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李政委設“整人圈套”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政委是圍攻彭德懷的最賣力者之一。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其間有派係的因素，也有現實的因素。派係的因素是李政委所屬一派，與彭德懷有曆史恩怨，所以在“廬山會議”上攻彭，李政委當然也得賣力。現實的因素則因李政委治下的四川在“大躍進”中屬“**”最重的幾個省，出於自保也非得鬥倒彭德懷不可。
廬山會議一結束，李政委就緊跟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在四川省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右傾運動。
1959年的八月到九月，四川省委在成渝兩市召開整整一個月的省委擴大會，傳達“廬山會議”精神，開展反右傾運動。
會議一開頭，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政委設置了一個捉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圈套：開會第一天，他首先不是傳達廬山會議精神和文件，而是在到會的一千三百餘名市、地、州幹部在不了解廬山會議任何背景的情況下，把彭德懷的意見書，張聞天的發言和李雲仲給主席的信三個文件印發下去，讓大家讀。（李仲雲是在廬山會議被主席點名批判的一個搞計劃的局級幹部）上午讀三個文件，下午討論，人人必須發言對讀過的文件表態。
事前，李政委對自己的親信幹部都打了招呼，於是“左派”們都作了旗幟鮮明的表態；一些警覺性較強的幹部含糊其辭，顧左右而言它；對三個文件表示支持的隻是少數正直而又未得到內部消息的人。
幹部們表完態，才放主席批判彭德懷的講話錄音，傳達中央決議。這時，參加會議的人員才大吃一驚，知道了廬山發生的事情。李政委的親信“左”派們趾高氣揚；一些沒有明確表態的幹部嚇得出了一身冷汗，暗自慶幸；一些明確表態同意彭德懷觀點的幹部連呼“上當”，但是悔之晚矣。
李政委收緊圈套，輕而易舉地抓出來五十多個或者是右傾分子，或者是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從中又篩選出八個“典型”在大會上重點批判。其中批得最凶，並戴上“反黨集團”帽子的，是瀘州地委第一書記鄧自力、書記崔章、專員陳懷堂。會開到一半，有關瀘州地委右傾機主義錯誤的材料已下發各地、市、縣委。
大會重點批判的八個人中，李政委認為最壞的是省委農工部副部長夏戎。“八個同誌比較”，他說：“如果講品質壞，我看第一個要算夏戎，他是壞透頂了。“當然還沒有彭德懷那樣壞。”
夏戎怎麽個“壞法”？他帶著檢查團下去，社隊幹部帶他們參觀高產田，他扯起一把稻子當著眾人吼：“這樣的稻子能打幾千斤？”仁壽縣報告棉花畝產千斤，他挖苦：“連杆子一起秤差不多。”但這還不是他真正壞透頂的地方。真正“壞透頂”的事，是他竟敢在第一次省黨代會上，不投李政委的票！
李政委下令：“可以保留黨籍，到農村去鍛煉。”
李政委從廬山凱旋歸來，這次會議又“套住”了一群不聽話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精神煥發，鬥誌昂揚。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他在省委擴大會議作總結講話，講話的口氣摹仿氣勢磅礴，揮灑自如的“領袖”風格。
他說：“會議的前一階段等於練兵，後麵這一段是打仗。這次打仗是打得很激烈的，放了些機關搶、迫擊炮、但沒有放原子彈……這個會議有成績，一個是在一千六百人中間，揭發出五十幾個或者是右傾分子，或者是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
會議期間，瀘州專區解散的公共食堂，已經勒令全部恢複。火速炮製的最新材料，聲稱群眾一直反對解散食堂，對恢複食堂歡欣鼓舞。這些顛倒黑白的謊言很合李政委的口味。於是他說：“瀘州地區近來情況也好起來了，食堂也恢複了。有許多積極分子是不讚成解散食堂的，他們不是這樣問嗎：‘這是上級的命令，還是要我們自己散夥？如果是上級的命令，那沒有話說；如果是自己散夥的話，我們不幹。’可見他們是不讚成的。而且為著反對解散公共食堂，他們采取‘陽奉陰違，兩麵派的手法’，表麵上報解散食堂，實際上沒有解散，這叫革命的兩麵派，這有什麽不好！這也是虛報浮誇，但是這個虛報浮誇應該提倡。”
說起“虛報浮誇”他就控製不住自己的情緒。在東拉西扯數落了右傾分子的種種罪行之後，他又回到這個題目上來，開始闡述高指標的偉大作用，以及對實事求是的不屑。他說：“有人認為指標越低越好，叫做老實！越高越壞，叫虛誇。有些人似乎覺得自己訂計劃不高不低，最科學了，最馬列主義了，但開會講起來就沒多大勁頭。其實，這不是馬列主義，而是右傾機會主義！以後我們不能那樣幹，同誌們敢想敢幹想多搞點，是個好事情，他的措施也會積極起來。”
他幸福地回憶起如何在**的教育鼓舞下，樹立起這種雄心大誌的：“**經常鼓舞我們要遊泳，要到長江裏去遊。修三峽水庫我重慶淹了，我說：‘哎喲！我不讚成把水位提得那樣高！’**說：‘你不讚成？重慶江裏將來變成一個海，海裏將來可以大遊泳，你不讚成嗎？’這個話一講就把我講通了。有了大海這就有力地告訴我們一個偉大遠景，如果將來真變成了大海，整個世界都要變樣，不要說全國，要發多大的電力，總要有個大嘛！”
講到這裏，李政委開始激動了。從一九五八年放衛星開始，為了表現這種“雄心大誌”，他可謂頂住了方方麵麵的壓力，現在可以出一口惡氣了。他說：“我想辯護幾句，萬斤畝是我吹起來的，我現在主張拚命搞，今年不搞，明年還要搞，總要搞起來。我在想，你們不讚成萬斤畝？我說兩季嘛，再不行三季嘛，你說做不到，不要悲觀失望，他們不信，我們就拚命搞出結果給他們看。”
他麵部充血，抬高了聲調：“至於一年到不了，二年；二年到不了，三年；三年到不了，五年；五年到不了，十年。試試看，十年到不了，我在時，我要作檢討，我死了，我告訴我的兒子替我檢討。”
他關切地問道：“紅旗公社牛與豬交配，不知長起來沒有？中國人與外國人生的雜種，聽說也要聰明些。總之，希望同誌們以一種偉大的氣魄去領導生產的鬥爭。”
中央規定，關於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不發到公社，隻能口頭傳達，而李政委要求：把提到“彭德懷反黨集團”的省委文件下發到公社。他說：“這樣做，同中央有點出入，但是，我看關係不大，不要緊！”
在李政委的親自指揮下，四川省的反右傾運動戰果輝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一個個被揪了出來。四川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犯有“嚴重右傾”錯誤的縣級以上幹部就有102人，鬥爭範圍擴大到公社生產隊一級的農民幹部就有16萬多人。**四川省委1959年11月12日給**中央書記處報告四川反右傾的戰績情況說：“這次運動鬥爭十分激烈，各級領導骨幹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數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來曆次運動所沒有的。”
李政委是著名的“左”派。1947年，他在晉綏分局當書記，在土改複查運動中，他大反右傾，搞“流血鬥爭”，導演了轟動一時的“牽牛大會”；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全國的“右派分子”人數是55萬多人，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數是5萬餘人，另外還有6萬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四川的知識分子人口比例低於全國，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則遠高於全國。1959年反右傾運動，他又大顯身手，顯示出“左”派的“英雄本色”！終於把四川的清官一網打盡，把四川人民推入了“地獄”！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政委是圍攻彭德懷的最賣力者之一。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其間有派係的因素，也有現實的因素。派係的因素是李政委所屬一派，與彭德懷有曆史恩怨，所以在“廬山會議”上攻彭，李政委當然也得賣力。現實的因素則因李政委治下的四川在“大躍進”中屬“**”最重的幾個省，出於自保也非得鬥倒彭德懷不可。
廬山會議一結束，李政委就緊跟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在四川省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右傾運動。
1959年的八月到九月，四川省委在成渝兩市召開整整一個月的省委擴大會，傳達“廬山會議”精神，開展反右傾運動。
會議一開頭，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政委設置了一個捉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圈套：開會第一天，他首先不是傳達廬山會議精神和文件，而是在到會的一千三百餘名市、地、州幹部在不了解廬山會議任何背景的情況下，把彭德懷的意見書，張聞天的發言和李雲仲給主席的信三個文件印發下去，讓大家讀。（李仲雲是在廬山會議被主席點名批判的一個搞計劃的局級幹部）上午讀三個文件，下午討論，人人必須發言對讀過的文件表態。
事前，李政委對自己的親信幹部都打了招呼，於是“左派”們都作了旗幟鮮明的表態；一些警覺性較強的幹部含糊其辭，顧左右而言它；對三個文件表示支持的隻是少數正直而又未得到內部消息的人。
幹部們表完態，才放主席批判彭德懷的講話錄音，傳達中央決議。這時，參加會議的人員才大吃一驚，知道了廬山發生的事情。李政委的親信“左”派們趾高氣揚；一些沒有明確表態的幹部嚇得出了一身冷汗，暗自慶幸；一些明確表態同意彭德懷觀點的幹部連呼“上當”，但是悔之晚矣。
李政委收緊圈套，輕而易舉地抓出來五十多個或者是右傾分子，或者是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從中又篩選出八個“典型”在大會上重點批判。其中批得最凶，並戴上“反黨集團”帽子的，是瀘州地委第一書記鄧自力、書記崔章、專員陳懷堂。會開到一半，有關瀘州地委右傾機主義錯誤的材料已下發各地、市、縣委。
大會重點批判的八個人中，李政委認為最壞的是省委農工部副部長夏戎。“八個同誌比較”，他說：“如果講品質壞，我看第一個要算夏戎，他是壞透頂了。“當然還沒有彭德懷那樣壞。”
夏戎怎麽個“壞法”？他帶著檢查團下去，社隊幹部帶他們參觀高產田，他扯起一把稻子當著眾人吼：“這樣的稻子能打幾千斤？”仁壽縣報告棉花畝產千斤，他挖苦：“連杆子一起秤差不多。”但這還不是他真正壞透頂的地方。真正“壞透頂”的事，是他竟敢在第一次省黨代會上，不投李政委的票！
李政委下令：“可以保留黨籍，到農村去鍛煉。”
李政委從廬山凱旋歸來，這次會議又“套住”了一群不聽話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精神煥發，鬥誌昂揚。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他在省委擴大會議作總結講話，講話的口氣摹仿氣勢磅礴，揮灑自如的“領袖”風格。
他說：“會議的前一階段等於練兵，後麵這一段是打仗。這次打仗是打得很激烈的，放了些機關搶、迫擊炮、但沒有放原子彈……這個會議有成績，一個是在一千六百人中間，揭發出五十幾個或者是右傾分子，或者是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
會議期間，瀘州專區解散的公共食堂，已經勒令全部恢複。火速炮製的最新材料，聲稱群眾一直反對解散食堂，對恢複食堂歡欣鼓舞。這些顛倒黑白的謊言很合李政委的口味。於是他說：“瀘州地區近來情況也好起來了，食堂也恢複了。有許多積極分子是不讚成解散食堂的，他們不是這樣問嗎：‘這是上級的命令，還是要我們自己散夥？如果是上級的命令，那沒有話說；如果是自己散夥的話，我們不幹。’可見他們是不讚成的。而且為著反對解散公共食堂，他們采取‘陽奉陰違，兩麵派的手法’，表麵上報解散食堂，實際上沒有解散，這叫革命的兩麵派，這有什麽不好！這也是虛報浮誇，但是這個虛報浮誇應該提倡。”
說起“虛報浮誇”他就控製不住自己的情緒。在東拉西扯數落了右傾分子的種種罪行之後，他又回到這個題目上來，開始闡述高指標的偉大作用，以及對實事求是的不屑。他說：“有人認為指標越低越好，叫做老實！越高越壞，叫虛誇。有些人似乎覺得自己訂計劃不高不低，最科學了，最馬列主義了，但開會講起來就沒多大勁頭。其實，這不是馬列主義，而是右傾機會主義！以後我們不能那樣幹，同誌們敢想敢幹想多搞點，是個好事情，他的措施也會積極起來。”
他幸福地回憶起如何在**的教育鼓舞下，樹立起這種雄心大誌的：“**經常鼓舞我們要遊泳，要到長江裏去遊。修三峽水庫我重慶淹了，我說：‘哎喲！我不讚成把水位提得那樣高！’**說：‘你不讚成？重慶江裏將來變成一個海，海裏將來可以大遊泳，你不讚成嗎？’這個話一講就把我講通了。有了大海這就有力地告訴我們一個偉大遠景，如果將來真變成了大海，整個世界都要變樣，不要說全國，要發多大的電力，總要有個大嘛！”
講到這裏，李政委開始激動了。從一九五八年放衛星開始，為了表現這種“雄心大誌”，他可謂頂住了方方麵麵的壓力，現在可以出一口惡氣了。他說：“我想辯護幾句，萬斤畝是我吹起來的，我現在主張拚命搞，今年不搞，明年還要搞，總要搞起來。我在想，你們不讚成萬斤畝？我說兩季嘛，再不行三季嘛，你說做不到，不要悲觀失望，他們不信，我們就拚命搞出結果給他們看。”
他麵部充血，抬高了聲調：“至於一年到不了，二年；二年到不了，三年；三年到不了，五年；五年到不了，十年。試試看，十年到不了，我在時，我要作檢討，我死了，我告訴我的兒子替我檢討。”
他關切地問道：“紅旗公社牛與豬交配，不知長起來沒有？中國人與外國人生的雜種，聽說也要聰明些。總之，希望同誌們以一種偉大的氣魄去領導生產的鬥爭。”
中央規定，關於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不發到公社，隻能口頭傳達，而李政委要求：把提到“彭德懷反黨集團”的省委文件下發到公社。他說：“這樣做，同中央有點出入，但是，我看關係不大，不要緊！”
在李政委的親自指揮下，四川省的反右傾運動戰果輝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一個個被揪了出來。四川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犯有“嚴重右傾”錯誤的縣級以上幹部就有102人，鬥爭範圍擴大到公社生產隊一級的農民幹部就有16萬多人。**四川省委1959年11月12日給**中央書記處報告四川反右傾的戰績情況說：“這次運動鬥爭十分激烈，各級領導骨幹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數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來曆次運動所沒有的。”
李政委是著名的“左”派。1947年，他在晉綏分局當書記，在土改複查運動中，他大反右傾，搞“流血鬥爭”，導演了轟動一時的“牽牛大會”；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全國的“右派分子”人數是55萬多人，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數是5萬餘人，另外還有6萬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四川的知識分子人口比例低於全國，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則遠高於全國。1959年反右傾運動，他又大顯身手，顯示出“左”派的“英雄本色”！終於把四川的清官一網打盡，把四川人民推入了“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