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有時是洶湧澎湃的，但我們那裏的水平常總是柔軟的、平和的，靜靜地流著。
自報家門
京劇的角色出台，大都有一段相當長的獨白。向觀眾介紹自己的曆史，最近遇到什麽事，他將要幹什麽，叫作“自報家門”。過去西方戲劇很少用這種辦法。西方戲劇的第一幕往往是介紹人物，通過別人之口互相介紹出劇中人。這實在很費事。中國的“自報家門”省事得多。我采取這種辦法，也是為了圖省事，省得麻煩別人。
法國安妮·居裏安女士打算翻譯我的小說。她從波士頓要到另一個城市去，已經訂好了飛機票。聽說我要到波士頓，特意把機票退了，好跟我見一麵。她談了對我的小說的印象，談得很聰明。有一點是別的評論家沒有提過，我自己從來沒有意識到的。她說我很多小說裏都有水。《大淖記事》是這樣。《受戒》寫水雖不多，但充滿了水的感覺。我想了想，真是這樣。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鄉是一個水鄉，江蘇北部一個不大的城市——高郵。在運河的旁邊。
運河西邊，是高郵湖。城的地勢低，據說運河的河底和城牆垛子一般高。我們小時候到運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頂。因此，常常鬧水災。縣境內有很多河道。出城到鄉鎮，大都是坐船。農民幾乎家家都有船。水不但於不自覺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說的背景，並且也影響了我的小說的風格。水有時是洶湧澎湃的，但我們那裏的水平常總是柔軟的、平和的，靜靜地流著。
我是一九二〇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陰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節。這是一個吉祥的日子。中國一直很重視這個節日，到現在還是這樣。到了這天，家家吃“元宵”，南北皆然。沾了這個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會忘記。
我的家庭是一個舊式的地主家庭。房屋、家具、習俗，都很舊。整所住宅，隻有一處叫作“花廳”的三大間是明亮的，因為朝南的一溜大窗戶是安玻璃的。其餘的屋子的窗格上都糊的是白紙。一直到我讀高中時，晚上有的屋裏點的還是豆油燈。這在全城（除了鄉下）大概找不出幾家。
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貢”。這是略高於“秀才”的功名。據說要八股文寫得特別好，才能被選為“拔貢”。他有相當多的田產，大概有兩三千畝田，還開著兩家藥店，一家布店，但是生活卻很儉省。他愛喝一點酒，酒菜不過是一個鹹鴨蛋，而且一個鹹鴨蛋能喝兩頓酒。喝了酒有時就一個人在屋裏大聲背唐詩。他同時又是一個免費為人醫治眼疾的眼科醫生。我們家看眼科是祖傳的。在孫輩裏他比較喜歡我。他讓我聞他的鼻煙。有一回我不停地打嗝，他忽然把我叫到跟前，問我他吩咐我做的事做好了沒有。我想了半天，他吩咐過我做什麽事呀？我使勁地想。他哈哈大笑：“嗝不打了吧！”他說這是治打嗝的最好的辦法。他教過我讀《論語》，還教我寫過初步的八股文，說如果在清朝，我完全可以中一個秀才（那年我才十三歲）。他賞給我一塊紫色的端硯，好幾本很名貴的原拓本字帖。一個封建家庭的祖父對於孫子的偏愛，也僅能表現到這個程度。
我的生母姓楊。楊家是本縣的大族。在我三歲時，她就死去了。她得的是肺病，早就一個人住在一間偏屋裏，和家人隔離了。她不讓人把我抱去見她，因此我對她全無印象。我隻能從她的遺像（據說畫得很像）上知道她是什麽樣子，另外我從父親的畫室裏翻出一摞她生前寫的大楷，字寫得很清秀。由此我知道我的母親是讀過書的。她嫁給我父親後還能每天寫一張大字，可見她還過著一種閨秀式的生活，不為柴米操心。
我父親是我所知道的一個最聰明的人，多才多藝。他不但金石書畫皆通，而且是一個擅長單杠的體操運動員，一名足球健將。他還練過中國的武術。他有一間畫室，為了用色準確，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後半生不常作畫，以“懶”出名。他的畫室裏堆積了很多求畫人送來的宣紙，上麵都貼了一個紅簽，“敬求法繪，賜呼xx”。我的繼母有時提醒：“這幾張紙，你該給人家畫畫了。”父親看看紅簽，說：“這人已經死了。”每逢春秋佳日，天氣晴和，他就打開畫室作畫。我非常喜歡站在旁邊看他畫：對著宣紙端詳半天，先用筆杆的一頭或大拇指指甲在紙上劃幾道，決定布局，然後畫花頭、枝幹，布葉，勾筋。畫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題字，蓋章，用摁釘釘在板壁上，再反複看看。他年輕時曾畫過工筆的菊花，能辨別、表現很多菊花品種。因為他是陰曆九月生的，在中國，習慣把九月叫作菊月，所以對菊花特別有感情。後來就放筆作寫意花卉了。他的畫，照我看是很有功力的。可惜局促在一個小縣城裏，未能浪遊萬裏，多睹大家真跡。又未曾學詩，題識多用成句，隻成“一方之士”，聲名傳得不遠。很可惜！他學過很多樂器，笙簫管笛、琵琶、古琴都會。他的胡琴拉得很好。幾乎所有的中國樂器我們家都有過，包括嗩呐、海笛。他吹過的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好的簫笛。他的手很巧，心很細。我母親的冥衣（中國人相信人死了，在另一個世界——陰間還要生活，故用紙糊製了生活用物燒了，使死者可以“冥中收用”，統稱明器）是他親手糊的。他選購了各種砑花的色紙，糊了很多套，四季衣裳，單夾皮棉，應有盡有。“裘皮”剪得極細，和真的一樣，還能分出羊皮、狐皮。他會糊風箏。有一年糊了一個蜈蚣——這是風箏最難糊的一種，帶著兒女到麥田裏去放。蜈蚣在天上矯矢擺動，跟活的一樣。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天。他放蜈蚣用的是胡琴的“老弦”。用琴弦放風箏，我還未見過第二人。他養過鳥，養過蟋蟀。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小片，再用膠水一片一片逗攏粘固，做成小船、小亭子、八麵玲瓏繡球，在裏麵養金鈴子——一種金色的小昆蟲，磨翅發聲如金鈴。我父親真是一個聰明人。如果我還不算太笨，大概跟我從父親那裏接受的遺傳因子有點關係。我的審美意識的形成，跟我從小看他作畫有關。
我父親是個隨便的人，比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幾歲時就和他對坐飲酒，一起抽煙。他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這種脾氣也傳給了我。不但影響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後輩的關係，而且影響了我對我所寫的人物的態度以及對讀者的態度。
我的小學和初中是在本縣讀的。
小學在一座佛寺的旁邊，原來即是佛寺的一部分。我幾乎每天放學都要到佛寺裏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將、四大天王、釋迦牟尼、迦葉阿難、十八羅漢、南海觀音。這些佛像塑得生動。這是我的雕塑藝術館。從我家到小學要經過一條大街，一條曲曲彎彎的巷子。我放學回家喜歡東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鋪，手工作坊、布店、醬園、雜貨店、爆仗店、燒餅店、賣石灰麻刀的鋪子、染坊……我到銀匠店裏去看銀匠在一個模子上鏨出一個小羅漢，到竹器廠看師傅怎樣把一根竹竿做成耙草的筢子，到車匠店看車匠用硬木車旋出各種形狀的器物，看燈籠鋪糊燈籠……百看不厭。有人問我是怎樣成為一個作家的，我說這跟我從小喜歡東看看西看看有關。這些店鋪、這些手藝人使我深受感動，使我聞嗅到一種辛勞、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記憶，我的小說有很多篇寫的便是這座封閉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初中原是一個道觀，還保留著一個放生魚池。池上有飛梁（石橋），一座原來供奉呂洞賓的小樓和一座小亭子。亭子四周長滿了紫竹（竹竿深紫色）。這種竹子別處少見。學校後麵有小河，河邊開著野薔薇。學校挨近東門，出東門是殺人的刑場。我每天沿著城東的護城河上學、回家，看柳樹，看麥田，看河水。
我自小學五年級至初中畢業，教國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學問，他很喜歡我。我的作文幾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響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歸有光的幾篇代表作。歸有光以輕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物，親切而淒婉。這和我的氣質很相近，我現在的小說裏還時時回響著歸有光的餘韻。
我讀的高中是江陰的南菁中學。這是一座創立很早的學校，至今已有百餘年曆史。這個學校注重數理化，輕視文史。但我買了一部詞學叢書，課餘常用毛筆抄宋詞，既練了書法，也略窺了詞意。詞大都是抒情的，多寫離別。這和少年人每易有的無端感傷情緒易於相合。到現在我的小說裏還帶有一點隱隱約約的哀愁。
讀了高中二年級，日本人占領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隨祖父、父親在離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裏避難。在庵裏大概住了半年。我在《受戒》裏寫了和尚的生活。這篇作品引起注意，不少人問我當過和尚沒有。
我沒有當過和尚。在這座小庵裏我除了帶了準備考大學的教科書，隻帶了兩本書，一本《沈從文小說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說得誇張一點，可以說這兩本書定了我的終身。這使我對文學形成比較穩定的興趣，並且對我的風格產生深遠的影響。我父親也看了沈從文的小說，說：“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我的小說也有人說是不像小說，其來有自。
一九三九年，我從上海經香港，借道越南到昆明考大學。到昆明，得了一場惡性瘧疾，住進了醫院。這是我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唯一的一次。高燒超過四十度。護士給我注射了強心針，我問她：“要不要寫遺書？”我剛剛能喝一碗蛋花湯，晃晃悠悠進了考場。考完了，一點把握沒有。天保佑，發了榜，我居然考中了第一誌願：西南聯大中國文學係！
我成不了語言文字學家。我對古文字有興趣的隻是它的美術價值——字形。我一直沒有學會國際音標。我不會成為文學史研究者或文學理論專家，我上課很少記筆記，並且時常缺課。我隻能從興趣出發，隨心所欲，亂七八糟地看一些書。白天在茶館裏，夜晚在係圖書館。於是，我隻能成為一個作家了。
不能說我在投考誌願書上填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係是衝著沈從文去的，我當時有點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強烈的意誌。但是“沈從文”是對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過的。
沈先生一共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我都選了。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
沈先生實在不大會講課。講話聲音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他講課沒有講義，不成係統，隻是即興的漫談。他教創作，反反複複，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學生都不大理解這是什麽意思。我是理解的。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在小說裏，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餘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近，富同情，共哀樂。什麽時候作者的筆貼不住人物，就會虛假。寫景，是製造人物生活的環境。寫景處即是寫人，景和人不能遊離。常見有的小說寫景極美，但隻是作者眼中之景，與人物無關。這樣有時甚至會使人物疏遠。即作者的敘述語言也須和人物相協調，不能用知識分子的語言去寫農民。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對的。這也許不是寫小說唯一的原則（有的小說可以不著重寫人，也可以有的小說隻是作者在那裏發議論），但是是重要的原則。至少在現實主義的小說裏，這是重要原則。
沈先生每次進城（為了躲日本飛機空襲，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貢的鄉下，有課時才進城住兩三天）我都去看他，還書、借書，聽他和客人談天。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賣行、舊貨攤，買耿馬漆盒，買火腿月餅。餓了，就到他的宿舍對麵的小鋪吃一碗加一個雞蛋的米線。有一次我喝得爛醉，坐在路邊，他以為是一個生病的難民，一看，是我！他和幾個同學把我架到宿舍裏，灌了好些釅茶，我才清醒過來。有一次我去看他，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他不說一句話，出去給我買了幾個大橘子。
我讀的是中國文學係，但是大部分時間是看翻譯小說。當時在聯大比較時髦的是a.紀德，後來是薩特。我二十歲開始發表作品。外國作家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還有一個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我很喜歡阿索林，他的小說像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的，流動的。我讀了一些弗吉尼亞·伍爾芙的作品，讀了普魯斯特小說的片段。我的小說有一個時期明顯地受了意識流方法的影響，如《小學校的鍾聲》《複仇》。
離開大學後，我在昆明郊區一個聯大同學辦的中學教了兩年書。《小學校的鍾聲》和《複仇》便是這時寫的。當時沒有地方發表。後來由沈先生寄給上海的《文藝複興》，鄭振鐸先生打開原稿，發現上麵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小洞。
一九四六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先生介紹，到一個私立中學教了兩年書。一九四八年初春離開。這兩年寫了一些小說，結為《邂逅集》。
到北京，失業半年，後來到曆史博物館任職。陳列室在午門城樓上，展出的文物不多，遊客寥寥無幾。職員裏住在館裏的隻有我一個人。
我住的那間據說原是錦衣衛值宿的屋子。為了防火，當時故宮範圍內都不裝電燈，我就到舊貨攤上買了一盞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燈。晚上燈下讀書，不知身在何世。北京一解放，我就報名參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團。
我原想隨四野一直打到廣州，積累生活，寫一點剛勁的作品。不想到武漢就被留下來接管文教單位，後來又被派到一個女子中學當副教導主任。一年之後，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聯工作。一九五四年，調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
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八年，我一直當文藝刊物編輯，編過《北京文藝》《說說唱唱》《民間文學》。我對民間文學是很有感情的。民間故事豐富的想象和農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鮮和韻律的精巧使我驚奇不置。但我對民間文學的感情被割斷了。一九五八年，我被錯劃成右派，下放到長城外麵的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將近四年。
這四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和農業工人（即是農民）一同勞動，吃一樣的飯，晚上睡在一間大宿舍裏，一鋪大炕（枕頭挨著枕頭，虱子可以自由地從最東邊一個人的被窩裏爬到最西邊的被窩裏）。我比較切實地看到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農民是怎麽回事。
一九六二年初，我調到北京京劇團當編劇，一直到現在。
我二十歲開始發表作品，今年六十八歲，寫作時間不可謂不長。但我的寫作一直是斷斷續續，一陣一陣的，因此數量很少。過了六十歲，就聽到有人稱我為“老作家”，我覺得很不習慣。第一，我不大意識到我是一個作家；第二，我沒有覺得我已經老了。近兩年逐漸習慣了。有什麽辦法呢，歲數不饒人。杜甫詩：“座下人漸多。”現在每有宴會，我常被請到上席，我已經出了幾本書，有點影響。再說我不是作家，就有點矯情了。我算什麽樣的作家呢？
我年輕時受過西方現代派的影響，有些作品很“空靈”，甚至很不好懂。這些作品都已散失。有人說翻翻舊報刊，是可以找到的，勸我搜集起來出一本書。我不想幹這種事，實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離太遠。我近年的作品漸趨平實。在北京市作協討論我的作品的座談會上，我作了一個簡短的發言，題為“回到民族傳統，回到現實主義”，這大體上可以說是我現在的文學主張。我並不排斥現代主義。每逢有人詆毀青年作家帶有現代主義傾向的作品時，我常會為他們辯護。我現在有時也偶爾還寫一點很難說是純正的現實主義的作品，比如《曇花·鶴和鬼火》，就是在通體看來是客觀敘述的小說中有時還夾帶一點意識流片段，不過評論家不易察覺。我的看似平常的作品其實並不那麽老實。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於平淡，納外來於傳統，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我是較早意識到要把現代創作和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和傳統文化脫節，我以為是開國以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學的一個缺陷——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化的“斷裂”，這說得嚴重了一點。有評論家說我的作品受了兩千多年前的老莊思想的影響，可能有一點。我在昆明教中學時案頭常放的一本書是《莊子集解》。但是我對莊子感極大的興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於他的思想，我到現在還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響較深的，還是儒家。我覺得孔夫子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人，並且是個詩人。他可以發脾氣，賭咒發誓。我很喜歡《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他讓在座的四位學生談談自己的誌願，最後問到曾晳（點）：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誌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這寫得實在非常美。曾點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致。
我很喜歡宋儒的詩：
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
說得更實在的是：
頓覺眼前生意滿，
須知世上苦人多。
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因此我自許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
我的小說似乎不講究結構。我在一篇談小說的短文中，說結構的原則是：隨便。有一位年齡略低我的作家每談小說，必談結構的重要。他說：“我講了一輩子結構，你卻說：隨便！”我後來在談結構的前麵加了一句話：“苦心經營的隨便。”他同意了。我不喜歡結構痕跡太露的小說，如莫泊桑，如歐·亨利。我傾向“為文無法”，即無定法。我很向往蘇軾所說的：“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我的小說在國內被稱為“散文化”的小說。我以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說發展的一種（不是唯一的）趨勢。
我很重視語言，也許過分重視了。我以為語言具有內容性。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外部的，不隻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個作者的氣質、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態度，不是理念），必須由語言入手，並始終浸在作者的語言裏。語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句子，而在句與句之間的關係。包世臣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好的語言正當如此。語言像樹，枝幹內部液汁流轉，一枝搖，百枝搖。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語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我認為一篇小說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創作的。作者寫了，讀者讀了，創作過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麽都知道，都寫盡了。要留出餘地，讓讀者去捉摸，去思索，去補充。中國畫講究“計白當黑”。包世臣論書以為當使字之上下左右皆有字。宋人論崔顥的《長幹曲》“無字處皆有字”。短篇小說可以說是“空白的藝術”。辦法很簡單：能不說的話就不說。這樣一篇小說的容量就會更大了，傳達的信息就更多。以己少少許，勝人多多許。短了，其實是長了。少了，其實是多了。這是很劃算的事。
我這篇“自報家門”實在太長了。
我的家
十年前我回了一次家鄉，一天閑走，去看了看老家的舊址，發現我們那個家原來是不算小的。我家的大門開在科甲巷（不知道為什麽這條巷子起了這麽個名字，其實這巷裏除了我的曾祖父中過一名舉人，我的祖父中過拔貢外，沒有別的人家有過功名），而在西邊的竺家巷有一個後門。我的家即在這兩條巷子之間。臨街是鋪麵。從科甲巷口到竺家巷口，計有這麽幾家店鋪：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貨店，一家燒餅店，一家棉席店，一家藥店，一家煙店，一家糕店，一家剃頭店，一家布店。我們家在這些店鋪的後麵，占地多少平方米我不知道，但總是不小的，住起來是相當寬敞的。
這所老宅子分作東西兩截，或兩區。東邊住著祖父母（我們叫“太爺”“太太”）和大房——大伯父一家。西邊是二房（我的二伯母）和三房——我父親的一家。東西地勢相差約有三尺，由東邊到西邊要上幾層台階。
正屋的東邊的套間住著太爺、太太，西邊是大伯父和大伯母（我們叫“大爺”“大媽”）。當中是一個堂屋，因為敬神祭祖都在這間堂屋裏，所以叫作“正堂屋”。正堂屋北麵靠牆是一個很大的“老爺櫃”，即神案，但我們那裏都叫作“老爺櫃”，這東西也確實是一個很長的大櫃，當中和兩邊都有抽屜，下麵還有釘了銅環的櫃門。老爺櫃上，當中供的是家神菩薩，左邊是文昌帝君神位，右邊是祖宗龕——一個細木雕琢的像小廟一樣的東西，裏麵放著祖宗的牌位——神主。這正堂屋大概是我的曾祖父手裏蓋的，因為兩邊板壁上貼著他中秀才、中舉人的報條。有年頭了。原來大概是相當恢宏的。庭柱很粗，是“布灰布漆”的——木柱外塗瓦灰，裹以夏布，再施黑漆。到我記事時漆灰有多處已經剝落。這間老堂屋的鋪地的籮底磚（方磚）的邊角都磨圓了，而且特別容易返潮。天將下雨，磚地上就是潮乎乎的。若遇連陰天，地麵簡直像塗了一層油，滑的。我很小就知道“礎潤而雨”。用不著看柱礎，從正堂屋磚地，就知道雨一時半會兒晴不了。一想到正堂屋，總會想到下雨，有時接連下幾天，真是煩人。雨老不停，我的一個堂姐就會剪一個紙人貼在牆上，這紙人一手拿著簸箕，一手拿笤帚，風一吹，就搖動起來，叫“掃晴娘”。也真奇怪，掃晴娘掃了一天，第二天多少會放晴。
這間正堂屋的用處是：過年時敬神，清明祭祖。祭祖時在正中的方桌上放一大碗飯，這碗特別的大，有一個小號洗臉盆那樣大，很厚，是白色的古瓷的，除了祭祖裝飯外，不作別的用處。飯壓得很實，鼓起如墳頭，上麵插了好多雙紅漆的筷子。筷子插多少雙，是有定數的，這事總是由我的祖母做。另有四樣祭菜。有一盤白切肉，一盤方塊粉——綠豆粉，切成名片大小，三分厚。這方塊粉在祭祖後分給兩房。這粉一點味道都沒有，實在不好吃，所以我一直記得。其餘兩樣祭菜已無印象。十月朝（舊曆十月初一）“燒包子”，即北方的“送寒衣”。一個一個紙口袋，內裝紙錢，包上寫明各代考妣冥中收用，一袋一袋排在祭桌前，下麵鋪一層稻草。磕頭之後，由大爺點火焚化。每年除夕，要在這方桌上吃一頓團圓飯。我們家吃飯的製度是：一口鍋裏盛飯，大房、三房都吃同一鍋飯，以示並未分家；菜則各房自炒，又似分爨。但大年三十晚上，祖父和兩房男丁要同桌吃一頓。菜都是太太手製的。照例有一大碗鴨羹湯，鴨丁、山藥丁、慈姑丁合燴。這鴨羹湯很好吃，平常不做，據說是徽州做法。我們的老家是徽州（姓汪的很多人的老家都是徽州），我們家有些菜的做法還保持徽州傳統。比如肉丸蘸糯米蒸熟，有些地方叫珍珠丸子或蓑衣丸子，我們家則叫“徽團”。
我對大堂屋有一點特殊的記憶，是我曾在這裏當過一回孝子。我的二伯父（二爺）死得早，立嗣時經過一番討論。按說應該由長房次子，我的堂弟曾煒過繼，但我的二伯母（二媽）不同意，她要我，因為她和我的生母感情很好，從小喜歡我。我是次房長子，長子過繼，不合古理。後來是定了一個折中方案，曾煒和我都過繼給二媽，一個是“派繼”，一個是“愛繼”。二媽死後，娘家提了一些條件，一是指定要用我祖父的壽材盛殮。太爺五十歲時就打好了壽材，逐年加漆，漆皮已經很厚了。因為二媽是年輕守節，娘家提出，不能不同意。一是要在正堂屋停靈，也隻好同意了（本來上有老人，是不該在正屋停靈的）。我和曾煒於是履行孝子的職責，親視含殮（圍著棺材走一圈），戴孝披麻，一切如製。最有意思的是逢七的時候得陪張牌李牌吃飯。逢七，鬼魂要回來接受燒紙，由兩個鬼役送回來。這兩個鬼役即張牌李牌。一個較大的方杌凳，兩副筷子，一碟白肉，一碟豆腐，兩杯淡酒。我和曾煒各用一個小板凳陪著坐一會兒。陪鬼役吃飯，我還是頭一回。六七開吊，我是孝子一直在場，所以能看到全部過程。家裏辦喪事，氣氛和平常全不一樣，所有的人都變得莊嚴肅穆起來。開吊像是演一場戲，大家都演得很認真。“初獻”“亞獻”“終獻”，有條不紊，節奏井然。最後是“點主”。點主要一個功名高的人。給我的二伯母點主的是一個叫李芳的翰林，外號李三麻子。“點主”是在神主上加點。神主（木製小牌位）事前寫好“x孺人之神王”，李三麻子就位後，禮生喝道：“凝神，想象，請加墨主。”李三麻子拈起一支新筆在“王”字上加一墨點。禮生再讚：“凝神，想象，請加朱主。”李三麻子用朱筆在墨點上加一點。這樣死者的魂靈就進入神主了。我對“凝神，想象”印象很深，因為這很有點詩意。其實李三麻子對我的二伯母無從想象，因為他根本沒有見過我的二伯母。
正堂屋對麵，隔一個天井，是穿堂。
穿堂對麵原來有一排三開間的房子，是我的叔曾祖父的一個老姨太太住的。房子很舊了，屋頂上長了很多瓦鬆，隔扇上糊的白紙都已成了灰色。這位老姨太太多年衰病，總是躺著。這一排房子裏聽不到一點聲音，非常寂靜，隻有這位老姨太太的女兒——我們叫她小姑奶奶，帶著孩子來住一陣，才有一點活氣。
老姨太太死了，她沒有兒子，由我一個叔祖父過繼給她。這位叔祖父行六，我們叫他六太爺。這是個很有風趣的人，很喜歡孩子。老姨太太逢七，六太爺要來守靈燒紙。燒了紙，他弄一壺酒，慢慢喝著，給孩子講故事——說書，說《大俠甘鳳池》，一直說到深夜。因此，我們總是盼著老姨太太逢七。
祖父過六十歲的頭年，把東邊的房屋改建了一下，正堂屋沒動，穿堂加大了。老姨太太原來住的一排房子拆了，蓋了一個“敞廳”。房屋翻蓋的情況我還記得，先由瓦匠頭、木匠頭挖出整整齊齊的一方土，供在老爺櫃上。破土後，請全體瓦木匠在正堂屋吃一次飯。這頓飯的特別處是有一碗泥鰍，泥鰍我們家是不進門的，但是請瓦木匠必得有這道菜，這是規矩。我覺得這規矩對瓦木匠頗有嘲諷意味。接著是上梁豎柱，放鞭炮，撒糕饅，如式。
敞廳的特點是敞，很寬敞。蓋得後，祖父的六十大壽在這裏布置過壽堂，宴過客，此外就沒有怎麽用過，平常總是空著。我的堂姐姐有時把兩張方桌拚起來，在上麵縫被子。
敞廳對麵，一道磚牆之外，是花園。花園原來沒有園名，祖父命之曰“民圃”，因為他字銘甫，取其諧音。我父親選了兩塊方磚，刻了“民圃”兩個小篆，嵌在一個六角小門的額上。但是我們還是叫它花園，不叫民圃。祖父六十大壽時自撰了一副長聯，末署“民圃叟六十自壽”，“民圃”字樣也隻在長聯裏出現過，別處沒有用過。
西邊半截的房屋大概是祖父手裏蓋的，格局較小，主要房屋隻是兩個堂屋，上堂屋和下堂屋。
上堂屋兩邊的套間，東側是三房，西側是二房。
我的二伯父早逝，我沒有見過。他房間裏的板壁上掛著他的八寸放大照片，半側身，穿著一身古典燕尾服，前身無下擺，雪白的圓角硬領襯衫，一隻胳臂夾著一根象牙頭的短手杖，完全是年輕的英國紳士派頭，很英俊。聽我父親說，二伯父是個性格很剛烈的人。他是新黨，但崇拜的不是孫文而是黃興。有一次曆史教員（那時叫作“教習”）在課堂上講了黃興幾句不恭敬的話，他上去就給了這個教員一個嘴巴子。二伯父和我父親那時都在南京讀中學（舊製中學）。他的死也跟他的負氣任性的脾氣有關。放暑假從南京回來，路過鎮江，帶著行李，鎮江車站的搬運工人敲了他們一下，索價很高。二伯父一生氣，把幾個人的行李綁在一起，一個人就背了起來。沒有走幾步，一口血吐在地上，從此不起。
二伯母守節有年，她變得有些古怪。我的小說《珠子燈》裏所寫的孫小姐的原型，就是我的二伯母。
她變得有點古怪了，她屋裏的東西都不許人動。王常生活著的時候是什麽樣子，永遠是什麽樣子，不許挪動一點。王常生用過的手表、座鍾、文具，還有他養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來的位置。孫小姐原是個愛潔成癖的人，屋裏的桌子椅子、茶壺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從王常生死後，除了過年之前，她親自監督著一個從娘家陪嫁過來的女傭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許擦拭。裏屋炕幾上有一套茶具：一個白瓷的茶盤，一把茶壺，四個茶杯。茶杯倒扣著，上麵落了細細的塵土。茶壺是荸薺形的扁圓的，茶壺的鼓肚子下麵落不著塵土，茶盤裏就清清楚楚留下一個幹淨的圓印子。
她病了，說不清是什麽病。除了逢年過節起來幾天，其餘的時間都在床上躺著，整天地躺著，除了那個女傭，沒有人上她屋裏去。
有一個人是常上她屋裏去的，我。我去了，坐在她床前的杌凳上，陪她一會兒。她精神好的時候，教我《長恨歌》《西廂記·長亭》：
春風桃李花開日，
秋雨梧桐葉落時。
碧雲天，
黃花地，
西風緊，
北雁南飛。
曉來誰染霜林醉，
總是離人淚。
也有的時候，她也會講一點輕鬆一些的文學故事，念蘇東坡嘲笑小妹的詩：
人前走不上三五步，
額頭先到畫堂前。
這樣的時候，她臉上也會有一點笑意。她的記憶很好，教我念詩，都是背出來的。她背詩，抑揚頓挫，節奏很強，富於感情，因此她教過我的詩詞，我一直記得很清楚。她的詩詞，是邑中一個老名士教的。
她老是叫我坐在她床前吃東西，吃飯，吃點心。吃兩口，她就叫我張開嘴讓她看看。接著就自言自語：“王二娘個貓，王二娘個貓，王二娘個貓。”不知道這是什麽意思。她是王二娘，我是她的貓？有時我不在跟前，她一個人在屋裏也叨咕：“王二娘個貓，王二娘個貓。”
每年夏天，她要回娘家住一陣。歸寧那天，且出不了房門哩。跨出來，轉身又跨進去，跨出來，又跨進去。轎子等在大門口（她回娘家都是坐轎子），轎前兩盞燈籠換了幾次蠟燭，她還沒跨出房門。
這種精神狀態，我們那裏叫作“魔”。
下堂屋左邊是我父親的畫室，右邊是“下房”，女傭住的地方。
下堂屋南，一道花瓦牆外，即是花園，牆上也有一個小六角門。
開開六角門，是一片磚墁的平地。更南，是花廳。花廳是我們這所住宅裏最明亮的屋子，南邊一溜全是大玻璃窗，聽說我父親年輕時常請一些朋友來，在花廳裏喝酒，唱戲，吹彈歌舞，到我記事的時候，就沒有看過這種熱鬧。花廳也總是閑著。放暑假，我們到花廳裏來做假期作業。每年做醬的時候，我的祖母在花廳裏攤晾煮熟的黃豆和烤過的發麵餅，讓豆、餅長毛發酵。花廳外的磚地上有一口大缸，裝著豆醬，一口淺缸，裝著甜麵醬。
磚地東麵，是一個花台，種著四棵很大的蠟梅花，主幹都有碗口粗，每年開很多花。這種蠟梅的花心是紫檀色的。按說“磬口檀心”是蠟梅的名種，但是我們那裏重白心的，叫作“冰心蠟梅”，而將檀心者起一個不好聽的名稱，叫“狗心蠟梅”。下雪之後，上樹摘花，是我的事。蠟梅的骨朵很密。相中一大枝，折下來，養在大膽瓶裏，過年。
蠟梅花的對麵，是兩棵桂花。一棵金桂，一棵銀桂。每年秋天，吐蕊開花。桂花樹下，長了一片萱草，也沒人管它，自己長得很旺盛。萱花未盡開時摘下，陰幹，我們那裏叫作金針，北方叫作黃花菜。我小時最討厭黃花菜，覺得淡而無味。到了北方，學做打鹵麵，才知道缺這玩意還不行。
桂花樹後，是南北向的花瓦牆，牆上開一圓門，即北方所說的月亮門。
出圓門，是一畦菜地。我的祖母每年在這裏種烏青菜，即上海人所說的塌苦菜。這塊菜地土很瘦，烏青菜都不肥大，而莖葉液汁濃厚，旋摘煮食，味道極好，遠勝市上買來的，叫作“起水鮮”。經霜後，葉緣皆作紫紅色，尤其甜美。
菜畦左側有一棵紫薇，一房多高，開花時亂紅一片，晃人眼睛。遊蜂無數——齊白石愛畫的那種大個的黑蜂，穿花搶蕊，非常熱鬧。西側，有一座六角亭，可以小坐。
菜畦東邊有一條磚路。磚路盡處是一棵木瓜，一棵礬杏，一棵柿樹，都很少結果。
樹之外，是一座船亭。這是祖父六十大壽頭年蓋的。船頭向東，兩邊牆上各開了海棠形的窗戶。祖父蓋船亭，是為了“無事此靜坐”，但是他隻來坐過幾次，平常不來，經常鎖著。隔著正麵的玻璃隔扇，可以看到裏麵鐵梨木琴幾上擺著幾件彝器，幾把檀木椅子，蕭蕭爽爽。
船亭對麵，有一棵很大的柳樹。挨著柳樹，是一個高高的花壇。花壇上原來想是栽了不少花的，但因為無人料理，隻剩下一棵石榴，一叢魚兒牡丹。魚兒牡丹開一串一串粉紅的花，花作雞心形，像是童話裏的植物。
花壇對麵，是土山。這座土山不知是哪年堆成的。這些土是從園裏挖出的，還是從外麵運進來的，均不知道。土山左腳，種了兩棵碧桃，一棵白的，一棵淺紅的。碧桃花其實是很好看的，花開得很繁茂，花期也長，應該對它珍貴一點，但是大家都不把它當回事，也許因為它花開得太多，也太容易養活了。土山正麵，種了四棵香櫞，每年都要結很多。香櫞就是“橘逾淮南則為枳”的枳，但其實枳和橘是兩種植物。香櫞秋天成熟。香櫞的香氣很衝，不大好聞。但香櫞花的氣味是很好的，苦甜苦甜的。花白色，瓣微厚，五出深裂，如小酒盞，很好看。山頂有兩棵龍爪槐，一在東，一在西。西邊的一棵是我的讀書樹。我常常爬上去，在分杈的樹幹上靠好，帶一塊帶筋的幹牛肉或一塊榨菜，一邊慢慢嚼著，一邊看小說。土山外隔一道牆是一個尼庵，靠在樹上可以看見小尼姑從井裏汲水澆菜。這尼庵的尼姑是帶發修行的，因此我看的小尼姑是一頭黑發。
從土山東邊下山，是一片空地。空地上有一口很大的缸，養著很大的金魚，這是大伯父養的。因此，在我們的印象裏這一邊是大爺的地方。但是我們並未分家，小孩子是可以自由來去的。
金魚缸的西北邊有一架紫藤。盛花時，紫雲拂地。花謝，垂下一根一根長長的刀豆。
魚缸正北，一棵白丁香，一棵紫丁香。
丁香之左，一片紫鳶。
往南，牆邊一叢金雀花。
紫鳶的東邊，荒草而已。這片草地每年下麵結不少甘露，我們那裏叫作螺螄菜或寶塔菜。甘露洗淨後裝白布袋，可入甜麵醬缸醃漬。
草地之東有一排很大的冬青樹。夏天開密密的小白花，也有香味。秋後結了很多紫色的胡椒粒大的果實。
冬青之外，是“草房”，堆草的屋子。我們那裏燒草——蘆柴，一次要置很多擔草，垛積在一排空屋裏。
冬青的北麵，是花房，房頂南簷是玻璃蓋的，原是大爺養花的地方，但他後來不養花了，花房就空著。一壁掛著一個老鷹風箏。據我父親說這個老鷹是獨腦線的——隻有一根腦線。老鷹風箏是大爺年輕時放過的。聽我父親說，放上去之後，曾有真的老鷹和它打過架。空空的花房裏隻有兩盆頗大的夾竹桃。夾竹桃紅花殷殷的，我忽然覺得有些緊張，因為天忽然黑下來了，隻有我一個人，在空空的花園裏。
聽大人說，這花園裏有一個白胡子老頭。這白胡子老頭是神仙，還是妖怪？但是，晚上是沒有人到花園裏去的，東邊和西邊的小六角門都上了鐵鎖。
我們這座花園實在很難叫作花園，沒有精心安排布置過，草木也都是隨意種植的，常有一點半自然的狀態。但是這確是我童年的樂園，我在這裏掬過很多蟋蟀，捉過知了、天牛、蜻蜓，捅過馬蜂窩——這馬蜂窩結在冬青樹上，有蒲扇大！
我的小學
我讀的小學是縣立第五小學，簡稱五小，在城北承天寺的旁邊，五小有一支校歌。我在小說《徙》的開頭提到這支校歌。歌詞如下：
西挹神山爽氣，
東來鄰寺疏鍾，
看吾校巍巍峻宇，
連雲櫛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塵囂遠，
無女無男教育同。
桃紅李白，芬芳馥鬱，
一堂濟濟坐春風。
願少年，乘風破浪，
他日毋忘化雨功。
“神山爽氣”是秦郵八景之一。“神山”即“神居山”，在高郵湖西，我沒有去過，“爽氣”也不知道是一種什麽樣子的氣。“東來鄰寺疏鍾”的“鄰寺”即承天寺。這倒是每天必須經過的。這是一座古寺，張士誠就是在承天寺稱王的。張士誠攻下高郵在至正十三年（1353），稱王在次年。那時就有這座寺了。以後也沒聽說重修過（我沒見過重修碑記）。這也就是一個一般的寺廟。一個大雄寶殿，三世佛；殿後是站在鼇魚頭上的南海觀音；西側是羅漢堂，羅漢堂有一口大鍾，我寫的《幽冥鍾》就是寫的這口鍾；東邊是僧眾的宿舍和膳堂，廊子上掛了一條很大的木頭魚，畫出藍色的魚鱗，一口像倒掛的如意雲頭的鐵磬，木魚鐵磬從來沒聽見敲響過。寺古房舊僧白頭，佛像髹漆都暗淡了。看不出一點張士誠即位稱王的痕跡。他在什麽地方坐朝的呢？總不能在大雄寶殿上，也不會在羅漢堂裏。
學校的對麵，也就是承天寺的對麵，是“天地壇”。原來大概是祭天地的地方，但我從小就沒有見過祭過天地。這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安下一個足球場還有富餘。天地壇四邊有磚砌的圍牆，但是除了五小的學生來踢球、跑步，可以說毫無用處。壇的四麵長滿了荒草，草叢中有枸杞，秋天結了很多紅果子，我們叫它“狗奶子”。
“巍巍峻宇”，“連雲櫛比”，實在過於誇張了。一個隻有六個班的小學，怎麽能有這樣高大，這樣多的房子呢！
學校門外的地勢比校內高，進大門，要下一個慢坡，慢坡是“站磚”鋪的。不是筆直的，而是有點彎，不知道為什麽，我們對這道彎彎的慢坡很有感情。如果它是筆直的，就沒有意思了。
慢坡的東端是門房，同時也是齋夫（校工）詹大胖子的宿舍。詹大胖子牆上掛著一架時鍾，桌上有一把銅鈴，一個玻璃匣子放著花生糖、芝麻糖，是賣給學生吃的。學校不許他賣，他還是偷偷地賣。
詹大胖子的房子的對麵，隔著慢坡，是大禮堂。大禮堂的用處是做“紀念周”，開“同樂會”。平常日子，是音樂教室，唱歌。
大禮堂的北麵是校園。校園裏花木不多，比較突出的是一架很大的“十姊妹”。我對這個校園留下很深的印象是：有一年我們縣境鬧蝗蟲，蝗蟲一過，遮天蔽日，學校裏遍地都是蝗蟲，我們見蝗蟲就捉，到校園裏用兩塊磚頭當磨子，把蝗蟲磨得稀爛，蝗蟲太可惡了！
校園之北，是教務處。一個很大的房間，兩邊靠牆擺了幾張三屜桌，供教員備課，批改學生作業。當中有一張相當大的會議桌。這張會議桌平常不開會，有一個名叫夏普天的教員在桌上畫炭畫像。這夏普天（不知道為什麽，學生背後都不稱他為“夏先生”，徑稱之為“夏普天”，有輕視之意）在教員中有其特別處。一是他穿西服（小學教員穿西服者甚少）；二是他在教小學之外還有一個副業：畫像。用一個刻有方格的有四隻腳的放大鏡，放在一張照片上，在大張的畫紙上畫了經緯方格，看著放大鏡，勾出鉛筆細線條，然後用剪禿了的羊毫筆，蘸炭粉，塗出深淺濃淡。說是“塗”不大準確，應該說是“蹭”。我在小學時就知道這不叫藝術，但是有人家請他畫，給錢。夏普天的畫像真正隻是謀生之術。夏家原是大族，後來敗落了。夏普天畫像，實非得已。過了好多年，我才知道夏普天是我們縣的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夏普天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教務處的北麵是幼稚園。現在一般都叫幼兒園，我入園時叫幼稚園。五小設幼稚園是創舉。這個幼稚園是全縣第一個幼稚園。
幼稚園的房子是新蓋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磚、新瓦、新門、新窗。這座房子有點特別，是六角形的。進門，是一個寬敞明亮的大廳。鋪著漆成棗紅色的地板，用白漆畫出一個很大的圓圈。這圓圈是為了讓“小朋友”沿著唱歌跳舞而畫出的。“小朋友”每天除了吃點心，大部分時間是唱歌跳舞。規定：上幼稚園的“小朋友”的家裏都要預備一雙“軟底鞋”——普通的布鞋，但是鞋底是幾層布“絎”出來的軟底。
幼稚園的老師是王文英，她是我們縣裏頭一個從“幼稚師範”畢業的專業老師。整個幼稚園隻有一個老師，教唱歌、跳舞都是她。我在幼稚園學過很多歌，有一些是“表演唱”。我至今記得的是《小羊兒乖乖》，母親出去了，狼來了：
狼：小羊兒乖乖，
把門兒開開，
快點兒開開，
我要進來。
小羊：不開不開不能開，
母親不回來，
誰也不能開！
狼：小兔子乖乖，
把門兒開開，
快點兒開開，
我要進來。
小兔：不開不開不能開，
母親不回來，
誰也不能開！
狼：小螃蟹乖乖，
把門兒開開，
快點兒開開，
我要進來。
小螃蟹：就開就開我就開——（開門）
狼：啊嗚！（把小螃蟹吃了）
小羊、小兔：可憐小螃蟹，從此不回來！
另外還有：
拉鋸，送鋸，
你來，我去。
拉一把，推一把，
嘩啦嘩啦起風啦。
小小狗，快快走；
小小貓，快快跑！
（王老師除了教唱，領著小朋友唱，還用一架風琴伴奏。）
幼稚園門外是一個遊戲場，有一個沙坑，一架秋千，還有一個“巨人布”。一根粗大柱，半截埋在土裏，柱頂有一個火炬形的頂子，頂與柱之間是鐵的軸輥，柱頂牽出八條粗麻繩，小朋友各攥住一根麻繩，連跑幾步，蜷起腿一悠，柱頂即轉動，小朋友能悠好多圈。我到現在還不知道這個遊戲器械為什麽叫“巨人布”——也許應該寫成“巨人步”。這種遊戲大概是從外國傳進來的。
在全班小朋友中我是最受王老師寵愛的。我們那一班臨畢業前曾在遊戲場上照了一張合影。我騎在一頭木馬上。這是我第一次留了一回馬上英姿（另外還有一個同學騎在一個灰色的木鴨子上，其他小朋友都蹲著，坐著）。
我離開五小後很少和王老師見麵。我十九歲離開家鄉，和王老師不通音問。她和我的初中國文老師張道仁先生結了婚，我也不知道。
一九八六年我回了一次故鄉，帶了兩盒北京的果脯，去看張老師和王老師。我給張老師和王老師都寫了一張字。給王老師寫的是一首不文不白的韻文：
“小羊兒乖乖，
把門兒開開。”
歌聲猶在，耳畔徘徊。
念平生美育，
從此培栽。
我今亦老矣，
白髭盈腮。
但師恩母愛，
豈能忘懷。
願吾師康健，
長壽無災。
這首“詩”使王老師哭了一個晚上。她對張先生說：“我教過那麽多學生，長大了，還沒有一個來看過我的。”張先生非常感慨地再三說：“師恩母愛！師恩母愛！……”他說王老師告訴他，我上幼稚園的時候還戴著我媽媽的孝。王老師不說，我還真不記得。
教務處和幼稚園的東麵，是一、二、三、四年級教室，兩排。兩排教室之前是一片空地。空地的路邊有幾棵很大的梧桐，到了秋天，落了一地很大的梧桐葉。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一葉落而天下驚秋”，而且不勝感慨。我們撿梧桐子。梧桐子炒熟了，是可以吃的，很香。
往後走，是五年級、六年級教室。這是另外一個區域，不僅因為隔著一個院子，有幾棵桂花，而且因為五、六年級是“高年級”（一、二年級是初年級，三、四年級是中年級），到了這裏儼然是“大人”了，不再是毛孩子了。
五年級教室在西邊的平地上。教室外麵是一口塘，塘裏有魚，常常看到有打魚的來摸魚，有時摸上很大的一條。從五年級的北窗伸出釣竿，就可以釣魚。我有一次在窗裏看著一條大黑魚咬了鉤，心裏怦怦跳。不料這條大黑魚使勁一掙，把釣線掙斷了，它就帶著很長的一截釣線遊走了！
六年級教室在一座樓上。這樓是承天寺的舊物，年久失修，真是一座“危樓”，在樓上用力蹦跳，樓板都會顫動。然而它竟也不倒。
我小時了了。去年回鄉，遇到一個小學同班姓許的同學（他現在是有名的中醫），說我多年都是全班第一。他大概記得不準，我從三年級後算術就不好。語文（初中年級叫“國語”，高年級叫“國文”）倒是總是考第一的。
我覺得那時的語文課本有些篇是選得很好的。一年級開頭雖然是“大狗跳，小狗叫”，後麵卻有《詠雪》這樣的詩：
一片一片又一片，
兩片三片四五片。
七片八片九十片，
飛入蘆花都不見。
我學這一課時才虛歲七歲，可是已經能夠感受到“飛入蘆花都不見”的美。我現在寫散文、小說所用的方法，也許是從“飛入蘆花都不見”悟出的。
二年級課文中有兩則謎語，其中一則是：
遠觀山有色，
近聽水無聲。
春去花還在，
人來鳥不驚。
謎底是：畫。這對培養兒童的想象力是有好處的。
我希望教育學家能搜集各個時期的課本，研究研究，吸取有益的部分，用之今日。
教三、四年級語文的老師是周席儒。我記不得他教的課文了，但一直覺得他真是一個純然儒者。他總是坐在三年級和四年級教室之間的一間小屋的桌上批改學生的作文，“判”大字。他判字極認真，不隻是在字上用紅筆畫圈，遇有筆畫不正處，都用紅筆矯正。有“間架”不平衡的字，則於字旁另書此字示範。我是認真看周先生判的字而有所領會的。我的毛筆字稍具功力，是周先生砸下的基礎。周先生非常喜歡我。
教五年級國文的是高北溟先生。關於高先生，我寫過一篇小說《徙》。小說，自然有很多地方是虛構，但對高先生的為人治學沒有歪曲。關於高先生，我在下一篇《我的初中》中大概還會提到，此處從略。
教六年級國文的是張敬齋。張先生據說很有學問，但是他的出名卻是因為老婆長得漂亮，外號“黑牡丹”。他教我們《老殘遊記》，講得有聲有色。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大明湖上的對聯：“四麵荷花三麵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這使我對濟南非常向往。但是他講“黑妞白妞說書”，文章裏提到一個湖南口音的人發了一通議論，張先生也就此發了一通議論，說：為什麽要說“湖南口音”呢？因為湖南話很蠻，俗說是“湖南騾子”。這實在是沒有根據。我長大後到過湖南，從未聽湖南人說自己是“騾子”。外省人也不叫湖南人是“湖南騾子”。不像外省人說湖北人是“九頭鳥”，湖北人自己也承認。也許張先生的話有證可查，但我小時候就覺得他是胡說。不知道為什麽，我對張先生的“歪批”總也忘不了。
我在五小頗有才名，是因為我的畫畫很不錯。教我們圖畫的老師姓王，因為他有一個口頭語：“譬如”，學生就給他起了個外號：“王譬如。”王先生有時帶我們出校“野外寫生”，那是最叫人高興的事。常去的地方是運河堤，因為離學校很近。畫得最多的是堤上的柳樹，用的是六個b的鉛筆。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回高郵，見到同班同學許醫生，他說我曾經送過他一張畫：隻用大拇指蘸墨，在紙上一按，加幾筆犄角、四蹄、尾巴，就成了一頭牛。大拇指有腡紋，印在紙上有牛毛效果。我三年級時是畫過好些這種牛，後來就沒有再畫。
我對五小很有感情。每天上學，暑假、寒假還會想起到五小看看。夏天，到處長了很高的草。有一年寒假，大雪之後，我到學校去。大門沒有鎖，輕輕一推就開了。沒有一個人，連詹大胖子也不在。一片白雪，萬籟俱靜。我一個人踏雪走了一會兒，心裏很感傷。
我十九歲離鄉，六十六歲回故鄉住了幾天。我去看看我的母校：什麽也沒有了，承天寺、天地壇，都沒有了。五小當然沒有了。
這是我的小學，我親愛的，親愛的小學！
“願少年，乘風破浪，
他日毋忘化雨功。”
我的初中
初中全名是高郵縣立初級中學，是全縣的最高學府。我們縣過去連一所高中都沒有。
地點在東門。原址是一個道觀，名曰“讚化宮”。我上初中時，二門楣上還保留著“讚化宮”的磚額，字是《曹全碑》體隸書，寫得不錯，所以我才記得。
讚化宮的遺物隻有：一個白石砌的圓形的放生池，池上有石橋。平日池幹見底，連日大雨之後有水。東北角有一座小樓，原是供奉呂祖的。年久失修，岌岌可危。呂祖樓的對麵有一土阜。阜上有亭，倒還結實。亭子的牆壁外麵塗成紅色。我們就叫它“小亭子”。亭之三麵有圓形的窗洞，拳起兩腳，坐在窗洞裏，可以俯看牆外的土路。小亭之下長了相當大一叢紫竹。紫竹皮色深紫，極少見。我們縣裏好像隻有這一叢紫竹，不知是何年，何人所種。小亭子左邊有一棵楮樹，我們那裏叫“殼樹”。楮樹皮可造紙，但我們那裏隻是采其大葉以洗碗。因為楮葉有細毛，能去油膩。還有一棵很奇怪的樹，叫“五穀樹”，一棵結五種形狀不同的小果子，我們家鄉從哪一種果子結得多少，以占今年宜豆宜麥。
初中的主要房屋是新建的。靠南牆是三間教室，依次為初一、初二、初三，對麵是教導處和教員休息室。初三教室之東，有一個圓門，門外有一座樓，兩層。樓上是圖書館，主要藏書是幾櫥《萬有文庫》。樓下是“住讀生”的宿舍，初中學生大部分是“走讀”，有從四鄉村鎮來的學生，城區無親友家可寄住，就住在學校裏，謂之“住讀”。
初中的主課是“英（文）、國（文）、算（數學）”。學期終了結算學生的總平均分數，也隻計算這三門。
初一、初二的英文沒有學到什麽東西，因為教員不好。初三卻有一門奇怪的課：“英文三民主義。”不知道這是國民黨的統一規定，還是我們學校裏特別設置的。教這一課的是校長耿同霖。耿同霖解放後被槍斃了，不知道他有什麽罪惡，但他在當我們的校長時看不出有多壞。他有一個習慣，講話或上課時愛用兩手摩擦前胸。他老是穿一件墨綠色的毛料的夾袍。在我的想象裏，他被槍斃時也是穿的這件夾袍。
初一、初二國文是高北溟先生教的。他的教學法大體如我在小說《徙》中所寫的那樣。有些細節是虛構的，如小說中寫高先生編過一本《字形音義辨》，實際上他沒有編過這樣一本書，他隻是讓學生每周抄寫一篇《字辨》上的字。但他編過一些字形的歌訣，如：“戌橫、戍點、戊中空。”《國學常識》是編過一本講義的，學生要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他講書前都要朗讀一遍。有時從高先生朗讀的頓挫中學生就能體會到文義。“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他講書，話不多，簡明扼要。如講《訓儉示康》：“……‘廳事前僅容旋馬’，閉目一想，就知道房屋有多狹小了。”這使我受到很大啟發，對寫小說有好處。小說的描敘要使讀者有具體的印象。如果記錄廳事的尺寸，即無意義。高先生教書很嚴，學生背不出來，是要打手心的。我的堂弟汪曾煒挨過多次打，因為他小時極其頑皮，不用功。曾煒後來發憤讀書，現在是著名的心髒外科專家了。我的同班同學劉子平後來在高郵中學教書，和高先生是同事了，曾問過高先生：“你從前為什麽對我們那麽嚴？”高先生歎了一口氣，說：“我現在想想，真也不必。”小說《徙》中寫高先生在初中未能受聘，又回小學去教書了，是為了渲染高先生悲愴遭遇而虛構的，事實上高先生一直在高郵中學任教，直至壽終。
教初三國文的是張道仁先生。他是比較有係統地把新文學傳到高郵來的。他是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的。我在寫給張先生的詩中有兩句：“汲源來大夏，播火到小城。”一九八六年，我和張先生提起，他說他主要根據的是孫俍工的一本書。
教初二代數的是王仁偉先生。王先生少孤。他的父親曾遊食四方。王先生曾拿了一冊他的父親所畫的冊頁，讓我交給我父親題字。我看了這套冊頁，都是記遊之作。其中有驢、騾、駱駝，大概是在北方的時候多。王先生學曆不高，沒有上過大學。他的家境不寬裕，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還要在家裏為十多個學生補習，夠辛苦的。也許因此他的脾氣不好，多疑而易怒，見人總是冷著臉子。我的代數不好。但王先生卻很喜歡我。我有一次病了幾天，他問我的堂哥汪曾浚（他和我同班）：“汪曾祺的病怎麽樣？”我那堂哥回答：“他死不了。”王先生大怒，說：“你死了我也不問！”
教初三幾何的是顧調笙先生。他同時是教導主任。他是中央大學畢業的，中央大學是名牌國立大學，因此他看不起私立大學畢業的教員，稱這種大學為“野雞大學”，有時在課堂公開予以譏刺。他對我的幾何加意輔導，因為他一心想培養我將來進中央大學，學建築，將來當建築師。學建築同時要具備兩種條件，一是要能畫畫，一是要數學好，特別是幾何。我畫畫沒有問題，數學——幾何卻不行。他在我身上花了很多工夫，沒有效果，歎了一口氣說：“你的幾何是桐城派幾何！”桐城派文章簡練，而幾何是要一步步論證的，我那種跳躍式的演算，不行！顧先生走路總是反抄著兩手，因為他有點駝背，想用這種姿勢糾正過來。他這種姿勢顯得人更為自負。
教美術的是張傑夫先生。“夫”字的行草似“大人”兩個字合在一起，學生背後便稱之為“傑大人”。他不是本地人，是鹽城人，上海藝專畢業。他畫水彩，也畫國畫。每天寫大字一張，臨《禮器碑》。《禮器碑》用筆結體都比較奇峭，高郵人不欣賞。他的業績是開辟了一個圖畫教室，就在呂祖樓東邊的一排閑房裏，訂製了畫架、畫板（是銀杏木的）。我們這才知道畫西洋畫是要把紙釘在畫板上斜立在畫架上畫的（過去我們畫畫都是把紙平放在桌子上畫的）。三年級以後，畫水彩畫，我開始知道分層布色，知道什麽叫“筆觸”。我們畫的次數最多的是魚，兩條魚，放在瓷盤裏。我們最有興趣的是倒石膏模子。張先生性格有點孤僻，和本地籍的同事很少來往。算是知交的，隻有一個常州籍教地理學的史先生。史先生教了一學年，離開了。張先生寫了一首詩送他：“儂今送君人笑癡，他日送儂知是誰？”這是活剝《葬花詞》，但是當時我們覺得寫得很好，很貼切。大概當時的教員都有一點無端的感傷主義。
教音樂的也是一位姓張的先生，他的特別處是發給學生的樂譜不是簡譜，是線譜；教了一些外國歌。我學會《伏爾加船夫曲》就是在那時候。張先生鬱鬱不得誌，他學曆不高，薪水也低。
東門外是刑場。出東門，有一道鐵板橋，腳踏在上麵，咚咚地響。橋下是水閘，閘上閘下落差很大，水聲震耳，如同瀑布。這道橋叫作“掉魂橋”，說是犯人到了橋上，魂就掉了。過去刑人是殺頭的。東門外南北大路也有四五個圓的淺坑，就是殺人的遺跡。據說，犯人跪在坑裏，由劊子手從後麵橫切一刀，人頭就落地了。後來都改成槍斃了，我們那裏叫作“銃人”。在教室裏上著課，聽著淒厲的拉長音的號聲，就知道：銃人了。一下課，我們就去看。犯人的屍首已經裝在一具薄皮棺材裏，抬到城牆外麵的荒地裏，地下一攤泛出藍光的血。
東門之東，過一小石橋，有幾間瓦房。原來大概是一個什麽祠，後來成了耕種學田的農民的住家。瓦房外是打穀場。有一棵大桑樹。桑樹下臥著一頭牛。不知道為什麽，我一想起桑樹和牛，就很感動，大概是因為看得太熟了。
城牆下是護城河，就是流經掉魂橋的河。沿河種了一排很大的柳樹。柳樹遠看如煙，有風則起伏如浪。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麽是“煙柳”“柳浪”，感受到中國語言之美。可以這樣說：這排柳樹教會我怎樣使用語言。
往南走，是東門寶塔。
除了到打穀場上看看，沿護城河走走，我們課餘的活動主要有：爬城牆、跳河。
操場東麵，隔一道小河，即是城牆。城牆外壁是磚砌的，內壁不封磚，隻是夯土。內壁有一點坡度，但還是很陡。我們幾乎每天搞一次登山運動。上了陡坡，手扶垛口，心曠神怡。然後由陡坡飛奔而下，這可是相當危險的，無法減速，下到平地，收不住腳，就會一直躥到河裏去。
操場北麵，沿東城根到北城根，雖在城裏，卻很荒涼。人家不多，很分散。有一些農田，東一塊，西一塊，大大小小，很不規整。種的多是雜糧，豆子、油菜、大麥……地大概是無主的地，種地的也不正經地種，荒穢不治，靠天收。地塊之間，蘆荻過人。我曾經在一片開著金黃的菊形的繁花的茼蒿上麵（茼蒿開花時高可尺半）看到成千上萬的粉蝶，上下翻飛，真是叫人眼花繚亂。看到這種超常景象，叫人想狂叫。
這裏有很多野薔薇，一叢一叢，開得非常旺盛。野薔薇是單瓣的，不耐細看，好處在多，而且，甜香撲鼻。我自離初中後，再也沒有看到這樣多的野薔薇。
稍遠處有一片雜木林。我有一次在林子裏看到一個獵人。我從來沒有看到過獵人。我們那裏打魚的很多，打獵的幾乎沒有。這個獵人黑瘦瘦的，眼睛很黑，他穿了一身黑的衣褲，小腿上纏了通紅的綁腿。這個獵人給我一種非常猛厲的印象。他在追逐一隻斑鳩。斑鳩已經發覺，它在逃避。斑鳩在南邊的樹頭枝葉密處，獵人從北往南走。他走得從容不迫，一步，一步。快到樹林南邊。斑鳩一翅飛到北邊樹上。獵人又由南往北走，一步，一步。這是一種無聲的緊張，持續的意誌的角逐。我很奇怪，斑鳩為什麽不飛出樹林。這樣往複多次，斑鳩慌神了，它飛得不穩了。一聲槍響，斑鳩落地。獵人拾起斑鳩，放進獵袋，走了。他的大紅的綁腿鮮明如火。我覺得斑鳩和獵人都很美。
這一片荒野上有一些縱橫交錯的小河。我們幾乎每天來比賽“跳河”。起跑一段，縱身一跳，跳到對岸。河闊丈許，跳不好就會掉在河裏，但我的記憶中似沒有一人慘遭滅頂。
跳河有大王，大王名孫普，外號黑皮。他是多寬的河也敢跳的。
讚化宮之外，有一處房屋也是歸初中使用的：孔廟。孔廟離讚化宮很近，往西三分鍾即到。孔廟大門前有一個半圓形的“泮池”，常年有水，池上圍以石欄。泮池南麵是一片大坪場，整整齊齊地栽了很多鬆樹，都已經很大了。孔廟的主體建築是“明倫堂”，原是祭孔的地方，後來成了初中的大禮堂。至聖先師的牌位被請到原來住“訓導”“教諭”的廂房裏去了，原來供牌位的地方掛了孫中山。明倫堂的東西兩壁掛了十六條彩印的條幅，都是民族英雄，有蘇武牧羊、聞雞起舞、班超投筆、木蘭從軍……其餘的，記不得了。為什麽要掛這樣的畫？這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全國上下抗戰救國情緒高漲。我們的國文、曆史課都增加培養民族意識的內容，作文也多出這方麵的題目。有一次高北溟先生出了一道作文題：“救國策”，我那堂哥汪曾浚劈頭寫道：“國將亡，必欲救，此不易之理也。”他的名句我一直記得。他大概讀了一些《東萊博議》之類的書，學會了這種調調。這有點可笑，一個初中學生能拿出什麽救國之策呢？但是大敵當前，全民奮起，精神可貴。我到現在還覺得應該教初中、小學的學生背會《木蘭辭》，唱“蘇武留胡節不辱”。這對培養青少年的情操和他們的審美意識，都是有好處的。
陰城
草巷口往北，西邊有一個短短的巷子。我的一個堂房叔叔住在這裏。這位堂叔我們叫他小爺。他整天不出門，也不跟人來往，一個人在他的小書房裏擺圍棋譜，養鳥。他養過一隻鸚鵡，這在我們那裏是很少見的。我有時到小爺家去玩，去看那隻鸚鵡。
小爺家對麵有兩戶人家，是種菜的。
由小爺家門前往西，幾步路，就是陰城了。
陰城原是一片古戰場，韓世忠的兵曾經在這裏駐過，有人撿到過一種有耳的陶壺，叫作“韓瓶”，據說是韓世忠的兵用的水壺，用韓瓶插梅花，能夠結子。韓世忠曾在高郵駐守，但是沒有在這裏打過仗。韓世忠確曾在高郵屬境擊敗過金兵，但是在三垛，不在高郵城外。有人說韓瓶是韓信的兵用的水壺，似不可靠，韓信好像沒有在高郵屯過兵。
看不到什麽古戰場的痕跡了，隻是一片野地，許多亂葬的墳，因此叫作“陰城”。有一年地方政府要把地開出來種麥子，挖了一大片無主的墳，遍地是糟朽的薄皮棺材和白骨。麥子沒有種成，陰城又成了一片野地，荒墳壘壘，雜草叢生。
我們到陰城去，逮螞蚱，掏蛐蛐，更多的時候是去放風箏。
小時候放三尾子。這是最簡單的風箏。北京叫屁股簾兒，有的地方叫瓦片。三根葦篾子紮成一個幹字，糊上一張紙，四角貼“雲子”，下麵粘上三根紙條就得。
稍大一點，放酒壇子，篾架子紮成紹興酒壇狀，糊以白紙；紅鼓，如鼓形；四老爺打麵缸，紅鼓上麵留一截，露出四老爺的腦袋——一個戴紗帽的小醜；八角，兩個四方的篾框，交錯為八角；在八角的外邊再套一個八角，即為套角，糊套角要點技術，因為兩個八角之間要留出空隙；紅雙喜，那就更複雜了，一般孩子糊不了。以上的風箏都是平麵的，下麵要綴很長的麻繩的尾巴，這樣上天才不會打滾。
風箏大都帶弓。幹蒲破開，把裏麵的瓤刮去，隻剩一層皮，葦稈彎成弓，把蒲繃在弓的兩頭，縛在風箏額上，風箏上天，蒲弓受風，汪汪地響。
我已經好多年不放風箏了。北京的風箏和我家鄉的，我小時糊過、放過的風箏不一樣，沒有酒壇子，沒有套角，沒有紅鼓，沒有四老爺打麵缸。北京放的多是沙燕兒。我的家鄉沒有沙燕兒。
一個暑假
我們家鄉人要出一本韋鶴琴先生紀念冊，來信囑寫一篇小序。我覺得這篇序由我來寫不合適，我是韋先生受業弟子，弟子為老師的紀念冊寫序，有些僭妄，而且我和韋先生接觸不多，對他的生平不了解，建議這篇序還是請邑中耆舊和韋先生熟識的來寫，我隻寄去一首小詩：
綠紗窗外樹扶疏，
長夏蟬鳴課楷書。
指點桐城申義法，
江湖滿地一純儒。
詩後加了一個附注：
小學畢業之暑假，我在三姑父孫石君家從韋先生學。韋先生每日講桐城派古文一篇，督臨《多寶塔》一紙。我至今作文寫字，實得力於先生之指授。憶我從學之時，已經六十年矣，而先生之聲容態度，閑閑雅雅，猶在耳目。
關於這個附注，也還需要再作一點說明。我的三姑父——我的家鄉對姑媽有一個奇怪的稱呼，叫“擺擺”，姑父則叫“姑擺擺”，原是辦教育的，他後來棄教從商，經營過水泵，造過醬醋，但他一直是個“儒商”，平日交往的還是以清白方正，有學問的教員居多。他對韋先生很敬佩，這年暑假就請他住到家裏，教我的表弟和我。
“綠紗窗外樹扶疏”是記實。三姑父在生活上是個革新派。他們家是不供菩薩的，也沒有祖宗牌位。堂屋正麵的牆上掛著兩副對子。一副我還記得，“談禪不落三乘後，負來還期十畝前”，好像就是韋先生寫的。他家的門窗，都釘了綠色的鐵紗，這在我們縣裏當時是少見的。因此各間屋裏都沒有蒼蠅蚊子。而且綠紗沉沉，使人感到一片涼意。窗外是有一些樹的。有一棵蘋果樹，這也是少見的。每年也結幾個蘋果，很小，而且酸。樹上當然是有知了叫的。
三姑父家後麵有一片很大的空地。有幾個山東人看中了這片地，租下開了一個鍋廠。鍋廠有幾個小夥計，除了眼睛、嘴唇，一天臉都是黑的，煤煙熏的。他們老是用大榔頭把生鐵塊砸碎，成天聽到當啷當啷的聲音。不過並不吵人。
我就在蟬鳴和砸鐵聲中讀書寫字。這個暑假我覺得過得特別的安靜。
韋先生學問廣博，但對桐城派似乎下的功夫尤其深。他教我的都是桐城派的古文，每天教一篇。我印象最深的是姚鼐的《登泰山記》、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的《畫網巾先生傳》等等諸篇。《登泰山記》裏的名句“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我一直記得。尤其是“明燭天南”，我覺得寫得真美，我第一次知道“燭”字可以當動詞用。“居霧”的“居”字也下得極好。左光鬥在獄中的表現實在感人：“國家之事，糜爛至此……不速去，吾今即撲殺汝！”這真是一條鐵漢子。《畫網巾先生傳》寫得淺了一點，但也不失為一篇立場鮮明的文章。劉大槐、薛福成等人的文章，我也背過幾篇。我一直認為“桐城義法”是有道理的，不能一概斥之為“謬種”。
韋先生是寫魏碑的。我的祖父六十歲的壽序的字是韋先生寫的（文為高北溟先生所撰），寫在萬年紅紙上，字極端整，無一敗筆。我後來看到一本影印的韋先生臨的魏碑諸體的字帖，才知道韋先生把所有的北碑幾乎都臨過，難怪有這樣深的功力。不過他為什麽要我臨《多寶塔》呢？最近看到韋先生的詩稿，明白了：韋先生的字的底子是顏字。詩稿是行楷，結體用筆實自《祭侄文》《爭座位》出。寫了兩個月《多寶塔》，對我以後寫字，是大有好處的。
我的小詩附注中說“我至今作文寫字，實得力於先生之指授”，是誠實的話，非浮泛語。
暑假結束後，我讀了初中，韋先生回家了，以後，我和韋先生再也沒有見過麵。
聽說韋先生一直在三垛，很少進城。
抗戰時期，他拒絕出任偽職，終於家。
韋先生名子廉，鶴琴是別號。我懷疑“子廉”也是字，非本名。
文遊台
文遊台是我們縣首屈一指的名勝古跡。
台在泰山廟後。
泰山廟前有河，日澄河。河上有一道拱橋，橋很高，橋洞很大。走到橋上，上麵是天，下麵是水，覺得體重變得輕了，有淩空之感。拱橋之美，正在使人有淩空感。我們每年清明節後到東鄉上墳都要從橋上過（鄉俗，清明節前上新墳，節後上老墳）。這正是雜花生樹，良苗懷新的時候，放眼望去，一切都使人心情舒暢。
澄河產瓜魚，長四五寸，通體雪白，瑩潤如羊脂玉，無鱗無刺，背部有細骨一條，烹製後骨亦酥軟可吃，極鮮美。這種魚別處其實也有，有的地方叫水仙魚，北京偶亦有賣，叫麵條魚。但我的家鄉人認定這種魚隻有我的家鄉有，而且隻有文遊台前麵澄河裏有！家鄉人愛家鄉，隻好由著他說。不過別處的這種魚不似澄河所產的味美，倒是真的。因為都經過冷藏轉運，不新鮮了。為什麽叫“瓜魚”呢？據說是因黃瓜開花時魚始出，到黃瓜落架時就再捕不到了，故又名“黃瓜魚”。是不是這麽回事，誰知道。
泰山廟亦名東嶽廟，差不多每個縣裏都有的，其普遍的程度不下於城隍廟。所祀之神稱為東嶽大帝。泰山廟的香火是很盛的，因為好多人都以為東嶽大帝是管人的生死的。每逢香期，初一、十五，特別是東嶽大帝的生日（中國的神佛都有一個生日，不知道是從什麽檔案裏查出來的），來燒香的善男信女（主要是信女）絡繹不絕。一進廟門就聞到一股觸鼻的香氣。從門樓到甬道，兩旁排列的都是乞丐，大都偽裝成瞎子、啞巴、爛腿的殘廢（爛腿是用蠟燭油畫的），來燒香的總是要準備一兩吊銅錢施舍給他們的。
正麵是大殿，神龕裏坐著大帝，油白臉，疏眉細目，五綹長須，頗慈祥的樣子，穿了一件簇新的大紅蟒袍，手捧一把折扇。東嶽大帝何許人也？據說是《封神榜》上的黃飛虎！
正殿兩旁，是“七十二司”，即陰間的種種酷刑，上刀山、下油鍋、鋸人、磨人……這是對活人施加的精神威懾：你生前做壞事，死後就是這樣！
我到泰山廟是去看戲。
正殿的對麵有一座戲台。戲台很高，下麵可以走人。這倒也好，看戲的不會往前頭擠，因為太靠近，看不到台上的戲。
戲台與正殿之間是觀眾席。沒有什麽“席”，隻是一片空場，看戲的大都是站著。也有自己從家裏扛了長凳來坐著看的。
沒有什麽名角，也沒有什麽好戲。戲班子是“草台班子”，因為隻在裏下河一帶轉，亦稱“下河班子”，唱的是京戲，但有些戲是徽調。不知道為什麽，哪個班子都有一出《掃鬆下書》。這出戲劇情很平淡，我小時最不愛看這出戲；到了生意不好，沒有什麽觀眾的時候（這種戲班子，觀眾入場也還要收一點錢），就演《三本鐵公雞》，再不就演《九更天》《殺子報》。演《殺子報》是要加錢的，因為下河班子的聞太師勾的是金臉。下河班子演戲是很隨便的，沒有準調準詞。隻有一年，來了一個叫周素娟的女演員，是個正工青衣，在南方的科班時坐科學過戲，唱戲很規矩，能唱《武家坡》《汾河灣》這類的戲，甚至能唱《祭江》《祭塔》……我的家鄉真懂京戲的人不多，但是在周素娟唱大段慢板的時候，台下也能鴉雀無聲，聽得很入神。周素娟混得到裏下河來搭班，是“賣了胰子”——落魄了。有一個班子有一個大花臉，嗓子很衝，姓顏，大家就叫他顏大花臉。有一回，我聽他在戲台旁邊的廊子上對著燒開水的“水鍋”大聲嚷嚷：“打洗臉水！”我從他的聲音裏聽出了一腔悲憤，滿腹牢騷。我一直對顏大花臉的喊叫不能忘。江湖藝人，吃這碗開口飯，是充滿辛酸的。
泰山廟正殿的後麵，即屬於文遊台範圍，沿磚路北行，路東有秦少遊讀書台。更北，地勢漸高，即文遊台。台基是一個大土墩。墩之一側為四賢祠。四賢，說法不一。這本是一個“淫祠”，是一位“蒲圻先生”把它改造了的。蒲圻先生姓胡，字堯元。明代張綖《謁文遊台四賢祠》詩雲：“邇來風流久澌燼，文遊名在無遺蹤。雖有高台可遠眺，異端丹碧徒穹窿。嘉禾不植稂莠盛，邦人奔走如狂蠓。蒲圻先生獨好古，一掃陋俗隆高風。長繩倒拽淫像出，易以四子衣冠容。”這位蒲圻先生實在是多事，把“淫像”留下來讓我們看看也好。我小時到文遊台，不但看不到淫象，連“四子衣冠容”也沒有，隻有四個藍地金字的牌位。墩之正麵為盍簪堂。“盍簪”之名，比較生僻。出處在《易經》。《易·豫》：“勿疑，朋盍簪。”王弼注：“盍，合也；簪，疾也。”孔穎達疏：“群朋合聚而疾來也。”如果用大白話說，就是“快來堂”。我覺得“快來堂”也挺不錯。我們小時候對盍簪堂的興趣比四賢祠大得多，因為堂的兩壁刻著《秦郵帖》。小時候以為帖上的字是這些書法家在高郵寫的。不是的，是把名家的書法雜湊起來的（帖都是雜湊起來的）。帖是清代嘉慶年間一個叫師亮采的地方官屬錢梅溪刻的。錢泳《履園叢話》：“二十年乙亥……是年秋八月為韓城師禹門太守刻《秦郵帖》四卷，皆取蘇東坡、黃山穀、米元章、秦少遊諸公書，而殿以鬆雪、華亭二家。”曾有人考證，帖中書頗多“贗鼎”，是假的，我們不管這些，對它還是很有感情。我們用薄紙蒙在帖上，用鉛筆來回磨蹭，把這些字“拓”下來帶回家，有時翻出來看看，覺得字都很美。
盍簪堂後是一座木結構的樓，是文遊台的主體建築。樓頗宏大，東西兩麵都是大窗戶。我讀小學時每年“春遊”都要上文遊台，趴在兩邊窗台上看半天。東邊是農田，碧綠的麥苗，油菜、蠶豆正在開花，很喜人。西邊是人家，鱗次櫛比。最西可看到運河堤上的楊柳，看到船帆在樹頭後麵緩緩移動。緩緩移動的船帆叫我的心有點酸酸的，也甜甜的。
文遊台的出名，是因為這是蘇東坡、秦少遊、王定國、孫莘老聚會的地方，他們在樓上飲酒、賦詩、傾談、笑傲。實際上文遊諸賢之中，最牽動高郵人心的是秦少遊。蘇東坡隻是在高郵停留一個很短的時期。王定國不是高郵人。孫莘老不知道為什麽給人一個很古板的印象，使人不大喜歡。文遊台實際上是秦少遊的台。
秦少遊是高郵人的驕傲，高郵人對他有很深的感情，除了因為他是大才子，“國士無雙”，詞寫得好，為人正派，關心人民生活（著過《蠶書》）……還因為他一生遭遇很不幸。他的官位不高，最高隻做到“正字”，後半生一直在遷謫中度過。四十六歲“坐黨籍”——和司馬光的關係，改館閣校勘，出為杭州通判。這一年由於禦史劉拯給他打了小報告，說他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叫一個才子去管酒稅，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四十八歲因為有人揭發他寫佛書，削秩徙郴州。五十歲，遷橫州。五十一歲遷雷州。幾乎每年都要調動一次，而且越調越遠。後來朝廷下了赦令，遷臣多內徙，少遊啟程北歸，至滕州，出遊光華亭，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終年五十三歲。
遷謫生活，難以為懷，少遊晚年詩詞頗多傷心語，但他還是很曠達，很看得開的，能於顛沛中得到苦趣。明陶宗儀《說郛》卷八十二：
秦觀南遷，行次郴道，遇雨。有老仆滕貴者，久在少遊家，隨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遊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盤跚策杖而至，視少遊歎曰：“學士，學士！他們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來陪奉他們！波波地打閑官，方落得甚聲名！”怒而不飯。少遊再三勉之，曰：“沒奈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知是沒奈何！”少遊後見鄧博文言之，大笑，且謂鄧曰：“到京見諸公，不可不舉似以發大笑也。”
我以為這是秦少遊傳記資料中寫得最生動的一則，而且是可靠的。這樣如聞其聲的口語化的對白是偽造不來的。這也是白話文學史中很珍貴的資料，老仆、少遊，都躍然紙上。我很希望中國的傳記文學、曆史題材的小說戲曲都能寫成這樣。然而可遇而不可求。現在的傳記、曆史題材的小說，大都空空廓廓，有事無人，而且注入許多“觀點”，使人搔癢不著，吞蠅欲吐。曆史電視連續劇則大多數是胡說八道！
東坡聞少遊凶信，歎曰：“少遊已矣，雖萬人何贖。”嗚呼哀哉。
自報家門
京劇的角色出台，大都有一段相當長的獨白。向觀眾介紹自己的曆史，最近遇到什麽事，他將要幹什麽，叫作“自報家門”。過去西方戲劇很少用這種辦法。西方戲劇的第一幕往往是介紹人物，通過別人之口互相介紹出劇中人。這實在很費事。中國的“自報家門”省事得多。我采取這種辦法，也是為了圖省事，省得麻煩別人。
法國安妮·居裏安女士打算翻譯我的小說。她從波士頓要到另一個城市去，已經訂好了飛機票。聽說我要到波士頓，特意把機票退了，好跟我見一麵。她談了對我的小說的印象，談得很聰明。有一點是別的評論家沒有提過，我自己從來沒有意識到的。她說我很多小說裏都有水。《大淖記事》是這樣。《受戒》寫水雖不多，但充滿了水的感覺。我想了想，真是這樣。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鄉是一個水鄉，江蘇北部一個不大的城市——高郵。在運河的旁邊。
運河西邊，是高郵湖。城的地勢低，據說運河的河底和城牆垛子一般高。我們小時候到運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頂。因此，常常鬧水災。縣境內有很多河道。出城到鄉鎮，大都是坐船。農民幾乎家家都有船。水不但於不自覺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說的背景，並且也影響了我的小說的風格。水有時是洶湧澎湃的，但我們那裏的水平常總是柔軟的、平和的，靜靜地流著。
我是一九二〇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陰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節。這是一個吉祥的日子。中國一直很重視這個節日，到現在還是這樣。到了這天，家家吃“元宵”，南北皆然。沾了這個光，我每年的生日都不會忘記。
我的家庭是一個舊式的地主家庭。房屋、家具、習俗，都很舊。整所住宅，隻有一處叫作“花廳”的三大間是明亮的，因為朝南的一溜大窗戶是安玻璃的。其餘的屋子的窗格上都糊的是白紙。一直到我讀高中時，晚上有的屋裏點的還是豆油燈。這在全城（除了鄉下）大概找不出幾家。
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貢”。這是略高於“秀才”的功名。據說要八股文寫得特別好，才能被選為“拔貢”。他有相當多的田產，大概有兩三千畝田，還開著兩家藥店，一家布店，但是生活卻很儉省。他愛喝一點酒，酒菜不過是一個鹹鴨蛋，而且一個鹹鴨蛋能喝兩頓酒。喝了酒有時就一個人在屋裏大聲背唐詩。他同時又是一個免費為人醫治眼疾的眼科醫生。我們家看眼科是祖傳的。在孫輩裏他比較喜歡我。他讓我聞他的鼻煙。有一回我不停地打嗝，他忽然把我叫到跟前，問我他吩咐我做的事做好了沒有。我想了半天，他吩咐過我做什麽事呀？我使勁地想。他哈哈大笑：“嗝不打了吧！”他說這是治打嗝的最好的辦法。他教過我讀《論語》，還教我寫過初步的八股文，說如果在清朝，我完全可以中一個秀才（那年我才十三歲）。他賞給我一塊紫色的端硯，好幾本很名貴的原拓本字帖。一個封建家庭的祖父對於孫子的偏愛，也僅能表現到這個程度。
我的生母姓楊。楊家是本縣的大族。在我三歲時，她就死去了。她得的是肺病，早就一個人住在一間偏屋裏，和家人隔離了。她不讓人把我抱去見她，因此我對她全無印象。我隻能從她的遺像（據說畫得很像）上知道她是什麽樣子，另外我從父親的畫室裏翻出一摞她生前寫的大楷，字寫得很清秀。由此我知道我的母親是讀過書的。她嫁給我父親後還能每天寫一張大字，可見她還過著一種閨秀式的生活，不為柴米操心。
我父親是我所知道的一個最聰明的人，多才多藝。他不但金石書畫皆通，而且是一個擅長單杠的體操運動員，一名足球健將。他還練過中國的武術。他有一間畫室，為了用色準確，裱糊得“四白落地”。他後半生不常作畫，以“懶”出名。他的畫室裏堆積了很多求畫人送來的宣紙，上麵都貼了一個紅簽，“敬求法繪，賜呼xx”。我的繼母有時提醒：“這幾張紙，你該給人家畫畫了。”父親看看紅簽，說：“這人已經死了。”每逢春秋佳日，天氣晴和，他就打開畫室作畫。我非常喜歡站在旁邊看他畫：對著宣紙端詳半天，先用筆杆的一頭或大拇指指甲在紙上劃幾道，決定布局，然後畫花頭、枝幹，布葉，勾筋。畫成了，再看看，收拾一遍，題字，蓋章，用摁釘釘在板壁上，再反複看看。他年輕時曾畫過工筆的菊花，能辨別、表現很多菊花品種。因為他是陰曆九月生的，在中國，習慣把九月叫作菊月，所以對菊花特別有感情。後來就放筆作寫意花卉了。他的畫，照我看是很有功力的。可惜局促在一個小縣城裏，未能浪遊萬裏，多睹大家真跡。又未曾學詩，題識多用成句，隻成“一方之士”，聲名傳得不遠。很可惜！他學過很多樂器，笙簫管笛、琵琶、古琴都會。他的胡琴拉得很好。幾乎所有的中國樂器我們家都有過，包括嗩呐、海笛。他吹過的簫和笛子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好的簫笛。他的手很巧，心很細。我母親的冥衣（中國人相信人死了，在另一個世界——陰間還要生活，故用紙糊製了生活用物燒了，使死者可以“冥中收用”，統稱明器）是他親手糊的。他選購了各種砑花的色紙，糊了很多套，四季衣裳，單夾皮棉，應有盡有。“裘皮”剪得極細，和真的一樣，還能分出羊皮、狐皮。他會糊風箏。有一年糊了一個蜈蚣——這是風箏最難糊的一種，帶著兒女到麥田裏去放。蜈蚣在天上矯矢擺動，跟活的一樣。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天。他放蜈蚣用的是胡琴的“老弦”。用琴弦放風箏，我還未見過第二人。他養過鳥，養過蟋蟀。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小片，再用膠水一片一片逗攏粘固，做成小船、小亭子、八麵玲瓏繡球，在裏麵養金鈴子——一種金色的小昆蟲，磨翅發聲如金鈴。我父親真是一個聰明人。如果我還不算太笨，大概跟我從父親那裏接受的遺傳因子有點關係。我的審美意識的形成，跟我從小看他作畫有關。
我父親是個隨便的人，比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幾歲時就和他對坐飲酒，一起抽煙。他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這種脾氣也傳給了我。不但影響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後輩的關係，而且影響了我對我所寫的人物的態度以及對讀者的態度。
我的小學和初中是在本縣讀的。
小學在一座佛寺的旁邊，原來即是佛寺的一部分。我幾乎每天放學都要到佛寺裏逛一逛，看看哼哈二將、四大天王、釋迦牟尼、迦葉阿難、十八羅漢、南海觀音。這些佛像塑得生動。這是我的雕塑藝術館。從我家到小學要經過一條大街，一條曲曲彎彎的巷子。我放學回家喜歡東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鋪，手工作坊、布店、醬園、雜貨店、爆仗店、燒餅店、賣石灰麻刀的鋪子、染坊……我到銀匠店裏去看銀匠在一個模子上鏨出一個小羅漢，到竹器廠看師傅怎樣把一根竹竿做成耙草的筢子，到車匠店看車匠用硬木車旋出各種形狀的器物，看燈籠鋪糊燈籠……百看不厭。有人問我是怎樣成為一個作家的，我說這跟我從小喜歡東看看西看看有關。這些店鋪、這些手藝人使我深受感動，使我聞嗅到一種辛勞、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記憶，我的小說有很多篇寫的便是這座封閉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初中原是一個道觀，還保留著一個放生魚池。池上有飛梁（石橋），一座原來供奉呂洞賓的小樓和一座小亭子。亭子四周長滿了紫竹（竹竿深紫色）。這種竹子別處少見。學校後麵有小河，河邊開著野薔薇。學校挨近東門，出東門是殺人的刑場。我每天沿著城東的護城河上學、回家，看柳樹，看麥田，看河水。
我自小學五年級至初中畢業，教國文的都是一位姓高的先生。高先生很有學問，他很喜歡我。我的作文幾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響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歸有光的幾篇代表作。歸有光以輕淡的文筆寫平常的人物，親切而淒婉。這和我的氣質很相近，我現在的小說裏還時時回響著歸有光的餘韻。
我讀的高中是江陰的南菁中學。這是一座創立很早的學校，至今已有百餘年曆史。這個學校注重數理化，輕視文史。但我買了一部詞學叢書，課餘常用毛筆抄宋詞，既練了書法，也略窺了詞意。詞大都是抒情的，多寫離別。這和少年人每易有的無端感傷情緒易於相合。到現在我的小說裏還帶有一點隱隱約約的哀愁。
讀了高中二年級，日本人占領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隨祖父、父親在離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裏避難。在庵裏大概住了半年。我在《受戒》裏寫了和尚的生活。這篇作品引起注意，不少人問我當過和尚沒有。
我沒有當過和尚。在這座小庵裏我除了帶了準備考大學的教科書，隻帶了兩本書，一本《沈從文小說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說得誇張一點，可以說這兩本書定了我的終身。這使我對文學形成比較穩定的興趣，並且對我的風格產生深遠的影響。我父親也看了沈從文的小說，說：“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我的小說也有人說是不像小說，其來有自。
一九三九年，我從上海經香港，借道越南到昆明考大學。到昆明，得了一場惡性瘧疾，住進了醫院。這是我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唯一的一次。高燒超過四十度。護士給我注射了強心針，我問她：“要不要寫遺書？”我剛剛能喝一碗蛋花湯，晃晃悠悠進了考場。考完了，一點把握沒有。天保佑，發了榜，我居然考中了第一誌願：西南聯大中國文學係！
我成不了語言文字學家。我對古文字有興趣的隻是它的美術價值——字形。我一直沒有學會國際音標。我不會成為文學史研究者或文學理論專家，我上課很少記筆記，並且時常缺課。我隻能從興趣出發，隨心所欲，亂七八糟地看一些書。白天在茶館裏，夜晚在係圖書館。於是，我隻能成為一個作家了。
不能說我在投考誌願書上填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係是衝著沈從文去的，我當時有點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強烈的意誌。但是“沈從文”是對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過的。
沈先生一共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我都選了。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
沈先生實在不大會講課。講話聲音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他講課沒有講義，不成係統，隻是即興的漫談。他教創作，反反複複，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很多學生都不大理解這是什麽意思。我是理解的。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在小說裏，人物是主要的，主導的，其餘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近，富同情，共哀樂。什麽時候作者的筆貼不住人物，就會虛假。寫景，是製造人物生活的環境。寫景處即是寫人，景和人不能遊離。常見有的小說寫景極美，但隻是作者眼中之景，與人物無關。這樣有時甚至會使人物疏遠。即作者的敘述語言也須和人物相協調，不能用知識分子的語言去寫農民。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對的。這也許不是寫小說唯一的原則（有的小說可以不著重寫人，也可以有的小說隻是作者在那裏發議論），但是是重要的原則。至少在現實主義的小說裏，這是重要原則。
沈先生每次進城（為了躲日本飛機空襲，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貢的鄉下，有課時才進城住兩三天）我都去看他，還書、借書，聽他和客人談天。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賣行、舊貨攤，買耿馬漆盒，買火腿月餅。餓了，就到他的宿舍對麵的小鋪吃一碗加一個雞蛋的米線。有一次我喝得爛醉，坐在路邊，他以為是一個生病的難民，一看，是我！他和幾個同學把我架到宿舍裏，灌了好些釅茶，我才清醒過來。有一次我去看他，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他不說一句話，出去給我買了幾個大橘子。
我讀的是中國文學係，但是大部分時間是看翻譯小說。當時在聯大比較時髦的是a.紀德，後來是薩特。我二十歲開始發表作品。外國作家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還有一個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我很喜歡阿索林，他的小說像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的，流動的。我讀了一些弗吉尼亞·伍爾芙的作品，讀了普魯斯特小說的片段。我的小說有一個時期明顯地受了意識流方法的影響，如《小學校的鍾聲》《複仇》。
離開大學後，我在昆明郊區一個聯大同學辦的中學教了兩年書。《小學校的鍾聲》和《複仇》便是這時寫的。當時沒有地方發表。後來由沈先生寄給上海的《文藝複興》，鄭振鐸先生打開原稿，發現上麵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小洞。
一九四六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先生介紹，到一個私立中學教了兩年書。一九四八年初春離開。這兩年寫了一些小說，結為《邂逅集》。
到北京，失業半年，後來到曆史博物館任職。陳列室在午門城樓上，展出的文物不多，遊客寥寥無幾。職員裏住在館裏的隻有我一個人。
我住的那間據說原是錦衣衛值宿的屋子。為了防火，當時故宮範圍內都不裝電燈，我就到舊貨攤上買了一盞白瓷罩子的古式煤油燈。晚上燈下讀書，不知身在何世。北京一解放，我就報名參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團。
我原想隨四野一直打到廣州，積累生活，寫一點剛勁的作品。不想到武漢就被留下來接管文教單位，後來又被派到一個女子中學當副教導主任。一年之後，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聯工作。一九五四年，調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
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八年，我一直當文藝刊物編輯，編過《北京文藝》《說說唱唱》《民間文學》。我對民間文學是很有感情的。民間故事豐富的想象和農民式的幽默，民歌比喻的新鮮和韻律的精巧使我驚奇不置。但我對民間文學的感情被割斷了。一九五八年，我被錯劃成右派，下放到長城外麵的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將近四年。
這四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和農業工人（即是農民）一同勞動，吃一樣的飯，晚上睡在一間大宿舍裏，一鋪大炕（枕頭挨著枕頭，虱子可以自由地從最東邊一個人的被窩裏爬到最西邊的被窩裏）。我比較切實地看到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農民是怎麽回事。
一九六二年初，我調到北京京劇團當編劇，一直到現在。
我二十歲開始發表作品，今年六十八歲，寫作時間不可謂不長。但我的寫作一直是斷斷續續，一陣一陣的，因此數量很少。過了六十歲，就聽到有人稱我為“老作家”，我覺得很不習慣。第一，我不大意識到我是一個作家；第二，我沒有覺得我已經老了。近兩年逐漸習慣了。有什麽辦法呢，歲數不饒人。杜甫詩：“座下人漸多。”現在每有宴會，我常被請到上席，我已經出了幾本書，有點影響。再說我不是作家，就有點矯情了。我算什麽樣的作家呢？
我年輕時受過西方現代派的影響，有些作品很“空靈”，甚至很不好懂。這些作品都已散失。有人說翻翻舊報刊，是可以找到的，勸我搜集起來出一本書。我不想幹這種事，實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離太遠。我近年的作品漸趨平實。在北京市作協討論我的作品的座談會上，我作了一個簡短的發言，題為“回到民族傳統，回到現實主義”，這大體上可以說是我現在的文學主張。我並不排斥現代主義。每逢有人詆毀青年作家帶有現代主義傾向的作品時，我常會為他們辯護。我現在有時也偶爾還寫一點很難說是純正的現實主義的作品，比如《曇花·鶴和鬼火》，就是在通體看來是客觀敘述的小說中有時還夾帶一點意識流片段，不過評論家不易察覺。我的看似平常的作品其實並不那麽老實。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於平淡，納外來於傳統，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我是較早意識到要把現代創作和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和傳統文化脫節，我以為是開國以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學的一個缺陷——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化的“斷裂”，這說得嚴重了一點。有評論家說我的作品受了兩千多年前的老莊思想的影響，可能有一點。我在昆明教中學時案頭常放的一本書是《莊子集解》。但是我對莊子感極大的興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於他的思想，我到現在還不甚了了。我自己想想，我受影響較深的，還是儒家。我覺得孔夫子是個很有人情味的人，並且是個詩人。他可以發脾氣，賭咒發誓。我很喜歡《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他讓在座的四位學生談談自己的誌願，最後問到曾晳（點）：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誌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這寫得實在非常美。曾點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致。
我很喜歡宋儒的詩：
萬物靜觀皆自得，
四時佳興與人同。
說得更實在的是：
頓覺眼前生意滿，
須知世上苦人多。
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因此我自許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
我的小說似乎不講究結構。我在一篇談小說的短文中，說結構的原則是：隨便。有一位年齡略低我的作家每談小說，必談結構的重要。他說：“我講了一輩子結構，你卻說：隨便！”我後來在談結構的前麵加了一句話：“苦心經營的隨便。”他同意了。我不喜歡結構痕跡太露的小說，如莫泊桑，如歐·亨利。我傾向“為文無法”，即無定法。我很向往蘇軾所說的：“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我的小說在國內被稱為“散文化”的小說。我以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說發展的一種（不是唯一的）趨勢。
我很重視語言，也許過分重視了。我以為語言具有內容性。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外部的，不隻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個作者的氣質、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態度，不是理念），必須由語言入手，並始終浸在作者的語言裏。語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句子，而在句與句之間的關係。包世臣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好的語言正當如此。語言像樹，枝幹內部液汁流轉，一枝搖，百枝搖。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語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我認為一篇小說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創作的。作者寫了，讀者讀了，創作過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麽都知道，都寫盡了。要留出餘地，讓讀者去捉摸，去思索，去補充。中國畫講究“計白當黑”。包世臣論書以為當使字之上下左右皆有字。宋人論崔顥的《長幹曲》“無字處皆有字”。短篇小說可以說是“空白的藝術”。辦法很簡單：能不說的話就不說。這樣一篇小說的容量就會更大了，傳達的信息就更多。以己少少許，勝人多多許。短了，其實是長了。少了，其實是多了。這是很劃算的事。
我這篇“自報家門”實在太長了。
我的家
十年前我回了一次家鄉，一天閑走，去看了看老家的舊址，發現我們那個家原來是不算小的。我家的大門開在科甲巷（不知道為什麽這條巷子起了這麽個名字，其實這巷裏除了我的曾祖父中過一名舉人，我的祖父中過拔貢外，沒有別的人家有過功名），而在西邊的竺家巷有一個後門。我的家即在這兩條巷子之間。臨街是鋪麵。從科甲巷口到竺家巷口，計有這麽幾家店鋪：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貨店，一家燒餅店，一家棉席店，一家藥店，一家煙店，一家糕店，一家剃頭店，一家布店。我們家在這些店鋪的後麵，占地多少平方米我不知道，但總是不小的，住起來是相當寬敞的。
這所老宅子分作東西兩截，或兩區。東邊住著祖父母（我們叫“太爺”“太太”）和大房——大伯父一家。西邊是二房（我的二伯母）和三房——我父親的一家。東西地勢相差約有三尺，由東邊到西邊要上幾層台階。
正屋的東邊的套間住著太爺、太太，西邊是大伯父和大伯母（我們叫“大爺”“大媽”）。當中是一個堂屋，因為敬神祭祖都在這間堂屋裏，所以叫作“正堂屋”。正堂屋北麵靠牆是一個很大的“老爺櫃”，即神案，但我們那裏都叫作“老爺櫃”，這東西也確實是一個很長的大櫃，當中和兩邊都有抽屜，下麵還有釘了銅環的櫃門。老爺櫃上，當中供的是家神菩薩，左邊是文昌帝君神位，右邊是祖宗龕——一個細木雕琢的像小廟一樣的東西，裏麵放著祖宗的牌位——神主。這正堂屋大概是我的曾祖父手裏蓋的，因為兩邊板壁上貼著他中秀才、中舉人的報條。有年頭了。原來大概是相當恢宏的。庭柱很粗，是“布灰布漆”的——木柱外塗瓦灰，裹以夏布，再施黑漆。到我記事時漆灰有多處已經剝落。這間老堂屋的鋪地的籮底磚（方磚）的邊角都磨圓了，而且特別容易返潮。天將下雨，磚地上就是潮乎乎的。若遇連陰天，地麵簡直像塗了一層油，滑的。我很小就知道“礎潤而雨”。用不著看柱礎，從正堂屋磚地，就知道雨一時半會兒晴不了。一想到正堂屋，總會想到下雨，有時接連下幾天，真是煩人。雨老不停，我的一個堂姐就會剪一個紙人貼在牆上，這紙人一手拿著簸箕，一手拿笤帚，風一吹，就搖動起來，叫“掃晴娘”。也真奇怪，掃晴娘掃了一天，第二天多少會放晴。
這間正堂屋的用處是：過年時敬神，清明祭祖。祭祖時在正中的方桌上放一大碗飯，這碗特別的大，有一個小號洗臉盆那樣大，很厚，是白色的古瓷的，除了祭祖裝飯外，不作別的用處。飯壓得很實，鼓起如墳頭，上麵插了好多雙紅漆的筷子。筷子插多少雙，是有定數的，這事總是由我的祖母做。另有四樣祭菜。有一盤白切肉，一盤方塊粉——綠豆粉，切成名片大小，三分厚。這方塊粉在祭祖後分給兩房。這粉一點味道都沒有，實在不好吃，所以我一直記得。其餘兩樣祭菜已無印象。十月朝（舊曆十月初一）“燒包子”，即北方的“送寒衣”。一個一個紙口袋，內裝紙錢，包上寫明各代考妣冥中收用，一袋一袋排在祭桌前，下麵鋪一層稻草。磕頭之後，由大爺點火焚化。每年除夕，要在這方桌上吃一頓團圓飯。我們家吃飯的製度是：一口鍋裏盛飯，大房、三房都吃同一鍋飯，以示並未分家；菜則各房自炒，又似分爨。但大年三十晚上，祖父和兩房男丁要同桌吃一頓。菜都是太太手製的。照例有一大碗鴨羹湯，鴨丁、山藥丁、慈姑丁合燴。這鴨羹湯很好吃，平常不做，據說是徽州做法。我們的老家是徽州（姓汪的很多人的老家都是徽州），我們家有些菜的做法還保持徽州傳統。比如肉丸蘸糯米蒸熟，有些地方叫珍珠丸子或蓑衣丸子，我們家則叫“徽團”。
我對大堂屋有一點特殊的記憶，是我曾在這裏當過一回孝子。我的二伯父（二爺）死得早，立嗣時經過一番討論。按說應該由長房次子，我的堂弟曾煒過繼，但我的二伯母（二媽）不同意，她要我，因為她和我的生母感情很好，從小喜歡我。我是次房長子，長子過繼，不合古理。後來是定了一個折中方案，曾煒和我都過繼給二媽，一個是“派繼”，一個是“愛繼”。二媽死後，娘家提了一些條件，一是指定要用我祖父的壽材盛殮。太爺五十歲時就打好了壽材，逐年加漆，漆皮已經很厚了。因為二媽是年輕守節，娘家提出，不能不同意。一是要在正堂屋停靈，也隻好同意了（本來上有老人，是不該在正屋停靈的）。我和曾煒於是履行孝子的職責，親視含殮（圍著棺材走一圈），戴孝披麻，一切如製。最有意思的是逢七的時候得陪張牌李牌吃飯。逢七，鬼魂要回來接受燒紙，由兩個鬼役送回來。這兩個鬼役即張牌李牌。一個較大的方杌凳，兩副筷子，一碟白肉，一碟豆腐，兩杯淡酒。我和曾煒各用一個小板凳陪著坐一會兒。陪鬼役吃飯，我還是頭一回。六七開吊，我是孝子一直在場，所以能看到全部過程。家裏辦喪事，氣氛和平常全不一樣，所有的人都變得莊嚴肅穆起來。開吊像是演一場戲，大家都演得很認真。“初獻”“亞獻”“終獻”，有條不紊，節奏井然。最後是“點主”。點主要一個功名高的人。給我的二伯母點主的是一個叫李芳的翰林，外號李三麻子。“點主”是在神主上加點。神主（木製小牌位）事前寫好“x孺人之神王”，李三麻子就位後，禮生喝道：“凝神，想象，請加墨主。”李三麻子拈起一支新筆在“王”字上加一墨點。禮生再讚：“凝神，想象，請加朱主。”李三麻子用朱筆在墨點上加一點。這樣死者的魂靈就進入神主了。我對“凝神，想象”印象很深，因為這很有點詩意。其實李三麻子對我的二伯母無從想象，因為他根本沒有見過我的二伯母。
正堂屋對麵，隔一個天井，是穿堂。
穿堂對麵原來有一排三開間的房子，是我的叔曾祖父的一個老姨太太住的。房子很舊了，屋頂上長了很多瓦鬆，隔扇上糊的白紙都已成了灰色。這位老姨太太多年衰病，總是躺著。這一排房子裏聽不到一點聲音，非常寂靜，隻有這位老姨太太的女兒——我們叫她小姑奶奶，帶著孩子來住一陣，才有一點活氣。
老姨太太死了，她沒有兒子，由我一個叔祖父過繼給她。這位叔祖父行六，我們叫他六太爺。這是個很有風趣的人，很喜歡孩子。老姨太太逢七，六太爺要來守靈燒紙。燒了紙，他弄一壺酒，慢慢喝著，給孩子講故事——說書，說《大俠甘鳳池》，一直說到深夜。因此，我們總是盼著老姨太太逢七。
祖父過六十歲的頭年，把東邊的房屋改建了一下，正堂屋沒動，穿堂加大了。老姨太太原來住的一排房子拆了，蓋了一個“敞廳”。房屋翻蓋的情況我還記得，先由瓦匠頭、木匠頭挖出整整齊齊的一方土，供在老爺櫃上。破土後，請全體瓦木匠在正堂屋吃一次飯。這頓飯的特別處是有一碗泥鰍，泥鰍我們家是不進門的，但是請瓦木匠必得有這道菜，這是規矩。我覺得這規矩對瓦木匠頗有嘲諷意味。接著是上梁豎柱，放鞭炮，撒糕饅，如式。
敞廳的特點是敞，很寬敞。蓋得後，祖父的六十大壽在這裏布置過壽堂，宴過客，此外就沒有怎麽用過，平常總是空著。我的堂姐姐有時把兩張方桌拚起來，在上麵縫被子。
敞廳對麵，一道磚牆之外，是花園。花園原來沒有園名，祖父命之曰“民圃”，因為他字銘甫，取其諧音。我父親選了兩塊方磚，刻了“民圃”兩個小篆，嵌在一個六角小門的額上。但是我們還是叫它花園，不叫民圃。祖父六十大壽時自撰了一副長聯，末署“民圃叟六十自壽”，“民圃”字樣也隻在長聯裏出現過，別處沒有用過。
西邊半截的房屋大概是祖父手裏蓋的，格局較小，主要房屋隻是兩個堂屋，上堂屋和下堂屋。
上堂屋兩邊的套間，東側是三房，西側是二房。
我的二伯父早逝，我沒有見過。他房間裏的板壁上掛著他的八寸放大照片，半側身，穿著一身古典燕尾服，前身無下擺，雪白的圓角硬領襯衫，一隻胳臂夾著一根象牙頭的短手杖，完全是年輕的英國紳士派頭，很英俊。聽我父親說，二伯父是個性格很剛烈的人。他是新黨，但崇拜的不是孫文而是黃興。有一次曆史教員（那時叫作“教習”）在課堂上講了黃興幾句不恭敬的話，他上去就給了這個教員一個嘴巴子。二伯父和我父親那時都在南京讀中學（舊製中學）。他的死也跟他的負氣任性的脾氣有關。放暑假從南京回來，路過鎮江，帶著行李，鎮江車站的搬運工人敲了他們一下，索價很高。二伯父一生氣，把幾個人的行李綁在一起，一個人就背了起來。沒有走幾步，一口血吐在地上，從此不起。
二伯母守節有年，她變得有些古怪。我的小說《珠子燈》裏所寫的孫小姐的原型，就是我的二伯母。
她變得有點古怪了，她屋裏的東西都不許人動。王常生活著的時候是什麽樣子，永遠是什麽樣子，不許挪動一點。王常生用過的手表、座鍾、文具，還有他養的一盆雨花石，都放在原來的位置。孫小姐原是個愛潔成癖的人，屋裏的桌子椅子、茶壺茶杯，每天都要用清水洗三遍。自從王常生死後，除了過年之前，她親自監督著一個從娘家陪嫁過來的女傭大洗一天之外，平常不許擦拭。裏屋炕幾上有一套茶具：一個白瓷的茶盤，一把茶壺，四個茶杯。茶杯倒扣著，上麵落了細細的塵土。茶壺是荸薺形的扁圓的，茶壺的鼓肚子下麵落不著塵土，茶盤裏就清清楚楚留下一個幹淨的圓印子。
她病了，說不清是什麽病。除了逢年過節起來幾天，其餘的時間都在床上躺著，整天地躺著，除了那個女傭，沒有人上她屋裏去。
有一個人是常上她屋裏去的，我。我去了，坐在她床前的杌凳上，陪她一會兒。她精神好的時候，教我《長恨歌》《西廂記·長亭》：
春風桃李花開日，
秋雨梧桐葉落時。
碧雲天，
黃花地，
西風緊，
北雁南飛。
曉來誰染霜林醉，
總是離人淚。
也有的時候，她也會講一點輕鬆一些的文學故事，念蘇東坡嘲笑小妹的詩：
人前走不上三五步，
額頭先到畫堂前。
這樣的時候，她臉上也會有一點笑意。她的記憶很好，教我念詩，都是背出來的。她背詩，抑揚頓挫，節奏很強，富於感情，因此她教過我的詩詞，我一直記得很清楚。她的詩詞，是邑中一個老名士教的。
她老是叫我坐在她床前吃東西，吃飯，吃點心。吃兩口，她就叫我張開嘴讓她看看。接著就自言自語：“王二娘個貓，王二娘個貓，王二娘個貓。”不知道這是什麽意思。她是王二娘，我是她的貓？有時我不在跟前，她一個人在屋裏也叨咕：“王二娘個貓，王二娘個貓。”
每年夏天，她要回娘家住一陣。歸寧那天，且出不了房門哩。跨出來，轉身又跨進去，跨出來，又跨進去。轎子等在大門口（她回娘家都是坐轎子），轎前兩盞燈籠換了幾次蠟燭，她還沒跨出房門。
這種精神狀態，我們那裏叫作“魔”。
下堂屋左邊是我父親的畫室，右邊是“下房”，女傭住的地方。
下堂屋南，一道花瓦牆外，即是花園，牆上也有一個小六角門。
開開六角門，是一片磚墁的平地。更南，是花廳。花廳是我們這所住宅裏最明亮的屋子，南邊一溜全是大玻璃窗，聽說我父親年輕時常請一些朋友來，在花廳裏喝酒，唱戲，吹彈歌舞，到我記事的時候，就沒有看過這種熱鬧。花廳也總是閑著。放暑假，我們到花廳裏來做假期作業。每年做醬的時候，我的祖母在花廳裏攤晾煮熟的黃豆和烤過的發麵餅，讓豆、餅長毛發酵。花廳外的磚地上有一口大缸，裝著豆醬，一口淺缸，裝著甜麵醬。
磚地東麵，是一個花台，種著四棵很大的蠟梅花，主幹都有碗口粗，每年開很多花。這種蠟梅的花心是紫檀色的。按說“磬口檀心”是蠟梅的名種，但是我們那裏重白心的，叫作“冰心蠟梅”，而將檀心者起一個不好聽的名稱，叫“狗心蠟梅”。下雪之後，上樹摘花，是我的事。蠟梅的骨朵很密。相中一大枝，折下來，養在大膽瓶裏，過年。
蠟梅花的對麵，是兩棵桂花。一棵金桂，一棵銀桂。每年秋天，吐蕊開花。桂花樹下，長了一片萱草，也沒人管它，自己長得很旺盛。萱花未盡開時摘下，陰幹，我們那裏叫作金針，北方叫作黃花菜。我小時最討厭黃花菜，覺得淡而無味。到了北方，學做打鹵麵，才知道缺這玩意還不行。
桂花樹後，是南北向的花瓦牆，牆上開一圓門，即北方所說的月亮門。
出圓門，是一畦菜地。我的祖母每年在這裏種烏青菜，即上海人所說的塌苦菜。這塊菜地土很瘦，烏青菜都不肥大，而莖葉液汁濃厚，旋摘煮食，味道極好，遠勝市上買來的，叫作“起水鮮”。經霜後，葉緣皆作紫紅色，尤其甜美。
菜畦左側有一棵紫薇，一房多高，開花時亂紅一片，晃人眼睛。遊蜂無數——齊白石愛畫的那種大個的黑蜂，穿花搶蕊，非常熱鬧。西側，有一座六角亭，可以小坐。
菜畦東邊有一條磚路。磚路盡處是一棵木瓜，一棵礬杏，一棵柿樹，都很少結果。
樹之外，是一座船亭。這是祖父六十大壽頭年蓋的。船頭向東，兩邊牆上各開了海棠形的窗戶。祖父蓋船亭，是為了“無事此靜坐”，但是他隻來坐過幾次，平常不來，經常鎖著。隔著正麵的玻璃隔扇，可以看到裏麵鐵梨木琴幾上擺著幾件彝器，幾把檀木椅子，蕭蕭爽爽。
船亭對麵，有一棵很大的柳樹。挨著柳樹，是一個高高的花壇。花壇上原來想是栽了不少花的，但因為無人料理，隻剩下一棵石榴，一叢魚兒牡丹。魚兒牡丹開一串一串粉紅的花，花作雞心形，像是童話裏的植物。
花壇對麵，是土山。這座土山不知是哪年堆成的。這些土是從園裏挖出的，還是從外麵運進來的，均不知道。土山左腳，種了兩棵碧桃，一棵白的，一棵淺紅的。碧桃花其實是很好看的，花開得很繁茂，花期也長，應該對它珍貴一點，但是大家都不把它當回事，也許因為它花開得太多，也太容易養活了。土山正麵，種了四棵香櫞，每年都要結很多。香櫞就是“橘逾淮南則為枳”的枳，但其實枳和橘是兩種植物。香櫞秋天成熟。香櫞的香氣很衝，不大好聞。但香櫞花的氣味是很好的，苦甜苦甜的。花白色，瓣微厚，五出深裂，如小酒盞，很好看。山頂有兩棵龍爪槐，一在東，一在西。西邊的一棵是我的讀書樹。我常常爬上去，在分杈的樹幹上靠好，帶一塊帶筋的幹牛肉或一塊榨菜，一邊慢慢嚼著，一邊看小說。土山外隔一道牆是一個尼庵，靠在樹上可以看見小尼姑從井裏汲水澆菜。這尼庵的尼姑是帶發修行的，因此我看的小尼姑是一頭黑發。
從土山東邊下山，是一片空地。空地上有一口很大的缸，養著很大的金魚，這是大伯父養的。因此，在我們的印象裏這一邊是大爺的地方。但是我們並未分家，小孩子是可以自由來去的。
金魚缸的西北邊有一架紫藤。盛花時，紫雲拂地。花謝，垂下一根一根長長的刀豆。
魚缸正北，一棵白丁香，一棵紫丁香。
丁香之左，一片紫鳶。
往南，牆邊一叢金雀花。
紫鳶的東邊，荒草而已。這片草地每年下麵結不少甘露，我們那裏叫作螺螄菜或寶塔菜。甘露洗淨後裝白布袋，可入甜麵醬缸醃漬。
草地之東有一排很大的冬青樹。夏天開密密的小白花，也有香味。秋後結了很多紫色的胡椒粒大的果實。
冬青之外，是“草房”，堆草的屋子。我們那裏燒草——蘆柴，一次要置很多擔草，垛積在一排空屋裏。
冬青的北麵，是花房，房頂南簷是玻璃蓋的，原是大爺養花的地方，但他後來不養花了，花房就空著。一壁掛著一個老鷹風箏。據我父親說這個老鷹是獨腦線的——隻有一根腦線。老鷹風箏是大爺年輕時放過的。聽我父親說，放上去之後，曾有真的老鷹和它打過架。空空的花房裏隻有兩盆頗大的夾竹桃。夾竹桃紅花殷殷的，我忽然覺得有些緊張，因為天忽然黑下來了，隻有我一個人，在空空的花園裏。
聽大人說，這花園裏有一個白胡子老頭。這白胡子老頭是神仙，還是妖怪？但是，晚上是沒有人到花園裏去的，東邊和西邊的小六角門都上了鐵鎖。
我們這座花園實在很難叫作花園，沒有精心安排布置過，草木也都是隨意種植的，常有一點半自然的狀態。但是這確是我童年的樂園，我在這裏掬過很多蟋蟀，捉過知了、天牛、蜻蜓，捅過馬蜂窩——這馬蜂窩結在冬青樹上，有蒲扇大！
我的小學
我讀的小學是縣立第五小學，簡稱五小，在城北承天寺的旁邊，五小有一支校歌。我在小說《徙》的開頭提到這支校歌。歌詞如下：
西挹神山爽氣，
東來鄰寺疏鍾，
看吾校巍巍峻宇，
連雲櫛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塵囂遠，
無女無男教育同。
桃紅李白，芬芳馥鬱，
一堂濟濟坐春風。
願少年，乘風破浪，
他日毋忘化雨功。
“神山爽氣”是秦郵八景之一。“神山”即“神居山”，在高郵湖西，我沒有去過，“爽氣”也不知道是一種什麽樣子的氣。“東來鄰寺疏鍾”的“鄰寺”即承天寺。這倒是每天必須經過的。這是一座古寺，張士誠就是在承天寺稱王的。張士誠攻下高郵在至正十三年（1353），稱王在次年。那時就有這座寺了。以後也沒聽說重修過（我沒見過重修碑記）。這也就是一個一般的寺廟。一個大雄寶殿，三世佛；殿後是站在鼇魚頭上的南海觀音；西側是羅漢堂，羅漢堂有一口大鍾，我寫的《幽冥鍾》就是寫的這口鍾；東邊是僧眾的宿舍和膳堂，廊子上掛了一條很大的木頭魚，畫出藍色的魚鱗，一口像倒掛的如意雲頭的鐵磬，木魚鐵磬從來沒聽見敲響過。寺古房舊僧白頭，佛像髹漆都暗淡了。看不出一點張士誠即位稱王的痕跡。他在什麽地方坐朝的呢？總不能在大雄寶殿上，也不會在羅漢堂裏。
學校的對麵，也就是承天寺的對麵，是“天地壇”。原來大概是祭天地的地方，但我從小就沒有見過祭過天地。這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安下一個足球場還有富餘。天地壇四邊有磚砌的圍牆，但是除了五小的學生來踢球、跑步，可以說毫無用處。壇的四麵長滿了荒草，草叢中有枸杞，秋天結了很多紅果子，我們叫它“狗奶子”。
“巍巍峻宇”，“連雲櫛比”，實在過於誇張了。一個隻有六個班的小學，怎麽能有這樣高大，這樣多的房子呢！
學校門外的地勢比校內高，進大門，要下一個慢坡，慢坡是“站磚”鋪的。不是筆直的，而是有點彎，不知道為什麽，我們對這道彎彎的慢坡很有感情。如果它是筆直的，就沒有意思了。
慢坡的東端是門房，同時也是齋夫（校工）詹大胖子的宿舍。詹大胖子牆上掛著一架時鍾，桌上有一把銅鈴，一個玻璃匣子放著花生糖、芝麻糖，是賣給學生吃的。學校不許他賣，他還是偷偷地賣。
詹大胖子的房子的對麵，隔著慢坡，是大禮堂。大禮堂的用處是做“紀念周”，開“同樂會”。平常日子，是音樂教室，唱歌。
大禮堂的北麵是校園。校園裏花木不多，比較突出的是一架很大的“十姊妹”。我對這個校園留下很深的印象是：有一年我們縣境鬧蝗蟲，蝗蟲一過，遮天蔽日，學校裏遍地都是蝗蟲，我們見蝗蟲就捉，到校園裏用兩塊磚頭當磨子，把蝗蟲磨得稀爛，蝗蟲太可惡了！
校園之北，是教務處。一個很大的房間，兩邊靠牆擺了幾張三屜桌，供教員備課，批改學生作業。當中有一張相當大的會議桌。這張會議桌平常不開會，有一個名叫夏普天的教員在桌上畫炭畫像。這夏普天（不知道為什麽，學生背後都不稱他為“夏先生”，徑稱之為“夏普天”，有輕視之意）在教員中有其特別處。一是他穿西服（小學教員穿西服者甚少）；二是他在教小學之外還有一個副業：畫像。用一個刻有方格的有四隻腳的放大鏡，放在一張照片上，在大張的畫紙上畫了經緯方格，看著放大鏡，勾出鉛筆細線條，然後用剪禿了的羊毫筆，蘸炭粉，塗出深淺濃淡。說是“塗”不大準確，應該說是“蹭”。我在小學時就知道這不叫藝術，但是有人家請他畫，給錢。夏普天的畫像真正隻是謀生之術。夏家原是大族，後來敗落了。夏普天畫像，實非得已。過了好多年，我才知道夏普天是我們縣的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夏普天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教務處的北麵是幼稚園。現在一般都叫幼兒園，我入園時叫幼稚園。五小設幼稚園是創舉。這個幼稚園是全縣第一個幼稚園。
幼稚園的房子是新蓋的，一切都是新的，新磚、新瓦、新門、新窗。這座房子有點特別，是六角形的。進門，是一個寬敞明亮的大廳。鋪著漆成棗紅色的地板，用白漆畫出一個很大的圓圈。這圓圈是為了讓“小朋友”沿著唱歌跳舞而畫出的。“小朋友”每天除了吃點心，大部分時間是唱歌跳舞。規定：上幼稚園的“小朋友”的家裏都要預備一雙“軟底鞋”——普通的布鞋，但是鞋底是幾層布“絎”出來的軟底。
幼稚園的老師是王文英，她是我們縣裏頭一個從“幼稚師範”畢業的專業老師。整個幼稚園隻有一個老師，教唱歌、跳舞都是她。我在幼稚園學過很多歌，有一些是“表演唱”。我至今記得的是《小羊兒乖乖》，母親出去了，狼來了：
狼：小羊兒乖乖，
把門兒開開，
快點兒開開，
我要進來。
小羊：不開不開不能開，
母親不回來，
誰也不能開！
狼：小兔子乖乖，
把門兒開開，
快點兒開開，
我要進來。
小兔：不開不開不能開，
母親不回來，
誰也不能開！
狼：小螃蟹乖乖，
把門兒開開，
快點兒開開，
我要進來。
小螃蟹：就開就開我就開——（開門）
狼：啊嗚！（把小螃蟹吃了）
小羊、小兔：可憐小螃蟹，從此不回來！
另外還有：
拉鋸，送鋸，
你來，我去。
拉一把，推一把，
嘩啦嘩啦起風啦。
小小狗，快快走；
小小貓，快快跑！
（王老師除了教唱，領著小朋友唱，還用一架風琴伴奏。）
幼稚園門外是一個遊戲場，有一個沙坑，一架秋千，還有一個“巨人布”。一根粗大柱，半截埋在土裏，柱頂有一個火炬形的頂子，頂與柱之間是鐵的軸輥，柱頂牽出八條粗麻繩，小朋友各攥住一根麻繩，連跑幾步，蜷起腿一悠，柱頂即轉動，小朋友能悠好多圈。我到現在還不知道這個遊戲器械為什麽叫“巨人布”——也許應該寫成“巨人步”。這種遊戲大概是從外國傳進來的。
在全班小朋友中我是最受王老師寵愛的。我們那一班臨畢業前曾在遊戲場上照了一張合影。我騎在一頭木馬上。這是我第一次留了一回馬上英姿（另外還有一個同學騎在一個灰色的木鴨子上，其他小朋友都蹲著，坐著）。
我離開五小後很少和王老師見麵。我十九歲離開家鄉，和王老師不通音問。她和我的初中國文老師張道仁先生結了婚，我也不知道。
一九八六年我回了一次故鄉，帶了兩盒北京的果脯，去看張老師和王老師。我給張老師和王老師都寫了一張字。給王老師寫的是一首不文不白的韻文：
“小羊兒乖乖，
把門兒開開。”
歌聲猶在，耳畔徘徊。
念平生美育，
從此培栽。
我今亦老矣，
白髭盈腮。
但師恩母愛，
豈能忘懷。
願吾師康健，
長壽無災。
這首“詩”使王老師哭了一個晚上。她對張先生說：“我教過那麽多學生，長大了，還沒有一個來看過我的。”張先生非常感慨地再三說：“師恩母愛！師恩母愛！……”他說王老師告訴他，我上幼稚園的時候還戴著我媽媽的孝。王老師不說，我還真不記得。
教務處和幼稚園的東麵，是一、二、三、四年級教室，兩排。兩排教室之前是一片空地。空地的路邊有幾棵很大的梧桐，到了秋天，落了一地很大的梧桐葉。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一葉落而天下驚秋”，而且不勝感慨。我們撿梧桐子。梧桐子炒熟了，是可以吃的，很香。
往後走，是五年級、六年級教室。這是另外一個區域，不僅因為隔著一個院子，有幾棵桂花，而且因為五、六年級是“高年級”（一、二年級是初年級，三、四年級是中年級），到了這裏儼然是“大人”了，不再是毛孩子了。
五年級教室在西邊的平地上。教室外麵是一口塘，塘裏有魚，常常看到有打魚的來摸魚，有時摸上很大的一條。從五年級的北窗伸出釣竿，就可以釣魚。我有一次在窗裏看著一條大黑魚咬了鉤，心裏怦怦跳。不料這條大黑魚使勁一掙，把釣線掙斷了，它就帶著很長的一截釣線遊走了！
六年級教室在一座樓上。這樓是承天寺的舊物，年久失修，真是一座“危樓”，在樓上用力蹦跳，樓板都會顫動。然而它竟也不倒。
我小時了了。去年回鄉，遇到一個小學同班姓許的同學（他現在是有名的中醫），說我多年都是全班第一。他大概記得不準，我從三年級後算術就不好。語文（初中年級叫“國語”，高年級叫“國文”）倒是總是考第一的。
我覺得那時的語文課本有些篇是選得很好的。一年級開頭雖然是“大狗跳，小狗叫”，後麵卻有《詠雪》這樣的詩：
一片一片又一片，
兩片三片四五片。
七片八片九十片，
飛入蘆花都不見。
我學這一課時才虛歲七歲，可是已經能夠感受到“飛入蘆花都不見”的美。我現在寫散文、小說所用的方法，也許是從“飛入蘆花都不見”悟出的。
二年級課文中有兩則謎語，其中一則是：
遠觀山有色，
近聽水無聲。
春去花還在，
人來鳥不驚。
謎底是：畫。這對培養兒童的想象力是有好處的。
我希望教育學家能搜集各個時期的課本，研究研究，吸取有益的部分，用之今日。
教三、四年級語文的老師是周席儒。我記不得他教的課文了，但一直覺得他真是一個純然儒者。他總是坐在三年級和四年級教室之間的一間小屋的桌上批改學生的作文，“判”大字。他判字極認真，不隻是在字上用紅筆畫圈，遇有筆畫不正處，都用紅筆矯正。有“間架”不平衡的字，則於字旁另書此字示範。我是認真看周先生判的字而有所領會的。我的毛筆字稍具功力，是周先生砸下的基礎。周先生非常喜歡我。
教五年級國文的是高北溟先生。關於高先生，我寫過一篇小說《徙》。小說，自然有很多地方是虛構，但對高先生的為人治學沒有歪曲。關於高先生，我在下一篇《我的初中》中大概還會提到，此處從略。
教六年級國文的是張敬齋。張先生據說很有學問，但是他的出名卻是因為老婆長得漂亮，外號“黑牡丹”。他教我們《老殘遊記》，講得有聲有色。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大明湖上的對聯：“四麵荷花三麵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這使我對濟南非常向往。但是他講“黑妞白妞說書”，文章裏提到一個湖南口音的人發了一通議論，張先生也就此發了一通議論，說：為什麽要說“湖南口音”呢？因為湖南話很蠻，俗說是“湖南騾子”。這實在是沒有根據。我長大後到過湖南，從未聽湖南人說自己是“騾子”。外省人也不叫湖南人是“湖南騾子”。不像外省人說湖北人是“九頭鳥”，湖北人自己也承認。也許張先生的話有證可查，但我小時候就覺得他是胡說。不知道為什麽，我對張先生的“歪批”總也忘不了。
我在五小頗有才名，是因為我的畫畫很不錯。教我們圖畫的老師姓王，因為他有一個口頭語：“譬如”，學生就給他起了個外號：“王譬如。”王先生有時帶我們出校“野外寫生”，那是最叫人高興的事。常去的地方是運河堤，因為離學校很近。畫得最多的是堤上的柳樹，用的是六個b的鉛筆。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回高郵，見到同班同學許醫生，他說我曾經送過他一張畫：隻用大拇指蘸墨，在紙上一按，加幾筆犄角、四蹄、尾巴，就成了一頭牛。大拇指有腡紋，印在紙上有牛毛效果。我三年級時是畫過好些這種牛，後來就沒有再畫。
我對五小很有感情。每天上學，暑假、寒假還會想起到五小看看。夏天，到處長了很高的草。有一年寒假，大雪之後，我到學校去。大門沒有鎖，輕輕一推就開了。沒有一個人，連詹大胖子也不在。一片白雪，萬籟俱靜。我一個人踏雪走了一會兒，心裏很感傷。
我十九歲離鄉，六十六歲回故鄉住了幾天。我去看看我的母校：什麽也沒有了，承天寺、天地壇，都沒有了。五小當然沒有了。
這是我的小學，我親愛的，親愛的小學！
“願少年，乘風破浪，
他日毋忘化雨功。”
我的初中
初中全名是高郵縣立初級中學，是全縣的最高學府。我們縣過去連一所高中都沒有。
地點在東門。原址是一個道觀，名曰“讚化宮”。我上初中時，二門楣上還保留著“讚化宮”的磚額，字是《曹全碑》體隸書，寫得不錯，所以我才記得。
讚化宮的遺物隻有：一個白石砌的圓形的放生池，池上有石橋。平日池幹見底，連日大雨之後有水。東北角有一座小樓，原是供奉呂祖的。年久失修，岌岌可危。呂祖樓的對麵有一土阜。阜上有亭，倒還結實。亭子的牆壁外麵塗成紅色。我們就叫它“小亭子”。亭之三麵有圓形的窗洞，拳起兩腳，坐在窗洞裏，可以俯看牆外的土路。小亭之下長了相當大一叢紫竹。紫竹皮色深紫，極少見。我們縣裏好像隻有這一叢紫竹，不知是何年，何人所種。小亭子左邊有一棵楮樹，我們那裏叫“殼樹”。楮樹皮可造紙，但我們那裏隻是采其大葉以洗碗。因為楮葉有細毛，能去油膩。還有一棵很奇怪的樹，叫“五穀樹”，一棵結五種形狀不同的小果子，我們家鄉從哪一種果子結得多少，以占今年宜豆宜麥。
初中的主要房屋是新建的。靠南牆是三間教室，依次為初一、初二、初三，對麵是教導處和教員休息室。初三教室之東，有一個圓門，門外有一座樓，兩層。樓上是圖書館，主要藏書是幾櫥《萬有文庫》。樓下是“住讀生”的宿舍，初中學生大部分是“走讀”，有從四鄉村鎮來的學生，城區無親友家可寄住，就住在學校裏，謂之“住讀”。
初中的主課是“英（文）、國（文）、算（數學）”。學期終了結算學生的總平均分數，也隻計算這三門。
初一、初二的英文沒有學到什麽東西，因為教員不好。初三卻有一門奇怪的課：“英文三民主義。”不知道這是國民黨的統一規定，還是我們學校裏特別設置的。教這一課的是校長耿同霖。耿同霖解放後被槍斃了，不知道他有什麽罪惡，但他在當我們的校長時看不出有多壞。他有一個習慣，講話或上課時愛用兩手摩擦前胸。他老是穿一件墨綠色的毛料的夾袍。在我的想象裏，他被槍斃時也是穿的這件夾袍。
初一、初二國文是高北溟先生教的。他的教學法大體如我在小說《徙》中所寫的那樣。有些細節是虛構的，如小說中寫高先生編過一本《字形音義辨》，實際上他沒有編過這樣一本書，他隻是讓學生每周抄寫一篇《字辨》上的字。但他編過一些字形的歌訣，如：“戌橫、戍點、戊中空。”《國學常識》是編過一本講義的，學生要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他講書前都要朗讀一遍。有時從高先生朗讀的頓挫中學生就能體會到文義。“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他講書，話不多，簡明扼要。如講《訓儉示康》：“……‘廳事前僅容旋馬’，閉目一想，就知道房屋有多狹小了。”這使我受到很大啟發，對寫小說有好處。小說的描敘要使讀者有具體的印象。如果記錄廳事的尺寸，即無意義。高先生教書很嚴，學生背不出來，是要打手心的。我的堂弟汪曾煒挨過多次打，因為他小時極其頑皮，不用功。曾煒後來發憤讀書，現在是著名的心髒外科專家了。我的同班同學劉子平後來在高郵中學教書，和高先生是同事了，曾問過高先生：“你從前為什麽對我們那麽嚴？”高先生歎了一口氣，說：“我現在想想，真也不必。”小說《徙》中寫高先生在初中未能受聘，又回小學去教書了，是為了渲染高先生悲愴遭遇而虛構的，事實上高先生一直在高郵中學任教，直至壽終。
教初三國文的是張道仁先生。他是比較有係統地把新文學傳到高郵來的。他是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的。我在寫給張先生的詩中有兩句：“汲源來大夏，播火到小城。”一九八六年，我和張先生提起，他說他主要根據的是孫俍工的一本書。
教初二代數的是王仁偉先生。王先生少孤。他的父親曾遊食四方。王先生曾拿了一冊他的父親所畫的冊頁，讓我交給我父親題字。我看了這套冊頁，都是記遊之作。其中有驢、騾、駱駝，大概是在北方的時候多。王先生學曆不高，沒有上過大學。他的家境不寬裕，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還要在家裏為十多個學生補習，夠辛苦的。也許因此他的脾氣不好，多疑而易怒，見人總是冷著臉子。我的代數不好。但王先生卻很喜歡我。我有一次病了幾天，他問我的堂哥汪曾浚（他和我同班）：“汪曾祺的病怎麽樣？”我那堂哥回答：“他死不了。”王先生大怒，說：“你死了我也不問！”
教初三幾何的是顧調笙先生。他同時是教導主任。他是中央大學畢業的，中央大學是名牌國立大學，因此他看不起私立大學畢業的教員，稱這種大學為“野雞大學”，有時在課堂公開予以譏刺。他對我的幾何加意輔導，因為他一心想培養我將來進中央大學，學建築，將來當建築師。學建築同時要具備兩種條件，一是要能畫畫，一是要數學好，特別是幾何。我畫畫沒有問題，數學——幾何卻不行。他在我身上花了很多工夫，沒有效果，歎了一口氣說：“你的幾何是桐城派幾何！”桐城派文章簡練，而幾何是要一步步論證的，我那種跳躍式的演算，不行！顧先生走路總是反抄著兩手，因為他有點駝背，想用這種姿勢糾正過來。他這種姿勢顯得人更為自負。
教美術的是張傑夫先生。“夫”字的行草似“大人”兩個字合在一起，學生背後便稱之為“傑大人”。他不是本地人，是鹽城人，上海藝專畢業。他畫水彩，也畫國畫。每天寫大字一張，臨《禮器碑》。《禮器碑》用筆結體都比較奇峭，高郵人不欣賞。他的業績是開辟了一個圖畫教室，就在呂祖樓東邊的一排閑房裏，訂製了畫架、畫板（是銀杏木的）。我們這才知道畫西洋畫是要把紙釘在畫板上斜立在畫架上畫的（過去我們畫畫都是把紙平放在桌子上畫的）。三年級以後，畫水彩畫，我開始知道分層布色，知道什麽叫“筆觸”。我們畫的次數最多的是魚，兩條魚，放在瓷盤裏。我們最有興趣的是倒石膏模子。張先生性格有點孤僻，和本地籍的同事很少來往。算是知交的，隻有一個常州籍教地理學的史先生。史先生教了一學年，離開了。張先生寫了一首詩送他：“儂今送君人笑癡，他日送儂知是誰？”這是活剝《葬花詞》，但是當時我們覺得寫得很好，很貼切。大概當時的教員都有一點無端的感傷主義。
教音樂的也是一位姓張的先生，他的特別處是發給學生的樂譜不是簡譜，是線譜；教了一些外國歌。我學會《伏爾加船夫曲》就是在那時候。張先生鬱鬱不得誌，他學曆不高，薪水也低。
東門外是刑場。出東門，有一道鐵板橋，腳踏在上麵，咚咚地響。橋下是水閘，閘上閘下落差很大，水聲震耳，如同瀑布。這道橋叫作“掉魂橋”，說是犯人到了橋上，魂就掉了。過去刑人是殺頭的。東門外南北大路也有四五個圓的淺坑，就是殺人的遺跡。據說，犯人跪在坑裏，由劊子手從後麵橫切一刀，人頭就落地了。後來都改成槍斃了，我們那裏叫作“銃人”。在教室裏上著課，聽著淒厲的拉長音的號聲，就知道：銃人了。一下課，我們就去看。犯人的屍首已經裝在一具薄皮棺材裏，抬到城牆外麵的荒地裏，地下一攤泛出藍光的血。
東門之東，過一小石橋，有幾間瓦房。原來大概是一個什麽祠，後來成了耕種學田的農民的住家。瓦房外是打穀場。有一棵大桑樹。桑樹下臥著一頭牛。不知道為什麽，我一想起桑樹和牛，就很感動，大概是因為看得太熟了。
城牆下是護城河，就是流經掉魂橋的河。沿河種了一排很大的柳樹。柳樹遠看如煙，有風則起伏如浪。我第一次體會到什麽是“煙柳”“柳浪”，感受到中國語言之美。可以這樣說：這排柳樹教會我怎樣使用語言。
往南走，是東門寶塔。
除了到打穀場上看看，沿護城河走走，我們課餘的活動主要有：爬城牆、跳河。
操場東麵，隔一道小河，即是城牆。城牆外壁是磚砌的，內壁不封磚，隻是夯土。內壁有一點坡度，但還是很陡。我們幾乎每天搞一次登山運動。上了陡坡，手扶垛口，心曠神怡。然後由陡坡飛奔而下，這可是相當危險的，無法減速，下到平地，收不住腳，就會一直躥到河裏去。
操場北麵，沿東城根到北城根，雖在城裏，卻很荒涼。人家不多，很分散。有一些農田，東一塊，西一塊，大大小小，很不規整。種的多是雜糧，豆子、油菜、大麥……地大概是無主的地，種地的也不正經地種，荒穢不治，靠天收。地塊之間，蘆荻過人。我曾經在一片開著金黃的菊形的繁花的茼蒿上麵（茼蒿開花時高可尺半）看到成千上萬的粉蝶，上下翻飛，真是叫人眼花繚亂。看到這種超常景象，叫人想狂叫。
這裏有很多野薔薇，一叢一叢，開得非常旺盛。野薔薇是單瓣的，不耐細看，好處在多，而且，甜香撲鼻。我自離初中後，再也沒有看到這樣多的野薔薇。
稍遠處有一片雜木林。我有一次在林子裏看到一個獵人。我從來沒有看到過獵人。我們那裏打魚的很多，打獵的幾乎沒有。這個獵人黑瘦瘦的，眼睛很黑，他穿了一身黑的衣褲，小腿上纏了通紅的綁腿。這個獵人給我一種非常猛厲的印象。他在追逐一隻斑鳩。斑鳩已經發覺，它在逃避。斑鳩在南邊的樹頭枝葉密處，獵人從北往南走。他走得從容不迫，一步，一步。快到樹林南邊。斑鳩一翅飛到北邊樹上。獵人又由南往北走，一步，一步。這是一種無聲的緊張，持續的意誌的角逐。我很奇怪，斑鳩為什麽不飛出樹林。這樣往複多次，斑鳩慌神了，它飛得不穩了。一聲槍響，斑鳩落地。獵人拾起斑鳩，放進獵袋，走了。他的大紅的綁腿鮮明如火。我覺得斑鳩和獵人都很美。
這一片荒野上有一些縱橫交錯的小河。我們幾乎每天來比賽“跳河”。起跑一段，縱身一跳，跳到對岸。河闊丈許，跳不好就會掉在河裏，但我的記憶中似沒有一人慘遭滅頂。
跳河有大王，大王名孫普，外號黑皮。他是多寬的河也敢跳的。
讚化宮之外，有一處房屋也是歸初中使用的：孔廟。孔廟離讚化宮很近，往西三分鍾即到。孔廟大門前有一個半圓形的“泮池”，常年有水，池上圍以石欄。泮池南麵是一片大坪場，整整齊齊地栽了很多鬆樹，都已經很大了。孔廟的主體建築是“明倫堂”，原是祭孔的地方，後來成了初中的大禮堂。至聖先師的牌位被請到原來住“訓導”“教諭”的廂房裏去了，原來供牌位的地方掛了孫中山。明倫堂的東西兩壁掛了十六條彩印的條幅，都是民族英雄，有蘇武牧羊、聞雞起舞、班超投筆、木蘭從軍……其餘的，記不得了。為什麽要掛這樣的畫？這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全國上下抗戰救國情緒高漲。我們的國文、曆史課都增加培養民族意識的內容，作文也多出這方麵的題目。有一次高北溟先生出了一道作文題：“救國策”，我那堂哥汪曾浚劈頭寫道：“國將亡，必欲救，此不易之理也。”他的名句我一直記得。他大概讀了一些《東萊博議》之類的書，學會了這種調調。這有點可笑，一個初中學生能拿出什麽救國之策呢？但是大敵當前，全民奮起，精神可貴。我到現在還覺得應該教初中、小學的學生背會《木蘭辭》，唱“蘇武留胡節不辱”。這對培養青少年的情操和他們的審美意識，都是有好處的。
陰城
草巷口往北，西邊有一個短短的巷子。我的一個堂房叔叔住在這裏。這位堂叔我們叫他小爺。他整天不出門，也不跟人來往，一個人在他的小書房裏擺圍棋譜，養鳥。他養過一隻鸚鵡，這在我們那裏是很少見的。我有時到小爺家去玩，去看那隻鸚鵡。
小爺家對麵有兩戶人家，是種菜的。
由小爺家門前往西，幾步路，就是陰城了。
陰城原是一片古戰場，韓世忠的兵曾經在這裏駐過，有人撿到過一種有耳的陶壺，叫作“韓瓶”，據說是韓世忠的兵用的水壺，用韓瓶插梅花，能夠結子。韓世忠曾在高郵駐守，但是沒有在這裏打過仗。韓世忠確曾在高郵屬境擊敗過金兵，但是在三垛，不在高郵城外。有人說韓瓶是韓信的兵用的水壺，似不可靠，韓信好像沒有在高郵屯過兵。
看不到什麽古戰場的痕跡了，隻是一片野地，許多亂葬的墳，因此叫作“陰城”。有一年地方政府要把地開出來種麥子，挖了一大片無主的墳，遍地是糟朽的薄皮棺材和白骨。麥子沒有種成，陰城又成了一片野地，荒墳壘壘，雜草叢生。
我們到陰城去，逮螞蚱，掏蛐蛐，更多的時候是去放風箏。
小時候放三尾子。這是最簡單的風箏。北京叫屁股簾兒，有的地方叫瓦片。三根葦篾子紮成一個幹字，糊上一張紙，四角貼“雲子”，下麵粘上三根紙條就得。
稍大一點，放酒壇子，篾架子紮成紹興酒壇狀，糊以白紙；紅鼓，如鼓形；四老爺打麵缸，紅鼓上麵留一截，露出四老爺的腦袋——一個戴紗帽的小醜；八角，兩個四方的篾框，交錯為八角；在八角的外邊再套一個八角，即為套角，糊套角要點技術，因為兩個八角之間要留出空隙；紅雙喜，那就更複雜了，一般孩子糊不了。以上的風箏都是平麵的，下麵要綴很長的麻繩的尾巴，這樣上天才不會打滾。
風箏大都帶弓。幹蒲破開，把裏麵的瓤刮去，隻剩一層皮，葦稈彎成弓，把蒲繃在弓的兩頭，縛在風箏額上，風箏上天，蒲弓受風，汪汪地響。
我已經好多年不放風箏了。北京的風箏和我家鄉的，我小時糊過、放過的風箏不一樣，沒有酒壇子，沒有套角，沒有紅鼓，沒有四老爺打麵缸。北京放的多是沙燕兒。我的家鄉沒有沙燕兒。
一個暑假
我們家鄉人要出一本韋鶴琴先生紀念冊，來信囑寫一篇小序。我覺得這篇序由我來寫不合適，我是韋先生受業弟子，弟子為老師的紀念冊寫序，有些僭妄，而且我和韋先生接觸不多，對他的生平不了解，建議這篇序還是請邑中耆舊和韋先生熟識的來寫，我隻寄去一首小詩：
綠紗窗外樹扶疏，
長夏蟬鳴課楷書。
指點桐城申義法，
江湖滿地一純儒。
詩後加了一個附注：
小學畢業之暑假，我在三姑父孫石君家從韋先生學。韋先生每日講桐城派古文一篇，督臨《多寶塔》一紙。我至今作文寫字，實得力於先生之指授。憶我從學之時，已經六十年矣，而先生之聲容態度，閑閑雅雅，猶在耳目。
關於這個附注，也還需要再作一點說明。我的三姑父——我的家鄉對姑媽有一個奇怪的稱呼，叫“擺擺”，姑父則叫“姑擺擺”，原是辦教育的，他後來棄教從商，經營過水泵，造過醬醋，但他一直是個“儒商”，平日交往的還是以清白方正，有學問的教員居多。他對韋先生很敬佩，這年暑假就請他住到家裏，教我的表弟和我。
“綠紗窗外樹扶疏”是記實。三姑父在生活上是個革新派。他們家是不供菩薩的，也沒有祖宗牌位。堂屋正麵的牆上掛著兩副對子。一副我還記得，“談禪不落三乘後，負來還期十畝前”，好像就是韋先生寫的。他家的門窗，都釘了綠色的鐵紗，這在我們縣裏當時是少見的。因此各間屋裏都沒有蒼蠅蚊子。而且綠紗沉沉，使人感到一片涼意。窗外是有一些樹的。有一棵蘋果樹，這也是少見的。每年也結幾個蘋果，很小，而且酸。樹上當然是有知了叫的。
三姑父家後麵有一片很大的空地。有幾個山東人看中了這片地，租下開了一個鍋廠。鍋廠有幾個小夥計，除了眼睛、嘴唇，一天臉都是黑的，煤煙熏的。他們老是用大榔頭把生鐵塊砸碎，成天聽到當啷當啷的聲音。不過並不吵人。
我就在蟬鳴和砸鐵聲中讀書寫字。這個暑假我覺得過得特別的安靜。
韋先生學問廣博，但對桐城派似乎下的功夫尤其深。他教我的都是桐城派的古文，每天教一篇。我印象最深的是姚鼐的《登泰山記》、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戴名世的《畫網巾先生傳》等等諸篇。《登泰山記》裏的名句“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我一直記得。尤其是“明燭天南”，我覺得寫得真美，我第一次知道“燭”字可以當動詞用。“居霧”的“居”字也下得極好。左光鬥在獄中的表現實在感人：“國家之事，糜爛至此……不速去，吾今即撲殺汝！”這真是一條鐵漢子。《畫網巾先生傳》寫得淺了一點，但也不失為一篇立場鮮明的文章。劉大槐、薛福成等人的文章，我也背過幾篇。我一直認為“桐城義法”是有道理的，不能一概斥之為“謬種”。
韋先生是寫魏碑的。我的祖父六十歲的壽序的字是韋先生寫的（文為高北溟先生所撰），寫在萬年紅紙上，字極端整，無一敗筆。我後來看到一本影印的韋先生臨的魏碑諸體的字帖，才知道韋先生把所有的北碑幾乎都臨過，難怪有這樣深的功力。不過他為什麽要我臨《多寶塔》呢？最近看到韋先生的詩稿，明白了：韋先生的字的底子是顏字。詩稿是行楷，結體用筆實自《祭侄文》《爭座位》出。寫了兩個月《多寶塔》，對我以後寫字，是大有好處的。
我的小詩附注中說“我至今作文寫字，實得力於先生之指授”，是誠實的話，非浮泛語。
暑假結束後，我讀了初中，韋先生回家了，以後，我和韋先生再也沒有見過麵。
聽說韋先生一直在三垛，很少進城。
抗戰時期，他拒絕出任偽職，終於家。
韋先生名子廉，鶴琴是別號。我懷疑“子廉”也是字，非本名。
文遊台
文遊台是我們縣首屈一指的名勝古跡。
台在泰山廟後。
泰山廟前有河，日澄河。河上有一道拱橋，橋很高，橋洞很大。走到橋上，上麵是天，下麵是水，覺得體重變得輕了，有淩空之感。拱橋之美，正在使人有淩空感。我們每年清明節後到東鄉上墳都要從橋上過（鄉俗，清明節前上新墳，節後上老墳）。這正是雜花生樹，良苗懷新的時候，放眼望去，一切都使人心情舒暢。
澄河產瓜魚，長四五寸，通體雪白，瑩潤如羊脂玉，無鱗無刺，背部有細骨一條，烹製後骨亦酥軟可吃，極鮮美。這種魚別處其實也有，有的地方叫水仙魚，北京偶亦有賣，叫麵條魚。但我的家鄉人認定這種魚隻有我的家鄉有，而且隻有文遊台前麵澄河裏有！家鄉人愛家鄉，隻好由著他說。不過別處的這種魚不似澄河所產的味美，倒是真的。因為都經過冷藏轉運，不新鮮了。為什麽叫“瓜魚”呢？據說是因黃瓜開花時魚始出，到黃瓜落架時就再捕不到了，故又名“黃瓜魚”。是不是這麽回事，誰知道。
泰山廟亦名東嶽廟，差不多每個縣裏都有的，其普遍的程度不下於城隍廟。所祀之神稱為東嶽大帝。泰山廟的香火是很盛的，因為好多人都以為東嶽大帝是管人的生死的。每逢香期，初一、十五，特別是東嶽大帝的生日（中國的神佛都有一個生日，不知道是從什麽檔案裏查出來的），來燒香的善男信女（主要是信女）絡繹不絕。一進廟門就聞到一股觸鼻的香氣。從門樓到甬道，兩旁排列的都是乞丐，大都偽裝成瞎子、啞巴、爛腿的殘廢（爛腿是用蠟燭油畫的），來燒香的總是要準備一兩吊銅錢施舍給他們的。
正麵是大殿，神龕裏坐著大帝，油白臉，疏眉細目，五綹長須，頗慈祥的樣子，穿了一件簇新的大紅蟒袍，手捧一把折扇。東嶽大帝何許人也？據說是《封神榜》上的黃飛虎！
正殿兩旁，是“七十二司”，即陰間的種種酷刑，上刀山、下油鍋、鋸人、磨人……這是對活人施加的精神威懾：你生前做壞事，死後就是這樣！
我到泰山廟是去看戲。
正殿的對麵有一座戲台。戲台很高，下麵可以走人。這倒也好，看戲的不會往前頭擠，因為太靠近，看不到台上的戲。
戲台與正殿之間是觀眾席。沒有什麽“席”，隻是一片空場，看戲的大都是站著。也有自己從家裏扛了長凳來坐著看的。
沒有什麽名角，也沒有什麽好戲。戲班子是“草台班子”，因為隻在裏下河一帶轉，亦稱“下河班子”，唱的是京戲，但有些戲是徽調。不知道為什麽，哪個班子都有一出《掃鬆下書》。這出戲劇情很平淡，我小時最不愛看這出戲；到了生意不好，沒有什麽觀眾的時候（這種戲班子，觀眾入場也還要收一點錢），就演《三本鐵公雞》，再不就演《九更天》《殺子報》。演《殺子報》是要加錢的，因為下河班子的聞太師勾的是金臉。下河班子演戲是很隨便的，沒有準調準詞。隻有一年，來了一個叫周素娟的女演員，是個正工青衣，在南方的科班時坐科學過戲，唱戲很規矩，能唱《武家坡》《汾河灣》這類的戲，甚至能唱《祭江》《祭塔》……我的家鄉真懂京戲的人不多，但是在周素娟唱大段慢板的時候，台下也能鴉雀無聲，聽得很入神。周素娟混得到裏下河來搭班，是“賣了胰子”——落魄了。有一個班子有一個大花臉，嗓子很衝，姓顏，大家就叫他顏大花臉。有一回，我聽他在戲台旁邊的廊子上對著燒開水的“水鍋”大聲嚷嚷：“打洗臉水！”我從他的聲音裏聽出了一腔悲憤，滿腹牢騷。我一直對顏大花臉的喊叫不能忘。江湖藝人，吃這碗開口飯，是充滿辛酸的。
泰山廟正殿的後麵，即屬於文遊台範圍，沿磚路北行，路東有秦少遊讀書台。更北，地勢漸高，即文遊台。台基是一個大土墩。墩之一側為四賢祠。四賢，說法不一。這本是一個“淫祠”，是一位“蒲圻先生”把它改造了的。蒲圻先生姓胡，字堯元。明代張綖《謁文遊台四賢祠》詩雲：“邇來風流久澌燼，文遊名在無遺蹤。雖有高台可遠眺，異端丹碧徒穹窿。嘉禾不植稂莠盛，邦人奔走如狂蠓。蒲圻先生獨好古，一掃陋俗隆高風。長繩倒拽淫像出，易以四子衣冠容。”這位蒲圻先生實在是多事，把“淫像”留下來讓我們看看也好。我小時到文遊台，不但看不到淫象，連“四子衣冠容”也沒有，隻有四個藍地金字的牌位。墩之正麵為盍簪堂。“盍簪”之名，比較生僻。出處在《易經》。《易·豫》：“勿疑，朋盍簪。”王弼注：“盍，合也；簪，疾也。”孔穎達疏：“群朋合聚而疾來也。”如果用大白話說，就是“快來堂”。我覺得“快來堂”也挺不錯。我們小時候對盍簪堂的興趣比四賢祠大得多，因為堂的兩壁刻著《秦郵帖》。小時候以為帖上的字是這些書法家在高郵寫的。不是的，是把名家的書法雜湊起來的（帖都是雜湊起來的）。帖是清代嘉慶年間一個叫師亮采的地方官屬錢梅溪刻的。錢泳《履園叢話》：“二十年乙亥……是年秋八月為韓城師禹門太守刻《秦郵帖》四卷，皆取蘇東坡、黃山穀、米元章、秦少遊諸公書，而殿以鬆雪、華亭二家。”曾有人考證，帖中書頗多“贗鼎”，是假的，我們不管這些，對它還是很有感情。我們用薄紙蒙在帖上，用鉛筆來回磨蹭，把這些字“拓”下來帶回家，有時翻出來看看，覺得字都很美。
盍簪堂後是一座木結構的樓，是文遊台的主體建築。樓頗宏大，東西兩麵都是大窗戶。我讀小學時每年“春遊”都要上文遊台，趴在兩邊窗台上看半天。東邊是農田，碧綠的麥苗，油菜、蠶豆正在開花，很喜人。西邊是人家，鱗次櫛比。最西可看到運河堤上的楊柳，看到船帆在樹頭後麵緩緩移動。緩緩移動的船帆叫我的心有點酸酸的，也甜甜的。
文遊台的出名，是因為這是蘇東坡、秦少遊、王定國、孫莘老聚會的地方，他們在樓上飲酒、賦詩、傾談、笑傲。實際上文遊諸賢之中，最牽動高郵人心的是秦少遊。蘇東坡隻是在高郵停留一個很短的時期。王定國不是高郵人。孫莘老不知道為什麽給人一個很古板的印象，使人不大喜歡。文遊台實際上是秦少遊的台。
秦少遊是高郵人的驕傲，高郵人對他有很深的感情，除了因為他是大才子，“國士無雙”，詞寫得好，為人正派，關心人民生活（著過《蠶書》）……還因為他一生遭遇很不幸。他的官位不高，最高隻做到“正字”，後半生一直在遷謫中度過。四十六歲“坐黨籍”——和司馬光的關係，改館閣校勘，出為杭州通判。這一年由於禦史劉拯給他打了小報告，說他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叫一個才子去管酒稅，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四十八歲因為有人揭發他寫佛書，削秩徙郴州。五十歲，遷橫州。五十一歲遷雷州。幾乎每年都要調動一次，而且越調越遠。後來朝廷下了赦令，遷臣多內徙，少遊啟程北歸，至滕州，出遊光華亭，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終年五十三歲。
遷謫生活，難以為懷，少遊晚年詩詞頗多傷心語，但他還是很曠達，很看得開的，能於顛沛中得到苦趣。明陶宗儀《說郛》卷八十二：
秦觀南遷，行次郴道，遇雨。有老仆滕貴者，久在少遊家，隨以南行，管押行李在後，泥濘不能進。少遊留道傍人家以俟，久之，方盤跚策杖而至，視少遊歎曰：“學士，學士！他們取了富貴，做了好官，不枉了恁地，自家做甚來陪奉他們！波波地打閑官，方落得甚聲名！”怒而不飯。少遊再三勉之，曰：“沒奈何。”其人怒猶未已，曰：“可知是沒奈何！”少遊後見鄧博文言之，大笑，且謂鄧曰：“到京見諸公，不可不舉似以發大笑也。”
我以為這是秦少遊傳記資料中寫得最生動的一則，而且是可靠的。這樣如聞其聲的口語化的對白是偽造不來的。這也是白話文學史中很珍貴的資料，老仆、少遊，都躍然紙上。我很希望中國的傳記文學、曆史題材的小說戲曲都能寫成這樣。然而可遇而不可求。現在的傳記、曆史題材的小說，大都空空廓廓，有事無人，而且注入許多“觀點”，使人搔癢不著，吞蠅欲吐。曆史電視連續劇則大多數是胡說八道！
東坡聞少遊凶信，歎曰：“少遊已矣，雖萬人何贖。”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