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中央決定把《中國**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傳達到全體黨員,進而又傳達到黨外,隨即開展了一場以黨內為主的全國範圍的“反右傾”運動。


    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主席開始糾“左”後,那些猛刮“五風”的“左派”佞臣們,膽戰心驚,生怕糾到自己頭上,丟了烏紗帽。廬山會議前期,那些大躍進的“左派”幹將,諸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政委、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書記之流,都捏著一把汗,硬撐著為“五風”辯護。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某在上廬山的時候,就帶來了“反左”的材料,準備招架不住時,就搖身一變,跟著主席“糾左”。


    風雲突變,主席由糾左轉向反右。於是,那些“左派”佞臣們猶如遇到皇恩大赦,放下心來。他們彈冠相慶,立即緊跟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無情打擊和殘酷鬥爭。


    什麽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中央文件規定:凡是黨員幹部“公開散布係統性的右傾言論,從多方麵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的”、“曆史上多次反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這次又借批評‘三麵紅旗’為名,猖狂向黨進行攻擊的”、“執行黨的路線、政策一貫嚴重右傾,1958年大躍進以來又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而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後仍執迷不悟,不主動做深刻檢討的”。總而言之,凡是同情彭德懷的,懷疑“三麵紅旗”的,議論“三麵紅旗”缺點錯誤的,對“五風”進行過批評、抵製的,就是“右傾”,程度嚴重的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這些人,就要批判鬥爭,就要處分。


    “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引發的“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禍國殃民,遭到了廣大的群眾和許多黨員幹部的抵製和反抗。在“反右傾運動”中,這些好人都在劫難逃。鄭州會議後,凡是遵照主席指示積極進行糾“左”的黨員幹部,無一幸免。


    中央文件規定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數:農村重點批判對象,應限製在黨員幹部總人數和農村總人口的1%以下。


    在“越左越革命”的運動空氣中,許多地區都突破了中央規定的標準和人數指標框框,把堅持實事求是、抵製“左風”的好黨員、好幹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這樣的好群眾進行了批判辯論。許多好人在運動中被活活打死、被逼自殺、被投進監獄、監督勞動,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更多的好人被開除黨籍、降級或開除公職。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統計,全國得到平反的幹部群眾共有六百多萬人,其中曾被重點批判、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黨員幹部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受到批判辯論、沒給處分的幹部群眾(不在平反之列),多得不計其數。有學者估算:在反右傾運動中挨整的好人超過一千多萬。


    當時任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的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說: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會後,緊接著在全黨範圍內從上到下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鬥爭。在各級黨組織中,一大批幹部、黨員遭到錯誤的批判,不少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組織處分。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在這次“反右傾”鬥爭中被重點批判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而這些幹部和黨員,大都是敢於講真話、敢於反映實際情況和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同誌,他們受到不應有的打擊,並由此精神上、工作上受影響,不能正常地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這對我們黨是非常大的損傷,對國家和人民的事業是個重大損失。


    薄一波說:“反右傾”在政治上造成的嚴重後果,是把階級鬥爭引入黨內乃至黨的高級領導層。8月16日,**在《機關槍和追擊炮的來曆及其他》一文中指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又說:“人們對於社會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理解,是要通過自己的經驗和實踐,才會逐步深入的。”這是**對廬山會議“反右傾”鬥爭的理論概括。他以為是發展了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理論,實際上是把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進一步嚴重地擴大化了。**關於階級鬥爭問題的這種新觀點,不僅混淆了黨內鬥爭和社會階級鬥爭的界限,而且也違反了他關於社會主義時期中國資產階級(指民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有對抗性的一麵、又有非對抗性的一麵的正確論斷。同時,也埋下了把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主戰場逐漸轉移到黨內的種子。廬山會議以後,黨內鬥爭愈演愈烈,其根源就在這裏。


    薄一波說:“反右傾”在經濟上造成的嚴重後果,就是打斷了糾“左”的積極進程,掀起了繼續“躍進”的**。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各種“大辦”一擁而上,如大辦鋼鐵,大辦糧食,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等等,在城市則大辦城市人民公社,大辦街道工業等等。9月24日,國家計委和國家建委決定新開工230個限額以上項目,使全年施工的限額以上項目又達1000項以上。1960年1月中央批轉的國家計委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提出產鋼1840萬噸,糧食6000億斤。後來,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更加強調鋼鐵的重要性。7月,**同李富春、陳正人同誌和我談話說:“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我們處在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資本主義國家看不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不給技術,憋一口氣有好處”。在**的號召下,全國大煉“爭氣鋼”。國際社會的鬥爭,是以實力(國家的經濟實力、綜合國力)為基礎的,曆來如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有“一口氣”、“一股民族精神”,自強不息,奮鬥不已,方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些道理都是對的,**深諳此理,他注重用這些道理來激勵幹部和群眾發憤圖強,這也是很必要的。問題在於“爭氣”的精神一定要立足於實際,不能脫離開現實的主客觀條件,要看到“憋一口氣”趕上世界發達國家,必然有一個過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以辦到的。而這一點,看來**是注意不夠的。這就不能不發生要求過急的問題。由於各種“大辦”,廬山會議前有所收斂的“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又大刮起來。平調範圍,土地、糧食、房屋、生產工具、勞力以及生活家具,無所不有;平調單位,省、地、縣、公社和生產隊,一級比一級搞得厲害。兩年持續“躍進”,雖然重工業項目,靠著拚體力、拚設備、拚資源,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如鋼產量1959年達到1387萬噸,1960年達到1866萬噸,煤、鐵等也增長較多,但重工業的這種“單兵突進”,進一步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輕工業急劇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壞的是農業。拿糧食來說,1959年產量僅為3400億斤,比1958年的實際產量4000億斤減少600億斤。1960年糧食產量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1年的2874億斤還低。在這兩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豬等主要農產品,也都大幅度減產。1958年的“大躍進”和1959年“反右傾”後的繼續“躍進”,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我國人民所經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在和平建設時期發生這種事情,我們作為**人實在是愧對百姓,應該永誌不忘這沉痛的教訓!

章節目錄

閱讀記錄

蛇仙下凡旅遊記所有內容均來自互聯網,鉛筆小說網隻為原作者碧薇萍的小說進行宣傳。歡迎各位書友支持碧薇萍並收藏蛇仙下凡旅遊記最新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