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興
“三王”就是“三代”，似乎應當算到東周之末；但是《孟子》已經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古人所說的“三王”、“三代”，大概專指夏殷西周。我如今也圖立名的方便，用個“三代時代”，來包括夏殷西周三朝，和五帝時代對舉。要講三王時代的事情，自然要從夏朝講起。然而禹的治水，已經編入五帝時代；啟伐有扈，第三章第三節，也已經略說；這件事情的詳細，是無可考見的；此外夏朝的事情，較為著名的，隻有“羿的代夏和少康中興”一件事。我們現在要講這件事，且請先看夏朝的世係圖（一、二、三、四等字，係表君位繼承；所用的線，是表血統上的統係）。
據下文看起來，這個圖，未必盡可靠；然而現在他無可據，隻得姑且照它。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興，是夏朝一件著名的事，卻又是一個考據問題。這件事，《史記》上隻有“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十八個字，和《書序》相同，其餘一概不提。《偽古文尚書》說：“太康屍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鹹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後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禦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五子鹹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偽古文的不可信，無待於言；這一篇，尤其荒謬可笑。別的且勿論，各種書上都說太康兄弟五人，它卻說“厥弟五人”，那麽，連太康倒有六個了。羿的代夏，詳見於《左傳》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咱們現在，且把它抄在下麵。
……昔有夏之方衰也：後羿自，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厖圉，而用寒浞（《杜注》：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如今山東的濰坊市）；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後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孟子·離婁下篇》：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杜注》：今平原鬲縣。如今山東的德州市），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殘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杜注》：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後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如今山東的壽光縣。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如今山東的濰坊市）。處澆於過（《杜注》：東萊掖縣北有過鄉。如今山東的萊州市）。處豷於戈（《杜注》：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後杼滅澆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仆夫……（襄四年魏絳告晉悼公的話）……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後相；後緡方娠（《杜注》：後緡相妻），逃出自竇，歸於有仍（梁履繩《左通補釋》，《春秋經》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經傳並作任叔，仍任聲相近，或是一地……
按《地理誌》，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如今河北邢台市。《杜注》：後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杜注》：椒，澆臣）；逃奔有虞（《杜注》：梁國有虞縣。如今河南的虞城縣），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杜注》：綸，虞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杜注》：女艾，少康臣），使季杼誘豷（《杜注》：季杼，少康子後杼也）。遂滅過戈，複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哀元年伍員諫吳夫差的話）
以上都隻說羿的代夏，和少康中興；至於太康為什麽失國，始終沒有提及。我們再看：
《墨子·非樂》：子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莞馨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彰聞於大，大用弗式。
《逸周書·嚐麥》：其在啟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
《墨子》的話，不甚可解；然而“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十二個字，大概是說“飲食”、“作樂”的。“彰聞於大”的“大”字，惠棟說是“天”字之誤（見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也大概不錯（其餘不必強解）。合著《墨子》和《逸周書》看起來，似乎夏之亡，由於沉湎於酒，又好飲食，又好音樂；其事起於啟，而亡國卻在他五個兒子手裏。“胥興作亂”四字，不知道是什麽事；彭壽是什麽人，也不可考（《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率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就是據著《逸周書》偽造的，惠氏以為可信，就差了。武觀就是五觀，據下文所考，確是五個人，不是一個人）。還有《楚辭》的《離騷》，有幾句，卻像總述這件事的始末的：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五子就是武觀，為什麽呢？《楚語》，“啟有五觀”（《書·甘誓》疏引作“夏有觀扈”，看韋注，似乎《書疏》是錯的），韋昭注“啟子，太康昆弟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康，啟子，昆弟五人，號五觀。”《潛夫論·五德誌》：“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在洛汭，是為五觀”，諸說皆同。“武”“五”是一聲之轉。那麽，為什麽要稱“觀”呢？《水經》巨洋水注：“國語曰：啟有五觀，謂之奸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左傳》昭公元年：“夏有觀扈”，《杜注》：“觀國，今頓丘衛縣。”衛縣，就是如今山東的觀城縣（今觀城鎮）。然而依我看來，這話未必可信。為什麽呢？（一）觀城絕不能稱為洛汭，《書序》雖不可靠，然而這一篇卻和《史記》、《潛夫論》都相合的，沒有反對證據。不便就疑心它。（二）衛縣是後漢的衛國，前漢名為畔觀；杜預的注，似乎有點牽合。（三）古人注文用個“蓋”字，都是疑辭；酈道元說“蓋其名也”，可見也隻是推測，不敢決定。所以我說“夏有觀扈”的觀究竟在什麽地方沒有考據清楚，且不必把它來和太康兄弟五人牽合。然則太康兄弟五人，究竟在什麽地方呢？我說且算是在洛汭。為什麽要在洛汭呢？居洛汭之前又在何處呢？這個問題，卻不能有圓滿的解答；我且引證一個人的話，來做一個推測。
金鶚《禹都考》（《求古錄禮說》卷四）：世言禹都安邑，其誤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酈道元澮水注因之；近洪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足以證其謬矣；然其所考猶未詳也。鶚竊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晉陽。按《漢書·地理誌》，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雲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洪氏頤煊謂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之地相近；或當曰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故《漢誌》雲。鶚考《史記·夏本紀》，禹避舜子於陽城，諸侯皆去商均朝禹，於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即所避之處以為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裏；則陽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書·地理誌》，於偃師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翟矣……然《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虛，啟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於殷虛，啟以商政，則禹之都即唐國也。唐國在晉陽：《漢書·地理誌》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杜預注《左傳》雲：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誌》，其說自確。《水經》雲：晉水出晉陽縣西縣壅山。酈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誌》。乃臣瓚以唐為河東永安，張守節以為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故燮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裏，平陽去晉七百裏，何以改唐曰晉乎？唐定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又鄭康成《詩譜》：魏國，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與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傳》引《夏書》雲：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服虔以為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也；但在晉陽，不在安邑；皇甫謐、酈道元以安邑為禹都，此為謬耳……
我以為古代的事情，都不過傳得一個大略；都邑之類亦然，不過大略知道在什麽地方；區區計較於數十百裏之間，實在是白費心血的，所以陽城到底在登封，還是在禹縣，這個問題，暫可不必較量。至於所論禹都晉陽一層，實在非常精確。禹都河北這一層，造偽書的人，也似乎知道的；不過知道得不甚精確；他腦筋裏，隻有一個“魏國夏禹所都”的觀念；見戰國時的魏，是都安邑，就以為安邑必是禹都；禹都既在安邑，就桀都也在安邑了；桀都既在安邑，就連鳴條也搬到河北去了；輾轉牽率，就鬧出絕大笑話（見下節）。然而禹都雖不在安邑，卻不害其為在晉陽；並且“惟彼陶唐……乃滅而亡”幾句《夏書》，怕確也是指太康亡國的；不過造偽書的人，不應當把兄弟五人改作“厥弟五人”；再把這幾句《夏書》硬栽在他口裏，算是他所作的歌罷了。這樣看來，太康似乎是本居晉陽，失了國，逃到洛汭的；當時還離河北不遠，到後來，才給寒浞等愈逼愈東，以至於滅亡。少康雖滅寒浞，曾否恢複河北卻是一個疑問；所以桀之都，又在河南了（見下節）。然則後羿又是從什麽地方來的呢？《左傳》說：“後羿自遷於窮石”；《淮南子·地形訓》：“弱水，出自窮石”，高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也。”似乎太遠些。然而堯本都冀州，羿在堯手裏就是射官（見《淮南子》），是個西北之國，卻也不足為怪。難道羿是從西北塞外侵入的嗎（看春秋時候的情形，便知道如今的山西省，在古代強半是戎狄占據之地。又夏好音樂，羿好田獵，也似乎一個是久居開明地方的人，一個是從塞外侵入的）？這個實在證據不足，隻可存為一種推測罷了。
第二節 夏殷的興亡
夏朝從少康以後，無事可見。《史記》說：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後氏德衰；諸侯畔之”。又說：“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台，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那麽，夏朝的衰弱，是從孔甲時候起，至桀而滅亡的。
《史記》記夏殷興亡的事：
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俘厥寶玉……於是諸侯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於泰卷陶，中作誥。既絀夏命，還亳。
這一段事情，須把它的地理考核清楚，才能知道當日戰爭的形勢。按上文所見的地名，是（一）亳，（二）葛，（三）昆吾，（四）有娀之虛，（五）鳴條，（六）三，（七）泰卷陶；除有之虛無可考外，其餘的，我都考核如下：
亳的說法，最為麻煩。據《書經正義》所引：
一）鄭玄雲：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帝嚳厘沃序疏》）。
二）《漢書音義》：臣瓚者雲：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同上）
三）杜預雲：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同上）。
四）皇甫謐雲：《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裏，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同上）。又《立政》“三亳阪尹”疏：皇甫謐以為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
五）鄭玄以三亳阪尹，共為一事；雲：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西降穀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說“降”是“函”之音轉，降穀，就是函穀）。
這所引諸說，《立政》和《帝嚳厘沃序》的《正義》，都說是不能定其是非。咱們當考核之初，有一件事，應當注意的，就是三亳是周初的事，不能和湯時的毫，並為一談。皇甫謐的錯誤，就出在這裏；他硬把周初的三毫，和商湯時候的亳，並為一談；就把蒙、穀熟區區地方，硬分做南北兩亳，去配偃師的西亳；這個，清朝的王鳴盛氏駁得他最痛快，他說（《尚書後案》卷六）：
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又分其地置蒙、穀熟二縣，與薄並改屬梁國；晉又改薄為亳，且改屬濟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濟陰亳縣者，即其所謂在山陽薄縣者也（按：《漢書·地理誌》，山陽郡薄縣下，“臣瓚曰：湯所都”。其“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見於河南郡偃師縣下）；亦即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按：《續漢書·郡國誌》，薄縣下“湯所都”）；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孔潁達《書詩疏》（按：《詩·商頌·玄鳥疏》），皆誤認為異說，其謬已甚……而皇甫謐巧於立說，又以一薄分為南北二亳，且欲兼存偃師舊說，以合《立政》三亳之文；不知《立政》三亳，鄭解謂遷亳之民而分為三；亳本一耳，安得有三；皇甫謐之謬如此……
這個說法，精核極了；但是王鳴盛是一生“佞鄭”的，他就一口斷定亳在偃師，而於皇甫謐去葛太遠，不便代耕之說，卻隻把“其說淺陋，更不足辨矣”九個字，輕輕撇過，這個卻也未足服人（皇甫謐的話，大概是信口開河，沒有一句可據的。但是這一駁，卻不能全說他無理）。
我說古人的“城名”和“國名”，是分不開的；“國名”自然不能隨時變換，所以新遷了一個都城，大概就把舊都城的名字，做它的名字（譬如晉國的新絳故絳）。商朝是隨便搬到什麽地方，都城都喚做亳的；所以“所謂亳的地方”，實在很多；但是當成湯時，考核得出來的，卻也剛剛有三處：
一）是如今陝西的商縣（今商州市）。這個是魏氏源《書古微》上說的（《湯誓序發微》）。他所舉最強的理由是（1）《書序》“湯始都亳，從先王居”，先王就是契（《周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韋昭注：“玄王，契也。”據《史記》世係看起來，契到湯，恰好十四世。又《商頌毛傳》，也說玄王是契。偽孔傳說先王是帝嚳，實在大錯了的）；契封於商（《書帝嚳厘沃序疏》：“鄭玄雲：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2）《詩·商頌》疏引《雒子命》（《書緯》）“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天乙在亳，諸鄰國繈負歸德；東觀於洛，降三分沉壁”。亳一定在洛之西，才可說東觀。（3）《史記·六國表序》：“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看他所連類並舉的，就可以知道亳一定在雍州境內。
二）就是偃師，這個，班固（《漢書·地理誌》，河南郡偃師縣，“有屍鄉，湯所都”）、劉昭（《續漢書·郡國誌》，河南郡偃師縣注引《皇覽》，“有湯亭，有湯祠”。又“屍鄉，在縣西三十裏”）說法，都和鄭玄相同。依我看起來，還有一條證據：《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史記》：“伊尹欲幹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有莘是周太姒的母家，在如今陝西合陽縣。《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伊尹見湯的時候在有莘，後來居於伊水，就是湯始居商縣，後居偃師的旁證。
三）就是漢朝的薄縣，後來又分置蒙、穀熟的，地當今河南商丘、夏邑、永城三縣之境。這個班固於薄縣下，雖沒有說是湯所都；然而後文論宋地，說：“昔堯作遊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王鳴盛硬說“止”字是“遊息”；然而古人說“某某之遺風”，都是指他久居之地，不是指他遊息之地（《漢書·地理誌》的本身，就處處是證據）。不能如此曲解；況且孟子的話，就是一個大證據；豈能袒護著鄭康成，反疑心孟子（孟子所用的，都是《書》說，是有傳授的，上章已經證明了）。
然則當湯的時候，既然有這三處可指為亳，湯到底是先住在哪一個亳，後來才遷居到哪兩個亳的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得一考當時用兵的形勢。上文《史記》所舉湯用兵之地是：
葛（《漢書·地理誌》，陳留郡寧陵下，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如今河南的寧陵縣）；
昆吾（昆吾有兩處：一是左昭十二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是如今河南的許昌縣。一是哀十七年，“衛侯夢於北官，見人登昆吾之觀”。《注》：“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今濮陽城中。”是如今直隸的濮陽縣。桀時的昆吾在舊許，見後）；
鳴條（見第三章第一節）；
三（《續漢書·郡國誌》，濟陰郡定陶，有三亭。如今山東的定陶縣）；
泰卷陶（《書序》，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史記索隱》：“……卷當為坰……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舊本或旁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又《左傳》定元年“仲虺居薛”，薛是如今山東的滕州市）。
又《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則湯當伐桀之前還伐過韋顧兩國；韋在如今河南的滑縣（《左傳》注“東郡白馬縣有韋城”，《郡國誌》作韋鄉。《通典》：滑州韋城縣，古豕韋國），顧在如今山東的範縣（《郡縣誌》：顧城，在濮州範縣東二十八裏，夏之顧國）。
又桀的都城，《偽孔傳》說在安邑。《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它說：“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正義》：“蓋今潼關左右。”）“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它說“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皇甫謐就再連昆吾也拉到安邑來，說：“今安邑見有昆吾邑，鳴條亭”；然而昆吾所在，證據確鑿，苦於不能一筆抹殺，就說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而亡”。如此信口開河，真乃千古笑柄。金氏鶚據《史記》吳起對魏武侯“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國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地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斷定桀之都在洛陽，韋注引禹都陽城，還不密合（《求古錄禮說》卷六《桀都安邑辨》）。我說：古人都邑所在，不過傳得個大略（見上節），陽城、洛陽，數十百裏之間，實在無從硬斷。《小戴記·緇衣》引尹吉（就是《尹誥》，書經篇名。序書的又把它喚做《鹹有一德》，見鄭注）“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注：“天當為先字之誤……夏之邑，在毫西。”《正義》：“案《世本》及《汲塚古文》雲：禹都鹹陽……”鹹陽，是誤字，如今《漢書·地理誌》注引《世本》、《續漢書·郡國誌》引《汲塚古文》，正作陽城，“西邑夏”，似乎是對於東遷的夏而言之。《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昆吾為夏伯矣。”韋昭注：“祝融之孫陸終第三子，名樊，為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為夏伯，遷於舊許。”據此，桀似乎是始都陽城，後遷舊許，同昆吾在一起的；所以同日而亡（《商頌鄭箋》）。
再看《逸周書·殷祝篇》：“湯將放桀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裏，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於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又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就可以知道桀的蹤跡，是步步往東南退的（《禦覽》八十三引《尚書大傳》略同）。
桀既然是往東退，湯自然是往東進；那麽，一定是先都商縣的亳，再都偃師的亳，再都鄰葛的亳的。不過，“既絀夏命還亳”的亳，卻無從斷定其在哪一處（因為他隨便到什麽地方，都把它喚做亳，所以不敢斷定這亳是滅桀以前最後所住的亳。何以知道他隨便到什麽地方，都把它喚做亳呢？據上文所考證，當湯的時候，就有三個亳，是一個證據；左襄二十年，“烏鳴於亳社”，是宋國的社，還喚做亳社。《史記·秦本紀》：“寧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集解》：“徐廣曰：蕩音湯，社，作杜。”《索隱》：“西戌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雲：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封禪書》：“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隱》：“徐廣雲：京兆杜縣有亳亭，則社字誤，合作杜亳。”《說文》：亳，“京兆杜陵”。是湯之後在雍州的，所居的城，還喚做亳。是兩個證據。所以我隻說湯的時候，考得出的亳有三處。並不敢說湯的時候，亳隻有三處）。然而湯用兵的形勢，卻因此可以推定7。
湯初都於今商縣的亳，後來進取偃師；桀大約是這時候（或者不是）棄陽城，退到舊許；湯再進到現在河南的東境（鄰葛的亳）；從此以後，伐葛，伐韋，伐顧，然後迥向南伐昆吾。伐昆吾，就是伐桀；桀是從中野、不齊、魯，步步東南退，最後逃到鳴條；湯以其間，又伐三。
鳴條是東夷之地；三、魯，也是和東夷逼近的（參看第六章第五節。中野、不齊無可考）。我們因此悟到：湯用兵的形勢，實在和周初相同；不過周朝滅紂，東征，伐淮夷，是武王、周公、成王三世相繼，湯卻是一個人幹的罷了（《孟子·滕文公篇》：“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趙注》：“載，始也……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不論十一、二十二，總之湯用兵的次數很多）。
第三節 商朝的事實
以上商朝的帝係圖，是據的《史記》、《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亡”，又薑氏告公子重耳，“商之享國三十一王”。《大戴禮·保傅篇》：“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少閑篇》：孔子告哀公“成湯卒崩，二十一世，乃有武丁即位；武丁卒崩，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都和《史記》世數相合。又《書經·無逸篇》述殷中宗高宗祖甲諸君享國的年數，似乎也還確實。
商朝一代，可考見的事情，分述如下：
其一是伊尹放太甲。《史記》上說：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後》。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見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這件事，本來沒有異說，偽古文《太甲》才說“王徂桐宮居憂”，又說“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偽《傳》就說“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又解《書序》的“太甲元年”，作“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偽《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醜，伊尹祠於先王”，作“湯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以就之；就把外丙中壬兩君革去，又把《史記》的“太甲既立三年”，“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兩個“三年”縮成一個三年了。這是不值得一辯的（但看上文商朝的世數，各書都與《史記》合，就知道絕不能略去外丙、中壬兩君）。商朝的“君位繼承”，大概是“兄終弟及”，而所謂“弟”者，以“同母”為限，所以《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篇》）說：“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者法商而王，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公羊》何注（隱七年）說：“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異於群公子也。”《史記》：“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廢適”的“適”字，包括“弟”與“子”而言；和“諸弟子”的“諸”字一樣。以次當立的母弟，喚做“適弟”；同母的弟兄，以次都立盡了，似乎應當回轉來，立長兄的兒子；譬如，仲壬死了立太甲，沃丁死後立祖丁；這個也要包括於“適子”二字之中。至於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自然是非常之舉，與所謂“古之人皆然”的“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三年”，無涉（《論語·憲問》，《小戴記·檀弓》。因為他在三年以外。桐宮，《史記集解》：“鄭玄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趙岐《孟子》注〈《萬章上》〉也隻說“放之於桐邑”。《史記正義》：“《晉大康地記》雲：屍鄉南有亳阪，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閻若璩又說——《尚書古文疏證》——《續漢書·郡國誌》梁國虞縣有桐亭，虞是如今河南的虞城縣，離鄰葛的亳，隻有七十裏。才便於伊尹，既然攝政，又可往來訓誨。這兩說怕都是因亳而附會的，未必可據）。其二是殷朝的屢次遷都。據《史記》所記是：
仲丁遷於敖（《書序》作囂，《正義》李顒曰：囂，在陳留浚儀縣〈如今河南省城西北〉。皇甫謐雲：仲丁自亳遷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就是《括地誌》的說法〉，二說未知孰是。《史記正義》：“《括地誌》雲：滎陽故城，在鄭州榮澤縣西南十七裏，殷時敖地也。”）
河亶甲居相（《史記正義》：“《括地誌》雲：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裏。即河亶甲築都之所，故名殷城也。”）
祖乙遷於邢（《書序》作“祖乙圮於耿”，《正義》：“鄭玄雲：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複遷也……”又《正義》前文說皇甫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史記索隱》“邢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正義》：“《飛括地誌》雲：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裏耿城縣。故耿國也。”）
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複居成都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亳。（按：這個亳，就是偃師，見上節）
……武乙立，殷複去亳，徙河北。（這個河北，不能確定其在什麽地方。《史記·項羽本紀》：“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集解》：“駰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裏；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有人疑心這殷墟是武乙所遷，然亦無確據）
其中考得出理由的，隻有《書·盤庚序正義》引鄭玄雲：“祖乙居耿後，奢侈逾禮，土地迫近山川，嚐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雲：“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此外都無可考見。（《書·盤庚》：“盤庚遷於殷。”《正義》：“鄭玄雲：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於今五邦”，《釋文》：“馬雲：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正義》：“鄭、王皆雲：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為五”）
其三是殷朝的興衰。據《史記》說是：
太甲）帝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
雍己）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大戊）殷複興，諸侯歸之。
河亶甲）殷複衰。
祖乙）殷複興。
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複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盤庚）殷道複興，諸侯來朝。
小辛）殷複衰。
武丁）武丁修政行德，天下鹹歡，殷道複興。
帝甲）淫亂，殷複衰。
帝乙）殷益衰。
大抵所謂興衰，以諸侯之朝不朝為標準。其中中衰的原因，隻有從中丁到陽甲，是由於內亂，可以考見，此外都無從稽考了。
第四節 商周的興亡
周朝的先世，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後稷，《史記》上說：
周後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薑嫄……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後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如今陝西的武功縣），號曰後稷。別姓姬氏。後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後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後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
這其間要注意的，便是“後稷卒，子不窋立”的後稷，是最後居稷官的，並不是“封棄於邰，號曰後稷”的後稷。不窋以後的世係，《史記》所載如下：
不窋——鞠——公劉——慶節——皇仆——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古公亶父（追尊為大王）——季曆（是為公季，追尊為王季）——昌（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
它所述的事跡是：
公劉雖在戎狄之間，複修後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如今陝西的彬縣）……古公亶父，複修後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乃與私屬遂去豳，逾梁山，止於岐下（如今陝西的岐山縣）。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複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8。
大抵如今的陝西，在古代是戎狄的根據地（參看第六章第一節）。所以周之先世，屢為所迫逐。公劉、古公，都是其中能自強的令主。古公之後，更得王季、文王兩代相繼，周朝的基業，就此光大起來了。
文王和紂的交涉，《史記》所記如下：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帝紂乃囚西伯於羑裏。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隻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郡縣誌》：“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裏，虞山之上，古虞國。閑原，在平陸縣西六十五裏，即虞芮讓田之所”）。明年，伐犬戎（見第六章第一節）；明年，伐密須（《漢書·地理誌》：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如今甘肅的靈台縣）；明年，敗耆國（今《尚書》作黎，《釋文》：“尚書大傳作耆。”《說文》：黎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如今山西的長子縣）；明年伐邘（《集解》：“徐廣曰：在野王縣西北。”《正義》：“《括地誌》雲：故邘城，在懷州河內縣西北二十七裏”）；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歧下而徙都之（在如今陝西戶縣境內）；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諡為文王。改法度，製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大王，公季為王季。
文王受命稱王的年代，和紂囚文王的年代期限，各書互有異同（《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又說：“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黎。”“伐崇則稱王。”見《詩·文王序》，《禮記·文王世子》，《左傳》襄三十一年疏。鄭康成說：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明年改元，改元後六年而伐崇，居豐，稱王就在這一年。又有一說：以為文王再受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俱見《詩·文王序》疏。《左傳》昭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說：“紂囚文王七年。”《戰國·趙策》，魯仲連說：“拘之牖裏之庫百日”）。然而文王在紂的時候，必有“稱王改元”的事情是無可疑的。
武王伐紂的事情，《史記》上所載如下：
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鹹會……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
以上所述，是武王伐紂的事實，然而周朝的功業，實在是到成王時候才大定的。《史記》上又說：
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乃罷兵西歸……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大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成王少弟封為衛康叔……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麵就群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複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複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成王既遷殷遺民……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興正禮樂，度製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據以上所述，可見得武王克紂之後，周朝的權力，僅及於洛邑。管、蔡和武庚同叛，這件事不入情理。大概“主少國疑”的時候，武庚想趁此“光複舊物”，管、蔡也要和周公爭奪權位，叛雖同時，卻是各有目的的；其曾否互相結合，卻無可考了。周公東征，是一場大戰（《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他這戰爭，大概是和東夷的交涉（《說文》：“?，周公所誅?國，在魯。”又《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可見得這時候，東夷全畔。薄姑齊地，見《漢書·地理誌》），東方畢定之後，仍舊要營建洛邑；成王親政之後，還要去征淮夷、殘奄；可見得周初用兵的形勢，和夏商之際，實在是一樣的（周營洛邑，就和湯從商遷到偃師相同；其用兵東夷，和湯遷到鄰葛之亳以後，用兵的形勢相同。參看第二節。以上的年代，據《史記》，是文王受命後七年而崩；後二年——九年——武王觀兵孟津；又二年——十一年——克紂；後二年——十三年崩，周公攝政七年，而致政於成王。《漢書·律曆誌》載《三統曆》之說：是“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後七歲而崩……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七年，複子明辟之歲……”又周公攝政七年的年代，孔、鄭不同，見《禮記·明堂位》疏）。
又成王和周公的關係，《史記·魯周公世家》說：
……武王既崩，成王少，在繈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二年而畢定……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蒙恬列傳》載恬對使者的話，與此說相同）。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鄭康成注《尚書》，卻與此大異。他解“我之弗辟”句，“讀辟為避，以居東為避居”（《豳譜》和《鴟鴞·序疏》，又《尚書·金滕》釋文）。說“周公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詩·七月序》疏）。又注“罪人斯得”，說：“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鴟鴞·序》）注“王亦未敢誚公”道：“成王非周公之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鴟鴞·序疏》）注“秋大熟未獲”道：“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豳譜疏》）注“惟朕小子其新迎”道：“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詩·東山序疏》）以為於是“明年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年”（《禮記·明堂位疏》）。這兩種說法，自然以《史記》為準，為什麽呢？一者，《史記》和《尚書大傳》相合（《尚書大傳》說雷風之變，在周公死後，見《路史後紀》十，《通鑒前編》鹹王十一年，《漢書·梅福傳》注，《儒林傳》注，《後漢書·張奐傳》注引。又《白虎通·喪服篇》：“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亦與《尚書大傳》同義）。二者，“避居東都，待罪以須君之察己”，不合情理。我想周公攝政，就在武王崩的明年，“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殘奄”，一定如《史記》和《尚書大傳》所說（《尚書大傳》，見《禮記·明堂位》疏）。但鄭康成所讀古書，是極博的，他所說的話，也絕不會沒有來曆。我想這一段成王和周公衝突的曆史，一定在周公歸政之後。《左傳》昭公七年，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嚐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可見得周公奔楚，是實有的事（俞正燮《癸巳類稿·周公奔楚》義，引這一段事情，以證周公之奔楚，甚確。但以居東與奔楚並為一談，卻似非）。奔楚之後，不知道怎樣又跑了回來，回來之後，不知道怎樣死了。古人的迷信最重，活時候對人不起，到他死了之後，又去祭他求福，是不足怪的事（《漢書·匈奴列傳》：“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於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於恐，為貳師立祠，室。”這件事，很可以推見野蠻時代的心理）。雷風示變，因而改葬周公，因而賜魯郊祭，事雖離奇，其情節未嚐不可推想而得。那麽，周公之“以功名終”，怕又是儒家改製所托了。
第五節 西周的事跡
西周的事情，《史記》所載如下：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今《尚書》作伯）。申誡太仆國之政，作《命》，複寧。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如今山西的霍州市）。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吾昔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仇而懟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大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複宗周……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索隱》：“地名，在西河介休縣。”如今山西的介休市），王師敗績於薑氏之戎。
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後；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後，並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後，以伯服為太子……幽王以虢射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後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於雒邑，避戎寇。
這其間可以研究的，有幾件事情。
其一，昭王南征不返的事：按《左傳》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複”。《杜注》：“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正義》：《呂氏春秋·季夏紀》雲：周昭王親將征荊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注引此傳雲：昭王之不複，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為沒於漢，辛餘靡焉得振王北濟也。振王為虛，誠如高誘之注，又稱梁敗，複非船壞。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又《史記·齊太公世家》（集解）：“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索隱》：“宋忠雲：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複，周乃侯其後於西翟。”這件事的真相，固然無可考見；然而有可注意的兩端：第一，諸說都說是溺於漢，不說卒於江上。第二，《呂氏春秋》說“昭王親將征荊蠻”，宋忠也說“昭王南伐楚”。江漢可以互言，並沒有什麽稀奇，巡狩和征伐，以古人說話的不正確，也未必有什麽區別。然則這件事情，依情理推度起來，實在是戰敗而死的。然則這一戰究竟是敗給誰呢？《左傳》下文“昭王南征而不複，君其問諸水濱”。《杜注》：“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依我看來，這句話實在弄錯了的。按《史記·楚世家》，說熊繹受封居丹陽。《漢書·地理誌》，說就是漢朝的丹陽縣。漢朝的丹陽縣，是如今安徽的當塗縣，未免離後來的郢都太遠。清朝宋翔鳳，有一篇《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考》，根據《世本》（左桓二年《正義》引），說受封的是鬻熊，不是熊繹，這一層我還未敢十分相信；然而他考定當時的丹陽，是在丹水、析水入漢之處，實在精確不磨。他的原文道（見《過庭錄》卷四）：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後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楚世家》亦言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遂取漢中之郡。《屈原傳》作大破楚師於丹淅。《索隱》曰：丹淅，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宏農，所謂丹陽淅是也。按《漢誌》：宏農郡丹水，水出上雒塚領山，東至析入鈞。密陽鄉，故商密也。浙即析縣，並在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境內。《水經》：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塚領山，東南過其縣南，又過商縣南，又東南至於丹水縣，入於均。《酈注》：丹水通南陽郡。《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要道也。《酈注》又雲：析水至於丹水，故丹水會均，有析口之稱。丹水又經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杜預曰：縣北有三戶亭，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赤壁，霞舉，若紅雲秀天，二岫更有殊觀。丹水又南徑南鄉縣故城東北，又東徑南鄉縣北，丹水徑流兩縣之間，曆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裏，謂以此矣。《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即此水，又南合均水，謂之析口。是戰國丹陽，在商州之東，南陽之西，當丹水析水入漢之處，故亦名丹析。鬻子所封，正在於此。
據此看起來，當時的楚國，正在漢水流域。昭王這一役，一定是和楚國打仗而敗，渡漢溺死的。
其二，周朝的穆王，似乎是一個雄主：他作《命》，作《甫刑》，在內政上頗有功績，又能用兵於犬戎。雖然《國語》上載了祭公謀父一大篇諫辭（《史記》上也有的），下文又說“自是荒服者不至”，似乎他這一次的用兵，無善果而有惡果；然而古人這種迂腐的文字，和事勢未必適合。周朝曆代，都以犬戎為大患，穆王能用兵征伐，總算難得。又穆王遊行的事情，《史記·周本紀》不載，詳見於《列子》的《周穆王篇》和《穆天子傳》（《周書·束皙傳》，《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這兩部書，固然未必可信；然而《史記·秦本紀》、《趙世家》，都載穆王西遊的事；又《左傳》昭十二年，子革對楚靈王也說“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這件事，卻不是憑空捏造的：他當時能夠西遊，就可見得道路平靜，犬戎並不猖獗。其三，厲王出奔和共和行政的事。厲王出奔這件事的真相，也無可考見（不知道逐他的究竟是誰）。近來有人說，中國曆代的革命都是“暴民革命”，隻有這一次，卻是“市民革命”（《飲冰室文集·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依我看來，這大約是王城裏頭人做的事情。共和行政有二說：一種便是《史記》所說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還有一說，是出在《汲塚紀年》（又不是如今的《竹書紀年》）和《魯連子》上的。說有個共伯，名和，攝行天子之事。這兩部都是偽書，《史記正義》已經把這種說法駁掉了，一翻閱就可明白。
其四，西周的盛衰，其原因有可推見的。周朝受封於陝西，本來是犬戎的根據地（參看第六章第一節）。曆代都和犬戎競爭，到大王、王季、文王，三代相繼，才得勝利，周朝立國的根據，到此才算確定。同時他的權力，向兩方麵發展：一種是出潼關，向如今的河洛一帶，後來渡孟津伐紂，營建東都，所走的都是這一條路。一種便是出武關，向漢水流域，所以韓嬰敘《周南》，說“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三十四）。現存的《詩序》，也說“文王之道，被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漢廣序》。就周公奔楚，所走的也是這條路）。後來他權力退縮，受敵人的壓迫，也是從這兩方麵而來。昭王南征而不複，便是對於南方一條路權力的不振。宣王號稱中興，尚且敗績於薑戎，可見得戎狄的強盛。到幽王時候，東南一方麵的申（申國，如今河南的南陽市）和西方一方麵的犬戎相合，西周就此滅亡了。這種形勢，和前於此的商朝，後於此的秦朝，實在是一樣的，通觀前後自明。
“三王”就是“三代”，似乎應當算到東周之末；但是《孟子》已經說“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古人所說的“三王”、“三代”，大概專指夏殷西周。我如今也圖立名的方便，用個“三代時代”，來包括夏殷西周三朝，和五帝時代對舉。要講三王時代的事情，自然要從夏朝講起。然而禹的治水，已經編入五帝時代；啟伐有扈，第三章第三節，也已經略說；這件事情的詳細，是無可考見的；此外夏朝的事情，較為著名的，隻有“羿的代夏和少康中興”一件事。我們現在要講這件事，且請先看夏朝的世係圖（一、二、三、四等字，係表君位繼承；所用的線，是表血統上的統係）。
據下文看起來，這個圖，未必盡可靠；然而現在他無可據，隻得姑且照它。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興，是夏朝一件著名的事，卻又是一個考據問題。這件事，《史記》上隻有“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十八個字，和《書序》相同，其餘一概不提。《偽古文尚書》說：“太康屍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鹹貳。乃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後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禦其母以從，徯於洛之汭；五子鹹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偽古文的不可信，無待於言；這一篇，尤其荒謬可笑。別的且勿論，各種書上都說太康兄弟五人，它卻說“厥弟五人”，那麽，連太康倒有六個了。羿的代夏，詳見於《左傳》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咱們現在，且把它抄在下麵。
……昔有夏之方衰也：後羿自，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厖圉，而用寒浞（《杜注》：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如今山東的濰坊市）；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後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孟子·離婁下篇》：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杜注》：今平原鬲縣。如今山東的德州市），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殘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杜注》：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後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如今山東的壽光縣。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如今山東的濰坊市）。處澆於過（《杜注》：東萊掖縣北有過鄉。如今山東的萊州市）。處豷於戈（《杜注》：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後杼滅澆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仆夫……（襄四年魏絳告晉悼公的話）……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後相；後緡方娠（《杜注》：後緡相妻），逃出自竇，歸於有仍（梁履繩《左通補釋》，《春秋經》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穀梁》經傳並作任叔，仍任聲相近，或是一地……
按《地理誌》，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如今河北邢台市。《杜注》：後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杜注》：椒，澆臣）；逃奔有虞（《杜注》：梁國有虞縣。如今河南的虞城縣），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杜注》：綸，虞邑）；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杜注》：女艾，少康臣），使季杼誘豷（《杜注》：季杼，少康子後杼也）。遂滅過戈，複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哀元年伍員諫吳夫差的話）
以上都隻說羿的代夏，和少康中興；至於太康為什麽失國，始終沒有提及。我們再看：
《墨子·非樂》：子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將銘莧，莞馨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彰聞於大，大用弗式。
《逸周書·嚐麥》：其在啟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
《墨子》的話，不甚可解；然而“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十二個字，大概是說“飲食”、“作樂”的。“彰聞於大”的“大”字，惠棟說是“天”字之誤（見江聲《尚書集注音疏》），也大概不錯（其餘不必強解）。合著《墨子》和《逸周書》看起來，似乎夏之亡，由於沉湎於酒，又好飲食，又好音樂；其事起於啟，而亡國卻在他五個兒子手裏。“胥興作亂”四字，不知道是什麽事；彭壽是什麽人，也不可考（《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率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就是據著《逸周書》偽造的，惠氏以為可信，就差了。武觀就是五觀，據下文所考，確是五個人，不是一個人）。還有《楚辭》的《離騷》，有幾句，卻像總述這件事的始末的：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五子就是武觀，為什麽呢？《楚語》，“啟有五觀”（《書·甘誓》疏引作“夏有觀扈”，看韋注，似乎《書疏》是錯的），韋昭注“啟子，太康昆弟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康，啟子，昆弟五人，號五觀。”《潛夫論·五德誌》：“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在洛汭，是為五觀”，諸說皆同。“武”“五”是一聲之轉。那麽，為什麽要稱“觀”呢？《水經》巨洋水注：“國語曰：啟有五觀，謂之奸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左傳》昭公元年：“夏有觀扈”，《杜注》：“觀國，今頓丘衛縣。”衛縣，就是如今山東的觀城縣（今觀城鎮）。然而依我看來，這話未必可信。為什麽呢？（一）觀城絕不能稱為洛汭，《書序》雖不可靠，然而這一篇卻和《史記》、《潛夫論》都相合的，沒有反對證據。不便就疑心它。（二）衛縣是後漢的衛國，前漢名為畔觀；杜預的注，似乎有點牽合。（三）古人注文用個“蓋”字，都是疑辭；酈道元說“蓋其名也”，可見也隻是推測，不敢決定。所以我說“夏有觀扈”的觀究竟在什麽地方沒有考據清楚，且不必把它來和太康兄弟五人牽合。然則太康兄弟五人，究竟在什麽地方呢？我說且算是在洛汭。為什麽要在洛汭呢？居洛汭之前又在何處呢？這個問題，卻不能有圓滿的解答；我且引證一個人的話，來做一個推測。
金鶚《禹都考》（《求古錄禮說》卷四）：世言禹都安邑，其誤始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酈道元澮水注因之；近洪氏頤煊，謂禹都陽城，不都安邑，足以證其謬矣；然其所考猶未詳也。鶚竊疑禹都有二；其始都在陽城，而其後乃都於晉陽。按《漢書·地理誌》，潁川郡陽翟，夏禹國。應劭曰：夏禹都也。臣瓚曰：《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雲居之，不居陽翟也。師古曰：陽翟本禹所受封耳，應瓚之說皆非。洪氏頤煊謂陽城亦屬潁川郡，與陽翟之地相近；或當曰禹所都陽城，本在陽翟，故《漢誌》雲。鶚考《史記·夏本紀》，禹避舜子於陽城，諸侯皆去商均朝禹，於是即天子位；知其遂都陽城，蓋即所避之處以為都也。趙岐《孟子》注，陽城在嵩山下；《括地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裏；則陽城在嵩山之南，今河南府登封縣是也。若陽翟，今在開封府禹州，其地各異。《漢書·地理誌》，於偃師曰：殷湯所都；於朝歌曰：紂所都，於故侯國皆曰國；今陽翟不曰夏禹所都，而曰夏禹國，可知禹不都陽翟矣……然《左傳》定公四年，祝佗謂唐叔，封於夏虛，啟以夏政；例以上文康叔封於殷虛，啟以商政，則禹之都即唐國也。唐國在晉陽：《漢書·地理誌》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杜預注《左傳》雲：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誌》，其說自確。《水經》雲：晉水出晉陽縣西縣壅山。酈道元注，縣，故唐國也；亦本《漢誌》。乃臣瓚以唐為河東永安，張守節以為在平陽；不知唐國有晉水，故燮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裏，平陽去晉七百裏，何以改唐曰晉乎？唐定在晉陽，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又鄭康成《詩譜》：魏國，虞舜夏禹所都之地。魏與唐相近，同在河北冀州；故哀公六年《左傳》引《夏書》雲：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服虔以為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此皆禹都在河北之證也；但在晉陽，不在安邑；皇甫謐、酈道元以安邑為禹都，此為謬耳……
我以為古代的事情，都不過傳得一個大略；都邑之類亦然，不過大略知道在什麽地方；區區計較於數十百裏之間，實在是白費心血的，所以陽城到底在登封，還是在禹縣，這個問題，暫可不必較量。至於所論禹都晉陽一層，實在非常精確。禹都河北這一層，造偽書的人，也似乎知道的；不過知道得不甚精確；他腦筋裏，隻有一個“魏國夏禹所都”的觀念；見戰國時的魏，是都安邑，就以為安邑必是禹都；禹都既在安邑，就桀都也在安邑了；桀都既在安邑，就連鳴條也搬到河北去了；輾轉牽率，就鬧出絕大笑話（見下節）。然而禹都雖不在安邑，卻不害其為在晉陽；並且“惟彼陶唐……乃滅而亡”幾句《夏書》，怕確也是指太康亡國的；不過造偽書的人，不應當把兄弟五人改作“厥弟五人”；再把這幾句《夏書》硬栽在他口裏，算是他所作的歌罷了。這樣看來，太康似乎是本居晉陽，失了國，逃到洛汭的；當時還離河北不遠，到後來，才給寒浞等愈逼愈東，以至於滅亡。少康雖滅寒浞，曾否恢複河北卻是一個疑問；所以桀之都，又在河南了（見下節）。然則後羿又是從什麽地方來的呢？《左傳》說：“後羿自遷於窮石”；《淮南子·地形訓》：“弱水，出自窮石”，高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也。”似乎太遠些。然而堯本都冀州，羿在堯手裏就是射官（見《淮南子》），是個西北之國，卻也不足為怪。難道羿是從西北塞外侵入的嗎（看春秋時候的情形，便知道如今的山西省，在古代強半是戎狄占據之地。又夏好音樂，羿好田獵，也似乎一個是久居開明地方的人，一個是從塞外侵入的）？這個實在證據不足，隻可存為一種推測罷了。
第二節 夏殷的興亡
夏朝從少康以後，無事可見。《史記》說：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後氏德衰；諸侯畔之”。又說：“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台，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那麽，夏朝的衰弱，是從孔甲時候起，至桀而滅亡的。
《史記》記夏殷興亡的事：
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俘厥寶玉……於是諸侯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於泰卷陶，中作誥。既絀夏命，還亳。
這一段事情，須把它的地理考核清楚，才能知道當日戰爭的形勢。按上文所見的地名，是（一）亳，（二）葛，（三）昆吾，（四）有娀之虛，（五）鳴條，（六）三，（七）泰卷陶；除有之虛無可考外，其餘的，我都考核如下：
亳的說法，最為麻煩。據《書經正義》所引：
一）鄭玄雲：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帝嚳厘沃序疏》）。
二）《漢書音義》：臣瓚者雲：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同上）
三）杜預雲：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同上）。
四）皇甫謐雲：《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裏，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同上）。又《立政》“三亳阪尹”疏：皇甫謐以為三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
五）鄭玄以三亳阪尹，共為一事；雲：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皋，南轅，西降穀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說“降”是“函”之音轉，降穀，就是函穀）。
這所引諸說，《立政》和《帝嚳厘沃序》的《正義》，都說是不能定其是非。咱們當考核之初，有一件事，應當注意的，就是三亳是周初的事，不能和湯時的毫，並為一談。皇甫謐的錯誤，就出在這裏；他硬把周初的三毫，和商湯時候的亳，並為一談；就把蒙、穀熟區區地方，硬分做南北兩亳，去配偃師的西亳；這個，清朝的王鳴盛氏駁得他最痛快，他說（《尚書後案》卷六）：
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又分其地置蒙、穀熟二縣，與薄並改屬梁國；晉又改薄為亳，且改屬濟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濟陰亳縣者，即其所謂在山陽薄縣者也（按：《漢書·地理誌》，山陽郡薄縣下，“臣瓚曰：湯所都”。其“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見於河南郡偃師縣下）；亦即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按：《續漢書·郡國誌》，薄縣下“湯所都”）；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即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孔潁達《書詩疏》（按：《詩·商頌·玄鳥疏》），皆誤認為異說，其謬已甚……而皇甫謐巧於立說，又以一薄分為南北二亳，且欲兼存偃師舊說，以合《立政》三亳之文；不知《立政》三亳，鄭解謂遷亳之民而分為三；亳本一耳，安得有三；皇甫謐之謬如此……
這個說法，精核極了；但是王鳴盛是一生“佞鄭”的，他就一口斷定亳在偃師，而於皇甫謐去葛太遠，不便代耕之說，卻隻把“其說淺陋，更不足辨矣”九個字，輕輕撇過，這個卻也未足服人（皇甫謐的話，大概是信口開河，沒有一句可據的。但是這一駁，卻不能全說他無理）。
我說古人的“城名”和“國名”，是分不開的；“國名”自然不能隨時變換，所以新遷了一個都城，大概就把舊都城的名字，做它的名字（譬如晉國的新絳故絳）。商朝是隨便搬到什麽地方，都城都喚做亳的；所以“所謂亳的地方”，實在很多；但是當成湯時，考核得出來的，卻也剛剛有三處：
一）是如今陝西的商縣（今商州市）。這個是魏氏源《書古微》上說的（《湯誓序發微》）。他所舉最強的理由是（1）《書序》“湯始都亳，從先王居”，先王就是契（《周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韋昭注：“玄王，契也。”據《史記》世係看起來，契到湯，恰好十四世。又《商頌毛傳》，也說玄王是契。偽孔傳說先王是帝嚳，實在大錯了的）；契封於商（《書帝嚳厘沃序疏》：“鄭玄雲：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2）《詩·商頌》疏引《雒子命》（《書緯》）“天乙在亳，東觀於洛”。《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天乙在亳，諸鄰國繈負歸德；東觀於洛，降三分沉壁”。亳一定在洛之西，才可說東觀。（3）《史記·六國表序》：“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看他所連類並舉的，就可以知道亳一定在雍州境內。
二）就是偃師，這個，班固（《漢書·地理誌》，河南郡偃師縣，“有屍鄉，湯所都”）、劉昭（《續漢書·郡國誌》，河南郡偃師縣注引《皇覽》，“有湯亭，有湯祠”。又“屍鄉，在縣西三十裏”）說法，都和鄭玄相同。依我看起來，還有一條證據：《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史記》：“伊尹欲幹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有莘是周太姒的母家，在如今陝西合陽縣。《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伊尹見湯的時候在有莘，後來居於伊水，就是湯始居商縣，後居偃師的旁證。
三）就是漢朝的薄縣，後來又分置蒙、穀熟的，地當今河南商丘、夏邑、永城三縣之境。這個班固於薄縣下，雖沒有說是湯所都；然而後文論宋地，說：“昔堯作遊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王鳴盛硬說“止”字是“遊息”；然而古人說“某某之遺風”，都是指他久居之地，不是指他遊息之地（《漢書·地理誌》的本身，就處處是證據）。不能如此曲解；況且孟子的話，就是一個大證據；豈能袒護著鄭康成，反疑心孟子（孟子所用的，都是《書》說，是有傳授的，上章已經證明了）。
然則當湯的時候，既然有這三處可指為亳，湯到底是先住在哪一個亳，後來才遷居到哪兩個亳的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得一考當時用兵的形勢。上文《史記》所舉湯用兵之地是：
葛（《漢書·地理誌》，陳留郡寧陵下，孟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如今河南的寧陵縣）；
昆吾（昆吾有兩處：一是左昭十二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是如今河南的許昌縣。一是哀十七年，“衛侯夢於北官，見人登昆吾之觀”。《注》：“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今濮陽城中。”是如今直隸的濮陽縣。桀時的昆吾在舊許，見後）；
鳴條（見第三章第一節）；
三（《續漢書·郡國誌》，濟陰郡定陶，有三亭。如今山東的定陶縣）；
泰卷陶（《書序》，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史記索隱》：“……卷當為坰……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舊本或旁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又《左傳》定元年“仲虺居薛”，薛是如今山東的滕州市）。
又《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則湯當伐桀之前還伐過韋顧兩國；韋在如今河南的滑縣（《左傳》注“東郡白馬縣有韋城”，《郡國誌》作韋鄉。《通典》：滑州韋城縣，古豕韋國），顧在如今山東的範縣（《郡縣誌》：顧城，在濮州範縣東二十八裏，夏之顧國）。
又桀的都城，《偽孔傳》說在安邑。《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它說：“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正義》：“蓋今潼關左右。”）“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它說“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皇甫謐就再連昆吾也拉到安邑來，說：“今安邑見有昆吾邑，鳴條亭”；然而昆吾所在，證據確鑿，苦於不能一筆抹殺，就說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而亡”。如此信口開河，真乃千古笑柄。金氏鶚據《史記》吳起對魏武侯“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國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地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斷定桀之都在洛陽，韋注引禹都陽城，還不密合（《求古錄禮說》卷六《桀都安邑辨》）。我說：古人都邑所在，不過傳得個大略（見上節），陽城、洛陽，數十百裏之間，實在無從硬斷。《小戴記·緇衣》引尹吉（就是《尹誥》，書經篇名。序書的又把它喚做《鹹有一德》，見鄭注）“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注：“天當為先字之誤……夏之邑，在毫西。”《正義》：“案《世本》及《汲塚古文》雲：禹都鹹陽……”鹹陽，是誤字，如今《漢書·地理誌》注引《世本》、《續漢書·郡國誌》引《汲塚古文》，正作陽城，“西邑夏”，似乎是對於東遷的夏而言之。《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昆吾為夏伯矣。”韋昭注：“祝融之孫陸終第三子，名樊，為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為夏伯，遷於舊許。”據此，桀似乎是始都陽城，後遷舊許，同昆吾在一起的；所以同日而亡（《商頌鄭箋》）。
再看《逸周書·殷祝篇》：“湯將放桀於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裏，止於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於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又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就可以知道桀的蹤跡，是步步往東南退的（《禦覽》八十三引《尚書大傳》略同）。
桀既然是往東退，湯自然是往東進；那麽，一定是先都商縣的亳，再都偃師的亳，再都鄰葛的亳的。不過，“既絀夏命還亳”的亳，卻無從斷定其在哪一處（因為他隨便到什麽地方，都把它喚做亳，所以不敢斷定這亳是滅桀以前最後所住的亳。何以知道他隨便到什麽地方，都把它喚做亳呢？據上文所考證，當湯的時候，就有三個亳，是一個證據；左襄二十年，“烏鳴於亳社”，是宋國的社，還喚做亳社。《史記·秦本紀》：“寧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集解》：“徐廣曰：蕩音湯，社，作杜。”《索隱》：“西戌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雲：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封禪書》：“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隱》：“徐廣雲：京兆杜縣有亳亭，則社字誤，合作杜亳。”《說文》：亳，“京兆杜陵”。是湯之後在雍州的，所居的城，還喚做亳。是兩個證據。所以我隻說湯的時候，考得出的亳有三處。並不敢說湯的時候，亳隻有三處）。然而湯用兵的形勢，卻因此可以推定7。
湯初都於今商縣的亳，後來進取偃師；桀大約是這時候（或者不是）棄陽城，退到舊許；湯再進到現在河南的東境（鄰葛的亳）；從此以後，伐葛，伐韋，伐顧，然後迥向南伐昆吾。伐昆吾，就是伐桀；桀是從中野、不齊、魯，步步東南退，最後逃到鳴條；湯以其間，又伐三。
鳴條是東夷之地；三、魯，也是和東夷逼近的（參看第六章第五節。中野、不齊無可考）。我們因此悟到：湯用兵的形勢，實在和周初相同；不過周朝滅紂，東征，伐淮夷，是武王、周公、成王三世相繼，湯卻是一個人幹的罷了（《孟子·滕文公篇》：“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趙注》：“載，始也……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不論十一、二十二，總之湯用兵的次數很多）。
第三節 商朝的事實
以上商朝的帝係圖，是據的《史記》、《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亡”，又薑氏告公子重耳，“商之享國三十一王”。《大戴禮·保傅篇》：“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少閑篇》：孔子告哀公“成湯卒崩，二十一世，乃有武丁即位；武丁卒崩，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都和《史記》世數相合。又《書經·無逸篇》述殷中宗高宗祖甲諸君享國的年數，似乎也還確實。
商朝一代，可考見的事情，分述如下：
其一是伊尹放太甲。《史記》上說：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後》。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見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這件事，本來沒有異說，偽古文《太甲》才說“王徂桐宮居憂”，又說“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偽《傳》就說“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又解《書序》的“太甲元年”，作“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偽《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醜，伊尹祠於先王”，作“湯崩逾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以就之；就把外丙中壬兩君革去，又把《史記》的“太甲既立三年”，“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兩個“三年”縮成一個三年了。這是不值得一辯的（但看上文商朝的世數，各書都與《史記》合，就知道絕不能略去外丙、中壬兩君）。商朝的“君位繼承”，大概是“兄終弟及”，而所謂“弟”者，以“同母”為限，所以《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篇》）說：“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者法商而王，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公羊》何注（隱七年）說：“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分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異於群公子也。”《史記》：“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廢適”的“適”字，包括“弟”與“子”而言；和“諸弟子”的“諸”字一樣。以次當立的母弟，喚做“適弟”；同母的弟兄，以次都立盡了，似乎應當回轉來，立長兄的兒子；譬如，仲壬死了立太甲，沃丁死後立祖丁；這個也要包括於“適子”二字之中。至於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自然是非常之舉，與所謂“古之人皆然”的“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三年”，無涉（《論語·憲問》，《小戴記·檀弓》。因為他在三年以外。桐宮，《史記集解》：“鄭玄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趙岐《孟子》注〈《萬章上》〉也隻說“放之於桐邑”。《史記正義》：“《晉大康地記》雲：屍鄉南有亳阪，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閻若璩又說——《尚書古文疏證》——《續漢書·郡國誌》梁國虞縣有桐亭，虞是如今河南的虞城縣，離鄰葛的亳，隻有七十裏。才便於伊尹，既然攝政，又可往來訓誨。這兩說怕都是因亳而附會的，未必可據）。其二是殷朝的屢次遷都。據《史記》所記是：
仲丁遷於敖（《書序》作囂，《正義》李顒曰：囂，在陳留浚儀縣〈如今河南省城西北〉。皇甫謐雲：仲丁自亳遷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就是《括地誌》的說法〉，二說未知孰是。《史記正義》：“《括地誌》雲：滎陽故城，在鄭州榮澤縣西南十七裏，殷時敖地也。”）
河亶甲居相（《史記正義》：“《括地誌》雲：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裏。即河亶甲築都之所，故名殷城也。”）
祖乙遷於邢（《書序》作“祖乙圮於耿”，《正義》：“鄭玄雲：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複遷也……”又《正義》前文說皇甫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史記索隱》“邢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正義》：“《飛括地誌》雲：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裏耿城縣。故耿國也。”）
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複居成都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亳。（按：這個亳，就是偃師，見上節）
……武乙立，殷複去亳，徙河北。（這個河北，不能確定其在什麽地方。《史記·項羽本紀》：“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集解》：“駰案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裏；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有人疑心這殷墟是武乙所遷，然亦無確據）
其中考得出理由的，隻有《書·盤庚序正義》引鄭玄雲：“祖乙居耿後，奢侈逾禮，土地迫近山川，嚐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雲：“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此外都無可考見。（《書·盤庚》：“盤庚遷於殷。”《正義》：“鄭玄雲：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於今五邦”，《釋文》：“馬雲：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正義》：“鄭、王皆雲：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為五”）
其三是殷朝的興衰。據《史記》說是：
太甲）帝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
雍己）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大戊）殷複興，諸侯歸之。
河亶甲）殷複衰。
祖乙）殷複興。
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複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盤庚）殷道複興，諸侯來朝。
小辛）殷複衰。
武丁）武丁修政行德，天下鹹歡，殷道複興。
帝甲）淫亂，殷複衰。
帝乙）殷益衰。
大抵所謂興衰，以諸侯之朝不朝為標準。其中中衰的原因，隻有從中丁到陽甲，是由於內亂，可以考見，此外都無從稽考了。
第四節 商周的興亡
周朝的先世，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後稷，《史記》上說：
周後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薑嫄……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後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如今陝西的武功縣），號曰後稷。別姓姬氏。後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後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後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
這其間要注意的，便是“後稷卒，子不窋立”的後稷，是最後居稷官的，並不是“封棄於邰，號曰後稷”的後稷。不窋以後的世係，《史記》所載如下：
不窋——鞠——公劉——慶節——皇仆——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古公亶父（追尊為大王）——季曆（是為公季，追尊為王季）——昌（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
它所述的事跡是：
公劉雖在戎狄之間，複修後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如今陝西的彬縣）……古公亶父，複修後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乃與私屬遂去豳，逾梁山，止於岐下（如今陝西的岐山縣）。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複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8。
大抵如今的陝西，在古代是戎狄的根據地（參看第六章第一節）。所以周之先世，屢為所迫逐。公劉、古公，都是其中能自強的令主。古公之後，更得王季、文王兩代相繼，周朝的基業，就此光大起來了。
文王和紂的交涉，《史記》所記如下：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帝紂乃囚西伯於羑裏。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隻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郡縣誌》：“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裏，虞山之上，古虞國。閑原，在平陸縣西六十五裏，即虞芮讓田之所”）。明年，伐犬戎（見第六章第一節）；明年，伐密須（《漢書·地理誌》：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如今甘肅的靈台縣）；明年，敗耆國（今《尚書》作黎，《釋文》：“尚書大傳作耆。”《說文》：黎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如今山西的長子縣）；明年伐邘（《集解》：“徐廣曰：在野王縣西北。”《正義》：“《括地誌》雲：故邘城，在懷州河內縣西北二十七裏”）；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歧下而徙都之（在如今陝西戶縣境內）；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諡為文王。改法度，製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大王，公季為王季。
文王受命稱王的年代，和紂囚文王的年代期限，各書互有異同（《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又說：“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黎。”“伐崇則稱王。”見《詩·文王序》，《禮記·文王世子》，《左傳》襄三十一年疏。鄭康成說：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明年改元，改元後六年而伐崇，居豐，稱王就在這一年。又有一說：以為文王再受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俱見《詩·文王序》疏。《左傳》昭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說：“紂囚文王七年。”《戰國·趙策》，魯仲連說：“拘之牖裏之庫百日”）。然而文王在紂的時候，必有“稱王改元”的事情是無可疑的。
武王伐紂的事情，《史記》上所載如下：
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鹹會……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
以上所述，是武王伐紂的事實，然而周朝的功業，實在是到成王時候才大定的。《史記》上又說：
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乃罷兵西歸……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大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成王少弟封為衛康叔……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麵就群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複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複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成王既遷殷遺民……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興正禮樂，度製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據以上所述，可見得武王克紂之後，周朝的權力，僅及於洛邑。管、蔡和武庚同叛，這件事不入情理。大概“主少國疑”的時候，武庚想趁此“光複舊物”，管、蔡也要和周公爭奪權位，叛雖同時，卻是各有目的的；其曾否互相結合，卻無可考了。周公東征，是一場大戰（《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他這戰爭，大概是和東夷的交涉（《說文》：“?，周公所誅?國，在魯。”又《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可見得這時候，東夷全畔。薄姑齊地，見《漢書·地理誌》），東方畢定之後，仍舊要營建洛邑；成王親政之後，還要去征淮夷、殘奄；可見得周初用兵的形勢，和夏商之際，實在是一樣的（周營洛邑，就和湯從商遷到偃師相同；其用兵東夷，和湯遷到鄰葛之亳以後，用兵的形勢相同。參看第二節。以上的年代，據《史記》，是文王受命後七年而崩；後二年——九年——武王觀兵孟津；又二年——十一年——克紂；後二年——十三年崩，周公攝政七年，而致政於成王。《漢書·律曆誌》載《三統曆》之說：是“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後七歲而崩……凡武王即位十一年。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七年，複子明辟之歲……”又周公攝政七年的年代，孔、鄭不同，見《禮記·明堂位》疏）。
又成王和周公的關係，《史記·魯周公世家》說：
……武王既崩，成王少，在繈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二年而畢定……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蒙恬列傳》載恬對使者的話，與此說相同）。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鄭康成注《尚書》，卻與此大異。他解“我之弗辟”句，“讀辟為避，以居東為避居”（《豳譜》和《鴟鴞·序疏》，又《尚書·金滕》釋文）。說“周公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詩·七月序》疏）。又注“罪人斯得”，說：“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鴟鴞·序》）注“王亦未敢誚公”道：“成王非周公之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鴟鴞·序疏》）注“秋大熟未獲”道：“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豳譜疏》）注“惟朕小子其新迎”道：“新迎，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詩·東山序疏》）以為於是“明年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年”（《禮記·明堂位疏》）。這兩種說法，自然以《史記》為準，為什麽呢？一者，《史記》和《尚書大傳》相合（《尚書大傳》說雷風之變，在周公死後，見《路史後紀》十，《通鑒前編》鹹王十一年，《漢書·梅福傳》注，《儒林傳》注，《後漢書·張奐傳》注引。又《白虎通·喪服篇》：“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亦與《尚書大傳》同義）。二者，“避居東都，待罪以須君之察己”，不合情理。我想周公攝政，就在武王崩的明年，“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殘奄”，一定如《史記》和《尚書大傳》所說（《尚書大傳》，見《禮記·明堂位》疏）。但鄭康成所讀古書，是極博的，他所說的話，也絕不會沒有來曆。我想這一段成王和周公衝突的曆史，一定在周公歸政之後。《左傳》昭公七年，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嚐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可見得周公奔楚，是實有的事（俞正燮《癸巳類稿·周公奔楚》義，引這一段事情，以證周公之奔楚，甚確。但以居東與奔楚並為一談，卻似非）。奔楚之後，不知道怎樣又跑了回來，回來之後，不知道怎樣死了。古人的迷信最重，活時候對人不起，到他死了之後，又去祭他求福，是不足怪的事（《漢書·匈奴列傳》：“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於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於恐，為貳師立祠，室。”這件事，很可以推見野蠻時代的心理）。雷風示變，因而改葬周公，因而賜魯郊祭，事雖離奇，其情節未嚐不可推想而得。那麽，周公之“以功名終”，怕又是儒家改製所托了。
第五節 西周的事跡
西周的事情，《史記》所載如下：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今《尚書》作伯）。申誡太仆國之政，作《命》，複寧。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如今山西的霍州市）。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吾昔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仇而懟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大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複宗周……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索隱》：“地名，在西河介休縣。”如今山西的介休市），王師敗績於薑氏之戎。
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後；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後，並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後，以伯服為太子……幽王以虢射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後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於雒邑，避戎寇。
這其間可以研究的，有幾件事情。
其一，昭王南征不返的事：按《左傳》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複”。《杜注》：“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正義》：《呂氏春秋·季夏紀》雲：周昭王親將征荊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注引此傳雲：昭王之不複，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為沒於漢，辛餘靡焉得振王北濟也。振王為虛，誠如高誘之注，又稱梁敗，複非船壞。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又《史記·齊太公世家》（集解）：“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索隱》：“宋忠雲：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複，周乃侯其後於西翟。”這件事的真相，固然無可考見；然而有可注意的兩端：第一，諸說都說是溺於漢，不說卒於江上。第二，《呂氏春秋》說“昭王親將征荊蠻”，宋忠也說“昭王南伐楚”。江漢可以互言，並沒有什麽稀奇，巡狩和征伐，以古人說話的不正確，也未必有什麽區別。然則這件事情，依情理推度起來，實在是戰敗而死的。然則這一戰究竟是敗給誰呢？《左傳》下文“昭王南征而不複，君其問諸水濱”。《杜注》：“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依我看來，這句話實在弄錯了的。按《史記·楚世家》，說熊繹受封居丹陽。《漢書·地理誌》，說就是漢朝的丹陽縣。漢朝的丹陽縣，是如今安徽的當塗縣，未免離後來的郢都太遠。清朝宋翔鳳，有一篇《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考》，根據《世本》（左桓二年《正義》引），說受封的是鬻熊，不是熊繹，這一層我還未敢十分相信；然而他考定當時的丹陽，是在丹水、析水入漢之處，實在精確不磨。他的原文道（見《過庭錄》卷四）：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後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楚世家》亦言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遂取漢中之郡。《屈原傳》作大破楚師於丹淅。《索隱》曰：丹淅，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宏農，所謂丹陽淅是也。按《漢誌》：宏農郡丹水，水出上雒塚領山，東至析入鈞。密陽鄉，故商密也。浙即析縣，並在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境內。《水經》：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塚領山，東南過其縣南，又過商縣南，又東南至於丹水縣，入於均。《酈注》：丹水通南陽郡。《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要道也。《酈注》又雲：析水至於丹水，故丹水會均，有析口之稱。丹水又經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杜預曰：縣北有三戶亭，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赤壁，霞舉，若紅雲秀天，二岫更有殊觀。丹水又南徑南鄉縣故城東北，又東徑南鄉縣北，丹水徑流兩縣之間，曆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裏，謂以此矣。《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即此水，又南合均水，謂之析口。是戰國丹陽，在商州之東，南陽之西，當丹水析水入漢之處，故亦名丹析。鬻子所封，正在於此。
據此看起來，當時的楚國，正在漢水流域。昭王這一役，一定是和楚國打仗而敗，渡漢溺死的。
其二，周朝的穆王，似乎是一個雄主：他作《命》，作《甫刑》，在內政上頗有功績，又能用兵於犬戎。雖然《國語》上載了祭公謀父一大篇諫辭（《史記》上也有的），下文又說“自是荒服者不至”，似乎他這一次的用兵，無善果而有惡果；然而古人這種迂腐的文字，和事勢未必適合。周朝曆代，都以犬戎為大患，穆王能用兵征伐，總算難得。又穆王遊行的事情，《史記·周本紀》不載，詳見於《列子》的《周穆王篇》和《穆天子傳》（《周書·束皙傳》，《周王遊行》五卷，說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這兩部書，固然未必可信；然而《史記·秦本紀》、《趙世家》，都載穆王西遊的事；又《左傳》昭十二年，子革對楚靈王也說“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這件事，卻不是憑空捏造的：他當時能夠西遊，就可見得道路平靜，犬戎並不猖獗。其三，厲王出奔和共和行政的事。厲王出奔這件事的真相，也無可考見（不知道逐他的究竟是誰）。近來有人說，中國曆代的革命都是“暴民革命”，隻有這一次，卻是“市民革命”（《飲冰室文集·中國曆史上革命之研究》）。依我看來，這大約是王城裏頭人做的事情。共和行政有二說：一種便是《史記》所說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還有一說，是出在《汲塚紀年》（又不是如今的《竹書紀年》）和《魯連子》上的。說有個共伯，名和，攝行天子之事。這兩部都是偽書，《史記正義》已經把這種說法駁掉了，一翻閱就可明白。
其四，西周的盛衰，其原因有可推見的。周朝受封於陝西，本來是犬戎的根據地（參看第六章第一節）。曆代都和犬戎競爭，到大王、王季、文王，三代相繼，才得勝利，周朝立國的根據，到此才算確定。同時他的權力，向兩方麵發展：一種是出潼關，向如今的河洛一帶，後來渡孟津伐紂，營建東都，所走的都是這一條路。一種便是出武關，向漢水流域，所以韓嬰敘《周南》，說“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三十四）。現存的《詩序》，也說“文王之道，被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漢廣序》。就周公奔楚，所走的也是這條路）。後來他權力退縮，受敵人的壓迫，也是從這兩方麵而來。昭王南征而不複，便是對於南方一條路權力的不振。宣王號稱中興，尚且敗績於薑戎，可見得戎狄的強盛。到幽王時候，東南一方麵的申（申國，如今河南的南陽市）和西方一方麵的犬戎相合，西周就此滅亡了。這種形勢，和前於此的商朝，後於此的秦朝，實在是一樣的，通觀前後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