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委親手揪出來的“反黨集團”，是以鄧自力為首的“鄧、崔、陳反黨集團”，鄧自力是瀘州地委第一書記、崔是書記崔章、陳是專員陳懷堂。
所謂以鄧自力為首的“鄧、崔、陳反黨集團”，幹了些什麽“反黨勾當”呢？就是遵照**糾“左”的指示，雷厲風行地在瀘州地區“糾左”。1958年底，四川省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提出用放假讓農民回家吃飯的辦法，變相解散公共食堂。到1959年5月，該地區大部分縣的農村公共食堂75%以上都解散了。5月底，瀘州地委受到四川省委嚴厲批評，限令7天內把食堂恢複起來。但是鄧自力等地委官員采取了拖延政策，到7月初實際上隻恢複了50%左右，7月底就剩下40%左右。
除解散公共食堂外，瀘州地區還把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小隊，給社員分自留地，實行生豬私有私養等，解萬民於倒懸，鄧自力被瀘州老百姓呼之為“鄧青天”。以地委的名義，在全專區範圍內普遍推行這些作法，為全川絕無僅有。
鄧自力搞這一套，下有老百姓支持，上有這一時期中央文件指示作依據，所以李政委當時雖然惱怒也隻有暫時隱忍。如今氣候一變開始反右傾，李政委立即把鄧自力和他的支持者作為典型抓了出來，在省委擴大會上輪番批鬥。地委書記鄧自力等官員被撤職，同時要求恢複全部公共食堂。在困難時期，瀘州地區損失慘重，甚至出現人相食現象。
四川溫江專區反右傾，在地區黨委中揪出了一個“反黨集團”，成員是：地委第二書記曾笳，地委委員、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申培林，地委委員、地委宣傳部長景廷瑞。
這三個地級幹部是怎樣“反黨”的呢？1959年11月8日，溫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關於地委第二書記曾笳，地委委員、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申培林，地委委員、地委宣傳部長景廷瑞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報告。
報告開列曾笳的罪狀是：一、反對我國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農業集體化運動，攻擊人民公社辦早了，散布核算單位宜小不宜大，在廣漢北外公社把土地、農具、耕牛、包產權等下放到生產小組。（.mianhuatang.info無彈窗廣告）二、反對大辦鋼鐵，攻擊大辦鋼鐵要求急了，得不償失。三、攻擊五八年農業大躍進是吹起來的，五九年大躍進又失敗了。四、以深惡痛絕的態度漫罵革命的群眾運動。五、反對辦公共食堂，背著地委把蹲點生產隊的公共食堂劃小，把糧食分給個人。六、反對毛豬公養，把蹲點生產隊的毛豬分給社員，並分給社員自留地。七、不尊重地委集體領導、信口開河，發表違反黨的原則的意見。
報告說：“以上材料證明，曾笳同誌是一個沒有從根本上改造的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民主革命時期馬馬虎虎混過了關，到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最後徹底消滅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私有製時，就暴露了原形”。
原形畢露的曾笳此時病倒在床，幾個月同農民同吃同住徹底搞垮了他的身體，腳腫了，多年的肺結核病複發。一次大吐血之後，被送往專區醫院住院治療。病情稍有好轉就挨批鬥，作檢討。人人都必須揭發。童養媳出身的妻子宋立華也要和她地主階級出身的丈夫劃清界限，地委副書記職務撤銷，降為副專員。人們熟悉的那位風風火火，口直心快的地委書記從此銷聲匿跡。
農工部長申培林是老右傾，如今新賬老賬一起算：一、從一九五o年以來，一貫對征購抵觸，認為農民生活苦，鼓吹農民利益是國家利益的基礎，民富而後國強是辦好社的關鍵。二、反對黨在農村的階級路線，主張依靠富裕農民，走資本主義道路。三、鼓勵發展個體經濟，認為打擊個體經濟、發展集體經濟是反動的平均主義思想。四、反對總路線、否定大躍進，專搞陰暗麵的東西。五、反對黨對農業生產的領導，強調因地製宜，取消國家計劃。（.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六、在反右傾鬥爭中態度惡劣，堅持錯誤立場，毫無悔改誠意。
他是一個有獨立思想，性格倔強的人。早在合作化運動初期，他就抱有不同見解。身為農工部長的這些年，他一直在矛盾痛苦中渡日，他的整個農業思想都和現行政策格格不入，卻眼睜睜地看著事情飛快地朝他理想相反的方向發展下去。曾經預見到的問題和災難幾乎都成為現實，絲毫不能給他以先見之明的得意，隻能增加身在其位，無力回天的痛苦。他對宋文彬的對上唯命是從，對下主觀武斷頗有意見，於是上麵就覺得他桀傲不馴；他對“積極分子”嗤之以鼻，於是下麵又反映他擺臭架子。
那年頭清醒的人並非就不幸，如果你清醒而又能審時度勢、隨機應變、能屈能伸的話，說不定還有好事。怕就怕清醒而又執著，申培林恰恰屬於這類。他“態度頑固，猖狂已極”，在憤怒的聲討和疾言厲色的逼問下，可以長達半天鐵青著臉死不開口。由於態度惡劣，他成為批鬥重點，從五九年十月到六o年三月，整整鬥了他半年！
看著批鬥他的人一張張青黃浮腫的臉，更堅定了他“頑抗”下去的決心。看到他的臉一天天“胖”起來，腿抖得越來越厲害，宋文彬問：“你是不是病了？”意思是勸他到醫院去躲躲。他知道宋文彬的意思，他居然這樣想：“這是大是大非問題，再這樣搞下去會餓死多少人？”
他被停了職，和地專機關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人一起，去羅世發的新民公社“勞動鍛煉”。臨走，他給人們扔下一句話：“讓曆史去作結論。”
宋文彬給宣傳部長景廷瑞定了三個“右傾論點”：一是說“潮流真可怕”，二是說經濟規律是殘酷無情的，三是說反右傾須防左。一開始整理的材料即按此三點歸納罪狀。景廷瑞申辯：“潮流真可怕”是省委宣傳部的一個幹部講的，並非他的發明；“經濟規律是殘酷無情的”是斯大林的原話；反右必須防左是黨的“七大”文件上寫的，**總結的。批鬥者無言以對，不得不另列罪狀。
上報省委的文件稱：宣傳部部長景廷瑞的“右傾機會主義觀點是一貫性的，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個關鍵時期，他都以右傾機會議觀點和黨對立”。其罪行為：一、一九五二年領導土改、鎮反中右傾。三反運動認為鬥爭過火，“老虎“是逼供出來的。二、一九五三年認為糧食統購統銷搞左了，到處搜集材料，把農民生活描繪得淒慘萬狀，叫囂要”亡黨亡國”。三、一九五六年肅反中為反壞分子開脫，使大批壞人漏網。四、認為浮誇風是黨內外沒有民主，幹部、農民不敢講真話，叫囂“潮流真可怕”。五、到處叫囂征購高了農民沒糧食吃，認為幹群關係、工農聯盟可能會出大問題。六、認為以管理區為核算單位、生豬公養違反了經濟規律，竭力主張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七、認為目前應當反左而不是反右，對彭德懷的反黨綱領表示“完全同意”。
景廷瑞是專區地專級幹部中唯一“政治測驗”不及格的。讀了彭德懷的意見書後，“他迫不及待地讚揚完全正確，並表示完全同意。”也是唯一因“違反省委批示”，擅自向下傳達《黨內通信》而受到批判的。其實他還沒有像田家英那樣傳達到社員，隻是動作過快，在省委下令收回之前傳達到了公社的生產隊一級。
景廷瑞實際上一九五四年之後就失去了上麵的信任，那一年他因為統購統銷一些地方收過“過頭糧”導致腫病和死人大發議論，被狠狠記了一筆。那一年地委成立常委，按規矩組織、宣傳部長都應該進常委的，偏偏他這個宣傳部長不是常委，搞得宣傳部的幹部都掉了份。
他自己也沒個當官的派頭，最愛跟農民一起幹活，夏天老是一件髒兮兮的背心，一身汗臭。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他就帶著宣傳部的大部分幹部到大邑安仁鄉蹲點，兼鄉黨總支第一書記，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他氣力大，一百多斤的擔子挑起跑，連農民都佩服，而他要求幹部們和他一樣幹，可把大夥搞苦了，累得晚上腳都不想洗，用報紙擦擦腳上的泥就睡下了。有人發牢騷：“隻要一根扁擔，一雙筷子，其它都不要了”。食堂停夥時，他把自己的糧票送給瀕臨死亡的農民。
有一次他愛人田征來找他，從縣上找到公社不見人影，最後在一個草堆邊看見他，正埋頭啃一塊黑糊糊的餅子。
反右傾以後停職，他為“四十多歲就不能為黨工作”而傷心流淚。後來降職降級安排任工交部副部長。靠邊站的日子過不下去，幹脆到下麵和民工們一起修公路。一次宋文彬乘車路過工地，同車的一個幹部發現了他，說：“那不是景部長嗎？”宋文彬停車一看，愣了半天才認出人來。
景廷瑞是一九六二年黨內民主最活躍的時期發表“過激言論”的幹部，四清運動中遭到李政委的反攻倒算。景廷瑞對妻子田征說：“李政委這條老狗，人民遲早要跟他算賬！”
文革中鬥當權派，身為地委宣傳部長的景廷瑞自覺接受批鬥。見有的領導幹部想不通或東躲西藏，他就罵：“有什麽想不通？想想這些年來做了多少對不住人民的事？餓死那麽多人，群眾鬥你一下有什麽！”
由於“態度端正、曆史清白”，他很快被解放並參加地革委工作。文革後重任地委宣傳部長。一九八三年溫江專區並入成都市後退居二線，任市委宣傳部顧問，一九八五年離休。
“不能為黨和人民工作”讓他痛苦萬分。他開始寫小說，“要讓那些為革命犧牲的同誌流芳千古”。一部以他親身經曆為素材的《血沃汾濱》長達一百一十萬字，前後大改了四次。出版社嫌太長，缺乏“市場價值”。他又寫第二部《糧食》，講溫江專區文革前圍繞糧食問題展開的曆史變遷，四十萬字。
他活得很沉重，活得很累。一九九一年，人們聽說那位離休後很少見到的“景老頭”去世了。有人歎息，這樣的**員恐怕永遠不會再有。
所謂以鄧自力為首的“鄧、崔、陳反黨集團”，幹了些什麽“反黨勾當”呢？就是遵照**糾“左”的指示，雷厲風行地在瀘州地區“糾左”。1958年底，四川省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提出用放假讓農民回家吃飯的辦法，變相解散公共食堂。到1959年5月，該地區大部分縣的農村公共食堂75%以上都解散了。5月底，瀘州地委受到四川省委嚴厲批評，限令7天內把食堂恢複起來。但是鄧自力等地委官員采取了拖延政策，到7月初實際上隻恢複了50%左右，7月底就剩下40%左右。
除解散公共食堂外，瀘州地區還把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小隊，給社員分自留地，實行生豬私有私養等，解萬民於倒懸，鄧自力被瀘州老百姓呼之為“鄧青天”。以地委的名義，在全專區範圍內普遍推行這些作法，為全川絕無僅有。
鄧自力搞這一套，下有老百姓支持，上有這一時期中央文件指示作依據，所以李政委當時雖然惱怒也隻有暫時隱忍。如今氣候一變開始反右傾，李政委立即把鄧自力和他的支持者作為典型抓了出來，在省委擴大會上輪番批鬥。地委書記鄧自力等官員被撤職，同時要求恢複全部公共食堂。在困難時期，瀘州地區損失慘重，甚至出現人相食現象。
四川溫江專區反右傾，在地區黨委中揪出了一個“反黨集團”，成員是：地委第二書記曾笳，地委委員、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申培林，地委委員、地委宣傳部長景廷瑞。
這三個地級幹部是怎樣“反黨”的呢？1959年11月8日，溫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關於地委第二書記曾笳，地委委員、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申培林，地委委員、地委宣傳部長景廷瑞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報告。
報告開列曾笳的罪狀是：一、反對我國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的農業集體化運動，攻擊人民公社辦早了，散布核算單位宜小不宜大，在廣漢北外公社把土地、農具、耕牛、包產權等下放到生產小組。（.mianhuatang.info無彈窗廣告）二、反對大辦鋼鐵，攻擊大辦鋼鐵要求急了，得不償失。三、攻擊五八年農業大躍進是吹起來的，五九年大躍進又失敗了。四、以深惡痛絕的態度漫罵革命的群眾運動。五、反對辦公共食堂，背著地委把蹲點生產隊的公共食堂劃小，把糧食分給個人。六、反對毛豬公養，把蹲點生產隊的毛豬分給社員，並分給社員自留地。七、不尊重地委集體領導、信口開河，發表違反黨的原則的意見。
報告說：“以上材料證明，曾笳同誌是一個沒有從根本上改造的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民主革命時期馬馬虎虎混過了關，到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最後徹底消滅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私有製時，就暴露了原形”。
原形畢露的曾笳此時病倒在床，幾個月同農民同吃同住徹底搞垮了他的身體，腳腫了，多年的肺結核病複發。一次大吐血之後，被送往專區醫院住院治療。病情稍有好轉就挨批鬥，作檢討。人人都必須揭發。童養媳出身的妻子宋立華也要和她地主階級出身的丈夫劃清界限，地委副書記職務撤銷，降為副專員。人們熟悉的那位風風火火，口直心快的地委書記從此銷聲匿跡。
農工部長申培林是老右傾，如今新賬老賬一起算：一、從一九五o年以來，一貫對征購抵觸，認為農民生活苦，鼓吹農民利益是國家利益的基礎，民富而後國強是辦好社的關鍵。二、反對黨在農村的階級路線，主張依靠富裕農民，走資本主義道路。三、鼓勵發展個體經濟，認為打擊個體經濟、發展集體經濟是反動的平均主義思想。四、反對總路線、否定大躍進，專搞陰暗麵的東西。五、反對黨對農業生產的領導，強調因地製宜，取消國家計劃。（.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六、在反右傾鬥爭中態度惡劣，堅持錯誤立場，毫無悔改誠意。
他是一個有獨立思想，性格倔強的人。早在合作化運動初期，他就抱有不同見解。身為農工部長的這些年，他一直在矛盾痛苦中渡日，他的整個農業思想都和現行政策格格不入，卻眼睜睜地看著事情飛快地朝他理想相反的方向發展下去。曾經預見到的問題和災難幾乎都成為現實，絲毫不能給他以先見之明的得意，隻能增加身在其位，無力回天的痛苦。他對宋文彬的對上唯命是從，對下主觀武斷頗有意見，於是上麵就覺得他桀傲不馴；他對“積極分子”嗤之以鼻，於是下麵又反映他擺臭架子。
那年頭清醒的人並非就不幸，如果你清醒而又能審時度勢、隨機應變、能屈能伸的話，說不定還有好事。怕就怕清醒而又執著，申培林恰恰屬於這類。他“態度頑固，猖狂已極”，在憤怒的聲討和疾言厲色的逼問下，可以長達半天鐵青著臉死不開口。由於態度惡劣，他成為批鬥重點，從五九年十月到六o年三月，整整鬥了他半年！
看著批鬥他的人一張張青黃浮腫的臉，更堅定了他“頑抗”下去的決心。看到他的臉一天天“胖”起來，腿抖得越來越厲害，宋文彬問：“你是不是病了？”意思是勸他到醫院去躲躲。他知道宋文彬的意思，他居然這樣想：“這是大是大非問題，再這樣搞下去會餓死多少人？”
他被停了職，和地專機關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人一起，去羅世發的新民公社“勞動鍛煉”。臨走，他給人們扔下一句話：“讓曆史去作結論。”
宋文彬給宣傳部長景廷瑞定了三個“右傾論點”：一是說“潮流真可怕”，二是說經濟規律是殘酷無情的，三是說反右傾須防左。一開始整理的材料即按此三點歸納罪狀。景廷瑞申辯：“潮流真可怕”是省委宣傳部的一個幹部講的，並非他的發明；“經濟規律是殘酷無情的”是斯大林的原話；反右必須防左是黨的“七大”文件上寫的，**總結的。批鬥者無言以對，不得不另列罪狀。
上報省委的文件稱：宣傳部部長景廷瑞的“右傾機會主義觀點是一貫性的，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個關鍵時期，他都以右傾機會議觀點和黨對立”。其罪行為：一、一九五二年領導土改、鎮反中右傾。三反運動認為鬥爭過火，“老虎“是逼供出來的。二、一九五三年認為糧食統購統銷搞左了，到處搜集材料，把農民生活描繪得淒慘萬狀，叫囂要”亡黨亡國”。三、一九五六年肅反中為反壞分子開脫，使大批壞人漏網。四、認為浮誇風是黨內外沒有民主，幹部、農民不敢講真話，叫囂“潮流真可怕”。五、到處叫囂征購高了農民沒糧食吃，認為幹群關係、工農聯盟可能會出大問題。六、認為以管理區為核算單位、生豬公養違反了經濟規律，竭力主張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七、認為目前應當反左而不是反右，對彭德懷的反黨綱領表示“完全同意”。
景廷瑞是專區地專級幹部中唯一“政治測驗”不及格的。讀了彭德懷的意見書後，“他迫不及待地讚揚完全正確，並表示完全同意。”也是唯一因“違反省委批示”，擅自向下傳達《黨內通信》而受到批判的。其實他還沒有像田家英那樣傳達到社員，隻是動作過快，在省委下令收回之前傳達到了公社的生產隊一級。
景廷瑞實際上一九五四年之後就失去了上麵的信任，那一年他因為統購統銷一些地方收過“過頭糧”導致腫病和死人大發議論，被狠狠記了一筆。那一年地委成立常委，按規矩組織、宣傳部長都應該進常委的，偏偏他這個宣傳部長不是常委，搞得宣傳部的幹部都掉了份。
他自己也沒個當官的派頭，最愛跟農民一起幹活，夏天老是一件髒兮兮的背心，一身汗臭。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他就帶著宣傳部的大部分幹部到大邑安仁鄉蹲點，兼鄉黨總支第一書記，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他氣力大，一百多斤的擔子挑起跑，連農民都佩服，而他要求幹部們和他一樣幹，可把大夥搞苦了，累得晚上腳都不想洗，用報紙擦擦腳上的泥就睡下了。有人發牢騷：“隻要一根扁擔，一雙筷子，其它都不要了”。食堂停夥時，他把自己的糧票送給瀕臨死亡的農民。
有一次他愛人田征來找他，從縣上找到公社不見人影，最後在一個草堆邊看見他，正埋頭啃一塊黑糊糊的餅子。
反右傾以後停職，他為“四十多歲就不能為黨工作”而傷心流淚。後來降職降級安排任工交部副部長。靠邊站的日子過不下去，幹脆到下麵和民工們一起修公路。一次宋文彬乘車路過工地，同車的一個幹部發現了他，說：“那不是景部長嗎？”宋文彬停車一看，愣了半天才認出人來。
景廷瑞是一九六二年黨內民主最活躍的時期發表“過激言論”的幹部，四清運動中遭到李政委的反攻倒算。景廷瑞對妻子田征說：“李政委這條老狗，人民遲早要跟他算賬！”
文革中鬥當權派，身為地委宣傳部長的景廷瑞自覺接受批鬥。見有的領導幹部想不通或東躲西藏，他就罵：“有什麽想不通？想想這些年來做了多少對不住人民的事？餓死那麽多人，群眾鬥你一下有什麽！”
由於“態度端正、曆史清白”，他很快被解放並參加地革委工作。文革後重任地委宣傳部長。一九八三年溫江專區並入成都市後退居二線，任市委宣傳部顧問，一九八五年離休。
“不能為黨和人民工作”讓他痛苦萬分。他開始寫小說，“要讓那些為革命犧牲的同誌流芳千古”。一部以他親身經曆為素材的《血沃汾濱》長達一百一十萬字，前後大改了四次。出版社嫌太長，缺乏“市場價值”。他又寫第二部《糧食》，講溫江專區文革前圍繞糧食問題展開的曆史變遷，四十萬字。
他活得很沉重，活得很累。一九九一年，人們聽說那位離休後很少見到的“景老頭”去世了。有人歎息，這樣的**員恐怕永遠不會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