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官製
漢朝的製度，大概是沿襲秦朝；秦朝的製度，又沿襲三代以前。這種製度，雖未必有什麽精意存乎其間，然而去古還近，大概積弊是一天深一天的。製度是一層層地，不管理論堆積起來的；所以愈到後世，愈不切於事實，愈不合於理論。秦漢的製度，確有優於後世之處；況且後世的製度，又都是沿襲秦漢而漸變的，不明秦漢的製度，就連後世製度的真相也不能明白，所以研究秦漢時代的製度頗為緊要。
變封建為郡縣是從秦朝起的，咱們現在就從秦漢時代的官製講起。
秦和西漢，中央政府最高的官是丞相，或稱相國。有時僅置一人，有時分置左右丞相。後漢則以太尉（天公），司徒（人公），司空（地公），分部九卿，稱為三公，是用古代三公、九卿的官製（參看第一篇第八章第三節）。太尉在前漢，為中央政府最高的武職，和丞相對掌文武，仿佛像宋朝的二府。此外又有禦史大夫，掌副丞相。前漢的宰相，往往從禦史大夫遞升。這三種，都是中央政府最高的官。
此外又有太常（秦名奉常），掌宗廟禮儀；光祿勳（秦名郎中今），掌宮殿掖戶；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太仆，掌輿馬；廷尉（中間曾改名大理），掌刑辟；大鴻臚（本名典客，又曾改名大行令。又有典屬國一官並入），掌諸歸義蠻夷；宗正，掌親屬；大司農（本名治粟內史），掌穀貨；少府，掌山澤之稅，謂之九寺六卿，是中央政府分掌庶務的。
帶兵的官，通稱校尉。而司隸校尉，主督察大奸，兼有警察的性質，權最重（帶北軍的中尉，主徼循京師，後改為執金吾）。
治京師的官，秦朝稱為內史。漢景帝時，分置左內史。武帝時，改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又把向來的都尉，改為右扶風，分治內史的右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後漢時，改京兆尹為河南尹。
外官仍分郡縣兩級。郡有太守，縣的戶數，在一萬以上的稱為令，不滿一萬戶的為長，其下都有丞、尉。十裏一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遊徼掌徼循，禁盜賊（列侯所食的縣，喚做“國”。皇太後、皇後、公主所食的喚做“邑”。有蠻夷的喚做“道”）。
秦朝又有一種監禦史，是中央政府派他出去監郡的。漢朝省去這個官，由丞相派史出去“刺郡”。武帝時，把天下分做十三部，十二部各置刺史，一部屬司隸校尉。——以六條督察所部（一、強宗豪右，田宅逾製，以強淩弱，以眾暴寡。二、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製，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二千石不恤疑赦，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戮黎民，為百姓所嫉，山崩石裂，妖詳訛言。四、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托所監。六、二千石遠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出於六條以外的，便不問；往來巡行，並無一定的治所。後漢以後，權漸重而位亦漸尊。然而還不過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督察之官。這時候的郡，什麽事情都和中央政府直接。所以秦漢時代，實在是個“兩級製”。到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因各處紛紛盜起，列郡不能鎮壓，改刺史為州牧；簡九卿等官，出去充任，於是其權大重；而中央政府，又不久解紐，諸州牧各自據土，紛紛占據地盤，就儼然變做三級製了。
爵分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嫋，（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後來因避漢武帝的諱，改為通侯），也都是秦製用以賞有“功”、“勞”的人。
秦漢官製的特色：一、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宰相是個副二天子，治理天下的；九卿等官，也各有獨立的職權，都是分治天下眾務的，不是天子的私人。到後來，紛紛任用什麽尚書、中書、侍中做宰相；把九卿的職權，也奪歸六部；於是所任用的，全是天子玩弄之人，君權愈擴張無限。二、是外官階級少而威權重，和後世大不相同。這個有好處，亦有壞處。三、則這時候去古還近，地方自治的意思，還有存留。《漢書·高帝紀》：“二年五月癸未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可見得這時候，對於三老等官視之甚重，和後世名存實亡的，大不相同。這其中也有許多方麵的因果關係，且待後文講到後世製度的時候，比較詳論。
第二節 教育和選舉
後世的人，都說秦朝焚燒詩書，毀滅儒術，這句話，其實是錯的。馬端臨說：“按《西漢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既曰通古今，則上必有所師承，下必有所傳授。故其徒實繁。秦雖有其官，而甚惡其徒，常設法誅滅之。始皇使禦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陳勝起，召博士諸生議，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數十人。然則秦之於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試用之，蓋惟恐其不澌盡泯沒矣。叔孫通麵諛，脫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禮器，發憤而事陳涉有以也哉。”（《文獻通考》卷四十）這一段考據，頗為精詳，雖然虐待其人，然而師承傳授，確自有的，可見得儒學並沒有絕，不過這種傳授，是為繼續“博士官之所職”起見，不是為教育人才起見，不過是古代“學術存於官守”之舊，不能算得學校。
到漢朝武帝時候，公孫弘做宰相，才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複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裏，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這才是以傳授學術為目的，可以算做學校。然而營建學舍確是王莽手裏的事。
按《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武帝時……來朝……對三雍宮”。《兄寬傳》：武帝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陛下……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似乎武帝時就有太學的。而《禮樂誌》又說：“……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馬端臨說：“蓋古者明堂辟雍，共為一所：蔡邕《明堂論》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麵周水圜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武帝時，泰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麵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修封時，以祠太一五帝，蓋兄寬時為禦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間獻王所封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之辟雍也。”（《文獻通考》卷四十）按馬氏這個說法，很確，並可同第一篇第八章第四節所說，互相證明。
漢朝的學校，是逐漸增盛的。武帝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增為百人，宣帝時增至二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後漢光武時，就營建太學（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明、章兩代，都崇儒重道，車駕屢幸太學。其時又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期門”、“羽林”之士，皆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梁太後時，又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學。本初質帝年號時太學諸生，遂至三萬餘人。學校可謂極盛，然而衰機也就伏在這個時候。這時候，學校人數隻求其多，不講實在。入學的，大概都是一班貴遊子弟，並不是真正講求學問的人。所以，範曄說這時候的學風，是“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又《三國誌》董昭上疏說：“竊見當今年少，不複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遊利為先。”這明是把一種紈絝子弟的氣習，移植到學校裏。講聲華的必定尚意氣，所以到後來就激成“黨錮之禍”。學校裏都是一班貴族子弟，所以漢朝的太學生，是和外戚結黨而攻宦官的。“此中消息，可以微窺。”
國家的學校雖然如此，究竟還不如私人教育之盛。《漢書·儒林傳讚》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太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祿利固然是人所同欲，然而學術的興盛，一大半的原因，也由於社會上“智識的欲望”，不容一筆抹殺。後漢則張興著錄且萬人，牟長著錄前後萬人，蔡元著錄萬六千人，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宋登教授數千人，魏應、丁先弟子著錄數千人，薑肱，就學者三千餘人，曹曾門徒三千人，楊倫、杜撫、張元，皆千餘人，更非前漢所及（俱見《後漢書》）。私人教育，總比國家所設立的學校為盛，這個也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特色。至於選舉，則有兩種：其一，郡國歲舉孝廉。又漢武帝製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複問，文中禦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變決斷，才任三輔縣令。是用古代“諸侯貢士”之製，後世的人，以為這是鄉舉裏選，卻是錯的（鄉舉三老，方和《周禮》的“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相合）。其二，則朝廷要用哪一種人，特詔標出科目，令公卿郡國，各舉所知。這個卻是後代製科的先聲，漢朝選舉製度的利弊得失，要和後世比較才見，且俟後文再講。
第三節 賦稅
漢朝的田賦，本來是十五而稅一；景帝以後，變做三十而稅一，已見前。光武中興以後，亦是三十而稅一。到靈帝時，才加天下田稅，每畝錢十文，謂之“修宮錢”。田稅以外，另有一種“口稅”謂之“算賦”。人民從十五歲起，到五十六歲止，每人每年出錢百二十文，謂之一算，以治“庫兵”、“車馬”。其事起於高帝四年（見《本紀》如淳引《漢儀注》），又有七歲到十四歲出的，每人二十錢，以食天子，謂之“口賦”。武帝時，又加三個錢，以補“車”、“騎”、“馬”（見《昭帝本紀》元鳳四年如淳引《漢儀注》）。按《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所謂減，都是指當年而言，並不是永遠變更定額。又《貢禹傳》：“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則是永遠減免的。
又有一種“更賦”，亦見《昭帝紀注》引如淳說：“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按以上三種，第一種是“稅”，第二種是“賦”，稅是種田的人出的，賦是修理兵器（車馬等都包括在裏頭）的費用，全國人民都負擔的。《漢書·食貨誌》所謂“稅以足食，賦以足兵”。第三種是人民應服兵役的代價，就是課人民以“一種兵役的義務”的“變相的完納”。
漢朝的國用，以田租為主。《漢書·食貨誌》說：“高祖……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所以掌穀貨的大司農，是管國家財政的；掌山澤之稅的少府，是掌天子私財的。所以武帝命大司農兼管鹽鐵，孔僅、東郭鹹陽說：“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很有稱頌他的意思，此等雜稅，已見第五章第一節。昭帝時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要求停罷，和桑弘羊爭辯了許多話，到底隻罷掉一種酒酤，其餘都沒有動（亦見《漢書·食貨誌》，其兩方麵爭辯的話，詳見《鹽鐵論》）。
第四節 兵製
西漢所行的，是民兵之製，人民都有當兵的義務。《漢書·高帝紀注》引如淳說：“《漢儀注》雲：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禦，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裏。”又《王製正義》引許慎《五經異義》：“漢承百王，而製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兩說相同。按今文家說，民年三十受兵，已見第一篇第八章第五節。《高帝紀注》又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五經異義》：“《高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則漢朝人民的服力役，比古代遲三年，服兵役卻早七年，或者漢代所承，實是古製；三十受兵，是儒家托古所致，亦未可知。
其兵的種類，有“材官”、“車騎”、“樓船”三種：材官是步卒，車騎是騎兵，樓船是水師。《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漢宮儀》：“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負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大約“材官”最為普通，“車騎”邊郡較多，“樓船”隻有沿江海的地方有。
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據《文獻通考》，其詳可參看原書）武帝時，增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都屬北軍（八校尉，都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刑法誌》：“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晉灼曰：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又有期門、羽林，都屬南軍。《文獻通考》引章氏說：“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何以言之？黃霸為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則知自郡國調上衛士，一歲一更，更代番上，初無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則‘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則‘長從’，始此。”（按：期門是從六郡良家子孫裏選出來的，見《漢書·東方朔傳》。羽林兵，初名建章營，設於太初元年。後來又取從軍死事的人的子孫，養在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見《百官公卿表》）
前漢時，各郡都有都尉，幫著太守管理武事。王國裏頭，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這種製度，都是沿襲秦朝的。後漢光武帝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隻留著京師的南北軍。然而後來郡國也往往複置（北軍裏的八校尉，虎賁並入射聲，胡騎並入長水，又省掉中壘校尉，所以號為北軍五營。此外另有一支兵，駐紮在黎陽，謂之黎陽兵。又會扶風都尉帶一支兵，駐紮在雍縣。護衛園陵，俗稱為雍營）。
秦朝和西漢時代，有一種特色，就是“這時候，去古未遠，人民尚武的性質還在，無論什麽人，發出去都是強兵。”（巴蜀等一兩處地方是例外）所以秦朝的用兵，不論驪山的役徒，閭左的百姓，都發出去戰守；漢朝也有所謂“七科謫”（張婁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見《漢書·武帝紀注》）、“弛刑”、“罪人”、“惡少年”、“勇敢”、“奔命”、“伉健”……這都是未經訓練的人。然而發出去，往往戰勝攻取。將帥裏頭，也極多慷慨效命的人（譬如後漢的班超，又如前漢的李陵，以步卒絕漠，這是曆史上隻有這一次的事情）。有這種民氣和民力，倘使真能利用，中國的國力實在可以擴張到無限。偏遇著秦始皇、漢武帝兩個人，把民力財力大半消耗在奢侈淫欲的一方麵。秦始皇的用兵，已經很不經濟，漢武帝更其專信幾個椒房之親，家無法度，以致總算起來，總是敗北的時候多，勝利的時候少（細看《漢書·匈奴列傳》可見。伐大宛這一役，尤其是用兵不經濟的確證。漢朝用兵，所以結局總獲勝利，是由於這時候中國和外國的國力，相差太遠，並不是用兵的得法。這種用兵，結局雖獲勝利，畢竟是以最大的勞費，得最小的效果的），就使勝利，也所得不償所失。這種用兵，實在一無可取。中國大有可為的時代，就給這兩個人弄糟了的。然而後世，反很多崇拜他、原諒他的人，可謂僥幸極了。
第五節 法律
從秦漢到魏晉，可以算做中國法律的“發達”、“長成”時代。按自秦以前，我國的法律究竟是個什麽樣子，實在無從考見其詳細（第一篇第八章第六節所舉。實在有許多儒家的學說，夾雜在裏麵，無從分別。但是全把儒者的學說辟掉，刺取了許多零碎的事實，也並不能考見其真相）。自秦以後，其“承襲”、“變遷”的途徑，才確有可考；其“進化的狀況”，就可以窺知了。
秦朝的法律所以貽害天下，有兩種道理：其一是由於它所用的“刑罰的野蠻”。第一篇第八章第六節，已經說過。《漢書·刑法誌》說：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
到高後元年，才除掉“三族罪”，“妖言令”，孝文二年，又除掉“收孥相坐律”，然而足為中國法律史上開一個新紀元的，實在要推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十三年）廢除肉刑這一件事。《漢書·刑法誌》記它的始末道：
齊太倉令淳於公有罪當刑，防獄逮係長安。淳於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複生，刑者不可複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製詔禦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於是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按《史記索隱》：“崔浩《漢律序》雲：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雲：以淫亂，易人族類，故不易也。”《文獻通考·刑考二》馬氏按語：“……景帝元年詔，言孝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文帝並宮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複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愚按：自高後時即除三族罪，而文帝時新垣平謀逆，也用過三族之誅（見《漢書·刑法誌》）。大概是偶一為之之事。這時候，笞者多死，景帝時，又兩次減少笞數（第一次減笞三百為二百，五百為三百；第二次再減笞二百為一百，三百為二百），並定“棰”的式樣，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毋得“更人”，自是“笞者得全”。其動機都發自緹縈，緹縈可以算得我國曆史上一個紀念人物了。
其二，然而秦朝的害天下，實在又在其“用法的刻深”，漢宣帝時，路溫舒上奏說道（見《漢書》本傳）：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吏……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總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
這種情形，在當時司法界已成為風氣。《漢書·刑法誌》說：文帝時候“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宣帝留意刑罰，特置廷平，又“常幸宣室，齊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都隻是救濟一時，不是個根本解決的辦法。
然則根本解決的辦法何在呢？那就在於“刪定律令”。按漢朝的法律，是沿襲自秦的，秦朝所用的，卻是李悝所定的六篇之法。漢初，蕭何改為九篇，叔孫通又益以律所不及，為十八篇。後來張湯又加了二十七篇。趙禹加了六篇，共為六十篇。而又有漢朝的例案隨時編集起來的，謂之《令甲》、《令乙》……《決事比》，大概其初苦於法文太簡，不夠用，於是不得不隨時增加；而其增加，絕沒有條理係統，以致也有互相重複的，也有互相衝突的。司法的人，就大可上下其手。《漢書·刑法誌》說：“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因為法律太雜亂，難於使用之故，於是解釋的人很多，到後來就也都承認它可以引用。《晉書·刑法誌》說：“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再合起《正律》和《令甲》、《決事比》來，就是“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簡直是不可收拾了。
刪定的必要，前漢時人就知道的，所以漢宣帝留心刑獄，而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說這是一時的事，“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宣帝未及措置，到元帝、成帝手裏，才下詔議行。班固說“有司……不能……建立明製，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所以到後漢時，還是錯亂得那麽樣。直到魏文帝手裏，命陳群、劉劭等刪定，才定為新律十八篇（新增十三篇，舊有的六篇，廢掉一篇）。晉武帝還嫌它“科網太密”，再命賈充等修定，共為二十篇，於公元268年（泰始四年）頒行，是為《晉律》。我國的法律，從李悝手裏具有雛形，直到這時候，才算發達完備（參看《晉書·刑法誌》）。
《晉律》現已不傳，然據近人餘杭章氏所研究，則其單辭隻義，有很文明的，決非隋唐以後的法律所及。章氏說：隋唐以後的法律，是承襲北魏的，夾雜了鮮卑法在裏頭。他文集中有一篇文章論這事，可以參看。
第六節 學術
兩漢的學問，從大概說起來，可以稱為儒學時代。從儒學之中再分別起來，又可以分為今文時代和古文時代。
漢初是“黃老”、“申韓”之學並行的。《史記·儒林傳》說“……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大概當時的休養生息，是取黃老的主義（參看第三章）；對待諸侯王等，則實係取申韓之術。到漢武帝，任用趙綰、王臧、田蚣、公孫弘等一班儒臣；又聽董仲舒的話，“表彰六藝”，“罷黜百家”；於是戰國時“百家之學並行”的現象，至此就“定於一尊”了。
儒家之學，所以獨盛，近人都說因其明君臣之義，而且其立教偏於柔（《說文》訓儒為柔），便於專製，所以世主扶翼它；我看這也不盡然。一、儒家之學，利於專製，是到後世才看出來的；當時的人，未必有此先見。二、無論什麽學問，都是因其環境而變遷的。儒家之學，兩千年來受專製君主的卵翼，在專製政體之下發達變遷，自然有許多便於專製的說法。西漢時代的儒學，確和後世不同；這點便於專製之處，就別一家的學說，也是有的。假使當時別一家的學術，受了專製君主的卵翼，在專製政體之下發達變遷，也未必不生出便於專製的說法來。況且到後世，反抗君主的議論，道源於儒家之學的很多，近世講今文學的人，就是一個好例。別一家的書，主張專製的話也還在，豈能一筆抹殺。若說法家的便於專製，顯而易見，容易招人反抗；不如儒家之術，隱而難知，得“吾且柔之”之道。則全是用後世人的眼光議論古事，實在是陷於時代錯誤的。然則儒家之學，所以獨受世主的尊崇，究竟是什麽道理呢？我說這個在後世是全然出於因襲，並沒有什麽道理，儒家之學，在社會上勢力已成，做君主的人，自然也不去動它。況且君主也是社會裏的一個人，他的思想也未必能跳出社會以外。全社會的人，都把孔教當做“天經地義”，他如何會獨想推翻孔教呢？至於漢武帝所以尊崇儒術，則和秦始皇說“吾悉召文學……土甚眾，欲以興太平”（《史記·秦始皇本紀》。參看第一章），是一個道理。原來一個人治天下，無論怎樣憑恃武力，總不能全不講教化。而講教化，隻有儒家之學最長（因為它“治具”最完備。《七略》說儒家之學，出於司徒之官，是不錯的）。而且漢武帝，是個喜歡鋪張場麵的人，而巡守封禪……典禮，也隻有儒家知道。秦始皇焚書坑儒，仍要留著博士之官（他出去封禪，也是教儒家議禮），也是這個道理。不必過於深求，反生誤解的。
西京儒學的傳授：最初，就是《史記·儒林列傳》所說：“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到後來，則分為十四博士。就是：
以上十四家，都是元帝以前所立，《書》的歐陽、大小夏侯，同出伏生；《禮》的大小戴，同出後蒼；《易》的施、孟、梁丘，同出田何；《公羊》嚴、顏二家，同出胡毋生；隻有《詩》的魯、齊、韓三家，沒有公共的祖師；然而三家的說法，總是大同小異。
到平帝的時候，才另有一派學問。其源出於劉歆，歆移書博士說：“……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促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於是別立《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又有毛公的《詩》“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漢書·藝文誌》）。這一派為“古文之學”。
“今文”就是漢時通行的隸書。西漢諸經師，都是口耳相傳；所傳經文，就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到劉歆等，才自謂能通史籀所造的“大篆”，和大篆以前的“古文”（參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二節）。所傳的經，別有古文本為據。於是人家稱這一派為“古文學”，就稱西漢經師所傳為“今文學”以別之。所以今文古文，是既有古文之學以後，對待的名詞；古文未興以前，“今文”兩個字的名詞，也是沒有的。
東漢之世，古文之學，比今文為盛：衛宏、賈逵、馬融、許慎，都是古文家的大師；而鄭玄遍注群經，尤稱為古學的“集大成”（其實鄭玄是兼用今文的，不過以古文為主）。三國時代，出了一個王肅，專和鄭玄為難，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五部書，以互相引證。又有一個注《左傳》的杜預，和他互相影響。於是古文之中，再分出鄭王兩派，互相水火（古文家本沒有師法可守，各個人是互異的，但不如此地互相水火）。遭晉永嘉之亂，兩漢經學傳授的統緒中絕，於是今文家的書，隻傳得《公》、《穀》和《韓詩》，而並無傳他的人；古文之學，也幾乎中絕，而魏晉人一派的學問大行。現在所傳的《十三經注》，除《孝經》為唐明皇《禦注》外，隻有《公羊》的何休《注》，還是西漢今文家言。其餘《詩經》的《毛傳》，是純粹古文家言。鄭《箋》雖兼采今文，然而既沒有師法，就和他所注的《三禮》，和趙岐注的《孟子》，都隻算得古文家言。此外《書經》的《偽孔傳》、《易經》的王弼《注》、《穀梁》的範寧《集解》、《左傳》的杜預《集解》、《論語》的何晏《集解》、《爾雅》的郭璞《注》，就都是魏晉人的著作。
咱們原不必有什麽“薄今愛古”之見，就看了儒家之學和其餘諸家，也是平等的，難道還一定要考出什麽“今文家言”來，以見得“孔門口說”之真？然而這其間有一個很大的關係。生於現在，要考校古代的曆史，不能不靠古人所傳的書；而古人所傳的書，也有個分別。大概其說法出於從古相傳的多，則雖看似荒唐，而實極可靠，把後人的意思摻雜進去多的，驟看似乎可信，其實仔細考校，總和古代社會情形不合。從這一點看起來，卻是西漢今文家的話，價值最大；東漢古文家次之；魏晉時代的人，價值最小了。百家所傳的書，隻有儒家最多。咱們現在，要考校古史，其勢不得不借重於儒家的經，要借助於儒家的經，其勢不得不借重於漢以後經師之說，要借重於漢以後諸經師之說，就對於漢朝的今古文，和魏晉人所造的偽書，不能不加以分別。本書裏頭，論到學術派別。書籍真偽的地方很多，都是把這種“分別史材”的眼光看的。
漢朝人還有別種學問，並入別一篇裏講，以便有個條理係統，免得瑣碎。
漢朝的製度，大概是沿襲秦朝；秦朝的製度，又沿襲三代以前。這種製度，雖未必有什麽精意存乎其間，然而去古還近，大概積弊是一天深一天的。製度是一層層地，不管理論堆積起來的；所以愈到後世，愈不切於事實，愈不合於理論。秦漢的製度，確有優於後世之處；況且後世的製度，又都是沿襲秦漢而漸變的，不明秦漢的製度，就連後世製度的真相也不能明白，所以研究秦漢時代的製度頗為緊要。
變封建為郡縣是從秦朝起的，咱們現在就從秦漢時代的官製講起。
秦和西漢，中央政府最高的官是丞相，或稱相國。有時僅置一人，有時分置左右丞相。後漢則以太尉（天公），司徒（人公），司空（地公），分部九卿，稱為三公，是用古代三公、九卿的官製（參看第一篇第八章第三節）。太尉在前漢，為中央政府最高的武職，和丞相對掌文武，仿佛像宋朝的二府。此外又有禦史大夫，掌副丞相。前漢的宰相，往往從禦史大夫遞升。這三種，都是中央政府最高的官。
此外又有太常（秦名奉常），掌宗廟禮儀；光祿勳（秦名郎中今），掌宮殿掖戶；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太仆，掌輿馬；廷尉（中間曾改名大理），掌刑辟；大鴻臚（本名典客，又曾改名大行令。又有典屬國一官並入），掌諸歸義蠻夷；宗正，掌親屬；大司農（本名治粟內史），掌穀貨；少府，掌山澤之稅，謂之九寺六卿，是中央政府分掌庶務的。
帶兵的官，通稱校尉。而司隸校尉，主督察大奸，兼有警察的性質，權最重（帶北軍的中尉，主徼循京師，後改為執金吾）。
治京師的官，秦朝稱為內史。漢景帝時，分置左內史。武帝時，改內史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又把向來的都尉，改為右扶風，分治內史的右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後漢時，改京兆尹為河南尹。
外官仍分郡縣兩級。郡有太守，縣的戶數，在一萬以上的稱為令，不滿一萬戶的為長，其下都有丞、尉。十裏一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遊徼掌徼循，禁盜賊（列侯所食的縣，喚做“國”。皇太後、皇後、公主所食的喚做“邑”。有蠻夷的喚做“道”）。
秦朝又有一種監禦史，是中央政府派他出去監郡的。漢朝省去這個官，由丞相派史出去“刺郡”。武帝時，把天下分做十三部，十二部各置刺史，一部屬司隸校尉。——以六條督察所部（一、強宗豪右，田宅逾製，以強淩弱，以眾暴寡。二、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製，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二千石不恤疑赦，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戮黎民，為百姓所嫉，山崩石裂，妖詳訛言。四、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托所監。六、二千石遠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出於六條以外的，便不問；往來巡行，並無一定的治所。後漢以後，權漸重而位亦漸尊。然而還不過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督察之官。這時候的郡，什麽事情都和中央政府直接。所以秦漢時代，實在是個“兩級製”。到靈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因各處紛紛盜起，列郡不能鎮壓，改刺史為州牧；簡九卿等官，出去充任，於是其權大重；而中央政府，又不久解紐，諸州牧各自據土，紛紛占據地盤，就儼然變做三級製了。
爵分二十級：（一）公士，（二）上造，（三）簪嫋，（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後來因避漢武帝的諱，改為通侯），也都是秦製用以賞有“功”、“勞”的人。
秦漢官製的特色：一、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宰相是個副二天子，治理天下的；九卿等官，也各有獨立的職權，都是分治天下眾務的，不是天子的私人。到後來，紛紛任用什麽尚書、中書、侍中做宰相；把九卿的職權，也奪歸六部；於是所任用的，全是天子玩弄之人，君權愈擴張無限。二、是外官階級少而威權重，和後世大不相同。這個有好處，亦有壞處。三、則這時候去古還近，地方自治的意思，還有存留。《漢書·高帝紀》：“二年五月癸未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可見得這時候，對於三老等官視之甚重，和後世名存實亡的，大不相同。這其中也有許多方麵的因果關係，且待後文講到後世製度的時候，比較詳論。
第二節 教育和選舉
後世的人，都說秦朝焚燒詩書，毀滅儒術，這句話，其實是錯的。馬端臨說：“按《西漢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既曰通古今，則上必有所師承，下必有所傳授。故其徒實繁。秦雖有其官，而甚惡其徒，常設法誅滅之。始皇使禦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陳勝起，召博士諸生議，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數十人。然則秦之於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試用之，蓋惟恐其不澌盡泯沒矣。叔孫通麵諛，脫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禮器，發憤而事陳涉有以也哉。”（《文獻通考》卷四十）這一段考據，頗為精詳，雖然虐待其人，然而師承傳授，確自有的，可見得儒學並沒有絕，不過這種傳授，是為繼續“博士官之所職”起見，不是為教育人才起見，不過是古代“學術存於官守”之舊，不能算得學校。
到漢朝武帝時候，公孫弘做宰相，才奏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複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裏，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這才是以傳授學術為目的，可以算做學校。然而營建學舍確是王莽手裏的事。
按《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武帝時……來朝……對三雍宮”。《兄寬傳》：武帝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陛下……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似乎武帝時就有太學的。而《禮樂誌》又說：“……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馬端臨說：“蓋古者明堂辟雍，共為一所：蔡邕《明堂論》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麵周水圜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武帝時，泰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麵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修封時，以祠太一五帝，蓋兄寬時為禦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間獻王所封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之辟雍也。”（《文獻通考》卷四十）按馬氏這個說法，很確，並可同第一篇第八章第四節所說，互相證明。
漢朝的學校，是逐漸增盛的。武帝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增為百人，宣帝時增至二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後漢光武時，就營建太學（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明、章兩代，都崇儒重道，車駕屢幸太學。其時又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期門”、“羽林”之士，皆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梁太後時，又詔大將軍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學。本初質帝年號時太學諸生，遂至三萬餘人。學校可謂極盛，然而衰機也就伏在這個時候。這時候，學校人數隻求其多，不講實在。入學的，大概都是一班貴遊子弟，並不是真正講求學問的人。所以，範曄說這時候的學風，是“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又《三國誌》董昭上疏說：“竊見當今年少，不複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遊利為先。”這明是把一種紈絝子弟的氣習，移植到學校裏。講聲華的必定尚意氣，所以到後來就激成“黨錮之禍”。學校裏都是一班貴族子弟，所以漢朝的太學生，是和外戚結黨而攻宦官的。“此中消息，可以微窺。”
國家的學校雖然如此，究竟還不如私人教育之盛。《漢書·儒林傳讚》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太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祿利固然是人所同欲，然而學術的興盛，一大半的原因，也由於社會上“智識的欲望”，不容一筆抹殺。後漢則張興著錄且萬人，牟長著錄前後萬人，蔡元著錄萬六千人，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宋登教授數千人，魏應、丁先弟子著錄數千人，薑肱，就學者三千餘人，曹曾門徒三千人，楊倫、杜撫、張元，皆千餘人，更非前漢所及（俱見《後漢書》）。私人教育，總比國家所設立的學校為盛，這個也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特色。至於選舉，則有兩種：其一，郡國歲舉孝廉。又漢武帝製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複問，文中禦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變決斷，才任三輔縣令。是用古代“諸侯貢士”之製，後世的人，以為這是鄉舉裏選，卻是錯的（鄉舉三老，方和《周禮》的“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相合）。其二，則朝廷要用哪一種人，特詔標出科目，令公卿郡國，各舉所知。這個卻是後代製科的先聲，漢朝選舉製度的利弊得失，要和後世比較才見，且俟後文再講。
第三節 賦稅
漢朝的田賦，本來是十五而稅一；景帝以後，變做三十而稅一，已見前。光武中興以後，亦是三十而稅一。到靈帝時，才加天下田稅，每畝錢十文，謂之“修宮錢”。田稅以外，另有一種“口稅”謂之“算賦”。人民從十五歲起，到五十六歲止，每人每年出錢百二十文，謂之一算，以治“庫兵”、“車馬”。其事起於高帝四年（見《本紀》如淳引《漢儀注》），又有七歲到十四歲出的，每人二十錢，以食天子，謂之“口賦”。武帝時，又加三個錢，以補“車”、“騎”、“馬”（見《昭帝本紀》元鳳四年如淳引《漢儀注》）。按《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所謂減，都是指當年而言，並不是永遠變更定額。又《貢禹傳》：“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則是永遠減免的。
又有一種“更賦”，亦見《昭帝紀注》引如淳說：“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按以上三種，第一種是“稅”，第二種是“賦”，稅是種田的人出的，賦是修理兵器（車馬等都包括在裏頭）的費用，全國人民都負擔的。《漢書·食貨誌》所謂“稅以足食，賦以足兵”。第三種是人民應服兵役的代價，就是課人民以“一種兵役的義務”的“變相的完納”。
漢朝的國用，以田租為主。《漢書·食貨誌》說：“高祖……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所以掌穀貨的大司農，是管國家財政的；掌山澤之稅的少府，是掌天子私財的。所以武帝命大司農兼管鹽鐵，孔僅、東郭鹹陽說：“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很有稱頌他的意思，此等雜稅，已見第五章第一節。昭帝時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要求停罷，和桑弘羊爭辯了許多話，到底隻罷掉一種酒酤，其餘都沒有動（亦見《漢書·食貨誌》，其兩方麵爭辯的話，詳見《鹽鐵論》）。
第四節 兵製
西漢所行的，是民兵之製，人民都有當兵的義務。《漢書·高帝紀注》引如淳說：“《漢儀注》雲：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禦，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裏。”又《王製正義》引許慎《五經異義》：“漢承百王，而製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兩說相同。按今文家說，民年三十受兵，已見第一篇第八章第五節。《高帝紀注》又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五經異義》：“《高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則漢朝人民的服力役，比古代遲三年，服兵役卻早七年，或者漢代所承，實是古製；三十受兵，是儒家托古所致，亦未可知。
其兵的種類，有“材官”、“車騎”、“樓船”三種：材官是步卒，車騎是騎兵，樓船是水師。《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漢宮儀》：“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負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大約“材官”最為普通，“車騎”邊郡較多，“樓船”隻有沿江海的地方有。
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據《文獻通考》，其詳可參看原書）武帝時，增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都屬北軍（八校尉，都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刑法誌》：“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晉灼曰：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又有期門、羽林，都屬南軍。《文獻通考》引章氏說：“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何以言之？黃霸為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則知自郡國調上衛士，一歲一更，更代番上，初無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則‘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則‘長從’，始此。”（按：期門是從六郡良家子孫裏選出來的，見《漢書·東方朔傳》。羽林兵，初名建章營，設於太初元年。後來又取從軍死事的人的子孫，養在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見《百官公卿表》）
前漢時，各郡都有都尉，幫著太守管理武事。王國裏頭，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這種製度，都是沿襲秦朝的。後漢光武帝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隻留著京師的南北軍。然而後來郡國也往往複置（北軍裏的八校尉，虎賁並入射聲，胡騎並入長水，又省掉中壘校尉，所以號為北軍五營。此外另有一支兵，駐紮在黎陽，謂之黎陽兵。又會扶風都尉帶一支兵，駐紮在雍縣。護衛園陵，俗稱為雍營）。
秦朝和西漢時代，有一種特色，就是“這時候，去古未遠，人民尚武的性質還在，無論什麽人，發出去都是強兵。”（巴蜀等一兩處地方是例外）所以秦朝的用兵，不論驪山的役徒，閭左的百姓，都發出去戰守；漢朝也有所謂“七科謫”（張婁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見《漢書·武帝紀注》）、“弛刑”、“罪人”、“惡少年”、“勇敢”、“奔命”、“伉健”……這都是未經訓練的人。然而發出去，往往戰勝攻取。將帥裏頭，也極多慷慨效命的人（譬如後漢的班超，又如前漢的李陵，以步卒絕漠，這是曆史上隻有這一次的事情）。有這種民氣和民力，倘使真能利用，中國的國力實在可以擴張到無限。偏遇著秦始皇、漢武帝兩個人，把民力財力大半消耗在奢侈淫欲的一方麵。秦始皇的用兵，已經很不經濟，漢武帝更其專信幾個椒房之親，家無法度，以致總算起來，總是敗北的時候多，勝利的時候少（細看《漢書·匈奴列傳》可見。伐大宛這一役，尤其是用兵不經濟的確證。漢朝用兵，所以結局總獲勝利，是由於這時候中國和外國的國力，相差太遠，並不是用兵的得法。這種用兵，結局雖獲勝利，畢竟是以最大的勞費，得最小的效果的），就使勝利，也所得不償所失。這種用兵，實在一無可取。中國大有可為的時代，就給這兩個人弄糟了的。然而後世，反很多崇拜他、原諒他的人，可謂僥幸極了。
第五節 法律
從秦漢到魏晉，可以算做中國法律的“發達”、“長成”時代。按自秦以前，我國的法律究竟是個什麽樣子，實在無從考見其詳細（第一篇第八章第六節所舉。實在有許多儒家的學說，夾雜在裏麵，無從分別。但是全把儒者的學說辟掉，刺取了許多零碎的事實，也並不能考見其真相）。自秦以後，其“承襲”、“變遷”的途徑，才確有可考；其“進化的狀況”，就可以窺知了。
秦朝的法律所以貽害天下，有兩種道理：其一是由於它所用的“刑罰的野蠻”。第一篇第八章第六節，已經說過。《漢書·刑法誌》說：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
到高後元年，才除掉“三族罪”，“妖言令”，孝文二年，又除掉“收孥相坐律”，然而足為中國法律史上開一個新紀元的，實在要推公元前167年（漢文帝十三年）廢除肉刑這一件事。《漢書·刑法誌》記它的始末道：
齊太倉令淳於公有罪當刑，防獄逮係長安。淳於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複生，刑者不可複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製詔禦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於是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按《史記索隱》：“崔浩《漢律序》雲：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雲：以淫亂，易人族類，故不易也。”《文獻通考·刑考二》馬氏按語：“……景帝元年詔，言孝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文帝並宮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複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愚按：自高後時即除三族罪，而文帝時新垣平謀逆，也用過三族之誅（見《漢書·刑法誌》）。大概是偶一為之之事。這時候，笞者多死，景帝時，又兩次減少笞數（第一次減笞三百為二百，五百為三百；第二次再減笞二百為一百，三百為二百），並定“棰”的式樣，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毋得“更人”，自是“笞者得全”。其動機都發自緹縈，緹縈可以算得我國曆史上一個紀念人物了。
其二，然而秦朝的害天下，實在又在其“用法的刻深”，漢宣帝時，路溫舒上奏說道（見《漢書》本傳）：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吏……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總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
這種情形，在當時司法界已成為風氣。《漢書·刑法誌》說：文帝時候“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宣帝留意刑罰，特置廷平，又“常幸宣室，齊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都隻是救濟一時，不是個根本解決的辦法。
然則根本解決的辦法何在呢？那就在於“刪定律令”。按漢朝的法律，是沿襲自秦的，秦朝所用的，卻是李悝所定的六篇之法。漢初，蕭何改為九篇，叔孫通又益以律所不及，為十八篇。後來張湯又加了二十七篇。趙禹加了六篇，共為六十篇。而又有漢朝的例案隨時編集起來的，謂之《令甲》、《令乙》……《決事比》，大概其初苦於法文太簡，不夠用，於是不得不隨時增加；而其增加，絕沒有條理係統，以致也有互相重複的，也有互相衝突的。司法的人，就大可上下其手。《漢書·刑法誌》說：“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因為法律太雜亂，難於使用之故，於是解釋的人很多，到後來就也都承認它可以引用。《晉書·刑法誌》說：“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再合起《正律》和《令甲》、《決事比》來，就是“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簡直是不可收拾了。
刪定的必要，前漢時人就知道的，所以漢宣帝留心刑獄，而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說這是一時的事，“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宣帝未及措置，到元帝、成帝手裏，才下詔議行。班固說“有司……不能……建立明製，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所以到後漢時，還是錯亂得那麽樣。直到魏文帝手裏，命陳群、劉劭等刪定，才定為新律十八篇（新增十三篇，舊有的六篇，廢掉一篇）。晉武帝還嫌它“科網太密”，再命賈充等修定，共為二十篇，於公元268年（泰始四年）頒行，是為《晉律》。我國的法律，從李悝手裏具有雛形，直到這時候，才算發達完備（參看《晉書·刑法誌》）。
《晉律》現已不傳，然據近人餘杭章氏所研究，則其單辭隻義，有很文明的，決非隋唐以後的法律所及。章氏說：隋唐以後的法律，是承襲北魏的，夾雜了鮮卑法在裏頭。他文集中有一篇文章論這事，可以參看。
第六節 學術
兩漢的學問，從大概說起來，可以稱為儒學時代。從儒學之中再分別起來，又可以分為今文時代和古文時代。
漢初是“黃老”、“申韓”之學並行的。《史記·儒林傳》說“……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後又好黃老之術。”大概當時的休養生息，是取黃老的主義（參看第三章）；對待諸侯王等，則實係取申韓之術。到漢武帝，任用趙綰、王臧、田蚣、公孫弘等一班儒臣；又聽董仲舒的話，“表彰六藝”，“罷黜百家”；於是戰國時“百家之學並行”的現象，至此就“定於一尊”了。
儒家之學，所以獨盛，近人都說因其明君臣之義，而且其立教偏於柔（《說文》訓儒為柔），便於專製，所以世主扶翼它；我看這也不盡然。一、儒家之學，利於專製，是到後世才看出來的；當時的人，未必有此先見。二、無論什麽學問，都是因其環境而變遷的。儒家之學，兩千年來受專製君主的卵翼，在專製政體之下發達變遷，自然有許多便於專製的說法。西漢時代的儒學，確和後世不同；這點便於專製之處，就別一家的學說，也是有的。假使當時別一家的學術，受了專製君主的卵翼，在專製政體之下發達變遷，也未必不生出便於專製的說法來。況且到後世，反抗君主的議論，道源於儒家之學的很多，近世講今文學的人，就是一個好例。別一家的書，主張專製的話也還在，豈能一筆抹殺。若說法家的便於專製，顯而易見，容易招人反抗；不如儒家之術，隱而難知，得“吾且柔之”之道。則全是用後世人的眼光議論古事，實在是陷於時代錯誤的。然則儒家之學，所以獨受世主的尊崇，究竟是什麽道理呢？我說這個在後世是全然出於因襲，並沒有什麽道理，儒家之學，在社會上勢力已成，做君主的人，自然也不去動它。況且君主也是社會裏的一個人，他的思想也未必能跳出社會以外。全社會的人，都把孔教當做“天經地義”，他如何會獨想推翻孔教呢？至於漢武帝所以尊崇儒術，則和秦始皇說“吾悉召文學……土甚眾，欲以興太平”（《史記·秦始皇本紀》。參看第一章），是一個道理。原來一個人治天下，無論怎樣憑恃武力，總不能全不講教化。而講教化，隻有儒家之學最長（因為它“治具”最完備。《七略》說儒家之學，出於司徒之官，是不錯的）。而且漢武帝，是個喜歡鋪張場麵的人，而巡守封禪……典禮，也隻有儒家知道。秦始皇焚書坑儒，仍要留著博士之官（他出去封禪，也是教儒家議禮），也是這個道理。不必過於深求，反生誤解的。
西京儒學的傳授：最初，就是《史記·儒林列傳》所說：“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到後來，則分為十四博士。就是：
以上十四家，都是元帝以前所立，《書》的歐陽、大小夏侯，同出伏生；《禮》的大小戴，同出後蒼；《易》的施、孟、梁丘，同出田何；《公羊》嚴、顏二家，同出胡毋生；隻有《詩》的魯、齊、韓三家，沒有公共的祖師；然而三家的說法，總是大同小異。
到平帝的時候，才另有一派學問。其源出於劉歆，歆移書博士說：“……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促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於是別立《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又有毛公的《詩》“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漢書·藝文誌》）。這一派為“古文之學”。
“今文”就是漢時通行的隸書。西漢諸經師，都是口耳相傳；所傳經文，就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到劉歆等，才自謂能通史籀所造的“大篆”，和大篆以前的“古文”（參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二節）。所傳的經，別有古文本為據。於是人家稱這一派為“古文學”，就稱西漢經師所傳為“今文學”以別之。所以今文古文，是既有古文之學以後，對待的名詞；古文未興以前，“今文”兩個字的名詞，也是沒有的。
東漢之世，古文之學，比今文為盛：衛宏、賈逵、馬融、許慎，都是古文家的大師；而鄭玄遍注群經，尤稱為古學的“集大成”（其實鄭玄是兼用今文的，不過以古文為主）。三國時代，出了一個王肅，專和鄭玄為難，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五部書，以互相引證。又有一個注《左傳》的杜預，和他互相影響。於是古文之中，再分出鄭王兩派，互相水火（古文家本沒有師法可守，各個人是互異的，但不如此地互相水火）。遭晉永嘉之亂，兩漢經學傳授的統緒中絕，於是今文家的書，隻傳得《公》、《穀》和《韓詩》，而並無傳他的人；古文之學，也幾乎中絕，而魏晉人一派的學問大行。現在所傳的《十三經注》，除《孝經》為唐明皇《禦注》外，隻有《公羊》的何休《注》，還是西漢今文家言。其餘《詩經》的《毛傳》，是純粹古文家言。鄭《箋》雖兼采今文，然而既沒有師法，就和他所注的《三禮》，和趙岐注的《孟子》，都隻算得古文家言。此外《書經》的《偽孔傳》、《易經》的王弼《注》、《穀梁》的範寧《集解》、《左傳》的杜預《集解》、《論語》的何晏《集解》、《爾雅》的郭璞《注》，就都是魏晉人的著作。
咱們原不必有什麽“薄今愛古”之見，就看了儒家之學和其餘諸家，也是平等的，難道還一定要考出什麽“今文家言”來，以見得“孔門口說”之真？然而這其間有一個很大的關係。生於現在，要考校古代的曆史，不能不靠古人所傳的書；而古人所傳的書，也有個分別。大概其說法出於從古相傳的多，則雖看似荒唐，而實極可靠，把後人的意思摻雜進去多的，驟看似乎可信，其實仔細考校，總和古代社會情形不合。從這一點看起來，卻是西漢今文家的話，價值最大；東漢古文家次之；魏晉時代的人，價值最小了。百家所傳的書，隻有儒家最多。咱們現在，要考校古史，其勢不得不借重於儒家的經，要借助於儒家的經，其勢不得不借重於漢以後經師之說，要借重於漢以後諸經師之說，就對於漢朝的今古文，和魏晉人所造的偽書，不能不加以分別。本書裏頭，論到學術派別。書籍真偽的地方很多，都是把這種“分別史材”的眼光看的。
漢朝人還有別種學問，並入別一篇裏講，以便有個條理係統，免得瑣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