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宋初和遼夏的交涉
宋太祖專力平定國內，對於北方，是取守勢的（史稱太祖使李漢超屯關南〈瓦橋關〉，馬仁瑞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如今河北的正定縣〉，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如今山東的惠民縣〉，以拒北狄。郭進控西山〈衛州刺史兼西巡檢〉，武守琪戍晉州〈如今山西的臨汾市〉，李謙溥守隰州〈如今山西的隰縣〉，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讚屯延州〈如今陝西的延安市寶塔區〉，姚內斌守慶州〈如今甘肅的慶城縣〉，董重誨守環州〈如今甘肅的環縣〉，王彥昇守原州〈如今甘肅的鎮原縣〉，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都待之甚厚，給他們的錢也很多，軍中的事情，都得以便宜從事。由是二十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到太宗時候，中國既已全定，就想乘此攻遼，恢複燕雲。然而遼自景宗即位以後，已非複穆宗時的腐敗；這時候，遼距開國未遠，兵力還強；又有耶律休哥等良將；所以太宗北伐，竟無成功。
太宗既滅北漢之後，就進兵攻遼。克順、薊二州，進攻幽州，兵勢頗銳。已而遼將耶律休哥來援，王師敗績於高梁河。公元982年，遼景宗卒，聖宗立。年幼，太後蕭氏同聽政。專任耶律休哥以南邊之事，形勢益強。而太宗誤聽邊將的話，以為遼女主當國，有隙可乘。公元985年，再命曹彬、潘美、田重進，分道北伐。彬出雄州，取涿州，為耶律休哥所敗。潘美出雁門，取寰、朔、應、雲四州，亦為遼將耶律色珍所敗。太宗遂急召田重進還師（田重進是出飛狐口的）。
從這兩次以後，宋朝就不能進取，而契丹卻屢次南侵。公元997年，太宗崩，真宗立。公元999年，遼聖宗自將入寇，至澶州。遣偏師渡河，掠淄、青。真宗自將禦之，次於大名。契丹乃還。公元1004年，聖宗和太後，又大舉入寇。到澶州，中外震駭。群臣多主張遷都，幸而宰相寇準，力主親征。於是車駕渡河，次於澶州。遼人不意真宗親出；這時候，聖宗和蕭太後，親在行間，用兵也不免偏於遲重些。前鋒攻澶州，又不利；統軍蕭撻凜，中弩箭而死。於是用宋朝降將王顯忠介紹，和中國議和，索價是要關南之地。磋議的結果，以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和；遼主稱真宗為兄，真宗稱蕭太後為叔母。
宋朝對於契丹，雖始終不能得誌，然而從公元1004年成和之後，到公元1122年，再開兵釁，差不多有百二十年。其間隻有遼興宗初立的時候，看見國家富強，慨然有取關南之意，差劉六苻等來求地（公元1042年）。宋朝遣富弼報之，弼力言用兵則利在臣下，言和則利在主上；反複開陳，興宗才算取消用兵的意思（這句話，是出於《遼史》上的，所以可信）。但增加歲幣銀絹各十萬兩匹。這一次，又爭歲幣用“納”字用“貢”字。據《宋史》說，是用“納”字；據《遼史》說，則是用“貢”字的。沒有第三者做證據，也無從判決其真假。總而言之，宋朝對遼朝的交涉，是始終處於弱國的地位的。然而言和甚久，實際上受害還不算厲害。實際上受害最厲害的，倒在西夏。
西夏出於黨項。始祖名拓跋赤辭（大約是鮮卑人在黨項中做酋長的），唐太宗時歸中國。他的後人，有一個喚做思敬的，討黃巢有功。唐朝賜以國姓，用他做定難節度使，世有夏（如今陝西的橫山縣）、銀（如今陝西的米脂縣）、綏（如今陝西的綏德縣）、宥（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靜（如今米脂縣北）五州。宋太宗時，其後人李繼捧入朝，盡獻其地。繼捧的兄弟繼遷，叛走地斤澤（在夏州東北三百裏，如今橫山縣境）。公元985年，襲據銀州，明年，降於遼。公元988年，宋人仍用李繼捧做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想要招徠他。繼遷請降，宋人也用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旋繼遷又叛，繼捧也與之合。宋朝討擒繼捧，而繼遷卒不能獲。公元1002年，繼遷陷靈州，改為西平府，遷居之（元昊又改名興州）。明年，陷西涼府。旋給吐蕃族潘羅支所攻，中流矢而死（參看第四章第四節）。子德明立。使子元昊，西取河西（這時候，河西為回鶻所據）。德明在位凡三十年，總算沒有窺邊。公元1032年，德明卒。元昊嗣立，宋朝的邊患就起了。
元昊是西夏一個豪傑，他是兼吸收中國和吐蕃兩種文明的（所以《宋史》說他“曉浮屠法，通蕃漢文字”。參看第二篇第十四章第三節），所以即位之後，西夏的情形，就煥然丕變（定官製，造文字，設立蕃學漢學，區劃郡縣，分配屯兵，具見《宋史·西夏本傳》）。公元1039年，元昊舉兵反。宋朝初令範雍、夏竦，分守鄜延、環慶和涇原、秦鳳。旋用夏竦做陝西招討使，韓琦、範仲淹兩個，做他的副手。韓琦主張出兵，範仲淹主張堅守；兩人議論不協，出兵的事情，就沒有成功。西夏人來攻，韓琦的副將任福，倒大敗於好水川（在甘肅隆德縣東）。範仲淹又擅和夏人通信。於是韓、範和夏竦都罷，用陳執中代他。後來又用韓琦守秦鳳，王守涇原，龐籍守鄜延，範仲淹守環慶，也總是不能得利。公元1043年，元昊雖屢打勝仗，而國中也覺得困弊，才遺書龐籍請和。明年，和議成，宋朝封他為夏國王。歲賜銀絹茶，共二十五萬五千。元昊的反叛，雖也不過五年，然而宋朝用兵的耗費，和沿邊的破壞，所受的損失甚大。陝西地方，元氣差不多始終沒有恢複（西夏兼吸收中國和吐蕃的文明，立國有二百多年，規模很有可觀。可惜記載極為闕略。《西夏紀事本末》一書，搜輯得還算完備。可以參考）。
西夏世係圖（從（一）到（八）為定難節度使的傳授）
第二節 宋初的政策和後來腐敗的情形
宋朝的對外，既如此失敗，而內政也日即於腐敗。原來宋初所患的；便是：禁軍的驕橫，藩鎮的跋扈。
禁軍是承五代的餘習，時時想把天子賣給別人（這時候的天子，原是節度使變的。他們看了他，還和前此的節度使一樣。賣一次，總有一班人得升官發財）。藩鎮之所以跋扈，是由於他一個人常兼統數郡；既有兵權在手裏，支郡（節度使所管而非其所治的，謂之支郡）自然給他壓倒。於是先把財政把持起來；地方上的款項，都用“留使”、“留州”的名目，開銷淨盡；隻把一小部分“上貢”給國家。這還是表麵上服從中央的；和中央斷絕關係的，就自然一個大錢也沒有了。既有了錢，就再拿來養兵，以違抗中央政府。
宋太祖得天下之後，自然首先要除掉這種弊病。所以乾德初，就麵諷帶禁軍的石守信等，解除兵柄；開寶初，又因藩鎮王彥超等入朝，諷他們也把兵柄解除（參看《宋史》諸人的本傳）。這就是所謂“杯酒釋兵權”，不至於時時怕“肘腋之變”。外麵有兵柄的，又先去掉幾個，事情自然就好辦了。於是以後節度使有出缺的，就都用文臣代他。
命以前節度使所管的支郡，都直隸京師。
在諸州設立通判，一切事情，皆得直達朝廷。
各路皆設轉運使，以管理一路的財賦。諸州的經費，除本地的開支外，悉送闕下。各州精壯的兵，都送到京師，升為禁軍。其留本州的，謂之廂軍：大都老弱，而且不甚教閱，不過給役而已。
各處要兵防守的地方，再派中央的兵出去，一年一換，謂之“番戍”。
這種政策推行以後，中央集權的形勢就很穩固；唐中葉以後的弊病，就都除掉了。然而日久便腐敗起來。你道為什麽？原來：
1.宋初務弱外兵。其後中央的軍政，不加整頓，禁軍也弄得很腐敗。番戍原是叫兵士習勞的意思；然而不熟悉戍守地方的形勢，以致遇有戰事，毫無用處（西夏造反的時候，陝西屯兵數十萬，然而緩急時候，仍舊要倚仗民兵。後來就大簽鄉民為兵，弄得十分騷擾）；倒反借此要索衣糧，看得出戍一次，是一個要錢的機會。又曆代廂軍升為禁軍的很多；每遇荒年，又把招兵看做救荒的政策，於是兵數驟增。
開寶（太祖年號，公元968—976年）378000人
至道（太宗年號，公元995—997年）666000人
天禧（真宗年號，公元1017—1021年）912000人
慶曆（仁宗年號，公元1041—1048年）1259000人
治平（英宗年號，公元1064—1067年）1162000人
2.在財政上，宋初用度尚小；平吳、蜀、江南、荊南、湖南、南漢諸國，都頗得其蓄積，所以頗稱富饒。後來兵多而官也多；真宗又因外交上的關係，去封泰山，祠汾陰（這件事，散見於《宋史》寇準、丁謂、王旦、王欽若諸人傳中，然而並不是真相。據《宋史》說：澶淵之役，寇準主親征，王欽若主遷都。和議既成，真宗頗優待寇準，寇準也自鳴得意。王欽若內懷慚愧，就對真宗說：澶淵之役，實在是“城下之盟”，寇準以陛下為“孤注”耳。真宗頗以“城下之盟”四字為恥，問他有什麽法子，可以雪恥？王欽若說：隻有封禪，於是妄言有天書降，就出去封泰山，祠汾陰。以封禪為雪恥的方法，真宗愚不至此。宋朝人素好說話，果然如此，斷不能不起哄的；然而當時也並沒有多少人反對，可知其中一定別有用意。《真宗·本紀讚》說：“契丹.其主稱天，其後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雁，鴇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宋之諸臣，意者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而潛銷其窺伺之心歟？”頗得當時的真相），未必嚇得倒敵人。而因此大興土木，廣營齋醮，財政的耗費，倒弄得一天大似一天；仁宗在位歲久，萬事因循；更加以陝西的用兵，財政更形竭蹶。原來宋朝最為無名的費用，是“郊祀”（祭天時的賞賜。至道末，五百餘萬緡。景德〈真宗年號，公元1004—1007年〉七百餘萬緡。仁宗時，一千二百餘萬緡、“養兵”、“宗室吏員冗祿”〈真宗時，九百七十八萬五千緡。仁宗時，一千二百萬緡。〉治平視皇祐〈仁宗年號〉，增十之三。元祐〈哲宗年號〉則一倍皇祐，四倍景德）三項，其數都日有加增。所以它的歲入，是：
至道末22245800緡
天禧末150850100緡
皇祜元126251964緡
治平二116138405緡
天禧末的歲出，是126775200緡，還有盈餘。治平二年的歲出，是120343174緡，再加以非常出（臨時經費）11521278緡，就不足15726047緡了。
3.宋朝的政治，還有一種毛病，便是防弊太甚。不但削弱外官的權柄，便對於中央的官，也是如此。唐中葉以後，因為宦官掌握兵權，樞密使一職，就漸漸尊重，前麵已經說過了（前篇第十五章第一節，本篇第一章第四節）。卻到五代時，還相沿設立此官，改用士人，宋朝也是如此。又唐朝中葉以後，因財政紊亂，特設度支使一官，以整理財政，又因這時候，鹽鐵兩項，都是入款的大宗，又特設鹽鐵使一官。宋朝都沒有裁掉；於是合戶部度支鹽鐵，為一個機關，謂之三司。就成一個“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理財”的局麵。宰相的權柄太小（當時的人說：財已匱而樞密還是添兵；民已困而三司還是斂財；中書看著民困，而不能叫三司寬財，樞密減兵。這就是行政不統一的毛病），而諫官的氣焰卻極盛。這個一者因宋初的君主，要想防製權臣，特借台諫以重權（蘇軾說：“曆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嚐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係，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二者，也因為五代時候，風俗大壞，氣節掃地，發生了一種反動力。宋朝的士夫，就多有“務為名高”、“好持苛論”的氣習。喜歡求名，就遇事都要起哄，到後來就弄成一種群眾心理的樣子。好持苛論，便彼此不能相容，就弄得互相嫉忌，不免要用不正當的“競爭”、“報複”手段。所以喜歡結黨，喜歡排擠，喜歡標榜，喜歡攻擊，差不多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氣習。恭維自己的同黨，便說得比天還要高；毀罵異黨的人，就說得連禽獸也不如。叫後世讀史的人疑惑，這時候，何以君子這樣多，小人也這樣多，其實誰也算不得君子，誰也不定是小人，不過是風氣已成，人人為群眾心理所左右。其中起哄得最厲害的，就是英宗時所謂“濮議”，歐陽修有一篇文章，記這件事情，頗為窮形盡相。惜乎太長，不能抄錄；讀者諸君，可自己取來看一遍（宋朝的黨禍，實在是從真宗時鬧起的。當時王欽若和寇準，就互相排斥。讀史者都說寇準是君子，王欽若是小人。天書一件事，似乎是王欽若等幾個人弄出來的。其實寇準也並沒反對，而且也上書獻符瑞。可見得兩派之爭，其中並沒甚政見的異同了。天書的事情，丁謂是其中一個有力的人物，因為丁謂是做三司使，全靠他籌了款來，然後封禪等事得以舉行的。真宗末年，複相寇準。真宗的皇後劉氏，“警悟，曉書史”，頗與聞政事。真宗末年久病，事情更都是皇後管的。內侍周懷政，不知怎樣，忽然想請太子監國〈劉皇後無子；後宮李氏生子，劉後取為己子，叫楊淑妃撫養他；後來立為太子，這便是仁宗〉，去同寇準商量，寇準亦以為然。後來事情泄露了，便罷寇準，代以丁謂。懷政憂懼，要想廢劉皇後。殺掉丁謂，再相寇準，而逼真宗傳位於太子。事情又泄露了，於是誅懷政，貶寇準，詔太子開資善堂，引大臣決事，而後裁製於內。這件事情，據《宋史》說：想叫太子監國，原是真宗的意思，不過對周懷政說及，而懷政出去告訴寇準的。然而羌無證據。若果如此，周懷政也不負多大的責任，何至於就想廢皇後殺宰相呢？若本來周懷政和寇準毫無關係，廢掉皇後，殺掉宰相，去請他來再做宰相，寇準又如何肯來呢？所以這件事，殊為可疑。寇準既貶，丁謂自然得法了。未幾，真宗去世，丁謂和內侍雷允恭，去營視山陵。雷允恭誤聽人言，把皇堂移了一塊地方。太後叫王曾去複看。王曾就說他“包藏禍心，有意移皇堂於絕地”，借此把丁謂擠去。這種手段，殊不正當，而宋人非常讚美他。丁謂既罷，代以王曾。後來呂夷簡做宰相。呂夷簡這個人，《宋史》上也說他不大正當的。然而也沒甚顯著的壞處。仁宗是李宸妃所生，當劉太後在日，始終自己沒有知道。劉太後死後才有人對他說起。於是仁宗大慟，去易棺改葬。先是李宸妃死的時候〈李氏本是順容，疾急時，進位為宸妃〉，劉太後本要“用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對太後說：“禮宜從厚。”又對承辦喪事的內侍羅崇勳說：“宸妃當用後服斂。以水銀實棺。異時莫謂夷簡未嚐言也。”羅崇勳也聽了他。及是，仁宗開棺驗視，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後”，乃歎曰：“人言其可信哉。”〈當時告訴仁宗的人，說宸妃是死於非命〉待劉氏加厚。呂夷簡這種事情，讀史的人，不過說他有心計，能替劉氏打算，其實這等處，消弭掉無數無謂的風潮。不然，早就興起大獄來了。仁宗即位之後，呂夷簡仍做宰相。仁宗的皇後郭氏，因和尚美人、楊美人爭寵，自己去批尚美人的頰。仁宗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仁宗大怒，要廢掉郭後，呂夷簡不曾反對。這時候，孔道輔做台長，率諫官範仲淹等力爭。一時都遭貶謫。這件事，宋人也算它一件大事情的。西夏既和之後，仁宗用夏竦做樞密使。諫官歐陽修等攻之，說他是奸邪。竦才到京城，就罷去。代以杜衍。於是國子監直講石介，就做了一首《慶曆盛德詩》，以稱美仁宗。杜衍之黨，和夏竦之黨，就互相指目為黨人，大相攻擊〈歐陽修《朋黨論》，就是作於此時〉。公元1043年，仁宗以範仲淹為宰相，富弼為樞密使。範仲淹是王荊公以前一個有心改革的人。《宋史》上說他銳意裁抑徼幸，考核官吏。然而不便者多，不過幾個月，就罷去。杜衍繼為宰相。禦史中丞王拱辰攻其婿蘇舜欽，和他所引用的集賢校理王益柔。杜衍不自安，罷職而去。於是富弼、範仲淹、歐陽修等，也聯翩辭職。拱辰大喜，說：“吾一網打盡矣。”而夏竦又繼為宰相。再以後的大事件，便是濮議了，以上黨爭的事情，一一詳敘起來太繁。《宋史》中諸人的傳，讀者可自取參考。但是《宋史》的議論，全是一偏的。須得自出眼光，用精密的手段考校。總而言之：宋朝的黨爭，不過是鬧意氣，並無甚真有關係的事情。卻因此弄得政局不能穩靜；無論什麽人，都不能放手做事情；就奮勇去做，也四麵受人牽掣，不得徹底；即使一時勉強辦到，不久政局轉變，也要給人家取消掉的。後來的王荊公，就是榜樣。這個卻貽害甚大）。
而其最可痛心的，就是民窮財盡。原來從藩鎮擅土以後，就多用武人做地方官，管收稅機關；又創設了無數麻煩的雜稅。這種苛稅，無有不是揀著地方上貧弱的人欺的（因為豪強的人，都是有勢力，能和官府相結托的）。於是貧弱的人，就隻得獻其所有，以托庇於豪強；有產的人，就逐漸變為無產者。這麽一來，豪強的力量更大了，就更可以兼並貧弱的人。而且幹戈之際，田地總有荒廢的；還有那貧弱之人流亡的；田地也都入於豪強之手。於是貧富就大為不均。宋朝的收稅，是很寬的。每破一國，必把它所有的苛稅廢除，或是大加蠲減（累朝相承，又遞有蠲減）。而且“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閣’，殆無虛歲。倚閣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畎畝轉易，丁口隱漏，並兼偽冒”，也“未嚐考按”。然而曆代開國之初，都有一種改良分配的政治（譬如晉之戶調，魏之均田，唐之租庸調製），宋朝卻絲毫未有。所以取民雖寬，隻是優待了一種豪強兼並的人，貧民絲毫得不到好處，而且受豪強的壓迫更甚。民間借貸的利率，春天借米一石，秋天就還他兩石，還算是普通的（見《宋史·陳舜俞傳》），司馬光說當時窮民的情形，“稼一不登，則富者操奇贏之資，取倍稱之息；偶或小稔，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尚有可生之路耳”（見《宋史·食貨誌》）。這種狀況，真是言者傷心，聞者酸鼻了。還有一件，宋朝的稅額雖輕，而稅目和征收的方法，都很不佳良；所以國家收入雖少，人民的負擔，並不見輕（參看第十章第五六節）。又有一種苛酷不堪役法，簡直是絕掉人民的生機，社會的經濟狀況，就更不堪設想了。原來所謂“力役”，就是唐朝租庸調製裏的所謂“庸”，“庸錢”既已並入兩稅，就不該再有所謂力役。然而從唐朝中葉以後，還是要按“人戶等第”差充的。賦稅無論重輕，總還有個數目；數目過大，表麵上總還有些說不出來。這種差役的苦累，卻是因辦公事而賠貼，法律上無可告訴（宋時差役的名目，是衙前——主官物；裏長、正、戶長——督課賦稅；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承苻、人力、手力、散從——以供驅使；而衙前、裏長，最為苦累，往往傾家不能給）。所謂人戶的等第，是以丁口的多寡，和資產的厚薄定的。於是百姓弄得不敢多種一畝田，多栽一株桑，也有自殘以免役的，也有自殺以免子孫之役的。真是慘無人道。以上所說的話，還不過述得一個大略：若要仔細說起來，還有許多的情形（讀者請自取《宋史》的《食貨誌》看一遍）。總而言之：宋朝的百姓，是苦極不堪的。所以從澶淵議和以後，除掉陝西一隅，因西夏造反，連兵五六年外，此外並沒有什麽大幹戈；而且朝廷也並沒行什麽害民的事情；然而海內的景象，已覺得憔悴不堪；財政上很覺得竭蹶，而察看民力，租稅的負擔，業已至於“不可複加”的限度。要想設法改革，一切弊竇，都是積重如山的。這樣的一個國家，要想治理真覺得無可下手。惟其如此，我們讀史的人，真不能不佩服神宗和王荊公的熱心和勇氣了。
第三節 王荊公的變法
然而變法的結果，不過弄得黨爭更甚，所創的法，也不過供給後來奢侈的君主、貪欲的宰臣，聚斂和妄作妄為之用，豈不可歎。王荊公是我國有數的政治家，怕也是世界有數的政治家。他一生的事跡，本書因限於篇幅，不能備詳。近人新會梁氏，著有《王荊公傳》一書，很為可看。讀者諸群，務必取來細讀一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這種偉大人物的精神和人格，是不可以不天天“心向往之”的。講史學的人，總說曆史有裨於修養，我說曆史的有禆於修養，無過於看王荊公這一種人物的傳記了。
神宗的用王荊公做宰相，事在公元1069年。到公元1074年六月，罷相。明年二月，再入相。又一年多而罷。繼其後的，是韓絳、呂惠卿等。終神宗之世，行荊公的法不曾變。
當王荊公的時候，宋朝所亟待整理的，是財政與軍政。然而荊公的眼光，不是專注於一時的。所以他的財政政策，大致在於寬恤人民，培養社會的富力；至於兵政，則想變募兵為民兵；還於這種眼前的急務以外，特注意於培養人才，而改良學校和選舉。這是荊公內政上的政策。
荊公所創設的財政機關，是製置三司條例司（神宗初令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光辭以不能。乃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析。荊公執政後。才創設這個機關）。創設之後，對於支出一方麵，則把一歲的用度，和郊祀大計，都“編著定式”。所裁省的冗費，計有十分之四。其餘一切積極的政策，也都是從此議行的。
荊公對民政上的設施，最緊要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青苗法”是陝西轉運使李參所行。當春天播種時，叫百姓自己揣度，種田之後，能有多少盈餘，官就酌量借錢給他，以做種田的資本；到穀熟後還官。
荊公把這個法子，推行到諸路。用常平廣惠倉的錢穀做本錢（常平倉是漢朝耿壽昌所創的法子。豐收之年，倉裏儲蓄了米，到荒年發出來平糶；使歲有豐歉，而穀價常得其平；不至於荒年則吃米的人受累，豐年則種田的人吃虧。所以謂之常平。曆代仿辦的很多，也有就喚做常平倉的，也有另立廣惠……名目的。但是常平二字，總算做這種倉的總名。南宋後，又有一種社倉，則用意與常平同，而辦法小異。可參考《文獻通考》的《市糴考》）。這是所以救濟富人盤剝重利之弊的。“免役法”是改“差役”為“雇役”，令“鄉戶”各按等第，翰“免役錢”。本來無役的人家，出“助役錢”（其“額”，是按一縣所須的數目均攤。又額外增取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以務水旱）。官用此錢，募人充役，不再“簽差”。其整理賦稅，最為根本的，是“方田均稅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之地為一“方”。每年九月，縣令委佐官分地計量。於每一方地的角上，立了一根木頭，以作標識。測量既畢，則經界已正；然後察看其土性的高下，以定賦稅（當時反對青苗的人，其理由是：一、官放錢取息；二、取息二分太重；三、州縣以多借出為功，不免押借；四、有錢的人，不願借，無錢的人，借了不容易還；銀錢入手，良民不免浪費，何況無賴之徒？追收起來，州縣就不免多事；五、出入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一、二兩說，都不足論〈取息二分，較之當時民間借貸的利率，已經輕得多了〉。三、四、五都是奉行不善之弊，不能怪到法的本身。青苗一事，讀史的人，大都以為詬病，然而所謂害民的話，都出在反對黨的口裏。此外，在“反對荊公的《宋史》”裏，競也找不出什麽證據來。可見當時奉行就是不善，也沒有多大的弊病。反對雇役的理由是：一、向來差役，固有因此破家的，也有全然不役的下戶；現在一概要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則否。不知負擔本該均平；況且免役錢亦視鄉戶等第，以定多少，並非是不論貧富，概今出同一的錢；還有向來無役的戶，也出助役錢；如何得便於上戶，不便下戶？二、戶口升降失實。不知差役也要分別人戶等第的。戶口的升降，和役法的為差為雇無關。此外理由尚多，更不值得一駁。總而言之，荊公所行的法，以免役為最完全合理。所以後來輾轉變遷，而其法卒不能廢。——差役之法，卒不能複。新會梁氏說：“直至今日，人民不複知有徭役之苦，即語其名，亦往往不能解……公之此舉……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實非虛言。青苗原非完全合理之法，然在當時，確亦為救濟貧民之一法。方田則荊公時推行不曾甚廣。後來徽宗時候，雖然繼續進行，恐怕有名無實。此外還有“市易”、“均輸”等法，也是關於經濟的行政，以其推行也不甚廣，而本書篇幅有限，所以從略。讀者可自取《宋史·食貨誌》參考）。關於軍事，則首先著手於裁兵，把不任禁軍的，降為廂軍；不任廂軍的降為民。《宋史》上不曾明言其所裁之數，隻說“所裁減者甚眾”（《通考》同）。其次則改掉從前番戍之製，置將統兵，分駐各路（其置將之數，河北十七，府畿七，京東九，京西四，廓延九，涇原十，環慶八，秦鳳五，熙河九，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路各一。荊湖北路一，南路二，福建路一，廣南東路一，西路二，共九十二將。又有馬軍十三指揮，忠果十指揮，士軍兩指揮，與將並行。一將一指揮的兵數，史無可考；但知忠果十指揮，額各五百人；東南諸將的兵，有在三千人以下的）。又行保甲之法，以十家為一保，保有長；五十家為一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有都保正、副。戶有二丁的，以其一為保丁。保丁中每日輪派五人備盜。後來才教保長以武藝，教他去轉教保丁（荊公是主張民兵製度的。和反對黨辯論的話，具見《宋史·兵誌》。還有他上仁宗的書，也暢論此理，可以參看。當時還有“保馬”之法，由官給民馬，令其豢養，而免其租稅的一部。又特置“軍器監”，以改良軍器，本書因限於篇幅，也隻得從略）。
關於教育選舉的改革，見第十章第二節。
第四節 神宗的武功
神宗、荊公，所想膺懲的是遼、夏。但這兩件事，都不是一時辦得到的。於是先為伐夏的準備，而有恢複河湟之舉。
唐宣宗時，雖然恢複河湟，然占據其他的蕃族，仍舊不少。大者數千家，小者數十百家，為一“族”，各有首領。內屬的謂之“熟戶”，不內屬的謂之“生戶”。起初，涼州的潘羅支，和青唐的唃廝羅，都能和西夏相抗。後來潘羅支之兄弟廝鐸督，為元昊所並。唃廝羅死後，也國分為三（潘羅支殺李繼遷，已見前。不久，被蕃族附繼遷的所殺。潘羅支，宋朝本曾授以朔方節度的名號，及是，遂以授其弟廝鐸督。元昊複取西涼府，廝鐸督和中國，就音信不通，想是給他征服了。唃廝羅初居宗哥城〈在涼州西南五百裏〉後徙邈川〈在如今西寧市的東南〉。又徙青唐〈如今的西寧〉，始終和元昊相抗。唃廝羅死後，第三子董氈嗣，遂據河北之地。長子瞎氈，別據河州〈如今甘肅的臨夏縣〉，次子磨氈角據宗哥城）。公元1070年，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說欲取西夏，要先複河湟。荊公頗善其言，用韶為洮河安撫使。於是王韶先克複武勝，建為熙州（如今甘肅的臨洮縣）。旋破木征，取河州。以次降岷（如今甘肅的岷縣）、洮（如今甘肅的臨澤縣）、宕（在岷縣西南）、疊（在臨潭之南），開辟熙河一路（董氈傳子阿裏骨，至孫瞎征，部落自相睽二。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8〉，王贍因之.取邈川、青唐。置邈川為湟州，青唐為鄯州。旋因蕃族反叛，棄之。徽宗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王厚又重取二州）。
夏元昊死於公元1051年（仁宗皇祐三年），子諒祚立。先是鄜州將種世衡，請進城延安東北二百裏的舊寬州城，以逼西夏，朝廷許之。城既築成，賜名為青澗（如今陝西的清澗縣）。就以世衡知城事。世衡死後，兒子種諤，繼任下去。公元1067年（英宗治平四年），種諤襲取綏州（如今陝西的綏德縣），朝議以為擅開兵釁，把種諤貶斥。這一年，諒祚也死了，子秉常立，還隻有三歲。公元1069年，願將所陷的塞門（如今陝西安塞縣北）、安遠（如今甘肅通渭縣境）兩砦，歸還中國，以換取綏州。神宗也答應了他。誰知道夏人並無誠意，交涉不能就緒。於是改築綏州城，賜名綏德。夏人就舉兵入寇。神宗用韓絳做陝西宣撫使。起用種諤，殺敗夏人，進築了一個囉兀城（在如今陝西米脂縣北），又進築了許多的砦。不多時，夏人來攻，諸砦盡陷，並囉兀也不能守。於是再罷韓絳，斥退種諤。公元1081年，秉常給他的母親囚了起來。神宗聽種諤的話（這時候，種諤已仍做了鄜延總管），令陝西河東，五路進討，約期同會靈州，不曾成功。公元1082年，侍中徐禧，新築了一個永樂城（在如今米脂縣西），夏人來攻，又敗死，這兩役，北宋喪失頗多（但《宋史》說“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恐怕也言之過甚）。於是仍許西夏講和（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神宗對西夏用兵，是失敗的。然而絕不如《宋史》所言之甚。隻要看反對新法的人，並沒指出什麽陝西因用兵而受害的實據來，就可知道了。公元1086年〈哲宗元祐元年〉，秉常死，子乾順立，也隻三歲。還了中國“永樂之俘”一百四十九人。當時朝臣，就把神宗時所得米脂〈如今的米脂縣〉、葭蘆〈如今陝西的佳縣〉、浮圖〈綏德西〉、安畺〈在如今甘肅安化縣東北〉四砦，輕輕還了它。然而劃界不定，侵寇仍不絕。於是知渭州章楶，請進城平夏〈如今甘肅的固原市〉以逼之。諸路同時進兵，拓地。西夏畢竟國小，不能支持，介遼人以乞和。公元1087年〈哲宗元祐二年〉，和議再成，從此終北宋之世，無甚兵爭）。
以上所述，是神宗以後，對於北方的兵事。還有對於南方的兵事，關係也頗大；如今撮敘其大略。
一、沅水流域的蠻族（參看第一篇第三章第二節），就是黎族的正支。漢時謂之武陵蠻，隋時，漢族的疆域，進拓到如今沅陵地方，置了一個辰州。唐時，又進辟錦（如今湖南的麻陽縣）、溪（如今湖南的永順縣）、巫（如今四川的巫山縣）、敘（如今湖南的黔陽縣）等州。唐末，其地為群蠻所據。宋初，用徭人秦再雄，招降之。於是沅江的蠻族，分為南江和北江（北江彭氏最大，南江舒氏、田氏、向氏最大）。而資江流域，又有梅山峒蠻。如今靖縣地方，又有楊氏，號十峒首領（酋長都是漢姓，大約是漢人王其中的）。梅山峒蠻，為患最甚。神宗用章惇經製蠻事。平梅山蠻，開其地為安化、新化兩縣（今縣名同）。又平南江蠻，置沅州（如今湖南的芷江縣）。而北江諸酋，亦願納土。徽宗時，又降十峒首領，置誠州（如今的靖州縣）。
二、黔江流域的濮族，在唐時，為東謝（在如今貴州思南縣一帶）、牂牁（漢朝的牂牁郡境）、西趙（在東謝之南）、夷子（在東謝之西）諸蠻。宋時，先有龍、方、張、石、羅五姓，神宗時，又有程、韋二姓，都通朝貢，謂之西南七蕃。其在長江流域的，則分屬黎、敘、威、茂、瀘五州（其中唯黎州的三王蠻，係氐羌，餘均濮族）。皆不侵不叛，隻有居長寧（如今四川的長寧縣）、寧遠（如今四川屏山縣附近）以南的晏子，和納溪（如今四川的納溪縣）附近的斧望個恕，頗為邊患。神宗命熊本討平它。後來又平定了如今重慶以南的地方，開建了一個南平軍（敘、威、茂三州的蠻族，徽宗時，內附置州的頗多。但都不久即廢。參看第一篇第六章第六節，第二篇第四章第四節，第四篇第七章。西南諸族，就是如今總稱為“高地族”的。鄙人自謂把它分析得頗清楚，讀者諸君，務請留意，得了這一個綱領，去看別種書，可以較有把握）。
三、安南之地，自唐以前，本來都屬中國版圖。五代時，才有人據其地獨立。宋初，平嶺表，據其地的丁氏，遣使入貢；太祖也因而封之。這大約是內地初平，不欲窮兵於遠的意思。太宗時，丁氏為黎氏所篡，太宗發兵討它，不能取勝；隻得因其請和，授以官爵。從此以後，安南就獨立為一國了（有三國的紛爭，而朝鮮獨立；有五代的紛爭，而安南獨立，正是事同一例，這都是軍閥給國家的好處）。真宗時，丁氏又為李氏所篡。神宗時，其主乾德，遣兵犯邊。連陷欽（如今廣東的欽縣）、廉（如今廣東的合浦縣）二州，和邕州（如今廣西的南寧市邕寧區）。公元1075年，神宗派郭逵去討它，逵先恢複失地。明年，入其國，敗其兵於富良江。安南請和。從此以後，對於宋朝，就始終臣服（安南的曆史，中國史上所說的，都有些錯誤。現在根據日本人所著的《安南史》，述其大略如下。——這是根據安南人自己所作的曆史的。安南之地，本來是唐朝的安南都護府。後梁末帝貞明中〈公元915—920年〉，土豪曲承關據其地，送款於梁，南漢伐執之，派楊廷藝領其地。後來楊廷藝給手下人殺掉。牙將吳權，自立為王〈公元938年〉。傳子昌笈，為權妃楊氏之弟三哥所篡。昌笈的兄弟昌文，廢三哥，重立昌笈。昌笈死，昌文即位，境內大亂。昌文自己出兵討伐，中箭而死〈公元965年〉。諸州互相攻伐。公元970年，並於驩州刺史丁部領。始稱帝，國號瞿越。部領愛少子項郎，欲立為嗣。項郎的哥哥丁璉，把項郎殺掉，部領就隻得傳位於璉。璉時，宋平南漢，璉遣使入貢。太祖以為靜海軍節度使，封交阯郡王。後來為其下所殺。部領亦遇害。璉的兄弟璿立。公元980年，為大將黎桓所篡〈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太宗派海陸兵〈海兵出廣州，陸兵出邕州〉去討它，不利。桓亦遣使謝罪。公元986年，仍以為靜海軍節度，加安南都護，封京兆郡侯。公元993年，封南平郡王。真宗即位，進封南平王。公元1006年，黎桓死，次子龍鉞立，為弟龍鋌所弑。公元1010年，龍鋌死，殿前指揮使李公蘊自立。真宗仍以其官爵授之〈英宗時，改封安南國王〉。傳四世而至仁宗，始改國號曰大越。自太祖至仁宗，皆留心政事，製定法律，兼提倡孔教和佛教，稱為安南的盛世。神宗、英宗兩世，亦稱賢主。高宗立，荒於遊宴，安南始衰。將軍郭卜作亂，都城為其所陷。漁家子陳承，以鄉兵平卜，輔立高宗之子惠宗。惠宗無子，傳位於女佛金，佛金嫁陳承的兒子炬〈就是《元史》的陳日煚〉。就傳位於炬，於是李氏亡而陳氏興）。
安南李氏世係圖（國號大越）
第五節 元祐紹聖的紛更和徽宗的衰侈
王荊公的變法，宋朝人把他罵得一佛不出世，然而實在無甚貽害於民之處。隻要看當時，並無民愁盜起的現象，就可明白了（荊公變法，關涉的方麵太多。果真貽害於民，則全社會都受其騷擾，斷沒有不民怨盜起的道理）。然而宋朝人的黨見，鬧得太凶了。不論什麽事情，都幾乎隻有意氣，並無是非。當荊公行新法的時候，反對的人，便紛紛而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司馬光、呂公著、韓琦、富弼、歐陽修、範純仁、蘇軾、蘇轍等），無如神宗一概不聽。公元1085年，神宗崩，哲宗立，還隻十歲。太皇太後高氏（神宗的母親）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做宰相。於是舊黨聯翩而進。不到一年，就把荊公所行的新法都廢掉。然而這時候，舊黨之中，又分為洛、蜀、朔三黨（洛黨以程頤為首，蜀黨以蘇軾為首，朔黨以王岩叟、劉安世、劉摯、梁燾為首）。互相攻訐，紛紜擾攘，對於政治，其實並沒有一定的主見。又大家都捧著一個太皇太後，“哲宗有言，或無應者”，於是哲宗積憤在心。公元1093年，太皇太後崩。楊畏、李清臣、鄧潤甫等，首創紹述之議。哲宗就罷範純仁，起用章惇做宰相，而朝局又一變。當荊公執政的時候，反對的人雖多，卻並未竄逐一人（隻有上流民圖的鄭俠，下獄遠竄，乃荊公罷相一年中事。詳見梁氏所著《王荊公傳》）。元祐諸臣執政，才把行新法的呂惠卿、鄧綰、蔡確等遠竄。章惇執政之後，也就竄逐舊黨諸臣，以為報複。甚至要追廢宣仁太後，以有人阻撓，不果。公元1100年，哲宗崩，無子。太後要立徽宗。章惇說：以年，則神宗諸子，申王為長；以親，則哲宗母弟簡王當立。太後不聽。徽宗既立，章惇遭貶，以曾布為相。這時候，太後權同聽政，頗起用元祐諸臣。然曾布本是助荊公行新法的。太後聽政才七月，就歸政。徽宗意亦傾向新法，卻去引用了一個反複無常的蔡京（司馬光要複差役，限期五日，大家都以為難。這時候，蔡京知開封府，獨能如約辦到。司馬光大喜）。於是曾布亦罷相。蔡京窺徽宗意旨所在，把元祐諸臣的姓名，親寫了一張黨人碑，勒諸朝堂，其子弟都不得至闕下；於是新舊水火之勢，格外無可挽回。而徽宗又荒淫無度，好大喜功，北宋的天下，就無可支持了（當時就沒有女真，內亂也要大起的。隻看南渡之初，群盜的多便可知）。蔡京是一個聚斂的好手，隻要把《宋史·食貨誌》看一遍，便可見得當時：不論哪一項財源，都給他搜括淨盡；不論哪一件政事，到他手裏，就變做了聚斂的政策，以供給徽宗淫侈之用（本篇勢難備詳，讀者諸君，請取來自讀一過，便可見得財政紊亂，是國家的致命傷）。於是設蘇杭應奉局，派宦者童貫，到東南去監造禦器。又命朱領花石綱，東南人家有好的花石，便運進京來。其騷擾，自然不言可知。於是在京城裏造了一座萬歲山，窮極奢侈（到元朝攻金汴京的時候，金人把這山上的石頭，用來供發炮之用。荼毒了無數生靈，其結果，還是拿來做殺人之具，真正可發一歎）。又相信道教，進用方士王老誌、王仔昔、林靈素等，大營齋醮。費用也不可勝計。內政一方麵，既已如此，對外又要講武功。西南一方麵，則招降蠻族，置了許多州縣。西北一方麵，又用王厚以開湟、鄯（均見上節）。於是童貫借此機會經略陝西，和夏人開釁。每戰，輒諱敗為勝。教諸將多築城堡，騙朝廷是新拓的土地。公元1120年，睦州人方臘作亂，連陷睦（如今浙江的建德縣）、歙（如今安徽的歙縣）二州，進陷杭州。童貫帶兵把他討平。就格外自謂知兵，要想趁遼朝敗亡的機會，恢複燕雲。北狩南渡之禍，就因此而起了。
宋太祖專力平定國內，對於北方，是取守勢的（史稱太祖使李漢超屯關南〈瓦橋關〉，馬仁瑞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如今河北的正定縣〉，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如今山東的惠民縣〉，以拒北狄。郭進控西山〈衛州刺史兼西巡檢〉，武守琪戍晉州〈如今山西的臨汾市〉，李謙溥守隰州〈如今山西的隰縣〉，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讚屯延州〈如今陝西的延安市寶塔區〉，姚內斌守慶州〈如今甘肅的慶城縣〉，董重誨守環州〈如今甘肅的環縣〉，王彥昇守原州〈如今甘肅的鎮原縣〉，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都待之甚厚，給他們的錢也很多，軍中的事情，都得以便宜從事。由是二十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到太宗時候，中國既已全定，就想乘此攻遼，恢複燕雲。然而遼自景宗即位以後，已非複穆宗時的腐敗；這時候，遼距開國未遠，兵力還強；又有耶律休哥等良將；所以太宗北伐，竟無成功。
太宗既滅北漢之後，就進兵攻遼。克順、薊二州，進攻幽州，兵勢頗銳。已而遼將耶律休哥來援，王師敗績於高梁河。公元982年，遼景宗卒，聖宗立。年幼，太後蕭氏同聽政。專任耶律休哥以南邊之事，形勢益強。而太宗誤聽邊將的話，以為遼女主當國，有隙可乘。公元985年，再命曹彬、潘美、田重進，分道北伐。彬出雄州，取涿州，為耶律休哥所敗。潘美出雁門，取寰、朔、應、雲四州，亦為遼將耶律色珍所敗。太宗遂急召田重進還師（田重進是出飛狐口的）。
從這兩次以後，宋朝就不能進取，而契丹卻屢次南侵。公元997年，太宗崩，真宗立。公元999年，遼聖宗自將入寇，至澶州。遣偏師渡河，掠淄、青。真宗自將禦之，次於大名。契丹乃還。公元1004年，聖宗和太後，又大舉入寇。到澶州，中外震駭。群臣多主張遷都，幸而宰相寇準，力主親征。於是車駕渡河，次於澶州。遼人不意真宗親出；這時候，聖宗和蕭太後，親在行間，用兵也不免偏於遲重些。前鋒攻澶州，又不利；統軍蕭撻凜，中弩箭而死。於是用宋朝降將王顯忠介紹，和中國議和，索價是要關南之地。磋議的結果，以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和；遼主稱真宗為兄，真宗稱蕭太後為叔母。
宋朝對於契丹，雖始終不能得誌，然而從公元1004年成和之後，到公元1122年，再開兵釁，差不多有百二十年。其間隻有遼興宗初立的時候，看見國家富強，慨然有取關南之意，差劉六苻等來求地（公元1042年）。宋朝遣富弼報之，弼力言用兵則利在臣下，言和則利在主上；反複開陳，興宗才算取消用兵的意思（這句話，是出於《遼史》上的，所以可信）。但增加歲幣銀絹各十萬兩匹。這一次，又爭歲幣用“納”字用“貢”字。據《宋史》說，是用“納”字；據《遼史》說，則是用“貢”字的。沒有第三者做證據，也無從判決其真假。總而言之，宋朝對遼朝的交涉，是始終處於弱國的地位的。然而言和甚久，實際上受害還不算厲害。實際上受害最厲害的，倒在西夏。
西夏出於黨項。始祖名拓跋赤辭（大約是鮮卑人在黨項中做酋長的），唐太宗時歸中國。他的後人，有一個喚做思敬的，討黃巢有功。唐朝賜以國姓，用他做定難節度使，世有夏（如今陝西的橫山縣）、銀（如今陝西的米脂縣）、綏（如今陝西的綏德縣）、宥（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靜（如今米脂縣北）五州。宋太宗時，其後人李繼捧入朝，盡獻其地。繼捧的兄弟繼遷，叛走地斤澤（在夏州東北三百裏，如今橫山縣境）。公元985年，襲據銀州，明年，降於遼。公元988年，宋人仍用李繼捧做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想要招徠他。繼遷請降，宋人也用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旋繼遷又叛，繼捧也與之合。宋朝討擒繼捧，而繼遷卒不能獲。公元1002年，繼遷陷靈州，改為西平府，遷居之（元昊又改名興州）。明年，陷西涼府。旋給吐蕃族潘羅支所攻，中流矢而死（參看第四章第四節）。子德明立。使子元昊，西取河西（這時候，河西為回鶻所據）。德明在位凡三十年，總算沒有窺邊。公元1032年，德明卒。元昊嗣立，宋朝的邊患就起了。
元昊是西夏一個豪傑，他是兼吸收中國和吐蕃兩種文明的（所以《宋史》說他“曉浮屠法，通蕃漢文字”。參看第二篇第十四章第三節），所以即位之後，西夏的情形，就煥然丕變（定官製，造文字，設立蕃學漢學，區劃郡縣，分配屯兵，具見《宋史·西夏本傳》）。公元1039年，元昊舉兵反。宋朝初令範雍、夏竦，分守鄜延、環慶和涇原、秦鳳。旋用夏竦做陝西招討使，韓琦、範仲淹兩個，做他的副手。韓琦主張出兵，範仲淹主張堅守；兩人議論不協，出兵的事情，就沒有成功。西夏人來攻，韓琦的副將任福，倒大敗於好水川（在甘肅隆德縣東）。範仲淹又擅和夏人通信。於是韓、範和夏竦都罷，用陳執中代他。後來又用韓琦守秦鳳，王守涇原，龐籍守鄜延，範仲淹守環慶，也總是不能得利。公元1043年，元昊雖屢打勝仗，而國中也覺得困弊，才遺書龐籍請和。明年，和議成，宋朝封他為夏國王。歲賜銀絹茶，共二十五萬五千。元昊的反叛，雖也不過五年，然而宋朝用兵的耗費，和沿邊的破壞，所受的損失甚大。陝西地方，元氣差不多始終沒有恢複（西夏兼吸收中國和吐蕃的文明，立國有二百多年，規模很有可觀。可惜記載極為闕略。《西夏紀事本末》一書，搜輯得還算完備。可以參考）。
西夏世係圖（從（一）到（八）為定難節度使的傳授）
第二節 宋初的政策和後來腐敗的情形
宋朝的對外，既如此失敗，而內政也日即於腐敗。原來宋初所患的；便是：禁軍的驕橫，藩鎮的跋扈。
禁軍是承五代的餘習，時時想把天子賣給別人（這時候的天子，原是節度使變的。他們看了他，還和前此的節度使一樣。賣一次，總有一班人得升官發財）。藩鎮之所以跋扈，是由於他一個人常兼統數郡；既有兵權在手裏，支郡（節度使所管而非其所治的，謂之支郡）自然給他壓倒。於是先把財政把持起來；地方上的款項，都用“留使”、“留州”的名目，開銷淨盡；隻把一小部分“上貢”給國家。這還是表麵上服從中央的；和中央斷絕關係的，就自然一個大錢也沒有了。既有了錢，就再拿來養兵，以違抗中央政府。
宋太祖得天下之後，自然首先要除掉這種弊病。所以乾德初，就麵諷帶禁軍的石守信等，解除兵柄；開寶初，又因藩鎮王彥超等入朝，諷他們也把兵柄解除（參看《宋史》諸人的本傳）。這就是所謂“杯酒釋兵權”，不至於時時怕“肘腋之變”。外麵有兵柄的，又先去掉幾個，事情自然就好辦了。於是以後節度使有出缺的，就都用文臣代他。
命以前節度使所管的支郡，都直隸京師。
在諸州設立通判，一切事情，皆得直達朝廷。
各路皆設轉運使，以管理一路的財賦。諸州的經費，除本地的開支外，悉送闕下。各州精壯的兵，都送到京師，升為禁軍。其留本州的，謂之廂軍：大都老弱，而且不甚教閱，不過給役而已。
各處要兵防守的地方，再派中央的兵出去，一年一換，謂之“番戍”。
這種政策推行以後，中央集權的形勢就很穩固；唐中葉以後的弊病，就都除掉了。然而日久便腐敗起來。你道為什麽？原來：
1.宋初務弱外兵。其後中央的軍政，不加整頓，禁軍也弄得很腐敗。番戍原是叫兵士習勞的意思；然而不熟悉戍守地方的形勢，以致遇有戰事，毫無用處（西夏造反的時候，陝西屯兵數十萬，然而緩急時候，仍舊要倚仗民兵。後來就大簽鄉民為兵，弄得十分騷擾）；倒反借此要索衣糧，看得出戍一次，是一個要錢的機會。又曆代廂軍升為禁軍的很多；每遇荒年，又把招兵看做救荒的政策，於是兵數驟增。
開寶（太祖年號，公元968—976年）378000人
至道（太宗年號，公元995—997年）666000人
天禧（真宗年號，公元1017—1021年）912000人
慶曆（仁宗年號，公元1041—1048年）1259000人
治平（英宗年號，公元1064—1067年）1162000人
2.在財政上，宋初用度尚小；平吳、蜀、江南、荊南、湖南、南漢諸國，都頗得其蓄積，所以頗稱富饒。後來兵多而官也多；真宗又因外交上的關係，去封泰山，祠汾陰（這件事，散見於《宋史》寇準、丁謂、王旦、王欽若諸人傳中，然而並不是真相。據《宋史》說：澶淵之役，寇準主親征，王欽若主遷都。和議既成，真宗頗優待寇準，寇準也自鳴得意。王欽若內懷慚愧，就對真宗說：澶淵之役，實在是“城下之盟”，寇準以陛下為“孤注”耳。真宗頗以“城下之盟”四字為恥，問他有什麽法子，可以雪恥？王欽若說：隻有封禪，於是妄言有天書降，就出去封泰山，祠汾陰。以封禪為雪恥的方法，真宗愚不至此。宋朝人素好說話，果然如此，斷不能不起哄的；然而當時也並沒有多少人反對，可知其中一定別有用意。《真宗·本紀讚》說：“契丹.其主稱天，其後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雁，鴇自投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宋之諸臣，意者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而潛銷其窺伺之心歟？”頗得當時的真相），未必嚇得倒敵人。而因此大興土木，廣營齋醮，財政的耗費，倒弄得一天大似一天；仁宗在位歲久，萬事因循；更加以陝西的用兵，財政更形竭蹶。原來宋朝最為無名的費用，是“郊祀”（祭天時的賞賜。至道末，五百餘萬緡。景德〈真宗年號，公元1004—1007年〉七百餘萬緡。仁宗時，一千二百餘萬緡、“養兵”、“宗室吏員冗祿”〈真宗時，九百七十八萬五千緡。仁宗時，一千二百萬緡。〉治平視皇祐〈仁宗年號〉，增十之三。元祐〈哲宗年號〉則一倍皇祐，四倍景德）三項，其數都日有加增。所以它的歲入，是：
至道末22245800緡
天禧末150850100緡
皇祜元126251964緡
治平二116138405緡
天禧末的歲出，是126775200緡，還有盈餘。治平二年的歲出，是120343174緡，再加以非常出（臨時經費）11521278緡，就不足15726047緡了。
3.宋朝的政治，還有一種毛病，便是防弊太甚。不但削弱外官的權柄，便對於中央的官，也是如此。唐中葉以後，因為宦官掌握兵權，樞密使一職，就漸漸尊重，前麵已經說過了（前篇第十五章第一節，本篇第一章第四節）。卻到五代時，還相沿設立此官，改用士人，宋朝也是如此。又唐朝中葉以後，因財政紊亂，特設度支使一官，以整理財政，又因這時候，鹽鐵兩項，都是入款的大宗，又特設鹽鐵使一官。宋朝都沒有裁掉；於是合戶部度支鹽鐵，為一個機關，謂之三司。就成一個“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理財”的局麵。宰相的權柄太小（當時的人說：財已匱而樞密還是添兵；民已困而三司還是斂財；中書看著民困，而不能叫三司寬財，樞密減兵。這就是行政不統一的毛病），而諫官的氣焰卻極盛。這個一者因宋初的君主，要想防製權臣，特借台諫以重權（蘇軾說：“曆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嚐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係，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二者，也因為五代時候，風俗大壞，氣節掃地，發生了一種反動力。宋朝的士夫，就多有“務為名高”、“好持苛論”的氣習。喜歡求名，就遇事都要起哄，到後來就弄成一種群眾心理的樣子。好持苛論，便彼此不能相容，就弄得互相嫉忌，不免要用不正當的“競爭”、“報複”手段。所以喜歡結黨，喜歡排擠，喜歡標榜，喜歡攻擊，差不多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氣習。恭維自己的同黨，便說得比天還要高；毀罵異黨的人，就說得連禽獸也不如。叫後世讀史的人疑惑，這時候，何以君子這樣多，小人也這樣多，其實誰也算不得君子，誰也不定是小人，不過是風氣已成，人人為群眾心理所左右。其中起哄得最厲害的，就是英宗時所謂“濮議”，歐陽修有一篇文章，記這件事情，頗為窮形盡相。惜乎太長，不能抄錄；讀者諸君，可自己取來看一遍（宋朝的黨禍，實在是從真宗時鬧起的。當時王欽若和寇準，就互相排斥。讀史者都說寇準是君子，王欽若是小人。天書一件事，似乎是王欽若等幾個人弄出來的。其實寇準也並沒反對，而且也上書獻符瑞。可見得兩派之爭，其中並沒甚政見的異同了。天書的事情，丁謂是其中一個有力的人物，因為丁謂是做三司使，全靠他籌了款來，然後封禪等事得以舉行的。真宗末年，複相寇準。真宗的皇後劉氏，“警悟，曉書史”，頗與聞政事。真宗末年久病，事情更都是皇後管的。內侍周懷政，不知怎樣，忽然想請太子監國〈劉皇後無子；後宮李氏生子，劉後取為己子，叫楊淑妃撫養他；後來立為太子，這便是仁宗〉，去同寇準商量，寇準亦以為然。後來事情泄露了，便罷寇準，代以丁謂。懷政憂懼，要想廢劉皇後。殺掉丁謂，再相寇準，而逼真宗傳位於太子。事情又泄露了，於是誅懷政，貶寇準，詔太子開資善堂，引大臣決事，而後裁製於內。這件事情，據《宋史》說：想叫太子監國，原是真宗的意思，不過對周懷政說及，而懷政出去告訴寇準的。然而羌無證據。若果如此，周懷政也不負多大的責任，何至於就想廢皇後殺宰相呢？若本來周懷政和寇準毫無關係，廢掉皇後，殺掉宰相，去請他來再做宰相，寇準又如何肯來呢？所以這件事，殊為可疑。寇準既貶，丁謂自然得法了。未幾，真宗去世，丁謂和內侍雷允恭，去營視山陵。雷允恭誤聽人言，把皇堂移了一塊地方。太後叫王曾去複看。王曾就說他“包藏禍心，有意移皇堂於絕地”，借此把丁謂擠去。這種手段，殊不正當，而宋人非常讚美他。丁謂既罷，代以王曾。後來呂夷簡做宰相。呂夷簡這個人，《宋史》上也說他不大正當的。然而也沒甚顯著的壞處。仁宗是李宸妃所生，當劉太後在日，始終自己沒有知道。劉太後死後才有人對他說起。於是仁宗大慟，去易棺改葬。先是李宸妃死的時候〈李氏本是順容，疾急時，進位為宸妃〉，劉太後本要“用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對太後說：“禮宜從厚。”又對承辦喪事的內侍羅崇勳說：“宸妃當用後服斂。以水銀實棺。異時莫謂夷簡未嚐言也。”羅崇勳也聽了他。及是，仁宗開棺驗視，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後”，乃歎曰：“人言其可信哉。”〈當時告訴仁宗的人，說宸妃是死於非命〉待劉氏加厚。呂夷簡這種事情，讀史的人，不過說他有心計，能替劉氏打算，其實這等處，消弭掉無數無謂的風潮。不然，早就興起大獄來了。仁宗即位之後，呂夷簡仍做宰相。仁宗的皇後郭氏，因和尚美人、楊美人爭寵，自己去批尚美人的頰。仁宗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仁宗大怒，要廢掉郭後，呂夷簡不曾反對。這時候，孔道輔做台長，率諫官範仲淹等力爭。一時都遭貶謫。這件事，宋人也算它一件大事情的。西夏既和之後，仁宗用夏竦做樞密使。諫官歐陽修等攻之，說他是奸邪。竦才到京城，就罷去。代以杜衍。於是國子監直講石介，就做了一首《慶曆盛德詩》，以稱美仁宗。杜衍之黨，和夏竦之黨，就互相指目為黨人，大相攻擊〈歐陽修《朋黨論》，就是作於此時〉。公元1043年，仁宗以範仲淹為宰相，富弼為樞密使。範仲淹是王荊公以前一個有心改革的人。《宋史》上說他銳意裁抑徼幸，考核官吏。然而不便者多，不過幾個月，就罷去。杜衍繼為宰相。禦史中丞王拱辰攻其婿蘇舜欽，和他所引用的集賢校理王益柔。杜衍不自安，罷職而去。於是富弼、範仲淹、歐陽修等，也聯翩辭職。拱辰大喜，說：“吾一網打盡矣。”而夏竦又繼為宰相。再以後的大事件，便是濮議了，以上黨爭的事情，一一詳敘起來太繁。《宋史》中諸人的傳，讀者可自取參考。但是《宋史》的議論，全是一偏的。須得自出眼光，用精密的手段考校。總而言之：宋朝的黨爭，不過是鬧意氣，並無甚真有關係的事情。卻因此弄得政局不能穩靜；無論什麽人，都不能放手做事情；就奮勇去做，也四麵受人牽掣，不得徹底；即使一時勉強辦到，不久政局轉變，也要給人家取消掉的。後來的王荊公，就是榜樣。這個卻貽害甚大）。
而其最可痛心的，就是民窮財盡。原來從藩鎮擅土以後，就多用武人做地方官，管收稅機關；又創設了無數麻煩的雜稅。這種苛稅，無有不是揀著地方上貧弱的人欺的（因為豪強的人，都是有勢力，能和官府相結托的）。於是貧弱的人，就隻得獻其所有，以托庇於豪強；有產的人，就逐漸變為無產者。這麽一來，豪強的力量更大了，就更可以兼並貧弱的人。而且幹戈之際，田地總有荒廢的；還有那貧弱之人流亡的；田地也都入於豪強之手。於是貧富就大為不均。宋朝的收稅，是很寬的。每破一國，必把它所有的苛稅廢除，或是大加蠲減（累朝相承，又遞有蠲減）。而且“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閣’，殆無虛歲。倚閣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畎畝轉易，丁口隱漏，並兼偽冒”，也“未嚐考按”。然而曆代開國之初，都有一種改良分配的政治（譬如晉之戶調，魏之均田，唐之租庸調製），宋朝卻絲毫未有。所以取民雖寬，隻是優待了一種豪強兼並的人，貧民絲毫得不到好處，而且受豪強的壓迫更甚。民間借貸的利率，春天借米一石，秋天就還他兩石，還算是普通的（見《宋史·陳舜俞傳》），司馬光說當時窮民的情形，“稼一不登，則富者操奇贏之資，取倍稱之息；偶或小稔，責償愈急；稅調未畢，資儲罄然；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尚有可生之路耳”（見《宋史·食貨誌》）。這種狀況，真是言者傷心，聞者酸鼻了。還有一件，宋朝的稅額雖輕，而稅目和征收的方法，都很不佳良；所以國家收入雖少，人民的負擔，並不見輕（參看第十章第五六節）。又有一種苛酷不堪役法，簡直是絕掉人民的生機，社會的經濟狀況，就更不堪設想了。原來所謂“力役”，就是唐朝租庸調製裏的所謂“庸”，“庸錢”既已並入兩稅，就不該再有所謂力役。然而從唐朝中葉以後，還是要按“人戶等第”差充的。賦稅無論重輕，總還有個數目；數目過大，表麵上總還有些說不出來。這種差役的苦累，卻是因辦公事而賠貼，法律上無可告訴（宋時差役的名目，是衙前——主官物；裏長、正、戶長——督課賦稅；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承苻、人力、手力、散從——以供驅使；而衙前、裏長，最為苦累，往往傾家不能給）。所謂人戶的等第，是以丁口的多寡，和資產的厚薄定的。於是百姓弄得不敢多種一畝田，多栽一株桑，也有自殘以免役的，也有自殺以免子孫之役的。真是慘無人道。以上所說的話，還不過述得一個大略：若要仔細說起來，還有許多的情形（讀者請自取《宋史》的《食貨誌》看一遍）。總而言之：宋朝的百姓，是苦極不堪的。所以從澶淵議和以後，除掉陝西一隅，因西夏造反，連兵五六年外，此外並沒有什麽大幹戈；而且朝廷也並沒行什麽害民的事情；然而海內的景象，已覺得憔悴不堪；財政上很覺得竭蹶，而察看民力，租稅的負擔，業已至於“不可複加”的限度。要想設法改革，一切弊竇，都是積重如山的。這樣的一個國家，要想治理真覺得無可下手。惟其如此，我們讀史的人，真不能不佩服神宗和王荊公的熱心和勇氣了。
第三節 王荊公的變法
然而變法的結果，不過弄得黨爭更甚，所創的法，也不過供給後來奢侈的君主、貪欲的宰臣，聚斂和妄作妄為之用，豈不可歎。王荊公是我國有數的政治家，怕也是世界有數的政治家。他一生的事跡，本書因限於篇幅，不能備詳。近人新會梁氏，著有《王荊公傳》一書，很為可看。讀者諸群，務必取來細讀一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這種偉大人物的精神和人格，是不可以不天天“心向往之”的。講史學的人，總說曆史有裨於修養，我說曆史的有禆於修養，無過於看王荊公這一種人物的傳記了。
神宗的用王荊公做宰相，事在公元1069年。到公元1074年六月，罷相。明年二月，再入相。又一年多而罷。繼其後的，是韓絳、呂惠卿等。終神宗之世，行荊公的法不曾變。
當王荊公的時候，宋朝所亟待整理的，是財政與軍政。然而荊公的眼光，不是專注於一時的。所以他的財政政策，大致在於寬恤人民，培養社會的富力；至於兵政，則想變募兵為民兵；還於這種眼前的急務以外，特注意於培養人才，而改良學校和選舉。這是荊公內政上的政策。
荊公所創設的財政機關，是製置三司條例司（神宗初令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光辭以不能。乃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析。荊公執政後。才創設這個機關）。創設之後，對於支出一方麵，則把一歲的用度，和郊祀大計，都“編著定式”。所裁省的冗費，計有十分之四。其餘一切積極的政策，也都是從此議行的。
荊公對民政上的設施，最緊要的，是“青苗法”和“免役法”。“青苗法”是陝西轉運使李參所行。當春天播種時，叫百姓自己揣度，種田之後，能有多少盈餘，官就酌量借錢給他，以做種田的資本；到穀熟後還官。
荊公把這個法子，推行到諸路。用常平廣惠倉的錢穀做本錢（常平倉是漢朝耿壽昌所創的法子。豐收之年，倉裏儲蓄了米，到荒年發出來平糶；使歲有豐歉，而穀價常得其平；不至於荒年則吃米的人受累，豐年則種田的人吃虧。所以謂之常平。曆代仿辦的很多，也有就喚做常平倉的，也有另立廣惠……名目的。但是常平二字，總算做這種倉的總名。南宋後，又有一種社倉，則用意與常平同，而辦法小異。可參考《文獻通考》的《市糴考》）。這是所以救濟富人盤剝重利之弊的。“免役法”是改“差役”為“雇役”，令“鄉戶”各按等第，翰“免役錢”。本來無役的人家，出“助役錢”（其“額”，是按一縣所須的數目均攤。又額外增取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以務水旱）。官用此錢，募人充役，不再“簽差”。其整理賦稅，最為根本的，是“方田均稅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之地為一“方”。每年九月，縣令委佐官分地計量。於每一方地的角上，立了一根木頭，以作標識。測量既畢，則經界已正；然後察看其土性的高下，以定賦稅（當時反對青苗的人，其理由是：一、官放錢取息；二、取息二分太重；三、州縣以多借出為功，不免押借；四、有錢的人，不願借，無錢的人，借了不容易還；銀錢入手，良民不免浪費，何況無賴之徒？追收起來，州縣就不免多事；五、出入之際，吏緣為奸，法不能禁。一、二兩說，都不足論〈取息二分，較之當時民間借貸的利率，已經輕得多了〉。三、四、五都是奉行不善之弊，不能怪到法的本身。青苗一事，讀史的人，大都以為詬病，然而所謂害民的話，都出在反對黨的口裏。此外，在“反對荊公的《宋史》”裏，競也找不出什麽證據來。可見當時奉行就是不善，也沒有多大的弊病。反對雇役的理由是：一、向來差役，固有因此破家的，也有全然不役的下戶；現在一概要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則否。不知負擔本該均平；況且免役錢亦視鄉戶等第，以定多少，並非是不論貧富，概今出同一的錢；還有向來無役的戶，也出助役錢；如何得便於上戶，不便下戶？二、戶口升降失實。不知差役也要分別人戶等第的。戶口的升降，和役法的為差為雇無關。此外理由尚多，更不值得一駁。總而言之，荊公所行的法，以免役為最完全合理。所以後來輾轉變遷，而其法卒不能廢。——差役之法，卒不能複。新會梁氏說：“直至今日，人民不複知有徭役之苦，即語其名，亦往往不能解……公之此舉……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實非虛言。青苗原非完全合理之法，然在當時，確亦為救濟貧民之一法。方田則荊公時推行不曾甚廣。後來徽宗時候，雖然繼續進行，恐怕有名無實。此外還有“市易”、“均輸”等法，也是關於經濟的行政，以其推行也不甚廣，而本書篇幅有限，所以從略。讀者可自取《宋史·食貨誌》參考）。關於軍事，則首先著手於裁兵，把不任禁軍的，降為廂軍；不任廂軍的降為民。《宋史》上不曾明言其所裁之數，隻說“所裁減者甚眾”（《通考》同）。其次則改掉從前番戍之製，置將統兵，分駐各路（其置將之數，河北十七，府畿七，京東九，京西四，廓延九，涇原十，環慶八，秦鳳五，熙河九，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路各一。荊湖北路一，南路二，福建路一，廣南東路一，西路二，共九十二將。又有馬軍十三指揮，忠果十指揮，士軍兩指揮，與將並行。一將一指揮的兵數，史無可考；但知忠果十指揮，額各五百人；東南諸將的兵，有在三千人以下的）。又行保甲之法，以十家為一保，保有長；五十家為一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有都保正、副。戶有二丁的，以其一為保丁。保丁中每日輪派五人備盜。後來才教保長以武藝，教他去轉教保丁（荊公是主張民兵製度的。和反對黨辯論的話，具見《宋史·兵誌》。還有他上仁宗的書，也暢論此理，可以參看。當時還有“保馬”之法，由官給民馬，令其豢養，而免其租稅的一部。又特置“軍器監”，以改良軍器，本書因限於篇幅，也隻得從略）。
關於教育選舉的改革，見第十章第二節。
第四節 神宗的武功
神宗、荊公，所想膺懲的是遼、夏。但這兩件事，都不是一時辦得到的。於是先為伐夏的準備，而有恢複河湟之舉。
唐宣宗時，雖然恢複河湟，然占據其他的蕃族，仍舊不少。大者數千家，小者數十百家，為一“族”，各有首領。內屬的謂之“熟戶”，不內屬的謂之“生戶”。起初，涼州的潘羅支，和青唐的唃廝羅，都能和西夏相抗。後來潘羅支之兄弟廝鐸督，為元昊所並。唃廝羅死後，也國分為三（潘羅支殺李繼遷，已見前。不久，被蕃族附繼遷的所殺。潘羅支，宋朝本曾授以朔方節度的名號，及是，遂以授其弟廝鐸督。元昊複取西涼府，廝鐸督和中國，就音信不通，想是給他征服了。唃廝羅初居宗哥城〈在涼州西南五百裏〉後徙邈川〈在如今西寧市的東南〉。又徙青唐〈如今的西寧〉，始終和元昊相抗。唃廝羅死後，第三子董氈嗣，遂據河北之地。長子瞎氈，別據河州〈如今甘肅的臨夏縣〉，次子磨氈角據宗哥城）。公元1070年，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說欲取西夏，要先複河湟。荊公頗善其言，用韶為洮河安撫使。於是王韶先克複武勝，建為熙州（如今甘肅的臨洮縣）。旋破木征，取河州。以次降岷（如今甘肅的岷縣）、洮（如今甘肅的臨澤縣）、宕（在岷縣西南）、疊（在臨潭之南），開辟熙河一路（董氈傳子阿裏骨，至孫瞎征，部落自相睽二。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8〉，王贍因之.取邈川、青唐。置邈川為湟州，青唐為鄯州。旋因蕃族反叛，棄之。徽宗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王厚又重取二州）。
夏元昊死於公元1051年（仁宗皇祐三年），子諒祚立。先是鄜州將種世衡，請進城延安東北二百裏的舊寬州城，以逼西夏，朝廷許之。城既築成，賜名為青澗（如今陝西的清澗縣）。就以世衡知城事。世衡死後，兒子種諤，繼任下去。公元1067年（英宗治平四年），種諤襲取綏州（如今陝西的綏德縣），朝議以為擅開兵釁，把種諤貶斥。這一年，諒祚也死了，子秉常立，還隻有三歲。公元1069年，願將所陷的塞門（如今陝西安塞縣北）、安遠（如今甘肅通渭縣境）兩砦，歸還中國，以換取綏州。神宗也答應了他。誰知道夏人並無誠意，交涉不能就緒。於是改築綏州城，賜名綏德。夏人就舉兵入寇。神宗用韓絳做陝西宣撫使。起用種諤，殺敗夏人，進築了一個囉兀城（在如今陝西米脂縣北），又進築了許多的砦。不多時，夏人來攻，諸砦盡陷，並囉兀也不能守。於是再罷韓絳，斥退種諤。公元1081年，秉常給他的母親囚了起來。神宗聽種諤的話（這時候，種諤已仍做了鄜延總管），令陝西河東，五路進討，約期同會靈州，不曾成功。公元1082年，侍中徐禧，新築了一個永樂城（在如今米脂縣西），夏人來攻，又敗死，這兩役，北宋喪失頗多（但《宋史》說“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恐怕也言之過甚）。於是仍許西夏講和（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神宗對西夏用兵，是失敗的。然而絕不如《宋史》所言之甚。隻要看反對新法的人，並沒指出什麽陝西因用兵而受害的實據來，就可知道了。公元1086年〈哲宗元祐元年〉，秉常死，子乾順立，也隻三歲。還了中國“永樂之俘”一百四十九人。當時朝臣，就把神宗時所得米脂〈如今的米脂縣〉、葭蘆〈如今陝西的佳縣〉、浮圖〈綏德西〉、安畺〈在如今甘肅安化縣東北〉四砦，輕輕還了它。然而劃界不定，侵寇仍不絕。於是知渭州章楶，請進城平夏〈如今甘肅的固原市〉以逼之。諸路同時進兵，拓地。西夏畢竟國小，不能支持，介遼人以乞和。公元1087年〈哲宗元祐二年〉，和議再成，從此終北宋之世，無甚兵爭）。
以上所述，是神宗以後，對於北方的兵事。還有對於南方的兵事，關係也頗大；如今撮敘其大略。
一、沅水流域的蠻族（參看第一篇第三章第二節），就是黎族的正支。漢時謂之武陵蠻，隋時，漢族的疆域，進拓到如今沅陵地方，置了一個辰州。唐時，又進辟錦（如今湖南的麻陽縣）、溪（如今湖南的永順縣）、巫（如今四川的巫山縣）、敘（如今湖南的黔陽縣）等州。唐末，其地為群蠻所據。宋初，用徭人秦再雄，招降之。於是沅江的蠻族，分為南江和北江（北江彭氏最大，南江舒氏、田氏、向氏最大）。而資江流域，又有梅山峒蠻。如今靖縣地方，又有楊氏，號十峒首領（酋長都是漢姓，大約是漢人王其中的）。梅山峒蠻，為患最甚。神宗用章惇經製蠻事。平梅山蠻，開其地為安化、新化兩縣（今縣名同）。又平南江蠻，置沅州（如今湖南的芷江縣）。而北江諸酋，亦願納土。徽宗時，又降十峒首領，置誠州（如今的靖州縣）。
二、黔江流域的濮族，在唐時，為東謝（在如今貴州思南縣一帶）、牂牁（漢朝的牂牁郡境）、西趙（在東謝之南）、夷子（在東謝之西）諸蠻。宋時，先有龍、方、張、石、羅五姓，神宗時，又有程、韋二姓，都通朝貢，謂之西南七蕃。其在長江流域的，則分屬黎、敘、威、茂、瀘五州（其中唯黎州的三王蠻，係氐羌，餘均濮族）。皆不侵不叛，隻有居長寧（如今四川的長寧縣）、寧遠（如今四川屏山縣附近）以南的晏子，和納溪（如今四川的納溪縣）附近的斧望個恕，頗為邊患。神宗命熊本討平它。後來又平定了如今重慶以南的地方，開建了一個南平軍（敘、威、茂三州的蠻族，徽宗時，內附置州的頗多。但都不久即廢。參看第一篇第六章第六節，第二篇第四章第四節，第四篇第七章。西南諸族，就是如今總稱為“高地族”的。鄙人自謂把它分析得頗清楚，讀者諸君，務請留意，得了這一個綱領，去看別種書，可以較有把握）。
三、安南之地，自唐以前，本來都屬中國版圖。五代時，才有人據其地獨立。宋初，平嶺表，據其地的丁氏，遣使入貢；太祖也因而封之。這大約是內地初平，不欲窮兵於遠的意思。太宗時，丁氏為黎氏所篡，太宗發兵討它，不能取勝；隻得因其請和，授以官爵。從此以後，安南就獨立為一國了（有三國的紛爭，而朝鮮獨立；有五代的紛爭，而安南獨立，正是事同一例，這都是軍閥給國家的好處）。真宗時，丁氏又為李氏所篡。神宗時，其主乾德，遣兵犯邊。連陷欽（如今廣東的欽縣）、廉（如今廣東的合浦縣）二州，和邕州（如今廣西的南寧市邕寧區）。公元1075年，神宗派郭逵去討它，逵先恢複失地。明年，入其國，敗其兵於富良江。安南請和。從此以後，對於宋朝，就始終臣服（安南的曆史，中國史上所說的，都有些錯誤。現在根據日本人所著的《安南史》，述其大略如下。——這是根據安南人自己所作的曆史的。安南之地，本來是唐朝的安南都護府。後梁末帝貞明中〈公元915—920年〉，土豪曲承關據其地，送款於梁，南漢伐執之，派楊廷藝領其地。後來楊廷藝給手下人殺掉。牙將吳權，自立為王〈公元938年〉。傳子昌笈，為權妃楊氏之弟三哥所篡。昌笈的兄弟昌文，廢三哥，重立昌笈。昌笈死，昌文即位，境內大亂。昌文自己出兵討伐，中箭而死〈公元965年〉。諸州互相攻伐。公元970年，並於驩州刺史丁部領。始稱帝，國號瞿越。部領愛少子項郎，欲立為嗣。項郎的哥哥丁璉，把項郎殺掉，部領就隻得傳位於璉。璉時，宋平南漢，璉遣使入貢。太祖以為靜海軍節度使，封交阯郡王。後來為其下所殺。部領亦遇害。璉的兄弟璿立。公元980年，為大將黎桓所篡〈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太宗派海陸兵〈海兵出廣州，陸兵出邕州〉去討它，不利。桓亦遣使謝罪。公元986年，仍以為靜海軍節度，加安南都護，封京兆郡侯。公元993年，封南平郡王。真宗即位，進封南平王。公元1006年，黎桓死，次子龍鉞立，為弟龍鋌所弑。公元1010年，龍鋌死，殿前指揮使李公蘊自立。真宗仍以其官爵授之〈英宗時，改封安南國王〉。傳四世而至仁宗，始改國號曰大越。自太祖至仁宗，皆留心政事，製定法律，兼提倡孔教和佛教，稱為安南的盛世。神宗、英宗兩世，亦稱賢主。高宗立，荒於遊宴，安南始衰。將軍郭卜作亂，都城為其所陷。漁家子陳承，以鄉兵平卜，輔立高宗之子惠宗。惠宗無子，傳位於女佛金，佛金嫁陳承的兒子炬〈就是《元史》的陳日煚〉。就傳位於炬，於是李氏亡而陳氏興）。
安南李氏世係圖（國號大越）
第五節 元祐紹聖的紛更和徽宗的衰侈
王荊公的變法，宋朝人把他罵得一佛不出世，然而實在無甚貽害於民之處。隻要看當時，並無民愁盜起的現象，就可明白了（荊公變法，關涉的方麵太多。果真貽害於民，則全社會都受其騷擾，斷沒有不民怨盜起的道理）。然而宋朝人的黨見，鬧得太凶了。不論什麽事情，都幾乎隻有意氣，並無是非。當荊公行新法的時候，反對的人，便紛紛而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司馬光、呂公著、韓琦、富弼、歐陽修、範純仁、蘇軾、蘇轍等），無如神宗一概不聽。公元1085年，神宗崩，哲宗立，還隻十歲。太皇太後高氏（神宗的母親）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做宰相。於是舊黨聯翩而進。不到一年，就把荊公所行的新法都廢掉。然而這時候，舊黨之中，又分為洛、蜀、朔三黨（洛黨以程頤為首，蜀黨以蘇軾為首，朔黨以王岩叟、劉安世、劉摯、梁燾為首）。互相攻訐，紛紜擾攘，對於政治，其實並沒有一定的主見。又大家都捧著一個太皇太後，“哲宗有言，或無應者”，於是哲宗積憤在心。公元1093年，太皇太後崩。楊畏、李清臣、鄧潤甫等，首創紹述之議。哲宗就罷範純仁，起用章惇做宰相，而朝局又一變。當荊公執政的時候，反對的人雖多，卻並未竄逐一人（隻有上流民圖的鄭俠，下獄遠竄，乃荊公罷相一年中事。詳見梁氏所著《王荊公傳》）。元祐諸臣執政，才把行新法的呂惠卿、鄧綰、蔡確等遠竄。章惇執政之後，也就竄逐舊黨諸臣，以為報複。甚至要追廢宣仁太後，以有人阻撓，不果。公元1100年，哲宗崩，無子。太後要立徽宗。章惇說：以年，則神宗諸子，申王為長；以親，則哲宗母弟簡王當立。太後不聽。徽宗既立，章惇遭貶，以曾布為相。這時候，太後權同聽政，頗起用元祐諸臣。然曾布本是助荊公行新法的。太後聽政才七月，就歸政。徽宗意亦傾向新法，卻去引用了一個反複無常的蔡京（司馬光要複差役，限期五日，大家都以為難。這時候，蔡京知開封府，獨能如約辦到。司馬光大喜）。於是曾布亦罷相。蔡京窺徽宗意旨所在，把元祐諸臣的姓名，親寫了一張黨人碑，勒諸朝堂，其子弟都不得至闕下；於是新舊水火之勢，格外無可挽回。而徽宗又荒淫無度，好大喜功，北宋的天下，就無可支持了（當時就沒有女真，內亂也要大起的。隻看南渡之初，群盜的多便可知）。蔡京是一個聚斂的好手，隻要把《宋史·食貨誌》看一遍，便可見得當時：不論哪一項財源，都給他搜括淨盡；不論哪一件政事，到他手裏，就變做了聚斂的政策，以供給徽宗淫侈之用（本篇勢難備詳，讀者諸君，請取來自讀一過，便可見得財政紊亂，是國家的致命傷）。於是設蘇杭應奉局，派宦者童貫，到東南去監造禦器。又命朱領花石綱，東南人家有好的花石，便運進京來。其騷擾，自然不言可知。於是在京城裏造了一座萬歲山，窮極奢侈（到元朝攻金汴京的時候，金人把這山上的石頭，用來供發炮之用。荼毒了無數生靈，其結果，還是拿來做殺人之具，真正可發一歎）。又相信道教，進用方士王老誌、王仔昔、林靈素等，大營齋醮。費用也不可勝計。內政一方麵，既已如此，對外又要講武功。西南一方麵，則招降蠻族，置了許多州縣。西北一方麵，又用王厚以開湟、鄯（均見上節）。於是童貫借此機會經略陝西，和夏人開釁。每戰，輒諱敗為勝。教諸將多築城堡，騙朝廷是新拓的土地。公元1120年，睦州人方臘作亂，連陷睦（如今浙江的建德縣）、歙（如今安徽的歙縣）二州，進陷杭州。童貫帶兵把他討平。就格外自謂知兵，要想趁遼朝敗亡的機會，恢複燕雲。北狩南渡之禍，就因此而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