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秦始皇帝的政策
秦代以前的世界，是個封建之世；秦漢以後的世界，是個郡縣之世，其情形是迥然不同的：中國成一個統一的大國，實在是從秦朝起的。所以秦朝和中國，關係很大。郡縣之治，咱們現在看慣了，以為是當然的。然而在當時，實在是個創舉。咱們現在，且看秦始皇的措施如何。他的措施：
第一件，便是自稱皇帝，除去諡法。這件事，便在他初並天下這一年。他下了一個令，叫丞相、禦史等議帝號。他們議上去的，是“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製’，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他又叫他們去掉一個“泰”字，留了一個“皇”字，再加上一個“帝”字，就成了“皇帝”二字；其餘便都照博士所議。不多時，又下了一道旨道：“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第二件，便是廢封建，置郡縣。這時候，天下初統一，人情習慣於封建，六國雖滅，自然有主張新封的。所以初並天下這一年，就有丞相綰（姓王）等奏請：“六國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為便。獨有廷尉李斯說：“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製。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也說：“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複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於是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守是一郡的長官，尉是幫守管理一郡的軍事的，監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禦史），中國郡縣的製度，到此才算確立。
第三件，便是收天下的兵器，把它們都聚到鹹陽銷毀了，鑄做“鍾”、“鋸”和十二個銅人（當時還是以銅為兵），每個有一千石重。
第四件，是統一天下的“度”、“量”、“衡”和行車的軌與文字（參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二節）。
第五件，是把天下的富豪遷徙到鹹陽來，一共有十二萬戶。
這都是初並天下這一年的事，後來又有“焚書”、“坑儒”兩件事。
“焚書”這件事，在公元前213年。它的原因，是始皇置酒鹹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有一個仆射周青臣，恭維始皇行郡縣製度的好處，又有個博士淳於越，說他麵諛，而且說郡縣製度，不及封建製度。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便把淳於越駁斥一番，因而說：“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又說：“他們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因而就擬了一個“禁之”的辦法：是“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秦始皇許了他，燒書的事情，就實行起來了。
“坑儒”的事情，在焚書的第二年，是方士引出來的。當時講神仙的方士頗有勢力，秦始皇也被他惑了，便派什麽齊人徐巿，發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又派什麽燕人盧生，去求羨門、高誓（仙人的名字），煉“不死之藥”。這些事情的無效，自然是無待於言的。偏是這一年，盧生又和什麽侯生私下談論始皇：說他“樂以刑殺為威”，“貪於權勢”，“未可為求仙藥”，因而逃去。始皇聽得，大怒，說：我燒書之後，召“文學”、“方術”之士甚多。召文學之士，要想他們“興太平”；召方術之士，要想靠他們“求奇藥”，很尊重賞賜他們。如今不但毫無效驗，而且做了許多“奸利”的事情，還要“誹謗”我。因而想到，說諸生在鹹陽的，有“惑亂黔首”的事情。就派個禦史去按問。諸生就互相告發，互相牽引，給他坑殺了四百六十多人。這幾件事情，其中第二、第四兩件，自然是時代所要求。第三件，後人都笑他的愚，然而這事也不過和現在“禁止軍火入口”、“不準私藏軍械”一樣，無甚可笑。第五件似乎暴虐些，然而這時候，各地方舊有的貴族、新生的富者階級，勢力很大，要是怕亂，所怕的就是這一班人（後來紛紛而起的，畢竟是六國的王族和將家占其多數；否則就是地方上的豪傑。並非真是“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可見地方上的特殊勢力，原是應當鏟除的）。漢高祖生平，是並不學秦朝的政策的。然而一定天下，也就“徙齊、楚大族於關中”，可見這也是時勢所要求，還沒甚可議之處。最專製的，便是第一件和“焚書”、“坑儒”兩件事。為什麽呢？“皇帝”是個空名，憑他去稱“皇”，稱“帝”，稱“王”，稱“皇帝”，似乎沒甚相幹。然而古人說：“天子者，爵也。”又說：“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可見天子雖尊，還不過是各階級中之一，並不和其餘的人截然相離。到秦始皇，便無論“命”、“令”、“自稱”，都要定出一個特別名詞來，天子之尊，真是“殊絕於人”了。“太古有號無諡”，自是當時風氣質樸，並不是天子有種權力，不許人家議論。到始皇，除去諡法，不許“子議父，臣議君”，才真是絕對的專製。焚書這件事，不但剝奪人家議論的權利，並且要剝奪人家議論的智識。——始皇和李斯，所做的事，大概是“變古”的，獨有這件事，是“複古”的。他們腦筋裏，還全是西周以前“學術官守，合而為一”的舊思想，務求做到那“政學一致”的地步。人人都要議論，而且都有學問去發議論，實在是看不慣的。“坑儒”的事情，雖然是方士引起來的，然而他坐諸生的罪名，是“惑亂黔首”，正和“焚書”是一樣的思想。這兩件事，都是“無道”到極點的。
以上所述的是秦始皇對內的政策；他的對外，還有兩件事情。
其一是叫蒙恬去斥逐匈奴，收取河南的地方（如今的河套），於公元前213年，修築長城，“起臨洮，迄遼東，延袤萬餘裏”（秦始皇這一道長城，是因著戰國時的舊址連接起來的，並不是一時造成。它所經的地方，是在如今河套和陰山山脈之北，東端在朝鮮境內，也並不是如今的長城）。
其二是發兵掠取南越的地方，把它置了南海（如今廣東佛山市的南海區）、桂林（如今廣西的桂林市）、象（在如今越南）三郡。又奪了勾踐的子孫的地方，把它置了閩中郡（如今的福建）。秦始皇的武功，有一部分人也頗恭維他。然而這也不過是時勢所造成（中國國力發達到這一步，自然有這結果），無甚稀奇。不過“北限長城，南逾五嶺”，中國疆域（本部十八省）的規模，卻是從此定下來的。後來無甚出入。
秦朝所以滅亡，由於秦始皇的奢侈和暴虐。他滅六國的時候，每破一國，便把他的宮室，畫了圖樣，在鹹陽仿造一所；後來又在渭南造了一所阿房宮。《史記》說它的壯麗是“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之旗”。又在驪山（在如今陝西西安市臨潼區）自營萬年吉地。單驪山和阿房宮兩處工程，就要役徒七十萬人。還要連年出去“巡遊”，“刻石頌德”——封泰山，禪梁父。又要治什麽“馳道”。他又自推“終始五德之傳”，說周得火德，秦得水德。水德之始，應當嚴刑峻法，“然後合五德之數”。秦國的刑法，本來是很野蠻的，再經秦始皇有意加嚴，自然是民無所措手足了。
秦代以前的世界，是個封建之世；秦漢以後的世界，是個郡縣之世，其情形是迥然不同的：中國成一個統一的大國，實在是從秦朝起的。所以秦朝和中國，關係很大。郡縣之治，咱們現在看慣了，以為是當然的。然而在當時，實在是個創舉。咱們現在，且看秦始皇的措施如何。他的措施：
第一件，便是自稱皇帝，除去諡法。這件事，便在他初並天下這一年。他下了一個令，叫丞相、禦史等議帝號。他們議上去的，是“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製’，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他又叫他們去掉一個“泰”字，留了一個“皇”字，再加上一個“帝”字，就成了“皇帝”二字；其餘便都照博士所議。不多時，又下了一道旨道：“朕聞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第二件，便是廢封建，置郡縣。這時候，天下初統一，人情習慣於封建，六國雖滅，自然有主張新封的。所以初並天下這一年，就有丞相綰（姓王）等奏請：“六國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為便。獨有廷尉李斯說：“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製。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也說：“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複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於是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守是一郡的長官，尉是幫守管理一郡的軍事的，監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禦史），中國郡縣的製度，到此才算確立。
第三件，便是收天下的兵器，把它們都聚到鹹陽銷毀了，鑄做“鍾”、“鋸”和十二個銅人（當時還是以銅為兵），每個有一千石重。
第四件，是統一天下的“度”、“量”、“衡”和行車的軌與文字（參看第一篇第十章第二節）。
第五件，是把天下的富豪遷徙到鹹陽來，一共有十二萬戶。
這都是初並天下這一年的事，後來又有“焚書”、“坑儒”兩件事。
“焚書”這件事，在公元前213年。它的原因，是始皇置酒鹹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有一個仆射周青臣，恭維始皇行郡縣製度的好處，又有個博士淳於越，說他麵諛，而且說郡縣製度，不及封建製度。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便把淳於越駁斥一番，因而說：“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又說：“他們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因而就擬了一個“禁之”的辦法：是“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秦始皇許了他，燒書的事情，就實行起來了。
“坑儒”的事情，在焚書的第二年，是方士引出來的。當時講神仙的方士頗有勢力，秦始皇也被他惑了，便派什麽齊人徐巿，發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又派什麽燕人盧生，去求羨門、高誓（仙人的名字），煉“不死之藥”。這些事情的無效，自然是無待於言的。偏是這一年，盧生又和什麽侯生私下談論始皇：說他“樂以刑殺為威”，“貪於權勢”，“未可為求仙藥”，因而逃去。始皇聽得，大怒，說：我燒書之後，召“文學”、“方術”之士甚多。召文學之士，要想他們“興太平”；召方術之士，要想靠他們“求奇藥”，很尊重賞賜他們。如今不但毫無效驗，而且做了許多“奸利”的事情，還要“誹謗”我。因而想到，說諸生在鹹陽的，有“惑亂黔首”的事情。就派個禦史去按問。諸生就互相告發，互相牽引，給他坑殺了四百六十多人。這幾件事情，其中第二、第四兩件，自然是時代所要求。第三件，後人都笑他的愚，然而這事也不過和現在“禁止軍火入口”、“不準私藏軍械”一樣，無甚可笑。第五件似乎暴虐些，然而這時候，各地方舊有的貴族、新生的富者階級，勢力很大，要是怕亂，所怕的就是這一班人（後來紛紛而起的，畢竟是六國的王族和將家占其多數；否則就是地方上的豪傑。並非真是“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可見地方上的特殊勢力，原是應當鏟除的）。漢高祖生平，是並不學秦朝的政策的。然而一定天下，也就“徙齊、楚大族於關中”，可見這也是時勢所要求，還沒甚可議之處。最專製的，便是第一件和“焚書”、“坑儒”兩件事。為什麽呢？“皇帝”是個空名，憑他去稱“皇”，稱“帝”，稱“王”，稱“皇帝”，似乎沒甚相幹。然而古人說：“天子者，爵也。”又說：“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可見天子雖尊，還不過是各階級中之一，並不和其餘的人截然相離。到秦始皇，便無論“命”、“令”、“自稱”，都要定出一個特別名詞來，天子之尊，真是“殊絕於人”了。“太古有號無諡”，自是當時風氣質樸，並不是天子有種權力，不許人家議論。到始皇，除去諡法，不許“子議父，臣議君”，才真是絕對的專製。焚書這件事，不但剝奪人家議論的權利，並且要剝奪人家議論的智識。——始皇和李斯，所做的事，大概是“變古”的，獨有這件事，是“複古”的。他們腦筋裏，還全是西周以前“學術官守，合而為一”的舊思想，務求做到那“政學一致”的地步。人人都要議論，而且都有學問去發議論，實在是看不慣的。“坑儒”的事情，雖然是方士引起來的，然而他坐諸生的罪名，是“惑亂黔首”，正和“焚書”是一樣的思想。這兩件事，都是“無道”到極點的。
以上所述的是秦始皇對內的政策；他的對外，還有兩件事情。
其一是叫蒙恬去斥逐匈奴，收取河南的地方（如今的河套），於公元前213年，修築長城，“起臨洮，迄遼東，延袤萬餘裏”（秦始皇這一道長城，是因著戰國時的舊址連接起來的，並不是一時造成。它所經的地方，是在如今河套和陰山山脈之北，東端在朝鮮境內，也並不是如今的長城）。
其二是發兵掠取南越的地方，把它置了南海（如今廣東佛山市的南海區）、桂林（如今廣西的桂林市）、象（在如今越南）三郡。又奪了勾踐的子孫的地方，把它置了閩中郡（如今的福建）。秦始皇的武功，有一部分人也頗恭維他。然而這也不過是時勢所造成（中國國力發達到這一步，自然有這結果），無甚稀奇。不過“北限長城，南逾五嶺”，中國疆域（本部十八省）的規模，卻是從此定下來的。後來無甚出入。
秦朝所以滅亡，由於秦始皇的奢侈和暴虐。他滅六國的時候，每破一國，便把他的宮室，畫了圖樣，在鹹陽仿造一所；後來又在渭南造了一所阿房宮。《史記》說它的壯麗是“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之旗”。又在驪山（在如今陝西西安市臨潼區）自營萬年吉地。單驪山和阿房宮兩處工程，就要役徒七十萬人。還要連年出去“巡遊”，“刻石頌德”——封泰山，禪梁父。又要治什麽“馳道”。他又自推“終始五德之傳”，說周得火德，秦得水德。水德之始，應當嚴刑峻法，“然後合五德之數”。秦國的刑法，本來是很野蠻的，再經秦始皇有意加嚴，自然是民無所措手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