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我所著《古代中國與民族》一書中之一章也。是書經始於五年以前，至民國二十年夏，寫成者將三分之二矣。日本寇遼東，心亂如焚，中輟者數月。以後公私事紛至，繼以大病，至今三年，未能殺青，慚何如之！此章大約寫於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與其他數章於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於胡適之先生。適之先生謬為稱許，囑以送刊於北大《國學季刊》。餘以此文所論多待充實，逡巡未果。今春適之先生已於同一道路上作成豐偉之論文，此文更若爝火之宜息矣。而適之先生勉以同時刊行，俾讀者有所參考。今從其命，並誌同聲之欣悅焉。
二十三年六月
商朝以一個六百年的朝代，數千裏的大國，在其亡國前不久帝乙時，猶是一個強有兵力的組織，而初亡之後，王子祿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地反抗周人，何以到周朝天下事大定後，封建者除區區二三百裏之宋，四圍以諸姬環之，以外，竟不聞商朝遺民尚保存何部落，何以亡得那麽幹淨呢？那些殷商遺民，除以‘頑’而遷雒邑者外，運命是怎麽樣呢？據《逸同書·世俘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磿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果然照這樣子“憝”下去，再加以周公成王之“善繼人之誌，善述人之事”，真可以把殷遺民“憝’完。不過那時候的農業還不曾到鐵器深耕的時代，所以絕對沒有這麽許多人可“憝”，可以“馘磿”，所以這話竟無辯探的價值，隻是戰國人的一種幻想而已。且佶屈聱牙的《周誥》上明明記載周人對殷遺是用一種相當的懷柔政策，而近發見之白懋父敦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器）記“王命伯懋父以殷八征東夷”。然則周初東征的部隊中當不少有範文虎、留夢炎、洪承疇、吳三桂一流的漢奸。周人以這樣一個“臣妾之”之政策，固速成其王業，而殷民借此亦可延其不尊榮之生存。《左傳》定四年記周以殷遺民作東封，其說如下：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後氏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民，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父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闋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可見魯衛之國為殷遺民之國，晉為夏遺民之國，這裏說得清清楚楚。所謂“啟以商政，疆以周索”者，尤顯然是一種殖民地政策，雖取其統治權，而仍其舊來禮俗，故曰“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這話的絕對信實更有其他確證。現分述魯衛齊三國之情形如下。
魯 《春秋》及《左傳》有所謂“亳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亳社”屢見於《春秋經》，以那樣一個簡略的二百四十年間之“斷爛朝報”，所記皆是戎祀會盟之大事，而“亳社”獨占一位置，則“亳社”在魯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記“亳社（《公羊傳》作蒲社）災”在哀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餘年，已與現在去南宋之亡差不多。（共和前無確切之紀年，姑據《通鑒外紀》，自武王元年至哀四年為631年。宋亡於祥興二年〔1279〕，去中華民國二十年〔1931〕凡六百五十二年。相差甚微。）“亳社”在殷亡國後六百餘年猶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實。且《左傳》所記“亳社”中有兩事尤關重要。哀七，“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杜雲，“以其亡國與殷同”。此真謬說。邾於殷為東夷，此等獻俘，當與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一樣，周人諂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們：魯之統治者是周人，而魯之國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後之情形尚如此，則西周時周人在魯不過僅是少數的統治者，猶欽察汗金騎之於俄羅斯諸部，當更無疑問。
說到這裏，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當附帶著說。孔子所代表之儒家，其地理的及人眾的位置在何處，可以借此推求。以儒家在中國文化進展上的重要，而早年儒教的史料僅僅《論語》《檀弓》《孟子》《荀子》幾篇，使我們對於這個宗派的來源不明了，頗是一件可惜的事。孫星衍重修之《孔子集語》，材料雖多，幾乎皆不可用。《論語》與《檀弓》在語言上有一件特征，即吾我爾汝之分別頗顯：此為胡適之先生之重要發現（《莊子·齊物》等篇亦然）。《檀弓》與《論語》既為一係，且看《檀弓》中孔子自居殷人之說於《論語》有證否。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頑，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後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這話在《論語》上雖不曾重見（《檀弓》中有幾段與《論語》同的），然《論語》《檀弓》兩書所記孔子對於殷周兩代之一視同仁態度是全然一樣的。
《論語》行夏之時，乘殷之格，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殷因於夏利，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周監於二代，鬱鬱平文哉！吾從周。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檀弓》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愨，吾從周。”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此外《檀弓》篇中記三代異製而折衷之說甚多，不備錄）。
這些話都看出孔子對於殷周一視同仁，殷為勝國，周為王朝，卻毫無宗周之意。所謂從周，正以其“後王燦然”之故，不曾有他意。再看孔子是否有矢忠於周室之心。
《論語》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章。又同章：佛肸召，子欲往。）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這話直然要繼衰周而造四代。雖許多事要以周為師，卻絕不以周為宗。公羊家義所謂“故宋”者，證以《論語》，當是儒家之本原主義。然則孔子之請討弑君，隻是欲維持當時的社會秩序，孔子之稱管仲，隻是稱他曾經救了文明，免其沉淪，所有“丕顯文武”一類精神的話語，不曾說過一句，而明說“其或繼周者”（曾國藩一輩人傳檄討太平天國，隻是護持儒教與傳統之文明，無一句護持滿洲。頗與此類）。又孔子但是自比於老彭，老彭是殷人，又稱師摯，亦殷人，稱高宗不冠以殷商字樣，直曰“書曰”。稱殷三仁，尤有餘音繞梁之趣，頗可使人疑其有“故國舊墟”“王孫芳草”之感。此皆出於最可信的關於孔子之史料，而這些史料統計起來是這樣，則孔子儒家與殷商有一種密切之關係，可以曉然。
尤有可以證成此說者，即三年之喪之製。如謂此製為周之通製，則《左傳》《國語》所記周人之製毫無此痕跡。孟子鼓動滕文公行三年之喪，而滕國卿大夫說：“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也。”這話清清楚楚證明三年之喪非周禮。然而《論語》上記孔子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這話怎講？孔子之天下，大約即是齊魯宋衛，不能甚大，可以“登太山而小天下”為證。然若如“改製托古”者之論，此話非刪之便須諱之，實在不是辦法。惟一可以解釋此困難者，即三年之喪，在東國，在民間，有相當之通行性，蓋殷之遺禮，而非周之製度。當時的“君子（即統治者），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階級則淵源有自，齊以殷政者也。試看關於大孝，三年之喪，及喪後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已，皆是殷人。而“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塚宰者三年”，全不見於周人之記載。說到這裏，有《論語》一章，向來不得其解者，似可以解之：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此語作何解？漢宋詁經家說皆迂曲不可通。今釋此語，須先辨其中名詞含義若何。“野人”者，今俗用之以表不開化之人。此為甚後起之義。《詩》，“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明野為農田。又與《論語》同時書之《左傳》，記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然則野人即是農夫，孟子所謂“齊東野人”者亦當是指農夫。彼時齊東開辟已甚，已無荒野。且孟子歸之於齊東野人之堯與瞽叟北麵朝舜舜有慚色之一件文雅傳說，亦隻能是田畝間的故事，不能是深山大澤中的神話。孟子說到“與木石居，與鹿豖遊”，便須加深山於野人之上方足以盡之。（《孟子·盡心》章：“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可見彼時所謂野人，非如後人用之以對“斯文”而言。《論語》中君子有二義：一謂卿大夫階級，即統治階級；二謂合於此階級之禮度者。此處所謂君子者，自當是本義。先進後進自是先到後到之義。禮樂自是泛指文化，不專就玉帛鍾鼓而言。名詞既定，試翻作現在的話如下：
那些先到了開化的程度的，是鄉下人；那些後到了開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問我何所取，則我是站在先開化的鄉下人一邊的。
先開化的鄉下人自然是殷遺，後開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
宋 衛 宋為商之轉聲，衛之名衛由於豖韋。宋為商之宗邑，韋自湯以來為商屬。宋之立國始於微子，固是商之孑遺。衛以帝乙帝辛之王都，康叔以殷民七族而立國。此兩處人民之為殷遺，本不待論。
齊 齊民之為殷遺有二證。一、《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左傳》昭九：“王使詹伯辭於晉曰：‘薄姑商奄，吾東土也。’”又昭二十，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漢·地理誌》雲：“齊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二、請再以齊宗教為證。王靜安曰：“曰‘貞方帝卯一牛之南□（原文此處為方框）’，曰‘貞於東’，曰‘己巳卜王於東’，曰‘於西’，曰‘貞於西’，曰‘癸酉卜中貞三牛’。曰‘方帝’，曰‘東’，曰‘西’，曰‘中’，疑即五方帝之祀矣。”（《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下六十頁。）然則荀子所謂“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者，其所由來久遠，雖是戰國人之推衍，並非戰國人之創作，此一端也。周人逐紂將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飛廉在民間故事中曰黃飛虎。黃飛虎之祀，至今在山東與玄武之祀同樣普遍。太公之祀不過偶然有之，並且是文士所提倡，不與民間信仰有關係。我們可說至今山東人仍祭商朝的文信國鄭延平，此二端也。至於亳之在山東，泰山之有湯跡，前章中已詳論，今不更述。
然則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魯獨發展，而為儒學，其自然崇拜在齊獨發展，而為五行方士，各得一體，派衍有自。試以西洋史為比：西羅馬之亡，帝國舊土分為若幹蠻族封建之國。然遺民之數遠多於新來之人，故經千餘年之紊亂，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別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半島、意大利西南部二大島，以及多瑙河北岸，今羅馬尼亞國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嚐為日耳曼人改其文化的、語言的、民族的係統。地中海南岸，若非因阿拉伯人努力其宗教之故，恐至今仍在拉丁範圍中。遺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商朝本在東方，西周時東方或以被征服而暫衰，入春秋後文物富庶又在東方，而魯宋之儒墨，燕齊之神仙，惟孝之論，五行之說，又起而主宰中國思想者二千餘年。然則謂殷商為中國文化之正統，殷遺民為中國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戰國學者將一切神話故事充分地倫理化、理智化，於是不同時代不同地方之宗神，合為一個人文的“全神堂”，遂有《皋陶謨》一類君臣賡歌的文章。在此全神堂中，居“敬敷五教”之任者，偏偏不是他人，而是商之先祖契，則商人為禮教宗信之寄象，或者不是沒有根據的吧。
原載1934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
大東小東說
——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
一、大東小東的地望和魯、燕、齊的初封地
《詩·小雅·大東》篇序曰：“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其二章雲：“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大東小東究在何處，此宜注意者也。箋雲：“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此真求其說不得而敷衍其辭者。大東在何處，詩固有明文。《魯頌·宮》，“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已明指大東所在，即泰山山脈迤南各地，今山東境，濟南泰安迤南，或兼及泰山東部，是也。譚之地望在今濟南。譚大夫奔馳大東小東間，大東既知，小東當亦可得推知其地望。吾比較周初事跡，而知小東當今山東濮縣、河北濮陽大名一帶，自秦漢以來所謂東郡者也。欲申此說，不可不於周初方域之跡有所考訂，而求解此事，不得不先於東方大國魯燕齊之原始有所論列焉。
武王伐紂，“致天之屆，於牧之野”。其結果誅紂而已，猶不能盡平其國。紂子祿父仍為商君焉，東土之未大定可知也。武王克殷後二年即卒，周公攝政，武庚以商奄淮夷畔，管蔡流言，周室事業之不墜若線。周公東征，三年然後滅奄。
多士多方諸辭，其於殷人之撫柔益致全力焉，營成周以製東國，其於守防蓋甚慎焉。猶不能不封微子以奉殷社，而緩和殷之遺民，其成功蓋如此之難且遲也。乃成王初立，魯、燕、齊諸國即可越殷商故域而建都於海表之營丘，近淮之曲阜，越在北狄之薊丘，此理之不可能也。今以比較可信之事實訂之，則知此三國者，初皆封於成周東南，魯之至曲阜，燕之至薊丘，齊之至營丘，皆後來事也。茲分述之：
燕 《史記·燕世家》：“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既執陝西之政，而封國遠在薊丘，其不便何如？成王中季，東方之局始定，而周武王滅紂即可封召公於北燕，其不便又何如？按，燕字今經典皆作燕翼之燕，而金文則皆作郾。著錄者有郾侯鼎、郾侯戈、郾王劍、郾王喜戈，均無作燕者。郾王喜戈見《周金文存》卷六第八十二頁，郾王大事劍見同卷補遺。其書式已方整，頗有隸意，其為戰國器無疑。是知燕之稱郾，曆春秋戰國初無二字，經典作燕者，漢人傳寫之誤也。燕既本作郾，則與今河南之郾城有無關係，此可注意者。在漢世，郾縣與召陵縣雖分屬潁川汝南二郡，然土壤密邇，今郾城縣實括故郾、召陵二縣境。近年郾城出許衝墓，則所謂召陵萬歲裏之許衝，固居今郾城治境中[1]。曰郾曰召，不為孤證，其為召公初封之燕無疑也。
魯 《史記·魯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世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大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乎，魯後世其北麵事齊矣！’”按，今河南有魯山縣，其地當為魯城之原。《魯頌·宮》雲：
後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於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鹹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此敘周之原始，以至魯封。其下乃去：
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則初命伯禽侯於魯，繼命魯侯侯於東，文義顯然。如無遷移之事，何勞重複其辭？且許者，曆春秋之世，魯所念念不忘者。《宮》：“居常與許，複周公之宇！”《左傳·隱公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壬午，遂入許……齊侯以許讓公。”滅許盡魯國先有之，魯於許有如何關係，固已可疑。春秋隻對許宿二國稱男，男者，“侯田男”也，見近出土周公子明錫天各器，然則男實為附庸。宿介於宋魯之間，《左傳·僖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此當為魯之附庸。許在春秋稱男，亦當以其本為魯附庸，其後鄭實密邇，以勢臨之，魯不得有許國為附庸，亦不得有許田，而割之於鄭。然舊稱未改，舊情不忘，歌於《頌》，書於《春秋》。成周東南既有以魯為稱之邑，其東鄰則為“周公之宇”，魯之本在此地無疑也。
楚者，荊蠻北侵後始有此號。《左傳》莊十、莊十四、莊二十三、莊二十八，皆稱荊。僖公元年，“楚人侵鄭”以下乃稱楚。金文有“王在楚”之語，知其地必為嵩山迤南山麓之稱。《史記》載周公當危難時出奔楚，如非其封地，何得於艱難時走之乎？此亦魯在魯山之一證也。
且周公事業，定殷平奄為先。奄當後來魯境，王靜安君論之是矣。周公子受封者，除伯禽為魯公，一子嗣周公於王田中而外，尚有凡、蔣、邢、茅、胙、祭。如杜預所說地望可據，則此六國者，除蔣遠在汝南之南境不無可疑外，其餘五國可自魯山縣東北上，畫作一線以括之。衛在其北，宋在其南，“周公之宇”東漸之形勢可知也。
齊 齊亦在成周之南。《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嚐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薑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薑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嚐窮閑，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彨，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嚐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裏，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返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裏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
循此一段文章，真戰國末流齊東野人之語也。相互矛盾，而自為傳奇。《國語》“齊許申呂由大薑”，據此可知齊以外戚而得封，無所謂垂釣以幹西伯《詩·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維師尚義，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據此，可知尚父為三軍之勇將、牧野之功臣，陰謀術數，後人托辭耳。凡此野語，初不足深論者也。
《史記》又雲：“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子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大公爭國。”
據此可見就國營丘之不易。至於其就國在武王時否，則甚可疑。齊者，濟也。濟水之域也，其先有有濟，其裔在春秋為風姓。而營丘又在濟水之東，武王之世，殷未大定，能越之而就國乎？尚父侯伋兩世曆為周輔，能遠就國於如此之東國乎？綜合《經》《傳》所記，則知大公封邑本在呂也。
《詩·大雅》，“崧高維嶽。峻極於天。”《毛傳》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日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按，崧高之解固確，而四嶽所指，則秦漢間地理，與戰國末或秦漢時人托之以成所謂“粵若稽古”之《堯典》者合，與周地理全不合。吾友徐中舒先生謂，《左傳·昭四年》“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一句中各地名在一域，則此九州當為一域之名，非如《禹貢》所謂。按，此說是矣。《鄭語》：“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此正昭四年《傳》所謂九州。謝西之域，即成周之南，當今河南西南境，西接陝西，南接漢陽諸山脈。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皆在此區域，四嶽亦不能獨異也。四嶽之國，名號見於經籍者，有申、呂、許。申、呂皆在四嶽區域中，可以《詩》證之，“崧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唯申及甫，為周之翰”是也。申在宣王時曾邑於謝，今南陽縣境，此為召伯虎所定宅。《崧高》又雲：“亹亹申伯，王纘之事。於邑於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據此，知申在西周晚年曾稍向南拓土也。呂甫分一名之異文，彝器有呂王作大姬壺，呂仲彝等，而《禮記》引《書》作甫刑。《詩·王風》，申甫許並列。《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申既可知其在謝，呂當去之不遠。《水經注》，宛西有呂城，四嶽受封，此當不誤也。許之地望則以地名至今未改故，更無疑問。四嶽之義既得，呂之地望既知，再談呂與周之關係。姬之與薑，縱非一家之支派，如祝融之八姓者，亦必累世之姻戚，如滿洲之於蒙古。《晉語》：“昔少典取於有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薑。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此真如後來之秦晉、齊魯，累世相戰，亦累世相姻也。《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實維薑嫄。”《魯頌·官》述其遠祖，而日：“赫赫薑嫄，其德不回。”此則姬薑共其神話，種族上當不無多少關係。《詩》：“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薑，京室之婦。”《周語》：“齊許申、呂由太薑。”是知四嶽諸國，實以外戚顯於周，逮西周之末，申伯猶以外戚強大。《詩·崧高》“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是也。其後申竟以外戚之勢亡宗周，而平王惟母族是黨，當荊蠻之始大。北窺周南，且勞周民戍於申呂許焉。[2]
《傳》記稱齊太公為呂望，《書·顧命》稱丁公為呂伋。此所謂呂者，當非氏非姓。男子不稱姓，而國君無氏。[3]此之父子稱呂者何謂耶？準以周世稱謂見於《左傳》等書者之例，此父子之稱呂，必稱其封邑無疑也。然則齊太公實封於呂，其子猶嗣呂稱。後雖封於齊，當侯伋之身舊號未改也。《史記》所載齊就國事，萊夷來爭，其初建國之飄搖可知也。《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返葬於周。”營丘之不穩可知也。《左傳·僖四年》：“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似東海之封，始於太公矣。然細察此段文義，實是兩句。“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者，召康公命太公語也。“賜我先君履”者，此先君固不必即為太公，且其四至不括楚地。是則僅言封域之廣，為諸侯之霸而已，與上文“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者非一事也。
呂既東遷而為齊，呂之故地猶為列國，其後且有稱王者。彝器有“呂王作大姬壺”，《書》有“呂命王享國百年，旄荒”。《書·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史記》雲：“甫侯言於王。”鄭雲：“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此皆求其文理不可解而強解之辭。呂命王，固不可解作王命呂。如以命為呂王之號，如周昭王之類，則文從字順矣。且呂之稱王，彝器有證。《呂刑》一篇王曰辭中，無一語涉及周室之典，而神話故事皆在南方，與《國語》所記頗合。是知《呂刑》之王，固呂王，王曰之語，固南方之遺訓也。引《呂刑》者，墨子為先，儒家用之不見於《戴記》之先，《論語》《孟子》絕不及之。此非中國之文獻儒家之舊典無疑也。然後來呂之世係是否出之太公望，則不可知，其為諸薑則信也。
雒邑之形勢，至今日猶有足多者，在當年實為形勝之要地，同人據之以控南方東方之諸侯者也。齊、燕、魯初封於此，以為周翰，亦固其所。循周初封建之疆，南不逾於陳、蔡，毛鄭所謂文王化行江漢者，全非事實。開南國者召伯虎也。東方者，殷商之舊，人文必高，而物質必豐。平定固難，若既平定之後，佐命大臣願錫土於其地，以資殷富，亦理之常。夫封邑遷移，舊號不改，在周先例甚多，鄭其著者。魯燕移封，不失舊號。呂以新就大國，定宅濟水，乃用新號，此本文之結論也。
[1]去年遊開封時，南陽張嘉謀先生告我。
[2]見《詩·王風·揚之水》。
[3]見顧亭林《原姓》。
二、周初東向發展之步驟
春秋戰國之際，封建廢，部落削，公族除，軍國成，故兼並大易。然秦自孝公以來，積數世之烈，至始皇乃兼並六國，其來猶漸，其功猶遲。若八百年而前，部落之局麵仍固，周以蕞爾之國，“1戎殷而天下定”，斷乎無是理也。故周之翦服時夏，安定東土，開辟南國，必非一朝之烈，一世之功。言“1戎殷而天下定”者，誥語之修詞；居然以為文武兩代即能化行江漢、奠定東夷者，戰國之臆說，漢儒之拘論耳。《詩》《書》所載，周之成功，非一世也，蓋自大王至宣王數百年中之功業。若其步驟，則大略可見：其一為平定密、阮、共，此為鞏固豳岐之域。二步為滅崇而“作邑於豐”，於是定渭南矣。三步為斷虞芮之訟，於是疆域至河東矣。四步為牧野之戰，殷商克矣。五步為滅唐，自河東北上矣。六步為伐奄，定淮夷。七步為營成周。以上一二三為文王時事，四五為武王時事，六七為周公時事。至於論南國之疆域，則周初封建，陳蔡為最南。昭王南征而不複，厲宣之世，徐蠻等兵力幾迫成周，金文中有證。大定南服，召虎之力為大。此其大略，其詳不可得而考，所謂“書缺有間”者也。
三、周公之事功
周公之在周，猶多爾袞之在後金。原武王雖能平殷，而不能奠定其國。武王初崩之歲，管、蔡流言，武庚以淮夷叛，此其形勢之危急，有超過玄燁既親政後，吳三桂等之倒戈而北。蓋三藩之叛，隻是外部問題，周公時之困難，不僅奄淮，兼有三叔。此時周公在何處用兵，宜為考求。《詩》《書》所記，隻言居東，未指何地為東。然武王渡河，實由盟津，牧野之戰，在商北郊。是周人用兵商都，先自南渡河而北，又自西北壓之向東南也。後來康叔既封於衛[1]，衛在今黃河北，微子猶得保宋。宋在今黃河南。衛域實殷商之舊都，宋域乃臨於淮夷，則周公用兵當經衛之一路。其成功後乃能東南行，而驅商人服象於東夷也，[2]且周公之胤所封國中，凡胙邢三國皆鄰於衛。據此可知周公東向戡定所及。奄在今山東境，當春秋時介於齊魯，此當為今泰山南境。周兵力自衛逼奄，當居今河北省濮陽、大名等縣，山東省茌博聊濮等縣境，此即秦漢以來所謂東郡者也。東郡之名原於何時，不可考。《史記》以為秦設，然秦開東土，此非最先，獨以此名東，或其地本有東之專名，秦承之耳，此一區域必為周公屯兵向奄之所，按之衛邢胙封建之跡，及山川形勢而信然。且此地後來又有東郡之號，則此為周初專名之東，實可成立之一說也。餘又考之《逸周書·作雒解》，然後知周公所居之東為專名，更無疑義。《作雒解》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東。”此則東為國名，必襲殷商之舊。所謂東者，正指殷商都邑而言，猶邶伯之北，指殷商都邑而言也。大小之別，每分後先，羅馬人名希臘本土曰哥裏西，而名其西向之殖民地一大區域曰大哥裏西（magnagrecia）。名今法公西西境曰不列顛，而名其渡海之大島曰大不列顛（magnabritannia）。則後來居上，人情之常。小東在先，大東在後，亦固其宜。據《魯頌》之詞，荒大東者周公之孫，地乃龜蒙，則周公戡定之東，當是小東，地則秦漢以來所謂東郡者也。茲更表以明之：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北平
原載1930年5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1]吾友顧頡剛先生謂康叔之封應在武王之世。《大誥》乃武王即位之誥，《康誥》亦武王之詞。案：寧王一詞。既由吳大澂君定為文王，此數篇中曾無一語及武王者，其為武王之誥無疑也。
[2]見《呂氏春秋·古樂》。
二十三年六月
商朝以一個六百年的朝代，數千裏的大國，在其亡國前不久帝乙時，猶是一個強有兵力的組織，而初亡之後，王子祿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地反抗周人，何以到周朝天下事大定後，封建者除區區二三百裏之宋，四圍以諸姬環之，以外，竟不聞商朝遺民尚保存何部落，何以亡得那麽幹淨呢？那些殷商遺民，除以‘頑’而遷雒邑者外，運命是怎麽樣呢？據《逸同書·世俘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磿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果然照這樣子“憝”下去，再加以周公成王之“善繼人之誌，善述人之事”，真可以把殷遺民“憝’完。不過那時候的農業還不曾到鐵器深耕的時代，所以絕對沒有這麽許多人可“憝”，可以“馘磿”，所以這話竟無辯探的價值，隻是戰國人的一種幻想而已。且佶屈聱牙的《周誥》上明明記載周人對殷遺是用一種相當的懷柔政策，而近發見之白懋父敦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藏器）記“王命伯懋父以殷八征東夷”。然則周初東征的部隊中當不少有範文虎、留夢炎、洪承疇、吳三桂一流的漢奸。周人以這樣一個“臣妾之”之政策，固速成其王業，而殷民借此亦可延其不尊榮之生存。《左傳》定四年記周以殷遺民作東封，其說如下：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後氏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民，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父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闋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可見魯衛之國為殷遺民之國，晉為夏遺民之國，這裏說得清清楚楚。所謂“啟以商政，疆以周索”者，尤顯然是一種殖民地政策，雖取其統治權，而仍其舊來禮俗，故曰“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這話的絕對信實更有其他確證。現分述魯衛齊三國之情形如下。
魯 《春秋》及《左傳》有所謂“亳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亳社”屢見於《春秋經》，以那樣一個簡略的二百四十年間之“斷爛朝報”，所記皆是戎祀會盟之大事，而“亳社”獨占一位置，則“亳社”在魯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記“亳社（《公羊傳》作蒲社）災”在哀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餘年，已與現在去南宋之亡差不多。（共和前無確切之紀年，姑據《通鑒外紀》，自武王元年至哀四年為631年。宋亡於祥興二年〔1279〕，去中華民國二十年〔1931〕凡六百五十二年。相差甚微。）“亳社”在殷亡國後六百餘年猶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實。且《左傳》所記“亳社”中有兩事尤關重要。哀七，“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杜雲，“以其亡國與殷同”。此真謬說。邾於殷為東夷，此等獻俘，當與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一樣，周人諂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們：魯之統治者是周人，而魯之國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後之情形尚如此，則西周時周人在魯不過僅是少數的統治者，猶欽察汗金騎之於俄羅斯諸部，當更無疑問。
說到這裏，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當附帶著說。孔子所代表之儒家，其地理的及人眾的位置在何處，可以借此推求。以儒家在中國文化進展上的重要，而早年儒教的史料僅僅《論語》《檀弓》《孟子》《荀子》幾篇，使我們對於這個宗派的來源不明了，頗是一件可惜的事。孫星衍重修之《孔子集語》，材料雖多，幾乎皆不可用。《論語》與《檀弓》在語言上有一件特征，即吾我爾汝之分別頗顯：此為胡適之先生之重要發現（《莊子·齊物》等篇亦然）。《檀弓》與《論語》既為一係，且看《檀弓》中孔子自居殷人之說於《論語》有證否。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頑，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後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這話在《論語》上雖不曾重見（《檀弓》中有幾段與《論語》同的），然《論語》《檀弓》兩書所記孔子對於殷周兩代之一視同仁態度是全然一樣的。
《論語》行夏之時，乘殷之格，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殷因於夏利，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周監於二代，鬱鬱平文哉！吾從周。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檀弓》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愨，吾從周。”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此外《檀弓》篇中記三代異製而折衷之說甚多，不備錄）。
這些話都看出孔子對於殷周一視同仁，殷為勝國，周為王朝，卻毫無宗周之意。所謂從周，正以其“後王燦然”之故，不曾有他意。再看孔子是否有矢忠於周室之心。
《論語》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章。又同章：佛肸召，子欲往。）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這話直然要繼衰周而造四代。雖許多事要以周為師，卻絕不以周為宗。公羊家義所謂“故宋”者，證以《論語》，當是儒家之本原主義。然則孔子之請討弑君，隻是欲維持當時的社會秩序，孔子之稱管仲，隻是稱他曾經救了文明，免其沉淪，所有“丕顯文武”一類精神的話語，不曾說過一句，而明說“其或繼周者”（曾國藩一輩人傳檄討太平天國，隻是護持儒教與傳統之文明，無一句護持滿洲。頗與此類）。又孔子但是自比於老彭，老彭是殷人，又稱師摯，亦殷人，稱高宗不冠以殷商字樣，直曰“書曰”。稱殷三仁，尤有餘音繞梁之趣，頗可使人疑其有“故國舊墟”“王孫芳草”之感。此皆出於最可信的關於孔子之史料，而這些史料統計起來是這樣，則孔子儒家與殷商有一種密切之關係，可以曉然。
尤有可以證成此說者，即三年之喪之製。如謂此製為周之通製，則《左傳》《國語》所記周人之製毫無此痕跡。孟子鼓動滕文公行三年之喪，而滕國卿大夫說：“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也。”這話清清楚楚證明三年之喪非周禮。然而《論語》上記孔子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這話怎講？孔子之天下，大約即是齊魯宋衛，不能甚大，可以“登太山而小天下”為證。然若如“改製托古”者之論，此話非刪之便須諱之，實在不是辦法。惟一可以解釋此困難者，即三年之喪，在東國，在民間，有相當之通行性，蓋殷之遺禮，而非周之製度。當時的“君子（即統治者），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階級則淵源有自，齊以殷政者也。試看關於大孝，三年之喪，及喪後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已，皆是殷人。而“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塚宰者三年”，全不見於周人之記載。說到這裏，有《論語》一章，向來不得其解者，似可以解之：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此語作何解？漢宋詁經家說皆迂曲不可通。今釋此語，須先辨其中名詞含義若何。“野人”者，今俗用之以表不開化之人。此為甚後起之義。《詩》，“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明野為農田。又與《論語》同時書之《左傳》，記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然則野人即是農夫，孟子所謂“齊東野人”者亦當是指農夫。彼時齊東開辟已甚，已無荒野。且孟子歸之於齊東野人之堯與瞽叟北麵朝舜舜有慚色之一件文雅傳說，亦隻能是田畝間的故事，不能是深山大澤中的神話。孟子說到“與木石居，與鹿豖遊”，便須加深山於野人之上方足以盡之。（《孟子·盡心》章：“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可見彼時所謂野人，非如後人用之以對“斯文”而言。《論語》中君子有二義：一謂卿大夫階級，即統治階級；二謂合於此階級之禮度者。此處所謂君子者，自當是本義。先進後進自是先到後到之義。禮樂自是泛指文化，不專就玉帛鍾鼓而言。名詞既定，試翻作現在的話如下：
那些先到了開化的程度的，是鄉下人；那些後到了開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問我何所取，則我是站在先開化的鄉下人一邊的。
先開化的鄉下人自然是殷遺，後開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
宋 衛 宋為商之轉聲，衛之名衛由於豖韋。宋為商之宗邑，韋自湯以來為商屬。宋之立國始於微子，固是商之孑遺。衛以帝乙帝辛之王都，康叔以殷民七族而立國。此兩處人民之為殷遺，本不待論。
齊 齊民之為殷遺有二證。一、《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左傳》昭九：“王使詹伯辭於晉曰：‘薄姑商奄，吾東土也。’”又昭二十，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漢·地理誌》雲：“齊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二、請再以齊宗教為證。王靜安曰：“曰‘貞方帝卯一牛之南□（原文此處為方框）’，曰‘貞於東’，曰‘己巳卜王於東’，曰‘於西’，曰‘貞於西’，曰‘癸酉卜中貞三牛’。曰‘方帝’，曰‘東’，曰‘西’，曰‘中’，疑即五方帝之祀矣。”（《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下六十頁。）然則荀子所謂“按往舊造說謂之五行”者，其所由來久遠，雖是戰國人之推衍，並非戰國人之創作，此一端也。周人逐紂將飛廉於海隅而戮之。飛廉在民間故事中曰黃飛虎。黃飛虎之祀，至今在山東與玄武之祀同樣普遍。太公之祀不過偶然有之，並且是文士所提倡，不與民間信仰有關係。我們可說至今山東人仍祭商朝的文信國鄭延平，此二端也。至於亳之在山東，泰山之有湯跡，前章中已詳論，今不更述。
然則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魯獨發展，而為儒學，其自然崇拜在齊獨發展，而為五行方士，各得一體，派衍有自。試以西洋史為比：西羅馬之亡，帝國舊土分為若幹蠻族封建之國。然遺民之數遠多於新來之人，故經千餘年之紊亂，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別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半島、意大利西南部二大島，以及多瑙河北岸，今羅馬尼亞國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嚐為日耳曼人改其文化的、語言的、民族的係統。地中海南岸，若非因阿拉伯人努力其宗教之故，恐至今仍在拉丁範圍中。遺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商朝本在東方，西周時東方或以被征服而暫衰，入春秋後文物富庶又在東方，而魯宋之儒墨，燕齊之神仙，惟孝之論，五行之說，又起而主宰中國思想者二千餘年。然則謂殷商為中國文化之正統，殷遺民為中國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戰國學者將一切神話故事充分地倫理化、理智化，於是不同時代不同地方之宗神，合為一個人文的“全神堂”，遂有《皋陶謨》一類君臣賡歌的文章。在此全神堂中，居“敬敷五教”之任者，偏偏不是他人，而是商之先祖契，則商人為禮教宗信之寄象，或者不是沒有根據的吧。
原載1934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
大東小東說
——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
一、大東小東的地望和魯、燕、齊的初封地
《詩·小雅·大東》篇序曰：“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其二章雲：“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大東小東究在何處，此宜注意者也。箋雲：“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此真求其說不得而敷衍其辭者。大東在何處，詩固有明文。《魯頌·宮》，“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已明指大東所在，即泰山山脈迤南各地，今山東境，濟南泰安迤南，或兼及泰山東部，是也。譚之地望在今濟南。譚大夫奔馳大東小東間，大東既知，小東當亦可得推知其地望。吾比較周初事跡，而知小東當今山東濮縣、河北濮陽大名一帶，自秦漢以來所謂東郡者也。欲申此說，不可不於周初方域之跡有所考訂，而求解此事，不得不先於東方大國魯燕齊之原始有所論列焉。
武王伐紂，“致天之屆，於牧之野”。其結果誅紂而已，猶不能盡平其國。紂子祿父仍為商君焉，東土之未大定可知也。武王克殷後二年即卒，周公攝政，武庚以商奄淮夷畔，管蔡流言，周室事業之不墜若線。周公東征，三年然後滅奄。
多士多方諸辭，其於殷人之撫柔益致全力焉，營成周以製東國，其於守防蓋甚慎焉。猶不能不封微子以奉殷社，而緩和殷之遺民，其成功蓋如此之難且遲也。乃成王初立，魯、燕、齊諸國即可越殷商故域而建都於海表之營丘，近淮之曲阜，越在北狄之薊丘，此理之不可能也。今以比較可信之事實訂之，則知此三國者，初皆封於成周東南，魯之至曲阜，燕之至薊丘，齊之至營丘，皆後來事也。茲分述之：
燕 《史記·燕世家》：“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既執陝西之政，而封國遠在薊丘，其不便何如？成王中季，東方之局始定，而周武王滅紂即可封召公於北燕，其不便又何如？按，燕字今經典皆作燕翼之燕，而金文則皆作郾。著錄者有郾侯鼎、郾侯戈、郾王劍、郾王喜戈，均無作燕者。郾王喜戈見《周金文存》卷六第八十二頁，郾王大事劍見同卷補遺。其書式已方整，頗有隸意，其為戰國器無疑。是知燕之稱郾，曆春秋戰國初無二字，經典作燕者，漢人傳寫之誤也。燕既本作郾，則與今河南之郾城有無關係，此可注意者。在漢世，郾縣與召陵縣雖分屬潁川汝南二郡，然土壤密邇，今郾城縣實括故郾、召陵二縣境。近年郾城出許衝墓，則所謂召陵萬歲裏之許衝，固居今郾城治境中[1]。曰郾曰召，不為孤證，其為召公初封之燕無疑也。
魯 《史記·魯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世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大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乎，魯後世其北麵事齊矣！’”按，今河南有魯山縣，其地當為魯城之原。《魯頌·宮》雲：
後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於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鹹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此敘周之原始，以至魯封。其下乃去：
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則初命伯禽侯於魯，繼命魯侯侯於東，文義顯然。如無遷移之事，何勞重複其辭？且許者，曆春秋之世，魯所念念不忘者。《宮》：“居常與許，複周公之宇！”《左傳·隱公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壬午，遂入許……齊侯以許讓公。”滅許盡魯國先有之，魯於許有如何關係，固已可疑。春秋隻對許宿二國稱男，男者，“侯田男”也，見近出土周公子明錫天各器，然則男實為附庸。宿介於宋魯之間，《左傳·僖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此當為魯之附庸。許在春秋稱男，亦當以其本為魯附庸，其後鄭實密邇，以勢臨之，魯不得有許國為附庸，亦不得有許田，而割之於鄭。然舊稱未改，舊情不忘，歌於《頌》，書於《春秋》。成周東南既有以魯為稱之邑，其東鄰則為“周公之宇”，魯之本在此地無疑也。
楚者，荊蠻北侵後始有此號。《左傳》莊十、莊十四、莊二十三、莊二十八，皆稱荊。僖公元年，“楚人侵鄭”以下乃稱楚。金文有“王在楚”之語，知其地必為嵩山迤南山麓之稱。《史記》載周公當危難時出奔楚，如非其封地，何得於艱難時走之乎？此亦魯在魯山之一證也。
且周公事業，定殷平奄為先。奄當後來魯境，王靜安君論之是矣。周公子受封者，除伯禽為魯公，一子嗣周公於王田中而外，尚有凡、蔣、邢、茅、胙、祭。如杜預所說地望可據，則此六國者，除蔣遠在汝南之南境不無可疑外，其餘五國可自魯山縣東北上，畫作一線以括之。衛在其北，宋在其南，“周公之宇”東漸之形勢可知也。
齊 齊亦在成周之南。《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嚐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薑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薑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嚐窮閑，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彨，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嚐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裏，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返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裏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
循此一段文章，真戰國末流齊東野人之語也。相互矛盾，而自為傳奇。《國語》“齊許申呂由大薑”，據此可知齊以外戚而得封，無所謂垂釣以幹西伯《詩·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維師尚義，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據此，可知尚父為三軍之勇將、牧野之功臣，陰謀術數，後人托辭耳。凡此野語，初不足深論者也。
《史記》又雲：“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子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大公爭國。”
據此可見就國營丘之不易。至於其就國在武王時否，則甚可疑。齊者，濟也。濟水之域也，其先有有濟，其裔在春秋為風姓。而營丘又在濟水之東，武王之世，殷未大定，能越之而就國乎？尚父侯伋兩世曆為周輔，能遠就國於如此之東國乎？綜合《經》《傳》所記，則知大公封邑本在呂也。
《詩·大雅》，“崧高維嶽。峻極於天。”《毛傳》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日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按，崧高之解固確，而四嶽所指，則秦漢間地理，與戰國末或秦漢時人托之以成所謂“粵若稽古”之《堯典》者合，與周地理全不合。吾友徐中舒先生謂，《左傳·昭四年》“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一句中各地名在一域，則此九州當為一域之名，非如《禹貢》所謂。按，此說是矣。《鄭語》：“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此正昭四年《傳》所謂九州。謝西之域，即成周之南，當今河南西南境，西接陝西，南接漢陽諸山脈。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皆在此區域，四嶽亦不能獨異也。四嶽之國，名號見於經籍者，有申、呂、許。申、呂皆在四嶽區域中，可以《詩》證之，“崧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唯申及甫，為周之翰”是也。申在宣王時曾邑於謝，今南陽縣境，此為召伯虎所定宅。《崧高》又雲：“亹亹申伯，王纘之事。於邑於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據此，知申在西周晚年曾稍向南拓土也。呂甫分一名之異文，彝器有呂王作大姬壺，呂仲彝等，而《禮記》引《書》作甫刑。《詩·王風》，申甫許並列。《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申既可知其在謝，呂當去之不遠。《水經注》，宛西有呂城，四嶽受封，此當不誤也。許之地望則以地名至今未改故，更無疑問。四嶽之義既得，呂之地望既知，再談呂與周之關係。姬之與薑，縱非一家之支派，如祝融之八姓者，亦必累世之姻戚，如滿洲之於蒙古。《晉語》：“昔少典取於有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薑。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此真如後來之秦晉、齊魯，累世相戰，亦累世相姻也。《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實維薑嫄。”《魯頌·官》述其遠祖，而日：“赫赫薑嫄，其德不回。”此則姬薑共其神話，種族上當不無多少關係。《詩》：“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薑，京室之婦。”《周語》：“齊許申、呂由太薑。”是知四嶽諸國，實以外戚顯於周，逮西周之末，申伯猶以外戚強大。《詩·崧高》“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是也。其後申竟以外戚之勢亡宗周，而平王惟母族是黨，當荊蠻之始大。北窺周南，且勞周民戍於申呂許焉。[2]
《傳》記稱齊太公為呂望，《書·顧命》稱丁公為呂伋。此所謂呂者，當非氏非姓。男子不稱姓，而國君無氏。[3]此之父子稱呂者何謂耶？準以周世稱謂見於《左傳》等書者之例，此父子之稱呂，必稱其封邑無疑也。然則齊太公實封於呂，其子猶嗣呂稱。後雖封於齊，當侯伋之身舊號未改也。《史記》所載齊就國事，萊夷來爭，其初建國之飄搖可知也。《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返葬於周。”營丘之不穩可知也。《左傳·僖四年》：“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似東海之封，始於太公矣。然細察此段文義，實是兩句。“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者，召康公命太公語也。“賜我先君履”者，此先君固不必即為太公，且其四至不括楚地。是則僅言封域之廣，為諸侯之霸而已，與上文“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者非一事也。
呂既東遷而為齊，呂之故地猶為列國，其後且有稱王者。彝器有“呂王作大姬壺”，《書》有“呂命王享國百年，旄荒”。《書·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史記》雲：“甫侯言於王。”鄭雲：“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此皆求其文理不可解而強解之辭。呂命王，固不可解作王命呂。如以命為呂王之號，如周昭王之類，則文從字順矣。且呂之稱王，彝器有證。《呂刑》一篇王曰辭中，無一語涉及周室之典，而神話故事皆在南方，與《國語》所記頗合。是知《呂刑》之王，固呂王，王曰之語，固南方之遺訓也。引《呂刑》者，墨子為先，儒家用之不見於《戴記》之先，《論語》《孟子》絕不及之。此非中國之文獻儒家之舊典無疑也。然後來呂之世係是否出之太公望，則不可知，其為諸薑則信也。
雒邑之形勢，至今日猶有足多者，在當年實為形勝之要地，同人據之以控南方東方之諸侯者也。齊、燕、魯初封於此，以為周翰，亦固其所。循周初封建之疆，南不逾於陳、蔡，毛鄭所謂文王化行江漢者，全非事實。開南國者召伯虎也。東方者，殷商之舊，人文必高，而物質必豐。平定固難，若既平定之後，佐命大臣願錫土於其地，以資殷富，亦理之常。夫封邑遷移，舊號不改，在周先例甚多，鄭其著者。魯燕移封，不失舊號。呂以新就大國，定宅濟水，乃用新號，此本文之結論也。
[1]去年遊開封時，南陽張嘉謀先生告我。
[2]見《詩·王風·揚之水》。
[3]見顧亭林《原姓》。
二、周初東向發展之步驟
春秋戰國之際，封建廢，部落削，公族除，軍國成，故兼並大易。然秦自孝公以來，積數世之烈，至始皇乃兼並六國，其來猶漸，其功猶遲。若八百年而前，部落之局麵仍固，周以蕞爾之國，“1戎殷而天下定”，斷乎無是理也。故周之翦服時夏，安定東土，開辟南國，必非一朝之烈，一世之功。言“1戎殷而天下定”者，誥語之修詞；居然以為文武兩代即能化行江漢、奠定東夷者，戰國之臆說，漢儒之拘論耳。《詩》《書》所載，周之成功，非一世也，蓋自大王至宣王數百年中之功業。若其步驟，則大略可見：其一為平定密、阮、共，此為鞏固豳岐之域。二步為滅崇而“作邑於豐”，於是定渭南矣。三步為斷虞芮之訟，於是疆域至河東矣。四步為牧野之戰，殷商克矣。五步為滅唐，自河東北上矣。六步為伐奄，定淮夷。七步為營成周。以上一二三為文王時事，四五為武王時事，六七為周公時事。至於論南國之疆域，則周初封建，陳蔡為最南。昭王南征而不複，厲宣之世，徐蠻等兵力幾迫成周，金文中有證。大定南服，召虎之力為大。此其大略，其詳不可得而考，所謂“書缺有間”者也。
三、周公之事功
周公之在周，猶多爾袞之在後金。原武王雖能平殷，而不能奠定其國。武王初崩之歲，管、蔡流言，武庚以淮夷叛，此其形勢之危急，有超過玄燁既親政後，吳三桂等之倒戈而北。蓋三藩之叛，隻是外部問題，周公時之困難，不僅奄淮，兼有三叔。此時周公在何處用兵，宜為考求。《詩》《書》所記，隻言居東，未指何地為東。然武王渡河，實由盟津，牧野之戰，在商北郊。是周人用兵商都，先自南渡河而北，又自西北壓之向東南也。後來康叔既封於衛[1]，衛在今黃河北，微子猶得保宋。宋在今黃河南。衛域實殷商之舊都，宋域乃臨於淮夷，則周公用兵當經衛之一路。其成功後乃能東南行，而驅商人服象於東夷也，[2]且周公之胤所封國中，凡胙邢三國皆鄰於衛。據此可知周公東向戡定所及。奄在今山東境，當春秋時介於齊魯，此當為今泰山南境。周兵力自衛逼奄，當居今河北省濮陽、大名等縣，山東省茌博聊濮等縣境，此即秦漢以來所謂東郡者也。東郡之名原於何時，不可考。《史記》以為秦設，然秦開東土，此非最先，獨以此名東，或其地本有東之專名，秦承之耳，此一區域必為周公屯兵向奄之所，按之衛邢胙封建之跡，及山川形勢而信然。且此地後來又有東郡之號，則此為周初專名之東，實可成立之一說也。餘又考之《逸周書·作雒解》，然後知周公所居之東為專名，更無疑義。《作雒解》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東。”此則東為國名，必襲殷商之舊。所謂東者，正指殷商都邑而言，猶邶伯之北，指殷商都邑而言也。大小之別，每分後先，羅馬人名希臘本土曰哥裏西，而名其西向之殖民地一大區域曰大哥裏西（magnagrecia）。名今法公西西境曰不列顛，而名其渡海之大島曰大不列顛（magnabritannia）。則後來居上，人情之常。小東在先，大東在後，亦固其宜。據《魯頌》之詞，荒大東者周公之孫，地乃龜蒙，則周公戡定之東，當是小東，地則秦漢以來所謂東郡者也。茲更表以明之：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北平
原載1930年5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1]吾友顧頡剛先生謂康叔之封應在武王之世。《大誥》乃武王即位之誥，《康誥》亦武王之詞。案：寧王一詞。既由吳大澂君定為文王，此數篇中曾無一語及武王者，其為武王之誥無疑也。
[2]見《呂氏春秋·古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