少糧食，說得煞有介事。也確實搜出一點糧食來，後來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裏的。縣委書記林若也是上當受騙。省委在東莞縣召開“反瞞產經驗交流會”，我又發了消息，說反瞞產如何成功。
我的頭腦真正開始冷下來，開始認真思考一些問題，是在1959年的四、五月間。《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揖和記者聶眉初來到廣州，要到湛江、海南島去看一看，我陪著他們去了。到了海南，我目睹許多村裏的農民有浮腫病，商店裏的貨架子空空的。在這之前，我聽說從化縣的農民沒糧吃，很多人要飯，以為可能有些問題，便派兩個記者到從化調查，我給這兩個記者提出調查的目的是：放警報、想辦法，幫助省委度過困難。（.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當時有人說，老杜你是否把問題看得重了？這次到海南島，我親眼看到了農民缺糧的嚴重情況，內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動。
從海南回來，經過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我給新華總社副社長繆海澄寫信，報告農村缺糧的真實情況。我寫道：廣東發生災荒，農民大部分處在饑餓狀態，浮腫的很多，有的已斷炊，情況非常嚴重。我寫了自己看到的現場情景，然後說，糧食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個政治問題，是個政權能否維持下去的問題。還寫了1958年我黨犯有錯誤。
那天天氣悶熱，我在燈下奮筆疾書，一口氣寫了4900字。寫完信衣服也被汗水濕透了。
寫這封信以後，有感於記者的調查研究是多麽重要，又多麽艱難，我寫了《記者的調查研究》長文，先在《新聞業務》刊上發表，後被多家書刊轉載。
廣東省委根據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的時候，風雲突變。1959年8月，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一天晚上，省委開電話會，我參加了。散會後在走廊裏，省委書記張根生麵帶愁容，悄悄對我說：“不好了，廬山傳來消息，要反右了，已經搞出彭德懷。”我心說，壞事了！我馬上想到4月間寫給繆海澄的那封信。
果然，兩個月後，省委宣傳部長到北京開會，遇到繆海澄，謬海橙把我的那封信給他看了。他馬上給省委寫信，要求省委“就這封信立即組織對杜導正的批判”。不久，《新聞動態》刊物上又點了9名新華社分社社長的名，有我和尤淇、紀希晨、陳勇進、馮森齡、林麟、程光遠、孫全、吳振全，說這9個人懷疑中央路線，右傾，我列在第二名。於是，對我的批判就開始了。前後共批了我16場。起初批判會限製在二三十人的規模，全是省新聞界處長以上的幹部參加。後來擴大到60人，最後一場在廣州體育館，6000人大會批判。主要批我三條：一、懷疑1958年的三麵紅旗；二、把大好形勢看成大壞形勢，自以為是，其實根本脫離實際；三、狹隘的農民觀點，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憫人，似乎黨和**都不關心農民，就你杜導正關心。
對於這些批判，我在開始時想不通，經過七鬥八鬥，我想我大約是錯了。錯在哪裏呢？是不是我把困難程度估計得過高了？5月份我在給分社做報告時曾說：“我們黨遇到了遵義會議以來最嚴重的困難。中國的農民太好了，我們黨在農民中威信太高了，不然我們黨就會垮掉，太危險了。”這是不是把問題估計得太嚴重了？但又想，我到湛江和海南島農村看了，你們批我，但沒下鄉去，你們知道下麵的情況嚴重嗎？
就這樣左思右想，輾轉反側，後來是讀到列寧的一句話，才使我在當時想通了自己的錯誤所在。列寧說：“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曲折……散布驚惶情緒……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我想，就算我對情況的估計不錯，但也不能散布驚惶情緒，我的確錯了。
我承認自己錯了，但人家仍不依不饒。我的問題越揭越多，我說過“人民公社辦早了”，我說過“大煉鋼鐵嚴重影響了糧食生產”，我說過“大煉鋼鐵煉出的鐵跟牛屎一樣”。最後有人揭發我，說我反對**，反對總路線。事情是這樣的。1959年夏，我到高要縣去，與地委書記羅克明有過一次談話，我們倆很熟。羅說，1957年**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沒有講客觀規律。我同意羅的意見。我和一位要好的老同誌在車上說，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是講人的主觀能動性，沒有提客觀規律，這就是1958年失敗的根本教訓。我說，總路線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與“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之間加上“實事求是”四個字就好了。這位同誌此時把這事也揭了出來，說我妄圖篡改**製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罪可就大了。
批判會上有人說我是“廣州的小彭德懷”。我怎麽能和彭德懷同誌相比呢！這我不能同意。不同意不行，我就在自己內心深處找問題，後來還是**的一句話，讓我服了氣。**在廬山批評張聞天同誌是“熱起來熱得蒸籠裏坐，冷起來冷得牙關銼”。我把這句話往我身上一套，覺得正合適。我不就是忽冷忽熱嗎？劃我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是不可以接受的。於是我虔誠地批判了我狹隘的農民觀點，在6000人大會上做了兩小時的誠懇檢討。
1960年5月，省委對我正式做出書麵處分決定：“茲定杜導正同誌為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另行分配工作。”
這個決定，是經陶鑄同誌定的。
陶鑄同誌自我到廣東來後，一向是很關心、愛護、信任我的，由於工作接觸機會很多，他對我言傳身教，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工作作風上對我的成長發生過重要的影響。他在當時那種曆史背景下，能獨立思考，勤讀書，一年12個月至少下鄉四五個月。他善思考，長於概括，這常使他膽識過人。
他工作上全力捕捉主要矛盾。他知識淵博，禮賢下士，能詩能書，很有才氣。我在許多高級幹部身邊工作過，像陶鑄同誌這樣德才兼備的人，在我心中是第一位。在農民問題上，他多次帶著感情地說：“我陶鑄一生奮鬥的目標，就是要讓中國農民吃飽飯，三餐幹飯不要錢！”這話更引起我內心深處的共鳴，我對他不隻敬佩，還雜有一種戀戀的感情。跟著他工作，我感到各方麵成長速度加快了。但由於對1958年的情況認識程度不同，陶鑄同誌有一段對我不高興。
1959年5月，陶鑄在汕頭召開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我參加了。會議上總結1958年的教訓，我不發言，可陶鑄同誌指名要我發言：“杜導正，你講”。我講了四條：第一，對一些過頭的東西，我們應該頂住，四川就頂住了一些；第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第三，保護和鼓勵大家發表不同的意見。還有一條，現在記不起來了。我的話，陶鑄同誌聽不入耳，我一麵講他一麵插話：“是嘛，粵北的五嶺低，外麵的風刮過來咱們頂不住，四川北麵是秦嶺呀，所以李政委他們就頂住了”。
汕頭會議結束後，我不知趣，還要求坐陶鑄同誌的車一同回廣州。路上又向陶鑄同誌講了鹿回頭賓館的事。海南島蓋給中央首長避暑住的鹿回頭賓館，家具全是酸枝木的，非常豪華。我說，老百姓在餓肚子，蓋這麽高級的賓館不好。陶鑄同誌又不願意聽，他大聲斥責我：“什麽酸枝木了！”
汽車路經正在建設的東江水電站，工程指揮部的負責人、省工業廳的一位副廳長給陶鑄同誌洗塵，晚飯時8個人，除陶鑄和他的秘書外，還有我和散文作家林遐等。桌上的酒是綠色的，我完全無心地跟林遐說了這事，陶的耳朵靈，他問：“老杜說什麽？”林遐把我的話告訴了他，他拉長聲音說道：“好嘛，老杜的意思是說咱們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呀！”這時，我才知道他真不高興了。
七八月間，為了迎接建國十周年，廣東省籌備出一個大型畫冊，陶鑄把他身邊的幾個“秀才”找去商量這事，其中也有我。陳越平、黃文俞他們討論封麵是用紫紅緞子還是鮮紅緞子，字燙金還是不燙金。我坐在一邊不說話，心想，老百姓餓得那個樣，哪有心思這麽大事鋪張。陶鑄同誌就問：“老杜為什麽不說話，你是不是不高興？”我沒多說，隻說：“都好吧”。陶鑄的臉就拉下來。
所以，後來批判我，陶鑄同誌是支持的。我的問題被揭發出來後，陶鑄同誌講了一段話，他是在省委講的，別人給我傳達了。陶說：“黃河長江自西而出滾滾向東流，湘江之水自南而出滾滾向北流，杜導正的思想像洪水泛濫四處奔流”。意思是說我的思想搖擺不定。
後來知道，**通令各省劃幾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劃不行。陶鑄同誌被迫違心地劃了12個人，我是其中的一個。劃後的第二天夜裏，林裏同誌來電話傳達陶鑄同誌的話：“相信老杜在新崗位上能工作好”。話雖短，我聽了很受感動。
1960年4月底，我帶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學，籌辦新聞專業。搞了幾個月，有人告狀，說：“怎麽能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辦大學？應該讓他去勞動”。於是我又被下放到新會縣農村。勞動了6個月，新會縣縣委書記黨向民說：“這是個記者，應該讓他寫東西”。他把我調到縣裏寫《人民公社史》。1961年夏天，陸定一同誌挺身而出，為我們新華社七個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分社社長講話，說是“七司馬事件”，搞錯了。同年7月，我被摘掉帽子，回到暨南大學開課執教，但結論仍留有尾巴：“杜導正同誌仍犯有嚴重錯誤，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會以後，省委副秘書長陳越平、文教部長梁嘉代表省委找我談話，說：“陶鑄同誌讓我們告訴你，說杜導正同誌當時對農村形勢的估計是正確的。”
聽了這話，我泣不成聲。2月底，我得到徹底平反，恢複了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的職務。
這一段總的來說是被勝利衝昏了頭腦。領導的頭腦發熱，我的頭腦也熱得很。那時，錯誤是全黨性的，主要是主觀主義、脫離群眾、“左”傾冒進。1959年初，廣東到處叫沒糧吃、水腫，省委還是沒有充分警惕。直到發現100多萬人的廣州市隻有7天的口糧了，才著了急。陶鑄同誌下緊急命令，動用戰備糧。有人懷疑，農民是不是把糧食藏起來了？東莞等縣就搞了個“反瞞產運動”。我和林裏到東莞縣去看，介紹的人說哪個草垛下哪個草垛下搜出多少多少糧食，說得煞有介事。也確實搜出一點糧食來，後來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裏的。縣委書記林若也是上當受騙。省委在東莞縣召開“反瞞產經驗交流會”，我又發了消息，說反瞞產如何成功。
我的頭腦真正開始冷下來，開始認真思考一些問題，是在1959年的四、五月間。《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揖和記者聶眉初來到廣州，要到湛江、海南島去看一看，我陪著他們去了。到了海南，我目睹許多村裏的農民有浮腫病，商店裏的貨架子空空的。在這之前，我聽說從化縣的農民沒糧吃，很多人要飯，以為可能有些問題，便派兩個記者到從化調查，我給這兩個記者提出調查的目的是：放警報、想辦法，幫助省委度過困難。（.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當時有人說，老杜你是否把問題看得重了？這次到海南島，我親眼看到了農民缺糧的嚴重情況，內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動。
從海南回來，經過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我給新華總社副社長繆海澄寫信，報告農村缺糧的真實情況。我寫道：廣東發生災荒，農民大部分處在饑餓狀態，浮腫的很多，有的已斷炊，情況非常嚴重。我寫了自己看到的現場情景，然後說，糧食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個政治問題，是個政權能否維持下去的問題。還寫了1958年我黨犯有錯誤。
那天天氣悶熱，我在燈下奮筆疾書，一口氣寫了4900字。寫完信衣服也被汗水濕透了。
寫這封信以後，有感於記者的調查研究是多麽重要，又多麽艱難，我寫了《記者的調查研究》長文，先在《新聞業務》刊上發表，後被多家書刊轉載。
廣東省委根據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的時候，風雲突變。1959年8月，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一天晚上，省委開電話會，我參加了。散會後在走廊裏，省委書記張根生麵帶愁容，悄悄對我說：“不好了，廬山傳來消息，要反右了，已經搞出彭德懷。”我心說，壞事了！我馬上想到4月間寫給繆海澄的那封信。
果然，兩個月後，省委宣傳部長到北京開會，遇到繆海澄，謬海橙把我的那封信給他看了。他馬上給省委寫信，要求省委“就這封信立即組織對杜導正的批判”。不久，《新聞動態》刊物上又點了9名新華社分社社長的名，有我和尤淇、紀希晨、陳勇進、馮森齡、林麟、程光遠、孫全、吳振全，說這9個人懷疑中央路線，右傾，我列在第二名。於是，對我的批判就開始了。前後共批了我16場。起初批判會限製在二三十人的規模，全是省新聞界處長以上的幹部參加。後來擴大到60人，最後一場在廣州體育館，6000人大會批判。主要批我三條：一、懷疑1958年的三麵紅旗；二、把大好形勢看成大壞形勢，自以為是，其實根本脫離實際；三、狹隘的農民觀點，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憫人，似乎黨和**都不關心農民，就你杜導正關心。
對於這些批判，我在開始時想不通，經過七鬥八鬥，我想我大約是錯了。錯在哪裏呢？是不是我把困難程度估計得過高了？5月份我在給分社做報告時曾說：“我們黨遇到了遵義會議以來最嚴重的困難。中國的農民太好了，我們黨在農民中威信太高了，不然我們黨就會垮掉，太危險了。”這是不是把問題估計得太嚴重了？但又想，我到湛江和海南島農村看了，你們批我，但沒下鄉去，你們知道下麵的情況嚴重嗎？
就這樣左思右想，輾轉反側，後來是讀到列寧的一句話，才使我在當時想通了自己的錯誤所在。列寧說：“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曲折……散布驚惶情緒……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我想，就算我對情況的估計不錯，但也不能散布驚惶情緒，我的確錯了。
我承認自己錯了，但人家仍不依不饒。我的問題越揭越多，我說過“人民公社辦早了”，我說過“大煉鋼鐵嚴重影響了糧食生產”，我說過“大煉鋼鐵煉出的鐵跟牛屎一樣”。最後有人揭發我，說我反對**，反對總路線。事情是這樣的。1959年夏，我到高要縣去，與地委書記羅克明有過一次談話，我們倆很熟。羅說，1957年**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沒有講客觀規律。我同意羅的意見。我和一位要好的老同誌在車上說，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是講人的主觀能動性，沒有提客觀規律，這就是1958年失敗的根本教訓。我說，總路線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與“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之間加上“實事求是”四個字就好了。這位同誌此時把這事也揭了出來，說我妄圖篡改**製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這罪可就大了。
批判會上有人說我是“廣州的小彭德懷”。我怎麽能和彭德懷同誌相比呢！這我不能同意。不同意不行，我就在自己內心深處找問題，後來還是**的一句話，讓我服了氣。**在廬山批評張聞天同誌是“熱起來熱得蒸籠裏坐，冷起來冷得牙關銼”。我把這句話往我身上一套，覺得正合適。我不就是忽冷忽熱嗎？劃我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是不可以接受的。於是我虔誠地批判了我狹隘的農民觀點，在6000人大會上做了兩小時的誠懇檢討。
1960年5月，省委對我正式做出書麵處分決定：“茲定杜導正同誌為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另行分配工作。”
這個決定，是經陶鑄同誌定的。
陶鑄同誌自我到廣東來後，一向是很關心、愛護、信任我的，由於工作接觸機會很多，他對我言傳身教，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工作作風上對我的成長發生過重要的影響。他在當時那種曆史背景下，能獨立思考，勤讀書，一年12個月至少下鄉四五個月。他善思考，長於概括，這常使他膽識過人。
他工作上全力捕捉主要矛盾。他知識淵博，禮賢下士，能詩能書，很有才氣。我在許多高級幹部身邊工作過，像陶鑄同誌這樣德才兼備的人，在我心中是第一位。在農民問題上，他多次帶著感情地說：“我陶鑄一生奮鬥的目標，就是要讓中國農民吃飽飯，三餐幹飯不要錢！”這話更引起我內心深處的共鳴，我對他不隻敬佩，還雜有一種戀戀的感情。跟著他工作，我感到各方麵成長速度加快了。但由於對1958年的情況認識程度不同，陶鑄同誌有一段對我不高興。
1959年5月，陶鑄在汕頭召開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我參加了。會議上總結1958年的教訓，我不發言，可陶鑄同誌指名要我發言：“杜導正，你講”。我講了四條：第一，對一些過頭的東西，我們應該頂住，四川就頂住了一些；第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第三，保護和鼓勵大家發表不同的意見。還有一條，現在記不起來了。我的話，陶鑄同誌聽不入耳，我一麵講他一麵插話：“是嘛，粵北的五嶺低，外麵的風刮過來咱們頂不住，四川北麵是秦嶺呀，所以李政委他們就頂住了”。
汕頭會議結束後，我不知趣，還要求坐陶鑄同誌的車一同回廣州。路上又向陶鑄同誌講了鹿回頭賓館的事。海南島蓋給中央首長避暑住的鹿回頭賓館，家具全是酸枝木的，非常豪華。我說，老百姓在餓肚子，蓋這麽高級的賓館不好。陶鑄同誌又不願意聽，他大聲斥責我：“什麽酸枝木了！”
汽車路經正在建設的東江水電站，工程指揮部的負責人、省工業廳的一位副廳長給陶鑄同誌洗塵，晚飯時8個人，除陶鑄和他的秘書外，還有我和散文作家林遐等。桌上的酒是綠色的，我完全無心地跟林遐說了這事，陶的耳朵靈，他問：“老杜說什麽？”林遐把我的話告訴了他，他拉長聲音說道：“好嘛，老杜的意思是說咱們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呀！”這時，我才知道他真不高興了。
七八月間，為了迎接建國十周年，廣東省籌備出一個大型畫冊，陶鑄把他身邊的幾個“秀才”找去商量這事，其中也有我。陳越平、黃文俞他們討論封麵是用紫紅緞子還是鮮紅緞子，字燙金還是不燙金。我坐在一邊不說話，心想，老百姓餓得那個樣，哪有心思這麽大事鋪張。陶鑄同誌就問：“老杜為什麽不說話，你是不是不高興？”我沒多說，隻說：“都好吧”。陶鑄的臉就拉下來。
所以，後來批判我，陶鑄同誌是支持的。我的問題被揭發出來後，陶鑄同誌講了一段話，他是在省委講的，別人給我傳達了。陶說：“黃河長江自西而出滾滾向東流，湘江之水自南而出滾滾向北流，杜導正的思想像洪水泛濫四處奔流”。意思是說我的思想搖擺不定。
後來知道，**通令各省劃幾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劃不行。陶鑄同誌被迫違心地劃了12個人，我是其中的一個。劃後的第二天夜裏，林裏同誌來電話傳達陶鑄同誌的話：“相信老杜在新崗位上能工作好”。話雖短，我聽了很受感動。
1960年4月底，我帶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學，籌辦新聞專業。搞了幾個月，有人告狀，說：“怎麽能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辦大學？應該讓他去勞動”。於是我又被下放到新會縣農村。勞動了6個月，新會縣縣委書記黨向民說：“這是個記者，應該讓他寫東西”。他把我調到縣裏寫《人民公社史》。1961年夏天，陸定一同誌挺身而出，為我們新華社七個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分社社長講話，說是“七司馬事件”，搞錯了。同年7月，我被摘掉帽子，回到暨南大學開課執教，但結論仍留有尾巴：“杜導正同誌仍犯有嚴重錯誤，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會以後，省委副秘書長陳越平、文教部長梁嘉代表省委找我談話，說：“陶鑄同誌讓我們告訴你，說杜導正同誌當時對農村形勢的估計是正確的。”
聽了這話，我泣不成聲。2月底，我得到徹底平反，恢複了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的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