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說有一些優美的東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溫暖。
隨遇而安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是一九五八年“補課”補上的，因為本係統指標不夠。劃右派還要有“指標”，這也有點奇怪。這指標不知是一個什麽人所規定的。
一九五七年我曾經因為一些言論而受到批判，那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判的。在小範圍內開了幾次會，發言都比較溫和，有的甚至可以說很親切。事後我還是照樣編刊物，主持編輯部的日常工作，還隨單位的領導和幾個同誌到河南林縣調查過一次民歌。那次出差，給我買了一張軟席臥鋪車票，我才知道我已經享受“高幹”待遇了。第一次坐軟臥，心裏很不安。我們在洛陽吃了黃河鯉魚，隨即到林縣的紅旗渠看了兩三天。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來，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著，很叫人感動。收集了不少民歌。有的民歌很有農民式的浪漫主義的想象，如想到將來渠裏可以有“水豬”“水羊”，想到將來少男少女都會長得很漂亮。上了一次中嶽嵩山。這裏運載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車，特別處是在車上裝了一麵帆，布帆受風，拉起來輕快得多。帆本是船上用的，這裏卻施之陸行的板車上，給我十分新鮮的印象。我們去的時候正是桐花盛開的季節，漫山遍野搖曳著淡紫色的繁花，如同夢境。從林縣出來，有一條小河，河的一麵是峭壁，一麵是平野，岸邊密植楊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我好像曾經見過這條河，以後還會看到這樣的河。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誌們也相處得很融洽，沒有一點隔閡，一點別扭。這次批判沒有使我覺得受了傷害，沒有留下陰影。
一九五八年夏天，一天（我這人很糊塗，不記日記，許多事都記不準時間），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樓梯，過道裏貼滿了圍攻我的大字報。要拔掉編輯部的“白旗”，措辭很激烈，已經出現“右派”字樣。我頓時傻了。運動，都是這樣：突然襲擊。其實背後已經策劃了一些日子，開了幾次會，作了充分的準備，隻是本人還蒙在鼓裏，什麽也不知道。這可以說是暗算。但願這種暗算以後少來，這實在是很傷人的。如果當時量一量血壓，一定會猛然增高。我是有實際數據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報，到醫務所量了量血壓，低壓110，高壓170。平常我的血壓是相當平穩正常的，90～130。我覺得衛生部應該發一個文件：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襲擊式的政治運動。
開了不知多少次批判會，所有的同誌都發了言，不發言是不行的。我規規矩矩地聽著，記錄下這些發言。這些發言我已經完全都忘了，便是當時也沒有記住，因為我覺得這好像不是說的我，是說的另外一個別的人，或者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設的、虛空的對象。有兩個發言我還留下印象。我為一組義和團故事寫過一篇讀後感，題目是《仇恨·輕蔑·自豪》。這位同誌說：“你對誰仇恨？輕蔑誰？自豪什麽？”我發表過一組極短的詩，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綠是朦朧的，飄浮在樹杪，完全不像是葉子……）
遠樹的綠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誌說：連呼吸都是綠的了，你把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汙蔑到了什麽程度？！聽到這樣的批判，我隻有停筆不記，愣在那裏。我想辯解兩句，行嗎？當時我想：魯迅曾說“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現在本來應該到了可行的時候，但還是不行。所謂“大辯論”，其實是“大辯認”，他辯你認。稍微辯解，便是“態度問題”。態度好，問題可以減輕；態度不好，加重。問題是問題，態度是態度，問題大小是客觀存在，怎麽能因為態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縮呢？許多錯案都是因為本人為了態度好而屈認，而造成的。假如再有運動（阿彌陀佛，但願真的不再有了），對實事求是、據理力爭的同誌應予表揚。
開了多次會，批判的同誌實在沒有多少可說的了。那兩位批判《仇恨·輕蔑·自豪》和“綠色的呼吸”的同誌當然也知道這樣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綠色的呼吸”的同誌本人是詩人，他當然知道詩是不能這樣引申解釋的。他們也是沒話找話說，不得已。我因此覺得開批判會對被批判者是過關，對批判者也是過關。他們也並不好受。因此，我當時就對他們沒有怨恨，甚至還有點同情。我們以前是朋友，以後的關係也不錯。我記下這兩個例子，隻是說明批判是一出荒誕戲劇，如莎士比亞說，所有的上場的人都隻是角色。
我在一篇寫右派的小說裏寫過：“寫了無數次檢查，聽了無數次批判……她不再覺得痛苦，隻是非常的疲倦。她想：定一個什麽罪名，給一個什麽處分都行，隻求快一點，快一點過去，不要再開會，不要再寫檢查。”這是我的親身體會。其實，問題隻是那一些，隻要寫一次檢查，開一次會，甚至一次會不開，就可以定案。但是不，非得開夠了“數”不可。原來運動是一種疲勞戰術，非得把人搞得極度疲勞，身心交瘁，喪失一切意誌，癱軟在地上不可。我寫了多次檢查，一次比一次更沒有內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場了，因為大家都累了。
結論下來了：定為一般右派，下放農村勞動。
我當時的心情是很複雜的。我在那篇寫右派的小說裏寫道：“……她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裏，見到愛人說，“定成右派了”，臉上就是帶著這種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麽要笑。
我想起金聖歎。金聖歎在臨刑前給人寫信，說：“殺頭，至痛也，……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有人說這不可靠。金聖歎給兒子的信中說：“字諭大兒知悉，花生米與豆腐幹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說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臨刑之前，怎能開這種玩笑？現在，我相信這是真實的。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沉痛的滑稽感，魯迅說金聖歎“化屠夫的凶殘為一笑”，魯迅沒有被殺過頭，也沒有當過右派，他沒有這種體驗。
另一方麵，我又是真心實意地認為我是犯了錯誤，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我下放勞動的地點是張家口沙嶺子。離家前我愛人單位正在搞軍事化，受軍事訓練，她不能請假回來送我。我留了一個條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來。”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車。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這個右派算是很幸運的，沒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單位是一個地區性的農業科學研究所。所裏有不少技師、技術員，所領導對知識分子是了解的，隻是在幹部和農業工人的組長一級介紹了我們的情況（和我同時下放到這裏的還有另外幾個人），並沒有在全體職工麵前宣布我們的問題。不少農業工人（也就是農民）不知道我們是來幹什麽的，隻說是毛主席叫我們下來鍛煉鍛煉的。因此，我們並未受到歧視。
初幹農活，當然很累。像起豬圈、刨凍糞這樣的重活，真夠一嗆。我這才知道“勞動是沉重的負擔”這句話的意義。但還是咬著牙挺過來了。我當時想：隻要我下一步不倒下來，死掉，我就得拚命地幹。大部分的農活我都幹過，力氣也增長了，能夠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糧食穩穩地走上和地麵成45度角那樣陡的高跳。後來相對固定在果園上班。果園的活比較輕鬆，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幹的活是給果樹噴波爾多液。硫酸銅加石灰，兌上適量的水，便是波爾多液，顏色淺藍如晴空，很好看。噴波爾多液是為了防治果樹病害，是常年要噴的。噴波爾多液是個細致活，不能噴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樹葉子掛不住，流了。葉麵、葉背都得噴到。許多工人沒這個耐心，於是噴波爾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頭上，我成了噴波爾多液的能手。噴波爾多液次數多了，我的幾件白襯衫都變成了淺藍色。
我們和農業工人幹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窩挨著被窩睡在一鋪大炕上。農業工人在枕頭上和我說了一些心裏話，沒有顧忌。我這才比較切近地觀察了農民，比較知道中國的農村，中國的農民是怎麽一回事。這對我確立以後的生活態度和寫作態度是很有好處的。
我們在下麵也有文娛活動。這裏興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裏不少都會唱兩句。我去給他們化裝。原來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妝——鵝蛋粉、胭脂、黑鍋煙子描眉。我改成用戲劇油彩，這比粉妝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臉譜比張家口專業劇團的“黑”（山西梆子謂花臉為“黑”）還要幹淨講究。遇春節，沙嶺子堡（鎮）鬧社火，幾個年輕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淺妝把她們一個個打扮得如花似玉，轟動一堡，幾個女工高興得不得了。我們和幾個職工還合演過戲，我記得演過的有小歌劇《三月三》、崔嵬的獨幕話劇《十六條槍》。一年除夕，在“堡”裏演話劇，海報上特別標出一行字：
台上有布景
這裏的老鄉還沒有見過個布景。這布景是我們指導著一個木工做的。演完戲，我還要趕火車回北京，連妝都沒卸幹淨，就上了車。
一九五九年底給我們幾個人作鑒定，參加的有工人組長和部分幹部。工人組長一致認為：老汪幹活不藏奸，和群眾關係好，“人性”不錯，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領導考慮，才下來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這樣，我就在一九六〇年在交了一個思想總結後，經所領導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結束勞動。暫時無接收單位，在本所協助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畫畫。我參加過地區農展會的美術工作（我用多種土農藥在展覽牌上粘貼出一幅很大的鬆鶴圖，色調古雅，這裏美術中專的一位教員曾特別帶著學生來觀摩），我在所裏布置過“超聲波展覽館”（“超聲波”怎樣用圖像表現？聲波是看不見的，沒有辦法，我就畫了農林牧副漁多種產品，上麵一律用圓規蘸白粉畫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圓）。我的“巨著”，是畫了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這是所裏給我的任務。
這個所有一個下屬單位“馬鈴薯研究站”，設在沽源。為什麽設在沽源？沽源在壩上，是高寒地區（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門外的積雪跟城牆一般高）。馬鈴薯本是高寒地帶的作物，在南方種幾年，就會退化，需要到壩上調種。沽源是供應全國薯種的基地，研究站設在這裏，理所當然。這裏集中了全國各地、各個品種的馬鈴薯，不下百來種，我在張家口買了紙、顏料、筆，帶了在沙嶺子新華書店買得的《癸巳類稿》《十駕齋養新錄》和兩冊《容齋隨筆》（沙嶺子新華書店進了這幾種書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買，大概永遠也賣不出去），就坐長途汽車，奔向沽源，其時在八月下旬。
我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真是神仙過的日子。沒有領導，不用開會，就我一個人，自己管自己。這時正是馬鈴薯開花，我每天蹚著露水，到試驗田裏摘幾叢花，插在玻璃杯裏，對著花描畫。我曾經給北京的朋友寫過一首長詩，敘述我的生活。全詩已忘，隻記得兩句：
坐對一叢花，
眸子炯如虎。
下午，畫馬鈴薯的葉子。天漸漸涼了，馬鈴薯陸續成熟，就開始畫薯塊。畫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麵。一塊馬鈴薯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於是隨手埋進牛糞火裏，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麽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沽源是絕塞孤城。這本來是一個軍台。清代製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發往軍台效力”，這處分比充軍要輕一些（名曰“效力”，實際上大臣自己並不去，隻是閑住在張家口，花錢雇一個人去軍台充數）。
我於是在《容齋隨筆》的扉頁上，用朱筆畫了一方圖章，文曰：
效力軍台
白天畫畫，晚上就看我帶去的幾本書。
一九六二年初，我調回北京，在北京京劇團擔任編劇，直至離休。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於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間，有人來外調，我寫了一個旁證材料。人事科的同誌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該人是摘帽右派。所提供情況，僅供參考。
我對“摘帽右派”很反感，對“該人”也很反感。“該人”跟“該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們的人事幹部從什麽地方學來的這種帶封建意味的稱謂。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單位第一批被揪出來的，因為有“前科”。
“文革”期間給我貼的大字報，標題是：
老右派，新表演
我搞了一個時期的“樣板戲”，江青似乎很賞識我，於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製使用。”這主要當然是因為我曾是右派。在“控製使用”的壓力下搞創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給全國絕大多數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別。我到原單位去交材料，並向經辦我的專案的同誌道謝：“為了我的問題的平反，你們做了很多工作，麻煩你們了，謝謝！”那幾位同誌說：“別說這些了吧！二十年了！”
有人問我：“這些年你是怎麽過來的？”他們大概覺得我的精神狀態不錯，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憑仗什麽力量支持過來的。我回答：“隨遇而安。”
丁玲同誌曾說她從被劃為右派到北大荒勞動，是“逆來順受”。我覺得這太苦澀了，“隨遇而安”，更輕鬆一些。“遇”，當然是不順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麽著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如北京人所說：“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隨遇而安不是一種好的心態，這對民族的親和力和凝聚力是會產生消極作用的。這種心態的產生，有曆史的原因（如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本人氣質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爭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觀，是“遇”，是環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環境的原因。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都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的工作的動力，一是要實證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得做一點事。二是對生我養我的故國未免有情。但是，要恢複對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複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多年父子成兄弟
這是我父親的一句名言。
父親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畫家，會刻圖章，畫寫意花卉。圖章初宗浙派，中年後治漢印。他會擺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一不通。他認為樂器中最難的其實是胡琴，看起來簡單，隻有兩根弦，但是變化很多，兩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鬆香滴得很厚——現在拉胡琴的鬆香都隻滴了薄薄的一層。他的胡琴音色剛亮。胡琴碼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認為買來的不中使。他養蟋蟀，養金鈴子。他養過花，他養的一盆素心蘭在我母親病故那年死了，從此他就不再養花。我母親死後，他親手給她做了幾箱子冥衣——我們那裏有燒冥衣的風俗。按照母親生前的喜好，選購了各種花素色紙作衣料，單夾皮棉，四時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麥穗羊羔、灰鼠、狐膁。
父親是個很隨和的人，我很少見他發過脾氣，對待子女，從無疾言厲色。他愛孩子，喜歡孩子，愛跟孩子玩，帶著孩子玩。我的姑媽稱他為“孩子頭”。春天，不到清明，他領一群孩子到麥田裏放風箏。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們那裏叫“百腳”），是用染了色的絹糊的。放風箏的線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結實而輕，這樣風箏可筆直地飛上去，沒有“肚兒”。用胡琴弦放風箏，我還未見過第二人。清明節前，小麥還沒有“起身”，是不怕踐踏的，而且越踏會越長得旺。孩子們在屋裏悶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裏奔跑跳躍，身心都極其暢快。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狀的小塊，再一塊一塊逗攏，接縫處用膠水粘牢，做成小橋、小亭子、八角玲瓏水晶球。橋、亭、球是中空的，裏麵養了金鈴子。從外麵可以看到金鈴子在裏麵自在爬行，振翅鳴叫。他會做各種燈。用淺綠透明的“魚鱗紙”紮了一隻紡織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紅染了色，上深下淺，通草做花瓣，做了一個重瓣荷花燈，真是美極了。用小西瓜（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作“打瓜”或“篤瓜”）上開小口，挖淨瓜瓤，在瓜皮上雕鏤出極細的花紋，做成西瓜燈。我們在這些燈裏點了蠟燭，穿街過巷，鄰居的孩子都跟過來看，非常羨慕。
父親對我的學業是關心的，但不強求。我小時候，國文成績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時得佳評，他就拿出去到處給人看。我的數學不好，他也不責怪，隻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畫畫，我小時也喜歡畫畫，但他從不指點我。他畫畫時，我在旁邊看。其餘時間由我自己亂翻畫譜，瞎抹。我對寫意花卉那時還不大會欣賞，隻是畫一些鮮豔的大桃子，或者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瀑布。我小時字寫得不錯，他倒是給我出過一點主意。在我寫過一陣《圭峰碑》和《多寶塔》以後，他建議我寫寫《張猛龍》。這建議是很好的，到現在我寫的字還有《張猛龍》的影響。我初中時愛唱戲，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潤。在家裏，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學裏有幾個能唱戲的。學校開同樂會，他應我的邀請，到學校去伴奏。幾個同學都隻是清唱。有一個姓費的同學借到一頂紗帽，一件藍官衣，扮起來唱《朱砂井》，但是沒有配角，沒有衙役，沒有犯人，隻是一個趙廉，搖著馬鞭在台上走了兩圈，唱了一段“郿塢縣在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場。父親那麽大的人陪著幾個孩子玩了一下午，還挺高興。我十七歲初戀，暑假裏，在家寫情書，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幾歲就學會了抽煙喝酒。他喝酒，給我也倒一杯。抽煙，一次抽出兩根他一根我一根，他還總是先給我點上火。我們的這種關係，他人或以為怪。父親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兒子的關係也是不錯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張家口農村勞動，他那時從幼兒園剛畢業，剛剛學會漢語拚音，用漢語拚音給我寫了第一封信。我也隻好趕緊學會漢語拚音，好給他寫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打成“黑幫”，關進“牛棚”。偶爾回家，孩子們對我還是很親熱。我的老伴告誡他們：“你們要和爸爸‘劃清界限’。”兒子反問母親：“那你怎麽還給他打酒？”隻有一件事，兩代之間，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縣[1]“插隊落戶”。按規定，春節可以回京探親，我們等著他回來。不料他同時帶回了一個同學。他這個同學的父親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軍將領。這個同學在北京已經沒有家，按照大隊的規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夥同學的秘密幫助下，我的兒子就偷偷地把他帶回來了。他連“臨時戶口”也不能上，是個“黑人”，我們留他在家住，等於“窩藏”了他。公安局隨時可以來查戶口，街道辦事處的大媽也可能舉報。當時人人自危，自顧不暇，兒子惹了這麽一個麻煩，使我們非常為難。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們的臥室，對他的冒失行為表示很不滿，我責備他：“怎麽事前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我的兒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我們當時立刻明白了：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我們這種怕擔幹係的思想是庸俗的。我們對兒子和同學之間的義氣缺乏理解，對他的感情不夠尊重。他的同學在我們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離去。
對兒子的幾次戀愛，我采取的態度是“聞而不問”，了解，但不幹涉。我們相信他自己的選擇，他的決定。最後，他悄悄和一個小學時期的女同學好上了，結了婚。有了一個女兒，已近七歲。
我的孩子有時叫我“爸”，有時叫我“老頭子”！連我的孫女也跟著叫。我的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我覺得一個現代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盡量保持一點童心。
[1]忻縣，即現在的忻州市。
晚年
我們樓下隨時有三個人坐著。他們都是住在這座樓裏的。每天一早，吃罷早飯，他們各人提了馬紮，來了。他們並沒有約好，但是時間都差不多，前後差不了幾分鍾。他們在副食店牆根下坐下，挨得很近。坐到快中午了，回家吃飯。下午兩點來鍾，又來坐著，一直坐到副食店關門了，回家吃晚飯。隻要不是刮大風，下雨，下雪，他們都在這裏坐著。
一個是老佟。和我住一層樓，是近鄰。有時在電梯口見著，也寒暄兩句：“吃啦？”“上街買菜？”解放前他在國民黨一個什麽機關當過小職員，解放後拉過幾年排子車，早退休了。現在過得還可以。一個孫女已經讀大學三年級了。他八十三歲了。他的相貌舉止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腦袋很圓，麵色微黑，有幾塊很大的老人斑。眼色總是平靜的。他除了坐著，有時也遛個小彎，提著他的馬紮，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一個是老辛。老辛的樣子有點奇特。塊頭很大，肩背又寬又厚，身體結實如牛。臉色紫紅紫紅的。他的眉毛很濃，不是兩道，而是兩叢。他的頭發、胡子都長得很快，剛剃了頭沒幾天，就又是一頭烏黑的頭發，滿腮烏黑的短胡子。好像他的眉毛也在不斷往外長。他的眼珠子是烏黑的。他的神情很怪。坐得很直，腦袋稍向後仰，蹙著濃眉，雙眼直視路上行人，嘴唇啜著，好像在往裏用力地吸氣。好像憤憤不平，又像藐視眾生，看不慣一切，心裏在想：你們是什麽東西！我問過同樓住的街坊：他怎麽總是這樣的神情？街坊說：他就是這個樣子！後來我聽說他原來是一個機關食堂煮豬頭肉、豬蹄、豬下水的。那麽他是不會怒視這個世界，蔑視誰的。他就是這個樣子。他怎麽會是這個樣子呢？他腦子裏在想什麽？還是什麽都不想？他歲數不大，六十剛剛出頭，退休還不到兩年。
一個是老許。他最大，八十七了。他麵色蒼黑，有幾顆麻子，看不出有八十七了——看不出有多大年齡。這老頭怪有意思。他有兩串數珠——說“數珠”不大對，因為他並不信佛，也不“掐”它。一串是核桃的，一串是山桃核的。有時他把兩串都帶下來，繞在腕子上。有時隻帶一串山桃核的，因為核桃的太大，也沉。山桃核有年頭了，已經叫他的腕子磨得很光潤。他不時將他的數珠改裝一次，拆散了，加幾個原來是釘在小孩子帽子上的小銀鈴鐺之類的東西，再穿好。有一次是加了十個算盤珠。過路人有的停下來看看他的數珠，他就把袖子向上提提，叫數珠露出更多。他兩手戴了幾個戒指，一看就是黃銅的，然而他告訴人是金的。他用一個鑰匙鏈，一頭拴在紐扣上，一頭拖出來，塞在左邊的上衣口袋裏，就像早年間戴懷表一樣。他自己感覺，這就是懷表。他在上衣口袋裏插著兩支塑料圓珠筆的空殼——是他的孫女用剩下的，一支白色的，一支粉紅的。我問老佟：“他怎麽愛搞這些？”老佟說：“弄好些零碎！”他年輕時“跑”過“腿”，做過買賣。我很想跟他聊聊。問他話，他隻是衝我笑笑。老佟說：“他是個聾子。”
這三個在一處一坐坐半天，彼此都不說話。既然不說話，為什麽坐得挨得這樣近呢？大概人總得有個伴，即使一句話也不說。
老辛得過一次小中風（他這樣結實的身體怎麽會中風呢？），但是沒多少時候就好了。現在走起路來腳步還有一點沉。不過他原來腳步就很重。
老佟摔了一跤，骨折了，在家裏躺著，起不來。因此在樓下坐著的，暫時隻有兩個人，不過老佟的骨折會好的，我想。
老許看樣子還能活不少年。
大媽們
我們樓裏的大媽們都活得有滋有味，使這座樓增加了不少生氣。
許大媽是許老頭的老伴，比許老頭小十幾歲，身體挺好，沒聽說她有什麽病。生病也隻有傷風感冒，躺兩天就好了。她有一根花椒木的拐杖，本色，很結實，但是很輕巧，一頭有兩個杈，像兩個小犄角。她並不用它來拄著走路，而是用來扛菜。她每天到鐵匠營農貿市場去買菜，裝在一個藍布兜裏，把布兜的袢套在拐杖的小犄角上，扛著。她買的菜不多，多半是一把韭菜或一把茴香。走到劉家窯橋下，坐在一塊石頭上，把菜倒出來，擇菜。擇韭菜、擇茴香。擇完了，抖摟抖摟，把菜裝進布兜，又用花椒木拐杖扛起來，往回走。她很和善，見人也打招呼，笑笑，但是不說話。她用拐杖扛菜，不是為了省勁，好像是為了好玩。到了家，過不大會兒，就聽見她乒乒乓乓地剁菜。剁韭菜，剁茴香。她們家愛吃餡兒。
奚大媽是河南人，和傳達室小邱是同鄉，對小邱很關心，很照顧。她最放不下的一件事，是給小邱張羅個媳婦。小邱已經三十五歲，還沒有結婚。她給小邱張羅過三個對象，都是河南人，是通過河南老鄉關係間接認識的。第一個是奚大媽一個村的。事情已經談妥，這女的已經在小邱床上睡了幾個晚上。一天，不見了，跟在附近一個小旅館裏住著的幾個跑買賣的山西人跑了。第二個在一個飯館裏當服務員。也談得差不多了，女的說要回家問問哥哥的意見。小邱給她買了很多東西：衣服、料子、鞋、頭巾……借了一輛平板三輪，裝了半車，蹬車送她上火車站。不料一去再無音信。第三個也是在飯館裏當服務員的，長得很好看，高顴骨，大眼睛，身材也很苗條。就要辦事了，才知道這女的是個“石女”。奚大媽歎了一口氣：“唉！這事兒鬧的！”
江大媽人非常好，非常賢惠，非常勤快，非常愛幹淨。她家裏真是一塵不染，她整天不斷地擦、洗、撣、掃。她的衣著也非常幹淨，非常利索，褲線總是筆直的。她愛穿坎肩，鐵灰色毛滌綸的，深咖啡色薄呢的，都熨熨帖帖。她很注意穿鞋，鞋的樣子都很好。她的腳很秀氣。她已經過六十了，近看臉上也有皺紋了，但遠遠一看，說是四十來歲也說得過去。她還能騎自行車，出去買東西，買菜，都是騎車去。看她跨上自行車，一踩腳蹬，哪像是已經有了四歲大的孫子的人哪！她平常也不大出門，老是不停地收拾屋子。她不是不愛理人，有時也和人聊聊天，說說這樓裏的事，但語氣很寬厚，不嚼老婆舌頭。
顧大媽是個胖子。她並不胖得腮幫的肉都往下掉，隻是腰圍很粗。她並不步履蹣跚，隻是走得很穩重，因為搬運她的身體並不很輕鬆。她麵白微黃，眉毛很淡。頭發稀疏，但是總是梳得很整齊服帖。她原來在一個單位當出納，是幹部。退休了，在本樓當家屬委員會委員，也算是幹部。家屬委員會委員的任務是要換購糧本、副食本了，到各家斂了來，辦完了，又給各家送回去。她的幹部意識根深蒂固，總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家庭婦女。別的大媽也覺得她有架子，很少跟她過話。她愛和本樓的退休了的或尚未退休的女幹部說話。說她自己的事。說她的兒女在單位很受器重；說她原來的領導很關心她，逢春節都要來看看她……
在這條街上任何一個店鋪裏，隻要有人一學丁大媽雄赳赳氣昂昂走路的神氣，大家就知道這學的是誰，於是都哈哈大笑，一笑笑半天。丁大媽的走路，實在是少見。頭昂著，胸挺得老高，大踏步前進，兩隻胳臂前後甩動，走得很快。她頭發烏黑，梳得整齊。麵色紫褐，發出銅光，臉上的紋路清楚，如同刻出。除了步態，她還有一特別處：她穿的上衣，都是大襟的。料子是講究的。夏天，派力司；春秋天，平絨；冬天，下雪，穿羽絨服。羽絨服沒有大襟的。她為什麽愛穿大襟上衣？這是習慣。她原是崇明島的農民，吃過苦。現在苦盡甘來了。她把兒子拉扯大了。兒子、兒媳婦都在美國，按期給她寄錢。她現在一個人過，吃穿不愁。她很少自己做飯，都是到糧店買饅頭，買烙餅，買麵條。她有個外甥女，是個時裝模特兒，常來看她，很漂亮。這外甥女，樓裏很多人都認識。她和外甥女上電梯，有人招呼外甥女：“你來了！”“我每星期都來。”丁大媽說：“來看我！”非常得意。丁大媽活得非常得意，因此她雄赳赳氣昂昂。
羅大媽是個高個兒，水蛇腰。她走路也很快，但和丁大媽不一樣：丁大媽大踏步，羅大媽步子小。丁大媽前後甩胳臂，羅大媽胳臂在小腹前左右搖。她每天“晨練”，走很長一段，扭著腰，搖著胳臂。羅大媽沒牙，但是乍看看不出來，她的嘴很小，嘴唇很薄。她這個歲數——她也就是五十出頭吧，不應該把牙都掉光了，想是牙有病，拔掉的。沒牙，可是話很多，是個連片子嘴。
喬大媽一頭銀灰色的卷發。天生的卷。氣色很好。她活得興致勃勃。她起得很早，每天到天壇公園“晨練”，打一趟太極拳，練一遍鶴翔功，遛一個大彎。然後順便到法華寺菜市場買一提兜菜回來。她愛做飯，做北京“吃兒”。蒸素餡包子，炒疙瘩，搖棒子麵嘎嘎……她對自己做的飯非常得意。“我蒸的包子，好吃極了”，“我炒的疙瘩，好吃極了”，“我搖的嘎嘎，好吃極了”！她接長補短去給她的孫子做一頓中午飯。她兒子兒媳婦不跟她一起住，單過。兒子兒媳是“雙職工”，中午顧不上給孩子做飯。“老讓孩子吃方便麵，那哪成！”她愛養花，陽台上都是花。她從天壇東門買回來一大把芍藥骨朵，深紫色的。“能開一個月！”
大媽們常在傳達室外麵院子裏聚在一起閑聊天。院子裏放著七八張小凳子、小椅子，她們就錯錯落落地分坐著。所聊的無非是一些家長裏短。誰家買了一套組合櫃，誰家拉回來一堂沙發，哪兒買的、多少錢買的，她們都打聽得很清楚。誰家的孩子上“學前班”，老不去，“淘著哪！”誰家兩口子吵架，又好啦，挎著胳臂上遊樂園啦！喬其紗現在不時興啦，現在興“砂洗”……大媽們有一個好處，倒不搬弄是非。樓裏有誰家結婚，大媽們早就在院裏等著了。她們看紮著紅彩綢的小汽車開進來，看放鞭炮，看新娘子從汽車裏走出來，看年輕人往新娘子頭發上撒金銀色紙屑……
三聖庵
祖父帶我到三聖庵去，去看一個老和尚指南。
很少人知道三聖庵。
三聖庵在大淖西邊。這是一片很荒涼的地方，長了一些野樹和稀稀拉拉的蘆葦，有一條似有若無的小路。
三聖庵是一個小庵，幾間矮矮的磚房。沒有大殿，隻有一個佛堂。也沒有裝金的佛像。供案上有一尊不大的銅佛，一個青花香爐，清清爽爽，幹幹淨淨。
指南是個戒行嚴苦的高僧。他曾在香爐裏燒掉兩個食指，自號八指頭陀。
他原來是善因寺的方丈。善因寺是全城最大的佛寺，殿宇莊嚴，佛像高大。善因寺有很多廟產。指南早就退居——“退居”是佛教的說法，即離開方丈的位置，不再管事。接替他當善因寺的方丈的，是他的徒弟鐵橋。指南退居後就住進三聖庵，和塵世完全隔絕了。
指南相貌清臒，神色恬靜。
祖父和他說了一會兒話——他們談了一些什麽，我已經沒有印象，就告辭出庵了。
他的徒弟鐵橋和指南可是完全不一樣。他是一個風流和尚，相貌堂堂，雙目有光。他會寫字，會畫畫，字寫石鼓文，畫法吳昌碩，兼學任伯年，在我們縣裏可以說是數一數二。他曾在蘇州一個廟裏當過住持，作畫題鐵橋，有時題鄧尉山僧。他所來往的都是高門名士。善因寺有素菜名廚，鐵橋時常辦齋宴客，所用的都是猴頭、竹蓀之類的名貴材料。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一個相好的女人。這個女人我見過，是個美人，歲數不大。鐵橋和我的父親是朋友。父親年輕時刻過一套《陋室銘》印譜，就是鐵橋題的簽。父親續娶，新房裏掛的是一幅鐵橋的畫，泥金地，畫的是桃花雙燕，設色鮮豔，題的字是：“淡如仁兄嘉禮弟鐵橋敬賀。”父親在新房裏掛一幅和尚畫的畫，鐵橋和俗家人稱兄道弟，他們都真是不拘禮法。我有時到善因寺去玩，鐵橋知道我是汪淡如的兒子，就領我到他的方丈裏吃棗子栗子之類的東西。我的小說裏所寫的石橋，就是以鐵橋做原型的。
高郵解放，鐵橋被槍斃了，什麽罪行，沒有什麽人知道。
前幾年我回家鄉，翻看舊縣誌，發現誌載東鄉有一條灌溉長渠，是鐵橋出頭修的。那麽鐵橋也還做過一點對家鄉有益的事。
我不想對鐵橋這個人做出評價。不過我倒覺得鐵橋的字畫如果能搜集得到，可以保存在縣博物館裏。
由三聖庵想到善因寺，又由指南想到鐵橋，我這篇文章真是信馬由韁了。為什麽要寫這篇文章呢？我隻是想說：和尚和和尚不一樣，和尚有各式各樣的和尚，正如人有各式各樣的人。
我直到現在還不明白我的祖父為什麽要帶我到三聖庵，去看指南和尚。我想他隻是想要一個孫子陪陪他，而我是他喜歡的孫子。
看畫
上初中的時候，每天放學回家，一路上隻要有可以看看的畫，我都要走過去看看。
中市口街東有一個畫畫的，叫張長之，年紀不大，才二十多歲，是個小胖子。小胖子很聰明。他沒有學過畫，他畫畫是看會的，畫冊、畫報、裱畫店裏掛著的畫，他看了一會兒就能默記在心，背臨出來，大致不差。他的畫不中不西，用色很鮮明，所以有人願意買。他什麽都畫。人物、花卉、翎毛、草蟲都畫。隻是不畫山水。他不隻是臨摹，有時也“創作”。有一次他畫了一個鬥方，畫一棵芭蕉，一隻五彩大公雞，掛在他的畫室裏（他的畫室是敞開的）。這張畫隻能自己畫著玩玩，買是不會有人買的，誰家會在家裏掛一張“雞巴圖”？
他擅長的畫體叫作“斷簡殘篇”。一條舊碑帖的拓片（多半是漢隸或魏碑）、半張燒糊一角的宋版書的殘頁、一個裂了縫的扇麵、一方端匋齋的印譜……七拚八湊，構成一個畫麵。畫法近似“穎拓”，但是穎拓一般不畫這種破破爛爛的東西。他畫得很逼真，乍看像是剪貼在紙上的。這種畫好像很“雅”，而且這種畫隻有他畫，所以有人買。
這個家夥寫信不貼郵票，信封上的郵票是他自己畫的。
有一陣子，他每天騎了一匹大馬在城裏兜一圈，郭答郭答，神氣得很。這馬是一個營長的。城裏隻要駐兵，他很快就和軍官混得很熟。辦法很簡單，每人送一套春宮。
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先施公司二樓賣字畫的陳列室看到四條“斷簡殘篇”，一看署名，正是“張長之”！這家夥混得能到上海來賣畫，真不簡單。
北門裏街東有一個專門畫像的畫工，此人名叫管又萍。走進他的畫室，左邊牆上掛著一幅非常醒目的朱元璋八分臉的半身畫，高四尺，裝在鏡框裏。朱洪武紫棠色臉，額頭、顴骨、下巴，都很突出。這種麵相，叫作“五嶽朝天”。雙眼奕奕，威風內斂，很像一個開國之君。朱皇帝頭戴紗帽，著圓領團花織金大紅龍袍。這張畫不但皮膚、皺紋、眼神畫得很“真”，紗帽、織金團龍，都畫得極其工致。這張畫大概是畫工平生得意之作，他在畫的一角用摻糅篆隸筆意的草書寫了自己的名字：管又萍。若幹年後，我才體會到管又萍的署名後麵所挹注的畫工的辛酸——畫像的畫工是從來不署名的。
若幹年後，我才認識到管又萍是一個優秀的肖像畫家，並認識到中國的肖像畫有一套自成體係的肖像畫理論和技法。
我的二伯父和我的生母的像都是管又萍畫的。二伯父端坐在椅子上，穿著卻是明朝的服裝，頭戴方巾，身著湖藍色的斜領道袍。這可能是尊重二伯父的遺誌，他是反滿的。我沒有見過二伯父，但是據說是畫得很像的。我母親去世時我才三歲，記不得她的樣子，但我相信也是畫得很像的，因為畫得像我的姐姐，家裏人說我姐姐長得很像我母親。畫工畫像並不參照照片，是死人斷氣後，在床前直接勾描的。
然後還得起一個初稿。初稿隻畫出顏麵，畫在熟宣紙上，上麵蒙了一張單宣，剪出一個橢圓形的洞，像主的麵形從橢圓形的洞裏露出。要請親人家屬來審查，提意見，胖了，瘦了，顴骨太高，眉毛離得遠了……管又萍按照這些意見，修改之後，再請親屬看過，如無意見，即可定稿。然後再畫衣服。
畫像是要講價的，講的不是工錢，而是用多少朱砂，多少石綠，貼多少金箔。
為了給我的二伯母畫像，管又萍到我家裏和我的父親談了幾次，所以我知道這些手續。
管又萍的“生意”是很好的，因為他畫人很像，全縣第一。
這是一個謙恭謹慎的人，說話小聲，走路低頭。
出北門，有一家賣畫的。因為要下一個坡，而且這家的門總是關著，我沒有進去看過。這家的特點是每年端午節前在門前柳樹上拉兩根繩子，掛出幾十張鍾馗。飲酒、醉眠、簪花、騎驢、仗劍叱鬼、從雞籠裏掏雞、往膽瓶裏插菖蒲、嫁妹、坐著山轎出巡……大概這家藏有不少種鍾馗的畫稿，每年隻要照描一遍。鍾馗在中國人物畫裏是個很有人性，很有幽默感的可愛的形象。我覺得美術出版社可以把曆代畫家畫的鍾馗收集起來出一本《鍾馗畫譜》，這將是一本非常有趣的畫冊。這不僅有美術意義，對了解中國文化也是很有意義的。
新巷口有一家“畫匠店”，這是畫畫的作坊，所生產的主要是“家神菩薩”。家神菩薩是幾個本不相幹的家族的混合集體：最上一層是南海觀音和善財龍女，當中是關雲長和關平、周倉，下麵是財神。他們畫畫是流水作業，“開臉”的是一個人，畫衣紋的是另一個人，最後加彩貼金的又是一個人。開臉的是老畫匠，做下手活的是小徒弟。畫匠店七八個人同時做活，卻聽不到聲音，原來學畫匠的大都是啞巴。這不是什麽藝術作品，但是也還值得看看。他們畫得很熟練，不會有敗筆。有些畫法也使我得到啟發。比如他們畫衣紋是先用淡墨勾線，然後在必要的地方用較深的墨加幾道，這樣就有立體感，不是平麵的，我在畫匠店裏常常能站著看一個小時。
這家畫匠店還畫“玻璃油畫”。在玻璃的反麵用油漆畫福祿壽或老壽星。這種畫是反過來畫的，作畫程序和正麵畫完全不同。比如畫臉，是先畫眉眼五官，後塗肉色；衣服先畫圖案，後塗底子。這種玻璃油畫是做插屏用的。
我們縣裏有幾家裱畫店，我每一家都要走進去看看，但所裱的畫很少好的。人家有古一點的好畫都送到蘇州去裱。本地裱工不行，隻有一次在北市口的裱畫店裏看到一幅王匋民寫的八尺長的對子，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認為王匋民是我們縣的第一畫家。他的字也很有特點，我到現在還說不準他的字的來源，有章草，又有王鐸、倪瓚。他用側鋒寫那樣大的草書對聯，這種風格我還沒有見過。
七十書懷
六十歲生日，我曾經寫過一首詩：
凍雲欲濕上元燈，
漠漠春陰柳未青。
行過玉淵潭畔路，
去年殘葉太分明。
這不是“自壽”，也沒有“書懷”，“即事”而已。六十歲生日那天一早，我按慣例到所居近處的玉淵潭遛了一個彎，所寫是即日所見。為什麽提到上元燈？因為我的生日是舊曆的正月十五。據說我是日落酉時誕生，那麽正是要“上燈”的時候。沾了元宵節的光，我的生日總不會忘記。但是小時不做生日，到了那天，我總是鼓搗一個很大的、下麵安四個軲轆的兔子燈，晚上牽了自製的兔子燈，裏麵插了蠟燭，在家裏廳堂過道裏到處跑，有時還要牽到相熟的店鋪中去串門。我沒有“今天是我的生日”的意識，隻是覺得過“燈節”（我們那裏把元宵節叫作“燈節”）很好玩。十九歲離鄉，四方漂泊，過什麽生日！後來在北京安家，孩子也大了，家裏人對我的生日漸漸重視起來，到了那天，總得“表示”一下。尤其是我的孫女和外孫女，她們對我的生日比別人更為熱心，因為那天可以吃蛋糕。六十歲是個整壽，但我覺得無所謂。詩的後兩句似乎有些感慨，因為這時“文化大革命”過去不久，容易觸景生情，但是究竟有什麽感慨，也說不清。那天是陰天，好像要下雪，天氣其實是很舒服的，詩的前兩句隱隱約約有一點喜悅。總之，並不衰瑟，更沒有過一年少一年這樣的頹唐的心情。
一晃，十年過去了，我七十歲了。七十歲生日那天寫了一首《七十書懷出律不改》：
悠悠七十猶耽酒，
唯覺登山步履遲。
書畫蕭蕭餘宿墨，
文章淡淡憶兒時。
也寫書評也作序，
不開風氣不為師。
假我十年閑粥飯，
未知留得幾囊詩。
這需要加一點注解。
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比以前增高多了。我記得小時候看家裏大人和親戚，過了五十，就是“老太爺”了。我祖父六十歲生日，已經被稱為“老壽星”。“人生七十古來稀”，現在七十歲不算稀奇了。不過七十總是個“坎兒”。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別人對我的稱呼從“老汪”改成了“汪老”。我並無老大之感。但從去年下半年，我一想我再沒有六十幾了，不免有一點緊張。我並不太怕死，但是進入七十，總覺得去日苦多，是無可奈何的事。所幸者，身體還好。去年年底，還上了一趟武夷山。武夷山是低山，但總是山。我一度心肌缺氧，一般不登山。這次到了武夷絕頂仙遊，沒有感到心髒有負擔。看來我的身體比前幾年還要好一些，再工作幾年，問題不大。當然，上山比年輕人要慢一些。因此，去年下半年偶爾會有的緊張感消失了。
我的寫字畫畫本是遣興自娛而已，偶爾送一兩件給熟朋友。後來求字求畫者漸多。大概求索者以為這是作家的字畫，不同於書家畫家之作，懸之室中，別有情趣耳，其實，都是不足觀的。我寫字畫畫，不暇研墨，隻用墨汁。寫完畫完，也不洗硯盤色碟，連筆也不涮。下次再寫、再畫，加一點墨汁。“宿墨”是記實。今年（一九九〇）一月十五日，畫水仙金魚，題了兩句詩：
宜入新春未是春，
殘箋宿墨隔年人。
這幅畫的調子是灰的，一望而知用的是宿墨。用宿墨，隻是懶，並非追求一種風格。
有一個文學批評用語我始終不懂是什麽意思，叫作“淡化”。淡化主題、淡化人物、淡化情節，當然，最終是淡化政治。“淡化”總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劃入淡化一類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淡化，是本來是濃的，不淡的，或應該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確實是比較淡的，但它本來就是那樣，並沒有經過一個“化”的過程。我想了想，說我淡化，無非是說沒有寫重大題材，沒有寫性格複雜的英雄人物，沒有寫強烈的、富於戲劇性的矛盾衝突。但這是我的生活經曆，我的文化素養，我的氣質所決定的。我沒有經曆過太多的波瀾壯闊的生活，沒有見過叱吒風雲的人物，你叫我怎麽寫？我寫作，強調真實，大都有過親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寫作。我隻能寫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薑白石所說“世間小兒女”。我隻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們，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現他們。這結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變我”，我就是這樣，誰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種樣子去寫。我想照你說的那樣去寫，也辦不到。除非把我回一次爐，重新生活一次。我已經七十歲了，回爐怕是很難。前年《三月風》雜誌發表我一篇隨筆，請丁聰同誌畫了我一幅漫畫頭像，編輯部要我自己題幾句話，題了四句詩：
近事模糊遠事真，
雙眸猶幸未全昏。
衰年變法談何易，
唱罷蓮花又一春。
《繡襦記》中《教歌》兩個叫花子唱的“蓮花落”有句“一年春盡又是一年春”，我很喜歡這句唱詞。七十歲了，隻能一年又一年，唱幾句蓮花落。
《七十書懷出律不改》，“出律”指詩的第五、六兩句失粘，並因此影響最後兩句平仄也顛倒了。我寫的律詩往往有這種情況，五、六兩句失粘。為什麽不改？因為這是我要說的主要兩句話，特別是第六句，所書之懷，也僅此耳。改了，原意即不妥帖。
我是讚成作家寫評論的，也愛看作家所寫的評論。說實在的，我覺得評論家所寫的評論實在有點讓人受不了。結果是作法自斃。寫評論的差事有時會落到我的頭上。我認為評論家最讓人受不了的，是他們總是那樣自信。他們像我寫的小說《雞鴨名家》裏的陸長庚一樣，一眼就看出這隻鴨是幾斤幾兩，這個作家該打幾分。我覺得寫評論是非常冒險的事：你就能看得那樣準？我沒有這樣的自信。人到一定歲數，就有為人寫序的義務。我近年寫了一些序。去年年底就寫了三篇，真成了寫序專家。寫序也很難，主要是分寸不好掌握，深了不是，淺了不是。像周作人寫序那樣，不著邊際，是個辦法。但是，一、我沒有那樣大的學問；二、絲毫不涉及所序的作品，似乎有欠誠懇。因此，臨筆躊躇，煞費腦筋。好像是法朗士說過：“關於莎士比亞，我所說的隻是我自己。”寫書評、寫序，實際上是寫寫書評、寫序的人自己。借題發揮，拿別人來“說事”，當然不太好，但是書評和序裏總會流露出本人的觀點，本人的文學主張。我不太希望我的觀點、主張被了解，願意和任何人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自設屏障，拒人千裏，把自己藏起來，完全不讓人了解，似也不必。因此，“也寫書評也作序”。
“不開風氣不為師”，是從龔定庵的詩裏套出來的。龔定庵的原句是：“但開風氣不為師。”龔定庵的詩貌似謙虛，實很狂傲——龔定庵是謙虛的人嗎？但是龔定庵是有資格說這個話的。他確實是個“開風氣”的。他的帶有濃烈的民主色彩的個性解放思想撼動了一代人，他的宗法公羊家的奇崛矯矢的文體對於當時和後代都起了很大的影響。他的思想不成體係，不立門戶，說是“不為師”倒也是對的。近四五年，有人說我是這個那個流派的始作俑者，這很出乎我的意料。我從來沒有想到提倡什麽，我絕無“來吾道夫先路”的氣魄，我隻是“悄沒聲地”自己寫一點東西而已。有一些青年作家受了我的影響，甚至有人有意地學我，這情況我是知道的。我要誠懇地對這些青年作家說：不要這樣。第一，不要“學”任何人。第二，不要學我。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時候寫得新一點，怪一點，朦朧一點，荒誕一點，狂妄一點，不要過早地歸於平淡。三四十歲就寫得很淡，那到我這樣的年齡，怕就什麽也沒有了。這個意思，我在幾篇序文中都說到，是真話。
看相的說我能活九十歲，那太長了！不過我沒有嚴重的器質性的病，再對付十年，大概還行。我不願當什麽“離休幹部”，活著，就還得做一點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說集，把《聊齋新義》寫完，如有可能，把醞釀已久的長篇曆史小說《漢武帝》寫出來。這樣，就差不多了。
七十書懷，如此而已。
隨遇而安
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我不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是一九五八年“補課”補上的，因為本係統指標不夠。劃右派還要有“指標”，這也有點奇怪。這指標不知是一個什麽人所規定的。
一九五七年我曾經因為一些言論而受到批判，那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判的。在小範圍內開了幾次會，發言都比較溫和，有的甚至可以說很親切。事後我還是照樣編刊物，主持編輯部的日常工作，還隨單位的領導和幾個同誌到河南林縣調查過一次民歌。那次出差，給我買了一張軟席臥鋪車票，我才知道我已經享受“高幹”待遇了。第一次坐軟臥，心裏很不安。我們在洛陽吃了黃河鯉魚，隨即到林縣的紅旗渠看了兩三天。鑿通了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河南來，水在山腰的石渠中活活地流著，很叫人感動。收集了不少民歌。有的民歌很有農民式的浪漫主義的想象，如想到將來渠裏可以有“水豬”“水羊”，想到將來少男少女都會長得很漂亮。上了一次中嶽嵩山。這裏運載石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用人力拉的排子車，特別處是在車上裝了一麵帆，布帆受風，拉起來輕快得多。帆本是船上用的，這裏卻施之陸行的板車上，給我十分新鮮的印象。我們去的時候正是桐花盛開的季節，漫山遍野搖曳著淡紫色的繁花，如同夢境。從林縣出來，有一條小河，河的一麵是峭壁，一麵是平野，岸邊密植楊柳，河水清澈，沁人心脾。我好像曾經見過這條河，以後還會看到這樣的河。這次旅行很愉快，我和同誌們也相處得很融洽，沒有一點隔閡，一點別扭。這次批判沒有使我覺得受了傷害，沒有留下陰影。
一九五八年夏天，一天（我這人很糊塗，不記日記，許多事都記不準時間），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樓梯，過道裏貼滿了圍攻我的大字報。要拔掉編輯部的“白旗”，措辭很激烈，已經出現“右派”字樣。我頓時傻了。運動，都是這樣：突然襲擊。其實背後已經策劃了一些日子，開了幾次會，作了充分的準備，隻是本人還蒙在鼓裏，什麽也不知道。這可以說是暗算。但願這種暗算以後少來，這實在是很傷人的。如果當時量一量血壓，一定會猛然增高。我是有實際數據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一天早上看到一批侮辱性的大字報，到醫務所量了量血壓，低壓110，高壓170。平常我的血壓是相當平穩正常的，90～130。我覺得衛生部應該發一個文件：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襲擊式的政治運動。
開了不知多少次批判會，所有的同誌都發了言，不發言是不行的。我規規矩矩地聽著，記錄下這些發言。這些發言我已經完全都忘了，便是當時也沒有記住，因為我覺得這好像不是說的我，是說的另外一個別的人，或者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設的、虛空的對象。有兩個發言我還留下印象。我為一組義和團故事寫過一篇讀後感，題目是《仇恨·輕蔑·自豪》。這位同誌說：“你對誰仇恨？輕蔑誰？自豪什麽？”我發表過一組極短的詩，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綠是朦朧的，飄浮在樹杪，完全不像是葉子……）
遠樹的綠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誌說：連呼吸都是綠的了，你把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汙蔑到了什麽程度？！聽到這樣的批判，我隻有停筆不記，愣在那裏。我想辯解兩句，行嗎？當時我想：魯迅曾說“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現在本來應該到了可行的時候，但還是不行。所謂“大辯論”，其實是“大辯認”，他辯你認。稍微辯解，便是“態度問題”。態度好，問題可以減輕；態度不好，加重。問題是問題，態度是態度，問題大小是客觀存在，怎麽能因為態度如何而膨大或收縮呢？許多錯案都是因為本人為了態度好而屈認，而造成的。假如再有運動（阿彌陀佛，但願真的不再有了），對實事求是、據理力爭的同誌應予表揚。
開了多次會，批判的同誌實在沒有多少可說的了。那兩位批判《仇恨·輕蔑·自豪》和“綠色的呼吸”的同誌當然也知道這樣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綠色的呼吸”的同誌本人是詩人，他當然知道詩是不能這樣引申解釋的。他們也是沒話找話說，不得已。我因此覺得開批判會對被批判者是過關，對批判者也是過關。他們也並不好受。因此，我當時就對他們沒有怨恨，甚至還有點同情。我們以前是朋友，以後的關係也不錯。我記下這兩個例子，隻是說明批判是一出荒誕戲劇，如莎士比亞說，所有的上場的人都隻是角色。
我在一篇寫右派的小說裏寫過：“寫了無數次檢查，聽了無數次批判……她不再覺得痛苦，隻是非常的疲倦。她想：定一個什麽罪名，給一個什麽處分都行，隻求快一點，快一點過去，不要再開會，不要再寫檢查。”這是我的親身體會。其實，問題隻是那一些，隻要寫一次檢查，開一次會，甚至一次會不開，就可以定案。但是不，非得開夠了“數”不可。原來運動是一種疲勞戰術，非得把人搞得極度疲勞，身心交瘁，喪失一切意誌，癱軟在地上不可。我寫了多次檢查，一次比一次更沒有內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場了，因為大家都累了。
結論下來了：定為一般右派，下放農村勞動。
我當時的心情是很複雜的。我在那篇寫右派的小說裏寫道：“……她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裏，見到愛人說，“定成右派了”，臉上就是帶著這種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麽要笑。
我想起金聖歎。金聖歎在臨刑前給人寫信，說：“殺頭，至痛也，……聖歎以無意得之，不亦異乎？”有人說這不可靠。金聖歎給兒子的信中說：“字諭大兒知悉，花生米與豆腐幹同嚼，有火腿滋味。”有人說這更不可靠。我以前也不大相信，臨刑之前，怎能開這種玩笑？現在，我相信這是真實的。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沉痛的滑稽感，魯迅說金聖歎“化屠夫的凶殘為一笑”，魯迅沒有被殺過頭，也沒有當過右派，他沒有這種體驗。
另一方麵，我又是真心實意地認為我是犯了錯誤，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我下放勞動的地點是張家口沙嶺子。離家前我愛人單位正在搞軍事化，受軍事訓練，她不能請假回來送我。我留了一個條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來。”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車。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這個右派算是很幸運的，沒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單位是一個地區性的農業科學研究所。所裏有不少技師、技術員，所領導對知識分子是了解的，隻是在幹部和農業工人的組長一級介紹了我們的情況（和我同時下放到這裏的還有另外幾個人），並沒有在全體職工麵前宣布我們的問題。不少農業工人（也就是農民）不知道我們是來幹什麽的，隻說是毛主席叫我們下來鍛煉鍛煉的。因此，我們並未受到歧視。
初幹農活，當然很累。像起豬圈、刨凍糞這樣的重活，真夠一嗆。我這才知道“勞動是沉重的負擔”這句話的意義。但還是咬著牙挺過來了。我當時想：隻要我下一步不倒下來，死掉，我就得拚命地幹。大部分的農活我都幹過，力氣也增長了，能夠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糧食穩穩地走上和地麵成45度角那樣陡的高跳。後來相對固定在果園上班。果園的活比較輕鬆，也比“大田”有意思。最常幹的活是給果樹噴波爾多液。硫酸銅加石灰，兌上適量的水，便是波爾多液，顏色淺藍如晴空，很好看。噴波爾多液是為了防治果樹病害，是常年要噴的。噴波爾多液是個細致活，不能噴得太少，太少了不起作用；不能太多，太多了果樹葉子掛不住，流了。葉麵、葉背都得噴到。許多工人沒這個耐心，於是噴波爾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的頭上，我成了噴波爾多液的能手。噴波爾多液次數多了，我的幾件白襯衫都變成了淺藍色。
我們和農業工人幹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窩挨著被窩睡在一鋪大炕上。農業工人在枕頭上和我說了一些心裏話，沒有顧忌。我這才比較切近地觀察了農民，比較知道中國的農村，中國的農民是怎麽一回事。這對我確立以後的生活態度和寫作態度是很有好處的。
我們在下麵也有文娛活動。這裏興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工人裏不少都會唱兩句。我去給他們化裝。原來唱旦角的都是用粉妝——鵝蛋粉、胭脂、黑鍋煙子描眉。我改成用戲劇油彩，這比粉妝要漂亮得多。我勾的臉譜比張家口專業劇團的“黑”（山西梆子謂花臉為“黑”）還要幹淨講究。遇春節，沙嶺子堡（鎮）鬧社火，幾個年輕的女工要去跑旱船，我用油底淺妝把她們一個個打扮得如花似玉，轟動一堡，幾個女工高興得不得了。我們和幾個職工還合演過戲，我記得演過的有小歌劇《三月三》、崔嵬的獨幕話劇《十六條槍》。一年除夕，在“堡”裏演話劇，海報上特別標出一行字：
台上有布景
這裏的老鄉還沒有見過個布景。這布景是我們指導著一個木工做的。演完戲，我還要趕火車回北京，連妝都沒卸幹淨，就上了車。
一九五九年底給我們幾個人作鑒定，參加的有工人組長和部分幹部。工人組長一致認為：老汪幹活不藏奸，和群眾關係好，“人性”不錯，可以摘掉右派帽子。所領導考慮，才下來一年，太快了，再等一年吧。這樣，我就在一九六〇年在交了一個思想總結後，經所領導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結束勞動。暫時無接收單位，在本所協助工作。
我的“工作”主要是畫畫。我參加過地區農展會的美術工作（我用多種土農藥在展覽牌上粘貼出一幅很大的鬆鶴圖，色調古雅，這裏美術中專的一位教員曾特別帶著學生來觀摩），我在所裏布置過“超聲波展覽館”（“超聲波”怎樣用圖像表現？聲波是看不見的，沒有辦法，我就畫了農林牧副漁多種產品，上麵一律用圓規蘸白粉畫了一圈又一圈同心圓）。我的“巨著”，是畫了一套《中國馬鈴薯圖譜》。這是所裏給我的任務。
這個所有一個下屬單位“馬鈴薯研究站”，設在沽源。為什麽設在沽源？沽源在壩上，是高寒地區（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門外的積雪跟城牆一般高）。馬鈴薯本是高寒地帶的作物，在南方種幾年，就會退化，需要到壩上調種。沽源是供應全國薯種的基地，研究站設在這裏，理所當然。這裏集中了全國各地、各個品種的馬鈴薯，不下百來種，我在張家口買了紙、顏料、筆，帶了在沙嶺子新華書店買得的《癸巳類稿》《十駕齋養新錄》和兩冊《容齋隨筆》（沙嶺子新華書店進了這幾種書也很奇怪，如果不是我買，大概永遠也賣不出去），就坐長途汽車，奔向沽源，其時在八月下旬。
我在馬鈴薯研究站畫《圖譜》，真是神仙過的日子。沒有領導，不用開會，就我一個人，自己管自己。這時正是馬鈴薯開花，我每天蹚著露水，到試驗田裏摘幾叢花，插在玻璃杯裏，對著花描畫。我曾經給北京的朋友寫過一首長詩，敘述我的生活。全詩已忘，隻記得兩句：
坐對一叢花，
眸子炯如虎。
下午，畫馬鈴薯的葉子。天漸漸涼了，馬鈴薯陸續成熟，就開始畫薯塊。畫一個整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麵。一塊馬鈴薯畫完了，薯塊就再無用處，我於是隨手埋進牛糞火裏，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麽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沽源是絕塞孤城。這本來是一個軍台。清代製度，大臣犯罪，往往由帝皇批示“發往軍台效力”，這處分比充軍要輕一些（名曰“效力”，實際上大臣自己並不去，隻是閑住在張家口，花錢雇一個人去軍台充數）。
我於是在《容齋隨筆》的扉頁上，用朱筆畫了一方圖章，文曰：
效力軍台
白天畫畫，晚上就看我帶去的幾本書。
一九六二年初，我調回北京，在北京京劇團擔任編劇，直至離休。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於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間，有人來外調，我寫了一個旁證材料。人事科的同誌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該人是摘帽右派。所提供情況，僅供參考。
我對“摘帽右派”很反感，對“該人”也很反感。“該人”跟“該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們的人事幹部從什麽地方學來的這種帶封建意味的稱謂。
“文化大革命”，我是本單位第一批被揪出來的，因為有“前科”。
“文革”期間給我貼的大字報，標題是：
老右派，新表演
我搞了一個時期的“樣板戲”，江青似乎很賞識我，於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製使用。”這主要當然是因為我曾是右派。在“控製使用”的壓力下搞創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給全國絕大多數右派分子平反，我才算跟右派的影子告別。我到原單位去交材料，並向經辦我的專案的同誌道謝：“為了我的問題的平反，你們做了很多工作，麻煩你們了，謝謝！”那幾位同誌說：“別說這些了吧！二十年了！”
有人問我：“這些年你是怎麽過來的？”他們大概覺得我的精神狀態不錯，有些奇怪，想了解我是憑仗什麽力量支持過來的。我回答：“隨遇而安。”
丁玲同誌曾說她從被劃為右派到北大荒勞動，是“逆來順受”。我覺得這太苦澀了，“隨遇而安”，更輕鬆一些。“遇”，當然是不順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麽著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如北京人所說：“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隨遇而安不是一種好的心態，這對民族的親和力和凝聚力是會產生消極作用的。這種心態的產生，有曆史的原因（如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本人氣質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爭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觀，是“遇”，是環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環境的原因。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都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的工作的動力，一是要實證自己的價值。人活著，總得做一點事。二是對生我養我的故國未免有情。但是，要恢複對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輕信，恢複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多年父子成兄弟
這是我父親的一句名言。
父親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畫家，會刻圖章，畫寫意花卉。圖章初宗浙派，中年後治漢印。他會擺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一不通。他認為樂器中最難的其實是胡琴，看起來簡單，隻有兩根弦，但是變化很多，兩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鬆香滴得很厚——現在拉胡琴的鬆香都隻滴了薄薄的一層。他的胡琴音色剛亮。胡琴碼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認為買來的不中使。他養蟋蟀，養金鈴子。他養過花，他養的一盆素心蘭在我母親病故那年死了，從此他就不再養花。我母親死後，他親手給她做了幾箱子冥衣——我們那裏有燒冥衣的風俗。按照母親生前的喜好，選購了各種花素色紙作衣料，單夾皮棉，四時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麥穗羊羔、灰鼠、狐膁。
父親是個很隨和的人，我很少見他發過脾氣，對待子女，從無疾言厲色。他愛孩子，喜歡孩子，愛跟孩子玩，帶著孩子玩。我的姑媽稱他為“孩子頭”。春天，不到清明，他領一群孩子到麥田裏放風箏。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們那裏叫“百腳”），是用染了色的絹糊的。放風箏的線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結實而輕，這樣風箏可筆直地飛上去，沒有“肚兒”。用胡琴弦放風箏，我還未見過第二人。清明節前，小麥還沒有“起身”，是不怕踐踏的，而且越踏會越長得旺。孩子們在屋裏悶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裏奔跑跳躍，身心都極其暢快。他用鑽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狀的小塊，再一塊一塊逗攏，接縫處用膠水粘牢，做成小橋、小亭子、八角玲瓏水晶球。橋、亭、球是中空的，裏麵養了金鈴子。從外麵可以看到金鈴子在裏麵自在爬行，振翅鳴叫。他會做各種燈。用淺綠透明的“魚鱗紙”紮了一隻紡織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紅染了色，上深下淺，通草做花瓣，做了一個重瓣荷花燈，真是美極了。用小西瓜（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作“打瓜”或“篤瓜”）上開小口，挖淨瓜瓤，在瓜皮上雕鏤出極細的花紋，做成西瓜燈。我們在這些燈裏點了蠟燭，穿街過巷，鄰居的孩子都跟過來看，非常羨慕。
父親對我的學業是關心的，但不強求。我小時候，國文成績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時得佳評，他就拿出去到處給人看。我的數學不好，他也不責怪，隻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畫畫，我小時也喜歡畫畫，但他從不指點我。他畫畫時，我在旁邊看。其餘時間由我自己亂翻畫譜，瞎抹。我對寫意花卉那時還不大會欣賞，隻是畫一些鮮豔的大桃子，或者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瀑布。我小時字寫得不錯，他倒是給我出過一點主意。在我寫過一陣《圭峰碑》和《多寶塔》以後，他建議我寫寫《張猛龍》。這建議是很好的，到現在我寫的字還有《張猛龍》的影響。我初中時愛唱戲，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潤。在家裏，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學裏有幾個能唱戲的。學校開同樂會，他應我的邀請，到學校去伴奏。幾個同學都隻是清唱。有一個姓費的同學借到一頂紗帽，一件藍官衣，扮起來唱《朱砂井》，但是沒有配角，沒有衙役，沒有犯人，隻是一個趙廉，搖著馬鞭在台上走了兩圈，唱了一段“郿塢縣在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場。父親那麽大的人陪著幾個孩子玩了一下午，還挺高興。我十七歲初戀，暑假裏，在家寫情書，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幾歲就學會了抽煙喝酒。他喝酒，給我也倒一杯。抽煙，一次抽出兩根他一根我一根，他還總是先給我點上火。我們的這種關係，他人或以為怪。父親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兒子的關係也是不錯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張家口農村勞動，他那時從幼兒園剛畢業，剛剛學會漢語拚音，用漢語拚音給我寫了第一封信。我也隻好趕緊學會漢語拚音，好給他寫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打成“黑幫”，關進“牛棚”。偶爾回家，孩子們對我還是很親熱。我的老伴告誡他們：“你們要和爸爸‘劃清界限’。”兒子反問母親：“那你怎麽還給他打酒？”隻有一件事，兩代之間，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縣[1]“插隊落戶”。按規定，春節可以回京探親，我們等著他回來。不料他同時帶回了一個同學。他這個同學的父親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軍將領。這個同學在北京已經沒有家，按照大隊的規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夥同學的秘密幫助下，我的兒子就偷偷地把他帶回來了。他連“臨時戶口”也不能上，是個“黑人”，我們留他在家住，等於“窩藏”了他。公安局隨時可以來查戶口，街道辦事處的大媽也可能舉報。當時人人自危，自顧不暇，兒子惹了這麽一個麻煩，使我們非常為難。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們的臥室，對他的冒失行為表示很不滿，我責備他：“怎麽事前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我的兒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我們當時立刻明白了：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我們這種怕擔幹係的思想是庸俗的。我們對兒子和同學之間的義氣缺乏理解，對他的感情不夠尊重。他的同學在我們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離去。
對兒子的幾次戀愛，我采取的態度是“聞而不問”，了解，但不幹涉。我們相信他自己的選擇，他的決定。最後，他悄悄和一個小學時期的女同學好上了，結了婚。有了一個女兒，已近七歲。
我的孩子有時叫我“爸”，有時叫我“老頭子”！連我的孫女也跟著叫。我的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我覺得一個現代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兒女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盡量保持一點童心。
[1]忻縣，即現在的忻州市。
晚年
我們樓下隨時有三個人坐著。他們都是住在這座樓裏的。每天一早，吃罷早飯，他們各人提了馬紮，來了。他們並沒有約好，但是時間都差不多，前後差不了幾分鍾。他們在副食店牆根下坐下，挨得很近。坐到快中午了，回家吃飯。下午兩點來鍾，又來坐著，一直坐到副食店關門了，回家吃晚飯。隻要不是刮大風，下雨，下雪，他們都在這裏坐著。
一個是老佟。和我住一層樓，是近鄰。有時在電梯口見著，也寒暄兩句：“吃啦？”“上街買菜？”解放前他在國民黨一個什麽機關當過小職員，解放後拉過幾年排子車，早退休了。現在過得還可以。一個孫女已經讀大學三年級了。他八十三歲了。他的相貌舉止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腦袋很圓，麵色微黑，有幾塊很大的老人斑。眼色總是平靜的。他除了坐著，有時也遛個小彎，提著他的馬紮，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一個是老辛。老辛的樣子有點奇特。塊頭很大，肩背又寬又厚，身體結實如牛。臉色紫紅紫紅的。他的眉毛很濃，不是兩道，而是兩叢。他的頭發、胡子都長得很快，剛剃了頭沒幾天，就又是一頭烏黑的頭發，滿腮烏黑的短胡子。好像他的眉毛也在不斷往外長。他的眼珠子是烏黑的。他的神情很怪。坐得很直，腦袋稍向後仰，蹙著濃眉，雙眼直視路上行人，嘴唇啜著，好像在往裏用力地吸氣。好像憤憤不平，又像藐視眾生，看不慣一切，心裏在想：你們是什麽東西！我問過同樓住的街坊：他怎麽總是這樣的神情？街坊說：他就是這個樣子！後來我聽說他原來是一個機關食堂煮豬頭肉、豬蹄、豬下水的。那麽他是不會怒視這個世界，蔑視誰的。他就是這個樣子。他怎麽會是這個樣子呢？他腦子裏在想什麽？還是什麽都不想？他歲數不大，六十剛剛出頭，退休還不到兩年。
一個是老許。他最大，八十七了。他麵色蒼黑，有幾顆麻子，看不出有八十七了——看不出有多大年齡。這老頭怪有意思。他有兩串數珠——說“數珠”不大對，因為他並不信佛，也不“掐”它。一串是核桃的，一串是山桃核的。有時他把兩串都帶下來，繞在腕子上。有時隻帶一串山桃核的，因為核桃的太大，也沉。山桃核有年頭了，已經叫他的腕子磨得很光潤。他不時將他的數珠改裝一次，拆散了，加幾個原來是釘在小孩子帽子上的小銀鈴鐺之類的東西，再穿好。有一次是加了十個算盤珠。過路人有的停下來看看他的數珠，他就把袖子向上提提，叫數珠露出更多。他兩手戴了幾個戒指，一看就是黃銅的，然而他告訴人是金的。他用一個鑰匙鏈，一頭拴在紐扣上，一頭拖出來，塞在左邊的上衣口袋裏，就像早年間戴懷表一樣。他自己感覺，這就是懷表。他在上衣口袋裏插著兩支塑料圓珠筆的空殼——是他的孫女用剩下的，一支白色的，一支粉紅的。我問老佟：“他怎麽愛搞這些？”老佟說：“弄好些零碎！”他年輕時“跑”過“腿”，做過買賣。我很想跟他聊聊。問他話，他隻是衝我笑笑。老佟說：“他是個聾子。”
這三個在一處一坐坐半天，彼此都不說話。既然不說話，為什麽坐得挨得這樣近呢？大概人總得有個伴，即使一句話也不說。
老辛得過一次小中風（他這樣結實的身體怎麽會中風呢？），但是沒多少時候就好了。現在走起路來腳步還有一點沉。不過他原來腳步就很重。
老佟摔了一跤，骨折了，在家裏躺著，起不來。因此在樓下坐著的，暫時隻有兩個人，不過老佟的骨折會好的，我想。
老許看樣子還能活不少年。
大媽們
我們樓裏的大媽們都活得有滋有味，使這座樓增加了不少生氣。
許大媽是許老頭的老伴，比許老頭小十幾歲，身體挺好，沒聽說她有什麽病。生病也隻有傷風感冒，躺兩天就好了。她有一根花椒木的拐杖，本色，很結實，但是很輕巧，一頭有兩個杈，像兩個小犄角。她並不用它來拄著走路，而是用來扛菜。她每天到鐵匠營農貿市場去買菜，裝在一個藍布兜裏，把布兜的袢套在拐杖的小犄角上，扛著。她買的菜不多，多半是一把韭菜或一把茴香。走到劉家窯橋下，坐在一塊石頭上，把菜倒出來，擇菜。擇韭菜、擇茴香。擇完了，抖摟抖摟，把菜裝進布兜，又用花椒木拐杖扛起來，往回走。她很和善，見人也打招呼，笑笑，但是不說話。她用拐杖扛菜，不是為了省勁，好像是為了好玩。到了家，過不大會兒，就聽見她乒乒乓乓地剁菜。剁韭菜，剁茴香。她們家愛吃餡兒。
奚大媽是河南人，和傳達室小邱是同鄉，對小邱很關心，很照顧。她最放不下的一件事，是給小邱張羅個媳婦。小邱已經三十五歲，還沒有結婚。她給小邱張羅過三個對象，都是河南人，是通過河南老鄉關係間接認識的。第一個是奚大媽一個村的。事情已經談妥，這女的已經在小邱床上睡了幾個晚上。一天，不見了，跟在附近一個小旅館裏住著的幾個跑買賣的山西人跑了。第二個在一個飯館裏當服務員。也談得差不多了，女的說要回家問問哥哥的意見。小邱給她買了很多東西：衣服、料子、鞋、頭巾……借了一輛平板三輪，裝了半車，蹬車送她上火車站。不料一去再無音信。第三個也是在飯館裏當服務員的，長得很好看，高顴骨，大眼睛，身材也很苗條。就要辦事了，才知道這女的是個“石女”。奚大媽歎了一口氣：“唉！這事兒鬧的！”
江大媽人非常好，非常賢惠，非常勤快，非常愛幹淨。她家裏真是一塵不染，她整天不斷地擦、洗、撣、掃。她的衣著也非常幹淨，非常利索，褲線總是筆直的。她愛穿坎肩，鐵灰色毛滌綸的，深咖啡色薄呢的，都熨熨帖帖。她很注意穿鞋，鞋的樣子都很好。她的腳很秀氣。她已經過六十了，近看臉上也有皺紋了，但遠遠一看，說是四十來歲也說得過去。她還能騎自行車，出去買東西，買菜，都是騎車去。看她跨上自行車，一踩腳蹬，哪像是已經有了四歲大的孫子的人哪！她平常也不大出門，老是不停地收拾屋子。她不是不愛理人，有時也和人聊聊天，說說這樓裏的事，但語氣很寬厚，不嚼老婆舌頭。
顧大媽是個胖子。她並不胖得腮幫的肉都往下掉，隻是腰圍很粗。她並不步履蹣跚，隻是走得很穩重，因為搬運她的身體並不很輕鬆。她麵白微黃，眉毛很淡。頭發稀疏，但是總是梳得很整齊服帖。她原來在一個單位當出納，是幹部。退休了，在本樓當家屬委員會委員，也算是幹部。家屬委員會委員的任務是要換購糧本、副食本了，到各家斂了來，辦完了，又給各家送回去。她的幹部意識根深蒂固，總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家庭婦女。別的大媽也覺得她有架子，很少跟她過話。她愛和本樓的退休了的或尚未退休的女幹部說話。說她自己的事。說她的兒女在單位很受器重；說她原來的領導很關心她，逢春節都要來看看她……
在這條街上任何一個店鋪裏，隻要有人一學丁大媽雄赳赳氣昂昂走路的神氣，大家就知道這學的是誰，於是都哈哈大笑，一笑笑半天。丁大媽的走路，實在是少見。頭昂著，胸挺得老高，大踏步前進，兩隻胳臂前後甩動，走得很快。她頭發烏黑，梳得整齊。麵色紫褐，發出銅光，臉上的紋路清楚，如同刻出。除了步態，她還有一特別處：她穿的上衣，都是大襟的。料子是講究的。夏天，派力司；春秋天，平絨；冬天，下雪，穿羽絨服。羽絨服沒有大襟的。她為什麽愛穿大襟上衣？這是習慣。她原是崇明島的農民，吃過苦。現在苦盡甘來了。她把兒子拉扯大了。兒子、兒媳婦都在美國，按期給她寄錢。她現在一個人過，吃穿不愁。她很少自己做飯，都是到糧店買饅頭，買烙餅，買麵條。她有個外甥女，是個時裝模特兒，常來看她，很漂亮。這外甥女，樓裏很多人都認識。她和外甥女上電梯，有人招呼外甥女：“你來了！”“我每星期都來。”丁大媽說：“來看我！”非常得意。丁大媽活得非常得意，因此她雄赳赳氣昂昂。
羅大媽是個高個兒，水蛇腰。她走路也很快，但和丁大媽不一樣：丁大媽大踏步，羅大媽步子小。丁大媽前後甩胳臂，羅大媽胳臂在小腹前左右搖。她每天“晨練”，走很長一段，扭著腰，搖著胳臂。羅大媽沒牙，但是乍看看不出來，她的嘴很小，嘴唇很薄。她這個歲數——她也就是五十出頭吧，不應該把牙都掉光了，想是牙有病，拔掉的。沒牙，可是話很多，是個連片子嘴。
喬大媽一頭銀灰色的卷發。天生的卷。氣色很好。她活得興致勃勃。她起得很早，每天到天壇公園“晨練”，打一趟太極拳，練一遍鶴翔功，遛一個大彎。然後順便到法華寺菜市場買一提兜菜回來。她愛做飯，做北京“吃兒”。蒸素餡包子，炒疙瘩，搖棒子麵嘎嘎……她對自己做的飯非常得意。“我蒸的包子，好吃極了”，“我炒的疙瘩，好吃極了”，“我搖的嘎嘎，好吃極了”！她接長補短去給她的孫子做一頓中午飯。她兒子兒媳婦不跟她一起住，單過。兒子兒媳是“雙職工”，中午顧不上給孩子做飯。“老讓孩子吃方便麵，那哪成！”她愛養花，陽台上都是花。她從天壇東門買回來一大把芍藥骨朵，深紫色的。“能開一個月！”
大媽們常在傳達室外麵院子裏聚在一起閑聊天。院子裏放著七八張小凳子、小椅子，她們就錯錯落落地分坐著。所聊的無非是一些家長裏短。誰家買了一套組合櫃，誰家拉回來一堂沙發，哪兒買的、多少錢買的，她們都打聽得很清楚。誰家的孩子上“學前班”，老不去，“淘著哪！”誰家兩口子吵架，又好啦，挎著胳臂上遊樂園啦！喬其紗現在不時興啦，現在興“砂洗”……大媽們有一個好處，倒不搬弄是非。樓裏有誰家結婚，大媽們早就在院裏等著了。她們看紮著紅彩綢的小汽車開進來，看放鞭炮，看新娘子從汽車裏走出來，看年輕人往新娘子頭發上撒金銀色紙屑……
三聖庵
祖父帶我到三聖庵去，去看一個老和尚指南。
很少人知道三聖庵。
三聖庵在大淖西邊。這是一片很荒涼的地方，長了一些野樹和稀稀拉拉的蘆葦，有一條似有若無的小路。
三聖庵是一個小庵，幾間矮矮的磚房。沒有大殿，隻有一個佛堂。也沒有裝金的佛像。供案上有一尊不大的銅佛，一個青花香爐，清清爽爽，幹幹淨淨。
指南是個戒行嚴苦的高僧。他曾在香爐裏燒掉兩個食指，自號八指頭陀。
他原來是善因寺的方丈。善因寺是全城最大的佛寺，殿宇莊嚴，佛像高大。善因寺有很多廟產。指南早就退居——“退居”是佛教的說法，即離開方丈的位置，不再管事。接替他當善因寺的方丈的，是他的徒弟鐵橋。指南退居後就住進三聖庵，和塵世完全隔絕了。
指南相貌清臒，神色恬靜。
祖父和他說了一會兒話——他們談了一些什麽，我已經沒有印象，就告辭出庵了。
他的徒弟鐵橋和指南可是完全不一樣。他是一個風流和尚，相貌堂堂，雙目有光。他會寫字，會畫畫，字寫石鼓文，畫法吳昌碩，兼學任伯年，在我們縣裏可以說是數一數二。他曾在蘇州一個廟裏當過住持，作畫題鐵橋，有時題鄧尉山僧。他所來往的都是高門名士。善因寺有素菜名廚，鐵橋時常辦齋宴客，所用的都是猴頭、竹蓀之類的名貴材料。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一個相好的女人。這個女人我見過，是個美人，歲數不大。鐵橋和我的父親是朋友。父親年輕時刻過一套《陋室銘》印譜，就是鐵橋題的簽。父親續娶，新房裏掛的是一幅鐵橋的畫，泥金地，畫的是桃花雙燕，設色鮮豔，題的字是：“淡如仁兄嘉禮弟鐵橋敬賀。”父親在新房裏掛一幅和尚畫的畫，鐵橋和俗家人稱兄道弟，他們都真是不拘禮法。我有時到善因寺去玩，鐵橋知道我是汪淡如的兒子，就領我到他的方丈裏吃棗子栗子之類的東西。我的小說裏所寫的石橋，就是以鐵橋做原型的。
高郵解放，鐵橋被槍斃了，什麽罪行，沒有什麽人知道。
前幾年我回家鄉，翻看舊縣誌，發現誌載東鄉有一條灌溉長渠，是鐵橋出頭修的。那麽鐵橋也還做過一點對家鄉有益的事。
我不想對鐵橋這個人做出評價。不過我倒覺得鐵橋的字畫如果能搜集得到，可以保存在縣博物館裏。
由三聖庵想到善因寺，又由指南想到鐵橋，我這篇文章真是信馬由韁了。為什麽要寫這篇文章呢？我隻是想說：和尚和和尚不一樣，和尚有各式各樣的和尚，正如人有各式各樣的人。
我直到現在還不明白我的祖父為什麽要帶我到三聖庵，去看指南和尚。我想他隻是想要一個孫子陪陪他，而我是他喜歡的孫子。
看畫
上初中的時候，每天放學回家，一路上隻要有可以看看的畫，我都要走過去看看。
中市口街東有一個畫畫的，叫張長之，年紀不大，才二十多歲，是個小胖子。小胖子很聰明。他沒有學過畫，他畫畫是看會的，畫冊、畫報、裱畫店裏掛著的畫，他看了一會兒就能默記在心，背臨出來，大致不差。他的畫不中不西，用色很鮮明，所以有人願意買。他什麽都畫。人物、花卉、翎毛、草蟲都畫。隻是不畫山水。他不隻是臨摹，有時也“創作”。有一次他畫了一個鬥方，畫一棵芭蕉，一隻五彩大公雞，掛在他的畫室裏（他的畫室是敞開的）。這張畫隻能自己畫著玩玩，買是不會有人買的，誰家會在家裏掛一張“雞巴圖”？
他擅長的畫體叫作“斷簡殘篇”。一條舊碑帖的拓片（多半是漢隸或魏碑）、半張燒糊一角的宋版書的殘頁、一個裂了縫的扇麵、一方端匋齋的印譜……七拚八湊，構成一個畫麵。畫法近似“穎拓”，但是穎拓一般不畫這種破破爛爛的東西。他畫得很逼真，乍看像是剪貼在紙上的。這種畫好像很“雅”，而且這種畫隻有他畫，所以有人買。
這個家夥寫信不貼郵票，信封上的郵票是他自己畫的。
有一陣子，他每天騎了一匹大馬在城裏兜一圈，郭答郭答，神氣得很。這馬是一個營長的。城裏隻要駐兵，他很快就和軍官混得很熟。辦法很簡單，每人送一套春宮。
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先施公司二樓賣字畫的陳列室看到四條“斷簡殘篇”，一看署名，正是“張長之”！這家夥混得能到上海來賣畫，真不簡單。
北門裏街東有一個專門畫像的畫工，此人名叫管又萍。走進他的畫室，左邊牆上掛著一幅非常醒目的朱元璋八分臉的半身畫，高四尺，裝在鏡框裏。朱洪武紫棠色臉，額頭、顴骨、下巴，都很突出。這種麵相，叫作“五嶽朝天”。雙眼奕奕，威風內斂，很像一個開國之君。朱皇帝頭戴紗帽，著圓領團花織金大紅龍袍。這張畫不但皮膚、皺紋、眼神畫得很“真”，紗帽、織金團龍，都畫得極其工致。這張畫大概是畫工平生得意之作，他在畫的一角用摻糅篆隸筆意的草書寫了自己的名字：管又萍。若幹年後，我才體會到管又萍的署名後麵所挹注的畫工的辛酸——畫像的畫工是從來不署名的。
若幹年後，我才認識到管又萍是一個優秀的肖像畫家，並認識到中國的肖像畫有一套自成體係的肖像畫理論和技法。
我的二伯父和我的生母的像都是管又萍畫的。二伯父端坐在椅子上，穿著卻是明朝的服裝，頭戴方巾，身著湖藍色的斜領道袍。這可能是尊重二伯父的遺誌，他是反滿的。我沒有見過二伯父，但是據說是畫得很像的。我母親去世時我才三歲，記不得她的樣子，但我相信也是畫得很像的，因為畫得像我的姐姐，家裏人說我姐姐長得很像我母親。畫工畫像並不參照照片，是死人斷氣後，在床前直接勾描的。
然後還得起一個初稿。初稿隻畫出顏麵，畫在熟宣紙上，上麵蒙了一張單宣，剪出一個橢圓形的洞，像主的麵形從橢圓形的洞裏露出。要請親人家屬來審查，提意見，胖了，瘦了，顴骨太高，眉毛離得遠了……管又萍按照這些意見，修改之後，再請親屬看過，如無意見，即可定稿。然後再畫衣服。
畫像是要講價的，講的不是工錢，而是用多少朱砂，多少石綠，貼多少金箔。
為了給我的二伯母畫像，管又萍到我家裏和我的父親談了幾次，所以我知道這些手續。
管又萍的“生意”是很好的，因為他畫人很像，全縣第一。
這是一個謙恭謹慎的人，說話小聲，走路低頭。
出北門，有一家賣畫的。因為要下一個坡，而且這家的門總是關著，我沒有進去看過。這家的特點是每年端午節前在門前柳樹上拉兩根繩子，掛出幾十張鍾馗。飲酒、醉眠、簪花、騎驢、仗劍叱鬼、從雞籠裏掏雞、往膽瓶裏插菖蒲、嫁妹、坐著山轎出巡……大概這家藏有不少種鍾馗的畫稿，每年隻要照描一遍。鍾馗在中國人物畫裏是個很有人性，很有幽默感的可愛的形象。我覺得美術出版社可以把曆代畫家畫的鍾馗收集起來出一本《鍾馗畫譜》，這將是一本非常有趣的畫冊。這不僅有美術意義，對了解中國文化也是很有意義的。
新巷口有一家“畫匠店”，這是畫畫的作坊，所生產的主要是“家神菩薩”。家神菩薩是幾個本不相幹的家族的混合集體：最上一層是南海觀音和善財龍女，當中是關雲長和關平、周倉，下麵是財神。他們畫畫是流水作業，“開臉”的是一個人，畫衣紋的是另一個人，最後加彩貼金的又是一個人。開臉的是老畫匠，做下手活的是小徒弟。畫匠店七八個人同時做活，卻聽不到聲音，原來學畫匠的大都是啞巴。這不是什麽藝術作品，但是也還值得看看。他們畫得很熟練，不會有敗筆。有些畫法也使我得到啟發。比如他們畫衣紋是先用淡墨勾線，然後在必要的地方用較深的墨加幾道，這樣就有立體感，不是平麵的，我在畫匠店裏常常能站著看一個小時。
這家畫匠店還畫“玻璃油畫”。在玻璃的反麵用油漆畫福祿壽或老壽星。這種畫是反過來畫的，作畫程序和正麵畫完全不同。比如畫臉，是先畫眉眼五官，後塗肉色；衣服先畫圖案，後塗底子。這種玻璃油畫是做插屏用的。
我們縣裏有幾家裱畫店，我每一家都要走進去看看，但所裱的畫很少好的。人家有古一點的好畫都送到蘇州去裱。本地裱工不行，隻有一次在北市口的裱畫店裏看到一幅王匋民寫的八尺長的對子，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認為王匋民是我們縣的第一畫家。他的字也很有特點，我到現在還說不準他的字的來源，有章草，又有王鐸、倪瓚。他用側鋒寫那樣大的草書對聯，這種風格我還沒有見過。
七十書懷
六十歲生日，我曾經寫過一首詩：
凍雲欲濕上元燈，
漠漠春陰柳未青。
行過玉淵潭畔路，
去年殘葉太分明。
這不是“自壽”，也沒有“書懷”，“即事”而已。六十歲生日那天一早，我按慣例到所居近處的玉淵潭遛了一個彎，所寫是即日所見。為什麽提到上元燈？因為我的生日是舊曆的正月十五。據說我是日落酉時誕生，那麽正是要“上燈”的時候。沾了元宵節的光，我的生日總不會忘記。但是小時不做生日，到了那天，我總是鼓搗一個很大的、下麵安四個軲轆的兔子燈，晚上牽了自製的兔子燈，裏麵插了蠟燭，在家裏廳堂過道裏到處跑，有時還要牽到相熟的店鋪中去串門。我沒有“今天是我的生日”的意識，隻是覺得過“燈節”（我們那裏把元宵節叫作“燈節”）很好玩。十九歲離鄉，四方漂泊，過什麽生日！後來在北京安家，孩子也大了，家裏人對我的生日漸漸重視起來，到了那天，總得“表示”一下。尤其是我的孫女和外孫女，她們對我的生日比別人更為熱心，因為那天可以吃蛋糕。六十歲是個整壽，但我覺得無所謂。詩的後兩句似乎有些感慨，因為這時“文化大革命”過去不久，容易觸景生情，但是究竟有什麽感慨，也說不清。那天是陰天，好像要下雪，天氣其實是很舒服的，詩的前兩句隱隱約約有一點喜悅。總之，並不衰瑟，更沒有過一年少一年這樣的頹唐的心情。
一晃，十年過去了，我七十歲了。七十歲生日那天寫了一首《七十書懷出律不改》：
悠悠七十猶耽酒，
唯覺登山步履遲。
書畫蕭蕭餘宿墨，
文章淡淡憶兒時。
也寫書評也作序，
不開風氣不為師。
假我十年閑粥飯，
未知留得幾囊詩。
這需要加一點注解。
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比以前增高多了。我記得小時候看家裏大人和親戚，過了五十，就是“老太爺”了。我祖父六十歲生日，已經被稱為“老壽星”。“人生七十古來稀”，現在七十歲不算稀奇了。不過七十總是個“坎兒”。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別人對我的稱呼從“老汪”改成了“汪老”。我並無老大之感。但從去年下半年，我一想我再沒有六十幾了，不免有一點緊張。我並不太怕死，但是進入七十，總覺得去日苦多，是無可奈何的事。所幸者，身體還好。去年年底，還上了一趟武夷山。武夷山是低山，但總是山。我一度心肌缺氧，一般不登山。這次到了武夷絕頂仙遊，沒有感到心髒有負擔。看來我的身體比前幾年還要好一些，再工作幾年，問題不大。當然，上山比年輕人要慢一些。因此，去年下半年偶爾會有的緊張感消失了。
我的寫字畫畫本是遣興自娛而已，偶爾送一兩件給熟朋友。後來求字求畫者漸多。大概求索者以為這是作家的字畫，不同於書家畫家之作，懸之室中，別有情趣耳，其實，都是不足觀的。我寫字畫畫，不暇研墨，隻用墨汁。寫完畫完，也不洗硯盤色碟，連筆也不涮。下次再寫、再畫，加一點墨汁。“宿墨”是記實。今年（一九九〇）一月十五日，畫水仙金魚，題了兩句詩：
宜入新春未是春，
殘箋宿墨隔年人。
這幅畫的調子是灰的，一望而知用的是宿墨。用宿墨，隻是懶，並非追求一種風格。
有一個文學批評用語我始終不懂是什麽意思，叫作“淡化”。淡化主題、淡化人物、淡化情節，當然，最終是淡化政治。“淡化”總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劃入淡化一類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淡化，是本來是濃的，不淡的，或應該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確實是比較淡的，但它本來就是那樣，並沒有經過一個“化”的過程。我想了想，說我淡化，無非是說沒有寫重大題材，沒有寫性格複雜的英雄人物，沒有寫強烈的、富於戲劇性的矛盾衝突。但這是我的生活經曆，我的文化素養，我的氣質所決定的。我沒有經曆過太多的波瀾壯闊的生活，沒有見過叱吒風雲的人物，你叫我怎麽寫？我寫作，強調真實，大都有過親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寫作。我隻能寫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薑白石所說“世間小兒女”。我隻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們，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現他們。這結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變我”，我就是這樣，誰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種樣子去寫。我想照你說的那樣去寫，也辦不到。除非把我回一次爐，重新生活一次。我已經七十歲了，回爐怕是很難。前年《三月風》雜誌發表我一篇隨筆，請丁聰同誌畫了我一幅漫畫頭像，編輯部要我自己題幾句話，題了四句詩：
近事模糊遠事真，
雙眸猶幸未全昏。
衰年變法談何易，
唱罷蓮花又一春。
《繡襦記》中《教歌》兩個叫花子唱的“蓮花落”有句“一年春盡又是一年春”，我很喜歡這句唱詞。七十歲了，隻能一年又一年，唱幾句蓮花落。
《七十書懷出律不改》，“出律”指詩的第五、六兩句失粘，並因此影響最後兩句平仄也顛倒了。我寫的律詩往往有這種情況，五、六兩句失粘。為什麽不改？因為這是我要說的主要兩句話，特別是第六句，所書之懷，也僅此耳。改了，原意即不妥帖。
我是讚成作家寫評論的，也愛看作家所寫的評論。說實在的，我覺得評論家所寫的評論實在有點讓人受不了。結果是作法自斃。寫評論的差事有時會落到我的頭上。我認為評論家最讓人受不了的，是他們總是那樣自信。他們像我寫的小說《雞鴨名家》裏的陸長庚一樣，一眼就看出這隻鴨是幾斤幾兩，這個作家該打幾分。我覺得寫評論是非常冒險的事：你就能看得那樣準？我沒有這樣的自信。人到一定歲數，就有為人寫序的義務。我近年寫了一些序。去年年底就寫了三篇，真成了寫序專家。寫序也很難，主要是分寸不好掌握，深了不是，淺了不是。像周作人寫序那樣，不著邊際，是個辦法。但是，一、我沒有那樣大的學問；二、絲毫不涉及所序的作品，似乎有欠誠懇。因此，臨筆躊躇，煞費腦筋。好像是法朗士說過：“關於莎士比亞，我所說的隻是我自己。”寫書評、寫序，實際上是寫寫書評、寫序的人自己。借題發揮，拿別人來“說事”，當然不太好，但是書評和序裏總會流露出本人的觀點，本人的文學主張。我不太希望我的觀點、主張被了解，願意和任何人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自設屏障，拒人千裏，把自己藏起來，完全不讓人了解，似也不必。因此，“也寫書評也作序”。
“不開風氣不為師”，是從龔定庵的詩裏套出來的。龔定庵的原句是：“但開風氣不為師。”龔定庵的詩貌似謙虛，實很狂傲——龔定庵是謙虛的人嗎？但是龔定庵是有資格說這個話的。他確實是個“開風氣”的。他的帶有濃烈的民主色彩的個性解放思想撼動了一代人，他的宗法公羊家的奇崛矯矢的文體對於當時和後代都起了很大的影響。他的思想不成體係，不立門戶，說是“不為師”倒也是對的。近四五年，有人說我是這個那個流派的始作俑者，這很出乎我的意料。我從來沒有想到提倡什麽，我絕無“來吾道夫先路”的氣魄，我隻是“悄沒聲地”自己寫一點東西而已。有一些青年作家受了我的影響，甚至有人有意地學我，這情況我是知道的。我要誠懇地對這些青年作家說：不要這樣。第一，不要“學”任何人。第二，不要學我。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時候寫得新一點，怪一點，朦朧一點，荒誕一點，狂妄一點，不要過早地歸於平淡。三四十歲就寫得很淡，那到我這樣的年齡，怕就什麽也沒有了。這個意思，我在幾篇序文中都說到，是真話。
看相的說我能活九十歲，那太長了！不過我沒有嚴重的器質性的病，再對付十年，大概還行。我不願當什麽“離休幹部”，活著，就還得做一點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說集，把《聊齋新義》寫完，如有可能，把醞釀已久的長篇曆史小說《漢武帝》寫出來。這樣，就差不多了。
七十書懷，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