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農業
中國的社會進化是很早的。當神農時，已經離開遊牧社會進入耕稼社會了。漁獵時代和遊牧時代的情形，古書所傳不多，據第三章第一節所說，已可想見其大概，現在不必多講。所要講的，便是農業時代社會的狀況19。
中國古代，人民的職業，分為四種。《漢書·食貨誌》上，替它下一個定義說：“學以居位曰士，辟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管子》也把人民分做士、農、工、商四種。《史記·貨殖列傳》引《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材匱少。”是專就生產一方麵說，所以略去士而加上一個虞。《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把人民的職業，分做九種，總不如士農工商四種分法的得當）
這種情形，從今日以前，兩千多年，差不多沒有改變，而為社會的根柢的，尤其要推農人。要講古代農業社會的情形，就要研究到“井田製度”。井田製度，見於《孟子》、《韓詩外傳》、《春秋》的《公羊傳》、《穀梁傳》、《公羊》的《何注》和《漢書·食貨誌》等書。咱們現在，且把它匯齊了，再行加以研究。
按《孟子·滕文公上篇》，載孟子對滕文公的話：
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雲：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他說：一、治地有貢、助、徹三法；二、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意思是很明白的，但是其中有幾個疑點：
一、夏殷周三代緊相承接，農夫所耕的田忽而五十畝，忽而七十畝，忽而百畝，那“疆界”、“溝洫”，如何改變？
二、“徹”和“助”到底是怎樣分別？孟子既說“周人百畝而徹”，如何又說“雖周亦助”？
三、“夫世祿，滕固行之矣”一句，和上下文都不相貫，夾在裏頭，是什麽意思？第一個問題，由於從前的人，都承認井田的製度（凡古書上一切製度），都曾經推行於天下；而且既說井田，就聯想到《周禮》遂人、匠人等所說的“溝洫”，以為都是實有的，而且到處都是這樣完備，所以有這疑問。依我看來，這種事情，是完全沒有的（這種製度，至多曾推行於王畿及其附近諸國，而且是時興時廢，絕不是從周以前，推行遍天下，綿曆數千年之久的。《周禮》這部書，就信它是真的人，也並不敢說它曾經實行。《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閻若璩和毛奇齡都說是治天下的小水，並不是《周禮》上所說的溝洫）。那麽，這一個疑問就無從發生，可以不必管它。第二個問題：一、關於貢、助、徹的解釋，既然說其實皆什一，則耕五十畝者以五畝之入為貢，耕七十畝者以七畝所入為助，耕百畝者亦係取其十畝之入是不錯的。二、但是孟子何以既說周朝是徹，又說它是助呢？下文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對他說的是：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這所謂“圭田”，便是上文所謂“世祿”。大抵古代的人民，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兩階級。征服的人，住在中央山險之地，製馭被征服者；被征服的人，住在四圍平易之地，從事於生產事業。所以所謂國中，必是山險之地；所謂野，反是平夷的地方（所以《易經》說“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也說“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章大炎《神權時代天子居山說》可以參看）。
“國”既是山險的地方，土地不能平正劃分，收稅的隻能總算耕地的麵積取其幾分之幾，這個便是“貢法”和“徹法”（其中“校數歲之中以為常的是貢法。按年歲好壞，征收之額可以上下的是徹法。貢法既有像龍子所說的弊病，所以周人改用徹法，這也是政治進化之一端”）。“野”既是平夷的地方，土地都可以平正劃分，自然可以分出公田和私田；但借百姓的力，助耕公田，而不複稅其私田（馬端臨說：國中必是平正之地，可以劃作井田，反行貢法。野是山險之地，難於劃作井田，反行助法，是因為地方遠，耳目難周，怕官吏作弊的緣故。有深意存焉。適得其反），所以鄭玄注《周禮》，也說遂人十夫有溝，是鄉遂用貢法。匠人九夫為井，是都鄙用助法。《周禮》固然不是可靠的書，然而鄭玄這個說法，卻可以和《孟子》互相證明（他又說“周製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製公田不稅夫”。則恐係揣度之詞，沒有什麽堅證。所以下文又據孟子的話，說邦國亦異內外〈匠人注〉。依我看，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恐是通於天子諸侯的舊製。孟子隻想改貢法為徹法耳）。中央既是征服之族住的，所謂君子（卿以下），自然都在這地方，他們自然有特別的權利，所以有所謂圭田，圭田是無稅的（《王製》：“夫圭田無征。”鄭注：“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除此之外，便要什一使自賦。滕國當時，大概隻有這圭田（世祿）的製度，還是存在的；所以孟子說“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既行什一使自賦之法，這圭田的製度，仍當保存；所以又複說一句“卿以下必有圭田”。至於“方裏為井……同養公田”的法子，完全是所以待野人的。上文把君子小人對舉，此處又明著之曰“別野人”，可見得圭田的法子，是所以待君子的了（《梁惠王下篇》：“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趙《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和這篇所說的話，是一樣的）周朝對於國中所行的徹法，孟子時候，還明白可考，所以直截了當說周人百畝而徹；對於野所行的助法，業已破壞無餘，所以隻能據著詩句想象；這兩句話，也並不互相矛盾的。這麽說，第二、第三個問題，統統解決了（《孟子》這一章書，本來並不十分難解，但是近來忽然有人極端懷疑，所以解釋得略為詳細一點）。
但是《孟子》這一段，還隻是說個大略；其中說得最詳細的，要算《公羊》的《何注》和《漢書·食貨誌》。咱們且再把它摘抄在下麵。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孟子·梁惠王上篇》對梁惠王說：“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對齊宣王說作“八口之家”）。公田十畝，即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趙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據《韓詩外傳·詩經》“中田有廬”，就是這麽講法）；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漢書·食貨誌》又說：“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
這是一種分田的方法，還有一種換田的方法。
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磽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或作土）。易居（《食貨誌》：“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這是根據《周禮》的〈遂人〉。《何注》和《孟子》“死徒毋出鄉”相合）。
它又敘述他們耕種的方法和生活的狀況道：
種穀不得種一穀（《食貨誌》：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食貨誌》多“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一句）。還廬舍種桑、荻、雜萊（阮元《校勘記》說：此荻當作萩，萩者，楸之假借字。按《穀梁》範《注》〈宣十五年〉，正作外樹楸桑）。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據《韓詩外傳》。《詩經》的“疆場有瓜”，便是如此講法），女尚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食貨誌》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穀梁》宣十五年：古者公田為居，並灶蔥韭盡取焉）死者得葬焉（所謂“死徒毋出鄉”）。
在田曰廬，在邑曰裏。一裏八十戶，八家共一巷……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為裏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裏正比庶人在官（《食貨誌》：“五家為鄰，五鄰為裏，四裏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也是用《周禮》的）。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食貨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田作之時，春，父老及裏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食貨誌》：春將出民，裏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五穀畢入，民皆居宅。裏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食貨誌》：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所有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食貨誌》：春秋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
至於種田的年限，隻有《漢書·食貨誌》上說及，它說：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這種製度，原不敢說是推行到十二分；然而地廣人稀的時代，土地的私有的製度還沒有發生。把一塊很大的地方，來均分給眾人耕種，也是有的，不過加以儒家學說的潤飾，便愈覺得它製度的完備罷了。
古代社會的生計，以農業為主。所以國家的財政，也以農業上的收入為基礎。《王製》上說：
塚宰製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製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製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注：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注：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正義》：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為九年之蓄。以現在三萬斛，製國之來歲一年之用。按《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漢書·食貨誌》：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遣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德化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
據此，則當時之所謂太平，就不過是農人的生計寬裕，因而國家的貯蓄充足，社會的生活，就覺得安穩；農業在社會上的關係，可以算得大極了。
耕種而外，屬於農業性質的，便要推林業、畜牧、漁獵。當時的畜牧，已經做了農民的副業（如“畜五母雞兩母豕”等）。專門采伐林木或是捕魚打獵的人，大概也是很少的。所以當時的農業，是把公有的土地來分給平民耕種；至於采伐林木，或者捕魚打獵的地方，卻是作為全部落公有的。並沒專司其事的人，所以《王製》說：
名山大澤不以封（注：其民同財，不得障管）。
《孟子》也說：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然而采取的製限，也是有的。所以《孟子》又說：
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王製》也說：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幹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周禮》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跡人、人等官。都屬地官）。
第二節 工商業和貨幣20
農業而外，生利的人便要數著工商。古代社會的經濟組織，雖然幼稚，然而農工商分業，卻久已實行。所以《管子·小匡篇》說：“士農工商四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龐，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間燕，處農必就田壄，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又說“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把工商兩種人比較起來，商人的程度，似乎高些。大約因為他們周遊四方，無所不至；而工人則但立於官吏監督之下，篤守舊法，從事製造之故。
中國的商業萌芽是很早的。《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漢書·食貨誌》替它下個界說道：
“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前者是消費了它的本身以為利的，後者是不供給消費，拿來做“交易的手段”以為利的。《洪範》上頭，就把這兩種並列。可見當時的商業已占很重要的位置，又追溯它的起源道：
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以下引《易·係辭》的話，見第三章第一節）。
據此看來，就可見得中國商業萌芽的早了。
後世的商業要分做兩種：一種是《王製》所謂“市廛而不稅”，《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的（《公孫醜篇》。按鄭注《王製》說：“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趙注《孟子》說：“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兩說不同）。這種商人都有一定的廛舍，他們的廛舍是在國中，所經營的商業較大（《周禮》匠人營國，麵朝後市，內宰佐後立市，也屬於這一種）。國家管理他們的法子也很嚴。《王製》上說：
有圭璧金璋，不鬻於市；命服命車，不鬻於市；宗廟之器，不鬻於市；犧牲不鬻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奸色亂正色，不鬻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衣服飲食，不鬻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鬻於市；木不中伐，不鬻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鬻於市。
這種嚴厲的規則，有幾種意義：一種是為保持社會的階級製度，如“命服命車不鬻於市”等；一種是為維持社會上的風俗秩序，如“布帛精粗不中度”（當時的布帛，是交易的媒介物，有貨幣的性質）、“飲食衣服不鬻於市”等（為禁止人民的懶惰奢侈）；一種是為社會經濟、人民健康起見，如“五穀不時”、“木不中伐不鬻於市”等。
《周禮》上管理商人的有司市以下各官，也很嚴厲的。大概當時的商人，是立於政府嚴重監督之下，不如後世的自由。然而商業的利益古人也很曉得的，所以《王製》和《孟子》都說“關譏而不征”，很有招徠的意思（《周禮》卻有關門之征，要凶——饑荒——劄——疾疫死亡——才免。見司關）。
還有一種，是在鄉野地方做買賣的，並沒有一定的廛舍（所以《白虎通》說“行曰商，止於賈”）。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
《孟子》：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注：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釋文》陸雲：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
這種市大概是設在野田墟落之間的。未必終年都有，不過像如今的集市一般。神農氏日中為市，大概就是這一種製度。《酒誥》上說“肇牽車牛遠服賈”，大概也是農民於收獲之後，去趕這一種貿易的。
工業也是這樣；有一種人，是專門做工的。就是《曲禮》所謂“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製六材”。《考工記》所謂“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植之工二”。這一種工人，是立於國家監督之下，而從事於製造的。所以《荀子》說工師之職是“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至於民間日用之物，大概都是自己造的。《考工記》：“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可以推見一斑（大概切用的物，都是自己造的。俄國人某〈忘其名〉《新疆遊記》，說新疆沙漠地帶，往往隔數裏或百裏，有一塊泉地。這種泉地裏，都有漢人在那裏耕種。除掉金屬器具之外，一切都能夠自製，可以無待於交易的）。
古代的社會，經濟程度幼稚，每一個部落，大概都有經濟自足的意思。所以種種需用的器具，必須自造。工業就不得不特設專官。實在不能自給的，也得要仰給於人；然而這時候社會的經濟情形，未必一切貨物都能循供求相劑的原則，得自然的調劑。有時候缺乏起來，就得靠托商人，出去想法子。所以國家和商人，也有相依為命的時候。看子產對韓宣子說：“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可見（《左傳》昭十六年）。
商人和工人的情形，雖已大略講過；然而古代貨幣的情形，也得考究它一考究，才能見得當時社會交換的狀況。按我國古代用為貨幣的，最多的就是“貝”，次之就是“布”。所以“貨、賄”一類的字，都是從貝，而後世的貨幣，還名為布（參看近人《飲冰室叢著·中國古代幣材考》）。至於金屬的使用，也是很早的。所以《史記·平準書》說：
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龜貝。
但是當時的製度，業已不可詳考，所以《漢書·食貨誌》又說：“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雲。”其有一定的製度，實在起於周朝。《食貨誌》又說：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
錢圜函方，已經近於鑄造貨製。黃金雖然還在秤量時代，也已經明定一個用法；粗看起來，似乎金銅兩品“相權而行”了。然而實在不是。古代的黃金，並不和銅錢相權，而且黃金之外，用為貨幣的，還是珠玉，這都是用之於遠處，偶一行之，並不是常用的貨幣。《管子》說（據《文獻通考·錢幣考》，較今本《管子》為簡明）：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賣子者。禹以曆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墅。東西南北去周七八千裏。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為其途之遠，至之難，故托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
可見“珠玉黃金”，不過當饑荒之際，需用極遠地方的貨物，偶一用之。至於平時民間使用，卻係用兩種銅錢相權。所以周景王要鑄大錢，單穆公說：
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然而據戰國時代李悝所計算，則當時民間需用銅錢之數，也很少的。大概社會上的經濟，一大部分還在自足時代。請看下節。
第三節 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的變遷21
古代社會的經濟組織，它的特質，到底在什麽地方呢？就是“私有的製度”還沒有起源，一個人的生產，不是為著自己而生產，都是為著全社會而生產。一個人的消費，也不必自己設法，社會上總得分配給他一份。所以當時的農工商，並不是為自己要謀生活，才去找這件事幹的；是社會全體，要經營這種事業，分配到他頭上；所以他們都是“世業”，並沒有“擇業的自由”。所以當時就是不能工作的人，分配起來，也得給他一份。《王製》上說：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喑”、“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正義》：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
都是根據這一種“分配製度”來的。就是孔子所說“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所夢想的也是這一種經濟組織。
但是這種組織，到後來破壞了。為什麽破壞呢？我說有兩種原因：
一、當時社會上，有貴族、平民兩種階級。貴族階級侵奪平民階級。
二、因生產的方法進步了，各部落都有餘財，交易之風漸盛（一個部落裏，雖沒有私有財產的人，然而部落的財產，卻是私有的。所以部落和部落之間，仍可互相交易）。因交易之風漸盛，而生產方法格外改變。從前各個部落，都得汲汲乎謀自給自足的，到這時候卻可以不必（缺乏了什麽，可以仰給於其他部落）。於是個人漸可自由擇業，而財產私有之風以起（參看《建設雜誌》馬克思《資本論解說》）。
所以當時舊組織的崩壞，第一件，便是井田製度的破壞。井田製度的破壞，《孟子》說：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漫其經界。
寥寥數語，把井田製度破壞的原因，說得十分透徹。這分明都是貴族侵奪平民的。再看朱子的《開阡陌辨》（《文獻通考》卷一）。
《漢誌》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製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當衰世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悉除禁限……聽民兼並賣買……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複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奸；使地皆為田，田皆出稅，以核陰據自私之幸……故《秦紀》、《鞅傳》皆雲：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
這一篇說話，尤可見得井田製度的破壞，全由於貴族的侵占自私。井田製度，是古代共產社會的根本，井田製度一破，共產社會的組織就從根本上打消了。
按李悝替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說（《漢書·食貨誌》）：
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嚐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則當時的農民，就便實有百畝之田，養活一家五口，已經不足；何況照上文的研究，決沒有百畝之田。再看韓非子的說法（《五蠹篇》）：
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
更何況一家又絕不止五口呢。然則當時的農民過什麽日子呢？
其第二件，便是商業的發達。階級製度全盛的時代，一切享用都要“身份相稱”，下級社會的人，有了錢也沒處使用（《白虎通·五刑篇》：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所以商業不能大盛，加以古代生產的方法幼稚，平民社會裏，也實在沒有幾個寬裕的人。到後來，生產的方法漸次進步，階級的製度又漸次破壞。隻要有錢，憑你怎樣使用。這種舊製度，就一天天地崩壞了，《漢書·貨殖傳》說：
昔先王之製，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製，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誌定……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製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
這幾句話，把商業發達的情形，敘得了如指掌。《史記·貨殖列傳》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又說：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儼然是一種大規模的競爭了。
還有一件，便是古代所謂名山大澤，與民同財（見第一節）的地方，到後來，都給私人占去，於是農民非常之苦，而畜牧、樹藝等事業，卻非常之發達。所以《史記·貨殖列傳》說：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幹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這三種人，一種是“大地主”，一種是“商人”，一種是“擅山澤之利”的。終前漢一朝，始終是社會上的富者階級。這個且待第二篇再講。
社會上經濟的變遷劇烈如此，於是拜金主義大為流行。“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烏氏倮以畜牧起家。“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巴寡婦清，擅丹穴之利，“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史記·貨殖列傳》）。而窮人則：
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厭糟糠（《漢書·食貨誌》）。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相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史記·貨殖列傳》）。
其受生計壓迫，奔走求食的情形，則《史記·貨殖傳》說：
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裏，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穀，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智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把社會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歸到經濟上的一個原因，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不過如此。
總而言之：一、貴賤的階級破，貧富的階級起；二、共有財產的組織全壞，自由競爭的風氣大開。這是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的一種大變遷，是三代以前和秦漢以後社會的一個大界限。
中國的社會進化是很早的。當神農時，已經離開遊牧社會進入耕稼社會了。漁獵時代和遊牧時代的情形，古書所傳不多，據第三章第一節所說，已可想見其大概，現在不必多講。所要講的，便是農業時代社會的狀況19。
中國古代，人民的職業，分為四種。《漢書·食貨誌》上，替它下一個定義說：“學以居位曰士，辟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管子》也把人民分做士、農、工、商四種。《史記·貨殖列傳》引《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材匱少。”是專就生產一方麵說，所以略去士而加上一個虞。《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把人民的職業，分做九種，總不如士農工商四種分法的得當）
這種情形，從今日以前，兩千多年，差不多沒有改變，而為社會的根柢的，尤其要推農人。要講古代農業社會的情形，就要研究到“井田製度”。井田製度，見於《孟子》、《韓詩外傳》、《春秋》的《公羊傳》、《穀梁傳》、《公羊》的《何注》和《漢書·食貨誌》等書。咱們現在，且把它匯齊了，再行加以研究。
按《孟子·滕文公上篇》，載孟子對滕文公的話：
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雲：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他說：一、治地有貢、助、徹三法；二、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意思是很明白的，但是其中有幾個疑點：
一、夏殷周三代緊相承接，農夫所耕的田忽而五十畝，忽而七十畝，忽而百畝，那“疆界”、“溝洫”，如何改變？
二、“徹”和“助”到底是怎樣分別？孟子既說“周人百畝而徹”，如何又說“雖周亦助”？
三、“夫世祿，滕固行之矣”一句，和上下文都不相貫，夾在裏頭，是什麽意思？第一個問題，由於從前的人，都承認井田的製度（凡古書上一切製度），都曾經推行於天下；而且既說井田，就聯想到《周禮》遂人、匠人等所說的“溝洫”，以為都是實有的，而且到處都是這樣完備，所以有這疑問。依我看來，這種事情，是完全沒有的（這種製度，至多曾推行於王畿及其附近諸國，而且是時興時廢，絕不是從周以前，推行遍天下，綿曆數千年之久的。《周禮》這部書，就信它是真的人，也並不敢說它曾經實行。《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閻若璩和毛奇齡都說是治天下的小水，並不是《周禮》上所說的溝洫）。那麽，這一個疑問就無從發生，可以不必管它。第二個問題：一、關於貢、助、徹的解釋，既然說其實皆什一，則耕五十畝者以五畝之入為貢，耕七十畝者以七畝所入為助，耕百畝者亦係取其十畝之入是不錯的。二、但是孟子何以既說周朝是徹，又說它是助呢？下文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對他說的是：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這所謂“圭田”，便是上文所謂“世祿”。大抵古代的人民，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兩階級。征服的人，住在中央山險之地，製馭被征服者；被征服的人，住在四圍平易之地，從事於生產事業。所以所謂國中，必是山險之地；所謂野，反是平夷的地方（所以《易經》說“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也說“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章大炎《神權時代天子居山說》可以參看）。
“國”既是山險的地方，土地不能平正劃分，收稅的隻能總算耕地的麵積取其幾分之幾，這個便是“貢法”和“徹法”（其中“校數歲之中以為常的是貢法。按年歲好壞，征收之額可以上下的是徹法。貢法既有像龍子所說的弊病，所以周人改用徹法，這也是政治進化之一端”）。“野”既是平夷的地方，土地都可以平正劃分，自然可以分出公田和私田；但借百姓的力，助耕公田，而不複稅其私田（馬端臨說：國中必是平正之地，可以劃作井田，反行貢法。野是山險之地，難於劃作井田，反行助法，是因為地方遠，耳目難周，怕官吏作弊的緣故。有深意存焉。適得其反），所以鄭玄注《周禮》，也說遂人十夫有溝，是鄉遂用貢法。匠人九夫為井，是都鄙用助法。《周禮》固然不是可靠的書，然而鄭玄這個說法，卻可以和《孟子》互相證明（他又說“周製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製公田不稅夫”。則恐係揣度之詞，沒有什麽堅證。所以下文又據孟子的話，說邦國亦異內外〈匠人注〉。依我看，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恐是通於天子諸侯的舊製。孟子隻想改貢法為徹法耳）。中央既是征服之族住的，所謂君子（卿以下），自然都在這地方，他們自然有特別的權利，所以有所謂圭田，圭田是無稅的（《王製》：“夫圭田無征。”鄭注：“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除此之外，便要什一使自賦。滕國當時，大概隻有這圭田（世祿）的製度，還是存在的；所以孟子說“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既行什一使自賦之法，這圭田的製度，仍當保存；所以又複說一句“卿以下必有圭田”。至於“方裏為井……同養公田”的法子，完全是所以待野人的。上文把君子小人對舉，此處又明著之曰“別野人”，可見得圭田的法子，是所以待君子的了（《梁惠王下篇》：“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趙《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和這篇所說的話，是一樣的）周朝對於國中所行的徹法，孟子時候，還明白可考，所以直截了當說周人百畝而徹；對於野所行的助法，業已破壞無餘，所以隻能據著詩句想象；這兩句話，也並不互相矛盾的。這麽說，第二、第三個問題，統統解決了（《孟子》這一章書，本來並不十分難解，但是近來忽然有人極端懷疑，所以解釋得略為詳細一點）。
但是《孟子》這一段，還隻是說個大略；其中說得最詳細的，要算《公羊》的《何注》和《漢書·食貨誌》。咱們且再把它摘抄在下麵。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孟子·梁惠王上篇》對梁惠王說：“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對齊宣王說作“八口之家”）。公田十畝，即所謂十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孟子·梁惠王篇》“五畝之宅”，《趙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據《韓詩外傳·詩經》“中田有廬”，就是這麽講法）；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漢書·食貨誌》又說：“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
這是一種分田的方法，還有一種換田的方法。
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磽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或作土）。易居（《食貨誌》：“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這是根據《周禮》的〈遂人〉。《何注》和《孟子》“死徒毋出鄉”相合）。
它又敘述他們耕種的方法和生活的狀況道：
種穀不得種一穀（《食貨誌》：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食貨誌》多“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一句）。還廬舍種桑、荻、雜萊（阮元《校勘記》說：此荻當作萩，萩者，楸之假借字。按《穀梁》範《注》〈宣十五年〉，正作外樹楸桑）。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據《韓詩外傳》。《詩經》的“疆場有瓜”，便是如此講法），女尚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孟子》：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食貨誌》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穀梁》宣十五年：古者公田為居，並灶蔥韭盡取焉）死者得葬焉（所謂“死徒毋出鄉”）。
在田曰廬，在邑曰裏。一裏八十戶，八家共一巷……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為裏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裏正比庶人在官（《食貨誌》：“五家為鄰，五鄰為裏，四裏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也是用《周禮》的）。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食貨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田作之時，春，父老及裏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食貨誌》：春將出民，裏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五穀畢入，民皆居宅。裏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食貨誌》：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所有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食貨誌》：春秋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
至於種田的年限，隻有《漢書·食貨誌》上說及，它說：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這種製度，原不敢說是推行到十二分；然而地廣人稀的時代，土地的私有的製度還沒有發生。把一塊很大的地方，來均分給眾人耕種，也是有的，不過加以儒家學說的潤飾，便愈覺得它製度的完備罷了。
古代社會的生計，以農業為主。所以國家的財政，也以農業上的收入為基礎。《王製》上說：
塚宰製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製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製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注：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注：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正義》：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為九年之蓄。以現在三萬斛，製國之來歲一年之用。按《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漢書·食貨誌》：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遣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德化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
據此，則當時之所謂太平，就不過是農人的生計寬裕，因而國家的貯蓄充足，社會的生活，就覺得安穩；農業在社會上的關係，可以算得大極了。
耕種而外，屬於農業性質的，便要推林業、畜牧、漁獵。當時的畜牧，已經做了農民的副業（如“畜五母雞兩母豕”等）。專門采伐林木或是捕魚打獵的人，大概也是很少的。所以當時的農業，是把公有的土地來分給平民耕種；至於采伐林木，或者捕魚打獵的地方，卻是作為全部落公有的。並沒專司其事的人，所以《王製》說：
名山大澤不以封（注：其民同財，不得障管）。
《孟子》也說：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然而采取的製限，也是有的。所以《孟子》又說：
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王製》也說：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幹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周禮》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跡人、人等官。都屬地官）。
第二節 工商業和貨幣20
農業而外，生利的人便要數著工商。古代社會的經濟組織，雖然幼稚，然而農工商分業，卻久已實行。所以《管子·小匡篇》說：“士農工商四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龐，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間燕，處農必就田壄，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又說“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把工商兩種人比較起來，商人的程度，似乎高些。大約因為他們周遊四方，無所不至；而工人則但立於官吏監督之下，篤守舊法，從事製造之故。
中國的商業萌芽是很早的。《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漢書·食貨誌》替它下個界說道：
“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
前者是消費了它的本身以為利的，後者是不供給消費，拿來做“交易的手段”以為利的。《洪範》上頭，就把這兩種並列。可見當時的商業已占很重要的位置，又追溯它的起源道：
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以下引《易·係辭》的話，見第三章第一節）。
據此看來，就可見得中國商業萌芽的早了。
後世的商業要分做兩種：一種是《王製》所謂“市廛而不稅”，《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的（《公孫醜篇》。按鄭注《王製》說：“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趙注《孟子》說：“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兩說不同）。這種商人都有一定的廛舍，他們的廛舍是在國中，所經營的商業較大（《周禮》匠人營國，麵朝後市，內宰佐後立市，也屬於這一種）。國家管理他們的法子也很嚴。《王製》上說：
有圭璧金璋，不鬻於市；命服命車，不鬻於市；宗廟之器，不鬻於市；犧牲不鬻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奸色亂正色，不鬻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衣服飲食，不鬻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鬻於市；木不中伐，不鬻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鬻於市。
這種嚴厲的規則，有幾種意義：一種是為保持社會的階級製度，如“命服命車不鬻於市”等；一種是為維持社會上的風俗秩序，如“布帛精粗不中度”（當時的布帛，是交易的媒介物，有貨幣的性質）、“飲食衣服不鬻於市”等（為禁止人民的懶惰奢侈）；一種是為社會經濟、人民健康起見，如“五穀不時”、“木不中伐不鬻於市”等。
《周禮》上管理商人的有司市以下各官，也很嚴厲的。大概當時的商人，是立於政府嚴重監督之下，不如後世的自由。然而商業的利益古人也很曉得的，所以《王製》和《孟子》都說“關譏而不征”，很有招徠的意思（《周禮》卻有關門之征，要凶——饑荒——劄——疾疫死亡——才免。見司關）。
還有一種，是在鄉野地方做買賣的，並沒有一定的廛舍（所以《白虎通》說“行曰商，止於賈”）。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
《孟子》：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注：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釋文》陸雲：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
這種市大概是設在野田墟落之間的。未必終年都有，不過像如今的集市一般。神農氏日中為市，大概就是這一種製度。《酒誥》上說“肇牽車牛遠服賈”，大概也是農民於收獲之後，去趕這一種貿易的。
工業也是這樣；有一種人，是專門做工的。就是《曲禮》所謂“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製六材”。《考工記》所謂“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植之工二”。這一種工人，是立於國家監督之下，而從事於製造的。所以《荀子》說工師之職是“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至於民間日用之物，大概都是自己造的。《考工記》：“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可以推見一斑（大概切用的物，都是自己造的。俄國人某〈忘其名〉《新疆遊記》，說新疆沙漠地帶，往往隔數裏或百裏，有一塊泉地。這種泉地裏，都有漢人在那裏耕種。除掉金屬器具之外，一切都能夠自製，可以無待於交易的）。
古代的社會，經濟程度幼稚，每一個部落，大概都有經濟自足的意思。所以種種需用的器具，必須自造。工業就不得不特設專官。實在不能自給的，也得要仰給於人；然而這時候社會的經濟情形，未必一切貨物都能循供求相劑的原則，得自然的調劑。有時候缺乏起來，就得靠托商人，出去想法子。所以國家和商人，也有相依為命的時候。看子產對韓宣子說：“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可見（《左傳》昭十六年）。
商人和工人的情形，雖已大略講過；然而古代貨幣的情形，也得考究它一考究，才能見得當時社會交換的狀況。按我國古代用為貨幣的，最多的就是“貝”，次之就是“布”。所以“貨、賄”一類的字，都是從貝，而後世的貨幣，還名為布（參看近人《飲冰室叢著·中國古代幣材考》）。至於金屬的使用，也是很早的。所以《史記·平準書》說：
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龜貝。
但是當時的製度，業已不可詳考，所以《漢書·食貨誌》又說：“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雲。”其有一定的製度，實在起於周朝。《食貨誌》又說：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
錢圜函方，已經近於鑄造貨製。黃金雖然還在秤量時代，也已經明定一個用法；粗看起來，似乎金銅兩品“相權而行”了。然而實在不是。古代的黃金，並不和銅錢相權，而且黃金之外，用為貨幣的，還是珠玉，這都是用之於遠處，偶一行之，並不是常用的貨幣。《管子》說（據《文獻通考·錢幣考》，較今本《管子》為簡明）：
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賣子者。禹以曆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墅。東西南北去周七八千裏。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為其途之遠，至之難，故托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
可見“珠玉黃金”，不過當饑荒之際，需用極遠地方的貨物，偶一用之。至於平時民間使用，卻係用兩種銅錢相權。所以周景王要鑄大錢，單穆公說：
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然而據戰國時代李悝所計算，則當時民間需用銅錢之數，也很少的。大概社會上的經濟，一大部分還在自足時代。請看下節。
第三節 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的變遷21
古代社會的經濟組織，它的特質，到底在什麽地方呢？就是“私有的製度”還沒有起源，一個人的生產，不是為著自己而生產，都是為著全社會而生產。一個人的消費，也不必自己設法，社會上總得分配給他一份。所以當時的農工商，並不是為自己要謀生活，才去找這件事幹的；是社會全體，要經營這種事業，分配到他頭上；所以他們都是“世業”，並沒有“擇業的自由”。所以當時就是不能工作的人，分配起來，也得給他一份。《王製》上說：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喑”、“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正義》：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
都是根據這一種“分配製度”來的。就是孔子所說“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所夢想的也是這一種經濟組織。
但是這種組織，到後來破壞了。為什麽破壞呢？我說有兩種原因：
一、當時社會上，有貴族、平民兩種階級。貴族階級侵奪平民階級。
二、因生產的方法進步了，各部落都有餘財，交易之風漸盛（一個部落裏，雖沒有私有財產的人，然而部落的財產，卻是私有的。所以部落和部落之間，仍可互相交易）。因交易之風漸盛，而生產方法格外改變。從前各個部落，都得汲汲乎謀自給自足的，到這時候卻可以不必（缺乏了什麽，可以仰給於其他部落）。於是個人漸可自由擇業，而財產私有之風以起（參看《建設雜誌》馬克思《資本論解說》）。
所以當時舊組織的崩壞，第一件，便是井田製度的破壞。井田製度的破壞，《孟子》說：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漫其經界。
寥寥數語，把井田製度破壞的原因，說得十分透徹。這分明都是貴族侵奪平民的。再看朱子的《開阡陌辨》（《文獻通考》卷一）。
《漢誌》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製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當衰世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悉除禁限……聽民兼並賣買……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複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奸；使地皆為田，田皆出稅，以核陰據自私之幸……故《秦紀》、《鞅傳》皆雲：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
這一篇說話，尤可見得井田製度的破壞，全由於貴族的侵占自私。井田製度，是古代共產社會的根本，井田製度一破，共產社會的組織就從根本上打消了。
按李悝替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說（《漢書·食貨誌》）：
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嚐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則當時的農民，就便實有百畝之田，養活一家五口，已經不足；何況照上文的研究，決沒有百畝之田。再看韓非子的說法（《五蠹篇》）：
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
更何況一家又絕不止五口呢。然則當時的農民過什麽日子呢？
其第二件，便是商業的發達。階級製度全盛的時代，一切享用都要“身份相稱”，下級社會的人，有了錢也沒處使用（《白虎通·五刑篇》：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所以商業不能大盛，加以古代生產的方法幼稚，平民社會裏，也實在沒有幾個寬裕的人。到後來，生產的方法漸次進步，階級的製度又漸次破壞。隻要有錢，憑你怎樣使用。這種舊製度，就一天天地崩壞了，《漢書·貨殖傳》說：
昔先王之製，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製，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誌定……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棁；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於士庶人，莫不離製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
這幾句話，把商業發達的情形，敘得了如指掌。《史記·貨殖列傳》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又說：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儼然是一種大規模的競爭了。
還有一件，便是古代所謂名山大澤，與民同財（見第一節）的地方，到後來，都給私人占去，於是農民非常之苦，而畜牧、樹藝等事業，卻非常之發達。所以《史記·貨殖列傳》說：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幹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這三種人，一種是“大地主”，一種是“商人”，一種是“擅山澤之利”的。終前漢一朝，始終是社會上的富者階級。這個且待第二篇再講。
社會上經濟的變遷劇烈如此，於是拜金主義大為流行。“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烏氏倮以畜牧起家。“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巴寡婦清，擅丹穴之利，“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史記·貨殖列傳》）。而窮人則：
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厭糟糠（《漢書·食貨誌》）。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相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史記·貨殖列傳》）。
其受生計壓迫，奔走求食的情形，則《史記·貨殖傳》說：
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裏，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穀，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智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把社會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歸到經濟上的一個原因，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不過如此。
總而言之：一、貴賤的階級破，貧富的階級起；二、共有財產的組織全壞，自由競爭的風氣大開。這是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的一種大變遷，是三代以前和秦漢以後社會的一個大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