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想開些。如北京人所說：“哄自己玩兒。”生活，是很好玩的。
道士二題
馬道士
馬道士是一個有點特別的道士，和一般道士不一樣。他隨時穿著道裝，我們那裏當道士隻是一種職業，除了到人家誦經，才穿了法衣——高方巾，繡了八卦的“鶴氅”，平常都隻是穿了和平常人一樣的衣衫，走在街上和生意買賣人沒有什麽兩樣。馬道士的道裝也有點特別，不是很寬大，很長——我們那裏說人衣服寬長不合體，常說“像個道袍”，而是短才過脛。斜領，白布襪，青布鞋。尤其特別的是他頭上的那頂道冠。這頂道冠是個上麵略寬，下麵略窄，前麵稍高，後麵稍矮的一個馬蹄狀的圓筒，黑緞子的。冠頂留出一個圓洞，露出梳得溜光的發髻。這種道冠不知道叫什麽冠，全城隻有馬道士一個人戴這種冠，我在別處也沒見過。
馬道士頭發很黑，胡子也很黑，雙目炯炯，說話聲音洪亮，中等身材，但很結實。
他不參加一般道士的活動，不到人家念經，不接引亡魂過升仙橋，不“散花”（道士做法事，到晚上，各執琉璃荷花燈一盞，迂回穿插，跑出舞蹈隊形，謂之“散花”），更不搞畫符捉妖。他是個獨來獨往的道士。
他無家無室（一般道士是娶妻生子的），一個人住在煉陽觀。煉陽觀是個相當大的道觀，前麵的大殿裏也有太上老君、值日功曹的塑像，也有人來求簽、擲珓……馬道士概不過問，他一個人住在最後麵的呂祖樓裏。
呂祖樓是一座孤零零的很小的樓，沒有圍牆，樓北即是“陰城”，是一片無主的荒墳，住在這裏真是“與鬼為鄰”。馬道士坐在樓上讀道書，讀醫書，很少下樓。
他靠什麽生活呢？他懂醫道，有時有人找他看病，送他一點錢——他開的方子都是一般的藥，並沒有什麽仙丹之類。
他開了一小片地，種了一畦蘿卜，一畦青菜，夠他吃的了。
有時他也出觀上街，買幾升米，買一點油鹽醬醋。
呂祖樓四周有二三十棵梅花，都是紅梅，不知是原來就有，還是馬道士手種的。春天，梅花開得極好，但是沒有什麽人來看花，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煉陽觀呂祖樓下有梅花，我們那裏梅花甚少，頂多有人家在庭院裏種一兩棵，像這樣二三十棵長了一圈的地方，沒有。
馬道士在梅花叢中的小樓上讀道書，讀醫書。
我從小就覺得馬道士屬於道教裏的一個什麽特殊的支派，和混飯吃的俗道士不同。他是從哪裏來的呢？
前幾年我回家鄉一趟，想看看煉陽觀，早就沒有了。呂祖樓、梅花，當然也沒有了。馬道士早就“羽化”了。
五壇
五壇是個道觀，離我家很近，由傅公橋往東走十來分鍾就到。觀北澄子河，門外是一條一步可以跨過的水渠，水很清，沿渠種了一排怪柳。渠以南是一片農田，稻子麥子都長得很好，碧綠碧綠。五壇的正名是“五五社”，壇的大門匾上刻著這三個字，可是大家都叫它“五壇”。有人問路：“五五社在哪裏？”倒沒有什麽人知道。為什麽叫個“五壇”“五五社”？不知道。道教對數目有一種神秘觀念，對“五”尤其是這樣。也許這和“太極”“無極”有一點什麽關係，不知道。我小時候不知道，現在也還是不知道。真是“道可道，非常道”！
五壇的門總是關著的。但是門裏並未下閂，輕輕一推，就可以進去。
門裏耳房裏站著一個道童，管看門、掃地、焚香。除他以外，沒有一個人，靜悄悄的。天井兩頭種了四棵相當高大的樹。東邊是兩棵玉蘭，西邊是兩棵桂花。玉蘭盛開，潔白耀眼。桂花盛開，香飄壇外。左側有一個放生池，養著烏龜。正麵的三清殿上塑著太上老君的金身，比常人還稍矮一點。前麵是念經的長案，長案上整整齊齊地排了一刊經卷。經案下是一列拜墊，蓋著大紅氈子。爐裏燒的是檀香，香氣清雅。
五壇的道士不是普通的道士，他們入壇，在道，隻是一種信仰，並不以此為職業，他們都是有家有業，有身份的人。如葉恒昌，是恒記桐油棧的老板。桐油棧是要有雄厚的資金的。如高西園，是中學的曆史教員。人們稱呼他們時也隻是“葉老板”“高老師”，不稱其在教中的道名。
他們定期到壇裏誦經（遠遠的可以聽到誦經的樂曲和鍾磬聲音）。一般隻是在壇裏，除非有人誠敬恭請，不到人家作法事。他們念的經也和一般道士不一樣，聽說念的是《南華經》——《莊子》，這很奇怪。
五壇常常扶乩，我沒有見過扶乩，據說是由兩個人各扶著一個木製的丁字形的架子，下麵是一個沙盤，降神後，丁字架下垂部分即在沙盤上畫出字來。扶乩由來已久，明清後尤其盛行。張岱的《陶庵夢憶》即有記載。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錄了很多乩語，乩詩。紀曉嵐是個嚴肅的人，所錄當不是造謠。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我以為這值得研究研究，不能用“迷信”二字一筆抹殺。
每年正月十五後一二日（扶乩一般在正月十五舉行），五壇即將“乩語”木板刻印，分送各家店鋪，大約四指寬，六七寸長。這些“乩語”倒沒有神秘色彩，隻是用通俗的韻文預卜今年是否風調雨順，宜麥宜豆，人畜是否平安，有無水旱災情。是否靈驗，人們也在信與不信之間。
關於五壇，有這麽一個故事。
藍廷芳是個醫生，是“外路人”。他得知五壇的道士道行高尚，法力很深，到五壇頂禮跪拜，請五壇道長到他家裏為他父親的亡魂超度。那天的正座是葉恒昌。
到“召請”（把亡魂攝到法壇，謂之“召請”），經案上的燭火忽然變成藍色，而且燭焰傾向一邊，經案前的桌帷無風自起。同案誦經的道士都驚恐色變，葉恒昌使眼色令諸人勿動。
法事之後，葉恒昌問藍廷芳：“令尊是怎麽死的？”
藍廷芳問葉恒昌看見了什麽。
葉恒昌說：“隻見一個人，身著罪衣，一路打滾，滾出桌帷。”
藍廷芳隻得說實話：他父親犯了罪，在充軍路上，被解差亂棍打死。
藍廷芳和葉恒昌我都認識。藍廷芳住在竺家巷口，就在我家後門的斜對麵。葉恒昌的恒記桐油棧在新巷口，我上小學時上學、放學都要從桐油棧門口走過，常看見葉恒昌端坐在櫃台裏麵。葉恒昌是個大個子，看起來好像很有道行。但是我沒有問過葉恒昌和藍廷芳有沒有這麽回事。一來，我當時還是個孩子，二來，這種事也不便問人家。
但是我很早就認為這隻是一個故事。
而且這故事叫我很不舒服，為什麽使我不舒服，我也說不清。
我常到五壇前麵的渠裏去捉烏龜。下了幾天大雨，五壇放生池的水漲平岸，烏龜就會爬出來，爬到渠裏快快活活地遊泳。
《莊子》被人當作“經”念，而且有腔有調，而且敲鍾擊磬，這實在有點滑稽。
白馬廟
我教的中學從觀音寺遷到白馬廟，我在白馬廟住過一年。白馬廟沒有廟，這是由篆塘到大觀樓之間的一個鎮子。我們住的房子形狀很特別，像是卡通電影上畫的房子，我們就叫它卡通房子。前幾年日本飛機常來轟炸，有錢的人多在近郊蓋了房子，躲警報。這二年日本飛機不來了，這些房子都空了下來，學校就租了當教員宿舍。這些房子的設計都有點別出心裁，而以我們住的卡通房子最顯眼，老遠就看得見。
卡通房子門前有一條土路，通過馬路，三麵都是農田，不挨人家。我上課之餘，除了在屋裏看看書，常常伏在窗台上看農民種田。看插秧，看兩個人用一個戽鬥戽水。看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用一個長柄的鋤頭挖地。這個孩子挖幾鋤頭就要停一停，唱一句歌。他的歌有音無字，隻有一句，但是很好聽。長日悠悠，一片安靜。我那時正在讀《莊子》。在這樣的環境中讀《莊子》，真是太合適了。
這樣的不挨人家的“獨立家屋”有一點不好，是招小偷。曾有小偷光顧過一次。發覺之後，幾位教員拿了棍棒到處搜索，鬧騰了一陣，無所得。我和鬆卿有一次到城裏看電影，晚上回來，快到大門時，從路旁溝裏躥出一條黑影，跑了。是一個俟機翻牆行竊的小偷。
小偷不少。教導主任老楊曾當美軍譯員，穿了一條美軍將軍呢的毛料褲子，晚上睡覺，蓋在被窩上壓腳。那天鬧小偷。他醒來，擰開電燈看看，將軍呢褲子沒了。他翻了個身，接茬睡他的覺。我們那時都是這樣，得、失無所謂，而可失之物亦不多，隻要不是真的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怎麽著也能混得過去——這位老兄從美軍複員，領到一筆複員費，嶄新的票子放在夾克上衣口袋裏，打了一夜沙蟹，幾乎全部輸光。
學校的教員有的在校內住，也有住在城裏，到這裏來兼課的。坐馬車來，很方便。朱德熙有一次下了馬車，被馬咬了一口！咬在胸脯上，胸上落了馬的牙印，衣服卻沒有破。
鎮上有一個賣油鹽醬醋香煙火柴的雜貨鋪，一家豬肉案子，還有一個做餌塊的作坊。我去看過工人做餌塊，小枕頭大的那麽一坨，不知道怎麽竟能蒸熟。
餌塊作坊門前有一道磚橋，可以通到河南邊。橋南是菜地，我們隨時可以吃到剛拔起來的新鮮蔬菜。臨河有一家茶館，茶客不少。靠窗而坐，可以看見河裏的船，船上的人，風景很好。
使我驚奇的是東壁粉牆上畫了一壁茶花，畫得滿滿的。墨線勾邊，塗了很重的顏色，大紅花，鮮綠的葉子，畫得很工整，花、葉多對稱，很天真可愛。這顯然不是文人畫。我問衝茶的堂倌：“這畫是誰畫的？”“啞巴——他就愛畫，哪樣上頭都畫。他畫又不要錢，自己貼顏色，就叫他畫吧！”
過兩天，我看見一個挑糞的，糞桶是新的，糞桶近桶口處畫了一周遭串枝蓮，墨線勾成，筆如鐵線，勻勻淨淨。不用問，這又是那個啞巴畫的。糞桶上描花，真是少見。
聽說啞巴歲數不大，二十來歲。他沒有跟誰學過，就是自己畫。
我記得白馬廟，主要就是因為這裏有一個畫畫的啞巴。
老董
為了寫國子監，我到國子監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領。從首都圖書館抱了幾十本書回來，看了幾天，看得眼花氣悶，而所得不多。後來，我去找一個“老”朋友聊了兩個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這朋友世代在國子監當差，“侍候”過翁同龢、陸潤庠、王垿等祭酒，給新科狀元打過“狀元及第”的旗，國子監生人，今年七十三歲，姓董。
——引自《國子監》
我寫《國子監》大概是一九五四年，老董如果活著，已經一百一十歲了。
我認識老董是在午門曆史博物館，時間大概是一九四八年春末夏初。
老曆史博物館人事簡單，館長以下有兩位大學畢業生，一位是學考古的，一位是學博物館專業的；一位馬先生管倉庫，一位張先生是會計，一個小趙管采購，以上是職員。有八九個工人。工人大部分是陳列室的看守，看著正殿上的寶座、袁世凱祭孔時官員穿的道袍不像道袍的古怪服裝、沒有多大價值的文物。有一個工人是個聾子，專管掃地，掃五鳳樓前的大石坪、甬道。聾子愛說話，但是他的話我聽不懂，隻知道他原先是銀行職員，不知道怎樣淪為工人了，再有就是老董和他的兒子德啟。老董隻管撣撣辦公室的塵土，拔拔廣坪石縫中的草。德啟管送信。他每天把一堆信排好次序，“綹一綹道”，跨上自行車出天安門。
老董曾經“闊”過。
據朋友老董說，納監的監子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筆錢，領取一張“護照”外，還需向國子監交錢領“監照”——就是大學畢業證書，照例一張監照，交銀一兩七錢。國子監舊例，積銀二百八十兩，算一個“字”，按“千字文”數，有一個字算一個字，平均每年約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國子監收入的監照銀約有十四萬兩。……這十四萬兩銀子照國家規定是不上繳的，由國子監官吏皂役按份攤分……據老董說，連他一個“字”也分五錢八分，一年也從這一項上收入二百八九十兩銀子！
老董說，國子監還有許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廳的刷印匠，管給學生“做卷”——印製作文用的紅格本子，這事包給了他，每月例領十三兩銀子。他父親在時還會這宗手藝，到他時則根本沒有學過，隻是到大柵欄口買一刀毛邊紙，拿到琉璃廠找鋪子去印，成本共花三兩，剩下十兩，是他的。所以，老董說，那年頭，手裏的錢花不清——燴鴨條才一吊四百錢一賣！
——引自《國子監》
據老董說，他兒子德啟娶親，搭棚辦事，擺了三十桌——當然這樣的酒席隻是“肉上找”，沒有海參魚翅，而且是要收份子的，但總也得花不少錢。
他什麽時候到曆史博物館來，怎麽來的，我沒有問過他。到我認識他時，他已經不是“手裏的錢花不清”了，吃穿都很緊了。
曆史博物館的職工中午大都是回家吃，有的帶一頓飯來。帶來的大都是棒子麵窩頭、貼餅子。隻有小趙每天都帶白麵烙餅，用一塊屜布包著，顯得很“特殊化”。小趙原來打小鼓的出身，家裏有點積蓄。
老董在館裏住，飯都是自己做。他的飯很簡單，湊湊合合，小米飯。上頓沒吃完，放一點水再煮煮。撥一點麵疙瘩，他說這叫“魚兒鑽沙”。有時也煮一點大米飯。剩飯和麵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餅。這種米飯麵餅，我還沒見過別人做過。菜，一塊熟疙瘩，或是一團幹蝦醬，咬一口熟疙瘩、幹蝦醬，吃幾口飯。有時也做點熟菜，熬白菜。他說北京好，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別處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麽神？我至今沒有考查出來。
他對這樣湊湊合合的一日三餐似乎很“安然”，有時還頗能自我調侃，但是內心深處是個憤世者。生活的下降，他是不會滿意的。他的不滿，常常會發泄在兒子身上。有時為了一兩句話，他忽然暴怒起來，跳到廊子上，跪下來對天叩頭：“老天爺，你看見了？老天爺，你睜睜眼！”
每逢老董發作的時候，德啟都是一聲不言語，靠在椅子裏，臉色鐵青。
別的人，也都不言語。因為知道老董的感情很複雜，無從解勸。
老董沒有嗜好。年輕時喝黃酒，但自我認識他起，他滴酒不沾。他也不抽煙。我寫了《國子監》，得了一點稿費，因為有些材料是他提供的，我買了一個瑪瑙鼻煙壺，煙壺的頂蓋是珊瑚的，送給他。他很喜愛。我還送了他一小瓶鼻煙，但是沒見他聞過。
一九六〇年（那正是“三年自然災害”的後期），我到東堂子胡同曆史博物館宿舍去看我的老師沈從文，一進門，聽到一個人在傳達室裏罵大街，一聽，是老董：
“我操你們的祖宗！操你八輩的祖奶奶！我八十多歲了，叫我挨餓！操你們的祖宗，操你們的祖奶奶！”
沒有人勸。罵讓他罵去吧，一個八十多的老人了，誰也不能把他怎麽樣。
老董經過清、民國、袁世凱、段祺瑞、北伐、日本、國民黨、共產黨，他經過的時代太多了。老董如果把他的經曆寫出來，將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回憶錄（老董記性極好，哪年哪月，白麵多少錢一袋，他都記得一清二楚），這可能是一份珍貴史料——盡管是野史。可惜他沒有寫，也沒有人讓他口述記錄下來。
二愣子
他應該是有名有姓的，但是沒人知道，大家都叫他二愣子。他是阜平人。文工團經過阜平時，他來要求“參加革命”，文工團有些行李服裝，裝車卸車，需要一個勞動力，就吸收了他。進城以後，以文工團為基礎，抽調了一些老區來的幹部，加上解放前夕參加工作的大學生，組建成市文聯和文化局，兩個單位在一個院裏辦公。二愣子當了勤雜工。每天掃掃院子，整理會議室、小禮堂的桌椅，撣撣土；冬天，給辦公室生爐子、擻火、添煤。他不愛說話，口齒不清，還有點結巴。告訴他一點什麽事，他翻著白眼聽著。問他聽明白了沒有，不大明白。二愣子這外號大概就是這麽來的。
為什麽大家都記得有個二愣子？因為他有個特點：愛訴苦。
那年七七，機關開了個紀念會。由一個幹部講了盧溝橋事變的經過，抗日戰爭的形勢，八路軍的戰果，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當時開會，大都會有群眾代表發言。被安排發言的是二愣子。他講了日本兵在阜平的燒殺擄搶、三光政策，他的父母都被殺害了，他的一個妹妹被日本兵糟蹋了。他講得聲淚俱下，最後是號啕大哭。一個人事科的幹部把他扶到座位上，他還抽泣了半天。所有新參加革命的青年，聽了二愣子的訴苦，無不為之動容，女同誌不停地擦眼淚。開這個座談會，讓二愣子訴苦，目的是教育這些大學生。看來，目的是達到了，青年的思想覺悟提高了。
二愣子對日本人有刻骨的仇恨。解放初幾年，每年國慶節，都要遊行。遊行都要抬偉人像。除了馬、恩、列、斯、毛、孫中山，還有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領袖。領袖像是油畫，安了木框，下麵兩根木棍。四個人抬一個。木框和木棍都做得很笨重，從東城抬到西城，壓得肩膀夠嗆。我那時還年輕，也有抬偉人像的任務。有一年，我和二愣子分配在一個組。他把偉人像扛上肩，回頭一看，放下了。“怎麽啦？”“我不抬這個老日本！”我們抬的是德田球一。跟他說：這個老日本是個好日本人，是日共的領袖。怎麽說也不成。隻好換一個人上來，把他調到後麵去抬伊巴露麗。
解放初期，紀念會特多。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都要開會。由文化局的副局長或文聯副秘書長主持會議，一個政工幹部講講節日的來曆、意義。政工幹部也不用什麽準備，有統一印發的宣傳材料，他隻要照本宣科摘要地念一念就行。這些宣傳材料每年幾乎都是一樣，其實大可不必按期編印，匯集一本《革命節日宣講手冊》，便可一勞永逸，用幾十年。這些節日紀念，照例有群眾代表講話。講話的照例是二愣子。他對什麽芝加哥女工罷工、示威遊行、蔡特金、第二國際……這些全不理會，他隻會訴苦，講他的父母被殺害，妹妹被日本兵糟蹋了，聲淚俱下，號啕大哭。到了七一，黨的生日，八一建軍節，他也上去訴苦，那倒是比較能沾得上邊的。他的訴苦，起初是領導上布置的。後來，不布置，他也要自動訴苦。每回的內容都是一樣。曾經受過感動的，後來，不感動了。終於，到了節日，人事處幹部就說服他，不要再訴苦了。“不叫訴苦？”他很納悶。
我後來調到別的單位，就沒有看見二愣子。“文化大革命”以後，見到市文聯、文化局的老人，我問起：“二愣子怎麽樣了？”他們告訴我：二愣子傻了，進了福利院。
和尚
鐵橋
我父親續娶，新房裏掛了一幅畫——一個條山，泥金地，畫的是桃花雙燕，題字是：“淡如仁兄嘉禮弟鐵橋敬賀。”兩邊掛了一副虎皮宣的對聯，寫的是：
蝶欲試花猶護粉
鶯初學囀尚羞簧
落款是楊遵義。我每天看這幅畫和對子，看得很熟了。稍稍長大，便覺出這副對子其實是很“黃”的。楊遵義是我們縣的書家，是我的生母的過房兄弟。一個舅爺為姐夫（或妹夫）續弦寫了這樣一副對子，實在不成體統。鐵橋是一個和尚。我父親在新房裏掛了一幅和尚的畫，全無忌諱；這位鐵橋和尚為朋友結婚畫了這樣華麗的畫，且和俗家人稱兄道弟，也著實有乖出家人的禮教。我父親年輕時的朋友大都有些放誕不羈。
我寫過一篇小說《受戒》，裏麵提到一個和尚石橋，原型就是鐵橋。
他是我父親年輕時的畫友。他在本縣最大的寺廟善因寺出家，是指南方丈的徒弟。指南戒行嚴苦，曾在香爐裏燒掉兩個指頭，自稱八指頭陀。
鐵橋和師父完全是兩路。他一度離開善因寺，到江南雲遊。曾在蘇州一個廟裏住過幾年，因此他的一些畫每署“鄧尉山僧”，或題“作於香雪海”。後來又回善因寺。指南退居後，他當了方丈。善因寺是本縣第一大寺，殿宇精整，廟產很多。管理這樣一個大廟，是要有點才幹的，但是他似乎很清閑，每天就是畫畫畫，寫寫字。他的字寫石鼓，學吳昌碩，很有功力。畫法任伯年，但比任伯年放得開。本縣的風雅子弟都樂與往還。善因寺的素齋極講究，有外麵吃不到的猴頭、竹蓀。
鐵橋有一個情人，年紀很輕，長得清清雅雅，不俗氣。
我出外多年，在外麵聽說鐵橋在家鄉土改時被槍斃了。善因寺廟產很多，他是大地主。還有沒有其他罪惡，就不知道了。聽說家鄉土改中槍斃了兩個地主。一個是我的一個遠房舅舅，也姓楊。
一九八二年，我回了家鄉一趟，飯後散步想去看看善因寺的遺址，一點都認不出來了，拆得光光的。
因為要查一點資料，我借來一部民國年間修的縣誌翻了兩天。在“水利”卷中發現：有一條橫貫東鄉的水渠，是鐵橋主持修的。哦？鐵橋還做過這樣的事？
靜融法師
我有一方很好的圖章，田黃“都靈坑”，犀牛紐，是一個和尚送給我的。印文也是他自刻的，朱文，溫雅似浙派，刻得很不錯（田黃的印不宜刻得太“野”，和石質不相稱）。這個和尚法名靜融，一九五一年和我一同到江西參加土改，回北京後，送了我這塊圖章。章不大，約半寸見方（田黃大的很少），我每為人作小幅字畫，常押用，算來已經三十七八年了。
這次土改是全國性的，也是最後的一次，規模很大。我們那個土改工作團分到江西進賢。這個團的成員什麽樣的人都有。有大學教授，小學校長，中學教員，商業局的，園林局的，歌劇院的演員，教會醫院的醫生、護士長，還有這位靜融法師。浩浩蕩蕩，熱熱鬧鬧。
我和靜融第一次有較深的接觸，是說服他改裝。他參加工作團時穿的是僧衣——比普通棉襖略長的灰色斜領棉衲。到了進賢，在縣委學文件，領導上覺得他穿了這樣的服裝下去，影響不好，決定讓他換裝。靜融不同意，很固執。找他談了幾次話，都沒用。後來大家建議我找他談談，說是他跟我似乎很談得來。我不知道跟他說了一通什麽把馬列主義和佛教教義混雜起來的歪道理，居然把他說服了。其實不是我的歪道理說服了他，而是我的態度較好，勸他一時從權，不像別的同誌，用“組織性”“紀律性”來壓他。靜融臨時買了一套藍卡其布的幹部服，換上了。
我們的小組分到王家梁。一進村，就遇到一個難題：一個惡霸富農自殺了。這個地方去年曾經搞過一次自發性的土改，這個惡霸富農被農民打得殘廢了，躺在床上一年多，聽說土改隊進了村，他害怕鬥爭，自殺了。他自殺的辦法很特別，用一根紮腿的腿帶，拴在竹床的欄杆上，勒住脖子，躺著，死了。我還沒有聽說過人躺著也是可以吊死的。我們對這種事毫無經驗，不知應該怎麽辦。靜融走上去，左右開弓打了富農兩個大嘴巴子，說：“埋了！”我問靜融：“為什麽要打他兩個嘴巴子？”他說：“這是法醫驗屍的規矩。”原來他當過法醫。
靜融跟我談起過他的身世。他是膠東人，除了當過法醫，他還教過小學，抗日戰爭時期拉過一支遊擊隊，後來出了家。在北京，他住在動物園後麵的一個廟裏（是五塔寺嗎？）。北京解放，和尚都要從事生產。他組織了一個棉服廠，主辦一切。這人的生活經曆是頗為複雜的。可惜土改工作緊張，能夠閑談的時候不多，我所知者，僅僅是這些。
靜融搞土改是很積極的。我實在不知道他是怎樣把階級鬥爭和慈悲為本結合起來的，他的社會經驗多，處理許多問題都比我們有辦法。比如算剝削賬，就比我們算得快。
我一直以為回北京後能有機會找他談談，竟然無此緣分。他刻了一方圖章，到我家來，親自送給我，未接數言，匆匆別去。我後來一直沒有再看到過他。
靜融瘦瘦小小，但頗精幹利索。麵黑，微有幾顆麻子。
閻和尚
閻長山（北京市民叫“長山”的特多）是劇院舞台工作隊的雜工，但是大家都叫他閻和尚。我很納悶：“為什麽叫他閻和尚？”
“他是當過和尚。”
我剛到北京時，看到北京和尚，以為極奇怪。他們不出家，不住廟，有家，有老婆孩子。他們騎自行車到人家去念佛。他們穿了家常衣服，在自行車後架上夾了一個包袱，裏麵是一件行頭——袈裟，到了約好的人家，把袈裟一披，就和別的和尚一同坐下念經。事畢得錢，騎車回家吃炸醬麵。閻和尚就是這樣的和尚。
閻和尚後來到劇院當雜工，運運衣箱道具，也燒過水鍋，管過“彩匣子”（化妝用品），但並不諱言他當過和尚。劇院很多人都幹過別的職業。一個唱二路花臉的在搭不上班的年頭賣過雞蛋，後來落下一個外號：“大雞蛋。”一個檢場的賣過糊鹽。早先北京有人刷牙不用牙膏牙粉，而用炒糊的鹽，這一天能賣多少錢？有人蹬過三輪，拉過排子車。
劇院這些人幹過小買賣、賣過力氣，都是為了吃飯。閻和尚當過和尚，也是為了吃飯。
道士二題
馬道士
馬道士是一個有點特別的道士，和一般道士不一樣。他隨時穿著道裝，我們那裏當道士隻是一種職業，除了到人家誦經，才穿了法衣——高方巾，繡了八卦的“鶴氅”，平常都隻是穿了和平常人一樣的衣衫，走在街上和生意買賣人沒有什麽兩樣。馬道士的道裝也有點特別，不是很寬大，很長——我們那裏說人衣服寬長不合體，常說“像個道袍”，而是短才過脛。斜領，白布襪，青布鞋。尤其特別的是他頭上的那頂道冠。這頂道冠是個上麵略寬，下麵略窄，前麵稍高，後麵稍矮的一個馬蹄狀的圓筒，黑緞子的。冠頂留出一個圓洞，露出梳得溜光的發髻。這種道冠不知道叫什麽冠，全城隻有馬道士一個人戴這種冠，我在別處也沒見過。
馬道士頭發很黑，胡子也很黑，雙目炯炯，說話聲音洪亮，中等身材，但很結實。
他不參加一般道士的活動，不到人家念經，不接引亡魂過升仙橋，不“散花”（道士做法事，到晚上，各執琉璃荷花燈一盞，迂回穿插，跑出舞蹈隊形，謂之“散花”），更不搞畫符捉妖。他是個獨來獨往的道士。
他無家無室（一般道士是娶妻生子的），一個人住在煉陽觀。煉陽觀是個相當大的道觀，前麵的大殿裏也有太上老君、值日功曹的塑像，也有人來求簽、擲珓……馬道士概不過問，他一個人住在最後麵的呂祖樓裏。
呂祖樓是一座孤零零的很小的樓，沒有圍牆，樓北即是“陰城”，是一片無主的荒墳，住在這裏真是“與鬼為鄰”。馬道士坐在樓上讀道書，讀醫書，很少下樓。
他靠什麽生活呢？他懂醫道，有時有人找他看病，送他一點錢——他開的方子都是一般的藥，並沒有什麽仙丹之類。
他開了一小片地，種了一畦蘿卜，一畦青菜，夠他吃的了。
有時他也出觀上街，買幾升米，買一點油鹽醬醋。
呂祖樓四周有二三十棵梅花，都是紅梅，不知是原來就有，還是馬道士手種的。春天，梅花開得極好，但是沒有什麽人來看花，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煉陽觀呂祖樓下有梅花，我們那裏梅花甚少，頂多有人家在庭院裏種一兩棵，像這樣二三十棵長了一圈的地方，沒有。
馬道士在梅花叢中的小樓上讀道書，讀醫書。
我從小就覺得馬道士屬於道教裏的一個什麽特殊的支派，和混飯吃的俗道士不同。他是從哪裏來的呢？
前幾年我回家鄉一趟，想看看煉陽觀，早就沒有了。呂祖樓、梅花，當然也沒有了。馬道士早就“羽化”了。
五壇
五壇是個道觀，離我家很近，由傅公橋往東走十來分鍾就到。觀北澄子河，門外是一條一步可以跨過的水渠，水很清，沿渠種了一排怪柳。渠以南是一片農田，稻子麥子都長得很好，碧綠碧綠。五壇的正名是“五五社”，壇的大門匾上刻著這三個字，可是大家都叫它“五壇”。有人問路：“五五社在哪裏？”倒沒有什麽人知道。為什麽叫個“五壇”“五五社”？不知道。道教對數目有一種神秘觀念，對“五”尤其是這樣。也許這和“太極”“無極”有一點什麽關係，不知道。我小時候不知道，現在也還是不知道。真是“道可道，非常道”！
五壇的門總是關著的。但是門裏並未下閂，輕輕一推，就可以進去。
門裏耳房裏站著一個道童，管看門、掃地、焚香。除他以外，沒有一個人，靜悄悄的。天井兩頭種了四棵相當高大的樹。東邊是兩棵玉蘭，西邊是兩棵桂花。玉蘭盛開，潔白耀眼。桂花盛開，香飄壇外。左側有一個放生池，養著烏龜。正麵的三清殿上塑著太上老君的金身，比常人還稍矮一點。前麵是念經的長案，長案上整整齊齊地排了一刊經卷。經案下是一列拜墊，蓋著大紅氈子。爐裏燒的是檀香，香氣清雅。
五壇的道士不是普通的道士，他們入壇，在道，隻是一種信仰，並不以此為職業，他們都是有家有業，有身份的人。如葉恒昌，是恒記桐油棧的老板。桐油棧是要有雄厚的資金的。如高西園，是中學的曆史教員。人們稱呼他們時也隻是“葉老板”“高老師”，不稱其在教中的道名。
他們定期到壇裏誦經（遠遠的可以聽到誦經的樂曲和鍾磬聲音）。一般隻是在壇裏，除非有人誠敬恭請，不到人家作法事。他們念的經也和一般道士不一樣，聽說念的是《南華經》——《莊子》，這很奇怪。
五壇常常扶乩，我沒有見過扶乩，據說是由兩個人各扶著一個木製的丁字形的架子，下麵是一個沙盤，降神後，丁字架下垂部分即在沙盤上畫出字來。扶乩由來已久，明清後尤其盛行。張岱的《陶庵夢憶》即有記載。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錄了很多乩語，乩詩。紀曉嵐是個嚴肅的人，所錄當不是造謠。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我以為這值得研究研究，不能用“迷信”二字一筆抹殺。
每年正月十五後一二日（扶乩一般在正月十五舉行），五壇即將“乩語”木板刻印，分送各家店鋪，大約四指寬，六七寸長。這些“乩語”倒沒有神秘色彩，隻是用通俗的韻文預卜今年是否風調雨順，宜麥宜豆，人畜是否平安，有無水旱災情。是否靈驗，人們也在信與不信之間。
關於五壇，有這麽一個故事。
藍廷芳是個醫生，是“外路人”。他得知五壇的道士道行高尚，法力很深，到五壇頂禮跪拜，請五壇道長到他家裏為他父親的亡魂超度。那天的正座是葉恒昌。
到“召請”（把亡魂攝到法壇，謂之“召請”），經案上的燭火忽然變成藍色，而且燭焰傾向一邊，經案前的桌帷無風自起。同案誦經的道士都驚恐色變，葉恒昌使眼色令諸人勿動。
法事之後，葉恒昌問藍廷芳：“令尊是怎麽死的？”
藍廷芳問葉恒昌看見了什麽。
葉恒昌說：“隻見一個人，身著罪衣，一路打滾，滾出桌帷。”
藍廷芳隻得說實話：他父親犯了罪，在充軍路上，被解差亂棍打死。
藍廷芳和葉恒昌我都認識。藍廷芳住在竺家巷口，就在我家後門的斜對麵。葉恒昌的恒記桐油棧在新巷口，我上小學時上學、放學都要從桐油棧門口走過，常看見葉恒昌端坐在櫃台裏麵。葉恒昌是個大個子，看起來好像很有道行。但是我沒有問過葉恒昌和藍廷芳有沒有這麽回事。一來，我當時還是個孩子，二來，這種事也不便問人家。
但是我很早就認為這隻是一個故事。
而且這故事叫我很不舒服，為什麽使我不舒服，我也說不清。
我常到五壇前麵的渠裏去捉烏龜。下了幾天大雨，五壇放生池的水漲平岸，烏龜就會爬出來，爬到渠裏快快活活地遊泳。
《莊子》被人當作“經”念，而且有腔有調，而且敲鍾擊磬，這實在有點滑稽。
白馬廟
我教的中學從觀音寺遷到白馬廟，我在白馬廟住過一年。白馬廟沒有廟，這是由篆塘到大觀樓之間的一個鎮子。我們住的房子形狀很特別，像是卡通電影上畫的房子，我們就叫它卡通房子。前幾年日本飛機常來轟炸，有錢的人多在近郊蓋了房子，躲警報。這二年日本飛機不來了，這些房子都空了下來，學校就租了當教員宿舍。這些房子的設計都有點別出心裁，而以我們住的卡通房子最顯眼，老遠就看得見。
卡通房子門前有一條土路，通過馬路，三麵都是農田，不挨人家。我上課之餘，除了在屋裏看看書，常常伏在窗台上看農民種田。看插秧，看兩個人用一個戽鬥戽水。看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用一個長柄的鋤頭挖地。這個孩子挖幾鋤頭就要停一停，唱一句歌。他的歌有音無字，隻有一句，但是很好聽。長日悠悠，一片安靜。我那時正在讀《莊子》。在這樣的環境中讀《莊子》，真是太合適了。
這樣的不挨人家的“獨立家屋”有一點不好，是招小偷。曾有小偷光顧過一次。發覺之後，幾位教員拿了棍棒到處搜索，鬧騰了一陣，無所得。我和鬆卿有一次到城裏看電影，晚上回來，快到大門時，從路旁溝裏躥出一條黑影，跑了。是一個俟機翻牆行竊的小偷。
小偷不少。教導主任老楊曾當美軍譯員，穿了一條美軍將軍呢的毛料褲子，晚上睡覺，蓋在被窩上壓腳。那天鬧小偷。他醒來，擰開電燈看看，將軍呢褲子沒了。他翻了個身，接茬睡他的覺。我們那時都是這樣，得、失無所謂，而可失之物亦不多，隻要不是真的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怎麽著也能混得過去——這位老兄從美軍複員，領到一筆複員費，嶄新的票子放在夾克上衣口袋裏，打了一夜沙蟹，幾乎全部輸光。
學校的教員有的在校內住，也有住在城裏，到這裏來兼課的。坐馬車來，很方便。朱德熙有一次下了馬車，被馬咬了一口！咬在胸脯上，胸上落了馬的牙印，衣服卻沒有破。
鎮上有一個賣油鹽醬醋香煙火柴的雜貨鋪，一家豬肉案子，還有一個做餌塊的作坊。我去看過工人做餌塊，小枕頭大的那麽一坨，不知道怎麽竟能蒸熟。
餌塊作坊門前有一道磚橋，可以通到河南邊。橋南是菜地，我們隨時可以吃到剛拔起來的新鮮蔬菜。臨河有一家茶館，茶客不少。靠窗而坐，可以看見河裏的船，船上的人，風景很好。
使我驚奇的是東壁粉牆上畫了一壁茶花，畫得滿滿的。墨線勾邊，塗了很重的顏色，大紅花，鮮綠的葉子，畫得很工整，花、葉多對稱，很天真可愛。這顯然不是文人畫。我問衝茶的堂倌：“這畫是誰畫的？”“啞巴——他就愛畫，哪樣上頭都畫。他畫又不要錢，自己貼顏色，就叫他畫吧！”
過兩天，我看見一個挑糞的，糞桶是新的，糞桶近桶口處畫了一周遭串枝蓮，墨線勾成，筆如鐵線，勻勻淨淨。不用問，這又是那個啞巴畫的。糞桶上描花，真是少見。
聽說啞巴歲數不大，二十來歲。他沒有跟誰學過，就是自己畫。
我記得白馬廟，主要就是因為這裏有一個畫畫的啞巴。
老董
為了寫國子監，我到國子監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領。從首都圖書館抱了幾十本書回來，看了幾天，看得眼花氣悶，而所得不多。後來，我去找一個“老”朋友聊了兩個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這朋友世代在國子監當差，“侍候”過翁同龢、陸潤庠、王垿等祭酒，給新科狀元打過“狀元及第”的旗，國子監生人，今年七十三歲，姓董。
——引自《國子監》
我寫《國子監》大概是一九五四年，老董如果活著，已經一百一十歲了。
我認識老董是在午門曆史博物館，時間大概是一九四八年春末夏初。
老曆史博物館人事簡單，館長以下有兩位大學畢業生，一位是學考古的，一位是學博物館專業的；一位馬先生管倉庫，一位張先生是會計，一個小趙管采購，以上是職員。有八九個工人。工人大部分是陳列室的看守，看著正殿上的寶座、袁世凱祭孔時官員穿的道袍不像道袍的古怪服裝、沒有多大價值的文物。有一個工人是個聾子，專管掃地，掃五鳳樓前的大石坪、甬道。聾子愛說話，但是他的話我聽不懂，隻知道他原先是銀行職員，不知道怎樣淪為工人了，再有就是老董和他的兒子德啟。老董隻管撣撣辦公室的塵土，拔拔廣坪石縫中的草。德啟管送信。他每天把一堆信排好次序，“綹一綹道”，跨上自行車出天安門。
老董曾經“闊”過。
據朋友老董說，納監的監子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筆錢，領取一張“護照”外，還需向國子監交錢領“監照”——就是大學畢業證書，照例一張監照，交銀一兩七錢。國子監舊例，積銀二百八十兩，算一個“字”，按“千字文”數，有一個字算一個字，平均每年約收入五百字上下。我算了算，每年國子監收入的監照銀約有十四萬兩。……這十四萬兩銀子照國家規定是不上繳的，由國子監官吏皂役按份攤分……據老董說，連他一個“字”也分五錢八分，一年也從這一項上收入二百八九十兩銀子！
老董說，國子監還有許多定例。比如，像他，是典籍廳的刷印匠，管給學生“做卷”——印製作文用的紅格本子，這事包給了他，每月例領十三兩銀子。他父親在時還會這宗手藝，到他時則根本沒有學過，隻是到大柵欄口買一刀毛邊紙，拿到琉璃廠找鋪子去印，成本共花三兩，剩下十兩，是他的。所以，老董說，那年頭，手裏的錢花不清——燴鴨條才一吊四百錢一賣！
——引自《國子監》
據老董說，他兒子德啟娶親，搭棚辦事，擺了三十桌——當然這樣的酒席隻是“肉上找”，沒有海參魚翅，而且是要收份子的，但總也得花不少錢。
他什麽時候到曆史博物館來，怎麽來的，我沒有問過他。到我認識他時，他已經不是“手裏的錢花不清”了，吃穿都很緊了。
曆史博物館的職工中午大都是回家吃，有的帶一頓飯來。帶來的大都是棒子麵窩頭、貼餅子。隻有小趙每天都帶白麵烙餅，用一塊屜布包著，顯得很“特殊化”。小趙原來打小鼓的出身，家裏有點積蓄。
老董在館裏住，飯都是自己做。他的飯很簡單，湊湊合合，小米飯。上頓沒吃完，放一點水再煮煮。撥一點麵疙瘩，他說這叫“魚兒鑽沙”。有時也煮一點大米飯。剩飯和麵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餅。這種米飯麵餅，我還沒見過別人做過。菜，一塊熟疙瘩，或是一團幹蝦醬，咬一口熟疙瘩、幹蝦醬，吃幾口飯。有時也做點熟菜，熬白菜。他說北京好，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別處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麽神？我至今沒有考查出來。
他對這樣湊湊合合的一日三餐似乎很“安然”，有時還頗能自我調侃，但是內心深處是個憤世者。生活的下降，他是不會滿意的。他的不滿，常常會發泄在兒子身上。有時為了一兩句話，他忽然暴怒起來，跳到廊子上，跪下來對天叩頭：“老天爺，你看見了？老天爺，你睜睜眼！”
每逢老董發作的時候，德啟都是一聲不言語，靠在椅子裏，臉色鐵青。
別的人，也都不言語。因為知道老董的感情很複雜，無從解勸。
老董沒有嗜好。年輕時喝黃酒，但自我認識他起，他滴酒不沾。他也不抽煙。我寫了《國子監》，得了一點稿費，因為有些材料是他提供的，我買了一個瑪瑙鼻煙壺，煙壺的頂蓋是珊瑚的，送給他。他很喜愛。我還送了他一小瓶鼻煙，但是沒見他聞過。
一九六〇年（那正是“三年自然災害”的後期），我到東堂子胡同曆史博物館宿舍去看我的老師沈從文，一進門，聽到一個人在傳達室裏罵大街，一聽，是老董：
“我操你們的祖宗！操你八輩的祖奶奶！我八十多歲了，叫我挨餓！操你們的祖宗，操你們的祖奶奶！”
沒有人勸。罵讓他罵去吧，一個八十多的老人了，誰也不能把他怎麽樣。
老董經過清、民國、袁世凱、段祺瑞、北伐、日本、國民黨、共產黨，他經過的時代太多了。老董如果把他的經曆寫出來，將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回憶錄（老董記性極好，哪年哪月，白麵多少錢一袋，他都記得一清二楚），這可能是一份珍貴史料——盡管是野史。可惜他沒有寫，也沒有人讓他口述記錄下來。
二愣子
他應該是有名有姓的，但是沒人知道，大家都叫他二愣子。他是阜平人。文工團經過阜平時，他來要求“參加革命”，文工團有些行李服裝，裝車卸車，需要一個勞動力，就吸收了他。進城以後，以文工團為基礎，抽調了一些老區來的幹部，加上解放前夕參加工作的大學生，組建成市文聯和文化局，兩個單位在一個院裏辦公。二愣子當了勤雜工。每天掃掃院子，整理會議室、小禮堂的桌椅，撣撣土；冬天，給辦公室生爐子、擻火、添煤。他不愛說話，口齒不清，還有點結巴。告訴他一點什麽事，他翻著白眼聽著。問他聽明白了沒有，不大明白。二愣子這外號大概就是這麽來的。
為什麽大家都記得有個二愣子？因為他有個特點：愛訴苦。
那年七七，機關開了個紀念會。由一個幹部講了盧溝橋事變的經過，抗日戰爭的形勢，八路軍的戰果，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當時開會，大都會有群眾代表發言。被安排發言的是二愣子。他講了日本兵在阜平的燒殺擄搶、三光政策，他的父母都被殺害了，他的一個妹妹被日本兵糟蹋了。他講得聲淚俱下，最後是號啕大哭。一個人事科的幹部把他扶到座位上，他還抽泣了半天。所有新參加革命的青年，聽了二愣子的訴苦，無不為之動容，女同誌不停地擦眼淚。開這個座談會，讓二愣子訴苦，目的是教育這些大學生。看來，目的是達到了，青年的思想覺悟提高了。
二愣子對日本人有刻骨的仇恨。解放初幾年，每年國慶節，都要遊行。遊行都要抬偉人像。除了馬、恩、列、斯、毛、孫中山，還有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領袖。領袖像是油畫，安了木框，下麵兩根木棍。四個人抬一個。木框和木棍都做得很笨重，從東城抬到西城，壓得肩膀夠嗆。我那時還年輕，也有抬偉人像的任務。有一年，我和二愣子分配在一個組。他把偉人像扛上肩，回頭一看，放下了。“怎麽啦？”“我不抬這個老日本！”我們抬的是德田球一。跟他說：這個老日本是個好日本人，是日共的領袖。怎麽說也不成。隻好換一個人上來，把他調到後麵去抬伊巴露麗。
解放初期，紀念會特多。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都要開會。由文化局的副局長或文聯副秘書長主持會議，一個政工幹部講講節日的來曆、意義。政工幹部也不用什麽準備，有統一印發的宣傳材料，他隻要照本宣科摘要地念一念就行。這些宣傳材料每年幾乎都是一樣，其實大可不必按期編印，匯集一本《革命節日宣講手冊》，便可一勞永逸，用幾十年。這些節日紀念，照例有群眾代表講話。講話的照例是二愣子。他對什麽芝加哥女工罷工、示威遊行、蔡特金、第二國際……這些全不理會，他隻會訴苦，講他的父母被殺害，妹妹被日本兵糟蹋了，聲淚俱下，號啕大哭。到了七一，黨的生日，八一建軍節，他也上去訴苦，那倒是比較能沾得上邊的。他的訴苦，起初是領導上布置的。後來，不布置，他也要自動訴苦。每回的內容都是一樣。曾經受過感動的，後來，不感動了。終於，到了節日，人事處幹部就說服他，不要再訴苦了。“不叫訴苦？”他很納悶。
我後來調到別的單位，就沒有看見二愣子。“文化大革命”以後，見到市文聯、文化局的老人，我問起：“二愣子怎麽樣了？”他們告訴我：二愣子傻了，進了福利院。
和尚
鐵橋
我父親續娶，新房裏掛了一幅畫——一個條山，泥金地，畫的是桃花雙燕，題字是：“淡如仁兄嘉禮弟鐵橋敬賀。”兩邊掛了一副虎皮宣的對聯，寫的是：
蝶欲試花猶護粉
鶯初學囀尚羞簧
落款是楊遵義。我每天看這幅畫和對子，看得很熟了。稍稍長大，便覺出這副對子其實是很“黃”的。楊遵義是我們縣的書家，是我的生母的過房兄弟。一個舅爺為姐夫（或妹夫）續弦寫了這樣一副對子，實在不成體統。鐵橋是一個和尚。我父親在新房裏掛了一幅和尚的畫，全無忌諱；這位鐵橋和尚為朋友結婚畫了這樣華麗的畫，且和俗家人稱兄道弟，也著實有乖出家人的禮教。我父親年輕時的朋友大都有些放誕不羈。
我寫過一篇小說《受戒》，裏麵提到一個和尚石橋，原型就是鐵橋。
他是我父親年輕時的畫友。他在本縣最大的寺廟善因寺出家，是指南方丈的徒弟。指南戒行嚴苦，曾在香爐裏燒掉兩個指頭，自稱八指頭陀。
鐵橋和師父完全是兩路。他一度離開善因寺，到江南雲遊。曾在蘇州一個廟裏住過幾年，因此他的一些畫每署“鄧尉山僧”，或題“作於香雪海”。後來又回善因寺。指南退居後，他當了方丈。善因寺是本縣第一大寺，殿宇精整，廟產很多。管理這樣一個大廟，是要有點才幹的，但是他似乎很清閑，每天就是畫畫畫，寫寫字。他的字寫石鼓，學吳昌碩，很有功力。畫法任伯年，但比任伯年放得開。本縣的風雅子弟都樂與往還。善因寺的素齋極講究，有外麵吃不到的猴頭、竹蓀。
鐵橋有一個情人，年紀很輕，長得清清雅雅，不俗氣。
我出外多年，在外麵聽說鐵橋在家鄉土改時被槍斃了。善因寺廟產很多，他是大地主。還有沒有其他罪惡，就不知道了。聽說家鄉土改中槍斃了兩個地主。一個是我的一個遠房舅舅，也姓楊。
一九八二年，我回了家鄉一趟，飯後散步想去看看善因寺的遺址，一點都認不出來了，拆得光光的。
因為要查一點資料，我借來一部民國年間修的縣誌翻了兩天。在“水利”卷中發現：有一條橫貫東鄉的水渠，是鐵橋主持修的。哦？鐵橋還做過這樣的事？
靜融法師
我有一方很好的圖章，田黃“都靈坑”，犀牛紐，是一個和尚送給我的。印文也是他自刻的，朱文，溫雅似浙派，刻得很不錯（田黃的印不宜刻得太“野”，和石質不相稱）。這個和尚法名靜融，一九五一年和我一同到江西參加土改，回北京後，送了我這塊圖章。章不大，約半寸見方（田黃大的很少），我每為人作小幅字畫，常押用，算來已經三十七八年了。
這次土改是全國性的，也是最後的一次，規模很大。我們那個土改工作團分到江西進賢。這個團的成員什麽樣的人都有。有大學教授，小學校長，中學教員，商業局的，園林局的，歌劇院的演員，教會醫院的醫生、護士長，還有這位靜融法師。浩浩蕩蕩，熱熱鬧鬧。
我和靜融第一次有較深的接觸，是說服他改裝。他參加工作團時穿的是僧衣——比普通棉襖略長的灰色斜領棉衲。到了進賢，在縣委學文件，領導上覺得他穿了這樣的服裝下去，影響不好，決定讓他換裝。靜融不同意，很固執。找他談了幾次話，都沒用。後來大家建議我找他談談，說是他跟我似乎很談得來。我不知道跟他說了一通什麽把馬列主義和佛教教義混雜起來的歪道理，居然把他說服了。其實不是我的歪道理說服了他，而是我的態度較好，勸他一時從權，不像別的同誌，用“組織性”“紀律性”來壓他。靜融臨時買了一套藍卡其布的幹部服，換上了。
我們的小組分到王家梁。一進村，就遇到一個難題：一個惡霸富農自殺了。這個地方去年曾經搞過一次自發性的土改，這個惡霸富農被農民打得殘廢了，躺在床上一年多，聽說土改隊進了村，他害怕鬥爭，自殺了。他自殺的辦法很特別，用一根紮腿的腿帶，拴在竹床的欄杆上，勒住脖子，躺著，死了。我還沒有聽說過人躺著也是可以吊死的。我們對這種事毫無經驗，不知應該怎麽辦。靜融走上去，左右開弓打了富農兩個大嘴巴子，說：“埋了！”我問靜融：“為什麽要打他兩個嘴巴子？”他說：“這是法醫驗屍的規矩。”原來他當過法醫。
靜融跟我談起過他的身世。他是膠東人，除了當過法醫，他還教過小學，抗日戰爭時期拉過一支遊擊隊，後來出了家。在北京，他住在動物園後麵的一個廟裏（是五塔寺嗎？）。北京解放，和尚都要從事生產。他組織了一個棉服廠，主辦一切。這人的生活經曆是頗為複雜的。可惜土改工作緊張，能夠閑談的時候不多，我所知者，僅僅是這些。
靜融搞土改是很積極的。我實在不知道他是怎樣把階級鬥爭和慈悲為本結合起來的，他的社會經驗多，處理許多問題都比我們有辦法。比如算剝削賬，就比我們算得快。
我一直以為回北京後能有機會找他談談，竟然無此緣分。他刻了一方圖章，到我家來，親自送給我，未接數言，匆匆別去。我後來一直沒有再看到過他。
靜融瘦瘦小小，但頗精幹利索。麵黑，微有幾顆麻子。
閻和尚
閻長山（北京市民叫“長山”的特多）是劇院舞台工作隊的雜工，但是大家都叫他閻和尚。我很納悶：“為什麽叫他閻和尚？”
“他是當過和尚。”
我剛到北京時，看到北京和尚，以為極奇怪。他們不出家，不住廟，有家，有老婆孩子。他們騎自行車到人家去念佛。他們穿了家常衣服，在自行車後架上夾了一個包袱，裏麵是一件行頭——袈裟，到了約好的人家，把袈裟一披，就和別的和尚一同坐下念經。事畢得錢，騎車回家吃炸醬麵。閻和尚就是這樣的和尚。
閻和尚後來到劇院當雜工，運運衣箱道具，也燒過水鍋，管過“彩匣子”（化妝用品），但並不諱言他當過和尚。劇院很多人都幹過別的職業。一個唱二路花臉的在搭不上班的年頭賣過雞蛋，後來落下一個外號：“大雞蛋。”一個檢場的賣過糊鹽。早先北京有人刷牙不用牙膏牙粉，而用炒糊的鹽，這一天能賣多少錢？有人蹬過三輪，拉過排子車。
劇院這些人幹過小買賣、賣過力氣，都是為了吃飯。閻和尚當過和尚，也是為了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