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三皇五帝時代社會進化的狀況
既然知道中國可考的古史，起於三皇五帝，那麽，咱們現在講曆史，就可以暫時從這裏起了。
要曉得一個時代的曆史，總得先曉得這個時代的社會是什麽狀況。三皇五帝的事跡，散見在古書裏的很多，關於社會狀況的也不少，但是苦於沒有一個條理係統，而且不盡可靠。且慢，我現在找著兩種書，說這時代社會進化的狀況，卻是很明白的。一種是《白虎通》的論三皇，它說：
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不能蔽後（《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臥之，行之籲籲，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製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
三皇的次序，應當從《尚書大傳》，燧人在前，伏羲次之，神農最後。
八卦是中國古代的宗教（見第十章第一節）。燧人的時候還在“漁獵時代”，所以要教民熟食。漁獵時代，還沒有“夫婦之倫”（一群女子，都是一群男子的妻，參看嚴複譯甄克思《社會通詮》），所以“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漁獵時代，還沒有“所有權”（所有權，是到畜牧時代，因為畜牧要花勞力起的，也見《社會通詮》），所以“饑即求食，飽即棄餘”。到伏羲時候，便進入“遊牧社會”。遊牧社會，人民便從山穀之中，分散到各處平地；“家族製度”，就從此發生，所以有“夫婦之倫”。從遊牧時代，變到耕稼社會，總是因為人民眾多，地力不給；所以神農才要“教民農作”。《白虎通》這一段話，無一句不和現在社會學家所說相合的，可見得真古書的可貴。
一種是《易·係辭》說伏羲以後的創作，它說：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義》：自此已下，凡有九事，黃帝製其初，堯舜成其末，故連雲黃帝堯舜也。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製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製長大，故雲垂衣裳也）。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耕稼時代，人民四處分散，更不能如遊牧時代之“列帳而居”。一切需用的東西都不能取諸近處，所以“商業”就隨之而起。商業既興，“水陸交通”，就隨之便利。農耕時代，人民的生活程度漸高，所以“衣服”、“住居”、“器用”、“葬埋”，都比古人講究。農耕時代，人民就都“定住”，而且都有了“儲蓄”，就要防人“掠奪”；所以“戰爭”、“守禦”的事情，也就隨之而起。生活程度既高，“文化”自然發生了，所以就有“文字”。這一節所述，於社會進化情形也是很對的。
第二節 黃帝和蚩尤的戰爭
三皇時代，君主的傳統，還不可考；到五帝時代就不然（就不是緊相承接，也必相去不遠）。可見得五帝時代的曆史，更比三皇時代明白。咱們現在，就得要提出幾件五帝時代的大事來講講。其第一件，便是黃帝和蚩尤的戰爭。
這件事，據《史記·五帝本紀》所載，是：
黃帝者，少典之子（《索隱》：“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又按《國語》雲：“少典娶有氏女，而生炎帝，然則炎帝亦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幹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氏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按：阪泉，《集解》引服虔，隻說是地名，涿鹿，服虔說是山名，在涿郡3；似乎是的。有許多人說在如今的涿鹿縣，恐怕是因漢朝在此置了一個涿鹿縣，所以附會上去的）。
近來的人說，蚩尤是三苗的酋長，三苗，就是現在所謂苗族4；它占據中國本部，在漢族之先，後來給漢族驅逐掉的。黃帝和蚩尤的戰爭，就是其中的一事。這句話不很精細。三苗是古代的一個國名，不是種族之名；它的民族，卻喚做“黎”；黎族的君主，起初是蚩尤，後來才是三苗（《書·堯典》：“竄三苗於三危。”《釋文》：“馬王雲：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饕餮也。”《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沌，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又《書·呂刑》：“蚩尤惟始作亂。”《釋文》：“馬雲：少昊之末，九黎君名。”《劄記·緇衣》：“甫刑曰：苗民弗用靈，製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正義》：“按鄭注《呂刑》雲：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複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5。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據以上幾種說法，三苗究竟是饕餮，還是渾沌、窮奇、饕餮三族之後，雖不能定，然而的確是個國名——就是氏族之名，並不含有人民——種族——的意思。《高注》：“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就是鄭注所謂著其氏而謂之民，也並不是指人民。蚩尤，馬融說：“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鄭玄說：“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上效蚩尤重刑。”則蚩尤還在少昊以前，似乎鄭說為是）。這一族人（君主雖是蚩尤三苗，人民卻是九黎）和漢族競爭，從黃帝時代起，直到堯舜時代止（看上文所引《呂刑》鄭注，就可明白），不可謂不久；然而曾到黃河流域與否，毫無證據（《呂氏春秋》：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也隻到今漢水流域）；他的占據江域和漢族的占據河域，孰先孰後，也史無可征，怎能武斷說他占據中國本部在漢族之前呢？
這一族人，現在稱他為苗，乃是“蠻”字的轉音，和古代“三苗”的“苗”字無涉；試看古代“三苗之國”亡後，曆代都隻有所謂蠻，並無所謂“苗”；從元明清以來方漸次改稱為“苗”，就更無所謂蠻可知。蠻是中國人通稱南方異族之名，他種族的本名，實在是“黎”字。後世都寫作“俚”或又寫作“裏”；《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裏張遊，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裏君。”《注》：“‘裏’，蠻之別號（其實是本名），今呼為‘俚人’是也。”這一族人，似乎本來住在中央亞細亞高原，後來沿長江東徙的，何以知道呢？《後漢書·南蠻傳》：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賜黃金萬鎰，邑萬家，又妻之以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盤瓠；下令之後，盤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乃以女配盤瓠。盤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盤瓠死後，因自相夫妻……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近來有人說：這盤瓠就是盤古6，關於盤古的神話，都是苗族所傳，漢族誤把他拉來，算做自己的；這話很奇而很確。為什麽呢？一、盤瓠、盤古，聲音相同；二、關於盤古的神話，思想和中國別種神話不同；三、漢族古帝，都在北方；獨盤古則祠在桂林，墓在南海（見任昉《述異記》）；四、汪寶《晉紀》、範成大《桂海虞衡誌》，都說：“苗人雜糅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瓠。”（《文獻通考》引）近人筆記，說廣西岩洞中，往往有崇宏壯麗，榜為盤古廟的；廟裏奉祀的，是盤古和天皇、地皇、人皇；農曆六月初二，相傳是盤古生日，遠近聚集，致祭極虔（見《地學雜誌》）。照此說來，不但盤古是苗族的古帝，連司馬貞《補三皇本紀》所列後一說的三皇，也是苗族的古帝了。《遁甲開山圖》說天皇被跡在柱州昆侖山下，地皇興於熊耳龍門山，人皇起於形馬（《禦覽》卷七十八）。柱州，以昆侖山高若天柱然，故名；形馬，山名，舊說在蜀（《通鑒外紀》）。據此看來，天皇、人皇，實在是從如今的青海到四川的（昆侖，見第一章。熊耳山，在如今河南的盧氏縣，龍門山在陝西韓城縣、山西河津縣之間，也和四川的山脈相接）。所以《華陽國誌》也說“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到三苗時代，就進到左洞庭、右彭蠡的地位了（《史記·吳起列傳》）。《書·堯典》：“竄三苗於三危。”《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史記集解》（《夏本紀》）和《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引《鄭注》道：“《地理誌》，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之矣。”《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岷山相連。”則黑水就是如今的金沙江（一者，黑水祠在滇池，滇池是金沙江流域；二者，金沙江古名瀘水，“瀘”就是“盧”，也就是“玈”，就是“黑”）。三危山，就是如今的巴顏喀拉山脈。三苗是江域之國，把他竄到這個地方，一定因為三苗是九黎之君，三危是黎族的根據地，叫他去治理，卻很相宜，所以史記說：“以變西戎。”（《禹貢》：雍梁二州，都以黑水分界；是雍州的西南界，到如今青海木魯烏蘇北岸；梁州的西界，到如今四川這一條水的東岸；斷乎沒有兩條黑水的。入於南海的“海”，是“夷蠻戎狄謂之四海”的海，不是“洋海”的海。當時的金沙江，實在還沒到和岷江合流之處，所以就把岷江算做長江的上源。後人鑿定了海是洋海的海，就生出許多異說來；卻又因為哈剌烏蘇，譯言黑水，就拿來附會禹貢的黑水；殊不知喀拉譯言黑，是句“蒙古話”；這個名詞，一定是蒙古人侵入青海之後才有的。古人所說的山，都是所包甚廣，和現在地理學上所謂“山脈”、“山係”相當；斷沒有像誌書上所說，僅指一峰一嶺的。《水經注》：江水“東過江陽縣南——如今四川的瀘縣——雒水從三危東，過廣魏雒縣南——如今四川的廣漢縣〈今為廣漢市〉——東南注之”。可見得“三危”二字，所包甚廣。《括地誌》把它鑿定在“敦煌縣東南四十裏”，就又生出疑問來了。《括地誌》這句話，是跟《山海經》“三危在敦煌南”——《水經注》三十一卷引——來的；殊不知《山海經》下文，還有“與岷山相接，南帶黑水”兩句，所謂在敦煌南，和《說文》說“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侖山”一樣；因為中國郡縣，極盡於此，隻得如此說法；並不是說它在敦煌境內，或者極近的地方；不然《漢書·地理誌》、《續漢書·郡國誌》敦煌郡下，為什麽都不說有三危山呢？照第一章所考據，於闐河的上源有昆侖，河曲的東麵，又有昆侖；這兩個昆侖，其實原是一山，不過因為一處是漢族發祥之地，一處為西戎所據，所以分出“海內”、“海外”罷了。這也是古人所說的山所包甚廣的一個證據。這一條例子，講古代的地理，用處甚大，請諸位牢牢記著。）
第三節 堯舜的禪讓
顓頊、帝嚳兩代，據《史記·五帝本紀》，沒有什麽實事可述（《史記》係根據《大戴禮》）。大抵這兩位君主，功業本不及黃帝、堯、舜，所以《易·係辭》也把他們略掉。堯舜時代，第一個大問題便是“禪讓”；咱們現在且把它提出來研究研究。這件事據《史記》所記，是：
《五帝本紀》）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以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子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遍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汝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預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之喪畢，禹乃亦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夏本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後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
儒家的話，幾千年以來，就把它算做曆史；然而到底有個劉知幾，明目張膽攻它（《史通·疑古篇》）；還有造《竹書紀年》這類書的人，也是對於儒家的話懷疑的（《五帝本紀正義》：“《括地誌》雲：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裏。《竹書》雲：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裏。”《竹書》雲：“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現在的《竹書紀年》，卻又是明以來的偽書）。咱們現在，且引幾句非儒家的話看看。
《韓非子·外儲說》：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
又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
又《忠孝》：瞽叟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淮南子·齊俗訓》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
《韓非子》說得好：“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非儒家的話，自然不足以服儒家之心；咱們現在，且再就儒家的話，校勘校勘。
一、前文所引的《史記》，和《尚書》、《孟子》都相同的。《史記·孟子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通《五經》，尤長於《詩》、《書》”。那麽，《孟子·萬章上篇》所說，一定都是《書》說了（史公、孟子，似乎同用的《書》說；《史記》上和《孟子》相合的話，是同源異流的。未必史遷曾見過《孟子》）。然而把《尚書》古文家言和今文家言核對，就有不符的地方。《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尚書大傳》“舜耕於曆山，堯妻之以二女，屬以九子也”（《初學記·帝王部》引）。這是《尚書》今文家言。《書·皋陶謨》（偽孔分作《益稷》）“無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釋文》“傲，字又作奡”。《說文》奡字下，“《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又引《論語》曰：“奡湯舟。”這是古文家言，非儒家言，隻有《淮南子·泰族訓》“堯屬舜以九子”和《孟子大傳》相合。此外《呂氏春秋·去私篇》就說“堯有子十人”。《求人篇》說“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莊子·盜蹠篇》又說，“堯殺長子”。《韓非子·說疑篇》“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皆父子兄弟之親也”。丹朱被殺，別處都沒有證驗；然而堯殺掉一個兒子，似乎是真的；這個兒子，恐怕就是奡（參看《癸巳類稿》卷一《奡證》）。
二、《小戴記·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各種書都同的（《大戴記·五帝德》、《白虎通·巡狩篇》、《淮南子·修務訓》、《漢書·劉向傳》、《三國誌·薛綜傳》、《呂凱傳》。又《小戴記·祭法》“舜勤眾事而野死”，《國語·魯語》同，鄭玄韋昭，都把葬於蒼梧之野解釋它）。獨有《孟子》說：“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這句話，不知哪裏來的。按《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曆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索隱》引《尚書大傳》“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史公、孟子，似乎也是同用《書》說的（“遷於負夏”的遷，作懋遷解）。《史記》下文“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一定是後人竄入（《史記》這部書，給後人竄亂的地方極多；請看近人崔適的《史記探原》）。蒼梧零陵，到了如今湘粵的邊界似乎有被竄逐的嫌疑（劉知幾就很疑心它），所以今文家把它諱掉（這個“今文家”三字，是指經學真有傳授的人，並不是指古文既興以後的今文家。請看末一段）。然而鳴條也是南夷的地方，舜禹果然“雍容揖讓”，如何舜會死在這裏，諱了半天，似乎還是不能自圓其說（趙岐《孟子》注“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這個“海”，是“夷蠻戎狄，謂之四海”的海，正是注釋《孟子》“東夷之人也”這一句。《呂氏春秋·簡選篇》“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子·主術訓》“湯困桀鳴條禽之焦門”，《修務訓》“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曆山”。可見得鳴條和南巢、曆山相近，正是所謂“東夷之地”〈參看第六章第五節〉。——《書·湯誓序》正義引鄭玄雲：“南夷地名”，已經微誤。至《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這個陑，本來是無可考的，偽孔硬說湯都偃師，桀都安邑，《正義》勉強附會，才生出“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種種曲說來〈參看第四章第二節自明〉。還有舜封象於有庳一事，也極為可疑。孟子答萬章的話，無論如何，也不能自圓其說。顧炎武就說“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閑土可以封也”〈《日知錄》〉。然而古人所說萬國、三千、千八百，實在是個虛擬之詞，並不是真有這些國度〈參看第七章〉。有庳、蒼梧，地極相近；舜放象的地方，就是後來自己逃去的地方，這個疑團，更無從解釋了）。
三、《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起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是以野處也。”這一段，竟說禹有私天下之心，和孟子答萬章的話，大相反背。劉向是個博及群書的人，《新序》又是雜采古書而成的，自然不能謹守家法。這也是今古文家，互相違反的一證（《書·甘誓序疏》：“……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啟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伐之。”這個說法，也必有所本）。
四、以上都是儒家說話可疑之處，還有他不說話的地方，也很可疑。《史記·伯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嶽牧鹹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餘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雲。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餘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太史公這一段文字，是深苦於載籍上的話，和《書》義不合（《尚書》：虞夏同科〈見義疏〉，太史公說“虞夏之文”，是指尚書而言可知。“堯將遜位……然後授政”是述書義；“堯讓天下於許由……何以稱焉”，是述非儒家的載籍。“示天下重器……若斯之難也”，與“此何以稱焉”句相呼應），既不能一筆抹殺（因為有許由塚等實跡可證。《五帝本紀讚》：“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係》姓，儒者或不傳。餘嚐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可見得太史公的學問，極注重實驗，他親眼看見了一個許由塚，又聽見許多傳說，然而六藝無征，自然要委絕不下了），而又六藝闕然，無可考信的意思。然而據清朝宋翔鳳所考究，許由實在就是伯夷。他說堯舜時候的四嶽，一共有三起人：第一起就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個。第二起分做八伯，四個是兜、共工、放齊、鯀，餘無可考。第三起就是伯夷等八人。（見《尚書略說》，原文……“《周禮疏序》引鄭《尚書》注雲：四嶽，四時之官，主四嶽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嶽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嶽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矣。按上文羲和四子，分掌四時，即是四嶽，故雲四時之官也。雲八伯者，《尚書大傳》稱陽伯、儀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闕焉。《鄭注》以陽伯為伯夷掌之，夏伯棄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餘則羲和仲叔之後，《堯典》注言兜四人者，鄭以《大傳》所言，在舜即真之年，此在堯時，當別自有人，而經無所見，故舉四人例之……按唐虞四嶽有三：其始為羲和之四子，為四伯；其後共、等為八伯；其後伯夷諸人為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谘爾伯，不言名也。按班氏說《尚書》，知伯夷逮事堯，故在八伯之首，而稱太嶽。《春秋左氏傳》隱十一年，夫許，太嶽之胤也。申、呂、齊、許，同祖，故呂侯訓刑，稱伯夷禹稷為三後，知太嶽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當染篇》並雲：舜染於許由伯陽，“由”與“夷”，“夷”與“陽”，並聲之轉。《大傳》之陽伯，《墨》、《呂》之許由伯陽，與《書》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許，故曰許由。《史記》：堯讓天下於許由〈原注‘本《莊子》’〉。正附會谘四嶽巽朕位之語；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語》太子晉稱共之從孫四嶽佐禹。又雲：胙四嶽國，命曰侯伯，賜姓曰薑，氏曰有呂。《史記·齊太公世家》雲：呂尚，其先祖嚐為四嶽，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薑氏。此雲四嶽，皆指伯夷：蓋伯夷稱太嶽，遂號為四嶽，其實四嶽非指伯一人也……”）據他這個說法，堯讓天下，就是讓之於四嶽；和《堯典》“谘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的話正合；然而四嶽裏三個，倒就在“四罪”之中（《堯典》〈偽古文的《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豈不可駭。儒者於此，沒有一句話疏通證明；讓國的許由，也不提及一字，一任非儒家去傳說，這又是什麽緣故呢（又《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正義》：“《列女傳》雲：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雲：陶子，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業是皋陶。”據此，則益是皋陶的兒子，禹要行禪讓，而皋陶死後，任政於益，反有世及的意思，這一層也很可疑）？
以上所舉幾條，不過是彰明較著的；要是仔細搜尋起來，一定還有許多證據。總而言之，“唐虞揖讓”，“湯武征誅”，都是為公而不為私（孟子所謂“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實在是儒家的學說，並非實有其事。所以儒家是這樣說法，別一家卻並不是這樣說法。就是儒家裏頭，古文家也還時時露出馬腳，隻有今文家彌縫得完密——這是因為今文家的老祖師，都是親受口說於孔子，純粹是儒家的學說；古文家卻有些不純粹的古書做根據。請看近人井研廖氏的《今古文考》，南海康氏的《孔子改製考》，自然明白。咱們因此可以悟到兩種道理：
其一，儒家的學說，都是孔子所創造的，並沒有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的聖人。後世實行儒家之學，便是實行孔子之學；其“功罪”、“禍福”，一大部分，應當由孔子負其責任（且勿論其為是為非，為功為罪；孔子這個人理想的博大；他這學說組織的完密〈看《孟子·萬章上篇》便見；這一篇的話，都是孔門的“書義”，上文已經說過了〉卻很是可驚；所以當時有一部分人，很佩服他；說他是“集大成”，是“生民所未有”。一小部分的責任，後世的儒家，也應當分負的）。
其二，世界究竟是“進化”的，後世總比古人好。譬如“政體”，斷沒有後世是“專製”，古時候反有所謂“禪讓”之理（其餘各事，都是如此；一部曆史，都要用這種眼光看）。
第四節 禹的治水
禹的治水，也是當時一大事。水患的原因，《堯典》上隻有“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谘”二十個字，看不出什麽道理來。《呂氏春秋·愛類篇》說“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似乎仍舊是河患；但是《呂氏春秋》這句話，是原本《屍子》的（《屍子》已逸，隻有輯本，所以現在就引《呂氏春秋》）。屍子是晉國人，他單說龍門呂梁，是就他眼見的地方立論（參看胡渭《禹貢錐指》卷三），再看《淮南子·本經訓》“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流通，四海溟涬”。就可以見得當時的水患，實在是“彌漫於中國大平原”之上了。原來古時候，江淮河濟諸水都是相通的（這個說法太長，不能細講；欲知其略，請看孫星衍的《分江導淮論》。《白虎通》：“謂之瀆河？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勁著大，故稱瀆也。”《風俗通》引《尚書大傳》：“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水經·河水注》：“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則四瀆之瀆字，實在含有“通”、“濁”二義；“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濁”同“周通”二義。這都是相傳的舊訓，決非酈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災區極廣。堯時候的水，據《堯典》看起來，似乎“是多年的積害”，那麽，自然情形更重大了。《孟子》上說：
《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淮南子》也說“民皆上丘陵，赴樹木”）。
就可以見得當時的情形了。孟子既然是用的《書》說（見上節），這許多話，一定有所受之，不是隨口亂道的（這許多話，卻不是儒家文飾出來的，因為用不著文飾）。禹的治水，《史記》總敘道：“禹乃遂與益、後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孟子》說“禹八年於外”，這些瑣細的問題，且別去考據它），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與眾庶稻，可種卑濕；令後稷與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和《孟子》“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後稷教民稼穡……”的說法相合。可見得當時治水，實在是禹為主，而益、稷佐之（《史記·殷本紀》載《湯誥》“古禹皋陶，舊勞於外”，大概皋陶和益，是父子繼業的）。至於治水的法子，大概是疏導諸水，使之各有去路。當時江淮兩流域的水，本來都是相通的，就其天然的趨勢，叫小水歸入大水，大水東流入海，那麽，江、淮、河、漢四水，就是諸水的綱領，所以這四條水，就喚做四瀆（《風俗通·山澤》引《尚書大傳》：“江、淮、河、濟為四瀆。”《湯誥》：“東為江，北為漢，西為河，南為淮；四瀆既修，萬民乃有居。”《孟子》：“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因為當時諸水互通，所謂四瀆，不過是舉出四條大水，以為諸水之綱領，所以濟漢也不妨互言。然而孟子的意思，也不是鑿定，把江、淮、河、漢算做四瀆；所以“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又是把江淮河漢並舉，卻因為諸水本來都相通，所以“而注之海”，“而注之江”，又不妨互言。大概古人這等處，觀念本不是精密確定的，不必泥定字麵，生出許多麻煩的問題來）。禹治水的方法，大概是如此；《孟子》說：“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這十一個字，最能得概括的觀念（上句是治水的方法，下句是水的統係）。至於詳細的情形，要帶起許多麻煩的問題來，現在暫不必講它（《禹貢》裏的地理，有一部分應當講明的〈見第七章〉。如要曉得詳細的情形，可把胡渭的《禹貢錐指》先看一遍。這部書，雖不很精，然而匯集的說法很多，很容易看；看了這一部，倘要再看別種，也就有門徑了）。
既然知道中國可考的古史，起於三皇五帝，那麽，咱們現在講曆史，就可以暫時從這裏起了。
要曉得一個時代的曆史，總得先曉得這個時代的社會是什麽狀況。三皇五帝的事跡，散見在古書裏的很多，關於社會狀況的也不少，但是苦於沒有一個條理係統，而且不盡可靠。且慢，我現在找著兩種書，說這時代社會進化的狀況，卻是很明白的。一種是《白虎通》的論三皇，它說：
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不能蔽後（《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臥之，行之籲籲，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製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
三皇的次序，應當從《尚書大傳》，燧人在前，伏羲次之，神農最後。
八卦是中國古代的宗教（見第十章第一節）。燧人的時候還在“漁獵時代”，所以要教民熟食。漁獵時代，還沒有“夫婦之倫”（一群女子，都是一群男子的妻，參看嚴複譯甄克思《社會通詮》），所以“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漁獵時代，還沒有“所有權”（所有權，是到畜牧時代，因為畜牧要花勞力起的，也見《社會通詮》），所以“饑即求食，飽即棄餘”。到伏羲時候，便進入“遊牧社會”。遊牧社會，人民便從山穀之中，分散到各處平地；“家族製度”，就從此發生，所以有“夫婦之倫”。從遊牧時代，變到耕稼社會，總是因為人民眾多，地力不給；所以神農才要“教民農作”。《白虎通》這一段話，無一句不和現在社會學家所說相合的，可見得真古書的可貴。
一種是《易·係辭》說伏羲以後的創作，它說：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義》：自此已下，凡有九事，黃帝製其初，堯舜成其末，故連雲黃帝堯舜也。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製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製長大，故雲垂衣裳也）。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耕稼時代，人民四處分散，更不能如遊牧時代之“列帳而居”。一切需用的東西都不能取諸近處，所以“商業”就隨之而起。商業既興，“水陸交通”，就隨之便利。農耕時代，人民的生活程度漸高，所以“衣服”、“住居”、“器用”、“葬埋”，都比古人講究。農耕時代，人民就都“定住”，而且都有了“儲蓄”，就要防人“掠奪”；所以“戰爭”、“守禦”的事情，也就隨之而起。生活程度既高，“文化”自然發生了，所以就有“文字”。這一節所述，於社會進化情形也是很對的。
第二節 黃帝和蚩尤的戰爭
三皇時代，君主的傳統，還不可考；到五帝時代就不然（就不是緊相承接，也必相去不遠）。可見得五帝時代的曆史，更比三皇時代明白。咱們現在，就得要提出幾件五帝時代的大事來講講。其第一件，便是黃帝和蚩尤的戰爭。
這件事，據《史記·五帝本紀》所載，是：
黃帝者，少典之子（《索隱》：“少典者，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又按《國語》雲：“少典娶有氏女，而生炎帝，然則炎帝亦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幹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氏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按：阪泉，《集解》引服虔，隻說是地名，涿鹿，服虔說是山名，在涿郡3；似乎是的。有許多人說在如今的涿鹿縣，恐怕是因漢朝在此置了一個涿鹿縣，所以附會上去的）。
近來的人說，蚩尤是三苗的酋長，三苗，就是現在所謂苗族4；它占據中國本部，在漢族之先，後來給漢族驅逐掉的。黃帝和蚩尤的戰爭，就是其中的一事。這句話不很精細。三苗是古代的一個國名，不是種族之名；它的民族，卻喚做“黎”；黎族的君主，起初是蚩尤，後來才是三苗（《書·堯典》：“竄三苗於三危。”《釋文》：“馬王雲：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饕餮也。”《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沌，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又《書·呂刑》：“蚩尤惟始作亂。”《釋文》：“馬雲：少昊之末，九黎君名。”《劄記·緇衣》：“甫刑曰：苗民弗用靈，製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正義》：“按鄭注《呂刑》雲：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複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5。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據以上幾種說法，三苗究竟是饕餮，還是渾沌、窮奇、饕餮三族之後，雖不能定，然而的確是個國名——就是氏族之名，並不含有人民——種族——的意思。《高注》：“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就是鄭注所謂著其氏而謂之民，也並不是指人民。蚩尤，馬融說：“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鄭玄說：“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上效蚩尤重刑。”則蚩尤還在少昊以前，似乎鄭說為是）。這一族人（君主雖是蚩尤三苗，人民卻是九黎）和漢族競爭，從黃帝時代起，直到堯舜時代止（看上文所引《呂刑》鄭注，就可明白），不可謂不久；然而曾到黃河流域與否，毫無證據（《呂氏春秋》：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也隻到今漢水流域）；他的占據江域和漢族的占據河域，孰先孰後，也史無可征，怎能武斷說他占據中國本部在漢族之前呢？
這一族人，現在稱他為苗，乃是“蠻”字的轉音，和古代“三苗”的“苗”字無涉；試看古代“三苗之國”亡後，曆代都隻有所謂蠻，並無所謂“苗”；從元明清以來方漸次改稱為“苗”，就更無所謂蠻可知。蠻是中國人通稱南方異族之名，他種族的本名，實在是“黎”字。後世都寫作“俚”或又寫作“裏”；《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裏張遊，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裏君。”《注》：“‘裏’，蠻之別號（其實是本名），今呼為‘俚人’是也。”這一族人，似乎本來住在中央亞細亞高原，後來沿長江東徙的，何以知道呢？《後漢書·南蠻傳》：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賜黃金萬鎰，邑萬家，又妻之以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盤瓠；下令之後，盤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乃以女配盤瓠。盤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盤瓠死後，因自相夫妻……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近來有人說：這盤瓠就是盤古6，關於盤古的神話，都是苗族所傳，漢族誤把他拉來，算做自己的；這話很奇而很確。為什麽呢？一、盤瓠、盤古，聲音相同；二、關於盤古的神話，思想和中國別種神話不同；三、漢族古帝，都在北方；獨盤古則祠在桂林，墓在南海（見任昉《述異記》）；四、汪寶《晉紀》、範成大《桂海虞衡誌》，都說：“苗人雜糅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瓠。”（《文獻通考》引）近人筆記，說廣西岩洞中，往往有崇宏壯麗，榜為盤古廟的；廟裏奉祀的，是盤古和天皇、地皇、人皇；農曆六月初二，相傳是盤古生日，遠近聚集，致祭極虔（見《地學雜誌》）。照此說來，不但盤古是苗族的古帝，連司馬貞《補三皇本紀》所列後一說的三皇，也是苗族的古帝了。《遁甲開山圖》說天皇被跡在柱州昆侖山下，地皇興於熊耳龍門山，人皇起於形馬（《禦覽》卷七十八）。柱州，以昆侖山高若天柱然，故名；形馬，山名，舊說在蜀（《通鑒外紀》）。據此看來，天皇、人皇，實在是從如今的青海到四川的（昆侖，見第一章。熊耳山，在如今河南的盧氏縣，龍門山在陝西韓城縣、山西河津縣之間，也和四川的山脈相接）。所以《華陽國誌》也說“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到三苗時代，就進到左洞庭、右彭蠡的地位了（《史記·吳起列傳》）。《書·堯典》：“竄三苗於三危。”《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史記集解》（《夏本紀》）和《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引《鄭注》道：“《地理誌》，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之矣。”《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岷山相連。”則黑水就是如今的金沙江（一者，黑水祠在滇池，滇池是金沙江流域；二者，金沙江古名瀘水，“瀘”就是“盧”，也就是“玈”，就是“黑”）。三危山，就是如今的巴顏喀拉山脈。三苗是江域之國，把他竄到這個地方，一定因為三苗是九黎之君，三危是黎族的根據地，叫他去治理，卻很相宜，所以史記說：“以變西戎。”（《禹貢》：雍梁二州，都以黑水分界；是雍州的西南界，到如今青海木魯烏蘇北岸；梁州的西界，到如今四川這一條水的東岸；斷乎沒有兩條黑水的。入於南海的“海”，是“夷蠻戎狄謂之四海”的海，不是“洋海”的海。當時的金沙江，實在還沒到和岷江合流之處，所以就把岷江算做長江的上源。後人鑿定了海是洋海的海，就生出許多異說來；卻又因為哈剌烏蘇，譯言黑水，就拿來附會禹貢的黑水；殊不知喀拉譯言黑，是句“蒙古話”；這個名詞，一定是蒙古人侵入青海之後才有的。古人所說的山，都是所包甚廣，和現在地理學上所謂“山脈”、“山係”相當；斷沒有像誌書上所說，僅指一峰一嶺的。《水經注》：江水“東過江陽縣南——如今四川的瀘縣——雒水從三危東，過廣魏雒縣南——如今四川的廣漢縣〈今為廣漢市〉——東南注之”。可見得“三危”二字，所包甚廣。《括地誌》把它鑿定在“敦煌縣東南四十裏”，就又生出疑問來了。《括地誌》這句話，是跟《山海經》“三危在敦煌南”——《水經注》三十一卷引——來的；殊不知《山海經》下文，還有“與岷山相接，南帶黑水”兩句，所謂在敦煌南，和《說文》說“河水出敦煌塞外昆侖山”一樣；因為中國郡縣，極盡於此，隻得如此說法；並不是說它在敦煌境內，或者極近的地方；不然《漢書·地理誌》、《續漢書·郡國誌》敦煌郡下，為什麽都不說有三危山呢？照第一章所考據，於闐河的上源有昆侖，河曲的東麵，又有昆侖；這兩個昆侖，其實原是一山，不過因為一處是漢族發祥之地，一處為西戎所據，所以分出“海內”、“海外”罷了。這也是古人所說的山所包甚廣的一個證據。這一條例子，講古代的地理，用處甚大，請諸位牢牢記著。）
第三節 堯舜的禪讓
顓頊、帝嚳兩代，據《史記·五帝本紀》，沒有什麽實事可述（《史記》係根據《大戴禮》）。大抵這兩位君主，功業本不及黃帝、堯、舜，所以《易·係辭》也把他們略掉。堯舜時代，第一個大問題便是“禪讓”；咱們現在且把它提出來研究研究。這件事據《史記》所記，是：
《五帝本紀》）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以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子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遍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汝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預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之喪畢，禹乃亦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夏本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後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
儒家的話，幾千年以來，就把它算做曆史；然而到底有個劉知幾，明目張膽攻它（《史通·疑古篇》）；還有造《竹書紀年》這類書的人，也是對於儒家的話懷疑的（《五帝本紀正義》：“《括地誌》雲：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裏。《竹書》雲：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裏。”《竹書》雲：“舜囚堯，複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現在的《竹書紀年》，卻又是明以來的偽書）。咱們現在，且引幾句非儒家的話看看。
《韓非子·外儲說》：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
又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
又《忠孝》：瞽叟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淮南子·齊俗訓》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
《韓非子》說得好：“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複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非儒家的話，自然不足以服儒家之心；咱們現在，且再就儒家的話，校勘校勘。
一、前文所引的《史記》，和《尚書》、《孟子》都相同的。《史記·孟子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通《五經》，尤長於《詩》、《書》”。那麽，《孟子·萬章上篇》所說，一定都是《書》說了（史公、孟子，似乎同用的《書》說；《史記》上和《孟子》相合的話，是同源異流的。未必史遷曾見過《孟子》）。然而把《尚書》古文家言和今文家言核對，就有不符的地方。《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尚書大傳》“舜耕於曆山，堯妻之以二女，屬以九子也”（《初學記·帝王部》引）。這是《尚書》今文家言。《書·皋陶謨》（偽孔分作《益稷》）“無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釋文》“傲，字又作奡”。《說文》奡字下，“《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又引《論語》曰：“奡湯舟。”這是古文家言，非儒家言，隻有《淮南子·泰族訓》“堯屬舜以九子”和《孟子大傳》相合。此外《呂氏春秋·去私篇》就說“堯有子十人”。《求人篇》說“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莊子·盜蹠篇》又說，“堯殺長子”。《韓非子·說疑篇》“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皆父子兄弟之親也”。丹朱被殺，別處都沒有證驗；然而堯殺掉一個兒子，似乎是真的；這個兒子，恐怕就是奡（參看《癸巳類稿》卷一《奡證》）。
二、《小戴記·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各種書都同的（《大戴記·五帝德》、《白虎通·巡狩篇》、《淮南子·修務訓》、《漢書·劉向傳》、《三國誌·薛綜傳》、《呂凱傳》。又《小戴記·祭法》“舜勤眾事而野死”，《國語·魯語》同，鄭玄韋昭，都把葬於蒼梧之野解釋它）。獨有《孟子》說：“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這句話，不知哪裏來的。按《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曆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索隱》引《尚書大傳》“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史公、孟子，似乎也是同用《書》說的（“遷於負夏”的遷，作懋遷解）。《史記》下文“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一定是後人竄入（《史記》這部書，給後人竄亂的地方極多；請看近人崔適的《史記探原》）。蒼梧零陵，到了如今湘粵的邊界似乎有被竄逐的嫌疑（劉知幾就很疑心它），所以今文家把它諱掉（這個“今文家”三字，是指經學真有傳授的人，並不是指古文既興以後的今文家。請看末一段）。然而鳴條也是南夷的地方，舜禹果然“雍容揖讓”，如何舜會死在這裏，諱了半天，似乎還是不能自圓其說（趙岐《孟子》注“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這個“海”，是“夷蠻戎狄，謂之四海”的海，正是注釋《孟子》“東夷之人也”這一句。《呂氏春秋·簡選篇》“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子·主術訓》“湯困桀鳴條禽之焦門”，《修務訓》“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曆山”。可見得鳴條和南巢、曆山相近，正是所謂“東夷之地”〈參看第六章第五節〉。——《書·湯誓序》正義引鄭玄雲：“南夷地名”，已經微誤。至《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這個陑，本來是無可考的，偽孔硬說湯都偃師，桀都安邑，《正義》勉強附會，才生出“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種種曲說來〈參看第四章第二節自明〉。還有舜封象於有庳一事，也極為可疑。孟子答萬章的話，無論如何，也不能自圓其說。顧炎武就說“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閑土可以封也”〈《日知錄》〉。然而古人所說萬國、三千、千八百，實在是個虛擬之詞，並不是真有這些國度〈參看第七章〉。有庳、蒼梧，地極相近；舜放象的地方，就是後來自己逃去的地方，這個疑團，更無從解釋了）。
三、《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起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是以野處也。”這一段，竟說禹有私天下之心，和孟子答萬章的話，大相反背。劉向是個博及群書的人，《新序》又是雜采古書而成的，自然不能謹守家法。這也是今古文家，互相違反的一證（《書·甘誓序疏》：“……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啟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伐之。”這個說法，也必有所本）。
四、以上都是儒家說話可疑之處，還有他不說話的地方，也很可疑。《史記·伯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嶽牧鹹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餘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雲。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餘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太史公這一段文字，是深苦於載籍上的話，和《書》義不合（《尚書》：虞夏同科〈見義疏〉，太史公說“虞夏之文”，是指尚書而言可知。“堯將遜位……然後授政”是述書義；“堯讓天下於許由……何以稱焉”，是述非儒家的載籍。“示天下重器……若斯之難也”，與“此何以稱焉”句相呼應），既不能一筆抹殺（因為有許由塚等實跡可證。《五帝本紀讚》：“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係》姓，儒者或不傳。餘嚐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可見得太史公的學問，極注重實驗，他親眼看見了一個許由塚，又聽見許多傳說，然而六藝無征，自然要委絕不下了），而又六藝闕然，無可考信的意思。然而據清朝宋翔鳳所考究，許由實在就是伯夷。他說堯舜時候的四嶽，一共有三起人：第一起就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個。第二起分做八伯，四個是兜、共工、放齊、鯀，餘無可考。第三起就是伯夷等八人。（見《尚書略說》，原文……“《周禮疏序》引鄭《尚書》注雲：四嶽，四時之官，主四嶽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嶽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嶽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矣。按上文羲和四子，分掌四時，即是四嶽，故雲四時之官也。雲八伯者，《尚書大傳》稱陽伯、儀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闕焉。《鄭注》以陽伯為伯夷掌之，夏伯棄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餘則羲和仲叔之後，《堯典》注言兜四人者，鄭以《大傳》所言，在舜即真之年，此在堯時，當別自有人，而經無所見，故舉四人例之……按唐虞四嶽有三：其始為羲和之四子，為四伯；其後共、等為八伯；其後伯夷諸人為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谘爾伯，不言名也。按班氏說《尚書》，知伯夷逮事堯，故在八伯之首，而稱太嶽。《春秋左氏傳》隱十一年，夫許，太嶽之胤也。申、呂、齊、許，同祖，故呂侯訓刑，稱伯夷禹稷為三後，知太嶽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當染篇》並雲：舜染於許由伯陽，“由”與“夷”，“夷”與“陽”，並聲之轉。《大傳》之陽伯，《墨》、《呂》之許由伯陽，與《書》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許，故曰許由。《史記》：堯讓天下於許由〈原注‘本《莊子》’〉。正附會谘四嶽巽朕位之語；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語》太子晉稱共之從孫四嶽佐禹。又雲：胙四嶽國，命曰侯伯，賜姓曰薑，氏曰有呂。《史記·齊太公世家》雲：呂尚，其先祖嚐為四嶽，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於呂，姓薑氏。此雲四嶽，皆指伯夷：蓋伯夷稱太嶽，遂號為四嶽，其實四嶽非指伯一人也……”）據他這個說法，堯讓天下，就是讓之於四嶽；和《堯典》“谘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的話正合；然而四嶽裏三個，倒就在“四罪”之中（《堯典》〈偽古文的《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鹹服”），豈不可駭。儒者於此，沒有一句話疏通證明；讓國的許由，也不提及一字，一任非儒家去傳說，這又是什麽緣故呢（又《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正義》：“《列女傳》雲：陶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雲：陶子，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業是皋陶。”據此，則益是皋陶的兒子，禹要行禪讓，而皋陶死後，任政於益，反有世及的意思，這一層也很可疑）？
以上所舉幾條，不過是彰明較著的；要是仔細搜尋起來，一定還有許多證據。總而言之，“唐虞揖讓”，“湯武征誅”，都是為公而不為私（孟子所謂“唐虞禪，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實在是儒家的學說，並非實有其事。所以儒家是這樣說法，別一家卻並不是這樣說法。就是儒家裏頭，古文家也還時時露出馬腳，隻有今文家彌縫得完密——這是因為今文家的老祖師，都是親受口說於孔子，純粹是儒家的學說；古文家卻有些不純粹的古書做根據。請看近人井研廖氏的《今古文考》，南海康氏的《孔子改製考》，自然明白。咱們因此可以悟到兩種道理：
其一，儒家的學說，都是孔子所創造的，並沒有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的聖人。後世實行儒家之學，便是實行孔子之學；其“功罪”、“禍福”，一大部分，應當由孔子負其責任（且勿論其為是為非，為功為罪；孔子這個人理想的博大；他這學說組織的完密〈看《孟子·萬章上篇》便見；這一篇的話，都是孔門的“書義”，上文已經說過了〉卻很是可驚；所以當時有一部分人，很佩服他；說他是“集大成”，是“生民所未有”。一小部分的責任，後世的儒家，也應當分負的）。
其二，世界究竟是“進化”的，後世總比古人好。譬如“政體”，斷沒有後世是“專製”，古時候反有所謂“禪讓”之理（其餘各事，都是如此；一部曆史，都要用這種眼光看）。
第四節 禹的治水
禹的治水，也是當時一大事。水患的原因，《堯典》上隻有“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谘”二十個字，看不出什麽道理來。《呂氏春秋·愛類篇》說“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似乎仍舊是河患；但是《呂氏春秋》這句話，是原本《屍子》的（《屍子》已逸，隻有輯本，所以現在就引《呂氏春秋》）。屍子是晉國人，他單說龍門呂梁，是就他眼見的地方立論（參看胡渭《禹貢錐指》卷三），再看《淮南子·本經訓》“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流通，四海溟涬”。就可以見得當時的水患，實在是“彌漫於中國大平原”之上了。原來古時候，江淮河濟諸水都是相通的（這個說法太長，不能細講；欲知其略，請看孫星衍的《分江導淮論》。《白虎通》：“謂之瀆河？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勁著大，故稱瀆也。”《風俗通》引《尚書大傳》：“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水經·河水注》：“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則四瀆之瀆字，實在含有“通”、“濁”二義；“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濁”同“周通”二義。這都是相傳的舊訓，決非酈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災區極廣。堯時候的水，據《堯典》看起來，似乎“是多年的積害”，那麽，自然情形更重大了。《孟子》上說：
《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淮南子》也說“民皆上丘陵，赴樹木”）。
就可以見得當時的情形了。孟子既然是用的《書》說（見上節），這許多話，一定有所受之，不是隨口亂道的（這許多話，卻不是儒家文飾出來的，因為用不著文飾）。禹的治水，《史記》總敘道：“禹乃遂與益、後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孟子》說“禹八年於外”，這些瑣細的問題，且別去考據它），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與眾庶稻，可種卑濕；令後稷與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和《孟子》“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後稷教民稼穡……”的說法相合。可見得當時治水，實在是禹為主，而益、稷佐之（《史記·殷本紀》載《湯誥》“古禹皋陶，舊勞於外”，大概皋陶和益，是父子繼業的）。至於治水的法子，大概是疏導諸水，使之各有去路。當時江淮兩流域的水，本來都是相通的，就其天然的趨勢，叫小水歸入大水，大水東流入海，那麽，江、淮、河、漢四水，就是諸水的綱領，所以這四條水，就喚做四瀆（《風俗通·山澤》引《尚書大傳》：“江、淮、河、濟為四瀆。”《湯誥》：“東為江，北為漢，西為河，南為淮；四瀆既修，萬民乃有居。”《孟子》：“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因為當時諸水互通，所謂四瀆，不過是舉出四條大水，以為諸水之綱領，所以濟漢也不妨互言。然而孟子的意思，也不是鑿定，把江、淮、河、漢算做四瀆；所以“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又是把江淮河漢並舉，卻因為諸水本來都相通，所以“而注之海”，“而注之江”，又不妨互言。大概古人這等處，觀念本不是精密確定的，不必泥定字麵，生出許多麻煩的問題來）。禹治水的方法，大概是如此；《孟子》說：“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這十一個字，最能得概括的觀念（上句是治水的方法，下句是水的統係）。至於詳細的情形，要帶起許多麻煩的問題來，現在暫不必講它（《禹貢》裏的地理，有一部分應當講明的〈見第七章〉。如要曉得詳細的情形，可把胡渭的《禹貢錐指》先看一遍。這部書，雖不很精，然而匯集的說法很多，很容易看；看了這一部，倘要再看別種，也就有門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