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官製
明清兩代的官製，也是沿襲前朝的。其中最特別的是：一、內官的無相職，二、外官的區域擴大，級別增多。
明太祖初年，本來仍襲元製，設立中書省，以為相職的。十三年，因宰相胡惟庸謀反廢去中書省。二十八年，並諭群臣：“……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這時候，天下大政，都分隸六部，而天子以一人總其成（倒像共和時代，廢掉內閣製而行總統製似的）。但是這種辦法，須天子英明，方辦得到。後嗣的君主，都是庸懦無能的，或者怠荒不管事，其勢就不可行了。於是殿閣學士，就起而握宰相的實權。殿閣學士（中極、建極、文華、武英、四殿。文淵閣，及東閣“以其授餐大內，常在天子殿閣之下……故亦曰內閣”）本是文學侍從之臣，管“票擬”、“批答”等事，不過是前代翰林學士之流（詔誥的起草，在唐朝，本是中書舍人的職事。後來翰林學士越俎代庖，本是件越職侵權的事情。明初既廢掉宰相，殿閣學士，起而承此職之乏，卻是勢極自然的）。但是其責職，終究不過在文字上而已。所以太祖時，尚不過預備顧問。成祖時，解縉等居此職，才參與起機務來。仁宗時，楊榮、楊士奇，都以東宮師傅舊臣，領部事而又兼學士之職，其地位才漸次隆重。以後累朝，什麽事情，都和內閣學士商量，其權限愈擴而愈大。到世宗時，夏言、嚴嵩就都赫然變作真宰相了。但是實權雖大，在名義上，終不過是個文學侍從之臣，好比天子的書記官一樣，並沒有獨立的職權。明朝一代，弄得有權臣而無大臣（神宗時代，張居正頗以宰相自居，時人已大不謂然了）。君主的無所畏憚，宦官的能夠專權，未始不由於此。所以黃梨洲發憤說：有明一代，政治之壞，自高皇帝廢宰相始（見《明夷待訪錄》）。清初以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體仁閣大學士各一人，協理大學士二人，為相職。康熙中，撰擬諭旨，都由南書房翰林。所以這時候，高士奇等一班人，頗有權勢。雍正用兵西北，說是怕軍機露泄，乃特設軍機處於隆宗門內。選閣臣和部院卿貳，兼攝其政，謂之軍機大臣。另簡部曹和內閣中書等，管理擬稿編纂等事，謂之軍機章京。從此以後，樞務都歸軍機處了。
六部在明朝，都以尚書為長官，侍郎貳之。其下有郎中員外郎，分設許多清吏司，以辦一部的事務。這是庶政的總匯。清朝：尚書，滿漢各一。侍郎，滿漢各二。又於其上設管理部務的大臣（吏、戶、兵三部和理藩院都有。因最初設部的時候，原係以貝勒管理，後來雖設尚侍，吏、戶、兵三部，都沿襲未廢。管部大臣，清初兼用親王郡王。後來以權太重。但用大學士），以致尚侍的權柄，亦不完全。理藩院雖名為院，亦設尚侍，官製和六部相同，但所用都係滿蒙人。五口通商以前，西洋各國的交涉，也都是由理藩院辦理的。鹹豐十年，才特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派王大臣管理。光緒二十七年，改為外交部。有管部大臣一，會辦大臣一，尚書一，侍郎一，又有左右丞及左右參議。派公使駐紮各國，起於光緒元年。其初係以京卿出使，仍留原職。後來才獨立為一官，隸屬外務部。分頭二三等，平時所派，為二三等；遇有特別事務，才派頭等。又有總副領事和領事，駐紮各國，以保護僑民。光緒三十二年，改設外務、吏、民政（以新設的巡警部改）、度支（以戶部改，財政處、稅務處並入）、禮（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並入）、學（以新設的學務處改，國子監並入）、陸軍（以兵部改，練兵處太仆寺並入）、農工商（工部改，商部並入）、郵傳、理藩（理藩院改）、法（刑部改）十一部。除外務部外，都設一尚書，兩侍郎，不分滿漢。宣統元年，又增設海軍部谘議府。尚書都改為大臣。而將吏禮部並入內閣。裁軍機處政務處，另設總協理大臣，以圖設立責任內閣。
明清兩朝，都察院的權最重。明製：有左右都禦史、左右副都禦史、左右僉都禦史，及十三道監察禦史（清十五道）。在外則巡按、清軍、提督學校、巡監、巡漕等事，都以委之。而巡按禦史，代天子巡守，權最重。總督巡撫，本係臨時派遣的官，後來因與巡按禦史，不相統屬，所以巡撫常派都禦史。總督亦兼都禦史。清朝則左都副禦史，都滿漢並置。右都副禦史，但為在外督撫的兼銜（六科給事中，掌諫諍及稽查，在明代亦為有實力的官。清朝雍正時，使給事中隸屬都察院，遂失其獨立的資格）。大理寺與刑部、都察院，並稱三法司，明清兩代都同。翰林院本係文學侍從之官，明朝從天順以後，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所以翰林院的位置，驟覺崇高。詹事府本東宮官，清朝不設太子，此官但為翰林院升轉之階。宗人府管理皇族，在明代關係本不甚重要。但在清代，宗室愛新覺羅係一特別階級，專歸宗人府管理。凡宗室愛新覺羅議敘，專歸宗人府，議處亦由宗人府會同刑部辦理，所以宗人府亦頗有關係。曆代中央各官，大半為奉君主一人而設。清朝則此等官署，雖亦俱有，而實際上供奉天子的事情，大部分在內務府。又太監亦是為內務府管理的，所以又兼曆朝內侍省之職。
外官則明初改路為府。府之下為縣。州則屬州同於縣，直隸州同於府。其上設布政按察二司，布政司掌民政，按察司掌刑事。也是行的兩級製，而上有監司之官。但是元朝的行省，區域本嫌太大（這本不是認真的地方區劃）。明初雖廢去行省，而布政司所管的區域，卻沿其舊，以致龐大而無當。又布政司的參政參議，按察使的副使僉事，都分司各道，遂儼然於府縣之上，添設一級（道的名目很繁。在明時，最普通的，是“分巡”、“分守”和兵備。《明史》說：“明初製恐守令貪鄙不法，故於直隸府州縣設巡按禦史，各布政司所屬設試僉事。已罷試僉事改按察分司四十一道，此分巡之始也。分守起於永樂間，每令方麵官巡視民瘼，後遂定右參政右參議分守各屬府州縣。兵道之設，仿自洪熙間。以武臣疏於文墨，遣參政副使沈固、劉紹等往各總兵處整理文書，商榷機密，未嚐身領軍務也。至弘治中，本兵馬文升，慮武職不修，議增副僉一員敕之，自是兵備之員盈天下。”）。而明朝所遣總督巡撫，本是隨時而設的，在清代又成為常設之官，其權力遠出於兩司之上，就不啻更加一級而成五級了。
清朝對於東三省，治法頗為特別。奉天係陪都，設府尹，又有五部（除吏部）。府尹但管漢人，旗人的民刑訴訟，都歸五部中的戶刑二部；而軍事上則屬將軍（其初盛京將軍，嚐為兼管府事大臣，後改於五部中簡一人為之）。光緒二年，乃以將軍行總督事、府尹行巡撫事。吉、黑但有將軍副都統。末年乃設東三省總督，改為行省製。對於蒙古、新疆、西藏，亦用駐防製度。新疆於中俄伊犁交涉後，亦改為行省；而蒙藏則始終未能改省。對於外蒙古的駐防，有定邊左副將軍和參讚大臣，駐紮烏裏雅蘇台。科布多參讚大臣，幫辦大臣，駐紮科布多。對於青海、蒙古，則有西寧辦事大臣，駐紮西寧，而對內蒙古和西套蒙古，無駐防。凡蒙旗都置劄薩克，唯內屬察哈爾土默特無劄薩克，直接歸將軍副都統管轄。對新疆，有伊犁將軍，統轄參讚、領隊、辦事、協辦諸大臣，分駐南北路各城。對西藏，有駐藏辦事大臣一人，幫辦大臣一人，分駐前後藏。宣統三年，裁幫辦大臣，設左右參讚。左參讚與駐藏大臣，同駐前藏，右參讚駐後藏。
第二節 學校選舉
中國選舉之法，從唐到清，可以稱為科舉時代。這時候的選舉，並非沒有別一條路，而其結果，總是科舉獨盛。
明初是學校、科目、薦舉，三途並用，而太祖看得學校很重。其製：國學名國子監（南北二京俱有）。肄業於國子監的，謂之“監生”，而其中又有舉監（舉人）、貢監（生員）、蔭監（品官子弟）、例監（損貲。起景帝時）之分。
府州縣皆立學，府置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置學正一，訓導三，生員三十人。縣置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其增廣於定額之外的，謂之增廣生員。前此所設，得食廩膳的，謂之廩膳生員。後來增廣亦有定額，更於定額之外增取，附於諸生之末的，謂之附學生員。生員入學，初由巡按禦史布按兩司和府州縣官。英宗正統元年，專置提學官，以三年為一任。三年之中，考試兩次。一次第其優劣，分為六等，謂之歲考。有科舉的年份，又考試一次，取列一二等的，得應鄉試，謂之科考（生員之額既多，初入學的，都稱附學生員。歲科兩考，名次高的，才得為廩膳增廣生員）。士子不曾入學的，統稱為童生。明朝立學最盛，府州縣之外，諸衛所亦皆立學。又應科舉的，必須先在學校畢業，而學校起家，可以不由科舉。太祖時候，對於國學，極為注重。“司教之官，必選耆宿。”規則亦極完備。國學諸生，皆令其分赴諸司，先習吏事，謂之“曆事監生”。洪武二十六年，嚐盡擢國子生六十四人為布政、按察兩使及參議副使僉事等官。其為四方大吏的尤多。而台諫之選，亦出於此。就常調的，亦得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然“一再傳之後，進士日益重，薦舉遂廢，而舉貢日益輕……迨開納粟之例，則流品漸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益輕”。於是同處太學之中，而舉監、貢監、蔭監等和援例監生，出身又各不相同。而舉人生員，亦都不願入監，國學就有名無實了。這個自由於科目之勢，積重已久。所以明太祖一個人的崇重學校，不能挽回。
其科舉之製，亦是但有進士一科。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子、午、卯、酉之年，在直省考試，謂之“鄉試”，中式的謂之“舉人”。第二年，到京師去，應禮部的考試，謂之“會試”（都分三場，所試如上所述）。中式的更由天子廷試（對策），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謂之“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試同進士出身。其經義的格式，略仿宋朝的經義。然有兩特別之點：一、須“用古人語氣為之”，二、“體用排偶”（所以謂之“八股”）。這種奇怪的文體，也有個發生的緣故。因為考試的時候，務求動試官之目。然應考的人多，取錄的人少。出了題目，限定體裁，無論怎樣高才博學的人，也不敢說我這一篇文章，一定比人家做得好。而又定要動試官之目，就隻有兩種法子：一是把文章做得奇奇怪怪，叫試官看了，吃其一嚇，不敢不取。二是把文章做得很長，也是嚇一嚇試官的意思——這兩種毛病，是宋朝以來就極盛的。要限製這種弊病，就於文章的格式上，硬想出種種法子：第一種辦法，就是所以預防一的弊病。第二種辦法，則是所以預防二的弊病的（因為要代古人說話，就是限定了，隻準說某時代某一個人的話。其所說的話，就有了一定範圍，自然不能十分奇怪。散文可以任意拉長〈所謂“汗漫難知”〉，駢文卻不容易）。然而文體卻弄得奇怪不堪了。
清朝的學校選舉製度，大抵沿明之舊。所不同的，則二場不試論判，及詔、誥、表，而於頭場試四書文三篇，五言試帖詩一首。二場試五經文三篇。三場試策五道（鄉會試同，殿試策一道）。此外康熙十八年，乾隆元年，曾舉行博學鴻詞科。光緒二十九年，又曾舉行經濟特科，則係前朝製科之類（參看第五章第二節）。
明清的科舉製度，有可評論者兩端。其一，學校科目，曆代都是兩件事。明朝令應科目的必由學校，原是看重學校的意思。然其結果，反弄得入學校的，都以應科舉為目的，學校變成科舉的附屬品——入學校的目的，既然專在應科舉，而應科舉的本事，又不必定要在學校裏學；則學校當然可以不入。到後來，學校遂成虛設。生員並不真正入學，教官也無事可做。其二，唐宋時代的科舉，設科很多（參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二節，及第三篇第十章第二節），應這時代的科舉，一人懂得一件事就行了。這是可能的事情。從王荊公變法之後，罷“諸科”而獨存“進士”。強天下的人而出於一途，已經不合理了。然而這時候，進士所試的隻是經義、論、策。經義所試的，是本經、兼經。一人不過要通得一兩經，比較上還是可能的事情。到明清兩朝，則應科舉的人：一、於經之中，既須兼通《四書》、《五經》。二、明朝要試論、判、詔、誥、表，清朝要試試帖詩，這是唐宋時“製科”和“詩賦進士科”所試的事情，一人又要兼通。三、三場的策，前代也有個範圍的（大抵時務策居多）。明清兩朝，則又加之以經子，更其要無所不通。這種科舉，就不是人所能應的了。法律是不能違反自然的。強人家做不能做的事情，其結果，就連能做的，人家也索性不做。所以明清兩朝的科舉，其結果，變成隻看幾篇《四書》文，其餘的一概不管；就《四書》文也變成另外一種東西，會做《四書》文的人，連《四書》也不必懂得的。於是應科舉的人，就都變作一物不知的。人才敗壞，達於極點了（戊戌變法，曾廢八股，以策論經義試士。孝欽垂簾之後，仍複八股。辛醜回鑾，又廢八股，試策論經義。1905年，遂廢科舉。其事無甚效果，不足論）。
第三節 兵製
明朝的兵製，和唐朝的府兵，最為相像。其製係以“衛”、“所”統兵，而以“都督府”和“都司”，統轄衛所——凡都司，都屬於都督府，但衛所亦有屬都督府直轄的。其編製以百二十人為一百戶，千二百人為一千戶，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設於京城。有左右都督、同知、僉事。都司有都指揮使，衛有衛指揮使，千戶所有正副千戶，百戶所有百戶。每百戶之下，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自衛指揮使以下，官多世襲；其軍士亦父子相繼。凡衛所的兵，平時都從事於屯田。有事則命將統帶出征；還軍之後，將上所佩印，兵亦各歸衛所。統率之權，在於都督府；而征伐調遣，則由於兵部。天子的親軍，謂之“上直衛”。此外又有南北京衛，都以衛所之兵調充。凡此，都和唐朝的兵製，極相像的。但是後來，番上京師的“三大營”，既然腐敗得不堪；而在外的衛所，亦是有名無實。
清朝的兵製，則初分“旗兵”、“綠營”，後來有“勇營”，再後有“練兵”。末年又仿東西各國，行“征兵”之製。
旗兵分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滿洲八旗太祖時就有。其初但分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四旗。後來兵多了，才續添出鑲黃、鑲白、鑲紅、鑲藍。蒙古、漢軍八旗，則均係太宗時所置。每旗置都統一，副都統二。凡轄五參領，一參領轄五佐領，一佐領轄三百人。入關之後，八旗兵在京城的，謂之禁旅八旗，仍統以都統副都統。駐守各處的，謂之駐防八旗，則統以將軍副都統。八旗兵都係世襲。一丁受餉，全家坐食。其駐防各省的，亦都和漢人分城而居。尚武的風氣，既已消亡，而又不能從事生產。到如今，八旗生計，還成為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綠營則沿自明朝，都以漢人充選，用綠旗為標誌，以別於八旗，所以謂之綠營。皆隸於提督、總兵。總兵之下，有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外委等官。提鎮歸督撫節製。督撫手下，亦有直接之兵，謂之督標、撫標。其兵有馬步之別。
乾隆以前，大抵出征則用八旗，平定內亂，則用綠營。川楚教民起後，綠營旗兵，都毫無用處，反借鄉兵應戰。於是於綠營之外，另募鄉民為兵，謂之練勇。太平軍起後，仍借湘淮軍平定。於是全國兵力的重心，移於勇營（勇營的編製，以百人為一哨，五哨為一營。馬隊以五十人為一哨，五哨為一營。水師以三百八十八人為一營）。法越之役，勇營已覺得不可恃，中日之戰，更其情見勢絀了。
於是於勇營之外，挑選精壯，加餉重練，是為練軍。各省綠營，亦減其兵額，以所省的餉，加厚餉額，挑選重練。
練軍之中，最著名的，為甲午戰後所練的武衛軍。分中、左、右、前、後五軍，都駐紮畿輔。而其改練新操最早的，則推湖北的自強軍（張之洞總督湖廣時所練）。
征兵之製，實行於1907年。於各省設督練公所，挑選各州縣壯丁，有身家的，入伍訓練，為常備兵。三年，放歸田裏，謂之續備兵。又三年，退為後備兵。又三年，則脫軍籍。其軍官之製，分三等九級。上等三級，為正副協都統，中等為正副協參領，下等為正副協軍校。
水師之製，清初分內河、外海。江西、湖南、湖北戰船，屬於內河。天津、山東、福建戰船，屬於外海。江、浙、廣東，則兩者兼有。以水師提督節製之。太平軍起後，曾國藩首練水師，以與之角逐，遂成立所謂長江水師，而內河水師亦一變。事平以後，另練南北洋海軍，而外海水師之製亦一變（從前《廣智書局》出有夏氏所著《中國海軍誌》一冊。於清代海軍沿革，敘述頗詳，可供參考。又甲午以前海軍情形，亦散見《東方兵事紀略》、《中東戰紀》兩書中）。
火器沿革，見《明史》卷九十二和《清朝全史》第十四第三十七兩章。文長不能備錄，可自取參考。
第四節 法律
明清兩朝的法律，也是一貫的。日本織田萬說：
支那法製，與國民文化同生。悠哉久矣，唐虞三代，既已發布成文法（《尚書·舜典》之“象以典刑”雲雲，即當時成文法製定之證）。至編纂法典，在春秋戰國時代。魏李悝作法經六篇，是為法典之嚆矢。秦商鞅改法為律，漢蕭何據之，成律九章……而後曆朝皆有刑律之編纂；至於後世，益益完備……至行政法典，起原何時，殊難確定。要其大成，端推唐代。唐作《六典》，載施政之準則，具法典之體裁，為後代之模範。以視漢以來之所謂律，所謂令，所謂格，所謂式者，大有殊焉（《六典》作於開元十年，經十六年而始成。為卷三十。曰六典者，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明及清之會典，以之為藍本焉。
由是觀之，支那古來，即有二大法典：一為刑法典，一為行政法典。清國蹈襲古代遺製……用成《大清律》及《大清會典》二書：二書所載，為永久不變之根本法，其適用之界限頗寬。且其性質以靜止為主，不能隨時變遷。故於法典之外，為種種成文法，以與時勢相推移。詳其細目，以便適用；而補苴法典之罅漏……（《清國行政法》，據法學研究社譯本）
這幾句話，於中國法律的沿革，說得很清楚。便是：一、中國曆代的所謂法典，隻有行政法、刑法兩種。二、而這兩種法典，隻有唐、明、清三代編纂得較為整齊。
法律要隨時勢為變遷。中國曆代，變更法律的手續太難；又當其編纂之始，沿襲前代成文的地方太多，以致和事實不大適合，於是不得不補之以例。到後來，則又有所謂案。法學家的議論大抵謂“律主於簡，例求其繁”，“非簡不足以統宗，非繁不足資援引”，“律以定法，例以準情”。這也是無可如何之勢。但是例太多了，有時“主者不能遍覽”，人民更不能通曉，而幕友吏胥等，遂至因之以作弊。這正和漢朝的時候，法文太簡，什麽“比”同“注釋”等，都當做法律適用，弊竇相同（參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五節）。都由法律的分類，太覺簡單，不曾分化得精密的緣故。
明朝的刑法，就是所謂《大明律》，“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頒行天下”（詳見《明史》卷九十三）。當草創之初，律令總裁官李善長說：“曆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製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所以《明律》的大體，是沿於《唐律》的。其諸律的總綱，謂之名例律，冠於篇首。此外則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其刑法，亦分笞、杖、徙、流、死五等。五刑之外，又有充軍和淩遲。淩遲以處大逆不道者。充軍分極邊、煙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各等，又有“終身”和“永遠”之別。
清朝的法律，編纂於順治三年，全以《明律》為藍本，名《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十八年，命刑部：“律外條例，有應存者，詳加酌定，刊刻通行。”名曰《現行則例》。二十八年，禦史盛苻升奏請以現行則例，載入《大清律》內。詔以尚書圖納、張玉書等為總裁。至四十六年，繕寫進成，“留覽”而不曾“發布”。雍正元年，詔大學士朱軾、尚書查郎阿等續成之。至五年而全成，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高宗即位，命律例館總裁三泰等，更加考正。五年，纂入定例一千條，公布施行。自此以後，合律和條例為一書，遂稱為《大清律例》。條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有律例館，附屬於刑部。屆修纂之年，則由刑部官吏中，任命館員，事終即廢（參看《清國行政法》第一篇第二章）。其律分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大目。刑分笞、杖、徙、流、死。五刑之外，又有淩遲，充軍，與明同。而淩遲之外，又有梟示。較充軍更重的，則發至黑龍江等處，給戍兵為奴，謂之發遣（充軍分附近、邊衛、邊遠、極邊、煙瘴五等）。
司法的機關，除各級行政官都兼理刑獄外，在內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並稱為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司糾察，大理寺主駁正。明清兩代，都是如此。亦係慎重刑獄之意。
而明朝最野蠻的製度，則係鎮撫司、錦衣衛、東西廠，並起而操刑獄之權，其略已見第二章第一節（詳見《明史》卷九十五）。清朝的時候，對於八旗，本來不設治民之官，所以其刑獄，亦由將軍副都統兼管（八旗包衣，由內務府審理）。外藩如蒙古等的訴訟，則各由該部長自理。不服上訴，則在理藩院。這個都可稱為特別審判。五刑之製，定於隋代。雖然遠較秦漢時代的法律為文明，而比諸近世的法律，則尚不免嫌其野蠻。且如裁判製度、訴訟手續等，亦覺其不完備。所以從海通以後，各國借口於我國的法律不完，遂都在我國施行領事裁判權。末年有改良法律之議，乃將梟示、淩遲刪除，軍遣、流、徙，改為做工。笞、杖，改為罰金。又編訂《刑律》、《民律》、《商律》和《刑民事訴訟法》。且擬改良審判製度。然均未及實行（參看第一節）。
第五節 賦稅製度（上）
明初賦役的製度，卻較曆代為整齊。這個全由於有“黃冊”和“魚鱗冊”之故。明朝田賦，仍行兩稅之法，分為夏稅秋糧。其征收之額，官田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租田八鬥五合五勺，蘆地五合三勺四杪，草塌地三合一勺，沒官田一鬥二升。役法：民年十六為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役有以戶計的，謂之甲役。以丁計的，謂之徭役。出於臨時命令的，謂之雜役。亦有力役雇役的區別。黃冊的編造，起於洪武十四年。“以一百十戶為一裏，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裏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裏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裏。裏編為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麵黃紙，故謂之黃冊。”魚鱗冊之製，則起於洪武二十年。“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阪，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
黃冊是有田有丁的，一查黃冊，便可知道這一家有多少丁，多少田。而田的好壞，以及到底是誰所有，又可把魚鱗冊核對。據此以定賦役，一定可以公平的了。但是到後來，魚鱗冊和黃冊，都糊塗不堪（魚鱗冊甚且沒有。黃冊因要定賦役之故，不能沒有，然亦因和實際不合，不能適用。有司“征稅編徭”，乃自為一冊，謂之“白冊”）。據了魚鱗冊，找到了田，因無黃冊之故，無從知田為何人所有。白冊上頭，載了某人有田，某人無田；某人田多，某人田少，也無從考核其到底是否如此。因為無魚鱗冊，不知其田之所在，無從實地調查之故。於是仍舊弄得窮的人有稅而無田，富的人有田而無稅。“無稅的田”的稅，不是責裏甲賠償，便是向窮民攤征。而國課一方麵，也大受影響。曆代承平數世，墾田和歲人的數目，都要增加的，獨有明朝，則反而減少（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天下墾田8507623頃68畝。弘治十五年，即公元1502年，反隻4228058頃）。於是有丈量之議，起於世宗時。然實行的不過幾處，神宗時，張居正當國，才令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以三年畢事。於是“豪猾不得欺隱，裏甲免賠累，小民無處糧”，賦稅之製，總算略一整頓（但是明初量地的弓，本有大小之不同。這一次，州縣要求田多，都用小弓丈量，人民亦受些小害）。其役法，則弄得名存實亡而後已。按力役之法，本來不大合理。與其課以力役，自不如課以一種賦稅，而官自募役之為得當。但自唐宋以來，除王荊公外，總不能爽爽快快，竟行募役。而到後來，輾轉變遷，總必仍出於雇役而後已，這也可見事勢之所趨，不容違逆的了。明初的役法，本來是銀差力差（銀差即雇役），各從其便的。當時法令甚嚴，“額外科一錢，役一夫者，罪至流徙”。所以役法還算寬平。後來法令日弛，役名日繁，人民苦累不堪。於是有“專論丁糧”之議。英宗正統初，僉事夏時，行之於江西，役法稍平。神宗以後，又行“一條鞭”之法。總計一州縣中，人民應出的租稅和應服徭役的代價，一概均攤之於田畝，征收銀兩。而一切差役，都由官自募。這便竟是普加一次田賦，而豁免差役了。主張田稅和差役，不可並為一談的人，不過說“徭役應當由富人負擔的，有田的人，未必就是富人。所以力役的輕重，應當調查人戶的貧富另定”。然而貧富的調查，決難得實，徒然因此生出許多擾累來。倘然征稅能別有公平之法，不必盡加之於田畝，自然是很好的事情。若其不然，則與其另行調查人戶的貧富，以定力役，還毋寧多征些田稅而免除力役，讓有田的負擔偏重一點，因為倘使不然，徒然弄得農民的受害更甚。
魚鱗冊和黃冊是一種良法，一條鞭則出於事勢之自然，所以都為清代所遵循。清朝戶口之法，其初係五年一編審。州縣造冊申府，府申司，司申督撫，督撫以達於部。以一百十戶為一裏，推丁多者十人為長。十戶為一甲。甲係以戶，戶係以丁（民年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添注”）。計丁出賦，以代力役，都和明製相同。康熙五十二年，詔嗣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丁賦之額，一以五十年冊籍為準。雍正年間，遂將丁銀攤入地糧。於是乾隆初，停五年編審之製，民數憑保甲造冊（保甲之法：以十戶為一牌，十牌為一甲，十甲為一保，各有長。每戶發給印單，令其將姓名職業人數，都一一書寫明白）。每年十一月，隨穀數奏報（八旗戶口，三年一編審。由將軍、都統、副都統飭屬造冊送部）。田稅亦分夏稅，秋糧。當編審未停以前，州縣亦有黃冊和魚鱗冊，用一條鞭法征收。編審停後，就隻剩一種魚鱗冊了。清朝征稅之製，又有一種“串票”。寫明每畝應征之數，交給納戶，以為征收的憑據。其法起於順治十年。初用兩聯，官民各執其一。因為奸胥以查對為名，向納戶收回，以致納戶失掉憑據，就可上下其手。康熙二十八年，改為三聯。官民與收稅的人，各執其一。編審停後，造串票僅據魚鱗冊。因為丁賦業經攤入地糧，征收隻認著田，所以無甚弊病。
又曆代賦稅，都是征收實物（明初所征收的名目還很多。見《明史》卷七十八）。英宗正統三年（公元1438年），始令折征金花銀，從此遂以銀為常賦了（清朝漕糧省分，有本色折色之分。折色征銀，本色征米。無漕糧處，一概征銀）。這也是稅法上的一個大變遷。其理由都在幣製上，可參看第七節。
又明朝的時候，浙西地方，田賦獨重。其原因起於宋朝南渡之後，豪強之家，多占膏腴的田，收租極重。其後變作官田遂以私租為官稅（參看第三篇第十章第五節）。有元一代，這種弊竇，迄未革除。張士誠據浙西時，其部下官屬，田產遍於蘇鬆等處。明太祖攻張氏時，蘇州城守頗堅。太祖大怒，盡借浙西富民之田，即以私租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為浙西地味膏腴，加其稅兩倍。於是一畝之賦，有收至兩三石的（大抵蘇、鬆最重，嘉、湖次之，杭州又次之）。邱濬《大學衍義補》說：江南之賦，當天下十分之九；浙東西當江南十分之九；蘇、鬆、常、嘉、湖，又當兩浙十分之九。負擔的不平均，可謂達於極點了。從建文以後，累次減少（宣宗時，周忱巡撫江南，所減尤多）。然浙西之賦，畢竟仍比他處為重。以與張士誠一個人反對，而流毒及於江南全體的人民，這種政治，真是無從索解了。
第六節 賦稅製度（下）
田稅而外，蔚為大宗的，就是鹽茶兩稅。明代的鹽，亦行通商法，而兩淮、兩浙的鹽，則又兼行人中法。謂之“開中”，其初頗於邊計有裨。後因濫發鹽引，付不出鹽，信用漸失。孝宗時，乃命商人納銀子運司，給之以引。而以銀供給邊用，謂之銀鹽法。清代的鹽則由戶部發引，商人納課於運庫或道庫（鹽法道），然後領引行鹽。引地各有一定，商人亦均世襲，就變成一種商專賣的樣子（這種引謂之正引。有時引多商少，則另設票售之於民，謂之票引。票引是沒有地界的，商人亦係臨時投資）。國家為收鹽稅起見，保護這幾個商人專賣，已不合理。而且（一）其初定製的時候，是算定什麽地方要多少鹽，然後發引的。所以引數和一地方需鹽之數，大略相當。到後來，戶口多了，鹽便不夠銷——或因特別事故，戶口銳減，則又不能銷。（二）什麽地方吃什麽鹽，初時也是根據運輸的狀況定的。後來交通的情形變了，而引路依然，運輸上也不利益。（三）因鹽不夠銷之故，商人借官引為護符，夾帶私鹽，銷起來總要先私而後公，於是官鹽滯銷，而國課受其影響。（四）而且商人的得鹽，有種種費用，成本比私鹽為重，運輸又不及私販的便利。所以就商人夾帶的鹽，也敵不過私販的鹽，何況官鹽？（五）私販既有利可圖，就成無賴棍徒的巢窟；於產鹽和鄰近產鹽地方的治安，大有妨害。（六）私銷既盛，不得不設法巡緝。然實利之所在，巡緝是無甚大效的。其結果，反弄得巡緝之徒，也擾害起人民來。（七）保護部分人專利，使人民都食貴鹽等根本上的不公平，還沒說著，其流弊業已如此。這種違反自然狀況的稅法，是不可不根本改革的。茶亦行通商法。明代嚐設有茶馬司，由官以茶易西番之馬，禁止私運。初時也很有成效。後來私茶大行，價較官茶為賤，番人都不肯和官做交易，遂成為有名無實的事情。清代之茶，無官賣之事，但對蒙、藏，仍為輸出之一大宗（通商以後，絲茶亦為輸出之大宗。其事甚長，非本篇所能盡，故不論）。
此外雜稅尚多。在明代，大抵以稅課司局收商稅（三十取一），抽分場所科竹木柴薪、河泊所取漁課。又有市肆門攤稅、塌房稅（官設的貨棧）、契稅等。明代此項雜稅，大抵先簡而後繁。隨時隨地，設立的名目很多，就《明史》也不能盡舉。清代牙稅契稅，是通十八省都有的。此外，蘆課、礦課、漁課、竹木稅、牛馬牲畜稅等，則隨地而設，都由地方官征收。
商業上，內地的通過稅，明朝本來就有的。宣宗時，因鈔法不通，於各水陸衝衢，專一設關收鈔，謂之鈔關（參看下節）。其初本說鈔法流通之後，即行停止的，然此後遂沿襲不廢，直到清朝，依然存在。清朝的關，有常關、海關之分。常關專收內地的通過稅。有特派王大臣監督的（京師崇文門左右翼），有派戶部司員監督的（河北的張家口、山西的殺虎口），有由將軍兼管的（福州閩海關），有由織造兼管的（蘇州滸墅關、杭州南北新關），各省鈔關稅，由督撫委道府監收。後來離海關較近之處，都歸並洋關管理。洋關則各關都有稅務司，其上又有總副稅務司，都以洋人充之，由海關道監督。光緒三十二年，又特設督辦稅務大臣，以董其事。稅額：洋貨進口，土貨出口的，都值百抽五，為進出口正稅。土貨轉運別口的，值百抽二點五，為複進口半稅。洋貨轉運別口的，在三十六個月以內免稅，逾期照正稅一樣完納，為複進口正稅。洋商運貨入內地，和入內地買土貨的，都值百抽二點五，為內地半稅。稅則列入約章上，成為協定稅率，是中國和外國人交涉以來，最吃虧的一件事。《辛醜和約》曾訂明裁厘之後，加稅至一二點五，但到如今沒有實行。厘金起於洪楊之時，本說事平之後即行裁撤。其後借口地方善後，就此相沿不廢。各省都由布政司監督，委員征收。有分局，有總局，一省多者百餘處，少亦數十處。層層阻難，弄得商賈疾首蹙額。其實國家所得的進款，不及中飽的一半，可謂弊害無窮（稅厘製可參看第五篇第八章第四節）。
第七節 幣製的變遷
明清兩代幣製的變遷，也得略論一論。在這兩代，可稱為“鈔法廢壞，銀兩興起”的時代。
明初，承鈔法極弊之後，也頗想仍用銅錢；但是這時候，銅錢業已被鈔幣驅逐淨盡了，要用銅錢，不得不鼓鑄。而要鼓鑄，則（一）要多大的一筆費用，國家一時頗難負擔。（二）責民輸銅，人民頗以為苦。（三）私鑄頗多。（四）而商賈也有苦銅錢太重，不便運輸的。於是乃仍用鈔，分一貫、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六種。其定價，係鈔1貫=錢1000=銀1兩=金1/4兩。一百文以下，即用錢。行之未久，鈔價便已跌落。於是添造小鈔，禁用銅錢。成祖時，又禁用金銀。然到底不能維持。價格跌落，至於隻有千分之一二。到公元1428年，即宣宗宣德三年，到底至於停造新鈔。然而已出的舊鈔，還無法收回。於是想出種種法子來收回它。其收回之法，可總括為兩種：一種是添設新稅目；一種是舊有的稅，加增稅額。本來征收別種東西的，也一概收鈔。收回了，都一把火燒掉。這種臨時加增的負擔，有許多就變作了永久的。這要算我國民受“宋、金、元、明四朝政府濫發紙幣”最後之賜了。
從此以後，鈔幣雖然還有這樣東西，實際上已不行用。然而銅錢一時鼓鑄不出許多——就鑄得出，也嫌其質重而直輕。用布帛等做貨幣的習慣，從鈔幣行用以後，倒又已破壞了，一時不能恢複。而“銀”就應運而興。
鈔法既壞，銅錢又無，銀作為貨幣，是一種天然的趨勢。所以《金史》上說：金哀宗末年，民間就但以銀市易了（元朝的行鈔，亦用銀相權）。但是元朝和明朝的初期，朝廷還在那裏行鈔。所以銀的作為貨幣，還沒有發達完全。到鈔法已廢之後，這種趨勢，就日甚一日了。田稅征銀，已見第五節。其餘各方麵的用銀，見於《明史》的，今再略舉如下：
憲宗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正月，戶部奏準揚州、蘇、杭、九江等處船料鈔二貫，收銀一分。
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奏準凡課程：除崇文門、上新河、張家灣，及天下稅課司局，仍舊錢鈔兼收外，餘鈔關及天下戶口食鹽鈔，一貫折收銀三厘。錢七文，折收銀一分（按：這都是為收鈔起見，臨時增設的稅。現在鈔已收盡，故改而征銀）。
七年二月，命弘治六七年戶口鹽鈔，仍折銀解京。
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五月，戶部奏準將明年應征舊欠戶口食鹽錢鈔，及崇文門分司商稅錢鈔俱折銀。
十四年九月，令各處鈔關，並戶口食鹽錢鈔，俱折收銀。
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直隸巡按魏有本，奏請鈔關俱折銀。從之。
從此以後，銀兩便變作“通行天下，負有貨幣資格”之物了。所可惜的，終明清兩朝，都未能使銀進為鑄造貨幣，以成為本位貨幣；仍舊聽他以秤量貨幣的資格，與銅並行，以致弄成無本位的神氣。
清朝對於鑄錢，頗能實行前人“不愛銅不惜工”之論（其鼓鑄，在世祖的時候，就頗認真的）。戶部設局，名曰寶泉。工部設局，名曰寶源。各省亦多設局，即以其地為局名。初時鑄錢，每一枚重一錢，後加至一錢二分，又加至一錢四分。雍正二年，乃定以一錢二分為常製（欲知其詳，可把清朝所修的《皇朝文獻通考》作參考）。亦知銀銅二者，不能偏廢。乾隆時，屢有上諭，責令各省官民，滿一貫以上，便要用銀。但是貨幣是量物價之尺，就是價格的單位。價格的單位，同時不能有兩個的。銀兩是一種天然之物，要使天然之物和法律上認為貨幣的銅錢，常保一定的比價，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倘使這時候，能悟到銀兩與銀幣不是一物；把銀也鼓鑄成一種貨幣，且單認銀為貨幣，而把銅錢當成銀幣的輔助品；中國就早可進為銀本位之國。本位觀念既已確立，就再要進而為金本位，也容易許多了。惜乎清朝順、康、雍、乾四朝，對於幣製，都很有熱心整頓，始終沒想得穿這一步，以致不但本位不立，而且銀兩需用既廣，而實際上專用秤量量法，也覺得不便殊甚；到和外國交通以後，墨西哥的銀幣，就成為一種商品而輸入了。這是“鈔幣廢而銀兩興”（而且中國自古是專用銅幣的，到這時代，才可以稱為銀銅並用）的時代中的得失。至於中國現在，究應進為金本位；抑應廢金用紙，徑與貨物相權？那是另一個問題（是很大的問題），不是本書所能兼論的。
第八節 學術思想的變遷
明清兩代，學術思想的變遷，關係極大。這種變遷，起於明末，而極盛於清朝乾嘉之時；道鹹以後，又別開異境，就和最近輸入的西洋思想相接觸。要論這件事情，我先得引近人的幾句話。他說：
綜觀二百餘年之學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複古為解放。第一步複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複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複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複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複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改造雜誌》三卷三號梁啟超《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
原來中國學術，可分為六個時期。
一、先秦時期。此時期可稱為創造時期。中國一切學術，都從上古時代逐漸發生，至春秋戰國而極盛（參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一節和第三節）。
二、兩漢時期。此時期可稱為經學時期。因此時期之人，對於學問，無所發明創造；隻是對於前一期的學問，抱殘守缺，而所抱所守的，又隻得儒家一家。此時期中又可分為兩時期：前漢的今文學，是真正抱殘守缺，守古人的遺緒的；後漢的古文學，則不免自出心意，穿鑿附會，但其尊信儒家則同（參看第二篇第八章第六節）。
三、魏晉時期。東漢時代的學問，不免流於瑣碎，又不免摻入妖妄不經之說，漸為人心所厭棄。由是思想一轉，變而專研究古代的哲學（這種哲學，是中國古代社會公有的思想，由宗教而變成哲學，存於儒家道家書中，而魏晉以後的神仙家，亦竊取其說以自文的。合觀第一篇第十章第一節和第三節及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節自明）。
四、南北朝隋唐時期。這時期可稱為佛學時期。中國古代的哲學，雖然高尚，究竟殘缺不完。印度人的思想，則本來偏於宗教和哲學方麵。這時代，佛教以整然的組織，成一種有條理係統的哲學而輸入，自然受人歡迎（參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節）。
五、宋元明時期。這一派的學術，可謂對於佛學的反動力，因為佛學太偏於出世之故。但其學問，實在帶有佛教的色彩不少（參看第三篇第十章第八節）。
六、晚明有清時期。這時期可稱為“漢學”時期，便是現在所要論的。
原來中國人的學問，有一個字的毛病，便是“空”。所謂空，不是抱褊狹的現實主義的人所排斥的空，乃是其所研究的對象，在於紙上，而不在於空間（譬如漢朝人的講經學，就不是以宇宙間的事物為對象，而是以儒家的經為對象）。這是由於尊古太甚，以為“宇宙間的真理，古人業已闡發無餘；我們隻要懂得古人的話，就可懂得宇宙間的真理”的緣故。
這種毛病，是從第二期以後，學術界上通有的毛病。但是學術是要拿來應付事物的。這種學術，拿來應付事物，總不免要覺其窮。於是後一期的學術，起而革前一期的學術的命。第五期的學術，是嫌第四期的學術，太落空了，不能解決一切實際的問題而起的。然而其實第五期的學術，帶有很多第四期的學術的色彩；而且仍舊犯了“以古人之書為研究的對象”的毛病，既不能真正格明天下之物之理，又不能應付一切實際的問題。到後來，仍舊變為空談無用。明朝的時候，王學出，而其落空也更甚。這種學術的弊壞，達於極點，而不可不革命了。所以清代的漢學，乘之而起。漢學雖亦不免以古人的書為對象；但（一）其所“持為對象的古人的書”，是很古的，很難明白的。要求明白它，不得不用種種實事求是的考據手段。因為用了這種手段，而宇宙間的真理，也有因此而發明的（考據古書，本是因為信古書而起。然其結果，往往因此而發現古書的不可信）。（二）其所持為對象的，是第一期人的書（傳注雖是漢人的書，實際上都是第一期人的遺說）。“以古人之書為對象，而不以宇宙間的事物為對象”的毛病，是第二期人才有的。第一期人，還是以事物為對象。看他的書，好比看初次的攝影一樣，究竟去事物還近。（三）而且“考求宇宙間事物”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原是一貫的。這是經過漢學時代之後，中國人易於迎接西洋人科學思想的原理。這一期學術之中，又可分為三小期。
第一小期，最適當的代表人物，是顧炎武。炎武的特色，在於（一）博學。他於學問，是無所不窺的。看他所著的《日知錄》，便可以知道。（二）實事求是。無論講什麽學問，都不以主觀的判斷為滿足，而必有客觀的證據。看他所著的《日知錄》、《音學五書》，便可知道。（三）講求實用。與炎武同時幾個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實事的，不是想談學問的。所以他們講學問，也帶有實用的色彩。看顧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便可以知道。與炎武同時的黃宗羲、王夫之、顏元、劉獻廷等，都帶有這種色彩。夫之僻處窮山，其學不傳。黃宗羲之學，是偏於史的。其後浙西一隅，史學獨盛（其最著的，如萬斯大、萬斯同、邵晉涵、全祖望、章學誠等）。獻廷的書不傳。又他所研究的學問（如想造根本楚音的新字母等（見全祖望《鮚琦亭集·劉繼莊傳》），和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學問，相去得太遠了。顏元是專講實行的，凡是書本上的功夫，他一概不認為學。主張研究兵農，身習六藝。這一派學問，在當時的環境中，也不甚適於發達（因為專製的時代，不容人民出來做事。中國社會是靜的，也不歡迎出來做事的人）。所以到後來，專講做實事的顏元一派消滅了，講一種特別的學問的劉獻廷一派也不傳。因為當時的思想，帶有一種複古的趨勢之故（見第十三章第一節），於後世的事情，無暇分其精力去研究，而都並其力於考古之一途。於是史學等也不甚發達，而清朝人的學問，遂集中於經。繼炎武而起的，是著《古文尚書疏證》，以攻東晉晚出《古文尚書》之偽的閻若璩，著《易圖明辨》，以攻宋以後盛行的河洛圖書的胡渭等（參看第三篇第十章第八節）。這一派人的學問，是“博采的古人的成說，求其可信者而從之”，不一定薄宋而愛漢，可稱為“漢宋兼采派”。
第二期的人物，可分皖吳兩派。皖派起於戴震，其後最著的，為段玉裁、王懷祖、王引之。王氏之後，為最近的俞樾、孫詒讓。吳派則惠周惕、惠士奇、惠棟，三世相繼。其後著名的，如餘蕭客、江聲、江藩、王鳴盛、錢大昕、汪中等。這一派的特色，在於專標漢儒，以與宋儒相對待。原來研究學問，有兩種法子：其一是臚列了許多證據，以主觀判斷其真偽。其二是不以主觀下判斷，而先審查這證據的孰為可信。譬如東門失火，咱們人在西門；聽得人述失火的原因和情形，各個不同。揀其最近情理的一種信他，是前一種法子（這是漢宋兼采派）。且不管他所說的話，誰近情，誰不近情，先去審查各個傳說的人，誰是在東門眼見的，誰的說話，是素來誠實的條件，以為去取的標準，是後一種法子（這是純正的漢學。若絕不問人，單是坐在屋子裏，憑虛揣度，便變成宋學了）。把這兩種法子比較起來，當然後一種更為謹嚴，所以循進化的公例，第一期的漢宋兼采派，當然要進為第二期的純粹漢學派。這一期可稱為清代學術的中堅。前此亡逸的經說，都在這一期中輯出。漢人的傳注，有不明白的，在這一期中，都做成了新疏（除《左氏》、《小戴記》外，《十三經》清儒都有新疏）。清朝人的學問，經學而外，最發達的是小學，在這一期中，也煥然大明。講考據最切要的功夫，使古學複明最緊要的手段，是校勘和輯佚，到這一期而其法大備。又推治經之功，以旁及諸子，且及於史，真能使古學燦然複明。近人以清朝的漢學，比歐洲的文藝複興，這一期當然是清代學術的中堅了。
第三期與第二期，同是漢學，然可對第二期的古文學而稱為今文學。漢朝人的經學，有今文和古文兩派（已見第二篇第八章第六節）。既然複古，要複得徹底。以“東門失火，在西門判斷傳說，先審查傳說的人，誰是在東門眼見的，誰的說話，是素來誠實的等條件”為例，當然今文的價值，比古文大。所以第二期之後，又有這一期，也是當然的趨勢。這一派的學問，發生於武進的莊（存與）、劉（逢祿）。而傳衍於仁和之龔（自珍）、邵陽之魏（源）。播之於近代的王闓運、皮錫瑞、廖平。而康有為創孔子托古改製之說，直追尋到儒家學說的根源。且可見得社會是進化的，古代並不比後世好（好的話，是改製者所托）。實在對於幾千年來迷信古人的思想，而起一大革命（康氏最尊信孔子。然所尊信的，是托古改製的孔子，不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便是既得解放後的尊信，不是未得解放前的尊信。這一點，不能與其餘迷信者流，等量齊觀）。
第六期的學術，如剝絲抽繭，逐層進步；至於此，則已圖窮而匕首現了。而西洋的思想，適於此時輸入。兩種潮流，奔騰澎湃，互相接觸，就顯出一種“江漢朝宗”、“萬流齊匯”的奇觀。
清朝的學術，在別一方麵的，要論起來，也還多著呢。因不足以代表一時代的思潮，所以不再詳論。
明清兩代的官製，也是沿襲前朝的。其中最特別的是：一、內官的無相職，二、外官的區域擴大，級別增多。
明太祖初年，本來仍襲元製，設立中書省，以為相職的。十三年，因宰相胡惟庸謀反廢去中書省。二十八年，並諭群臣：“……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這時候，天下大政，都分隸六部，而天子以一人總其成（倒像共和時代，廢掉內閣製而行總統製似的）。但是這種辦法，須天子英明，方辦得到。後嗣的君主，都是庸懦無能的，或者怠荒不管事，其勢就不可行了。於是殿閣學士，就起而握宰相的實權。殿閣學士（中極、建極、文華、武英、四殿。文淵閣，及東閣“以其授餐大內，常在天子殿閣之下……故亦曰內閣”）本是文學侍從之臣，管“票擬”、“批答”等事，不過是前代翰林學士之流（詔誥的起草，在唐朝，本是中書舍人的職事。後來翰林學士越俎代庖，本是件越職侵權的事情。明初既廢掉宰相，殿閣學士，起而承此職之乏，卻是勢極自然的）。但是其責職，終究不過在文字上而已。所以太祖時，尚不過預備顧問。成祖時，解縉等居此職，才參與起機務來。仁宗時，楊榮、楊士奇，都以東宮師傅舊臣，領部事而又兼學士之職，其地位才漸次隆重。以後累朝，什麽事情，都和內閣學士商量，其權限愈擴而愈大。到世宗時，夏言、嚴嵩就都赫然變作真宰相了。但是實權雖大，在名義上，終不過是個文學侍從之臣，好比天子的書記官一樣，並沒有獨立的職權。明朝一代，弄得有權臣而無大臣（神宗時代，張居正頗以宰相自居，時人已大不謂然了）。君主的無所畏憚，宦官的能夠專權，未始不由於此。所以黃梨洲發憤說：有明一代，政治之壞，自高皇帝廢宰相始（見《明夷待訪錄》）。清初以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體仁閣大學士各一人，協理大學士二人，為相職。康熙中，撰擬諭旨，都由南書房翰林。所以這時候，高士奇等一班人，頗有權勢。雍正用兵西北，說是怕軍機露泄，乃特設軍機處於隆宗門內。選閣臣和部院卿貳，兼攝其政，謂之軍機大臣。另簡部曹和內閣中書等，管理擬稿編纂等事，謂之軍機章京。從此以後，樞務都歸軍機處了。
六部在明朝，都以尚書為長官，侍郎貳之。其下有郎中員外郎，分設許多清吏司，以辦一部的事務。這是庶政的總匯。清朝：尚書，滿漢各一。侍郎，滿漢各二。又於其上設管理部務的大臣（吏、戶、兵三部和理藩院都有。因最初設部的時候，原係以貝勒管理，後來雖設尚侍，吏、戶、兵三部，都沿襲未廢。管部大臣，清初兼用親王郡王。後來以權太重。但用大學士），以致尚侍的權柄，亦不完全。理藩院雖名為院，亦設尚侍，官製和六部相同，但所用都係滿蒙人。五口通商以前，西洋各國的交涉，也都是由理藩院辦理的。鹹豐十年，才特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派王大臣管理。光緒二十七年，改為外交部。有管部大臣一，會辦大臣一，尚書一，侍郎一，又有左右丞及左右參議。派公使駐紮各國，起於光緒元年。其初係以京卿出使，仍留原職。後來才獨立為一官，隸屬外務部。分頭二三等，平時所派，為二三等；遇有特別事務，才派頭等。又有總副領事和領事，駐紮各國，以保護僑民。光緒三十二年，改設外務、吏、民政（以新設的巡警部改）、度支（以戶部改，財政處、稅務處並入）、禮（太常寺、光祿寺、鴻臚寺並入）、學（以新設的學務處改，國子監並入）、陸軍（以兵部改，練兵處太仆寺並入）、農工商（工部改，商部並入）、郵傳、理藩（理藩院改）、法（刑部改）十一部。除外務部外，都設一尚書，兩侍郎，不分滿漢。宣統元年，又增設海軍部谘議府。尚書都改為大臣。而將吏禮部並入內閣。裁軍機處政務處，另設總協理大臣，以圖設立責任內閣。
明清兩朝，都察院的權最重。明製：有左右都禦史、左右副都禦史、左右僉都禦史，及十三道監察禦史（清十五道）。在外則巡按、清軍、提督學校、巡監、巡漕等事，都以委之。而巡按禦史，代天子巡守，權最重。總督巡撫，本係臨時派遣的官，後來因與巡按禦史，不相統屬，所以巡撫常派都禦史。總督亦兼都禦史。清朝則左都副禦史，都滿漢並置。右都副禦史，但為在外督撫的兼銜（六科給事中，掌諫諍及稽查，在明代亦為有實力的官。清朝雍正時，使給事中隸屬都察院，遂失其獨立的資格）。大理寺與刑部、都察院，並稱三法司，明清兩代都同。翰林院本係文學侍從之官，明朝從天順以後，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所以翰林院的位置，驟覺崇高。詹事府本東宮官，清朝不設太子，此官但為翰林院升轉之階。宗人府管理皇族，在明代關係本不甚重要。但在清代，宗室愛新覺羅係一特別階級，專歸宗人府管理。凡宗室愛新覺羅議敘，專歸宗人府，議處亦由宗人府會同刑部辦理，所以宗人府亦頗有關係。曆代中央各官，大半為奉君主一人而設。清朝則此等官署，雖亦俱有，而實際上供奉天子的事情，大部分在內務府。又太監亦是為內務府管理的，所以又兼曆朝內侍省之職。
外官則明初改路為府。府之下為縣。州則屬州同於縣，直隸州同於府。其上設布政按察二司，布政司掌民政，按察司掌刑事。也是行的兩級製，而上有監司之官。但是元朝的行省，區域本嫌太大（這本不是認真的地方區劃）。明初雖廢去行省，而布政司所管的區域，卻沿其舊，以致龐大而無當。又布政司的參政參議，按察使的副使僉事，都分司各道，遂儼然於府縣之上，添設一級（道的名目很繁。在明時，最普通的，是“分巡”、“分守”和兵備。《明史》說：“明初製恐守令貪鄙不法，故於直隸府州縣設巡按禦史，各布政司所屬設試僉事。已罷試僉事改按察分司四十一道，此分巡之始也。分守起於永樂間，每令方麵官巡視民瘼，後遂定右參政右參議分守各屬府州縣。兵道之設，仿自洪熙間。以武臣疏於文墨，遣參政副使沈固、劉紹等往各總兵處整理文書，商榷機密，未嚐身領軍務也。至弘治中，本兵馬文升，慮武職不修，議增副僉一員敕之，自是兵備之員盈天下。”）。而明朝所遣總督巡撫，本是隨時而設的，在清代又成為常設之官，其權力遠出於兩司之上，就不啻更加一級而成五級了。
清朝對於東三省，治法頗為特別。奉天係陪都，設府尹，又有五部（除吏部）。府尹但管漢人，旗人的民刑訴訟，都歸五部中的戶刑二部；而軍事上則屬將軍（其初盛京將軍，嚐為兼管府事大臣，後改於五部中簡一人為之）。光緒二年，乃以將軍行總督事、府尹行巡撫事。吉、黑但有將軍副都統。末年乃設東三省總督，改為行省製。對於蒙古、新疆、西藏，亦用駐防製度。新疆於中俄伊犁交涉後，亦改為行省；而蒙藏則始終未能改省。對於外蒙古的駐防，有定邊左副將軍和參讚大臣，駐紮烏裏雅蘇台。科布多參讚大臣，幫辦大臣，駐紮科布多。對於青海、蒙古，則有西寧辦事大臣，駐紮西寧，而對內蒙古和西套蒙古，無駐防。凡蒙旗都置劄薩克，唯內屬察哈爾土默特無劄薩克，直接歸將軍副都統管轄。對新疆，有伊犁將軍，統轄參讚、領隊、辦事、協辦諸大臣，分駐南北路各城。對西藏，有駐藏辦事大臣一人，幫辦大臣一人，分駐前後藏。宣統三年，裁幫辦大臣，設左右參讚。左參讚與駐藏大臣，同駐前藏，右參讚駐後藏。
第二節 學校選舉
中國選舉之法，從唐到清，可以稱為科舉時代。這時候的選舉，並非沒有別一條路，而其結果，總是科舉獨盛。
明初是學校、科目、薦舉，三途並用，而太祖看得學校很重。其製：國學名國子監（南北二京俱有）。肄業於國子監的，謂之“監生”，而其中又有舉監（舉人）、貢監（生員）、蔭監（品官子弟）、例監（損貲。起景帝時）之分。
府州縣皆立學，府置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置學正一，訓導三，生員三十人。縣置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其增廣於定額之外的，謂之增廣生員。前此所設，得食廩膳的，謂之廩膳生員。後來增廣亦有定額，更於定額之外增取，附於諸生之末的，謂之附學生員。生員入學，初由巡按禦史布按兩司和府州縣官。英宗正統元年，專置提學官，以三年為一任。三年之中，考試兩次。一次第其優劣，分為六等，謂之歲考。有科舉的年份，又考試一次，取列一二等的，得應鄉試，謂之科考（生員之額既多，初入學的，都稱附學生員。歲科兩考，名次高的，才得為廩膳增廣生員）。士子不曾入學的，統稱為童生。明朝立學最盛，府州縣之外，諸衛所亦皆立學。又應科舉的，必須先在學校畢業，而學校起家，可以不由科舉。太祖時候，對於國學，極為注重。“司教之官，必選耆宿。”規則亦極完備。國學諸生，皆令其分赴諸司，先習吏事，謂之“曆事監生”。洪武二十六年，嚐盡擢國子生六十四人為布政、按察兩使及參議副使僉事等官。其為四方大吏的尤多。而台諫之選，亦出於此。就常調的，亦得為府州縣六品以下官。然“一再傳之後，進士日益重，薦舉遂廢，而舉貢日益輕……迨開納粟之例，則流品漸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益輕”。於是同處太學之中，而舉監、貢監、蔭監等和援例監生，出身又各不相同。而舉人生員，亦都不願入監，國學就有名無實了。這個自由於科目之勢，積重已久。所以明太祖一個人的崇重學校，不能挽回。
其科舉之製，亦是但有進士一科。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二場試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子、午、卯、酉之年，在直省考試，謂之“鄉試”，中式的謂之“舉人”。第二年，到京師去，應禮部的考試，謂之“會試”（都分三場，所試如上所述）。中式的更由天子廷試（對策），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謂之“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試同進士出身。其經義的格式，略仿宋朝的經義。然有兩特別之點：一、須“用古人語氣為之”，二、“體用排偶”（所以謂之“八股”）。這種奇怪的文體，也有個發生的緣故。因為考試的時候，務求動試官之目。然應考的人多，取錄的人少。出了題目，限定體裁，無論怎樣高才博學的人，也不敢說我這一篇文章，一定比人家做得好。而又定要動試官之目，就隻有兩種法子：一是把文章做得奇奇怪怪，叫試官看了，吃其一嚇，不敢不取。二是把文章做得很長，也是嚇一嚇試官的意思——這兩種毛病，是宋朝以來就極盛的。要限製這種弊病，就於文章的格式上，硬想出種種法子：第一種辦法，就是所以預防一的弊病。第二種辦法，則是所以預防二的弊病的（因為要代古人說話，就是限定了，隻準說某時代某一個人的話。其所說的話，就有了一定範圍，自然不能十分奇怪。散文可以任意拉長〈所謂“汗漫難知”〉，駢文卻不容易）。然而文體卻弄得奇怪不堪了。
清朝的學校選舉製度，大抵沿明之舊。所不同的，則二場不試論判，及詔、誥、表，而於頭場試四書文三篇，五言試帖詩一首。二場試五經文三篇。三場試策五道（鄉會試同，殿試策一道）。此外康熙十八年，乾隆元年，曾舉行博學鴻詞科。光緒二十九年，又曾舉行經濟特科，則係前朝製科之類（參看第五章第二節）。
明清的科舉製度，有可評論者兩端。其一，學校科目，曆代都是兩件事。明朝令應科目的必由學校，原是看重學校的意思。然其結果，反弄得入學校的，都以應科舉為目的，學校變成科舉的附屬品——入學校的目的，既然專在應科舉，而應科舉的本事，又不必定要在學校裏學；則學校當然可以不入。到後來，學校遂成虛設。生員並不真正入學，教官也無事可做。其二，唐宋時代的科舉，設科很多（參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二節，及第三篇第十章第二節），應這時代的科舉，一人懂得一件事就行了。這是可能的事情。從王荊公變法之後，罷“諸科”而獨存“進士”。強天下的人而出於一途，已經不合理了。然而這時候，進士所試的隻是經義、論、策。經義所試的，是本經、兼經。一人不過要通得一兩經，比較上還是可能的事情。到明清兩朝，則應科舉的人：一、於經之中，既須兼通《四書》、《五經》。二、明朝要試論、判、詔、誥、表，清朝要試試帖詩，這是唐宋時“製科”和“詩賦進士科”所試的事情，一人又要兼通。三、三場的策，前代也有個範圍的（大抵時務策居多）。明清兩朝，則又加之以經子，更其要無所不通。這種科舉，就不是人所能應的了。法律是不能違反自然的。強人家做不能做的事情，其結果，就連能做的，人家也索性不做。所以明清兩朝的科舉，其結果，變成隻看幾篇《四書》文，其餘的一概不管；就《四書》文也變成另外一種東西，會做《四書》文的人，連《四書》也不必懂得的。於是應科舉的人，就都變作一物不知的。人才敗壞，達於極點了（戊戌變法，曾廢八股，以策論經義試士。孝欽垂簾之後，仍複八股。辛醜回鑾，又廢八股，試策論經義。1905年，遂廢科舉。其事無甚效果，不足論）。
第三節 兵製
明朝的兵製，和唐朝的府兵，最為相像。其製係以“衛”、“所”統兵，而以“都督府”和“都司”，統轄衛所——凡都司，都屬於都督府，但衛所亦有屬都督府直轄的。其編製以百二十人為一百戶，千二百人為一千戶，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設於京城。有左右都督、同知、僉事。都司有都指揮使，衛有衛指揮使，千戶所有正副千戶，百戶所有百戶。每百戶之下，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自衛指揮使以下，官多世襲；其軍士亦父子相繼。凡衛所的兵，平時都從事於屯田。有事則命將統帶出征；還軍之後，將上所佩印，兵亦各歸衛所。統率之權，在於都督府；而征伐調遣，則由於兵部。天子的親軍，謂之“上直衛”。此外又有南北京衛，都以衛所之兵調充。凡此，都和唐朝的兵製，極相像的。但是後來，番上京師的“三大營”，既然腐敗得不堪；而在外的衛所，亦是有名無實。
清朝的兵製，則初分“旗兵”、“綠營”，後來有“勇營”，再後有“練兵”。末年又仿東西各國，行“征兵”之製。
旗兵分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滿洲八旗太祖時就有。其初但分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四旗。後來兵多了，才續添出鑲黃、鑲白、鑲紅、鑲藍。蒙古、漢軍八旗，則均係太宗時所置。每旗置都統一，副都統二。凡轄五參領，一參領轄五佐領，一佐領轄三百人。入關之後，八旗兵在京城的，謂之禁旅八旗，仍統以都統副都統。駐守各處的，謂之駐防八旗，則統以將軍副都統。八旗兵都係世襲。一丁受餉，全家坐食。其駐防各省的，亦都和漢人分城而居。尚武的風氣，既已消亡，而又不能從事生產。到如今，八旗生計，還成為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綠營則沿自明朝，都以漢人充選，用綠旗為標誌，以別於八旗，所以謂之綠營。皆隸於提督、總兵。總兵之下，有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外委等官。提鎮歸督撫節製。督撫手下，亦有直接之兵，謂之督標、撫標。其兵有馬步之別。
乾隆以前，大抵出征則用八旗，平定內亂，則用綠營。川楚教民起後，綠營旗兵，都毫無用處，反借鄉兵應戰。於是於綠營之外，另募鄉民為兵，謂之練勇。太平軍起後，仍借湘淮軍平定。於是全國兵力的重心，移於勇營（勇營的編製，以百人為一哨，五哨為一營。馬隊以五十人為一哨，五哨為一營。水師以三百八十八人為一營）。法越之役，勇營已覺得不可恃，中日之戰，更其情見勢絀了。
於是於勇營之外，挑選精壯，加餉重練，是為練軍。各省綠營，亦減其兵額，以所省的餉，加厚餉額，挑選重練。
練軍之中，最著名的，為甲午戰後所練的武衛軍。分中、左、右、前、後五軍，都駐紮畿輔。而其改練新操最早的，則推湖北的自強軍（張之洞總督湖廣時所練）。
征兵之製，實行於1907年。於各省設督練公所，挑選各州縣壯丁，有身家的，入伍訓練，為常備兵。三年，放歸田裏，謂之續備兵。又三年，退為後備兵。又三年，則脫軍籍。其軍官之製，分三等九級。上等三級，為正副協都統，中等為正副協參領，下等為正副協軍校。
水師之製，清初分內河、外海。江西、湖南、湖北戰船，屬於內河。天津、山東、福建戰船，屬於外海。江、浙、廣東，則兩者兼有。以水師提督節製之。太平軍起後，曾國藩首練水師，以與之角逐，遂成立所謂長江水師，而內河水師亦一變。事平以後，另練南北洋海軍，而外海水師之製亦一變（從前《廣智書局》出有夏氏所著《中國海軍誌》一冊。於清代海軍沿革，敘述頗詳，可供參考。又甲午以前海軍情形，亦散見《東方兵事紀略》、《中東戰紀》兩書中）。
火器沿革，見《明史》卷九十二和《清朝全史》第十四第三十七兩章。文長不能備錄，可自取參考。
第四節 法律
明清兩朝的法律，也是一貫的。日本織田萬說：
支那法製，與國民文化同生。悠哉久矣，唐虞三代，既已發布成文法（《尚書·舜典》之“象以典刑”雲雲，即當時成文法製定之證）。至編纂法典，在春秋戰國時代。魏李悝作法經六篇，是為法典之嚆矢。秦商鞅改法為律，漢蕭何據之，成律九章……而後曆朝皆有刑律之編纂；至於後世，益益完備……至行政法典，起原何時，殊難確定。要其大成，端推唐代。唐作《六典》，載施政之準則，具法典之體裁，為後代之模範。以視漢以來之所謂律，所謂令，所謂格，所謂式者，大有殊焉（《六典》作於開元十年，經十六年而始成。為卷三十。曰六典者，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明及清之會典，以之為藍本焉。
由是觀之，支那古來，即有二大法典：一為刑法典，一為行政法典。清國蹈襲古代遺製……用成《大清律》及《大清會典》二書：二書所載，為永久不變之根本法，其適用之界限頗寬。且其性質以靜止為主，不能隨時變遷。故於法典之外，為種種成文法，以與時勢相推移。詳其細目，以便適用；而補苴法典之罅漏……（《清國行政法》，據法學研究社譯本）
這幾句話，於中國法律的沿革，說得很清楚。便是：一、中國曆代的所謂法典，隻有行政法、刑法兩種。二、而這兩種法典，隻有唐、明、清三代編纂得較為整齊。
法律要隨時勢為變遷。中國曆代，變更法律的手續太難；又當其編纂之始，沿襲前代成文的地方太多，以致和事實不大適合，於是不得不補之以例。到後來，則又有所謂案。法學家的議論大抵謂“律主於簡，例求其繁”，“非簡不足以統宗，非繁不足資援引”，“律以定法，例以準情”。這也是無可如何之勢。但是例太多了，有時“主者不能遍覽”，人民更不能通曉，而幕友吏胥等，遂至因之以作弊。這正和漢朝的時候，法文太簡，什麽“比”同“注釋”等，都當做法律適用，弊竇相同（參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五節）。都由法律的分類，太覺簡單，不曾分化得精密的緣故。
明朝的刑法，就是所謂《大明律》，“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頒行天下”（詳見《明史》卷九十三）。當草創之初，律令總裁官李善長說：“曆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製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所以《明律》的大體，是沿於《唐律》的。其諸律的總綱，謂之名例律，冠於篇首。此外則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其刑法，亦分笞、杖、徙、流、死五等。五刑之外，又有充軍和淩遲。淩遲以處大逆不道者。充軍分極邊、煙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各等，又有“終身”和“永遠”之別。
清朝的法律，編纂於順治三年，全以《明律》為藍本，名《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十八年，命刑部：“律外條例，有應存者，詳加酌定，刊刻通行。”名曰《現行則例》。二十八年，禦史盛苻升奏請以現行則例，載入《大清律》內。詔以尚書圖納、張玉書等為總裁。至四十六年，繕寫進成，“留覽”而不曾“發布”。雍正元年，詔大學士朱軾、尚書查郎阿等續成之。至五年而全成，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高宗即位，命律例館總裁三泰等，更加考正。五年，纂入定例一千條，公布施行。自此以後，合律和條例為一書，遂稱為《大清律例》。條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有律例館，附屬於刑部。屆修纂之年，則由刑部官吏中，任命館員，事終即廢（參看《清國行政法》第一篇第二章）。其律分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大目。刑分笞、杖、徙、流、死。五刑之外，又有淩遲，充軍，與明同。而淩遲之外，又有梟示。較充軍更重的，則發至黑龍江等處，給戍兵為奴，謂之發遣（充軍分附近、邊衛、邊遠、極邊、煙瘴五等）。
司法的機關，除各級行政官都兼理刑獄外，在內則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並稱為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司糾察，大理寺主駁正。明清兩代，都是如此。亦係慎重刑獄之意。
而明朝最野蠻的製度，則係鎮撫司、錦衣衛、東西廠，並起而操刑獄之權，其略已見第二章第一節（詳見《明史》卷九十五）。清朝的時候，對於八旗，本來不設治民之官，所以其刑獄，亦由將軍副都統兼管（八旗包衣，由內務府審理）。外藩如蒙古等的訴訟，則各由該部長自理。不服上訴，則在理藩院。這個都可稱為特別審判。五刑之製，定於隋代。雖然遠較秦漢時代的法律為文明，而比諸近世的法律，則尚不免嫌其野蠻。且如裁判製度、訴訟手續等，亦覺其不完備。所以從海通以後，各國借口於我國的法律不完，遂都在我國施行領事裁判權。末年有改良法律之議，乃將梟示、淩遲刪除，軍遣、流、徙，改為做工。笞、杖，改為罰金。又編訂《刑律》、《民律》、《商律》和《刑民事訴訟法》。且擬改良審判製度。然均未及實行（參看第一節）。
第五節 賦稅製度（上）
明初賦役的製度，卻較曆代為整齊。這個全由於有“黃冊”和“魚鱗冊”之故。明朝田賦，仍行兩稅之法，分為夏稅秋糧。其征收之額，官田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租田八鬥五合五勺，蘆地五合三勺四杪，草塌地三合一勺，沒官田一鬥二升。役法：民年十六為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役有以戶計的，謂之甲役。以丁計的，謂之徭役。出於臨時命令的，謂之雜役。亦有力役雇役的區別。黃冊的編造，起於洪武十四年。“以一百十戶為一裏，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裏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裏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裏。裏編為冊。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僧道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麵黃紙，故謂之黃冊。”魚鱗冊之製，則起於洪武二十年。“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阪，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
黃冊是有田有丁的，一查黃冊，便可知道這一家有多少丁，多少田。而田的好壞，以及到底是誰所有，又可把魚鱗冊核對。據此以定賦役，一定可以公平的了。但是到後來，魚鱗冊和黃冊，都糊塗不堪（魚鱗冊甚且沒有。黃冊因要定賦役之故，不能沒有，然亦因和實際不合，不能適用。有司“征稅編徭”，乃自為一冊，謂之“白冊”）。據了魚鱗冊，找到了田，因無黃冊之故，無從知田為何人所有。白冊上頭，載了某人有田，某人無田；某人田多，某人田少，也無從考核其到底是否如此。因為無魚鱗冊，不知其田之所在，無從實地調查之故。於是仍舊弄得窮的人有稅而無田，富的人有田而無稅。“無稅的田”的稅，不是責裏甲賠償，便是向窮民攤征。而國課一方麵，也大受影響。曆代承平數世，墾田和歲人的數目，都要增加的，獨有明朝，則反而減少（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天下墾田8507623頃68畝。弘治十五年，即公元1502年，反隻4228058頃）。於是有丈量之議，起於世宗時。然實行的不過幾處，神宗時，張居正當國，才令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以三年畢事。於是“豪猾不得欺隱，裏甲免賠累，小民無處糧”，賦稅之製，總算略一整頓（但是明初量地的弓，本有大小之不同。這一次，州縣要求田多，都用小弓丈量，人民亦受些小害）。其役法，則弄得名存實亡而後已。按力役之法，本來不大合理。與其課以力役，自不如課以一種賦稅，而官自募役之為得當。但自唐宋以來，除王荊公外，總不能爽爽快快，竟行募役。而到後來，輾轉變遷，總必仍出於雇役而後已，這也可見事勢之所趨，不容違逆的了。明初的役法，本來是銀差力差（銀差即雇役），各從其便的。當時法令甚嚴，“額外科一錢，役一夫者，罪至流徙”。所以役法還算寬平。後來法令日弛，役名日繁，人民苦累不堪。於是有“專論丁糧”之議。英宗正統初，僉事夏時，行之於江西，役法稍平。神宗以後，又行“一條鞭”之法。總計一州縣中，人民應出的租稅和應服徭役的代價，一概均攤之於田畝，征收銀兩。而一切差役，都由官自募。這便竟是普加一次田賦，而豁免差役了。主張田稅和差役，不可並為一談的人，不過說“徭役應當由富人負擔的，有田的人，未必就是富人。所以力役的輕重，應當調查人戶的貧富另定”。然而貧富的調查，決難得實，徒然因此生出許多擾累來。倘然征稅能別有公平之法，不必盡加之於田畝，自然是很好的事情。若其不然，則與其另行調查人戶的貧富，以定力役，還毋寧多征些田稅而免除力役，讓有田的負擔偏重一點，因為倘使不然，徒然弄得農民的受害更甚。
魚鱗冊和黃冊是一種良法，一條鞭則出於事勢之自然，所以都為清代所遵循。清朝戶口之法，其初係五年一編審。州縣造冊申府，府申司，司申督撫，督撫以達於部。以一百十戶為一裏，推丁多者十人為長。十戶為一甲。甲係以戶，戶係以丁（民年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添注”）。計丁出賦，以代力役，都和明製相同。康熙五十二年，詔嗣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丁賦之額，一以五十年冊籍為準。雍正年間，遂將丁銀攤入地糧。於是乾隆初，停五年編審之製，民數憑保甲造冊（保甲之法：以十戶為一牌，十牌為一甲，十甲為一保，各有長。每戶發給印單，令其將姓名職業人數，都一一書寫明白）。每年十一月，隨穀數奏報（八旗戶口，三年一編審。由將軍、都統、副都統飭屬造冊送部）。田稅亦分夏稅，秋糧。當編審未停以前，州縣亦有黃冊和魚鱗冊，用一條鞭法征收。編審停後，就隻剩一種魚鱗冊了。清朝征稅之製，又有一種“串票”。寫明每畝應征之數，交給納戶，以為征收的憑據。其法起於順治十年。初用兩聯，官民各執其一。因為奸胥以查對為名，向納戶收回，以致納戶失掉憑據，就可上下其手。康熙二十八年，改為三聯。官民與收稅的人，各執其一。編審停後，造串票僅據魚鱗冊。因為丁賦業經攤入地糧，征收隻認著田，所以無甚弊病。
又曆代賦稅，都是征收實物（明初所征收的名目還很多。見《明史》卷七十八）。英宗正統三年（公元1438年），始令折征金花銀，從此遂以銀為常賦了（清朝漕糧省分，有本色折色之分。折色征銀，本色征米。無漕糧處，一概征銀）。這也是稅法上的一個大變遷。其理由都在幣製上，可參看第七節。
又明朝的時候，浙西地方，田賦獨重。其原因起於宋朝南渡之後，豪強之家，多占膏腴的田，收租極重。其後變作官田遂以私租為官稅（參看第三篇第十章第五節）。有元一代，這種弊竇，迄未革除。張士誠據浙西時，其部下官屬，田產遍於蘇鬆等處。明太祖攻張氏時，蘇州城守頗堅。太祖大怒，盡借浙西富民之田，即以私租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為浙西地味膏腴，加其稅兩倍。於是一畝之賦，有收至兩三石的（大抵蘇、鬆最重，嘉、湖次之，杭州又次之）。邱濬《大學衍義補》說：江南之賦，當天下十分之九；浙東西當江南十分之九；蘇、鬆、常、嘉、湖，又當兩浙十分之九。負擔的不平均，可謂達於極點了。從建文以後，累次減少（宣宗時，周忱巡撫江南，所減尤多）。然浙西之賦，畢竟仍比他處為重。以與張士誠一個人反對，而流毒及於江南全體的人民，這種政治，真是無從索解了。
第六節 賦稅製度（下）
田稅而外，蔚為大宗的，就是鹽茶兩稅。明代的鹽，亦行通商法，而兩淮、兩浙的鹽，則又兼行人中法。謂之“開中”，其初頗於邊計有裨。後因濫發鹽引，付不出鹽，信用漸失。孝宗時，乃命商人納銀子運司，給之以引。而以銀供給邊用，謂之銀鹽法。清代的鹽則由戶部發引，商人納課於運庫或道庫（鹽法道），然後領引行鹽。引地各有一定，商人亦均世襲，就變成一種商專賣的樣子（這種引謂之正引。有時引多商少，則另設票售之於民，謂之票引。票引是沒有地界的，商人亦係臨時投資）。國家為收鹽稅起見，保護這幾個商人專賣，已不合理。而且（一）其初定製的時候，是算定什麽地方要多少鹽，然後發引的。所以引數和一地方需鹽之數，大略相當。到後來，戶口多了，鹽便不夠銷——或因特別事故，戶口銳減，則又不能銷。（二）什麽地方吃什麽鹽，初時也是根據運輸的狀況定的。後來交通的情形變了，而引路依然，運輸上也不利益。（三）因鹽不夠銷之故，商人借官引為護符，夾帶私鹽，銷起來總要先私而後公，於是官鹽滯銷，而國課受其影響。（四）而且商人的得鹽，有種種費用，成本比私鹽為重，運輸又不及私販的便利。所以就商人夾帶的鹽，也敵不過私販的鹽，何況官鹽？（五）私販既有利可圖，就成無賴棍徒的巢窟；於產鹽和鄰近產鹽地方的治安，大有妨害。（六）私銷既盛，不得不設法巡緝。然實利之所在，巡緝是無甚大效的。其結果，反弄得巡緝之徒，也擾害起人民來。（七）保護部分人專利，使人民都食貴鹽等根本上的不公平，還沒說著，其流弊業已如此。這種違反自然狀況的稅法，是不可不根本改革的。茶亦行通商法。明代嚐設有茶馬司，由官以茶易西番之馬，禁止私運。初時也很有成效。後來私茶大行，價較官茶為賤，番人都不肯和官做交易，遂成為有名無實的事情。清代之茶，無官賣之事，但對蒙、藏，仍為輸出之一大宗（通商以後，絲茶亦為輸出之大宗。其事甚長，非本篇所能盡，故不論）。
此外雜稅尚多。在明代，大抵以稅課司局收商稅（三十取一），抽分場所科竹木柴薪、河泊所取漁課。又有市肆門攤稅、塌房稅（官設的貨棧）、契稅等。明代此項雜稅，大抵先簡而後繁。隨時隨地，設立的名目很多，就《明史》也不能盡舉。清代牙稅契稅，是通十八省都有的。此外，蘆課、礦課、漁課、竹木稅、牛馬牲畜稅等，則隨地而設，都由地方官征收。
商業上，內地的通過稅，明朝本來就有的。宣宗時，因鈔法不通，於各水陸衝衢，專一設關收鈔，謂之鈔關（參看下節）。其初本說鈔法流通之後，即行停止的，然此後遂沿襲不廢，直到清朝，依然存在。清朝的關，有常關、海關之分。常關專收內地的通過稅。有特派王大臣監督的（京師崇文門左右翼），有派戶部司員監督的（河北的張家口、山西的殺虎口），有由將軍兼管的（福州閩海關），有由織造兼管的（蘇州滸墅關、杭州南北新關），各省鈔關稅，由督撫委道府監收。後來離海關較近之處，都歸並洋關管理。洋關則各關都有稅務司，其上又有總副稅務司，都以洋人充之，由海關道監督。光緒三十二年，又特設督辦稅務大臣，以董其事。稅額：洋貨進口，土貨出口的，都值百抽五，為進出口正稅。土貨轉運別口的，值百抽二點五，為複進口半稅。洋貨轉運別口的，在三十六個月以內免稅，逾期照正稅一樣完納，為複進口正稅。洋商運貨入內地，和入內地買土貨的，都值百抽二點五，為內地半稅。稅則列入約章上，成為協定稅率，是中國和外國人交涉以來，最吃虧的一件事。《辛醜和約》曾訂明裁厘之後，加稅至一二點五，但到如今沒有實行。厘金起於洪楊之時，本說事平之後即行裁撤。其後借口地方善後，就此相沿不廢。各省都由布政司監督，委員征收。有分局，有總局，一省多者百餘處，少亦數十處。層層阻難，弄得商賈疾首蹙額。其實國家所得的進款，不及中飽的一半，可謂弊害無窮（稅厘製可參看第五篇第八章第四節）。
第七節 幣製的變遷
明清兩代幣製的變遷，也得略論一論。在這兩代，可稱為“鈔法廢壞，銀兩興起”的時代。
明初，承鈔法極弊之後，也頗想仍用銅錢；但是這時候，銅錢業已被鈔幣驅逐淨盡了，要用銅錢，不得不鼓鑄。而要鼓鑄，則（一）要多大的一筆費用，國家一時頗難負擔。（二）責民輸銅，人民頗以為苦。（三）私鑄頗多。（四）而商賈也有苦銅錢太重，不便運輸的。於是乃仍用鈔，分一貫、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六種。其定價，係鈔1貫=錢1000=銀1兩=金1/4兩。一百文以下，即用錢。行之未久，鈔價便已跌落。於是添造小鈔，禁用銅錢。成祖時，又禁用金銀。然到底不能維持。價格跌落，至於隻有千分之一二。到公元1428年，即宣宗宣德三年，到底至於停造新鈔。然而已出的舊鈔，還無法收回。於是想出種種法子來收回它。其收回之法，可總括為兩種：一種是添設新稅目；一種是舊有的稅，加增稅額。本來征收別種東西的，也一概收鈔。收回了，都一把火燒掉。這種臨時加增的負擔，有許多就變作了永久的。這要算我國民受“宋、金、元、明四朝政府濫發紙幣”最後之賜了。
從此以後，鈔幣雖然還有這樣東西，實際上已不行用。然而銅錢一時鼓鑄不出許多——就鑄得出，也嫌其質重而直輕。用布帛等做貨幣的習慣，從鈔幣行用以後，倒又已破壞了，一時不能恢複。而“銀”就應運而興。
鈔法既壞，銅錢又無，銀作為貨幣，是一種天然的趨勢。所以《金史》上說：金哀宗末年，民間就但以銀市易了（元朝的行鈔，亦用銀相權）。但是元朝和明朝的初期，朝廷還在那裏行鈔。所以銀的作為貨幣，還沒有發達完全。到鈔法已廢之後，這種趨勢，就日甚一日了。田稅征銀，已見第五節。其餘各方麵的用銀，見於《明史》的，今再略舉如下：
憲宗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正月，戶部奏準揚州、蘇、杭、九江等處船料鈔二貫，收銀一分。
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奏準凡課程：除崇文門、上新河、張家灣，及天下稅課司局，仍舊錢鈔兼收外，餘鈔關及天下戶口食鹽鈔，一貫折收銀三厘。錢七文，折收銀一分（按：這都是為收鈔起見，臨時增設的稅。現在鈔已收盡，故改而征銀）。
七年二月，命弘治六七年戶口鹽鈔，仍折銀解京。
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五月，戶部奏準將明年應征舊欠戶口食鹽錢鈔，及崇文門分司商稅錢鈔俱折銀。
十四年九月，令各處鈔關，並戶口食鹽錢鈔，俱折收銀。
世宗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直隸巡按魏有本，奏請鈔關俱折銀。從之。
從此以後，銀兩便變作“通行天下，負有貨幣資格”之物了。所可惜的，終明清兩朝，都未能使銀進為鑄造貨幣，以成為本位貨幣；仍舊聽他以秤量貨幣的資格，與銅並行，以致弄成無本位的神氣。
清朝對於鑄錢，頗能實行前人“不愛銅不惜工”之論（其鼓鑄，在世祖的時候，就頗認真的）。戶部設局，名曰寶泉。工部設局，名曰寶源。各省亦多設局，即以其地為局名。初時鑄錢，每一枚重一錢，後加至一錢二分，又加至一錢四分。雍正二年，乃定以一錢二分為常製（欲知其詳，可把清朝所修的《皇朝文獻通考》作參考）。亦知銀銅二者，不能偏廢。乾隆時，屢有上諭，責令各省官民，滿一貫以上，便要用銀。但是貨幣是量物價之尺，就是價格的單位。價格的單位，同時不能有兩個的。銀兩是一種天然之物，要使天然之物和法律上認為貨幣的銅錢，常保一定的比價，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倘使這時候，能悟到銀兩與銀幣不是一物；把銀也鼓鑄成一種貨幣，且單認銀為貨幣，而把銅錢當成銀幣的輔助品；中國就早可進為銀本位之國。本位觀念既已確立，就再要進而為金本位，也容易許多了。惜乎清朝順、康、雍、乾四朝，對於幣製，都很有熱心整頓，始終沒想得穿這一步，以致不但本位不立，而且銀兩需用既廣，而實際上專用秤量量法，也覺得不便殊甚；到和外國交通以後，墨西哥的銀幣，就成為一種商品而輸入了。這是“鈔幣廢而銀兩興”（而且中國自古是專用銅幣的，到這時代，才可以稱為銀銅並用）的時代中的得失。至於中國現在，究應進為金本位；抑應廢金用紙，徑與貨物相權？那是另一個問題（是很大的問題），不是本書所能兼論的。
第八節 學術思想的變遷
明清兩代，學術思想的變遷，關係極大。這種變遷，起於明末，而極盛於清朝乾嘉之時；道鹹以後，又別開異境，就和最近輸入的西洋思想相接觸。要論這件事情，我先得引近人的幾句話。他說：
綜觀二百餘年之學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複古為解放。第一步複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複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複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複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複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改造雜誌》三卷三號梁啟超《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
原來中國學術，可分為六個時期。
一、先秦時期。此時期可稱為創造時期。中國一切學術，都從上古時代逐漸發生，至春秋戰國而極盛（參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一節和第三節）。
二、兩漢時期。此時期可稱為經學時期。因此時期之人，對於學問，無所發明創造；隻是對於前一期的學問，抱殘守缺，而所抱所守的，又隻得儒家一家。此時期中又可分為兩時期：前漢的今文學，是真正抱殘守缺，守古人的遺緒的；後漢的古文學，則不免自出心意，穿鑿附會，但其尊信儒家則同（參看第二篇第八章第六節）。
三、魏晉時期。東漢時代的學問，不免流於瑣碎，又不免摻入妖妄不經之說，漸為人心所厭棄。由是思想一轉，變而專研究古代的哲學（這種哲學，是中國古代社會公有的思想，由宗教而變成哲學，存於儒家道家書中，而魏晉以後的神仙家，亦竊取其說以自文的。合觀第一篇第十章第一節和第三節及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節自明）。
四、南北朝隋唐時期。這時期可稱為佛學時期。中國古代的哲學，雖然高尚，究竟殘缺不完。印度人的思想，則本來偏於宗教和哲學方麵。這時代，佛教以整然的組織，成一種有條理係統的哲學而輸入，自然受人歡迎（參看第二篇第十五章第六節）。
五、宋元明時期。這一派的學術，可謂對於佛學的反動力，因為佛學太偏於出世之故。但其學問，實在帶有佛教的色彩不少（參看第三篇第十章第八節）。
六、晚明有清時期。這時期可稱為“漢學”時期，便是現在所要論的。
原來中國人的學問，有一個字的毛病，便是“空”。所謂空，不是抱褊狹的現實主義的人所排斥的空，乃是其所研究的對象，在於紙上，而不在於空間（譬如漢朝人的講經學，就不是以宇宙間的事物為對象，而是以儒家的經為對象）。這是由於尊古太甚，以為“宇宙間的真理，古人業已闡發無餘；我們隻要懂得古人的話，就可懂得宇宙間的真理”的緣故。
這種毛病，是從第二期以後，學術界上通有的毛病。但是學術是要拿來應付事物的。這種學術，拿來應付事物，總不免要覺其窮。於是後一期的學術，起而革前一期的學術的命。第五期的學術，是嫌第四期的學術，太落空了，不能解決一切實際的問題而起的。然而其實第五期的學術，帶有很多第四期的學術的色彩；而且仍舊犯了“以古人之書為研究的對象”的毛病，既不能真正格明天下之物之理，又不能應付一切實際的問題。到後來，仍舊變為空談無用。明朝的時候，王學出，而其落空也更甚。這種學術的弊壞，達於極點，而不可不革命了。所以清代的漢學，乘之而起。漢學雖亦不免以古人的書為對象；但（一）其所“持為對象的古人的書”，是很古的，很難明白的。要求明白它，不得不用種種實事求是的考據手段。因為用了這種手段，而宇宙間的真理，也有因此而發明的（考據古書，本是因為信古書而起。然其結果，往往因此而發現古書的不可信）。（二）其所持為對象的，是第一期人的書（傳注雖是漢人的書，實際上都是第一期人的遺說）。“以古人之書為對象，而不以宇宙間的事物為對象”的毛病，是第二期人才有的。第一期人，還是以事物為對象。看他的書，好比看初次的攝影一樣，究竟去事物還近。（三）而且“考求宇宙間事物”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原是一貫的。這是經過漢學時代之後，中國人易於迎接西洋人科學思想的原理。這一期學術之中，又可分為三小期。
第一小期，最適當的代表人物，是顧炎武。炎武的特色，在於（一）博學。他於學問，是無所不窺的。看他所著的《日知錄》，便可以知道。（二）實事求是。無論講什麽學問，都不以主觀的判斷為滿足，而必有客觀的證據。看他所著的《日知錄》、《音學五書》，便可知道。（三）講求實用。與炎武同時幾個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實事的，不是想談學問的。所以他們講學問，也帶有實用的色彩。看顧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便可以知道。與炎武同時的黃宗羲、王夫之、顏元、劉獻廷等，都帶有這種色彩。夫之僻處窮山，其學不傳。黃宗羲之學，是偏於史的。其後浙西一隅，史學獨盛（其最著的，如萬斯大、萬斯同、邵晉涵、全祖望、章學誠等）。獻廷的書不傳。又他所研究的學問（如想造根本楚音的新字母等（見全祖望《鮚琦亭集·劉繼莊傳》），和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學問，相去得太遠了。顏元是專講實行的，凡是書本上的功夫，他一概不認為學。主張研究兵農，身習六藝。這一派學問，在當時的環境中，也不甚適於發達（因為專製的時代，不容人民出來做事。中國社會是靜的，也不歡迎出來做事的人）。所以到後來，專講做實事的顏元一派消滅了，講一種特別的學問的劉獻廷一派也不傳。因為當時的思想，帶有一種複古的趨勢之故（見第十三章第一節），於後世的事情，無暇分其精力去研究，而都並其力於考古之一途。於是史學等也不甚發達，而清朝人的學問，遂集中於經。繼炎武而起的，是著《古文尚書疏證》，以攻東晉晚出《古文尚書》之偽的閻若璩，著《易圖明辨》，以攻宋以後盛行的河洛圖書的胡渭等（參看第三篇第十章第八節）。這一派人的學問，是“博采的古人的成說，求其可信者而從之”，不一定薄宋而愛漢，可稱為“漢宋兼采派”。
第二期的人物，可分皖吳兩派。皖派起於戴震，其後最著的，為段玉裁、王懷祖、王引之。王氏之後，為最近的俞樾、孫詒讓。吳派則惠周惕、惠士奇、惠棟，三世相繼。其後著名的，如餘蕭客、江聲、江藩、王鳴盛、錢大昕、汪中等。這一派的特色，在於專標漢儒，以與宋儒相對待。原來研究學問，有兩種法子：其一是臚列了許多證據，以主觀判斷其真偽。其二是不以主觀下判斷，而先審查這證據的孰為可信。譬如東門失火，咱們人在西門；聽得人述失火的原因和情形，各個不同。揀其最近情理的一種信他，是前一種法子（這是漢宋兼采派）。且不管他所說的話，誰近情，誰不近情，先去審查各個傳說的人，誰是在東門眼見的，誰的說話，是素來誠實的條件，以為去取的標準，是後一種法子（這是純正的漢學。若絕不問人，單是坐在屋子裏，憑虛揣度，便變成宋學了）。把這兩種法子比較起來，當然後一種更為謹嚴，所以循進化的公例，第一期的漢宋兼采派，當然要進為第二期的純粹漢學派。這一期可稱為清代學術的中堅。前此亡逸的經說，都在這一期中輯出。漢人的傳注，有不明白的，在這一期中，都做成了新疏（除《左氏》、《小戴記》外，《十三經》清儒都有新疏）。清朝人的學問，經學而外，最發達的是小學，在這一期中，也煥然大明。講考據最切要的功夫，使古學複明最緊要的手段，是校勘和輯佚，到這一期而其法大備。又推治經之功，以旁及諸子，且及於史，真能使古學燦然複明。近人以清朝的漢學，比歐洲的文藝複興，這一期當然是清代學術的中堅了。
第三期與第二期，同是漢學，然可對第二期的古文學而稱為今文學。漢朝人的經學，有今文和古文兩派（已見第二篇第八章第六節）。既然複古，要複得徹底。以“東門失火，在西門判斷傳說，先審查傳說的人，誰是在東門眼見的，誰的說話，是素來誠實的等條件”為例，當然今文的價值，比古文大。所以第二期之後，又有這一期，也是當然的趨勢。這一派的學問，發生於武進的莊（存與）、劉（逢祿）。而傳衍於仁和之龔（自珍）、邵陽之魏（源）。播之於近代的王闓運、皮錫瑞、廖平。而康有為創孔子托古改製之說，直追尋到儒家學說的根源。且可見得社會是進化的，古代並不比後世好（好的話，是改製者所托）。實在對於幾千年來迷信古人的思想，而起一大革命（康氏最尊信孔子。然所尊信的，是托古改製的孔子，不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便是既得解放後的尊信，不是未得解放前的尊信。這一點，不能與其餘迷信者流，等量齊觀）。
第六期的學術，如剝絲抽繭，逐層進步；至於此，則已圖窮而匕首現了。而西洋的思想，適於此時輸入。兩種潮流，奔騰澎湃，互相接觸，就顯出一種“江漢朝宗”、“萬流齊匯”的奇觀。
清朝的學術，在別一方麵的，要論起來，也還多著呢。因不足以代表一時代的思潮，所以不再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