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小說《小二黑結婚》是誰寫的嗎？是著名的農村作家趙樹理。1959年，趙樹理54歲。在這之前，他一路順利，被譽為文壇的“旗幟”。那一年，他從北京到省、縣裏，為農業問題上上下下折騰數次，寫了幾封分量很重、與眾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給地委書記、省委書記，直到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和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兼《紅旗》總編輯陳伯達。就是這幾封信和文章釀成“禍根”，在當年冬天開展的反右傾運動中，使趙樹理成了中國作協整風中內部重點幫助對象之一。
趙樹理平時並不愛寫信、寫匯報，他是一個謹慎、交際拘束的人，之所以在1959年頻繁地向上麵寫信，是來自於他對山西家鄉農村實地觀察後發自內心的焦慮、不安情緒。
這些信和文章後來被印成作協黨員會議絕密文件，供大家內部批判時使用。被認為所謂的“荒謬觀點”之一，是趙樹理在信中提到的公社領導身份的問題，他寫到：“公社最好不要以政權那個身份在人家作計劃時候提出種植作物種類、畝數、總產等類似規定性的建議，也不要以政權那個身份代替人家的全體社員大會對人家的計劃草案作最後的審查批準。(.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廬山會議後，這種觀點無疑是與中央政策大唱反調的反麵言論，其大膽程度在當時寥寥可數。
對於生產上的瞎指揮、官僚主義、虛報等現象，趙樹理憑著作家的敏感，說出了對那一時期描述最妥帖的警句：“計劃得不恰當了，它是不服從規定的。什麽也規定，好像是都納入國家規範了，就是產量偏不就範。”這種略帶幽默、嘲諷的語氣讓上麵的一些人看了很不舒服，愈發覺得趙樹理身上滋長著一種別人所沒有的異樣感覺，他的姿態在當時大背景中顯得很不和諧。
整風會一開始，趙表現了令人驚詫的頑強性，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堅持原有的觀點。
邵荃麟是一個溫和、書生氣十足的領導人，在這次會上卻少見地發怒。他在11月22日大會上說：“許多發言都心平氣和，講道理。直到前天，老趙還說他‘基本上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大家基本上是錯的。”
邵荃麟怒氣衝衝地問道：“真理隻有一個，是黨對了還是你對了？中央錯了還是你錯了？這是你趙樹理必須表示和回答的一個尖銳性的問題，必須服從真理。”“你狹隘的農民世界觀會影響千百讀者，所以不能不幫助你。”
上綱上線，輪番衝擊，使會議的鬥爭氣氛直線上升。趙樹理難以從容答辯，開始還能順著大會的氣氛做一些解釋，以後的會議就很少發言，他隻能迷惘地、似懂非懂地聽完一個個對他的批判發言。
經曆過幾次政治運動的險風惡雨，趙樹理此時對自己的處境深有感悟。11月23日，他遞交了一份報告，表示承認自己的右傾立場，願意接受黨的嚴厲處分。
他對友人傷感地說：“我是農民中的聖人，知識分子中的傻瓜。”他奉命開始寫長達數千言的書麵檢查，一遍遍地否定自己的所作所為。作協最終沒有給他任何處分，也沒做結論。中央當時有一個指示，對趙要低調處理。
對趙樹理來說，這個打擊卻是毀滅性的。好友孫犁說：“他的創作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重了。”身心上也變得疲憊煩躁，不堪重負。
挨批期間，趙樹理無法排遣苦悶，有時就去老友康濯那裏坐坐。有一次他們兩人在家中吃餃子，趙樹理忽然有感，說公社搞了食堂，像餃子這類費勞力的事怕不好辦，社員吃餃子也就困難。康濯不同意，認為發明了大機械工具，吃吃餃子完全不成問題。康濯還沒講完話，趙就改變看法，連忙說一些公社食堂的優越性。
此後，趙樹理心情黯淡地返回家鄉，幾年間很少露麵。
經過三年困難之後，痛定思痛，1962年大連會議上，邵荃麟、周揚都對1959年批評趙樹理感到歉意。邵荃麟說：“我們的社會常常忽略獨立思考，而老趙，認識力，理解力，獨立思考，我們是趕不上的。59年他就看得很深刻。”趙樹理在整個形勢的鼓舞下，做了農村形勢問題的長篇發言，比1959年的觀點更推進一大步，更具鋒芒，是整個中國文壇在“文革”前夜最淒美的“天鵝絕唱”。到會的李準在事隔20多年後仍忍不住地為趙喝彩：“趙樹理了不起，大膽反思，敢說心裏話。沒人能趕上他，他走在知識分子的前頭。”
1962年作協根據上級精神，由邵荃麟牽頭作出1959年反右傾運動甄別報告。報告認為，當時對趙樹理同誌在十二級以上黨員幹部範圍內進行批判，是錯誤的。但隨著階級鬥爭理論又占上風，趙樹理沒能看見這個甄別報告。
在文革更殘酷的政治風暴中，有關農業方麵的言論成了趙樹理、邵荃麟、周揚被置於死地的“罪證”之一，1959年大批判的雙方大多數人都以同樣罪名被淩辱，被折磨得死去活來。1970年，趙樹理和邵荃麟先後被迫害致死。（《炎黃春秋》2002年第10期）
趙樹理平時並不愛寫信、寫匯報，他是一個謹慎、交際拘束的人，之所以在1959年頻繁地向上麵寫信，是來自於他對山西家鄉農村實地觀察後發自內心的焦慮、不安情緒。
這些信和文章後來被印成作協黨員會議絕密文件，供大家內部批判時使用。被認為所謂的“荒謬觀點”之一，是趙樹理在信中提到的公社領導身份的問題，他寫到：“公社最好不要以政權那個身份在人家作計劃時候提出種植作物種類、畝數、總產等類似規定性的建議，也不要以政權那個身份代替人家的全體社員大會對人家的計劃草案作最後的審查批準。(.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廬山會議後，這種觀點無疑是與中央政策大唱反調的反麵言論，其大膽程度在當時寥寥可數。
對於生產上的瞎指揮、官僚主義、虛報等現象，趙樹理憑著作家的敏感，說出了對那一時期描述最妥帖的警句：“計劃得不恰當了，它是不服從規定的。什麽也規定，好像是都納入國家規範了，就是產量偏不就範。”這種略帶幽默、嘲諷的語氣讓上麵的一些人看了很不舒服，愈發覺得趙樹理身上滋長著一種別人所沒有的異樣感覺，他的姿態在當時大背景中顯得很不和諧。
整風會一開始，趙表現了令人驚詫的頑強性，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堅持原有的觀點。
邵荃麟是一個溫和、書生氣十足的領導人，在這次會上卻少見地發怒。他在11月22日大會上說：“許多發言都心平氣和，講道理。直到前天，老趙還說他‘基本上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大家基本上是錯的。”
邵荃麟怒氣衝衝地問道：“真理隻有一個，是黨對了還是你對了？中央錯了還是你錯了？這是你趙樹理必須表示和回答的一個尖銳性的問題，必須服從真理。”“你狹隘的農民世界觀會影響千百讀者，所以不能不幫助你。”
上綱上線，輪番衝擊，使會議的鬥爭氣氛直線上升。趙樹理難以從容答辯，開始還能順著大會的氣氛做一些解釋，以後的會議就很少發言，他隻能迷惘地、似懂非懂地聽完一個個對他的批判發言。
經曆過幾次政治運動的險風惡雨，趙樹理此時對自己的處境深有感悟。11月23日，他遞交了一份報告，表示承認自己的右傾立場，願意接受黨的嚴厲處分。
他對友人傷感地說：“我是農民中的聖人，知識分子中的傻瓜。”他奉命開始寫長達數千言的書麵檢查，一遍遍地否定自己的所作所為。作協最終沒有給他任何處分，也沒做結論。中央當時有一個指示，對趙要低調處理。
對趙樹理來說，這個打擊卻是毀滅性的。好友孫犁說：“他的創作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重了。”身心上也變得疲憊煩躁，不堪重負。
挨批期間，趙樹理無法排遣苦悶，有時就去老友康濯那裏坐坐。有一次他們兩人在家中吃餃子，趙樹理忽然有感，說公社搞了食堂，像餃子這類費勞力的事怕不好辦，社員吃餃子也就困難。康濯不同意，認為發明了大機械工具，吃吃餃子完全不成問題。康濯還沒講完話，趙就改變看法，連忙說一些公社食堂的優越性。
此後，趙樹理心情黯淡地返回家鄉，幾年間很少露麵。
經過三年困難之後，痛定思痛，1962年大連會議上，邵荃麟、周揚都對1959年批評趙樹理感到歉意。邵荃麟說：“我們的社會常常忽略獨立思考，而老趙，認識力，理解力，獨立思考，我們是趕不上的。59年他就看得很深刻。”趙樹理在整個形勢的鼓舞下，做了農村形勢問題的長篇發言，比1959年的觀點更推進一大步，更具鋒芒，是整個中國文壇在“文革”前夜最淒美的“天鵝絕唱”。到會的李準在事隔20多年後仍忍不住地為趙喝彩：“趙樹理了不起，大膽反思，敢說心裏話。沒人能趕上他，他走在知識分子的前頭。”
1962年作協根據上級精神，由邵荃麟牽頭作出1959年反右傾運動甄別報告。報告認為，當時對趙樹理同誌在十二級以上黨員幹部範圍內進行批判，是錯誤的。但隨著階級鬥爭理論又占上風，趙樹理沒能看見這個甄別報告。
在文革更殘酷的政治風暴中，有關農業方麵的言論成了趙樹理、邵荃麟、周揚被置於死地的“罪證”之一，1959年大批判的雙方大多數人都以同樣罪名被淩辱，被折磨得死去活來。1970年，趙樹理和邵荃麟先後被迫害致死。（《炎黃春秋》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