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古代社會的階級製度
三代以前的社會和後世大不相同是人人知道的，但是三代以前的社會，究竟是怎樣一種組織呢？
大凡天下之事，沒有不由分而合的。古代交通未便，一水一山之隔，人民就不相往來，自然要分做無數小部落；既然分做無數小部落，自然免不掉爭鬥；既然要互相爭鬥，自然總有個勝敗。“勝的人是征服者”，“敗的人是被征服者”，社會上就生出“平民”、“貴族”兩階級；權利義務，種種不同，這是把古書隨手一翻，就可以見得的（譬如《堯典》說“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九族，百姓，黎民，等級層次，分得很為清楚），但是天下無論什麽暴力，總是百年或數十年就過去的；古代這一種階級社會，卻持續到數千年，這是什麽道理呢？要明白這個道理，就不得不考察當時“貴族社會自身的組織”。
人類最初的團結，總是血統上的關係。這個便喚做“族”。所以《白虎通》說：“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依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所謂九族是：
父屬四：各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這是今《戴禮》、《尚書》歐陽說。見《詩葛藟正義》引《五經異義》。古文家把“上自高祖，下至玄孫”，算做九族〈《書·堯典釋文》〉，則是九世，不是九族了）。
再從豎裏頭算起來，就有所謂“九世”。這便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再由此而旁推之，就成了一篇《爾雅》上的釋親。《禮記大傳》上所謂“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是說得最概括的。有這橫豎兩義，就把血族裏頭的人團結起來了。
但是這種團結，範圍究竟還不十分大；出於九族九世以外的人，又想個什麽法子呢？《白虎通》說：
“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有了“宗法”，便把血族團體裏頭的人無論親疏遠近都團結了起來；橫裏頭的範圍也廣，豎裏頭的時間也持久了。所以宗法，實在是“古代貴族社會組織的根柢”。
宗法社會裏，最重的就是“宗子”。這個宗子，便是代表始祖的。譬如有個人，征服了一處地方，他在這地方，就做了王，這便是“太祖甲”；他的嫡長子，接續他做王的，便是“大宗乙”；他還有庶子“次乙”，分封出去，做個諸侯。這個便是“小宗”；但是因為他做了諸侯，他的子孫，也奉祀他做大祖；他的嫡係，接續他做諸侯的，也喚做大宗；那麽，次乙的子孫，對於乙這一支，固然是個小宗；對於次乙的諸子，分封出去做大夫的，卻是個大宗；做大夫的，倘然再把自己的地方分給子弟，也是如此，這個分封出去的次乙，便是《大傳》所謂“別子為祖”；次乙的嫡係接續下去做諸侯的，便是所謂“繼別為宗”。普通的所謂“宗”，本來是“五世則遷”的；這個“繼別”的“大宗”，卻是“百世不遷”。凡是大祖的子孫，他都有收恤他的義務；這許多人，也都有尊敬他的義務；那麽，有了一個宗子，就把從始祖相傳下來的人都團結不散，而且曆久不敝了（《大傳》所謂“同姓從宗合族屬”）。
單是把這許多人團結在一塊，原沒有什麽道理，但是當時所謂“為祖”的“別子”，都是有土地的——不是諸侯，就是大夫；所以繼“別子”而為“宗子”的，都有收恤族人的力量；他的族人為自衛起見，要保守自己族裏的財產，也不得不盡輔翼宗子的責任。這件事情的內容，便是有一個人，占據了一片土地，把這土地上的出產和附屬於這土地的人民的勞力，來養活自己一族的人。自己族裏的人，便幫同他管理這一片土地上的事務。倘然土地大了，一個人管轄不來，便把自己的族人分派一個出去。這分派出去的族人，管理他所受分的土地，也用這個法子，這便是古代的“封建政體”（所以封建政體，是從“族製”發達而成的）。
倘然一族的人，始終住在一處，並沒有分散出去，這一處地方上，也並沒有別一族的人和他們雜居，原用不著這種法子。所以宗法之起，是為對抗異族而設的。
所以在古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說作一串。所以說“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大傳》）把一國的事情和一家的事情，看做一橛。所以看得“孝”那麽重——因為一個孝字，就把全社會——貴族社會——所以自衛的道理，都包括在裏頭。
所以在古代，天子要“撫諸侯”，諸侯要“尊天子”，也隻是宗子收恤族人，族人尊敬宗子的道理。列國之間，要“講信修睦”，也隻是同宗的人或者同族的人互相親愛，和全體社會是無關的。
再進一步，要扶持同族的人，叫他們都不失掉固有的位置，就有所謂“興滅國繼絕世”之法。《尚書大傳》說：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裏諸侯以三十裏，七十裏諸侯以二十裏，五十裏諸侯以十五裏；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路史·國名紀》四）。
他們同族不但都有分地，而且一有分地，就互相扶持，叫他們永久弗失。當時的貴族社會，有如此“精密”、“廣大”、“持久”的組織，平民社會，如何同它對抗呢？無怪“階級製度”要持續至數千年之久了。
然則這種製度，到後來是怎樣破壞掉的呢？這個仍出於“貴族團體自身的破裂”。古人論封建製度的說得好，做了皇帝，分封自己的弟兄子侄，出去做諸侯王；初封出去的時候，是親的；隔了幾代，就是路人了，怎不要互相猜忌。況且有國有家，原是利之所在，怎叫人不要互相爭奪。況且初行分封製的時代，總是地廣人稀；得了百裏、七十裏、五十裏的地方，四麵八方，憑著你去開辟，總不會和人家觸接。到後世就不然了；你要開拓，就得侵占人家的地方，怎不要互相衝突？互相衝突就總有滅亡的人。諸侯相互之間是如此，卿大夫相互之間也是如此（譬如晉國的六卿，互相吞並），所以古代的封建，是奪了異族的地方來分給自己的人。到了後世，便變做自己的“伯叔兄弟”，或者是“母黨”、“妻黨”的人，互相爭奪。爭奪之後，喪失產業的，便做了平民。少數的人所兼並的土地愈多，喪失土地變做平民的人亦愈多，那麽，古代的階級社會就漸漸地崩壞而變為平民社會了。所以古代做官的人，都是所謂“世卿”，到後世卻變做了“遊士”；古代當兵的人，都是所謂“士”之一族，到後世卻漸漸普及於全國的人，都是這一個道理（見後）。
第二節 封建
古代社會的階級製度，既然明白，就可以進而觀古代的“封建製度”了。
用後世人的眼光看起來，封建的諸侯，和不世襲的命官，是大相徑庭的。在古代的人看起來，卻沒有什麽根本上的區別。為什麽呢？外諸侯有分地的，內裏的公卿大夫也是有分地的；其或治民，或不治民；或世襲，或不世襲，不過因所處的地位不同漸漸地生出區別來，根本上的觀念總是一樣，就是把一定的土地，分給同宗族的人——所以古人說起“官製”或“封建製度”來，總是把外諸侯和內裏的公卿大夫連類並舉。
《王製》：王者之製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裏；公侯田方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不能五十裏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製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孟子·萬章》下篇，載孟子答北宮錡的問，說：“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和《王製》“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異。又說“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土一位，凡六等。”則和《王製》似異實同。又《孟子》說“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王製》說“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也小異。其餘都同。又《春秋繁露》說：“附庸字者方三十裏，名者方二十裏，人氏者方十五裏。”較《孟子》、《王製》為詳。《孟子》記北宮錡的問，明說所問的是“周室之班爵祿”。《春秋繁露》也明說所說的是周製。至於《王製》，則《白虎通·爵篇》說：“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製》曰：王者之製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據周製也。”更明說它是周製。《白虎通》又說：“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合，子男從伯……或曰合從子……地有三等不變……令公居百裏，侯居七十裏……”又《王製正義》：“《禮緯含文嘉》曰：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那麽，五等之爵，是周所獨有的。
至於古文家的說法，卻和今文家不同。他們雖也說周爵五等，而說封土則大異。按《周官·大司徒》說：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裏，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裏，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裏，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裏，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裏，其食者四之一。
鄭玄注《王製》說：
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製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製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裏；其次侯，四百裏；其次伯，三百裏；其次子，二百裏；其次男，百裏。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裏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群臣，不主為治民。
鄭氏此說，羌無證據，征諸古書，又實在沒有這麽一回事（《東塾讀書記》卷七，有一條論此事甚核。所以就相信《周禮》的人，也不敢說它曾經實行），實在未敢讚同。
但是實際上，封地的大小，也並沒有什麽爭辯頭。為什麽呢？無論“百裏、七十裏、五十裏”，“五百裏、四百裏、三百裏、二百裏、百裏”，總不過是一種製度。無論什麽製度，行的時候，總不能沒有差池；何況封建？初封的時候，就算是照定製的，到後來或擴充，或侵削，也總是事實上的問題。況且封建總不過是施之於一部分之地。一朝之興，不過於實力所及之地滅掉舊國，封建自己的宗族；其餘的地方，總是因循其舊的。那麽，焉得有整齊劃一的製度呢？
天子和諸侯的關係，經傳上所說，咱們也且把它寫在下麵，但是這種製度，也未必完全實行。就行之也未必能久，這也是無待於言的。
第一是管轄上的關係。《王製》說：
千裏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鄭注》二伯，說“《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公羊》隱公五年傳文）。則鄭氏雖以此為殷製，也以為周朝亦是如此。又武王滅商，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王製》這所說的，也明是周製（鄭氏以《王製》多為殷製，又或以為夏製，都以其和《周禮》不合，勉強立說的，不足為據）。
第二是往來交際的關係。《王製》說：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誌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正日，同律，禮樂製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製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
《王製》這一段，全根據於《尚書·堯典》（偽古文分為《舜典》）和《白虎通·巡守篇》所引的《書大傳》，想必是今文書說。
又《白虎通》：“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所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公羊》隱八年《何注》，也說“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狩”。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二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則又與《王製》不同）這都是今文家說。
至古文家說，卻又不同。按《周官·大行人》：
邦畿方千裏，其外方五百裏，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裏，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服；又其外方五百裏，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裏，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裏，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裏，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寶貴為摯。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遍存；三歲遍；五歲遍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又《左傳》昭十三年：
歲聘以誌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許慎《五經異義》以今文說為虞夏製，《左傳》所說為周禮。賈逵、服虔以《左傳》所說為天子之法。崔氏以為朝霸主之法。鄭玄則以為五年一小聘，比年一大聘，三年一朝，是晉文霸時所製。虞夏之製，諸侯歲朝；而虞五年一巡守，夏六年一巡守。《周禮》所說，是周製；《左傳》所說，不知何代之禮。均見《王製正義》（又《王製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見《周官·大宗伯》〉，許慎……從《周官》說，鄭駁之雲……朝通名，如鄭此言，《公羊》言其總號，《周官》指其別名，《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官》說：間問以諭諸侯之誌，許慎……從《周官》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
又《孟子·告子篇》“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梁惠王》篇“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以為晏子之言）。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以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白虎通·考黜篇》說：“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下文臚列黜陟的辦法，更為詳細。怕和《王製》所載，同是一種空話，未必真能實行的。
第三節 官製
至於內爵，則是以公、卿、大夫，分為三等的。所以《白虎通》說：“公卿大夫何謂也？內爵稱也。”又說：“內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變質文何？內者為本，故不改內也。”（這是說商朝內外爵皆三等；周朝改商朝的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為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至於內爵則不改）這是天子之製至於諸侯，卻是《王製》所說“上大夫卿（《白虎通》引少一個“卿”字，然而《白虎通》隻說“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沒有說諸侯無卿爵，則其以上大夫為卿可知），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所以《白虎通》引這句話，又說明道：“此謂諸侯臣也。”
設官的數目，則是以三遞乘的。《王製》說：“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禮記·昏義》同。《北堂書鈔》卷五十引《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亦同。又說明其故道：“凡百二十，在天為星辰，在地為山川。”（《白虎通》說：“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禦覽》引《尚書大傳》說：“古者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白虎通》同。鄭玄注《王製》說這是夏製，他是據著《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後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把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加起來，得百二十之數；抹掉二十，單說一百，合於古人“舉成數”的例；所以如此說法。然而《明堂位》這篇書，本來不甚可信，前人疑之者甚多。鄭注《明堂位》說：“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雲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已經穿鑿得不成話。又說：“以夏殷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後氏官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可見他也有點疑心。按《春秋繁露》說：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外，又有二百四十三下士，合為三百六十三，法天一歲之數。周官三百六十，恐不是像《周官》所說的（周六官，其屬各六十，見《天官·小宰》）。
畿內的公卿大夫和封於外的諸侯，爵祿都是一樣的；所爭者，內官但“世祿”而不“世位”，外諸侯則可以父子相繼，實際上的權力就大不相同了（《王製》：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正義》：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也〉；外諸侯，嗣也。”諸侯之國，也是如此，所以春秋譏世卿〈見《公羊》隱三年、宣十年傳〉。這是法律上的話，實際上如何，自然另是一問題）。
侯國的官，《王製》說：“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春秋繁露》說：公侯伯子男之國，都是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繁露》的大夫，就是《王製》的下大夫，其數不合。按《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則《王製》此節，文有脫誤，似以《繁露》為可據。
至其職掌，則《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周官》司徒為官疏引《尚書傳》（“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韓詩外傳》卷八（“三公者何？司空、司馬、司徒也”）說俱同。《論衡·順鼓篇》引《尚書大傳》：“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霖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嬖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為民害，責於地公。”《太平禦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則天公是司馬，人公是司徒，地公是司空。和《韓詩外傳》“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之說相合（《白虎通》：“《別名記》曰：司徒典名，司空主地，司馬順天”）。至於九卿，各書皆不明言其名稱及職事，按《荀子·序官》：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族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百人也）。修憲令，審詩商（詩商，當為誅賞，字體及聲之誤），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修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饒，序五種，省農功，謹蕃藏，以時順修，使農夫樸力而寡能（禁其他能也），治田之事也。修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裏，定廛宅，養六畜，閑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擊讀為覡，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之事也。修采清（采，謂采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奸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百吏免（與勉同）盡，而眾庶不偷，塚宰之事也。
以上所舉，除司徒、司馬、司空及塚宰外，又宰爵、太師、治田、虞師、鄉師、工師、傴巫跛係、治市、司寇九官，似即係九卿。塚宰一官，有人說就是司徒兼的，然據《王製》，“塚宰齋戒受質”和“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分舉，分明不是一官；更據荀子此文，似乎確在三公之外（漢承秦製，有九卿而無三公，然而有相國丞相，秦製必沿襲自古，也可證塚宰在三公之外。《周官》地官序官疏引鄭《尚書大傳》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則似係以意彌縫，並無所本）。塚宰似乎沒有官屬的，百官都屬於三公。所以下文說：“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鄭注“百官，此三官之屬”。正和“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的話相合。
古文家之說：則《五經異義》說：“《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塚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按《偽古文尚書·周官》：
立太師、大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塚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時，民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攻《偽古文》的，都說它誤據《大戴禮·保傅篇》、《漢書·賈誼傳》，把太子的官屬，認做天子的三公三孤。又說鄭玄注《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說：王置六卿，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又它注《尚書·君奭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說：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書疏》）。可見得鄭玄不主張六卿之上，別有三公三孤。然而《五經異義》所舉的古周禮說，確和《偽周官》相同。《周官》朝士，“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麵三槐，三公位焉”，也明說公孤在卿之外。又保氏序官疏引《鄭誌》“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
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趙商所說的《周官》，固然不是現在《偽古文尚書》裏的《周官》，然而可見得不偽的《周官》，也確有此文。又看鄭玄的答語，雖不承認“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就是三公裏的太師太保；卻也並沒有否認“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之說。又《周禮》雖沒敘列公孤之官，然而涉及公孤的地方很多（宰夫、司服、典令、巾車、司常、射人司士、太仆、弁師、小司寇等），可見得六卿之外，別有公孤，《周禮》確有此說，並不是造《偽古文尚書》的人杜撰的。
六官之說，《大戴禮·盛德篇》：“古之禦政以治天下者，塚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管子·五行篇》：“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後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為當時大常為廩者，奢龍為土師，祝融為司徒，大封為司馬，後土為李。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都和《周禮》相合。此外《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典司五眾。”《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木者，司農也……火者，司馬也……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左傳》昭十七年郯子說：“祝鳩氏，司徒也；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昭二十九年，蔡墨說：“五行之官，是為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都隻說五官。按古人五行之說，土是君象（見第十章第一節），董子說：“土者，君之官也”，其義最古。天、地、人、四時，謂之七始。五官之說，除掉中“土者君之官”，其實隻有四官；合著象天地人的三公，似乎是配七始的。《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疏引《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怕也是就五官裏頭，除掉四個的。因為總隻有這幾個官，卻要“三光”，“四時”，“五行”，很麻煩的“取象”。所以三公，四鄰，五官，也是互相重複。這種錯雜不整齊的製度，很合乎曆史上自然發達的事實；《周禮》一部書，說得太整齊了，所以就有點可疑。”14
其地方製度，《周禮》也說得很完備的。按照《周禮》，“王城”之外為“鄉”；鄉之外為“外城”，外城謂之“郭”；郭外為“近郊”；近郊之外為“遂”；遂之外為“遠郊”，遠郊謂之“野”；野之外為“甸”；甸之外為“稍”；稍之外為“縣”，縣為“小都”；小都之外為“鄙”，鄙為“大都”；甸、稍、縣、都之地都是采邑，是行貢法的。鄉以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比長是下士，閭胥中士，族師上士，黨正下大夫，州長中大夫，鄉大夫就是卿。遂則五家為鄰，五鄰為裏，四裏為酂，五酂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遂大夫、縣正、鄙師、酂長、裏宰、鄰長，比鄉官遞降一級（遂大夫是中大夫，裏宰是下士，鄰長無爵）。六鄉之吏：鄉大夫六人，州長三十人，黨正百五十人，族師七百五十人，閭胥三千人，比長一萬五千人；六遂的數目同六鄉相等；共有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人。按《管子·立政篇》：“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裏，裏為之尉；分裏以為十遊，遊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小匡篇》：“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裏，裏有司；四裏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其製鄙：則“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為一大夫。”兩篇所載，小有異同，然都和周禮相近，大概這一種組織，是和軍製相應的（參看第五節）。
其《尚書大傳》：“古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裏，五裏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禦覽》百五十七）《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在田曰廬，在邑曰裏；一裏八十戶；八家共一巷……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為裏正。”（見第四節）則純係以井田製度為根本。《韓詩外傳》說中田有廬，疆場有瓜這一條，也說“八家而為鄰”，和《尚書大傳》、《公羊》何注，都是相合的（春秋以後的官製，散見於各書者甚多，尤其多的是《左傳》。《春秋大事表》裏，列有一表，很為詳備，可以參考15）。
至於當時服官的人：大概從士以下，或者用平民；從大夫以上，都是用貴族的，看下節便可明白。
第四節 教育和選舉
古代的教育，有“國學”和“鄉學”的區別，又有“大學”和“小學”的區別。“大學”和“小學”，是以程度淺深分的；“國學”和“鄉學”，一個是貴族進的，一個是平民進的。兩者截然，各為係統，不可牽混。
《王製》：“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又說諸侯之國：“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後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所謂“辟雍”、“泮宮”，是天子、諸侯之國大學的通稱。“上庠”、“東序”、“右學”、“東膠”，是虞夏殷周四代大學的專稱。“下庠”、“西序”、“左學”、“虞庠”，是四代小學的特稱。這都是天子和公卿大夫元士之子，所謂貴族入的。其入學的程序，《尚書大傳》說：“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群後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禦覽》百四十八，《禮記·王製》疏節引，作“十五入小學”）
至於鄉學，則（一）《孟子》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二）《禮記·學記》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似乎比《孟子》多出兩層等級來。然而試看《尚書大傳》：
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裏；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所謂裏庶尹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裏）。耰鋤已藏，祈樂（祈樂，當為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儀禮通解》卷九）。
再看《公羊》宣十五年《何注》：
一裏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裏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
這裏頭“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八個字，是錯誤的。為什麽呢？鄉學就是庠，《儀禮·鄉飲酒禮》：“主人拜迎於庠門之外”可證。所以《漢書·食貨誌》這地方隻說“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於國學”。並不說鄉學移於庠，庠移於國學。再看《學記》鄭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裏，朝夕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那麽，《學記》所謂“塾”，就是何休所謂“校室”，也就是《尚書大傳》所謂“餘子皆入學”的“學”，“黨有庠，術有序”的“庠”、“序”，是因所在之地而異名，不是另有等級。這一級，和孟子所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的“校”、“序”、“庠”相當。至於《學記》“家有塾”的“塾”，就是何休所謂“校室”，伏生所謂“餘子皆入學”的“學”，孟子沒有提起。那麽，古代平民所入的學校，是兩級製：一級在裏（所謂“塾”、“校室”、“餘子皆入學”的“學”），一級在鄉（所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記》所謂“黨有庠，術有序”）。伏生所謂“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措語有些含混。不如何休說“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清楚。這是一個“校室”裏，因其年齡之大小，而所學各有不同，好比一個小學校裏，分為初等、高等兩級，並不是一個“裏”的區域裏，還有“大學”、“小學”兩種學校。
這兩級學校，都是平民進的。進到鄉學裏頭，就有入國學的機會了；入了國學，就仕進之途也在這裏了。《王製》上說：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尚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群後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將出學，小胥、大胥、小學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學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才，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這裏頭，從鄉學裏升上來的俊士、選士等，和王大子、王子、群後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都是同學的，而且是“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以尊卑），很為平等的。所爭者，鄉人須“節級升之……為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正義》）。有些不平等而已。
選舉的法子，雖然如此，然而實際上：一、鄉人能夠升入大學得為進士的，恐怕很少；二、就是得為進士，也未必能和貴族出身的人同一任用。俞正燮說：
周時，鄉大夫三年比於鄉，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出使長之，用為伍長也；興能者，入使治之，用為鄉吏也（按《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禦、書、數。”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二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注》：“鄭司農雲：……問於眾庶，寧複有賢能者……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這是另一種選舉法，和《王製》無從牽合，俞說推而廣之，誤）。其用之止此。《王製》推而廣之，升諸司馬曰進士焉，止矣；諸侯貢士於王。以為士焉，止矣。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諸鄉興賢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選舉也……故孔子仕委吏乘田，其弟子俱作大夫家臣……荀子《王製》雲：王公大人之子孫，不能禮義，則歸之於庶人；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徒設此義，不能行也。周單公用羈（《左傳》昭公七年），鞏公用遠人（定公二年），皆被殺……夫古人身經百戰而得世官，而以遊談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賢無方，則古者繼世之君，又不敢得罪於巨室也……（《癸巳類稿》卷三《鄉興賢能論》）
俞氏此論，於古代階級社會的情形，可謂洞若觀火。我說六經原是儒家改製所托，固然不是憑空捏造（憑空捏造，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持極端懷疑之論，也是錯的），然而以意改削的地方，必然很多；竟當它是曆史，原是不能的（不過比起後世人所造的古書來，畢竟又可信了許多。因為人的思想，總是為時代所囿。所以古人的胡說，也畢竟比後代人近情。譬如《王製》，就畢竟比《周禮》為近古）。
講古代學製的，還有一層，必須明白，便是古代有所謂“明堂的四學和太學”，這個固然是學校的起源，然而到後世，明堂和學校已經分開了，必不可混而為一。按蔡邕《明堂月令論》：“《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此處文有脫誤，《玉海》卷一百十一，引作“夕入西學，暮入北學”，是）；大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保傅篇》如今《大戴禮》裏頭有的，亦見《賈子》）。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日側出西闈……日入出北闈。”這所謂東、西、南、北四學和中央的大學，固然都在明堂內；然而後世的學校，卻不是如此。這是為什麽呢？這個阮元說得最漂亮。他說：初有明堂的時候，宮室製度還沒有完備，天子就隻有這一所屋子，所以什麽事情都在裏頭辦，住也住在這裏頭。到後來，社會進化了，屋子一天多一天，什麽“路寢”哩，“宗廟”哩，“學校”哩，都從明堂裏分了出來。然而明堂卻仍舊有的，而且明堂裏頭還保存了許多舊製；所以已經從明堂裏分出來的事情，在明堂裏還是有的；不過變做有名無實罷了。這句話真是通論，把從來許多葛藤，可以一掃而空（《揅經室集·明堂論》）。明白這個道理，“明堂之中，既有大學和四學，明堂之外，又有大學和小學”的問題，就可以毋庸爭辯了（《周禮》的師氏保氏，又另是一種機關，和明堂裏頭的大學四學，明堂以外的大學小學，都不能牽合。參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二節）。
此外又有“貢士”和“聘士”的製度。《禮記·射義》說：“……古者天子之製，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白虎通·貢士篇》：“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所昭，故聘之也。”這種製度，在古代的選舉法上，固然不占重要的位置，然而實在是後來進用遊士的根本。
古代貴族、平民都有學校，似乎很為文明。然而平民學校所教的，孟子說：“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上》）正和子遊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陽貨篇》）一鼻孔出氣。嚴格論起來，實在是一種“奴隸教育”。貴族的教育，也含有“宗教臭味”。俞正燮說：
虞命教胄子，止屬典樂。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樂胥，皆主樂。周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皆主學……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古者背文為誦，冬讀書，為春誦夏弦地，亦讀樂書。《周語》召穆公雲：瞍賦蒙誦，瞽史教誨。《檀弓》雲：大功廢業，大功誦……通檢三代以上，書樂之外，無所謂學；《內則》學義，亦止如此；漢人所造《王製》、《學記》，亦止如此……（《癸巳存稿》卷四《君子小人學道是弦歌義》）
原來學校是從明堂裏搬出來的。明堂本來是個“神秘之地”。所以後來學校裏的教科，還以“詩書禮樂”四項為限。禮樂是舉行“祭典”時用的，詩就是樂的“歌詞”，書是宗教裏的古典。它的起源，大概如此；後來抑或有點變化，然而總是“不離其宗”的。所以貴族雖有學校，也教育不出什麽人才來。所謂專門智識，是《漢書·藝文誌》所謂某某之學，出於某某之官（見第十章第三節）。專門的技能，則《王製》所謂“凡執技以事卜者，不二事，不移官”。都是世代相傳的。世官的不能廢，亦由於此。
東周以後，情形就大變了。這時候貴族政體漸次崩壞；做專官有學識的人，漸變而為平民；向來所謂某官之守，一變而為某家之學；民間才有“聚徒講學”之事，有“負笈從師”的人；孔子弟子三千，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都是這個道理。民間有智識的人，一天天增多；貴族裏頭，可用的人，一天天減少。就不得不進用遊士，孟嚐、平原、信陵、春申的養客，也是這個道理。當時講求學問的人，漸漸以利祿為動機。所以蘇秦說：“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史記·蘇秦列傳》）可見得當時的講求學問，大都是受生計上的壓迫；所以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鬥；可見得社會的文化和物質方麵大有關係。遊士的智識，固然比世卿高，然而愛國心卻較薄弱。孟子對齊宣王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正是同這班人寫照（《梁惠王下》）。“後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鬆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可見得當時的遊士，把人家的國家，來做自己“富貴的犧牲”，是不恤的。
總而言之，社會階級製度，是要靠世卿之製維持的（因為如此，才是把一階級的人，把持了社會上的大權，不許別一階級的人插足）。然而如此，一、貴族所處的地位，就不能不優，所處的地位既優，就不能不驕奢淫逸，就不能不腐敗；二、而且貪欲之念，是無厭的，自己有了土地，遂想侵吞別人，貴族變為平民的人就日多。貴族階級專有的智識，就漸漸地散入平民社會。所以貴族階級的崩壞，其原因仍在貴族社會的自身。這個很可以同馬克思的曆史觀，互相發明。
第五節 兵製
官製和教育選舉，都已明白，就得考究古代的兵製。後人講古代兵製的，有一種誤解，就是以為古代是“兵農合一”、“全國皆兵”的。這個誤解，全由不知古代社會是個“階級製度”，以至於此16。考究古代兵製的，都根據《周禮》。按《周禮》：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夏官序）凡製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17。
這是古文家的說法，今文家怎樣呢？按《白虎通·三軍篇》：
三軍者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軍一萬五千人也。
《公羊傳》隱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稱師。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穀梁傳》（襄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詩》：“周王子邁，六師及之。”《孟子·告子篇》：“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凡今文家言都同。
今古文家說兵製的不同，是無可強合的。然則哪一家的話是呢？我以為今文家言是孔子托古改製的話，務要減輕兵役。古文家的話，是參考各種古書編成。論理，自然是今文家言文明；論古代的事實，怕還是古文家言相近些。請再看當時出兵的方法，《春秋繁露·爵國篇》說：
方裏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方裏八家，一家百畝……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裏而二十四口；方百裏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裏，為方百裏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裏，為方萬裏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囿，委圈，得良田方十裏者六十六，十與方裏（這四個字，當作“與方十裏者”五個字）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為大口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裏，為方百裏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裏者六十六，與方十裏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為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
這個計算的方法，和《周禮》大異。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又昭元年注：“十井為一乘，公侯封方百裏，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又哀十二年《注》：“禮，稅民不過什一，軍賦不過一乘。”《論語·學而篇》“道千乘之國”，《集解》引包鹹說：“千乘之國者，百裏之國也。古者井田，方裏為井，井十為乘，百裏之國者，適千乘也。”
按《孟子》說“天子之地方千裏，公侯皆方百裏”，又說：“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趙注“萬乘……謂天予也。千乘……謂諸侯也）則孟子之意，亦以為十井共出一乘。而《漢書·刑法誌》卻說：
因井田而製軍賦；地方一裏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裏；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裏；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裏；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幹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裏，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裏，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裏，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它這種說法，是根據《司馬法》的鄭玄注《論語》“道千乘之國”引它（見《周禮》小司徒疏），然《司馬法》又有一說，是：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裏，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鄭玄引它注《周禮》的小司徒。賈疏說：前說是畿外邦國法，甲士少，步卒多；後說是畿內采地法，甲士多，步卒少。
按照何休、包鹹的說法，十井而出一乘，人多疑其太苛。然據《左傳》“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甲車四千乘。十二年傳，楚靈王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國各千乘是合楚國之車，奚啻萬乘。昭五年傳雲，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是一縣百乘也。縣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出一乘，合晉國之軍又奚啻萬乘……昭元年傳，秦後子適晉，以車千乘，是大夫不必百乘也”（這一段，引用朱大韶《實事求是齋·經義司馬法非周製說》）。所以十井而出一乘並不是沒有的事，不必疑心，所可疑者，照《春秋繁露》的說法，諸侯大國十六萬口之軍七千五百人（《繁露》說：“三分之，則各53333口，為大口軍三。”是說53333口裏出7500人為兵，不是說每一軍有53333人），加以奉公家的一軍，共計萬人，是人民有十六分之一服兵役，而天子之國，共有一千六百萬口，而“為京口軍九”，再加“三京口軍，以奉王家”，服兵役的，不過三萬人，未免太不近情。照《漢書·刑法誌》所主的《司馬法》說，天子之國，有甲士三萬，卒七十二萬，而六軍不過七萬五千人。照鄭玄所引的一說，一封之地，提封十萬井，有人民三十萬家，而不過出車千乘，出兵三萬人；畿方千裏提封百萬井，應當有三百萬家，而亦未聞有天子出兵三十萬之說；若照六軍計算，則三百萬家，服兵役的不過七萬五千人，恐怕古代斷沒有這般輕的兵役。種種計算，總之不合情理。我說：論古代兵製的，都誤於“兵農合一”之說，以致把全國的人民都算在裏頭，我如今且引江永的《群經補義》一則，以破這個疑惑。
說者謂古者寓兵於農，井田既廢，兵農始分，考其實不然……管仲參國伍鄙之法：製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積而至於一鄉。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鄉三萬人為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為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夫有升選之法，故謂之士鄉，所以別於農也。其為農者，處之野鄙，別為五鄙之法。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專令治田供稅，更不使之為兵……他國兵製，亦大略可考而知；如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複從三軍；意其為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其既增而複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隨武子雲：楚國荊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農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為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為農者出田稅，自是歸之於君，故哀公雲：二，吾猶不足……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為兵也……（按：所述管子的兵製，見《小匡篇》）
按《周禮》隻有大司徒五家為比……小司徒五人為伍……和夏官序官之文相應，可以見得六鄉各出一軍，並沒遂以外亦服兵役之說。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隻說“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並無所謂乘馬之法；從杜預注《左傳》，才把它牽合為一（成元年作丘甲注），這是不足據的。所以我說：兵農合一，不但春秋以後不然；就西周以前，也並沒這一回事。這是為什麽呢？因為古代的人民，總有征服者和被服者兩階級：征服之族，是居於中央，製馭異族的。這是所謂“鄉”之民。被征服之族，是處於四圍，從事耕作的，這是“遂”以外之民。前者是服兵役的，後者是不服兵役的（鄉民固然也種田，然而不過如後世兵的“屯田”，並不是全國的農夫，都可當兵；“當兵的”同“種田的”，也分明是兩個階級，和向來所謂“兵農合一”的觀念，全不相同）。天子畿內，雖有方千裏的地方；服兵役的，卻隻有六鄉，所以隻出得六軍。諸侯的三軍二軍一軍，也是這個道理。春秋以前，列國的兵製，大概如此；所以出兵總不過幾萬人。戰國時代，卻就不然了。試看蘇秦對六國之君的話（見《戰國策》和《史記·蘇秦列傳》）。
所以這時候，坑降斬殺，動輒數十萬。這時候，大概全國都服兵役的。所以《孫子》說“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這分明是按《司馬法》方千裏之地，提封百萬井，可得甲士三萬，卒七十二萬計算的。所以我說：《管子》這部書，可以代表春秋以前的兵製。造《周禮》的人，所根據的，就是《管子》一類的書；所以隻說六鄉的人服兵役，並不說遂以外的人服兵役。《司馬法》這部書，定是戰國人所造。他習見當時的人，全國都服兵役，並不知道古人不然；卻把古代一部分人所服的兵役，分配到全國人頭上去，所以兵役便那麽輕了。《春秋繁露》也犯這個毛病。明白這一層道理，便春秋以後兵製的變遷，也了如指掌了。
服兵役的年限，是從三十歲到六十歲。《白虎通·三軍篇》：“……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鬥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六十歸兵何？不忍並鬥人父子也。”《王製正義》引《五經異義》、《禮》戴說、《易》、孟氏《韓》詩說並同。《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似較今文說加重（《鹽鐵論·未通篇》：“三十而娶，可以服戎事。”《後漢書·班超傳》班昭上書：妾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似乎把種田的年限，誤作服兵役的年限。參看下章第一節）。
春秋時代兵製的變遷，《春秋大事表》的《田賦軍旅表》，可以參考。又《荀子·議兵篇》的話，很可以見得戰國時代列國兵力的比較，也可以一看。春秋戰國時代兵製的變遷，還有一端，可注意的。便是春秋以前，還注重於車戰；到戰國時代，便漸漸趨重於騎兵。所以蘇秦說六國的兵，都有騎若幹匹的話。這個原因，大約由於前世地廣人稀，打仗都在平地，到後來地漸開辟，打仗也漸趨於山險地方的緣故（《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不守關塞論》參看）。晉魏舒的“毀車崇卒”（《左傳》昭元年），是其起源。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這個主義就大昌了。
第六節 法律
中國的法律，在世界上居四大法係之一。它的起源、成立、發達、變遷，自然很有研究的價值。但是要研究中國法律的，先得明白一種道理。古人總說什麽“尚德不任刑”，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論語·為政篇》）又說：“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史記·孝文本紀》）又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左傳》昭六年《晉叔向詒鄭子產書》）後人給這許多話迷住了，都以為刑是衰世之物，到了衰世才有的，這種觀念，於法律的起源，實在大相違背。
無論什麽社會，最初時代，總是“禮治主義”。因為古人知識簡單，沒有“抽象的觀念”，一切事情，應當如何，不應當如何，隻得逐條做“具體的規定”。古人有句口頭話，“出於禮者入於刑”。所以“禮”就是“法18”。既然要逐事為具體的規定，自然弄得非常麻煩。所以古代的禮是非常麻煩的；就是古代的法，也是非常麻煩的。以為治世可以沒有刑罰，就可以沒有法律，是大錯了的。
然則古代的法律，是什麽東西呢？
《禮記·王製》：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下文講“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注》：謂百工技藝也〉、異別〈《注》：五方用器不同也〉、度、量、數〈《注》：
百十也〉、製〈《注》：布帛幅廣狹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又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願糾暴。”這種刑，也和禮無甚分別的）。
我說這就是古代的法律，因為違犯了，就要有製裁的。至於用刑的權柄，也一大部分在鄉官手裏。所以大司徒之職又說：“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周禮》固然是偽書，然而《管子·立政篇》也說：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裏，裏為之尉；分裏以為十遊，遊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複於裏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群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複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裏尉以譙於遊宗，遊宗以譙於什伍，什伍以譙於長家。譙敬而弗複，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俊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複於遊宗，遊宗以複於裏尉，裏尉以複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於長家；其在長家，及於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於遊宗；其在遊宗，及於裏尉；其在裏尉，及於州長；其在州長，及於鄉師；其在鄉師，及於士師。三月一複，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
可見當時士師所辦的事情，都是鄉官移過去的。《周禮》的話，並不是憑空亂說。至於公布法律，也是在鄉官手裏的。所以《周禮》說：
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管子·立政篇》也說：
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太府，憲籍分於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於鄉官，致於鄉屬，及於遊宗，皆受憲。憲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於朝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製，不足曰虧吏，罪死不赦。
可見當時一切法律都在鄉官手裏，和後世地方行政官兼管司法正是一樣。至於所用的刑罰，最早的就是“五刑”。《白虎通》說：
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從陳立《疏證》本）。
中國古代，什麽事情，都是取象於五行。五刑取法於五行，其義是很古的。有人據《呂刑》“苗民弗用靈，製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說五刑是漢族效法苗族的。按古代所謂苗民，並不是現在所謂苗族，第三章第二節已經證明，現在可毋庸再說。《尚書大傳》：“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相漸。”隻是說唐虞有刑而不用，苗民卻要用刑；並不是說唐虞以前，沒有五刑，要取法於苗民。所以又說“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禦覽》六百四十五）。《禦覽》又引《慎子》“有虞氏之誅，以檬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倘使前此沒有墨、劓、刖、宮、大辟，所象的又是什麽？象刑之說，本不足信（《荀子》便駁它，見《正論》篇；《漢書·刑法誌》引其說）。然而就照它講，也不能說五刑是苗民製的。
五刑的科條，《呂刑》說“墨罰之屬千，劓罪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則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鄭玄注：“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二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漢書·刑法誌》又根據《周禮》“大司寇，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之文，說《周禮》所載是中典，五刑之屬三千是用重典。按《唐律疏義》卷一，《玉海·律令門》引長孫無忌《唐律疏》，都引《尚書大傳》“夏刑三千條”，則鄭玄說夏刑三千，不為無據；但不知《周禮》司刑所載，果有所本否。
《堯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白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或說似本於此），撲作教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鄭玄曰：撲，檟楚也。撲為教官為刑者。”按就是《學記》所謂“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金作贖刑。鄭注：“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撲，贖刑。此之謂九刑。”（《周禮·司刑疏》引）按《左傳》載叔向說“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見上），又載季文子說“先君周公製《周禮》……作誓令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文十八年）。則九刑古代確有此種刑法，其起源當亦甚古，鄭說應有所本。
人民應守的規則，雖由鄉官公布；至於犯罪之後，怎樣懲罰，卻是守“秘密主義”的。所以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曰：……昔先王議事以製，不為刑辟（臨事製刑，不豫設法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左傳》昭六年）“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範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所受之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昭二十九年）大概把用刑罰看做在上者一種特權，要它變化不測，才好叫手下的人懼怕；和“法治主義”，實在大相背馳。然而除刑書刑鼎之外，又有“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定九年）。“成文之法”，漸次公布；“秘密主義”，漸次破壞，這也可以覘世變了。
照儒家的說法，古代用刑，但以五刑為主，此外更無甚酷刑，而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昭二十年。《孟子·梁惠王下篇》：“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書·甘誓》：“予則孥戮汝。”孥，當作奴。言或奴或戮，並不及是連及妻子，見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可謂文明極了。然而據《周禮》，就有“斬”、“搏”、“焚”、“辜”之刑（“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斬以斧鉞，若今腰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搏，當為……膊，謂去衣磔之……焚，燒也……辜之言枯也，謂磔之”）。其他出於五刑以外的刑罰，見於書傳上的，也隨時而有。怕儒家的話仍不免“改製托古”的故技，未必實際如此。贖刑之法，見於《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一鍰六兩（夏侯、歐陽說，見《周禮》職金疏），也很重的。
刑獄之製，今文不詳（《北堂書鈔》引《白虎通》：“夏曰夏台，殷曰牖裏，周曰囹圄。”《意林》引《風俗通》同）。《周禮》：“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鄭司農雲：拲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玄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又“司圜，掌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也和監獄相類（又方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裏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則類乎後世的徒刑）。
審理的製度，也很文明的。《王製》說：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之刺。有旨無簡，不聽（注：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赦從重。凡製五刑，必即天論（注：必合於天意，《釋文》論音倫，理也。注同）。郵罰麗於事（注：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注：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泛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之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之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注：當作宥），然後製刑。
下文又說：“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把現在的眼光看起來，似乎野蠻；然而宗法社會，大抵“守舊”而“蔑視個人的自由”，不能全把今人的眼光，評論古人。至於“凡作刑罰，輕無赦”，則注謂“為人易犯”，“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則勢出於不得不然，也算不得什麽缺點。《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之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又有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之法。”就更為完備了。
貴族的特權，今古文家的說法也微有不同。古文家偏於“優待王族”和“保持貴族的身份”。所以《周禮》：“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禮記·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罄於甸人；其刑罪則纖，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其優待王族，可謂達於極點了。按《戴記》是今古文雜的，《文王世子》也是古文家言。又《曲禮》“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許慎《主經異義》：古周禮說：士屍肆諸市，大夫屍肆諸朝，是大夫有刑。則古文說優待士大夫，不如優待王族）八議之法：第一是議親，第二是議故，次之才是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今文家則純乎是“尚賢主義”，《公羊》宣元年傳：“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為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複生，刑者不可複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大抵古文家的話，還近乎事實，今文家就純乎是理想之談了。
刑餘之人，《王製》說：“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途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是今文家言。《周禮》說：“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是古文家言。似乎亦是古文家言近於事實（《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稿”。鄭注說就是後世的奴婢）。
以上的話，雖然有許多儒家的議論夾雜在裏頭，然而天下斷沒有突然發生的事實；儒家的議論，也必有所本；據此，可以推想我國古代的法律是頗為文明的。
秦國的法律，似乎是別一法係。《漢書·刑法誌》說：“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商鞅、申不害……都是法家；法家的用刑，固然主乎嚴峻，然而所講的，隻是信賞必罰（把現存的《管子》、《韓非子》、《商君書》等看起來，都是如此），並沒有造作酷刑的理論。秦國用刑之嚴，固然同法家有點關係。至於“鑿顛”、“抽脅”、“鑊亨”、“車裂”、“腰斬”、“夷其族”、“夷三族”等刑罰，似乎不是商君等造的。然則這許多刑罰是從哪裏來的呢？按秦國開化最晚，當時的人，都說它是戎翟之俗。這許多酷刑，難保是從未開化的蠻族裏采取來的。所以我說它是別一法係（關於秦朝的刑法，參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五節）。
三代以前的社會和後世大不相同是人人知道的，但是三代以前的社會，究竟是怎樣一種組織呢？
大凡天下之事，沒有不由分而合的。古代交通未便，一水一山之隔，人民就不相往來，自然要分做無數小部落；既然分做無數小部落，自然免不掉爭鬥；既然要互相爭鬥，自然總有個勝敗。“勝的人是征服者”，“敗的人是被征服者”，社會上就生出“平民”、“貴族”兩階級；權利義務，種種不同，這是把古書隨手一翻，就可以見得的（譬如《堯典》說“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九族，百姓，黎民，等級層次，分得很為清楚），但是天下無論什麽暴力，總是百年或數十年就過去的；古代這一種階級社會，卻持續到數千年，這是什麽道理呢？要明白這個道理，就不得不考察當時“貴族社會自身的組織”。
人類最初的團結，總是血統上的關係。這個便喚做“族”。所以《白虎通》說：“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依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所謂九族是：
父屬四：各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這是今《戴禮》、《尚書》歐陽說。見《詩葛藟正義》引《五經異義》。古文家把“上自高祖，下至玄孫”，算做九族〈《書·堯典釋文》〉，則是九世，不是九族了）。
再從豎裏頭算起來，就有所謂“九世”。這便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再由此而旁推之，就成了一篇《爾雅》上的釋親。《禮記大傳》上所謂“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是說得最概括的。有這橫豎兩義，就把血族裏頭的人團結起來了。
但是這種團結，範圍究竟還不十分大；出於九族九世以外的人，又想個什麽法子呢？《白虎通》說：
“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有了“宗法”，便把血族團體裏頭的人無論親疏遠近都團結了起來；橫裏頭的範圍也廣，豎裏頭的時間也持久了。所以宗法，實在是“古代貴族社會組織的根柢”。
宗法社會裏，最重的就是“宗子”。這個宗子，便是代表始祖的。譬如有個人，征服了一處地方，他在這地方，就做了王，這便是“太祖甲”；他的嫡長子，接續他做王的，便是“大宗乙”；他還有庶子“次乙”，分封出去，做個諸侯。這個便是“小宗”；但是因為他做了諸侯，他的子孫，也奉祀他做大祖；他的嫡係，接續他做諸侯的，也喚做大宗；那麽，次乙的子孫，對於乙這一支，固然是個小宗；對於次乙的諸子，分封出去做大夫的，卻是個大宗；做大夫的，倘然再把自己的地方分給子弟，也是如此，這個分封出去的次乙，便是《大傳》所謂“別子為祖”；次乙的嫡係接續下去做諸侯的，便是所謂“繼別為宗”。普通的所謂“宗”，本來是“五世則遷”的；這個“繼別”的“大宗”，卻是“百世不遷”。凡是大祖的子孫，他都有收恤他的義務；這許多人，也都有尊敬他的義務；那麽，有了一個宗子，就把從始祖相傳下來的人都團結不散，而且曆久不敝了（《大傳》所謂“同姓從宗合族屬”）。
單是把這許多人團結在一塊，原沒有什麽道理，但是當時所謂“為祖”的“別子”，都是有土地的——不是諸侯，就是大夫；所以繼“別子”而為“宗子”的，都有收恤族人的力量；他的族人為自衛起見，要保守自己族裏的財產，也不得不盡輔翼宗子的責任。這件事情的內容，便是有一個人，占據了一片土地，把這土地上的出產和附屬於這土地的人民的勞力，來養活自己一族的人。自己族裏的人，便幫同他管理這一片土地上的事務。倘然土地大了，一個人管轄不來，便把自己的族人分派一個出去。這分派出去的族人，管理他所受分的土地，也用這個法子，這便是古代的“封建政體”（所以封建政體，是從“族製”發達而成的）。
倘然一族的人，始終住在一處，並沒有分散出去，這一處地方上，也並沒有別一族的人和他們雜居，原用不著這種法子。所以宗法之起，是為對抗異族而設的。
所以在古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說作一串。所以說“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大傳》）把一國的事情和一家的事情，看做一橛。所以看得“孝”那麽重——因為一個孝字，就把全社會——貴族社會——所以自衛的道理，都包括在裏頭。
所以在古代，天子要“撫諸侯”，諸侯要“尊天子”，也隻是宗子收恤族人，族人尊敬宗子的道理。列國之間，要“講信修睦”，也隻是同宗的人或者同族的人互相親愛，和全體社會是無關的。
再進一步，要扶持同族的人，叫他們都不失掉固有的位置，就有所謂“興滅國繼絕世”之法。《尚書大傳》說：
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裏諸侯以三十裏，七十裏諸侯以二十裏，五十裏諸侯以十五裏；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路史·國名紀》四）。
他們同族不但都有分地，而且一有分地，就互相扶持，叫他們永久弗失。當時的貴族社會，有如此“精密”、“廣大”、“持久”的組織，平民社會，如何同它對抗呢？無怪“階級製度”要持續至數千年之久了。
然則這種製度，到後來是怎樣破壞掉的呢？這個仍出於“貴族團體自身的破裂”。古人論封建製度的說得好，做了皇帝，分封自己的弟兄子侄，出去做諸侯王；初封出去的時候，是親的；隔了幾代，就是路人了，怎不要互相猜忌。況且有國有家，原是利之所在，怎叫人不要互相爭奪。況且初行分封製的時代，總是地廣人稀；得了百裏、七十裏、五十裏的地方，四麵八方，憑著你去開辟，總不會和人家觸接。到後世就不然了；你要開拓，就得侵占人家的地方，怎不要互相衝突？互相衝突就總有滅亡的人。諸侯相互之間是如此，卿大夫相互之間也是如此（譬如晉國的六卿，互相吞並），所以古代的封建，是奪了異族的地方來分給自己的人。到了後世，便變做自己的“伯叔兄弟”，或者是“母黨”、“妻黨”的人，互相爭奪。爭奪之後，喪失產業的，便做了平民。少數的人所兼並的土地愈多，喪失土地變做平民的人亦愈多，那麽，古代的階級社會就漸漸地崩壞而變為平民社會了。所以古代做官的人，都是所謂“世卿”，到後世卻變做了“遊士”；古代當兵的人，都是所謂“士”之一族，到後世卻漸漸普及於全國的人，都是這一個道理（見後）。
第二節 封建
古代社會的階級製度，既然明白，就可以進而觀古代的“封建製度”了。
用後世人的眼光看起來，封建的諸侯，和不世襲的命官，是大相徑庭的。在古代的人看起來，卻沒有什麽根本上的區別。為什麽呢？外諸侯有分地的，內裏的公卿大夫也是有分地的；其或治民，或不治民；或世襲，或不世襲，不過因所處的地位不同漸漸地生出區別來，根本上的觀念總是一樣，就是把一定的土地，分給同宗族的人——所以古人說起“官製”或“封建製度”來，總是把外諸侯和內裏的公卿大夫連類並舉。
《王製》：王者之製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裏；公侯田方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不能五十裏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製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孟子·萬章》下篇，載孟子答北宮錡的問，說：“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和《王製》“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異。又說“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土一位，凡六等。”則和《王製》似異實同。又《孟子》說“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王製》說“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也小異。其餘都同。又《春秋繁露》說：“附庸字者方三十裏，名者方二十裏，人氏者方十五裏。”較《孟子》、《王製》為詳。《孟子》記北宮錡的問，明說所問的是“周室之班爵祿”。《春秋繁露》也明說所說的是周製。至於《王製》，則《白虎通·爵篇》說：“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製》曰：王者之製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據周製也。”更明說它是周製。《白虎通》又說：“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合，子男從伯……或曰合從子……地有三等不變……令公居百裏，侯居七十裏……”又《王製正義》：“《禮緯含文嘉》曰：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那麽，五等之爵，是周所獨有的。
至於古文家的說法，卻和今文家不同。他們雖也說周爵五等，而說封土則大異。按《周官·大司徒》說：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裏，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裏，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裏，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裏，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裏，其食者四之一。
鄭玄注《王製》說：
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製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製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裏；其次侯，四百裏；其次伯，三百裏；其次子，二百裏；其次男，百裏。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裏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群臣，不主為治民。
鄭氏此說，羌無證據，征諸古書，又實在沒有這麽一回事（《東塾讀書記》卷七，有一條論此事甚核。所以就相信《周禮》的人，也不敢說它曾經實行），實在未敢讚同。
但是實際上，封地的大小，也並沒有什麽爭辯頭。為什麽呢？無論“百裏、七十裏、五十裏”，“五百裏、四百裏、三百裏、二百裏、百裏”，總不過是一種製度。無論什麽製度，行的時候，總不能沒有差池；何況封建？初封的時候，就算是照定製的，到後來或擴充，或侵削，也總是事實上的問題。況且封建總不過是施之於一部分之地。一朝之興，不過於實力所及之地滅掉舊國，封建自己的宗族；其餘的地方，總是因循其舊的。那麽，焉得有整齊劃一的製度呢？
天子和諸侯的關係，經傳上所說，咱們也且把它寫在下麵，但是這種製度，也未必完全實行。就行之也未必能久，這也是無待於言的。
第一是管轄上的關係。《王製》說：
千裏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鄭注》二伯，說“《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公羊》隱公五年傳文）。則鄭氏雖以此為殷製，也以為周朝亦是如此。又武王滅商，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王製》這所說的，也明是周製（鄭氏以《王製》多為殷製，又或以為夏製，都以其和《周禮》不合，勉強立說的，不足為據）。
第二是往來交際的關係。《王製》說：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誌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正日，同律，禮樂製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製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
《王製》這一段，全根據於《尚書·堯典》（偽古文分為《舜典》）和《白虎通·巡守篇》所引的《書大傳》，想必是今文書說。
又《白虎通》：“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所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公羊》隱八年《何注》，也說“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狩”。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二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則又與《王製》不同）這都是今文家說。
至古文家說，卻又不同。按《周官·大行人》：
邦畿方千裏，其外方五百裏，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裏，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服；又其外方五百裏，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裏，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裏，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裏，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寶貴為摯。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遍存；三歲遍；五歲遍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又《左傳》昭十三年：
歲聘以誌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許慎《五經異義》以今文說為虞夏製，《左傳》所說為周禮。賈逵、服虔以《左傳》所說為天子之法。崔氏以為朝霸主之法。鄭玄則以為五年一小聘，比年一大聘，三年一朝，是晉文霸時所製。虞夏之製，諸侯歲朝；而虞五年一巡守，夏六年一巡守。《周禮》所說，是周製；《左傳》所說，不知何代之禮。均見《王製正義》（又《王製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見《周官·大宗伯》〉，許慎……從《周官》說，鄭駁之雲……朝通名，如鄭此言，《公羊》言其總號，《周官》指其別名，《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官》說：間問以諭諸侯之誌，許慎……從《周官》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
又《孟子·告子篇》“天子適諸侯曰巡守，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梁惠王》篇“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以為晏子之言）。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以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白虎通·考黜篇》說：“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下文臚列黜陟的辦法，更為詳細。怕和《王製》所載，同是一種空話，未必真能實行的。
第三節 官製
至於內爵，則是以公、卿、大夫，分為三等的。所以《白虎通》說：“公卿大夫何謂也？內爵稱也。”又說：“內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變質文何？內者為本，故不改內也。”（這是說商朝內外爵皆三等；周朝改商朝的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為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至於內爵則不改）這是天子之製至於諸侯，卻是《王製》所說“上大夫卿（《白虎通》引少一個“卿”字，然而《白虎通》隻說“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沒有說諸侯無卿爵，則其以上大夫為卿可知），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所以《白虎通》引這句話，又說明道：“此謂諸侯臣也。”
設官的數目，則是以三遞乘的。《王製》說：“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禮記·昏義》同。《北堂書鈔》卷五十引《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亦同。又說明其故道：“凡百二十，在天為星辰，在地為山川。”（《白虎通》說：“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禦覽》引《尚書大傳》說：“古者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白虎通》同。鄭玄注《王製》說這是夏製，他是據著《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後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把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加起來，得百二十之數；抹掉二十，單說一百，合於古人“舉成數”的例；所以如此說法。然而《明堂位》這篇書，本來不甚可信，前人疑之者甚多。鄭注《明堂位》說：“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雲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已經穿鑿得不成話。又說：“以夏殷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後氏官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可見他也有點疑心。按《春秋繁露》說：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外，又有二百四十三下士，合為三百六十三，法天一歲之數。周官三百六十，恐不是像《周官》所說的（周六官，其屬各六十，見《天官·小宰》）。
畿內的公卿大夫和封於外的諸侯，爵祿都是一樣的；所爭者，內官但“世祿”而不“世位”，外諸侯則可以父子相繼，實際上的權力就大不相同了（《王製》：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正義》：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也〉；外諸侯，嗣也。”諸侯之國，也是如此，所以春秋譏世卿〈見《公羊》隱三年、宣十年傳〉。這是法律上的話，實際上如何，自然另是一問題）。
侯國的官，《王製》說：“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春秋繁露》說：公侯伯子男之國，都是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繁露》的大夫，就是《王製》的下大夫，其數不合。按《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則《王製》此節，文有脫誤，似以《繁露》為可據。
至其職掌，則《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周官》司徒為官疏引《尚書傳》（“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韓詩外傳》卷八（“三公者何？司空、司馬、司徒也”）說俱同。《論衡·順鼓篇》引《尚書大傳》：“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霖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嬖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為民害，責於地公。”《太平禦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則天公是司馬，人公是司徒，地公是司空。和《韓詩外傳》“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之說相合（《白虎通》：“《別名記》曰：司徒典名，司空主地，司馬順天”）。至於九卿，各書皆不明言其名稱及職事，按《荀子·序官》：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族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百人也）。修憲令，審詩商（詩商，當為誅賞，字體及聲之誤），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修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饒，序五種，省農功，謹蕃藏，以時順修，使農夫樸力而寡能（禁其他能也），治田之事也。修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裏，定廛宅，養六畜，閑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擊讀為覡，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之事也。修采清（采，謂采去其穢，清，謂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奸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百吏免（與勉同）盡，而眾庶不偷，塚宰之事也。
以上所舉，除司徒、司馬、司空及塚宰外，又宰爵、太師、治田、虞師、鄉師、工師、傴巫跛係、治市、司寇九官，似即係九卿。塚宰一官，有人說就是司徒兼的，然據《王製》，“塚宰齋戒受質”和“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分舉，分明不是一官；更據荀子此文，似乎確在三公之外（漢承秦製，有九卿而無三公，然而有相國丞相，秦製必沿襲自古，也可證塚宰在三公之外。《周官》地官序官疏引鄭《尚書大傳》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則似係以意彌縫，並無所本）。塚宰似乎沒有官屬的，百官都屬於三公。所以下文說：“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鄭注“百官，此三官之屬”。正和“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的話相合。
古文家之說：則《五經異義》說：“《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塚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按《偽古文尚書·周官》：
立太師、大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塚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時，民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攻《偽古文》的，都說它誤據《大戴禮·保傅篇》、《漢書·賈誼傳》，把太子的官屬，認做天子的三公三孤。又說鄭玄注《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說：王置六卿，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又它注《尚書·君奭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說：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書疏》）。可見得鄭玄不主張六卿之上，別有三公三孤。然而《五經異義》所舉的古周禮說，確和《偽周官》相同。《周官》朝士，“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麵三槐，三公位焉”，也明說公孤在卿之外。又保氏序官疏引《鄭誌》“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
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趙商所說的《周官》，固然不是現在《偽古文尚書》裏的《周官》，然而可見得不偽的《周官》，也確有此文。又看鄭玄的答語，雖不承認“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就是三公裏的太師太保；卻也並沒有否認“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之說。又《周禮》雖沒敘列公孤之官，然而涉及公孤的地方很多（宰夫、司服、典令、巾車、司常、射人司士、太仆、弁師、小司寇等），可見得六卿之外，別有公孤，《周禮》確有此說，並不是造《偽古文尚書》的人杜撰的。
六官之說，《大戴禮·盛德篇》：“古之禦政以治天下者，塚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管子·五行篇》：“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後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為當時大常為廩者，奢龍為土師，祝融為司徒，大封為司馬，後土為李。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都和《周禮》相合。此外《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典司五眾。”《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木者，司農也……火者，司馬也……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左傳》昭十七年郯子說：“祝鳩氏，司徒也；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昭二十九年，蔡墨說：“五行之官，是為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都隻說五官。按古人五行之說，土是君象（見第十章第一節），董子說：“土者，君之官也”，其義最古。天、地、人、四時，謂之七始。五官之說，除掉中“土者君之官”，其實隻有四官；合著象天地人的三公，似乎是配七始的。《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疏引《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怕也是就五官裏頭，除掉四個的。因為總隻有這幾個官，卻要“三光”，“四時”，“五行”，很麻煩的“取象”。所以三公，四鄰，五官，也是互相重複。這種錯雜不整齊的製度，很合乎曆史上自然發達的事實；《周禮》一部書，說得太整齊了，所以就有點可疑。”14
其地方製度，《周禮》也說得很完備的。按照《周禮》，“王城”之外為“鄉”；鄉之外為“外城”，外城謂之“郭”；郭外為“近郊”；近郊之外為“遂”；遂之外為“遠郊”，遠郊謂之“野”；野之外為“甸”；甸之外為“稍”；稍之外為“縣”，縣為“小都”；小都之外為“鄙”，鄙為“大都”；甸、稍、縣、都之地都是采邑，是行貢法的。鄉以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比長是下士，閭胥中士，族師上士，黨正下大夫，州長中大夫，鄉大夫就是卿。遂則五家為鄰，五鄰為裏，四裏為酂，五酂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遂大夫、縣正、鄙師、酂長、裏宰、鄰長，比鄉官遞降一級（遂大夫是中大夫，裏宰是下士，鄰長無爵）。六鄉之吏：鄉大夫六人，州長三十人，黨正百五十人，族師七百五十人，閭胥三千人，比長一萬五千人；六遂的數目同六鄉相等；共有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人。按《管子·立政篇》：“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裏，裏為之尉；分裏以為十遊，遊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小匡篇》：“五家為軌，軌有長；十軌為裏，裏有司；四裏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其製鄙：則“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為一大夫。”兩篇所載，小有異同，然都和周禮相近，大概這一種組織，是和軍製相應的（參看第五節）。
其《尚書大傳》：“古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裏，五裏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禦覽》百五十七）《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在田曰廬，在邑曰裏；一裏八十戶；八家共一巷……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為裏正。”（見第四節）則純係以井田製度為根本。《韓詩外傳》說中田有廬，疆場有瓜這一條，也說“八家而為鄰”，和《尚書大傳》、《公羊》何注，都是相合的（春秋以後的官製，散見於各書者甚多，尤其多的是《左傳》。《春秋大事表》裏，列有一表，很為詳備，可以參考15）。
至於當時服官的人：大概從士以下，或者用平民；從大夫以上，都是用貴族的，看下節便可明白。
第四節 教育和選舉
古代的教育，有“國學”和“鄉學”的區別，又有“大學”和“小學”的區別。“大學”和“小學”，是以程度淺深分的；“國學”和“鄉學”，一個是貴族進的，一個是平民進的。兩者截然，各為係統，不可牽混。
《王製》：“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又說諸侯之國：“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後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所謂“辟雍”、“泮宮”，是天子、諸侯之國大學的通稱。“上庠”、“東序”、“右學”、“東膠”，是虞夏殷周四代大學的專稱。“下庠”、“西序”、“左學”、“虞庠”，是四代小學的特稱。這都是天子和公卿大夫元士之子，所謂貴族入的。其入學的程序，《尚書大傳》說：“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群後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禦覽》百四十八，《禮記·王製》疏節引，作“十五入小學”）
至於鄉學，則（一）《孟子》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二）《禮記·學記》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似乎比《孟子》多出兩層等級來。然而試看《尚書大傳》：
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裏；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所謂裏庶尹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裏）。耰鋤已藏，祈樂（祈樂，當為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儀禮通解》卷九）。
再看《公羊》宣十五年《何注》：
一裏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裏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
這裏頭“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八個字，是錯誤的。為什麽呢？鄉學就是庠，《儀禮·鄉飲酒禮》：“主人拜迎於庠門之外”可證。所以《漢書·食貨誌》這地方隻說“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於國學”。並不說鄉學移於庠，庠移於國學。再看《學記》鄭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裏，朝夕於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那麽，《學記》所謂“塾”，就是何休所謂“校室”，也就是《尚書大傳》所謂“餘子皆入學”的“學”，“黨有庠，術有序”的“庠”、“序”，是因所在之地而異名，不是另有等級。這一級，和孟子所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的“校”、“序”、“庠”相當。至於《學記》“家有塾”的“塾”，就是何休所謂“校室”，伏生所謂“餘子皆入學”的“學”，孟子沒有提起。那麽，古代平民所入的學校，是兩級製：一級在裏（所謂“塾”、“校室”、“餘子皆入學”的“學”），一級在鄉（所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記》所謂“黨有庠，術有序”）。伏生所謂“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措語有些含混。不如何休說“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清楚。這是一個“校室”裏，因其年齡之大小，而所學各有不同，好比一個小學校裏，分為初等、高等兩級，並不是一個“裏”的區域裏，還有“大學”、“小學”兩種學校。
這兩級學校，都是平民進的。進到鄉學裏頭，就有入國學的機會了；入了國學，就仕進之途也在這裏了。《王製》上說：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尚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群後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將出學，小胥、大胥、小學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學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才，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這裏頭，從鄉學裏升上來的俊士、選士等，和王大子、王子、群後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都是同學的，而且是“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以尊卑），很為平等的。所爭者，鄉人須“節級升之……為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為造士”（《正義》）。有些不平等而已。
選舉的法子，雖然如此，然而實際上：一、鄉人能夠升入大學得為進士的，恐怕很少；二、就是得為進士，也未必能和貴族出身的人同一任用。俞正燮說：
周時，鄉大夫三年比於鄉，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出使長之，用為伍長也；興能者，入使治之，用為鄉吏也（按《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禦、書、數。”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二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注》：“鄭司農雲：……問於眾庶，寧複有賢能者……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這是另一種選舉法，和《王製》無從牽合，俞說推而廣之，誤）。其用之止此。《王製》推而廣之，升諸司馬曰進士焉，止矣；諸侯貢士於王。以為士焉，止矣。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諸鄉興賢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選舉也……故孔子仕委吏乘田，其弟子俱作大夫家臣……荀子《王製》雲：王公大人之子孫，不能禮義，則歸之於庶人；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徒設此義，不能行也。周單公用羈（《左傳》昭公七年），鞏公用遠人（定公二年），皆被殺……夫古人身經百戰而得世官，而以遊談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賢無方，則古者繼世之君，又不敢得罪於巨室也……（《癸巳類稿》卷三《鄉興賢能論》）
俞氏此論，於古代階級社會的情形，可謂洞若觀火。我說六經原是儒家改製所托，固然不是憑空捏造（憑空捏造，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持極端懷疑之論，也是錯的），然而以意改削的地方，必然很多；竟當它是曆史，原是不能的（不過比起後世人所造的古書來，畢竟又可信了許多。因為人的思想，總是為時代所囿。所以古人的胡說，也畢竟比後代人近情。譬如《王製》，就畢竟比《周禮》為近古）。
講古代學製的，還有一層，必須明白，便是古代有所謂“明堂的四學和太學”，這個固然是學校的起源，然而到後世，明堂和學校已經分開了，必不可混而為一。按蔡邕《明堂月令論》：“《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此處文有脫誤，《玉海》卷一百十一，引作“夕入西學，暮入北學”，是）；大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保傅篇》如今《大戴禮》裏頭有的，亦見《賈子》）。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日側出西闈……日入出北闈。”這所謂東、西、南、北四學和中央的大學，固然都在明堂內；然而後世的學校，卻不是如此。這是為什麽呢？這個阮元說得最漂亮。他說：初有明堂的時候，宮室製度還沒有完備，天子就隻有這一所屋子，所以什麽事情都在裏頭辦，住也住在這裏頭。到後來，社會進化了，屋子一天多一天，什麽“路寢”哩，“宗廟”哩，“學校”哩，都從明堂裏分了出來。然而明堂卻仍舊有的，而且明堂裏頭還保存了許多舊製；所以已經從明堂裏分出來的事情，在明堂裏還是有的；不過變做有名無實罷了。這句話真是通論，把從來許多葛藤，可以一掃而空（《揅經室集·明堂論》）。明白這個道理，“明堂之中，既有大學和四學，明堂之外，又有大學和小學”的問題，就可以毋庸爭辯了（《周禮》的師氏保氏，又另是一種機關，和明堂裏頭的大學四學，明堂以外的大學小學，都不能牽合。參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二節）。
此外又有“貢士”和“聘士”的製度。《禮記·射義》說：“……古者天子之製，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白虎通·貢士篇》：“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諸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貴義也……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所昭，故聘之也。”這種製度，在古代的選舉法上，固然不占重要的位置，然而實在是後來進用遊士的根本。
古代貴族、平民都有學校，似乎很為文明。然而平民學校所教的，孟子說：“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上》）正和子遊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陽貨篇》）一鼻孔出氣。嚴格論起來，實在是一種“奴隸教育”。貴族的教育，也含有“宗教臭味”。俞正燮說：
虞命教胄子，止屬典樂。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樂胥，皆主樂。周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皆主學……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古者背文為誦，冬讀書，為春誦夏弦地，亦讀樂書。《周語》召穆公雲：瞍賦蒙誦，瞽史教誨。《檀弓》雲：大功廢業，大功誦……通檢三代以上，書樂之外，無所謂學；《內則》學義，亦止如此；漢人所造《王製》、《學記》，亦止如此……（《癸巳存稿》卷四《君子小人學道是弦歌義》）
原來學校是從明堂裏搬出來的。明堂本來是個“神秘之地”。所以後來學校裏的教科，還以“詩書禮樂”四項為限。禮樂是舉行“祭典”時用的，詩就是樂的“歌詞”，書是宗教裏的古典。它的起源，大概如此；後來抑或有點變化，然而總是“不離其宗”的。所以貴族雖有學校，也教育不出什麽人才來。所謂專門智識，是《漢書·藝文誌》所謂某某之學，出於某某之官（見第十章第三節）。專門的技能，則《王製》所謂“凡執技以事卜者，不二事，不移官”。都是世代相傳的。世官的不能廢，亦由於此。
東周以後，情形就大變了。這時候貴族政體漸次崩壞；做專官有學識的人，漸變而為平民；向來所謂某官之守，一變而為某家之學；民間才有“聚徒講學”之事，有“負笈從師”的人；孔子弟子三千，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都是這個道理。民間有智識的人，一天天增多；貴族裏頭，可用的人，一天天減少。就不得不進用遊士，孟嚐、平原、信陵、春申的養客，也是這個道理。當時講求學問的人，漸漸以利祿為動機。所以蘇秦說：“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史記·蘇秦列傳》）可見得當時的講求學問，大都是受生計上的壓迫；所以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鬥；可見得社會的文化和物質方麵大有關係。遊士的智識，固然比世卿高，然而愛國心卻較薄弱。孟子對齊宣王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正是同這班人寫照（《梁惠王下》）。“後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鬆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可見得當時的遊士，把人家的國家，來做自己“富貴的犧牲”，是不恤的。
總而言之，社會階級製度，是要靠世卿之製維持的（因為如此，才是把一階級的人，把持了社會上的大權，不許別一階級的人插足）。然而如此，一、貴族所處的地位，就不能不優，所處的地位既優，就不能不驕奢淫逸，就不能不腐敗；二、而且貪欲之念，是無厭的，自己有了土地，遂想侵吞別人，貴族變為平民的人就日多。貴族階級專有的智識，就漸漸地散入平民社會。所以貴族階級的崩壞，其原因仍在貴族社會的自身。這個很可以同馬克思的曆史觀，互相發明。
第五節 兵製
官製和教育選舉，都已明白，就得考究古代的兵製。後人講古代兵製的，有一種誤解，就是以為古代是“兵農合一”、“全國皆兵”的。這個誤解，全由不知古代社會是個“階級製度”，以至於此16。考究古代兵製的，都根據《周禮》。按《周禮》：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夏官序）凡製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17。
這是古文家的說法，今文家怎樣呢？按《白虎通·三軍篇》：
三軍者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軍一萬五千人也。
《公羊傳》隱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稱師。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穀梁傳》（襄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詩》：“周王子邁，六師及之。”《孟子·告子篇》：“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凡今文家言都同。
今古文家說兵製的不同，是無可強合的。然則哪一家的話是呢？我以為今文家言是孔子托古改製的話，務要減輕兵役。古文家的話，是參考各種古書編成。論理，自然是今文家言文明；論古代的事實，怕還是古文家言相近些。請再看當時出兵的方法，《春秋繁露·爵國篇》說：
方裏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方裏八家，一家百畝……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裏而二十四口；方百裏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裏，為方百裏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裏，為方萬裏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囿，委圈，得良田方十裏者六十六，十與方裏（這四個字，當作“與方十裏者”五個字）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為大口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裏，為方百裏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裏者六十六，與方十裏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為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
這個計算的方法，和《周禮》大異。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又昭元年注：“十井為一乘，公侯封方百裏，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又哀十二年《注》：“禮，稅民不過什一，軍賦不過一乘。”《論語·學而篇》“道千乘之國”，《集解》引包鹹說：“千乘之國者，百裏之國也。古者井田，方裏為井，井十為乘，百裏之國者，適千乘也。”
按《孟子》說“天子之地方千裏，公侯皆方百裏”，又說：“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趙注“萬乘……謂天予也。千乘……謂諸侯也）則孟子之意，亦以為十井共出一乘。而《漢書·刑法誌》卻說：
因井田而製軍賦；地方一裏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裏；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裏；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裏；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幹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裏，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裏，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裏，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它這種說法，是根據《司馬法》的鄭玄注《論語》“道千乘之國”引它（見《周禮》小司徒疏），然《司馬法》又有一說，是：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裏，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鄭玄引它注《周禮》的小司徒。賈疏說：前說是畿外邦國法，甲士少，步卒多；後說是畿內采地法，甲士多，步卒少。
按照何休、包鹹的說法，十井而出一乘，人多疑其太苛。然據《左傳》“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甲車四千乘。十二年傳，楚靈王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國各千乘是合楚國之車，奚啻萬乘。昭五年傳雲，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是一縣百乘也。縣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出一乘，合晉國之軍又奚啻萬乘……昭元年傳，秦後子適晉，以車千乘，是大夫不必百乘也”（這一段，引用朱大韶《實事求是齋·經義司馬法非周製說》）。所以十井而出一乘並不是沒有的事，不必疑心，所可疑者，照《春秋繁露》的說法，諸侯大國十六萬口之軍七千五百人（《繁露》說：“三分之，則各53333口，為大口軍三。”是說53333口裏出7500人為兵，不是說每一軍有53333人），加以奉公家的一軍，共計萬人，是人民有十六分之一服兵役，而天子之國，共有一千六百萬口，而“為京口軍九”，再加“三京口軍，以奉王家”，服兵役的，不過三萬人，未免太不近情。照《漢書·刑法誌》所主的《司馬法》說，天子之國，有甲士三萬，卒七十二萬，而六軍不過七萬五千人。照鄭玄所引的一說，一封之地，提封十萬井，有人民三十萬家，而不過出車千乘，出兵三萬人；畿方千裏提封百萬井，應當有三百萬家，而亦未聞有天子出兵三十萬之說；若照六軍計算，則三百萬家，服兵役的不過七萬五千人，恐怕古代斷沒有這般輕的兵役。種種計算，總之不合情理。我說：論古代兵製的，都誤於“兵農合一”之說，以致把全國的人民都算在裏頭，我如今且引江永的《群經補義》一則，以破這個疑惑。
說者謂古者寓兵於農，井田既廢，兵農始分，考其實不然……管仲參國伍鄙之法：製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積而至於一鄉。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鄉三萬人為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必有一人為兵。其中有賢能者，五鄉大夫有升選之法，故謂之士鄉，所以別於農也。其為農者，處之野鄙，別為五鄙之法。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各有大夫治之，專令治田供稅，更不使之為兵……他國兵製，亦大略可考而知；如晉之始惟一軍；既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既舍二軍，旋作六軍；後以新軍無帥，複從三軍；意其為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漸而增也，固以地廣人多；其既增而複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使之歸農……隨武子雲：楚國荊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農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為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民之為農者出田稅，自是歸之於君，故哀公雲：二，吾猶不足……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軍之士卒車乘，皆近國都；故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可知兵常近國都，其野處之農，固不為兵也……（按：所述管子的兵製，見《小匡篇》）
按《周禮》隻有大司徒五家為比……小司徒五人為伍……和夏官序官之文相應，可以見得六鄉各出一軍，並沒遂以外亦服兵役之說。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隻說“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並無所謂乘馬之法；從杜預注《左傳》，才把它牽合為一（成元年作丘甲注），這是不足據的。所以我說：兵農合一，不但春秋以後不然；就西周以前，也並沒這一回事。這是為什麽呢？因為古代的人民，總有征服者和被服者兩階級：征服之族，是居於中央，製馭異族的。這是所謂“鄉”之民。被征服之族，是處於四圍，從事耕作的，這是“遂”以外之民。前者是服兵役的，後者是不服兵役的（鄉民固然也種田，然而不過如後世兵的“屯田”，並不是全國的農夫，都可當兵；“當兵的”同“種田的”，也分明是兩個階級，和向來所謂“兵農合一”的觀念，全不相同）。天子畿內，雖有方千裏的地方；服兵役的，卻隻有六鄉，所以隻出得六軍。諸侯的三軍二軍一軍，也是這個道理。春秋以前，列國的兵製，大概如此；所以出兵總不過幾萬人。戰國時代，卻就不然了。試看蘇秦對六國之君的話（見《戰國策》和《史記·蘇秦列傳》）。
所以這時候，坑降斬殺，動輒數十萬。這時候，大概全國都服兵役的。所以《孫子》說“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這分明是按《司馬法》方千裏之地，提封百萬井，可得甲士三萬，卒七十二萬計算的。所以我說：《管子》這部書，可以代表春秋以前的兵製。造《周禮》的人，所根據的，就是《管子》一類的書；所以隻說六鄉的人服兵役，並不說遂以外的人服兵役。《司馬法》這部書，定是戰國人所造。他習見當時的人，全國都服兵役，並不知道古人不然；卻把古代一部分人所服的兵役，分配到全國人頭上去，所以兵役便那麽輕了。《春秋繁露》也犯這個毛病。明白這一層道理，便春秋以後兵製的變遷，也了如指掌了。
服兵役的年限，是從三十歲到六十歲。《白虎通·三軍篇》：“……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鬥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六十歸兵何？不忍並鬥人父子也。”《王製正義》引《五經異義》、《禮》戴說、《易》、孟氏《韓》詩說並同。《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似較今文說加重（《鹽鐵論·未通篇》：“三十而娶，可以服戎事。”《後漢書·班超傳》班昭上書：妾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似乎把種田的年限，誤作服兵役的年限。參看下章第一節）。
春秋時代兵製的變遷，《春秋大事表》的《田賦軍旅表》，可以參考。又《荀子·議兵篇》的話，很可以見得戰國時代列國兵力的比較，也可以一看。春秋戰國時代兵製的變遷，還有一端，可注意的。便是春秋以前，還注重於車戰；到戰國時代，便漸漸趨重於騎兵。所以蘇秦說六國的兵，都有騎若幹匹的話。這個原因，大約由於前世地廣人稀，打仗都在平地，到後來地漸開辟，打仗也漸趨於山險地方的緣故（《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國不守關塞論》參看）。晉魏舒的“毀車崇卒”（《左傳》昭元年），是其起源。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這個主義就大昌了。
第六節 法律
中國的法律，在世界上居四大法係之一。它的起源、成立、發達、變遷，自然很有研究的價值。但是要研究中國法律的，先得明白一種道理。古人總說什麽“尚德不任刑”，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論語·為政篇》）又說：“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史記·孝文本紀》）又說：“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左傳》昭六年《晉叔向詒鄭子產書》）後人給這許多話迷住了，都以為刑是衰世之物，到了衰世才有的，這種觀念，於法律的起源，實在大相違背。
無論什麽社會，最初時代，總是“禮治主義”。因為古人知識簡單，沒有“抽象的觀念”，一切事情，應當如何，不應當如何，隻得逐條做“具體的規定”。古人有句口頭話，“出於禮者入於刑”。所以“禮”就是“法18”。既然要逐事為具體的規定，自然弄得非常麻煩。所以古代的禮是非常麻煩的；就是古代的法，也是非常麻煩的。以為治世可以沒有刑罰，就可以沒有法律，是大錯了的。
然則古代的法律，是什麽東西呢？
《禮記·王製》：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下文講“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注》：謂百工技藝也〉、異別〈《注》：五方用器不同也〉、度、量、數〈《注》：
百十也〉、製〈《注》：布帛幅廣狹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又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願糾暴。”這種刑，也和禮無甚分別的）。
我說這就是古代的法律，因為違犯了，就要有製裁的。至於用刑的權柄，也一大部分在鄉官手裏。所以大司徒之職又說：“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周禮》固然是偽書，然而《管子·立政篇》也說：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裏，裏為之尉；分裏以為十遊，遊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複於裏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群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複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裏尉以譙於遊宗，遊宗以譙於什伍，什伍以譙於長家。譙敬而弗複，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俊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複於遊宗，遊宗以複於裏尉，裏尉以複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於長家；其在長家，及於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於遊宗；其在遊宗，及於裏尉；其在裏尉，及於州長；其在州長，及於鄉師；其在鄉師，及於士師。三月一複，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
可見當時士師所辦的事情，都是鄉官移過去的。《周禮》的話，並不是憑空亂說。至於公布法律，也是在鄉官手裏的。所以《周禮》說：
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管子·立政篇》也說：
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太府，憲籍分於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於鄉官，致於鄉屬，及於遊宗，皆受憲。憲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於朝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製，不足曰虧吏，罪死不赦。
可見當時一切法律都在鄉官手裏，和後世地方行政官兼管司法正是一樣。至於所用的刑罰，最早的就是“五刑”。《白虎通》說：
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從陳立《疏證》本）。
中國古代，什麽事情，都是取象於五行。五刑取法於五行，其義是很古的。有人據《呂刑》“苗民弗用靈，製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說五刑是漢族效法苗族的。按古代所謂苗民，並不是現在所謂苗族，第三章第二節已經證明，現在可毋庸再說。《尚書大傳》：“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相漸。”隻是說唐虞有刑而不用，苗民卻要用刑；並不是說唐虞以前，沒有五刑，要取法於苗民。所以又說“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禦覽》六百四十五）。《禦覽》又引《慎子》“有虞氏之誅，以檬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鞞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倘使前此沒有墨、劓、刖、宮、大辟，所象的又是什麽？象刑之說，本不足信（《荀子》便駁它，見《正論》篇；《漢書·刑法誌》引其說）。然而就照它講，也不能說五刑是苗民製的。
五刑的科條，《呂刑》說“墨罰之屬千，劓罪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周禮》司刑則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鄭玄注：“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二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漢書·刑法誌》又根據《周禮》“大司寇，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之文，說《周禮》所載是中典，五刑之屬三千是用重典。按《唐律疏義》卷一，《玉海·律令門》引長孫無忌《唐律疏》，都引《尚書大傳》“夏刑三千條”，則鄭玄說夏刑三千，不為無據；但不知《周禮》司刑所載，果有所本否。
《堯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白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或說似本於此），撲作教刑（《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鄭玄曰：撲，檟楚也。撲為教官為刑者。”按就是《學記》所謂“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金作贖刑。鄭注：“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撲，贖刑。此之謂九刑。”（《周禮·司刑疏》引）按《左傳》載叔向說“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見上），又載季文子說“先君周公製《周禮》……作誓令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文十八年）。則九刑古代確有此種刑法，其起源當亦甚古，鄭說應有所本。
人民應守的規則，雖由鄉官公布；至於犯罪之後，怎樣懲罰，卻是守“秘密主義”的。所以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曰：……昔先王議事以製，不為刑辟（臨事製刑，不豫設法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左傳》昭六年）“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範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所受之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昭二十九年）大概把用刑罰看做在上者一種特權，要它變化不測，才好叫手下的人懼怕；和“法治主義”，實在大相背馳。然而除刑書刑鼎之外，又有“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定九年）。“成文之法”，漸次公布；“秘密主義”，漸次破壞，這也可以覘世變了。
照儒家的說法，古代用刑，但以五刑為主，此外更無甚酷刑，而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昭二十年。《孟子·梁惠王下篇》：“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書·甘誓》：“予則孥戮汝。”孥，當作奴。言或奴或戮，並不及是連及妻子，見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可謂文明極了。然而據《周禮》，就有“斬”、“搏”、“焚”、“辜”之刑（“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斬以斧鉞，若今腰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搏，當為……膊，謂去衣磔之……焚，燒也……辜之言枯也，謂磔之”）。其他出於五刑以外的刑罰，見於書傳上的，也隨時而有。怕儒家的話仍不免“改製托古”的故技，未必實際如此。贖刑之法，見於《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一鍰六兩（夏侯、歐陽說，見《周禮》職金疏），也很重的。
刑獄之製，今文不詳（《北堂書鈔》引《白虎通》：“夏曰夏台，殷曰牖裏，周曰囹圄。”《意林》引《風俗通》同）。《周禮》：“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鄭司農雲：拲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玄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又“司圜，掌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也和監獄相類（又方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裏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則類乎後世的徒刑）。
審理的製度，也很文明的。《王製》說：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之刺。有旨無簡，不聽（注：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赦從重。凡製五刑，必即天論（注：必合於天意，《釋文》論音倫，理也。注同）。郵罰麗於事（注：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注：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泛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之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之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注：當作宥），然後製刑。
下文又說：“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把現在的眼光看起來，似乎野蠻；然而宗法社會，大抵“守舊”而“蔑視個人的自由”，不能全把今人的眼光，評論古人。至於“凡作刑罰，輕無赦”，則注謂“為人易犯”，“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則勢出於不得不然，也算不得什麽缺點。《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之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又有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之法。”就更為完備了。
貴族的特權，今古文家的說法也微有不同。古文家偏於“優待王族”和“保持貴族的身份”。所以《周禮》：“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禮記·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罄於甸人；其刑罪則纖，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其優待王族，可謂達於極點了。按《戴記》是今古文雜的，《文王世子》也是古文家言。又《曲禮》“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許慎《主經異義》：古周禮說：士屍肆諸市，大夫屍肆諸朝，是大夫有刑。則古文說優待士大夫，不如優待王族）八議之法：第一是議親，第二是議故，次之才是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今文家則純乎是“尚賢主義”，《公羊》宣元年傳：“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為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複生，刑者不可複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大抵古文家的話，還近乎事實，今文家就純乎是理想之談了。
刑餘之人，《王製》說：“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途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是今文家言。《周禮》說：“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是古文家言。似乎亦是古文家言近於事實（《周禮》：司厲“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稿”。鄭注說就是後世的奴婢）。
以上的話，雖然有許多儒家的議論夾雜在裏頭，然而天下斷沒有突然發生的事實；儒家的議論，也必有所本；據此，可以推想我國古代的法律是頗為文明的。
秦國的法律，似乎是別一法係。《漢書·刑法誌》說：“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商鞅、申不害……都是法家；法家的用刑，固然主乎嚴峻，然而所講的，隻是信賞必罰（把現存的《管子》、《韓非子》、《商君書》等看起來，都是如此），並沒有造作酷刑的理論。秦國用刑之嚴，固然同法家有點關係。至於“鑿顛”、“抽脅”、“鑊亨”、“車裂”、“腰斬”、“夷其族”、“夷三族”等刑罰，似乎不是商君等造的。然則這許多刑罰是從哪裏來的呢？按秦國開化最晚，當時的人，都說它是戎翟之俗。這許多酷刑，難保是從未開化的蠻族裏采取來的。所以我說它是別一法係（關於秦朝的刑法，參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五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