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官製
從魏晉到唐的製度，是相因的。唐朝的製度，隻算集魏晉南北朝的大成。從三國以後，中國的政府，有四百年，在軍閥和異族手裏，本篇第十二章，已經說過了。要看這時候的政治，在它的施政機關上，就最看得出。
漢朝從武帝以後，宰相就漸漸失其實權，已見本篇第八章第一節。這種趨勢，從魏晉以後，愈趨愈甚。魏朝建國之初，置了一個秘書省，受禪之後，改為中書省。於是中書親而尚書疏。南北朝以後，因侍中常在禁近，時時參與機務，於是實權又漸移於門下省。總而言之，魏晉南北朝，機要是在中書、門下兩省的，尚書不過執行政務罷了（中書、門下，像後世的內閣。尚書像後世的六部）。到唐朝，就用三省的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但尚書令是太宗做過的，所以不以授人，就把次官仆射，改做長官。後來又不甚真除，但就他官加以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目，便算做宰相），作為宰相。中書麵受機務，門下省掌封駁，尚書承而行之（雖有此製，三省常合在一個政事堂內議事，並沒有三個機關分立的樣子。尚書省分六部，是吏、戶、禮、兵、刑、工。這個製度，相沿到清朝。未曾改革。六部之分，是沿襲後周的製度。後周的製度，是蘇綽定的。都以《周禮》為法〈六部就是仿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這種製度，隋朝沒有沿襲它）。中葉以後，所謂翰林學士，和天子十分親近，又漸漸地握起實權來（學士之名，本是因弘文、集賢兩館而起的〈參看下節〉。翰林院，本是藝能技術之流雜居之所，以備天子宴閑時的召見。玄宗時，才於翰林院置待詔，供奉，命與集賢院學士，分掌製敕〈本來是中書舍人的職務〉。又於翰林院之南，別立學士院以處之；於是與雜流不相混處，而其地望遂清。然其官則仍稱為翰林學士）。王叔文的用事，就是居翰林中謀劃的（參看第三篇）。總而言之，翰林學士的握權，和前此的中書省如出一轍。明清時代的殿閣，也不外此理，這等處，須要通觀全局，自然明白。九卿是曆代都有的，然而都失其職（實權都在六部）。為避繁起見，不再詳敘。禦史一官，卻威權漸重（武後時，改為肅政台。分置左右。左察朝廷，右澄郡縣。中宗複位後，複名禦史台。仍分左右。睿宗時，命兩台都察內事，旋又把右台廢掉）。貞觀末，禦史中丞李乾祐，奏於台中置東西二獄，從此以後，禦史台就多受詞訟，侵涉了司法的權限。至於外官的變遷，則和內官正相反。內官的權限，日趨於輕；宰相九卿等，有獨立職司的官，職權多見侵奪。外官的權力，卻有日趨於重之勢。秦漢時代的兩級製（郡縣），到漢末改設州牧，就變成三級製。也已見本篇第一到八章。東晉以後，疆域日蹙，而喜歡多置州郡，以自張大。於是“僑置”的州郡甚多。往往有僅有空名，實無轄境的。於是州郡愈多，轄境愈小。然而這時候是個軍閥擅權的世界；軍閥的地盤，是利於大的；州郡雖小，有兵權的，往往以一個人而都督許多州的軍事，其轄境仍舊很大。隋朝統一以後，當時的所謂州，已經和前此的郡，區域大小，並無分別了。於是把州、郡並做一級。唐朝也沿其製，而於其上再設一個道的區域。一道之中，是沒有長官的。中宗複位的這一年，分天下為十道，每道各設巡察使。睿宗景雲二年（公元711年），改為按察使。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又改為采訪處置使。肅宗至德（公元756、公元757年）以後，把天下分做四十餘道，各置觀察使。這種使官，都稱為監司之官。他的責任，隻是駐於所察諸郡中的大郡，訪察善惡，舉其大綱，並不直接理事，頗和漢朝刺史的製度相像。然而到後來，往往侵奪州郡的實權，州郡不敢與抗。而且這時候，已經是軍人的世界了。有軍馬的地方，就都設了節度使。凡有節度使的地方，任憑有多少使的名目，都是他一個人兼的。這正和近代的督軍兼省長等一樣，又誰敢和他相抗呢？於是中央政府，毫無實權，可以管轄地方，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參看第三篇第二章第一、第二、第五節。監司官的名目，還有許多，欲知其詳，可參看《文獻通考》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兩卷）。
唐朝的官製，中葉以後，又有宣徽南北院和樞密院，其初特以處宦者，並沒有什麽重要的職權。後來宦者的威權日大，這兩種官的關係，也就漸重。到五代以後，都變做了大臣做的官。這個留待第三篇裏再講。又地方自治的製度，從漢魏以後，日益廢壞。漢朝時候，重視三老、嗇夫等職的意思，絲毫沒有。而役法日重，這一等人，反深受了苦役之累。這個也是一個極大的變遷，也待第三篇再講。
第二節 教育和選舉
教育製度，從三國以後，是很衰頹的，無足稱述（《三國誌·王肅傳》：“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之後……太學始開……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複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這是後漢以後，學校就衰的情形。從此到南北朝末，雖亦設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或又置有博士，然皆無足稱述）。唐太宗時，“屯營飛騎，亦令受經；高句麗、新羅、高昌、吐蕃，皆遣子入學”。表麵上似乎是很盛的，然而實際，士人社會的視線，已經移到科舉上了。要曉得科舉製度的由來，就要先曉得九品中正。九品中正之製，起於魏文帝時。這時候，“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錯雜詳覆無所”。尚書陳群，就於各州郡皆置中正，品評其本地的人物，分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尚書用人時，憑以複核。這種製度的可行，原因為後漢時代，清議極重，鄉評特為有力之故（史稱：“晉武帝時，雖風教頹失，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郤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然而鄉評的有力，是一種風俗，風俗是要隨時勢改變的。九品中正，是一種製度，比較的總覺流於硬性。於是就生出種種弊病來。扼要些說，便是：
一、中正的權力太大，而又並無賞罰之防。就不免有徇私、趨勢、畏禍、私報恩仇等事情。
二、一地方的人，中正本不能盡識；即使盡識，也未必能知他的好壞。就使能知他的好壞，也不應當以一個人的話為標準。況且中正至多能曉得這個人的品行德望，至於當官的才能曆練，是全然不知道的。
然而這還不是最大的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中正都是本地方人，誰沒有親戚朋友？一個人在社會上，本沒有真正完全的自由。一個階級裏的人，受這階級的製裁，當然最為嚴重，誰能夠真正破除情麵呢？於是所選舉的，總不外乎這一階級裏的人，就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麵。曆代選舉的製度，縱或小有改革，然大體總是相同。九品中正的製度，南至梁、陳，北至周、齊，都是有的，直到隋開皇中方罷。這種製度，與兩晉南北朝的門閥階級，是很有關係的（參看第七節）。
“隋唐以後科舉”的前身，便是兩漢時的郡國選舉。原來郡國選舉的製度，到兩晉以後，也弊壞得不堪了（東晉初年，為了撫慰遠方的人士起見，州郡所舉的孝廉、秀才，都不試就用。後來實在弄得不堪了，於是要試之以經。秀才、孝廉，就都不敢進京。到京的，也都裝病不考。於是寬限五年，令其補習）。九品中正的製度既不可行，於是不得不加之以考試。既然憑考試為去取，就索性“毋庸郡國選舉，而令他懷牒自列於州縣，州縣加以考試，合格的再把他送進京去應考”。就變成隋唐以後的科舉製度了。唐以後的科舉，最重的是進士科。這一科，是起於煬帝大業中的（當時還是試的策）。這件事，《隋書》不載（隻見於《唐書》所載楊綰疏中）。大約當時還不甚看重他。“唐製，取士之科……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天子自詔者曰製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其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然而取之最多的，隻有進士、明經兩科。進士試“詩”、“賦”、“論”、“策”，明經試“帖經”、“墨義”。這時候，崇尚文詞的風氣已成。明經所作的帖經墨義，又是毫無道理的，大家都看不起它。就有“焚香看進士，瞋目待明經”的諺語。不是天資愚魯，不會作詩賦的人，都不肯去做明經。就把天下人的聰明才力，都消磨到“聲病”上去（參看第六節）。
《文獻通考》卷二十九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縣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牆麵焉（按這是責令默寫經文）。
又卷三十……愚嚐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雲：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雲：七人，某某也。謹對。有雲：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雲：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謹對。有雲：請以注疏對者，則對雲：注疏曰雲雲。有不能記憶者，則隻雲對未審……
這種考試的法子，現在看起來，真正是奇談。然而也不足為怪，這是古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如此。原來古人都是把《經》就算做學問；所謂通經，又不必自出心裁，隻要遵守先儒的注疏；自然就造成這種怪現象了（這種現象，一變而為宋朝的經義。再變就是明清的八股文，通看後文自明）。
武舉起於武後的長安二年（公元702年），也用鄉貢之法，由兵部主其事。
製科的科名，是沒有一定的。唐製科名目和登製科的人，詳見《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以上所說，是取士的方法，但登科以後，還不能就有官做，還要試於吏部，謂之“釋褐試”。釋褐試取了，才授之以官。一登進士第，便有官做，這是宋朝的法子，唐朝卻不如此。
銓選仍是曆代都由尚書。唐時分為文武二選：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文選有身（體貌豐偉）、言（言辭辯正）、書（楷法遒美）、判（文理優長）四種。“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還得聽其冬集。”較諸後世的銓選，似乎還要合理些。又後魏崔亮（吏部侍郎）創停年格。補用的人，一以他停罷後歲月為斷。後世說他是資格用人之始，都不以他為然。然而他實在是迫於胡太後時候，強令武人也要入選，才創此法，以限製其的（他複外甥劉景安的信，說：“吾近麵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可見此法之創，實是限製武人的意思多）。況且以資格年勞用人，原不算得弊政，較諸在上的任意抑揚，在下的夤緣奔競，就好得多了。
第三節 兵製
唐朝的兵製，也是沿襲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說：“中國承平的時候，可以算是沒有兵。雖然有喚做兵的一種人，實在是把來供給別種用場，如以壯觀瞻等，並不是要他打仗。”這句話最通。秦漢時代，承襲著戰國時的餘風，全國還有些尚武的風氣；東漢而後，就漸漸顯出無兵的樣子了（參看第二篇第八章第四節）。從五胡亂華起，到南北朝末止，卻可以算得一個長期戰爭，其中東西魏（周、齊）對立的時候，競爭尤其劇烈，所以產出一種略為整齊的兵製。
有名的“府兵”製，是起源於後周的。其製是籍民以為兵，但是揀其魁健才力的，並不是全數叫他當兵。——而蠲其租調。令刺史以農隙教練。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領軍的謂之開府；一大將軍統兩開府；一柱國統二大將；共為六軍。總數不滿五萬人（隋朝也沿襲其製，置十二衛將軍）。
唐製：折衝府有上、中、下。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每府都有折衝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以司訓練。其兵的編製：是十人為火，火有長。五十人為隊，隊有正。三百人為一團，團有校尉。有兵籍的人，年二十而為兵，六十而免。平時居於田畝，教練皆以農隙。有事就出去從征；事訖，依舊各還其鄉。據《唐書·兵誌》說：唐初，天下共六百三十四府，而在關內一道的，倒有二百六十一，所以中央的形勢頗強。當時宿衛，也是靠府兵輪值的，謂之“番上”。
但是到高宗、武後時，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漸壞，至於宿衛不給。宰相張說，就請募兵宿衛，謂之“擴騎”。玄宗時，這種宿衛的兵，也是有名無實，諸府又完全空虛，內地竟無一兵，而邊兵卻日重。所以安祿山一反，竟無從抵禦了。
唐初用府兵的時候，有所征伐，都是臨時命將；戰事既罷，兵歸其府，將上其印，所以沒有擁兵的人。其戍邊的兵，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都有使。總管他們的謂之道，道有大總管（後來改為大都督，但行軍時仍曰大總管）。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的，謂之節度使。但還沒有用它做官名。睿宗景雲二年（公元711年），用賀拔延嗣做涼州節度，這是以節度名官之始。玄宗天寶初，於沿邊置十節度經略使（安西〈治龜茲，今新疆庫車縣〉、北庭〈治庭州，今新疆烏魯木齊市〉、河西〈治涼州，今甘肅武威市〉、朔方〈治靈州，今甘肅賀蘭縣〉、河東〈治太原，今山西陽曲縣〉、範陽〈治幽州，今北京市境內〉、平盧〈治營州，今為河北承德市〉、隴右〈治鄯州，今甘肅西寧市〉、劍南〈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九節度，嶺南〈治廣州，今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一經略使），邊兵就此大重了。安史亂後，討賊有功之將，和賊將來降的，都授以節度使（或沿其舊官）。於是節鉞遍於內地，而“尾大不掉”之勢以成。
然而製唐朝死命的，實在還不是藩鎮之兵，而倒是所謂“禁軍”。禁軍的起源是跟高祖起義於太原的兵，事定而後，願留宿衛的，共有三萬人。於是處以渭北閑田，謂之“元從禁軍”。老不任事，即以其子弟代之。後亦與於“番上”。太宗時，在元從禁軍中，選善射者百人，以從田獵，謂之百騎。武後改為千騎。睿宗又改為萬騎，分為左右。玄宗用這一支兵平韋氏之亂，改名左右龍武軍。又有太宗所置的飛騎，高宗所置的羽林，也各分左右。謂之“北衙六軍”。與諸衛的兵，號為南衙的相對待。中葉以後，又有所謂“神策軍”。其緣起：因天寶時，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的磨環川，即於其地置軍，謂之神策。以成如璆為節度使。安祿山反，成如璆派軍中的將，喚做衛伯玉的，帶千人入援。與觀軍容使魚朝恩（宦者）共屯陝州。神策軍的地方，旋為吐蕃所陷，於是即以衛伯玉所帶的兵為神策軍。和陝州節度使郭英，俱屯於陝。公元763年，吐蕃陷長安，代宗奔陝。魚朝恩以神策的兵，和陝州的兵來扈衛。當時都號為神策軍。後來伯玉罷官，神策軍歸郭英兼帶。郭英又入為仆射，這一支兵，就入於魚朝恩手裏。是為宦官專管神策軍之始。魚朝恩後來入都，便把這一支兵，帶到京城裏，依舊自己統帶著。然而還不過是一支屯駐京城裏的外兵，並不算做禁軍。公元765年，吐蕃又入寇。魚朝恩以這一支兵，入屯苑中。於是聲光大好，出於北衙軍之上。德宗從奉天還京，都不相信大臣，而頗委任宦官，專叫他統帶禁軍。這時候，邊兵的餉，不能按時發給；而神策兵餉糈優厚。於是邊將在外戍守的，多請遙隸神策。神策軍數，遂至十五萬。自關以西，各處的鎮將，大都是宦官手下人。所以宦官的勢力，強不可製。昭宗時，想改用宗室諸王代他，始終沒有成功。而宦官每和朝臣水火，就挾著神策軍裏幾個鎮將的力量，以脅製天子，誅戮大臣。到底弄得朝臣借著朱全忠的兵力，打破宦官一係的鎮將李茂貞，把宦官盡數誅夷，而唐亦以亡。這都是後來的話，參看第三篇第二章第四節，自然明白（禁軍的始末，《唐書·兵誌》不詳，見《文獻通考》第一百五十一卷）。總而言之，亡唐朝之力：藩鎮的兵，不過十分之三；禁軍倒有十分之七。
第四節 刑製
兩漢魏晉刑製的變遷，已見第二篇第八章第五節。從晉武帝頒布新律之後，張、杜預，又各為之注。泰始（公元265—274年）以後用之。然律文簡約；兩家的注，又互有不同；“臨時斟酌，吏得為奸”。齊武帝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刪定郎王植之，才合兩家的注為一。然事未施行，書亦亡滅。梁武帝時，齊時舊郎蔡法度，還記得王植之的書。於是叫他損益舊本，定為《梁律》。天監初（天監，梁武帝年號，公元502—519年），又使王亮等改定，共為二十篇。定罪二千五百條，刑分十五等。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範杲參定律，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定律三十卷，大體沿用梁法。這是南朝法律的沿革。
元魏入中原以前，刑罰是很嚴酷的。道武帝入中原，才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太武神中（公元428—431年），詔崔浩定律。正平中（公元451年），又命遊雅、胡方回等改定，共三百七十條，有門房之誅四（獻文增其十三，孝文時定為十六），大辟百四十五（獻文增其三十五，孝文時定為二三五），刑罪（耐罪）二百二十一（獻文增其六十二，孝文時定為三七七）。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公元474年），尚書令趙郡王睿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係雜采魏晉故事。刑名有五：一死，二流，三耐，四鞭，五杖。又有所謂重罪十條（一反逆，二大逆，三叛，四降，五惡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義，十內亂），不在“八議”和“論贖”之限。
北周的律，定於武帝保定三年（公元563年）。刑分死、流、徒、鞭、杖。不立十惡的名目，而重“大逆”、“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隋初，令高熲等重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也有十惡之條（一謀反、二謀大逆、三謀叛、四惡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義、十內亂）。唐朝的刑法，大抵沿隋之舊。
這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刑罰的變遷。馬端臨說：“漢文除肉刑，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者，故死刑不勝其眾。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複肉刑以全其生（按：複肉刑的議論，兩晉時代最甚。其理由所在，就是“死刑太重，非命者眾；生刑太輕，罪不禁奸”兩語）。肉刑卒不可複，遂獨以髡鉗為生刑。所欲活者傳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才剪其毛發；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複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為甚。及隋唐以來，始製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樸、流、宅，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按：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梟、裂。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逾百”。隋始定鞭笞之數，死刑隻用斬、絞兩種。這都是較前代為文明處。
還有一層可注意的，便是隋朝的刑法。是兼采魏晉和拓跋魏兩種法係（這個大概是周、齊如此，而隋朝因之）。其斟酌輕重之間，固然較舊時的法律為進步。然而精神上，也有不如舊時的法律之處。即如晉律，部民殺長官，和父母殺子的，都同“凡”論。這是兩漢以後，把經學應用於法律，文明之處（父殺其子當誅，見《白虎通》）。隋律卻就不然。這是拓跋魏的社會，進化較淺，“官權”、“父權”太重之故。中國反改其舊律而從之，真是下喬入幽了。餘杭章氏《文集》裏，有一篇文字，專論這件事，可以參看。
總而言之：秦漢以後的法律：經晉朝的一大改革，而大體趨於完善；經隋朝的一番損益，而輕重更覺適宜。所以從西洋法律輸入以前，沿用千年，大體不曾改變。
第五節 賦稅製度和民生
從秦漢統一以後，直到前清海禁大開以前，兩千多年，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沒有什麽根本上的變更（從戰國到秦漢，是有一個大變的。參看第一篇第九章，和本篇第六章）。這個時代，中國人的生計是以農業為本位。要看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就須注意於農民。但是中國史家記載平民的生活狀況，是很少的。卻是當時的田賦製度，便是當時“農民生活狀況的反映”。
從晉到唐，其間的田賦製度，都有同一的趨向。為之代表的，便是晉的“戶調式”，魏的“均田令”，唐的“租庸調製”。今各述其大略如下：
戶調之式，起於晉武帝平吳以後。它的法度是：男女年十六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這是指為戶者而言）。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
後魏的均田，在公元485年（孝文帝大和九年）。它的辦法：是把田分成“桑田”、“露田”兩種。桑田是“世業”；露田及歲而受，年老則免，身沒則還。桑田的數目，有過於其應得之數的，得以賣出；不足的得以買入。但過於應得之數，及在應得之數以內的，不得買賣（大概當時把官有的地，授予人家做露田。其原有田地的，一時並不沒收它；本無田地的，一時也不能補足。所以人民的桑田，有逾限的，也有不足額的）。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有牛一頭，許授田三十畝；但牛四頭為限）。
唐朝的租庸調製（高祖武德七年定，公元624年）是：丁男十八以上，給田一頃；以二十畝為“永業”，餘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的，為“寬鄉”，少的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鄉有餘田，以給比鄉；州縣同。“徙鄉”和“貧無以葬”的人，得賣世業田。從狹鄉徙寬鄉的，得並賣口分田。受田的丁，每年輸粟二石，謂之“租”。看地方的出產：或輸絹、綾、繒，各二丈，綿二兩，或輸布二丈四尺，麻三斤，謂之“調”。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閏加兩日，不役的，每日折輸絹三尺，謂之“庸”（《通考》：“租庸調征科之數，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會要》所載。陸宣公《奏議》及《資治通鑒》所言皆同。《新唐書·食貨誌》……疑太重，今不取）。”
這種製度，便是兩漢時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反響。雖不能做到地權平均，較諸毫無法度，聽其自相兼並，總好得許多。但是“徒法不能以自行”。這種製度，若要實行，行政要非常綿密。以中國行政的疏闊，和地方自治製度的廢壞，從何實行起？戶調之式，定後不多時，天下就大亂；究竟這種製度，曾否實行？史學家頗多懷疑。大概就是實行，時間也是很短的。均田之令，和租庸調的製度，都是定於大亂之後。當時地廣人稀，無主的田很多，推行自然不十分困難。但是一兩傳後，人口增殖，田畝漸感不足，就難於維持了。均田令的結果，後來是怎樣，史家沒有明確的記載。租庸調製，則《唐書》明說它，到開元時而其法大壞，“並兼逾漢成哀”。平均地權的製度，不能維持，卻反生出一種弊病來。便是兩漢時代的稅，是認著田收的；雖有口稅，很輕。從戶調、均田令、租庸調等製度行後，人人有田，收稅就隻須認著人。專製時代的官吏，行政是怠慢慣了的；隻要收得著稅，其餘就一切不問了。到後來，實際上授田的事情，已經沒有了，並兼之事起了，他卻還隻是認著向來出稅的人收稅；哪裏來管你實際有田沒有田（這時候，若要查明白有田的人，然後收稅；就要徹底根究，叫並兼的人，把田都吐出來，還給無田的人；而且照法律上講，不但並兼人家的人有罪，就是被人家並兼的人，也是有罪的。這件事豈不甚難）？這一來，百姓不但享不著人人有田的利益，無田的人反要負擔和“有田的人一樣的租稅”的痛苦（在兩漢時代，就隻要出極輕的口稅）。這如何能支持？於是乎有“逃戶”。逃的人逃了，不逃的人，賦稅就要更重，稅法就大壞了。玄宗時，宇文融為監察禦史。也明曉得徹底根究，叫並兼的人把所並兼的田，統統吐出來，是辦不到，就想括“籍外的羨田”，以給逃民。然而“並兼之亟”，總是起於人多而田不足之後的，哪得有許多羨田可括？而且他的辦法，逃戶受羨田的，又要出錢千五百；於是州縣希旨：把有主的田，算做羨田；本地的人，算做客戶，反變成了聚斂的政策。安史亂後，賦稅紊亂的情形，更其不可收拾。德宗時，楊炎為相，才創“兩稅”之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著。”雖沒有把“稅人而不稅田”的法子，根本改革；然而照他立法的意思，是“以人的貧富，定出稅的多少”；較諸就田而稅，負擔偏於農民的，反覺公平。不過人的貧富，不易測定。實行起來，要求其公平，是很難罷了（陸贄說：兩稅以資產為宗，少者稅輕，多者稅重，然而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的；有場圃囷倉，物輕而眾以為富的。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少而日收其贏的；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寡利的。計估算緡，失平長偽。我說：兩稅的法子，若真能行得公平，倒近乎一般所得稅了。這個談何容易。楊炎的法子，自然離此理想尚遠。然在當時，總不失為救弊的良法）。
《文獻通考·田賦門》的一段按語，論秦漢到唐田賦製度的變遷，極為清楚。我如今不避繁複，再節抄在下麵。因為這件事，和當時社會的生計狀況，是很有關係的（是農民生活狀況的反映）。
……自秦廢井田之製……始舍地而稅人……漢時，官未嚐有授田限田之法……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參看本篇第八章第三節）。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匹，綿三斤……然晉製：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概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隻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製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實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征之，令其與豪富兼並者，一例出賦，可乎？……授人以田，而未嚐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複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
此外生計界的情形，無甚特別的可述。但有一件可注意的，便是當這時候，中國對外的貿易，頗為發達。從魏晉到唐，中國和南洋交通的發達，已見上章第六節。魏晉北朝，和西域的關係，雖不如漢唐時代的密切，然而也沒有什麽戰爭，民間往來貿易的關係，可以推想為無甚中斷的時候（中國商人的能力非常之大。譬如漢朝還沒有通南越和西域，商人倒早已做了先鋒隊了〈參看本篇第四章〉）。
《隋書·食貨誌》說：“梁初……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又說：“後周時，河西諸郡，皆用西域金銀之錢。”當時對外貿易的影響，及於中國的通貨上。而且他說：晉自東渡以後，嶺外諸酋帥，有因牲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的，朝廷多因而籍之，以收其利。這種辦法，直到南朝之末，都是如此。這許多東西，也都是當時互市的商品。就可以推想貿易額的盛大了。至於唐朝：則陸路有互市監，以管西域諸國的貿易；海路布市舶司，以管南洋諸國的貿易。惜乎曆史上，關於這種記載，十分闕略。近人梁啟超的《廣東通商發達史》，參考東西洋人的著述，述南北朝唐時候中國對外貿易的情形頗詳。可惜文長，不能備錄。讀者諸君請自取原書參考。
第六節 學術和宗教
從東漢到魏晉，中國的學術思想界，起了一個大變遷。這個可以說從煩碎的考古時代，到自由思想時代，也可以說從儒學時代，到老學、佛學時代。
西漢的儒學，就不過抱殘守缺，固守著幾句相傳的師說；究竟孔門的學說，還是“負荷”得不能完全。到了末年，又為著“托古改製”之故。生出許多作偽的人來。又因為兩漢的社會，去古未遠，迷信的色彩，很為濃厚，於是這種作偽的話裏頭，又加上許多妖妄不經的話（識緯終東漢之世，是以緯為內學，經為外學）。東漢的學風，雖然不必務守師說，似乎可以獨出心裁。然而賈、許、鄭、馬等，又不免流於煩碎。打了半天官司，總是不見分曉，也不免使人厭倦。於是人心上就生出一種“棄掉這些煩碎的考據，而探求真理”的要求。
在中國舊學問裏，可以當得起哲學的名稱的，當然隻有道家。在儒家，則一部《周易》裏頭，也包含著許多古代的哲學（參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一節）。所以這時候，研究學問的人，都是《老》、《易》並稱。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劉伶、王戎、王衍、樂廣、衛玠、阮瞻、郭象、向秀等一班人。這一班人，“專務清談，遺棄世務”，固然也有惡影響及於社會。然而替中國學術思想界，開一個新紀元，使哲學大放光明；前此社會上相傳的迷信，都掃除淨盡，也是很有功的（世務本來不能夠都責備哲學家做的）。研究起中國的哲學史來，這一派“魏晉的哲學”，實在很有研究的價值。
中國的學問，是偏於致用的。《老》、《易》雖說是高深的哲學，要滿足純正哲學的要求，究竟還不夠。於是佛學乘之而興。佛教的輸入中國，古書上也有說得很早的，然而不甚可靠。可靠的，還是漢明帝著中郎將蔡愔到西域去求佛經，公元67年（永平十年），蔡愔同著攝摩騰、竺法蘭兩僧，齎經典東來的一說。然而這時候，佛教在社會上，還沒甚影響。三國時，天竺僧支讖、支亮、支謙從西域來，士大夫才漸漸和它交接。東晉時，又有佛圖澄，從西域來，專事譯經。慧遠開蓮社於廬山（這是後世淨土宗的初祖），士大夫和它交接得更多，然而還不過是小乘。公元401年（姚秦弘始三年），鳩摩羅什入長安，才譯出大乘經論。從此以後，佛教在中國（宗教界和學術界）就放出萬丈的光焰。“佛教”或“佛學”，都是專門的學問。要明白它的真相，絕不是本書所能介紹。我現在且轉錄近人新會梁氏《中國古代思潮》裏的一張表，以見得佛學入中國後盛衰的大略。若要略知佛學的門徑，梁氏這一篇文章，很為簡明可看。若要再進一步，則近人梁氏的《印度哲學概論》最好。這部書，把印度各種哲學和佛學對舉，很可以見得佛學的“來源”、“影響”和它的“真相”。謝氏的《佛學大綱》，雖然無甚精神，抄撮得也還完備，也可看得。
以下十三宗，隻有俱舍、成實兩宗是小乘，其餘都是大乘。其中天台一宗，係中國人所自創。
這時候，儒家之學也竟有點“道佛化”的樣子。原來東漢的儒學，至鄭玄而集其大成。然而盛極必衰，於是就出了一個王肅，專替鄭玄為難。一定要勝過鄭玄，這件事，也頗為難的。於是又想出一個作偽的法子。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五部書，互相印證。把自己駁難鄭玄的話，都砌入這五部書裏頭，算是孔氏子孫所傳，孔子已有定說的（參看丁晏《尚書餘論》）。這種作偽的手段，較之漢朝的古文家，更為卑劣（參看本篇第八章第六節）。然而王肅是晉武帝的外祖。所以當時，頗有人附和他。譬如杜預，就是其中的一個（詳見《尚書餘論》）。總而言之，從王肅等一班人出，而“鄭學”也衰了。然而王肅這一派學問，在社會上也不占勢力。東晉以後，盛行的，便是王弼、何晏這一派。這都是把道家之學去解釋儒書的。再到後來的人，並不免摻雜佛家的意思。上麵所列一表，是唐朝時候所定的《十三經注疏》。所取的注，其中除《孝經》為唐玄宗禦注外，其餘十二經，魏晉人和漢人各半。北朝的風氣，變動得晚些。自隋以前，北方的學者，大抵謹守漢儒的學問。熟精《三禮》的人極多（參看《廿二史劄記》卷十五）。這便是鄭玄一派學問。也有能通何休公羊的，這並是今文學了。至於南人，則熟精漢學的，久已甚少。所風行的，都是魏晉以後的書。然而從隋朝統一之後。北朝的武力，戰勝了南人。南朝的學術，也戰勝了北人。北人所崇尚的，鄭玄注的《周易》、《尚書》，服虔注的《左傳》都亡（鄭玄注《左傳》未成，以與服虔，見《世說新語》。則服虔和鄭玄，是一鼻孔出氣的），而王弼、杜預的《注》，和偽孔安國的《傳》，到唐朝就列於學官。這個絕不是南朝的經學，能勝過北朝（就經學論，北朝確較南朝為純正）。不過就學術思想界的趨勢而論，漢朝人的儒學，這時候，其道已窮，而魏晉以後的這一派哲學正盛；南朝的經學，是“魏晉的哲學化”了的，所以就占了優勝罷了。
還有古代的神仙家，到魏晉以後，也“哲學化”了，而成功了後世的所謂“道教”，和“儒”、“釋”並稱為“三教”。這件事也要一論。按：神仙家的初起，其中並沒有什麽哲學。他們所求的，不過是“不死”。所以致不死的手段，是“求神仙”和“煉奇藥”。所謂不死，簡直是說肉身可以不死。“屍解”的話，怕還是後來造出來，以自圓其說的。這一派妖妄之說，大概是起於燕齊之間（所以托之於黃帝。《史記·封禪書》說：齊威王和燕昭王，就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史記》的《八書》，固然全不是太史公所作，然而也並不是憑空偽造的〈《禮書》、《樂書》，是抄的《荀子》和《小戴記》。其餘略以《漢誌》為本〉。又《左傳》，齊景公問晏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除神仙家之外，沒有說人可以不死的。齊景公這句話，一定是受神仙家的影響。這也可做神仙家之說，舊行於燕齊之間的一證）。這一派人，和中國古代的醫學，很有關係（《內經》裏屢引方士之說）。他們是懂得點藥物學的，所以有所謂煉奇藥。古代的醫學，原有“咒由”一科，所以到後來，張角等還以“符水”替人治病。其說起於燕齊之間，所以有“人海的思想”，而有所謂三神山；大約海邊上的蜃氣，一定和這種妖教的構成，很有關係的。當秦皇、漢武時代，神仙家的勢力極盛。這時候，這一派人（方士）專以蠱惑君主為事。到後來，漢武帝花了許多錢，神仙也找不到，奇藥也煉不成，才曉得上了大當。“喟然而歎曰：世安有神仙？”從此以後，這一派人，蠱惑君主的伎倆，就無從再施，於是一變而愚惑平民。然而從張角、孫恩造反以後，又變做一種妨害治安的宗教，勢不能再在社會上大張旗鼓：雖然還有張道陵、寇謙之等一班人，借符籙丹鼎等說，以愚惑當世（參看《魏書·釋老誌》），畢竟是不能大占勢力的。這一種宗教，要想自存，就非改弦易轍，加上一點新麵目不可。把後世道教的書來看，真像是和《易》、《老》相出入的。然而請問這許多話，漢以前的神仙家有嗎？譬如《淮南子》，後世認為道家的書。然而《淮南子》裏，原有易九師的學說。又如《太極圖》，後世認為陳摶從道家的書裏取來的，不是儒家所固有。然而它的說法，可以和《易經》相通，畢竟無從否認（參看胡渭《易圖明辨》）。我說：這許多話，本是中國古代的哲學，保存在《易經》裏頭的。魏晉以後的神仙家，竊去以自文其教。所以魏晉以後的道教，全不是漢以前的神仙家的本來麵目。神仙家的本來，是除了煉奇藥、求神仙等，別無什麽哲學上的根據的。明乎此，則可知我國“道藏”的書大有研究的價值。為什麽呢？中國古代的哲學，保存在《易經》裏。五經裏頭，隻有《易經》，今文家的學說全亡，東漢人所注的《易經》，妖妄不經，瑣碎無理，全沒有哲學上的價值。要求古代的哲學（從《易經》裏去求），隻有到《淮南子》等一類的書裏去搜集，然而這一類書，也所傳甚少，而且殘缺不完。神仙家既然竊取這一種哲學，以自文其教，當他們竊取的時候，材料總比現在多。這種哲學，一定有儒家已亡，借著他們的竊取，保存在道藏裏頭的。把這一種眼光去搜尋，一定能尋得許多可貴的材料。
還有一種風氣，也是到魏晉以後才盛的，便是崇尚文學。兩漢時代，固然也有許多文學家。然而這時候，看了文學，不過一技一能，究竟還是以樸學為重。到魏文帝，就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無窮。”這種思想，全然是兩漢人沒有的。這是由於：一、兩漢人的學問，太覺頭巾氣，缺乏美感，枯寂了的反動。二、則魏晉人的哲學，所鑄造成的人生觀，總是“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雲：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一派，總覺得灰心絕望。然而人的希望，究竟不能盡絕的。“愛惜羽毛”的人，就要希望“沒世不可知之名”。隋朝的李諤說：“自魏之三祖，崇尚文詞……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裏童昏，貴遊總卯，未窺六甲，先製五言……遞相師祖，澆漓愈扇……”也可以見得這種風氣的由來，和其降而益甚的情形了。因有這種風氣，所以唐朝的取士，就偏重進士一科。也因為有科舉製度，替它維持，所以這種風氣，愈不容易改變。
文學的內容，從南北朝到唐，也經過一次變遷。從東漢到梁陳，文學日趨於綺靡，這是人人知道的。這種風氣，走到極端，就又起了反動。隋文帝已經禁臣下的章奏，不得多用浮詞；唐興以後，就有一班人，務為古文，至韓、柳而大盛。就開了北宋到明的一派文學（曾國藩《湖南文征序》：“自東漢至隋……大抵義不單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曆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誌複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群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這幾句話，說自漢至清初，文學變遷的大概，頗為簡明。總而言之：古文之學，是導源唐初，大成於韓、柳等一班人，到北宋才大盛的。《舊唐書·韓愈傳》：“大曆、貞元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新唐書·文苑傳序》：“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為一代法……”）。——韓公的“辟佛”，對於以前的學術宗教界，也要算一個反動。且留待講宋代學術時再講。
第七節 門閥的興廢
從南北朝到唐，其間還有一大變，便是門閥階級的破除。三代以前的社會，原是一種階級製。看第一篇第九章第三節，便可以知道。春秋戰國之際，雖說經過一次大變遷，畢竟這種階級製的餘波，是不能掃除淨盡的。讀史的人，都說九品中正之製，弄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然而做中正官的人，並不曾全操選舉之權。不過朝廷要用人時，把他所品評的等第，來複核複核罷了。選舉之權，畢竟還在州郡手裏。郡國選舉之製，不是魏晉以後才有的。以前雖沒有九品中正之製，難道郡國選舉，都是十分公正，不帶一點階級臭味的嗎？（梁武帝時，沈約上疏，說：“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庠序棋布，傳經授受，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可見漢朝的選舉，自比魏晉以後公平；然而說毫無階級臭味，是絕辦不到的）這是絕不然的。不過不像魏晉南北朝這種盛法罷了。兩晉南北朝時候，門閥階級之嚴，是由於：一、有九品中正之製，替它維持。二、則這時候，五胡亂華，漢人和胡人，血統上不免混淆。士大夫之家，就想高標門第，以自矜異。三、則當晉室渡江之初，文明的重心，還在北方；北方的大族，初南遷的時候，也還有高自位置的思想；以後就成了一種風氣。所謂大族，必須要標明了一個“郡望”，以明其本出何郡，就是魏晉以前，階級製度並沒有消除盡淨的證據。倘使你在本籍，本沒有特異於人之處，遷徙之後，又何必要特標出一個郡望來呢？這種階級製度，是到唐中葉以後，才漸次破壞，經過了五代，然後消除淨盡的。破壞這種製度的力量，要算隋唐以後的科舉製度最大。這是為什麽呢？原來當郡國選舉的時代，無論你怎樣公正，無論怎樣地注重於才德，這郡國所“薦舉”或“拔擢試用”的人，總不得真正到社會的下層階級裏去找——固然也有例外的，然而總是例外。直到郡國選舉的製度，變做了投牒自舉（這時候，形式上固然還說是鄉貢，然而既憑考試，這鄉貢便是有名無實的話）。被舉的人（舉人）和舉他的人（州郡），其間才不發生關係。無論什麽人，向州郡投牒自列，州郡就不能不考試他；考試合格了，便不能不舉他。把全國的人，都聚到京城裏去考試，和他的本鄉，相離得很遠；考試防弊的製度，又一天嚴密似一天（在唐朝，還沒有“糊名”、“易書”、“禁懷挾”等種種製度。考官還得以采取譽望；就和士子交通，也不幹禁例的。但是從唐到清，考試的製度，是一天天往嚴密的一條路上走的；這是考試製度的進化）；應考的人，和考他的人，也再不得發生關係。這樣，全國的寒畯，才真和有特權的階級，立於平等競爭的地位。所以隋唐以後的科舉製度，實在有破除階級的大功，不可湮沒的。向來讀史的人，都說投牒自舉，是個最壞的製度。其意，不過說這是“幹進無恥”。其實不然。參與政治，是國民的一種義務，不單是權利。有服官的能力，因而被選舉，因而服官，這是國民應享的權利，也就是國民應盡的義務。郡國選舉和征辟的時代，有了才德，固然可以被選舉、被征辟的。倘使人家不來選你、征你、辟你，便如何？若在隋唐以後，便可以懷牒自列。所以唐以後的科舉製，是給予國民以一種重大的公權。——實際上應試的人，誌願如何，另是一說。從法理上論，這一層道理，是顛撲不破的。
兩晉南北朝時候的階級製度是怎樣？我且引近人錢塘夏氏的一段話如下：
……其時士庶之見，深入人心，若天經地義然。今所見於史傳者，事實甚顯。大抵其時士庶，不得通婚。故司馬休之數宋武曰：裕以庶孽，與德文嫡婚，致茲非偶，實由威逼（指宋少帝為公子時，尚晉恭帝女事言）。沈約之彈王源（琅邪臨沂人）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王滿聯姻，實駭物聽。此風勿剪，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可以見其界之嚴矣。其有不幸而通婚者，則為士族之玷。如楊儉期（弘農叢陰人）自以楊震之後，門戶承藉，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琅邪臨沂人），猶恚恨。而時人以其過江晚，婚宦失類，每排抑之。然庶族之求儷於士族者，則仍不已；不必其通婚也，一起在動作之微，亦以偕偶士族為榮幸，而終不能得。如紀僧真（丹陽建康人）嚐啟齊武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乞做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敩（字叔文，濟陽考城人草）謝（字義潔，陳郡夏陽人），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敩，登榻坐定，敩命左右，移吾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也。其有幸而得者，則以為畢生之慶，如王敬則（晉陵南沙人）與王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同拜開府儀同，曰：我南州小吏，僥幸得與王衛軍同拜三公，夫複何恨？甚至以極凶狡之夫，乘百戰之勢，亦不能力求。如侯景請娶於王謝。梁武曰：王謝高門非偶，當朱張以下訪之。積此諸端觀之，當時士庶界限，可以想見……此皆南朝之例，若夫北朝，則其例更嚴。南朝之望族，曰琅琊王氏、陳國謝氏。北朝之望族，曰範陽盧氏、蒙陽鄭氏、清河博陵二崔氏（南北朝著姓不僅此，此乃其尤者耳）。南朝之望族，皆與皇族聯姻。其皇族，如彭城之劉、蘭陵之二蕭、吳興之陳，不必本屬清門。惟既為天子，則望族即與聯姻，亦不為恥。王謝二家之在南朝，女為皇後，男尚公主，其事殆數十見也。而北朝大姓，則與皇室聯姻者絕少。按：魏朝共二十五後，漢人居十一，而無一士族焉……此殆由種族之觀念而成……隋文之獨孤皇後，唐太之長孫皇後，皆鮮卑人也；而斛律明月稱“公主滿家”，則皆渤海高氏之女，皆可為此事之證……
這種習尚，唐初還很盛。唐太宗定《氏族誌》，頒行天下。而《李義府傳》說：“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為婚姻。唐初作《氏族誌》，一切降之。然房玄齡、魏征、李，仍往求婚，故望不減。”可見這事，竟非政治勢力所能幹涉。又《杜羔傳》說：“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可見中葉以後，尚有此風。然而科舉製度既興，寒門致身顯貴，畢竟較以前為容易。加以物質上的欲望，總是不能沒有的。所以到唐朝以後，士族貪庶族之富，而和他們結婚的，就漸漸加多。再加以五代的喪亂，士族失其位置，庶族致身富貴。又喪亂之際，人民播遷，譜牒失考，因而庶族冒充士族的，也日漸加多。從宋以後，這種階級，又漸歸於平夷了。
到貴賤階級破壞的時候，社會上好利之風，就必然日盛。唐朝時候，是這種門閥製度，行將滅亡，僅保惰力的時候。所以唐朝士大夫好利之風，實在較南北朝為甚。《文獻通考》卷二十七引江陵項氏的話：
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複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讚曰某人上謁者……
這固然由於科舉製度之興，有以使士人幹進無恥，然而貴賤的階級平夷了，除富更無可慕，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從魏晉到唐的製度，是相因的。唐朝的製度，隻算集魏晉南北朝的大成。從三國以後，中國的政府，有四百年，在軍閥和異族手裏，本篇第十二章，已經說過了。要看這時候的政治，在它的施政機關上，就最看得出。
漢朝從武帝以後，宰相就漸漸失其實權，已見本篇第八章第一節。這種趨勢，從魏晉以後，愈趨愈甚。魏朝建國之初，置了一個秘書省，受禪之後，改為中書省。於是中書親而尚書疏。南北朝以後，因侍中常在禁近，時時參與機務，於是實權又漸移於門下省。總而言之，魏晉南北朝，機要是在中書、門下兩省的，尚書不過執行政務罷了（中書、門下，像後世的內閣。尚書像後世的六部）。到唐朝，就用三省的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但尚書令是太宗做過的，所以不以授人，就把次官仆射，改做長官。後來又不甚真除，但就他官加以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名目，便算做宰相），作為宰相。中書麵受機務，門下省掌封駁，尚書承而行之（雖有此製，三省常合在一個政事堂內議事，並沒有三個機關分立的樣子。尚書省分六部，是吏、戶、禮、兵、刑、工。這個製度，相沿到清朝。未曾改革。六部之分，是沿襲後周的製度。後周的製度，是蘇綽定的。都以《周禮》為法〈六部就是仿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這種製度，隋朝沒有沿襲它）。中葉以後，所謂翰林學士，和天子十分親近，又漸漸地握起實權來（學士之名，本是因弘文、集賢兩館而起的〈參看下節〉。翰林院，本是藝能技術之流雜居之所，以備天子宴閑時的召見。玄宗時，才於翰林院置待詔，供奉，命與集賢院學士，分掌製敕〈本來是中書舍人的職務〉。又於翰林院之南，別立學士院以處之；於是與雜流不相混處，而其地望遂清。然其官則仍稱為翰林學士）。王叔文的用事，就是居翰林中謀劃的（參看第三篇）。總而言之，翰林學士的握權，和前此的中書省如出一轍。明清時代的殿閣，也不外此理，這等處，須要通觀全局，自然明白。九卿是曆代都有的，然而都失其職（實權都在六部）。為避繁起見，不再詳敘。禦史一官，卻威權漸重（武後時，改為肅政台。分置左右。左察朝廷，右澄郡縣。中宗複位後，複名禦史台。仍分左右。睿宗時，命兩台都察內事，旋又把右台廢掉）。貞觀末，禦史中丞李乾祐，奏於台中置東西二獄，從此以後，禦史台就多受詞訟，侵涉了司法的權限。至於外官的變遷，則和內官正相反。內官的權限，日趨於輕；宰相九卿等，有獨立職司的官，職權多見侵奪。外官的權力，卻有日趨於重之勢。秦漢時代的兩級製（郡縣），到漢末改設州牧，就變成三級製。也已見本篇第一到八章。東晉以後，疆域日蹙，而喜歡多置州郡，以自張大。於是“僑置”的州郡甚多。往往有僅有空名，實無轄境的。於是州郡愈多，轄境愈小。然而這時候是個軍閥擅權的世界；軍閥的地盤，是利於大的；州郡雖小，有兵權的，往往以一個人而都督許多州的軍事，其轄境仍舊很大。隋朝統一以後，當時的所謂州，已經和前此的郡，區域大小，並無分別了。於是把州、郡並做一級。唐朝也沿其製，而於其上再設一個道的區域。一道之中，是沒有長官的。中宗複位的這一年，分天下為十道，每道各設巡察使。睿宗景雲二年（公元711年），改為按察使。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又改為采訪處置使。肅宗至德（公元756、公元757年）以後，把天下分做四十餘道，各置觀察使。這種使官，都稱為監司之官。他的責任，隻是駐於所察諸郡中的大郡，訪察善惡，舉其大綱，並不直接理事，頗和漢朝刺史的製度相像。然而到後來，往往侵奪州郡的實權，州郡不敢與抗。而且這時候，已經是軍人的世界了。有軍馬的地方，就都設了節度使。凡有節度使的地方，任憑有多少使的名目，都是他一個人兼的。這正和近代的督軍兼省長等一樣，又誰敢和他相抗呢？於是中央政府，毫無實權，可以管轄地方，又成了尾大不掉的情形了（參看第三篇第二章第一、第二、第五節。監司官的名目，還有許多，欲知其詳，可參看《文獻通考》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兩卷）。
唐朝的官製，中葉以後，又有宣徽南北院和樞密院，其初特以處宦者，並沒有什麽重要的職權。後來宦者的威權日大，這兩種官的關係，也就漸重。到五代以後，都變做了大臣做的官。這個留待第三篇裏再講。又地方自治的製度，從漢魏以後，日益廢壞。漢朝時候，重視三老、嗇夫等職的意思，絲毫沒有。而役法日重，這一等人，反深受了苦役之累。這個也是一個極大的變遷，也待第三篇再講。
第二節 教育和選舉
教育製度，從三國以後，是很衰頹的，無足稱述（《三國誌·王肅傳》：“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之後……太學始開……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複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這是後漢以後，學校就衰的情形。從此到南北朝末，雖亦設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或又置有博士，然皆無足稱述）。唐太宗時，“屯營飛騎，亦令受經；高句麗、新羅、高昌、吐蕃，皆遣子入學”。表麵上似乎是很盛的，然而實際，士人社會的視線，已經移到科舉上了。要曉得科舉製度的由來，就要先曉得九品中正。九品中正之製，起於魏文帝時。這時候，“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錯雜詳覆無所”。尚書陳群，就於各州郡皆置中正，品評其本地的人物，分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而尚書用人時，憑以複核。這種製度的可行，原因為後漢時代，清議極重，鄉評特為有力之故（史稱：“晉武帝時，雖風教頹失，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郤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然而鄉評的有力，是一種風俗，風俗是要隨時勢改變的。九品中正，是一種製度，比較的總覺流於硬性。於是就生出種種弊病來。扼要些說，便是：
一、中正的權力太大，而又並無賞罰之防。就不免有徇私、趨勢、畏禍、私報恩仇等事情。
二、一地方的人，中正本不能盡識；即使盡識，也未必能知他的好壞。就使能知他的好壞，也不應當以一個人的話為標準。況且中正至多能曉得這個人的品行德望，至於當官的才能曆練，是全然不知道的。
然而這還不是最大的弊病。最大的弊病就是中正都是本地方人，誰沒有親戚朋友？一個人在社會上，本沒有真正完全的自由。一個階級裏的人，受這階級的製裁，當然最為嚴重，誰能夠真正破除情麵呢？於是所選舉的，總不外乎這一階級裏的人，就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麵。曆代選舉的製度，縱或小有改革，然大體總是相同。九品中正的製度，南至梁、陳，北至周、齊，都是有的，直到隋開皇中方罷。這種製度，與兩晉南北朝的門閥階級，是很有關係的（參看第七節）。
“隋唐以後科舉”的前身，便是兩漢時的郡國選舉。原來郡國選舉的製度，到兩晉以後，也弊壞得不堪了（東晉初年，為了撫慰遠方的人士起見，州郡所舉的孝廉、秀才，都不試就用。後來實在弄得不堪了，於是要試之以經。秀才、孝廉，就都不敢進京。到京的，也都裝病不考。於是寬限五年，令其補習）。九品中正的製度既不可行，於是不得不加之以考試。既然憑考試為去取，就索性“毋庸郡國選舉，而令他懷牒自列於州縣，州縣加以考試，合格的再把他送進京去應考”。就變成隋唐以後的科舉製度了。唐以後的科舉，最重的是進士科。這一科，是起於煬帝大業中的（當時還是試的策）。這件事，《隋書》不載（隻見於《唐書》所載楊綰疏中）。大約當時還不甚看重他。“唐製，取士之科……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天子自詔者曰製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其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然而取之最多的，隻有進士、明經兩科。進士試“詩”、“賦”、“論”、“策”，明經試“帖經”、“墨義”。這時候，崇尚文詞的風氣已成。明經所作的帖經墨義，又是毫無道理的，大家都看不起它。就有“焚香看進士，瞋目待明經”的諺語。不是天資愚魯，不會作詩賦的人，都不肯去做明經。就把天下人的聰明才力，都消磨到“聲病”上去（參看第六節）。
《文獻通考》卷二十九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惟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縣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牆麵焉（按這是責令默寫經文）。
又卷三十……愚嚐見東陽麗澤呂氏家塾有刊本呂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雲：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雲：七人，某某也。謹對。有雲：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雲：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謹對。有雲：請以注疏對者，則對雲：注疏曰雲雲。有不能記憶者，則隻雲對未審……
這種考試的法子，現在看起來，真正是奇談。然而也不足為怪，這是古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如此。原來古人都是把《經》就算做學問；所謂通經，又不必自出心裁，隻要遵守先儒的注疏；自然就造成這種怪現象了（這種現象，一變而為宋朝的經義。再變就是明清的八股文，通看後文自明）。
武舉起於武後的長安二年（公元702年），也用鄉貢之法，由兵部主其事。
製科的科名，是沒有一定的。唐製科名目和登製科的人，詳見《文獻通考》卷三十三。
以上所說，是取士的方法，但登科以後，還不能就有官做，還要試於吏部，謂之“釋褐試”。釋褐試取了，才授之以官。一登進士第，便有官做，這是宋朝的法子，唐朝卻不如此。
銓選仍是曆代都由尚書。唐時分為文武二選：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文選有身（體貌豐偉）、言（言辭辯正）、書（楷法遒美）、判（文理優長）四種。“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還得聽其冬集。”較諸後世的銓選，似乎還要合理些。又後魏崔亮（吏部侍郎）創停年格。補用的人，一以他停罷後歲月為斷。後世說他是資格用人之始，都不以他為然。然而他實在是迫於胡太後時候，強令武人也要入選，才創此法，以限製其的（他複外甥劉景安的信，說：“吾近麵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可見此法之創，實是限製武人的意思多）。況且以資格年勞用人，原不算得弊政，較諸在上的任意抑揚，在下的夤緣奔競，就好得多了。
第三節 兵製
唐朝的兵製，也是沿襲南北朝的。近人南海康氏說：“中國承平的時候，可以算是沒有兵。雖然有喚做兵的一種人，實在是把來供給別種用場，如以壯觀瞻等，並不是要他打仗。”這句話最通。秦漢時代，承襲著戰國時的餘風，全國還有些尚武的風氣；東漢而後，就漸漸顯出無兵的樣子了（參看第二篇第八章第四節）。從五胡亂華起，到南北朝末止，卻可以算得一個長期戰爭，其中東西魏（周、齊）對立的時候，競爭尤其劇烈，所以產出一種略為整齊的兵製。
有名的“府兵”製，是起源於後周的。其製是籍民以為兵，但是揀其魁健才力的，並不是全數叫他當兵。——而蠲其租調。令刺史以農隙教練。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領軍的謂之開府；一大將軍統兩開府；一柱國統二大將；共為六軍。總數不滿五萬人（隋朝也沿襲其製，置十二衛將軍）。
唐製：折衝府有上、中、下。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每府都有折衝都尉，和左右果毅都尉，以司訓練。其兵的編製：是十人為火，火有長。五十人為隊，隊有正。三百人為一團，團有校尉。有兵籍的人，年二十而為兵，六十而免。平時居於田畝，教練皆以農隙。有事就出去從征；事訖，依舊各還其鄉。據《唐書·兵誌》說：唐初，天下共六百三十四府，而在關內一道的，倒有二百六十一，所以中央的形勢頗強。當時宿衛，也是靠府兵輪值的，謂之“番上”。
但是到高宗、武後時，久不用兵，府兵法就漸壞，至於宿衛不給。宰相張說，就請募兵宿衛，謂之“擴騎”。玄宗時，這種宿衛的兵，也是有名無實，諸府又完全空虛，內地竟無一兵，而邊兵卻日重。所以安祿山一反，竟無從抵禦了。
唐初用府兵的時候，有所征伐，都是臨時命將；戰事既罷，兵歸其府，將上其印，所以沒有擁兵的人。其戍邊的兵，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都有使。總管他們的謂之道，道有大總管（後來改為大都督，但行軍時仍曰大總管）。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的，謂之節度使。但還沒有用它做官名。睿宗景雲二年（公元711年），用賀拔延嗣做涼州節度，這是以節度名官之始。玄宗天寶初，於沿邊置十節度經略使（安西〈治龜茲，今新疆庫車縣〉、北庭〈治庭州，今新疆烏魯木齊市〉、河西〈治涼州，今甘肅武威市〉、朔方〈治靈州，今甘肅賀蘭縣〉、河東〈治太原，今山西陽曲縣〉、範陽〈治幽州，今北京市境內〉、平盧〈治營州，今為河北承德市〉、隴右〈治鄯州，今甘肅西寧市〉、劍南〈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市〉九節度，嶺南〈治廣州，今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一經略使），邊兵就此大重了。安史亂後，討賊有功之將，和賊將來降的，都授以節度使（或沿其舊官）。於是節鉞遍於內地，而“尾大不掉”之勢以成。
然而製唐朝死命的，實在還不是藩鎮之兵，而倒是所謂“禁軍”。禁軍的起源是跟高祖起義於太原的兵，事定而後，願留宿衛的，共有三萬人。於是處以渭北閑田，謂之“元從禁軍”。老不任事，即以其子弟代之。後亦與於“番上”。太宗時，在元從禁軍中，選善射者百人，以從田獵，謂之百騎。武後改為千騎。睿宗又改為萬騎，分為左右。玄宗用這一支兵平韋氏之亂，改名左右龍武軍。又有太宗所置的飛騎，高宗所置的羽林，也各分左右。謂之“北衙六軍”。與諸衛的兵，號為南衙的相對待。中葉以後，又有所謂“神策軍”。其緣起：因天寶時，哥舒翰破吐蕃於臨洮西的磨環川，即於其地置軍，謂之神策。以成如璆為節度使。安祿山反，成如璆派軍中的將，喚做衛伯玉的，帶千人入援。與觀軍容使魚朝恩（宦者）共屯陝州。神策軍的地方，旋為吐蕃所陷，於是即以衛伯玉所帶的兵為神策軍。和陝州節度使郭英，俱屯於陝。公元763年，吐蕃陷長安，代宗奔陝。魚朝恩以神策的兵，和陝州的兵來扈衛。當時都號為神策軍。後來伯玉罷官，神策軍歸郭英兼帶。郭英又入為仆射，這一支兵，就入於魚朝恩手裏。是為宦官專管神策軍之始。魚朝恩後來入都，便把這一支兵，帶到京城裏，依舊自己統帶著。然而還不過是一支屯駐京城裏的外兵，並不算做禁軍。公元765年，吐蕃又入寇。魚朝恩以這一支兵，入屯苑中。於是聲光大好，出於北衙軍之上。德宗從奉天還京，都不相信大臣，而頗委任宦官，專叫他統帶禁軍。這時候，邊兵的餉，不能按時發給；而神策兵餉糈優厚。於是邊將在外戍守的，多請遙隸神策。神策軍數，遂至十五萬。自關以西，各處的鎮將，大都是宦官手下人。所以宦官的勢力，強不可製。昭宗時，想改用宗室諸王代他，始終沒有成功。而宦官每和朝臣水火，就挾著神策軍裏幾個鎮將的力量，以脅製天子，誅戮大臣。到底弄得朝臣借著朱全忠的兵力，打破宦官一係的鎮將李茂貞，把宦官盡數誅夷，而唐亦以亡。這都是後來的話，參看第三篇第二章第四節，自然明白（禁軍的始末，《唐書·兵誌》不詳，見《文獻通考》第一百五十一卷）。總而言之，亡唐朝之力：藩鎮的兵，不過十分之三；禁軍倒有十分之七。
第四節 刑製
兩漢魏晉刑製的變遷，已見第二篇第八章第五節。從晉武帝頒布新律之後，張、杜預，又各為之注。泰始（公元265—274年）以後用之。然律文簡約；兩家的注，又互有不同；“臨時斟酌，吏得為奸”。齊武帝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刪定郎王植之，才合兩家的注為一。然事未施行，書亦亡滅。梁武帝時，齊時舊郎蔡法度，還記得王植之的書。於是叫他損益舊本，定為《梁律》。天監初（天監，梁武帝年號，公元502—519年），又使王亮等改定，共為二十篇。定罪二千五百條，刑分十五等。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範杲參定律，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定律三十卷，大體沿用梁法。這是南朝法律的沿革。
元魏入中原以前，刑罰是很嚴酷的。道武帝入中原，才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太武神中（公元428—431年），詔崔浩定律。正平中（公元451年），又命遊雅、胡方回等改定，共三百七十條，有門房之誅四（獻文增其十三，孝文時定為十六），大辟百四十五（獻文增其三十五，孝文時定為二三五），刑罪（耐罪）二百二十一（獻文增其六十二，孝文時定為三七七）。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公元474年），尚書令趙郡王睿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係雜采魏晉故事。刑名有五：一死，二流，三耐，四鞭，五杖。又有所謂重罪十條（一反逆，二大逆，三叛，四降，五惡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義，十內亂），不在“八議”和“論贖”之限。
北周的律，定於武帝保定三年（公元563年）。刑分死、流、徒、鞭、杖。不立十惡的名目，而重“大逆”、“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隋初，令高熲等重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也有十惡之條（一謀反、二謀大逆、三謀叛、四惡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義、十內亂）。唐朝的刑法，大抵沿隋之舊。
這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刑罰的變遷。馬端臨說：“漢文除肉刑，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者，故死刑不勝其眾。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複肉刑以全其生（按：複肉刑的議論，兩晉時代最甚。其理由所在，就是“死刑太重，非命者眾；生刑太輕，罪不禁奸”兩語）。肉刑卒不可複，遂獨以髡鉗為生刑。所欲活者傳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才剪其毛發；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複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為甚。及隋唐以來，始製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樸、流、宅，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按：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梟、裂。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逾百”。隋始定鞭笞之數，死刑隻用斬、絞兩種。這都是較前代為文明處。
還有一層可注意的，便是隋朝的刑法。是兼采魏晉和拓跋魏兩種法係（這個大概是周、齊如此，而隋朝因之）。其斟酌輕重之間，固然較舊時的法律為進步。然而精神上，也有不如舊時的法律之處。即如晉律，部民殺長官，和父母殺子的，都同“凡”論。這是兩漢以後，把經學應用於法律，文明之處（父殺其子當誅，見《白虎通》）。隋律卻就不然。這是拓跋魏的社會，進化較淺，“官權”、“父權”太重之故。中國反改其舊律而從之，真是下喬入幽了。餘杭章氏《文集》裏，有一篇文字，專論這件事，可以參看。
總而言之：秦漢以後的法律：經晉朝的一大改革，而大體趨於完善；經隋朝的一番損益，而輕重更覺適宜。所以從西洋法律輸入以前，沿用千年，大體不曾改變。
第五節 賦稅製度和民生
從秦漢統一以後，直到前清海禁大開以前，兩千多年，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沒有什麽根本上的變更（從戰國到秦漢，是有一個大變的。參看第一篇第九章，和本篇第六章）。這個時代，中國人的生計是以農業為本位。要看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就須注意於農民。但是中國史家記載平民的生活狀況，是很少的。卻是當時的田賦製度，便是當時“農民生活狀況的反映”。
從晉到唐，其間的田賦製度，都有同一的趨向。為之代表的，便是晉的“戶調式”，魏的“均田令”，唐的“租庸調製”。今各述其大略如下：
戶調之式，起於晉武帝平吳以後。它的法度是：男女年十六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這是指為戶者而言）。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
後魏的均田，在公元485年（孝文帝大和九年）。它的辦法：是把田分成“桑田”、“露田”兩種。桑田是“世業”；露田及歲而受，年老則免，身沒則還。桑田的數目，有過於其應得之數的，得以賣出；不足的得以買入。但過於應得之數，及在應得之數以內的，不得買賣（大概當時把官有的地，授予人家做露田。其原有田地的，一時並不沒收它；本無田地的，一時也不能補足。所以人民的桑田，有逾限的，也有不足額的）。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有牛一頭，許授田三十畝；但牛四頭為限）。
唐朝的租庸調製（高祖武德七年定，公元624年）是：丁男十八以上，給田一頃；以二十畝為“永業”，餘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的，為“寬鄉”，少的為“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鄉有餘田，以給比鄉；州縣同。“徙鄉”和“貧無以葬”的人，得賣世業田。從狹鄉徙寬鄉的，得並賣口分田。受田的丁，每年輸粟二石，謂之“租”。看地方的出產：或輸絹、綾、繒，各二丈，綿二兩，或輸布二丈四尺，麻三斤，謂之“調”。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閏加兩日，不役的，每日折輸絹三尺，謂之“庸”（《通考》：“租庸調征科之數，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會要》所載。陸宣公《奏議》及《資治通鑒》所言皆同。《新唐書·食貨誌》……疑太重，今不取）。”
這種製度，便是兩漢時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反響。雖不能做到地權平均，較諸毫無法度，聽其自相兼並，總好得許多。但是“徒法不能以自行”。這種製度，若要實行，行政要非常綿密。以中國行政的疏闊，和地方自治製度的廢壞，從何實行起？戶調之式，定後不多時，天下就大亂；究竟這種製度，曾否實行？史學家頗多懷疑。大概就是實行，時間也是很短的。均田之令，和租庸調的製度，都是定於大亂之後。當時地廣人稀，無主的田很多，推行自然不十分困難。但是一兩傳後，人口增殖，田畝漸感不足，就難於維持了。均田令的結果，後來是怎樣，史家沒有明確的記載。租庸調製，則《唐書》明說它，到開元時而其法大壞，“並兼逾漢成哀”。平均地權的製度，不能維持，卻反生出一種弊病來。便是兩漢時代的稅，是認著田收的；雖有口稅，很輕。從戶調、均田令、租庸調等製度行後，人人有田，收稅就隻須認著人。專製時代的官吏，行政是怠慢慣了的；隻要收得著稅，其餘就一切不問了。到後來，實際上授田的事情，已經沒有了，並兼之事起了，他卻還隻是認著向來出稅的人收稅；哪裏來管你實際有田沒有田（這時候，若要查明白有田的人，然後收稅；就要徹底根究，叫並兼的人，把田都吐出來，還給無田的人；而且照法律上講，不但並兼人家的人有罪，就是被人家並兼的人，也是有罪的。這件事豈不甚難）？這一來，百姓不但享不著人人有田的利益，無田的人反要負擔和“有田的人一樣的租稅”的痛苦（在兩漢時代，就隻要出極輕的口稅）。這如何能支持？於是乎有“逃戶”。逃的人逃了，不逃的人，賦稅就要更重，稅法就大壞了。玄宗時，宇文融為監察禦史。也明曉得徹底根究，叫並兼的人把所並兼的田，統統吐出來，是辦不到，就想括“籍外的羨田”，以給逃民。然而“並兼之亟”，總是起於人多而田不足之後的，哪得有許多羨田可括？而且他的辦法，逃戶受羨田的，又要出錢千五百；於是州縣希旨：把有主的田，算做羨田；本地的人，算做客戶，反變成了聚斂的政策。安史亂後，賦稅紊亂的情形，更其不可收拾。德宗時，楊炎為相，才創“兩稅”之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著。”雖沒有把“稅人而不稅田”的法子，根本改革；然而照他立法的意思，是“以人的貧富，定出稅的多少”；較諸就田而稅，負擔偏於農民的，反覺公平。不過人的貧富，不易測定。實行起來，要求其公平，是很難罷了（陸贄說：兩稅以資產為宗，少者稅輕，多者稅重，然而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的；有場圃囷倉，物輕而眾以為富的。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少而日收其贏的；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寡利的。計估算緡，失平長偽。我說：兩稅的法子，若真能行得公平，倒近乎一般所得稅了。這個談何容易。楊炎的法子，自然離此理想尚遠。然在當時，總不失為救弊的良法）。
《文獻通考·田賦門》的一段按語，論秦漢到唐田賦製度的變遷，極為清楚。我如今不避繁複，再節抄在下麵。因為這件事，和當時社會的生計狀況，是很有關係的（是農民生活狀況的反映）。
……自秦廢井田之製……始舍地而稅人……漢時，官未嚐有授田限田之法……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參看本篇第八章第三節）。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匹，綿三斤……然晉製：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概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隻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製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實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征之，令其與豪富兼並者，一例出賦，可乎？……授人以田，而未嚐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複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
此外生計界的情形，無甚特別的可述。但有一件可注意的，便是當這時候，中國對外的貿易，頗為發達。從魏晉到唐，中國和南洋交通的發達，已見上章第六節。魏晉北朝，和西域的關係，雖不如漢唐時代的密切，然而也沒有什麽戰爭，民間往來貿易的關係，可以推想為無甚中斷的時候（中國商人的能力非常之大。譬如漢朝還沒有通南越和西域，商人倒早已做了先鋒隊了〈參看本篇第四章〉）。
《隋書·食貨誌》說：“梁初……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又說：“後周時，河西諸郡，皆用西域金銀之錢。”當時對外貿易的影響，及於中國的通貨上。而且他說：晉自東渡以後，嶺外諸酋帥，有因牲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的，朝廷多因而籍之，以收其利。這種辦法，直到南朝之末，都是如此。這許多東西，也都是當時互市的商品。就可以推想貿易額的盛大了。至於唐朝：則陸路有互市監，以管西域諸國的貿易；海路布市舶司，以管南洋諸國的貿易。惜乎曆史上，關於這種記載，十分闕略。近人梁啟超的《廣東通商發達史》，參考東西洋人的著述，述南北朝唐時候中國對外貿易的情形頗詳。可惜文長，不能備錄。讀者諸君請自取原書參考。
第六節 學術和宗教
從東漢到魏晉，中國的學術思想界，起了一個大變遷。這個可以說從煩碎的考古時代，到自由思想時代，也可以說從儒學時代，到老學、佛學時代。
西漢的儒學，就不過抱殘守缺，固守著幾句相傳的師說；究竟孔門的學說，還是“負荷”得不能完全。到了末年，又為著“托古改製”之故。生出許多作偽的人來。又因為兩漢的社會，去古未遠，迷信的色彩，很為濃厚，於是這種作偽的話裏頭，又加上許多妖妄不經的話（識緯終東漢之世，是以緯為內學，經為外學）。東漢的學風，雖然不必務守師說，似乎可以獨出心裁。然而賈、許、鄭、馬等，又不免流於煩碎。打了半天官司，總是不見分曉，也不免使人厭倦。於是人心上就生出一種“棄掉這些煩碎的考據，而探求真理”的要求。
在中國舊學問裏，可以當得起哲學的名稱的，當然隻有道家。在儒家，則一部《周易》裏頭，也包含著許多古代的哲學（參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一節）。所以這時候，研究學問的人，都是《老》、《易》並稱。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劉伶、王戎、王衍、樂廣、衛玠、阮瞻、郭象、向秀等一班人。這一班人，“專務清談，遺棄世務”，固然也有惡影響及於社會。然而替中國學術思想界，開一個新紀元，使哲學大放光明；前此社會上相傳的迷信，都掃除淨盡，也是很有功的（世務本來不能夠都責備哲學家做的）。研究起中國的哲學史來，這一派“魏晉的哲學”，實在很有研究的價值。
中國的學問，是偏於致用的。《老》、《易》雖說是高深的哲學，要滿足純正哲學的要求，究竟還不夠。於是佛學乘之而興。佛教的輸入中國，古書上也有說得很早的，然而不甚可靠。可靠的，還是漢明帝著中郎將蔡愔到西域去求佛經，公元67年（永平十年），蔡愔同著攝摩騰、竺法蘭兩僧，齎經典東來的一說。然而這時候，佛教在社會上，還沒甚影響。三國時，天竺僧支讖、支亮、支謙從西域來，士大夫才漸漸和它交接。東晉時，又有佛圖澄，從西域來，專事譯經。慧遠開蓮社於廬山（這是後世淨土宗的初祖），士大夫和它交接得更多，然而還不過是小乘。公元401年（姚秦弘始三年），鳩摩羅什入長安，才譯出大乘經論。從此以後，佛教在中國（宗教界和學術界）就放出萬丈的光焰。“佛教”或“佛學”，都是專門的學問。要明白它的真相，絕不是本書所能介紹。我現在且轉錄近人新會梁氏《中國古代思潮》裏的一張表，以見得佛學入中國後盛衰的大略。若要略知佛學的門徑，梁氏這一篇文章，很為簡明可看。若要再進一步，則近人梁氏的《印度哲學概論》最好。這部書，把印度各種哲學和佛學對舉，很可以見得佛學的“來源”、“影響”和它的“真相”。謝氏的《佛學大綱》，雖然無甚精神，抄撮得也還完備，也可看得。
以下十三宗，隻有俱舍、成實兩宗是小乘，其餘都是大乘。其中天台一宗，係中國人所自創。
這時候，儒家之學也竟有點“道佛化”的樣子。原來東漢的儒學，至鄭玄而集其大成。然而盛極必衰，於是就出了一個王肅，專替鄭玄為難。一定要勝過鄭玄，這件事，也頗為難的。於是又想出一個作偽的法子。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五部書，互相印證。把自己駁難鄭玄的話，都砌入這五部書裏頭，算是孔氏子孫所傳，孔子已有定說的（參看丁晏《尚書餘論》）。這種作偽的手段，較之漢朝的古文家，更為卑劣（參看本篇第八章第六節）。然而王肅是晉武帝的外祖。所以當時，頗有人附和他。譬如杜預，就是其中的一個（詳見《尚書餘論》）。總而言之，從王肅等一班人出，而“鄭學”也衰了。然而王肅這一派學問，在社會上也不占勢力。東晉以後，盛行的，便是王弼、何晏這一派。這都是把道家之學去解釋儒書的。再到後來的人，並不免摻雜佛家的意思。上麵所列一表，是唐朝時候所定的《十三經注疏》。所取的注，其中除《孝經》為唐玄宗禦注外，其餘十二經，魏晉人和漢人各半。北朝的風氣，變動得晚些。自隋以前，北方的學者，大抵謹守漢儒的學問。熟精《三禮》的人極多（參看《廿二史劄記》卷十五）。這便是鄭玄一派學問。也有能通何休公羊的，這並是今文學了。至於南人，則熟精漢學的，久已甚少。所風行的，都是魏晉以後的書。然而從隋朝統一之後。北朝的武力，戰勝了南人。南朝的學術，也戰勝了北人。北人所崇尚的，鄭玄注的《周易》、《尚書》，服虔注的《左傳》都亡（鄭玄注《左傳》未成，以與服虔，見《世說新語》。則服虔和鄭玄，是一鼻孔出氣的），而王弼、杜預的《注》，和偽孔安國的《傳》，到唐朝就列於學官。這個絕不是南朝的經學，能勝過北朝（就經學論，北朝確較南朝為純正）。不過就學術思想界的趨勢而論，漢朝人的儒學，這時候，其道已窮，而魏晉以後的這一派哲學正盛；南朝的經學，是“魏晉的哲學化”了的，所以就占了優勝罷了。
還有古代的神仙家，到魏晉以後，也“哲學化”了，而成功了後世的所謂“道教”，和“儒”、“釋”並稱為“三教”。這件事也要一論。按：神仙家的初起，其中並沒有什麽哲學。他們所求的，不過是“不死”。所以致不死的手段，是“求神仙”和“煉奇藥”。所謂不死，簡直是說肉身可以不死。“屍解”的話，怕還是後來造出來，以自圓其說的。這一派妖妄之說，大概是起於燕齊之間（所以托之於黃帝。《史記·封禪書》說：齊威王和燕昭王，就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史記》的《八書》，固然全不是太史公所作，然而也並不是憑空偽造的〈《禮書》、《樂書》，是抄的《荀子》和《小戴記》。其餘略以《漢誌》為本〉。又《左傳》，齊景公問晏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除神仙家之外，沒有說人可以不死的。齊景公這句話，一定是受神仙家的影響。這也可做神仙家之說，舊行於燕齊之間的一證）。這一派人，和中國古代的醫學，很有關係（《內經》裏屢引方士之說）。他們是懂得點藥物學的，所以有所謂煉奇藥。古代的醫學，原有“咒由”一科，所以到後來，張角等還以“符水”替人治病。其說起於燕齊之間，所以有“人海的思想”，而有所謂三神山；大約海邊上的蜃氣，一定和這種妖教的構成，很有關係的。當秦皇、漢武時代，神仙家的勢力極盛。這時候，這一派人（方士）專以蠱惑君主為事。到後來，漢武帝花了許多錢，神仙也找不到，奇藥也煉不成，才曉得上了大當。“喟然而歎曰：世安有神仙？”從此以後，這一派人，蠱惑君主的伎倆，就無從再施，於是一變而愚惑平民。然而從張角、孫恩造反以後，又變做一種妨害治安的宗教，勢不能再在社會上大張旗鼓：雖然還有張道陵、寇謙之等一班人，借符籙丹鼎等說，以愚惑當世（參看《魏書·釋老誌》），畢竟是不能大占勢力的。這一種宗教，要想自存，就非改弦易轍，加上一點新麵目不可。把後世道教的書來看，真像是和《易》、《老》相出入的。然而請問這許多話，漢以前的神仙家有嗎？譬如《淮南子》，後世認為道家的書。然而《淮南子》裏，原有易九師的學說。又如《太極圖》，後世認為陳摶從道家的書裏取來的，不是儒家所固有。然而它的說法，可以和《易經》相通，畢竟無從否認（參看胡渭《易圖明辨》）。我說：這許多話，本是中國古代的哲學，保存在《易經》裏頭的。魏晉以後的神仙家，竊去以自文其教。所以魏晉以後的道教，全不是漢以前的神仙家的本來麵目。神仙家的本來，是除了煉奇藥、求神仙等，別無什麽哲學上的根據的。明乎此，則可知我國“道藏”的書大有研究的價值。為什麽呢？中國古代的哲學，保存在《易經》裏。五經裏頭，隻有《易經》，今文家的學說全亡，東漢人所注的《易經》，妖妄不經，瑣碎無理，全沒有哲學上的價值。要求古代的哲學（從《易經》裏去求），隻有到《淮南子》等一類的書裏去搜集，然而這一類書，也所傳甚少，而且殘缺不完。神仙家既然竊取這一種哲學，以自文其教，當他們竊取的時候，材料總比現在多。這種哲學，一定有儒家已亡，借著他們的竊取，保存在道藏裏頭的。把這一種眼光去搜尋，一定能尋得許多可貴的材料。
還有一種風氣，也是到魏晉以後才盛的，便是崇尚文學。兩漢時代，固然也有許多文學家。然而這時候，看了文學，不過一技一能，究竟還是以樸學為重。到魏文帝，就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期，未若文章之無窮。”這種思想，全然是兩漢人沒有的。這是由於：一、兩漢人的學問，太覺頭巾氣，缺乏美感，枯寂了的反動。二、則魏晉人的哲學，所鑄造成的人生觀，總是“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雲：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一派，總覺得灰心絕望。然而人的希望，究竟不能盡絕的。“愛惜羽毛”的人，就要希望“沒世不可知之名”。隋朝的李諤說：“自魏之三祖，崇尚文詞……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裏童昏，貴遊總卯，未窺六甲，先製五言……遞相師祖，澆漓愈扇……”也可以見得這種風氣的由來，和其降而益甚的情形了。因有這種風氣，所以唐朝的取士，就偏重進士一科。也因為有科舉製度，替它維持，所以這種風氣，愈不容易改變。
文學的內容，從南北朝到唐，也經過一次變遷。從東漢到梁陳，文學日趨於綺靡，這是人人知道的。這種風氣，走到極端，就又起了反動。隋文帝已經禁臣下的章奏，不得多用浮詞；唐興以後，就有一班人，務為古文，至韓、柳而大盛。就開了北宋到明的一派文學（曾國藩《湖南文征序》：“自東漢至隋……大抵義不單行，辭多儷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曆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誌複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為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群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這幾句話，說自漢至清初，文學變遷的大概，頗為簡明。總而言之：古文之學，是導源唐初，大成於韓、柳等一班人，到北宋才大盛的。《舊唐書·韓愈傳》：“大曆、貞元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新唐書·文苑傳序》：“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為一代法……”）。——韓公的“辟佛”，對於以前的學術宗教界，也要算一個反動。且留待講宋代學術時再講。
第七節 門閥的興廢
從南北朝到唐，其間還有一大變，便是門閥階級的破除。三代以前的社會，原是一種階級製。看第一篇第九章第三節，便可以知道。春秋戰國之際，雖說經過一次大變遷，畢竟這種階級製的餘波，是不能掃除淨盡的。讀史的人，都說九品中正之製，弄得“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然而做中正官的人，並不曾全操選舉之權。不過朝廷要用人時，把他所品評的等第，來複核複核罷了。選舉之權，畢竟還在州郡手裏。郡國選舉之製，不是魏晉以後才有的。以前雖沒有九品中正之製，難道郡國選舉，都是十分公正，不帶一點階級臭味的嗎？（梁武帝時，沈約上疏，說：“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庠序棋布，傳經授受，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可見漢朝的選舉，自比魏晉以後公平；然而說毫無階級臭味，是絕辦不到的）這是絕不然的。不過不像魏晉南北朝這種盛法罷了。兩晉南北朝時候，門閥階級之嚴，是由於：一、有九品中正之製，替它維持。二、則這時候，五胡亂華，漢人和胡人，血統上不免混淆。士大夫之家，就想高標門第，以自矜異。三、則當晉室渡江之初，文明的重心，還在北方；北方的大族，初南遷的時候，也還有高自位置的思想；以後就成了一種風氣。所謂大族，必須要標明了一個“郡望”，以明其本出何郡，就是魏晉以前，階級製度並沒有消除盡淨的證據。倘使你在本籍，本沒有特異於人之處，遷徙之後，又何必要特標出一個郡望來呢？這種階級製度，是到唐中葉以後，才漸次破壞，經過了五代，然後消除淨盡的。破壞這種製度的力量，要算隋唐以後的科舉製度最大。這是為什麽呢？原來當郡國選舉的時代，無論你怎樣公正，無論怎樣地注重於才德，這郡國所“薦舉”或“拔擢試用”的人，總不得真正到社會的下層階級裏去找——固然也有例外的，然而總是例外。直到郡國選舉的製度，變做了投牒自舉（這時候，形式上固然還說是鄉貢，然而既憑考試，這鄉貢便是有名無實的話）。被舉的人（舉人）和舉他的人（州郡），其間才不發生關係。無論什麽人，向州郡投牒自列，州郡就不能不考試他；考試合格了，便不能不舉他。把全國的人，都聚到京城裏去考試，和他的本鄉，相離得很遠；考試防弊的製度，又一天嚴密似一天（在唐朝，還沒有“糊名”、“易書”、“禁懷挾”等種種製度。考官還得以采取譽望；就和士子交通，也不幹禁例的。但是從唐到清，考試的製度，是一天天往嚴密的一條路上走的；這是考試製度的進化）；應考的人，和考他的人，也再不得發生關係。這樣，全國的寒畯，才真和有特權的階級，立於平等競爭的地位。所以隋唐以後的科舉製度，實在有破除階級的大功，不可湮沒的。向來讀史的人，都說投牒自舉，是個最壞的製度。其意，不過說這是“幹進無恥”。其實不然。參與政治，是國民的一種義務，不單是權利。有服官的能力，因而被選舉，因而服官，這是國民應享的權利，也就是國民應盡的義務。郡國選舉和征辟的時代，有了才德，固然可以被選舉、被征辟的。倘使人家不來選你、征你、辟你，便如何？若在隋唐以後，便可以懷牒自列。所以唐以後的科舉製，是給予國民以一種重大的公權。——實際上應試的人，誌願如何，另是一說。從法理上論，這一層道理，是顛撲不破的。
兩晉南北朝時候的階級製度是怎樣？我且引近人錢塘夏氏的一段話如下：
……其時士庶之見，深入人心，若天經地義然。今所見於史傳者，事實甚顯。大抵其時士庶，不得通婚。故司馬休之數宋武曰：裕以庶孽，與德文嫡婚，致茲非偶，實由威逼（指宋少帝為公子時，尚晉恭帝女事言）。沈約之彈王源（琅邪臨沂人）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王滿聯姻，實駭物聽。此風勿剪，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可以見其界之嚴矣。其有不幸而通婚者，則為士族之玷。如楊儉期（弘農叢陰人）自以楊震之後，門戶承藉，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琅邪臨沂人），猶恚恨。而時人以其過江晚，婚宦失類，每排抑之。然庶族之求儷於士族者，則仍不已；不必其通婚也，一起在動作之微，亦以偕偶士族為榮幸，而終不能得。如紀僧真（丹陽建康人）嚐啟齊武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乞做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敩（字叔文，濟陽考城人草）謝（字義潔，陳郡夏陽人），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敩，登榻坐定，敩命左右，移吾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也。其有幸而得者，則以為畢生之慶，如王敬則（晉陵南沙人）與王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同拜開府儀同，曰：我南州小吏，僥幸得與王衛軍同拜三公，夫複何恨？甚至以極凶狡之夫，乘百戰之勢，亦不能力求。如侯景請娶於王謝。梁武曰：王謝高門非偶，當朱張以下訪之。積此諸端觀之，當時士庶界限，可以想見……此皆南朝之例，若夫北朝，則其例更嚴。南朝之望族，曰琅琊王氏、陳國謝氏。北朝之望族，曰範陽盧氏、蒙陽鄭氏、清河博陵二崔氏（南北朝著姓不僅此，此乃其尤者耳）。南朝之望族，皆與皇族聯姻。其皇族，如彭城之劉、蘭陵之二蕭、吳興之陳，不必本屬清門。惟既為天子，則望族即與聯姻，亦不為恥。王謝二家之在南朝，女為皇後，男尚公主，其事殆數十見也。而北朝大姓，則與皇室聯姻者絕少。按：魏朝共二十五後，漢人居十一，而無一士族焉……此殆由種族之觀念而成……隋文之獨孤皇後，唐太之長孫皇後，皆鮮卑人也；而斛律明月稱“公主滿家”，則皆渤海高氏之女，皆可為此事之證……
這種習尚，唐初還很盛。唐太宗定《氏族誌》，頒行天下。而《李義府傳》說：“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為婚姻。唐初作《氏族誌》，一切降之。然房玄齡、魏征、李，仍往求婚，故望不減。”可見這事，竟非政治勢力所能幹涉。又《杜羔傳》說：“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間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可見中葉以後，尚有此風。然而科舉製度既興，寒門致身顯貴，畢竟較以前為容易。加以物質上的欲望，總是不能沒有的。所以到唐朝以後，士族貪庶族之富，而和他們結婚的，就漸漸加多。再加以五代的喪亂，士族失其位置，庶族致身富貴。又喪亂之際，人民播遷，譜牒失考，因而庶族冒充士族的，也日漸加多。從宋以後，這種階級，又漸歸於平夷了。
到貴賤階級破壞的時候，社會上好利之風，就必然日盛。唐朝時候，是這種門閥製度，行將滅亡，僅保惰力的時候。所以唐朝士大夫好利之風，實在較南北朝為甚。《文獻通考》卷二十七引江陵項氏的話：
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複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讚曰某人上謁者……
這固然由於科舉製度之興，有以使士人幹進無恥，然而貴賤的階級平夷了，除富更無可慕，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