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昌黎縣農村的公共食堂，是在農業生產大躍進的**中建立起來的。1958年7月31日，**昌黎縣委根據當時的形勢和一些地方的做法，作出了關於在農村辦集體食堂的指示。遍及全縣農村的所有農業社都建立了或以社（村）為單位，或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食堂，其中有大有小，使大多數農戶都吃起了集體的“大鍋飯”。到9月上旬，全縣實現公社化，沒有被“化”進來的農民微乎其微，生活在農村的絕大多數農戶都變成了公共食堂的成員。
農村的公共食堂辦起來以後，“新鮮”了一陣子，很快就出現了一些問題，遇到了不少困難。公社化後不久，開始推行半供給半工資製，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的夥食供給製，每人每月夥食標準一般為3至7元，有的地方一天吃三頓幹飯，開流水宴，隨來隨吃，結果不僅浪費了很多糧食，而且由於幹多幹少一樣吃，幹不幹活三頓飯，勞動差的更差，勞動好的也受到影響，不再好好幹活，整個勞動效率普遍大幅度下降。
1958年秋收大忙季節，農村的大批強壯勞動力被抽出去大煉鋼鐵，留在農業戰線上的大多為婦女、兒童和老人，成熟了的莊稼不能及時收獲，不少社隊使用七寸步犁收花生、白薯，丟失相當嚴重；高粱、玉米、水稻收割後不能及時拉運脫粒，糟蹋的糧食也不在少數。種種因素，導致1958年秋天豐產沒有豐收。
不僅如此，高估產帶來的高征購任務，以及“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愈刮愈烈，導致不少社隊嚴重缺糧，甚至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此外，大辦公共食堂還引起大吃大喝、大手大腳等問題不時出現，某些幹部乘機渾水摸魚，貪汙盜竊、公私不分、多吃多占、動支公款問題接連發生，引起廣大社員的嚴重不滿。
時至1959年春天，糧食極度缺乏，集體財產損耗嚴重，農村的公共食堂普遍難以為繼。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一些專家、學者在昌黎縣農村勞動鍛煉和進行調查、研究時，耳聞目睹，身臨其境，發現昌黎縣農村在大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麵臨的困難越來越大，覺得理應及時反映這一真實情況，以引起各級領導的高度注意。
1959年5月1日，經濟研究所黨組成員的調查組負責人董謙，根據自己在昌黎縣農村調查、了解到的不少實際情況，寫出了《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的調查材料，先後以個人名義送交**唐山地委、**河北省委、中國科學院和**中央宣傳部。不久，**中央宣傳部主辦的《宣傳動態》刊登了這份有關農村公共食堂問題的調查材料，捅破了在全國普遍存在的農村公共食堂問題的“窗戶紙”。
董謙在《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的調查材料中反映：“昌黎縣的人民公社化是由上而下搞起來的，現在看來問題很多。”緊接，從七個方麵闡述了農村大辦公共食堂出現的弊端：（一）食堂並沒有解放勞動力（指辦食堂勞動強度大，必須壯勞動力去做，結果婦女們仍然不下地，反而削弱了勞動力）；（二）浪費糧食（主要原因是“放開肚皮吃飯”）；（三）影響社員不能養豬、積肥，實際上泔水也歸了公；（四）燒柴緊張；（五）占用房屋設備，增加社員負擔；（六）隻有大集體，沒有小集體（這是指生活集體化，一律到食堂排隊用餐，難合口味等等）；（七）缺乏管理食堂經驗，帳目不清，夥食辦不好。他在《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的調查材料中指出：“很多群眾參加食堂是‘化’進來的，不是自願的”，“相當多的生產小隊和更多的人對食堂有意見，但不敢講”。他認為，“食堂不僅沒有解放婦女勞動力，而且占用了一批強勞動力，浪費糧食”，“食堂化以後，社員養豬頭數大大減少，影響城市副食品供應和減少了社員收入”；為此，隻有停辦食堂，才“可以解決一係列的矛盾”。
董謙發給各級領導參考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的調查材料，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把當時昌黎縣農村，也包括全國不少地方的農村，在大辦公共食堂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揭示得比較尖銳、透徹，反映的確實是當時農村的實際情況，有著極大的警醒作用。主席在**中央宣傳部主辦的《宣傳動態》上看到這篇材料以後，並未輕易加以批評與否定；當時，包括昌黎縣農村在內的河北省農村，並未出現解散農村公共食堂的情況，而在山西、青海、安徽等省一些地區，有些領導幹部在負責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時，從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不僅取消了供給製，還相繼解散了不少農村的公共食堂，這不能不引起主席的關注和反思。
1959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在廬山召開擴大會議，準備集中討論當時需要解決的涉及“總路線”、“大躍進”和“公社化”的18個問題。主席在對這些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談及農村的公共食堂問題時，大體采納了這個調查材料提出的一些意見；隻是，他當時的主要想法，不是解散農村的公共食堂，而是想對公共食堂加以整頓、改進。
然而，時隔不久，風雲突變。7月14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給主席寫了一封信，坦率地陳述了自己對於1958年“大躍進”問題的一些比較尖銳的看法。在談到農村大辦公共食堂問題時，彭德懷直言不諱地認為，“過早地提出吃飯不要錢”，“提倡放開肚皮吃”，“都是一種左的傾向”。7月16日，主席給彭德懷的信加上“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標題，指示印發與會人員討論。
7月23日，主席發表長篇講話，對彭德懷的“意見書”進行了嚴厲批判。他在講到“食堂問題”時，對董謙寫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捎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與指責。當時，主席說：“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讚成積極辦好，讚成那些原則，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能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範圍。”繼而，他話鋒一轉，又說：“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蹋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在講解《登徒子好色賦》的典故之後，他又說：“科學院的調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攻其一點的辦法，無非是豬肉，頭發卡子。食堂哪沒有缺點。無論什麽事都有缺點。無論什麽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看到列寧的手稿，改得一蹋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麽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些，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的。”
主席發表講話以後，廬山會議風向大轉，由進行糾“左”變成反“右”，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對中央工作提出批評意見的同誌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被打成“反黨集團”。
董謙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與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緊密聯係在一起，在廬山會議上成了主席“欽點”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典範”；作為《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的作者，董謙很快就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中國科學院受到嚴厲批判。直至1961年全國農村的公共食堂宣布全部解散，才在**中央有關領導同誌過問下，被甄別平反。
董謙在昌黎所寫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不僅沒有使昌黎縣農村的公共食堂及時停辦，反而在廬山會議以後成為全國的“眾矢之的”，不僅不能停辦，而且列入了必須辦好之地。當時，全縣農村的公共食堂不僅一個也沒停辦，而且在城鎮街道也辦起了公共食堂。是時，昌黎縣大部分農村已經遭受嚴重的洪澇災害，夏糧歉收，秋糧減產，全縣農村的不少地方不得不實行低指標、瓜菜代，進入了饑荒歲月。後來，天災**日益嚴重，農村的公共食堂實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直至1961年春天，主席和**中央領導發現作為“人民公社社會主義陣地”的農村公共食堂確實辦不下去了，下令全國各地停辦，昌黎縣農村的公共食堂才在1961年5月全部解散，結束了曆時將近3年的大辦公共食堂的深重磨難。
農村的公共食堂辦起來以後，“新鮮”了一陣子，很快就出現了一些問題，遇到了不少困難。公社化後不久，開始推行半供給半工資製，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的夥食供給製，每人每月夥食標準一般為3至7元，有的地方一天吃三頓幹飯，開流水宴，隨來隨吃，結果不僅浪費了很多糧食，而且由於幹多幹少一樣吃，幹不幹活三頓飯，勞動差的更差，勞動好的也受到影響，不再好好幹活，整個勞動效率普遍大幅度下降。
1958年秋收大忙季節，農村的大批強壯勞動力被抽出去大煉鋼鐵，留在農業戰線上的大多為婦女、兒童和老人，成熟了的莊稼不能及時收獲，不少社隊使用七寸步犁收花生、白薯，丟失相當嚴重；高粱、玉米、水稻收割後不能及時拉運脫粒，糟蹋的糧食也不在少數。種種因素，導致1958年秋天豐產沒有豐收。
不僅如此，高估產帶來的高征購任務，以及“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愈刮愈烈，導致不少社隊嚴重缺糧，甚至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此外，大辦公共食堂還引起大吃大喝、大手大腳等問題不時出現，某些幹部乘機渾水摸魚，貪汙盜竊、公私不分、多吃多占、動支公款問題接連發生，引起廣大社員的嚴重不滿。
時至1959年春天，糧食極度缺乏，集體財產損耗嚴重，農村的公共食堂普遍難以為繼。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一些專家、學者在昌黎縣農村勞動鍛煉和進行調查、研究時，耳聞目睹，身臨其境，發現昌黎縣農村在大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麵臨的困難越來越大，覺得理應及時反映這一真實情況，以引起各級領導的高度注意。
1959年5月1日，經濟研究所黨組成員的調查組負責人董謙，根據自己在昌黎縣農村調查、了解到的不少實際情況，寫出了《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的調查材料，先後以個人名義送交**唐山地委、**河北省委、中國科學院和**中央宣傳部。不久，**中央宣傳部主辦的《宣傳動態》刊登了這份有關農村公共食堂問題的調查材料，捅破了在全國普遍存在的農村公共食堂問題的“窗戶紙”。
董謙在《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的調查材料中反映：“昌黎縣的人民公社化是由上而下搞起來的，現在看來問題很多。”緊接，從七個方麵闡述了農村大辦公共食堂出現的弊端：（一）食堂並沒有解放勞動力（指辦食堂勞動強度大，必須壯勞動力去做，結果婦女們仍然不下地，反而削弱了勞動力）；（二）浪費糧食（主要原因是“放開肚皮吃飯”）；（三）影響社員不能養豬、積肥，實際上泔水也歸了公；（四）燒柴緊張；（五）占用房屋設備，增加社員負擔；（六）隻有大集體，沒有小集體（這是指生活集體化，一律到食堂排隊用餐，難合口味等等）；（七）缺乏管理食堂經驗，帳目不清，夥食辦不好。他在《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的調查材料中指出：“很多群眾參加食堂是‘化’進來的，不是自願的”，“相當多的生產小隊和更多的人對食堂有意見，但不敢講”。他認為，“食堂不僅沒有解放婦女勞動力，而且占用了一批強勞動力，浪費糧食”，“食堂化以後，社員養豬頭數大大減少，影響城市副食品供應和減少了社員收入”；為此，隻有停辦食堂，才“可以解決一係列的矛盾”。
董謙發給各級領導參考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的調查材料，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把當時昌黎縣農村，也包括全國不少地方的農村，在大辦公共食堂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揭示得比較尖銳、透徹，反映的確實是當時農村的實際情況，有著極大的警醒作用。主席在**中央宣傳部主辦的《宣傳動態》上看到這篇材料以後，並未輕易加以批評與否定；當時，包括昌黎縣農村在內的河北省農村，並未出現解散農村公共食堂的情況，而在山西、青海、安徽等省一些地區，有些領導幹部在負責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時，從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不僅取消了供給製，還相繼解散了不少農村的公共食堂，這不能不引起主席的關注和反思。
1959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在廬山召開擴大會議，準備集中討論當時需要解決的涉及“總路線”、“大躍進”和“公社化”的18個問題。主席在對這些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談及農村的公共食堂問題時，大體采納了這個調查材料提出的一些意見；隻是，他當時的主要想法，不是解散農村的公共食堂，而是想對公共食堂加以整頓、改進。
然而，時隔不久，風雲突變。7月14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給主席寫了一封信，坦率地陳述了自己對於1958年“大躍進”問題的一些比較尖銳的看法。在談到農村大辦公共食堂問題時，彭德懷直言不諱地認為，“過早地提出吃飯不要錢”，“提倡放開肚皮吃”，“都是一種左的傾向”。7月16日，主席給彭德懷的信加上“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標題，指示印發與會人員討論。
7月23日，主席發表長篇講話，對彭德懷的“意見書”進行了嚴厲批判。他在講到“食堂問題”時，對董謙寫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捎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與指責。當時，主席說：“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讚成積極辦好，讚成那些原則，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能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範圍。”繼而，他話鋒一轉，又說：“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蹋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在講解《登徒子好色賦》的典故之後，他又說：“科學院的調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攻其一點的辦法，無非是豬肉，頭發卡子。食堂哪沒有缺點。無論什麽事都有缺點。無論什麽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看到列寧的手稿，改得一蹋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麽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些，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的。”
主席發表講話以後，廬山會議風向大轉，由進行糾“左”變成反“右”，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對中央工作提出批評意見的同誌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被打成“反黨集團”。
董謙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與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緊密聯係在一起，在廬山會議上成了主席“欽點”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典範”；作為《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的作者，董謙很快就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中國科學院受到嚴厲批判。直至1961年全國農村的公共食堂宣布全部解散，才在**中央有關領導同誌過問下，被甄別平反。
董謙在昌黎所寫的《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幾個問題》，不僅沒有使昌黎縣農村的公共食堂及時停辦，反而在廬山會議以後成為全國的“眾矢之的”，不僅不能停辦，而且列入了必須辦好之地。當時，全縣農村的公共食堂不僅一個也沒停辦，而且在城鎮街道也辦起了公共食堂。是時，昌黎縣大部分農村已經遭受嚴重的洪澇災害，夏糧歉收，秋糧減產，全縣農村的不少地方不得不實行低指標、瓜菜代，進入了饑荒歲月。後來，天災**日益嚴重，農村的公共食堂實積累的問題越來越多；直至1961年春天，主席和**中央領導發現作為“人民公社社會主義陣地”的農村公共食堂確實辦不下去了，下令全國各地停辦，昌黎縣農村的公共食堂才在1961年5月全部解散，結束了曆時將近3年的大辦公共食堂的深重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