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古人說話也用文言文嗎
很多人以為古人在日常說話時也滿口“之乎者也”，擔心穿越回去不會說“文言文”，沒法和古人交流。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古人日常交流用的也是白話文。
所謂文言文，是古人寫文章時用的書麵語言。春秋以前，文言文與口語白話文的區別並不大，文言文實際上就是將商周時期的口語簡化後變形而成的。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文言文基本定型，以後的兩千年基本沒有變過。但口語白話文卻一直在變，變化的原因主要是受移民的影響，比如遊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導致的語言變化。唐朝之後，白話文和文言文分離得更加明顯，人們平時說話和寫文章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那古人為何寫文章的時候不用白話文呢？這樣豈不是更方便讀懂嗎？白話文盡管容易讀懂，但真的不容易寫，因為用字太多。同等信息含量的內容，如果用白話文，會比文言文多出一倍的文字量。在紙張沒有發明前，古人在青銅器上鑄字、竹簡上刻字、絲帛上寫字，這些書寫材料都十分昂貴，而且書寫過程也很費勁。所以，古人為了省錢省力，寫文章的時候必須惜字如金，文言文這種精簡化的用語就體現了它的優勢。打個比方，您正在讀的這部書總共十餘萬字，如果用竹簡寫成，需要近三十斤竹簡。如果百萬字的長篇小說用竹簡寫成，大部分人是買不起的。所以，古人用文言文的最初目的是為了省字控製成本。
東漢改進了造紙術，唐宋普及了印刷術。書寫材料便宜了，過程也不那麽費勁了，為啥還用文言文呢？這主要是因為文化傳承的慣性，文言文格式穩定，言簡意賅，有表達優勢。另外，古代的知識分子用文言文還能提高自己的格調——這樣能把自己和普通的“吃瓜群眾”區分開來，通過體現文化的高低差異來獲得優越感。兩千多年來，使用文言文一直是讀書人的身份象征，直到新文化運動倡導白話文後，文言文的優越感才消失。
宋朝之後，隨著民眾閱讀的普及，白話文在書籍文章中的使用數量大大增多。宋代興起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話本”，實際上就是說書藝人表演時使用的底本。這種話本融合了口語和書麵語，產生了一種淺近文言體，即白話小說。此後的暢銷類小說基本都用白話文了，這樣讀起來比較貼近真實生活，而且大家都能讀得懂，四大名著就是此類小說的代表。今天的初中生讀四大名著就容易，但讀純文言體的《史記》就費勁多了。
宋朝之後的白話文和今天差別不大了，基本上都能看懂。史書上記載過一段宋代官府審問一個婦女的對話，這婦女砍傷了自己的丈夫，官府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是你斫傷本夫？實道來，不打你。”和今人說話相比，隻是個別字的用法聽起來有些別扭，但不影響理解整句話的意思。
明朝時朱元璋寫聖旨也多用白話文，因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用白話文方便點。朱元璋有一道聖旨下達抗倭令，要求抵禦海盜，原話是這樣說的：“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告訴百姓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家夥來了，殺了再說。欽此。”如此簡單粗暴的白話文，今天的小孩子也能聽懂，毫無違和感。
到了清朝，白話文和今天基本無異。性情中人的雍正皇帝，給大臣寫朱批的時候就時常冒出兩句白話文，用這樣的方式拉近與大臣的情感。比如：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他甚至還給大臣寫過“你好麽？”這樣今人常用的口語。
盡管古人講話也用白話文，但並不代表你穿越回去就能聽懂。因為同樣的白話文，古人的發音和今天不一樣。關於此問題，下一篇會詳細論述。
30 古人能聽懂我們說話嗎
前麵講過，古人日常說話也講白話文。那穿越回古代，我們能不能和古人無障礙交流呢？答案是不能。因為古人即使講白話文，其白話文的發音也是古漢語發音，和我們現代漢語發音大不相同。
根據古漢語學者的研究，曆史上古代漢語的發音大致經過三個時期的變化，分別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古音。上古音指從西周到漢朝的漢語發音；中古音指從南北朝到唐朝的漢語發音；近古音指從宋朝到清朝的漢語發音。（關於古漢語的發音分期，學界存在不同的觀點，此處隻采用這種較為廣泛的說法。）
這三種發音之間的差距非常大，和現代漢語的發音更是天壤之別。比如說同樣是“青青子衿”這句話，三個時期的古漢語發音分別是：
上古音（周朝、秦朝、漢朝）：cen cen cilumu kelumu
中古音（南北朝、隋朝、唐朝）：ceng ceng ci ginmu
近古音（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初年）：cing cing zi gin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蒙，有點像外語？為什麽古漢語的發音會有這麽大的變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曆史上北方遊牧民族不斷南遷，他們講的胡語與中原漢語融合，導致了漢語發音發生了重大變化。有的語言學家認為，今天的閩南語、粵語、廣東客家話和江浙吳語保留了一些古漢語的發音。原因就是最初的漢語使用者，在胡人入主中原的時候，不斷地向南遷，衣冠南渡，把最初的古漢語的發音帶到了南方，經過千百年的世事滄桑，至今還殘存著一些。比如，古漢語發音中有個入聲，在今天的普通話四個聲調中已經沒有了，但是在吳語粵語等方言裏依然還有入聲。今天的日語和韓語裏也保留著一些古漢語發音的元素，所以南方人在學日語發音時會感到一絲親切，學起來很順口。
有的人會感到疑惑：古代又沒有錄音機，你是怎麽知道古漢語發音的？其實用不著錄音機，用拚音的方式就可以拚出古漢語的發音。古代沒有今天的漢語拚音，卻有一套類似拚音的文字注音體係，叫“反切法”。簡單地說，就是用兩個字為一個字注音。一般都會選擇兩個常用字來反切，前麵的字取其聲母，後麵的字取其韻母和聲調。比如山峰的峰，反切法注音為“房生切”，取“房”字的聲母f，取“生”字的韻母eng和聲調“一聲”，反切出來就是fēng了。
中國人早在兩千年前就使用反切法了，今天學者通過隋朝的《切韻》等韻書可以複推出中古音係，但上古音的複推比較麻煩，還要借助親屬語言（比如藏語）的發音規律。但這些都是複推，不可能和古人完全一致。
有的朋友還疑惑：今天用普通話讀唐詩還是很押韻，怎麽能說中古音和今天普通話發音不一樣呢？這是因為中古音的韻母和今天的韻母變化沒有太大，特別是平聲韻（句尾押韻字為一聲或二聲）的唐詩，今天讀起來依然押韻。但你若讀上古音時代的《詩經》，你就會發現不怎麽押韻了。
古漢語發音是個很有趣的問題，但要記住：如果想穿越回古代幹大事，一定要選擇好時代；否則，你穿回去可能連話都聽不懂。穿越有風險，選擇須謹慎！
31 中國方言的曆史起源
漢語是漢文化的重要載體，漢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漢語方言的複雜性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漢語不同方言間的差異，甚至大過歐洲不同種語言間的差異。比如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各自用本國語言是可以彼此交流的，丹麥人、挪威人、瑞典人之間各自用本國語言交流也基本沒多大障礙。但我作為一個東北人，聽江西同事給家裏打電話，基本上就像聽外語一樣，完全聽不懂。好像最難懂的方言是溫州話，傳說抗戰時期，抗日武裝部隊都會用溫州人做情報員傳遞軍情，因為不怕被偷聽——聽也聽不懂。
按照現代通俗的分法，現代漢語可以整合劃分成為七大方言，即官話、粵語、吳語、客家語、閩語、湘語和贛語。每一種方言下麵又可分為若幹片區（大片區也稱次方言）。比如官話又分為北京官話、東北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江淮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和西南官話等八大片區。其中，北京官話就是普通話的藍本。同一方言的不同片區之間，差距有大有小。官話的不同片區間的差異就較小，互相之間是可以聽懂的。比如我是一個講東北官話的東北人，去大西北的陝西，能聽懂陝西話，因為陝西話屬於中原官話；我去大西南的四川，也能聽懂四川話，因為四川話屬於西南官話。官話之間，除了一些地方性的詞匯外，彼此間都能聽懂。但有的方言不同片區間的差異就非常大，差異最大的是閩語。比如說同屬於福建的福州和廈門都講閩語，但福州話屬於閩東片區，廈門話屬於閩南片區，彼此很難聽懂。
方言形成的原因是比較複雜的。比如原住民語言的影響、時間流逝導致的自身變化和地理環境的阻隔等，但最重要的因素還是曆史上移民導致的語言分化與聚合。比如，秦朝南伐百越，大量軍人、官員移民兩廣，促成了粵語的形成。再比如，北方遊牧民族內遷，導致了北方官話語音的變化。所以，每一種方言的形成都有它背後的曆史原因。
有湖北宜昌的朋友就跟我說過，他們在外地說話總被認為是四川人。四川話是西南官話的代表，西南官話是雲、貴、川、渝等地的方言，湖北也有一部分地區使用西南官話。為什麽湖北人要講四川話呢？其實大家弄反了，並不是湖北人講四川話，而是四川人講湖北話。今天的四川人大部分並不是古代巴蜀人的後代，而是湖北人的後代。明朝時就有大量湖北人移民四川，更大規模的移民則是發生在清朝初年。明末有個農民起義領袖叫張獻忠，據說他小時候隨父親在四川販棗，被當地人欺負過，所以對川人懷有深仇大恨。他起義造反後，就帶著軍隊從陝西進入了四川，開始大肆屠殺。岷江以北的四川人，被張獻忠殺了大半，十室九空。所以清初康熙年間，清廷將大量湖北、湖南民眾遷去四川充實人口。因為清初兩湖地區是湖廣省，所以曆史上又稱此次事件為“湖廣填四川”。當時的湖廣人講的是當地的江淮官話，所以移民到四川後就將江淮官話帶到了四川，慢慢融合成了今天的西南官話。所以不是湖北話像四川話，而是四川話像湖北話。
四川地處大西南，而官話主要是在北方，為何四川話也屬於官話呢？剛才說了，四川話來自於明朝的江淮官話，江淮官話的代表則是明朝初期首都所用的南京話。朱棣在靖難之役後將明朝首都從南京遷到了北京，同時將南京話帶到了北京，慢慢形成了北方官話。所以，四川話和北方官話的源頭之一都是明朝的南京話，二者都屬於官話，四川也成為南方少有的講官話的地區。隻是經曆了數百年的演變，四川話和北方官話聽起來已有差異了，但兩地的人彼此聽懂是沒有問題的。
再比如說，有的南京朋友去雲南旅行，感覺雲南一些地方的方言和南京話很像。這又是為什麽呢？難道雲南官話也來自南京？還真是！雲南最早的原住民並不是漢族人，也不講漢語。雖然從戰國開始就有大量內地人移民雲南，但始終未撼動雲南原住民占大比例人口的地位。在語言上，新來的內地移民被當地人同化，慢慢地也就不怎麽講漢語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明朝初年，朱元璋為了鞏固在雲南的統治，向雲南大量移民內地人口。移民來源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軍隊，明朝在雲南建立了很多衛、所，相當於軍事駐屯區，所以不少軍人和軍屬移民到了雲南；另外一類移民就是南京人，朱元璋定都南京後，對南京人不放心，認為他們“政治不合格”，所以就強行將大量南京人移民到雲南。今天很多雲南人的家譜上就會寫著，其祖上來自南京。明朝學者顧炎武就說：“初明太祖之下金陵也，患反側，盡遷其民於雲南。”明朝的移民政策改變了雲南的人口構成，來自內地的漢族移民開始成為雲南人口的主體。大家都是移民過來的，若各自用原來的方言彼此就沒法交流了，而南京話使用人數眾多，又有政治地位，所以大家就逐漸都用南京話了。到了清朝，又有許多四川和湖廣的移民進入雲南，新舊移民融合在一起，在南京話的基礎上慢慢形成了今天的雲南話。明朝的南京話，其地位就是那個時代的普通話，也是雲南話的源頭。所以，今天南京人聽雲南話會倍感親切，畢竟五百年前都是近親。
有的朋友會產生好奇：中國這麽多方言，古代又不能像今天這樣大力推廣普通話，那來自不同地區的人交流時豈不是得用翻譯？是的，的確有用翻譯的，特別是在對普通話一竅不通的閩語地區福建。文獻記載：清朝時有個叫朱潮遠的官員到福建辦理一個案子，堂審的時候身邊就得有翻譯在場，否則真聽不懂閩語。一國之內，不同地區的人得用翻譯才能聽懂對方說話，中華文化的確是太博大精深了！
32 古人如何取名字
一說到古人的名字，很多人都會蒙。尤其是在《三國演義》裏，人物之間一會兒稱其名，一會兒呼其字。古人的姓、氏、名、字、號都有什麽區別？稱呼的時候又該注意什麽呢？接下來我們就詳細講講。
今天我們說的姓氏，在古代其實是兩樣東西，一個是姓，一個是氏。最先有的是姓，《通鑒外紀》解釋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出。”意思是說：姓是為了統一大家共同的祖宗而創立，實質上就是一個部落族群的族號。原始社會就已經有代表族號的姓了，一般取之於地名。早期人類都會住在河邊，所以多用江河名為姓。比如說黃帝姓姬，是因為住在姬水附近。炎帝姓薑，是因為住在薑水附近。
另外，原始社會早期是母係氏族社會，在當時的婚姻製度下，孩子隻知道母親是誰，不知道父親是誰。所以，最古老的姓裏麵都帶有女字旁或女字底，上古八大姓“姬、薑、姒、嬴、妘、媯、姚、姞”皆是如此。姓代表一個人的血統，所以同姓的人是不能通婚的。
到了父係氏族社會後，生產力水平提高，人口迅速增加。這時，原始部落無法承載所有人口，有的人就從部落分出去獨立門戶。為了給子孫後代區別獨立出來的家門，就產生了氏。《通鑒外紀》解釋道：“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意思是說：氏是為了讓子孫後代有各自的區別而創立，實質上是一個支脈的徽號。那時能獨立門戶出去的，多是部落裏有實力的人物，所以有氏的，一般都是貴族，否則也不好意思給子孫後代起表家門的氏。平民和女人是沒有氏的，他們隻有姓。我們可以這樣簡單理解：一個老祖宗的所有子孫都有一個共同的姓，哪個孫子發達了就出去自立家門，為了和窮親戚們“劃清界限”，可以再給自己創個氏。
先秦時的貴族男子，一般隻稱氏而不稱姓。因為姓是一個血統共用的，高低人等都有，而氏更能體現其高貴身份。在《史記》中，司馬遷稱秦始皇為趙政，很少稱其嬴政，因為嬴是他的姓，而趙是他的氏。司馬遷的稱法，較符合當時的真實情況。嬴政為啥以趙為氏呢？因為秦始皇當年在趙國出生，故以趙為氏。
到了秦漢時期，基本沒人用姓了，所以姓與氏也不再區分了。今天我們說的姓氏，絕大多數情況僅是最初的氏，而並不含姓。
今天我們說的名字，在古代也是兩樣東西，一個是名，一個是字，其區別在於“幼名冠字”。所謂“幼名”，意思是說名是幼年用的，一般是孩子出生三個月後，長輩給取名。所謂“冠字”，意思是說字是成年後才有的。冠在古代是成年的意思，古代男子20歲行冠禮，民間也有15歲行冠禮的，行了冠禮就代表這個人成年了。成年了就得取個供平輩和晚輩叫的稱號，這就是字。
古人都有名和字，一般來說，名和字的含義是相互呼應關聯的，或者說字的含義可以用來解釋名。比如諸葛亮，字孔明，亮和孔明意思接近。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古人稱呼名和字是非常有講究的，除了長輩，別人都隻稱你的字。《嶽陽樓記》裏，範仲淹寫的是“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子京就是字，他的原名是宗亮。平輩之間直呼名字是非常無禮的行為，所以古人罵人時才會“指名道姓”。即便是君主或上級，也不會貿然稱臣下的名，除非是想表達不滿。但臣下自稱的時候，一般會用自己的名，表示恭敬和謙卑。所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的第一句就是“臣亮言”，而不是“臣孔明言”，這就是自稱名以表示恭敬。
至於號，則是人的外號，大多是文人給自己取的雅號。“東坡居士”就是蘇軾的號，所以世人也稱其為蘇東坡。有時候號被使用習慣了，人們都忘記了他原有的名字，比如鄭板橋，板橋就是號，燮才是名，今人隻知道鄭板橋，而不知鄭燮。人們通常根據自己居住地的特征取自己的號，比如蘇軾號東坡居士，估計他家東麵有山坡。陶淵明號五柳先生，因為他家門前有五棵柳樹。至於歐陽修號六一居士，並不是因為愛過六一兒童節，而是代表“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再加上歐陽修本人，合為“六一”，是為“六一居士”。
33 古人如何計算年份
所謂紀年方法，是指人們計算年份的方法。古人很早就意識到日子不能稀裏糊塗過，特別是年份，要有先行後續的概念，以便我們“知遠近、較長短”，於是各種紀年方法就應運而生。紀年的關鍵，在於確定一個起始年份，然後累計。古代中國是紀年方法最豐富的國家，那麽都有哪些紀年方法呢？
比較早的是“王位紀年法”，即以君主即位那年為紀年起始，累計紀年，又叫君王即位年次紀年法。這種紀年方法多見於周朝，周王室以周王即位年次紀年，各諸侯國也用自己君主的即位年次紀年。比如《左傳》中的曹劌論戰篇，開頭第一句就是“十年春，齊師伐我”，這裏的“十年”指的是魯莊公十年。《左傳》是一部為《春秋》作注解的史書，而《春秋》是魯國的史書，所以《左傳》裏的紀年都是以魯國君主的即位年次紀年的。
中國曆史上最早有明確記載的紀年年份是“共和元年”，這就是一個王位紀年法。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那一年周厲王因統治無道被趕下了台，共伯和攝政，代行天子事，於是那一年就紀年為“共和元年”。王位紀年法第一次被記載，居然是一個君主被趕下台的年份，這實在頗具諷刺意味。從共和元年起，中國曆史的記載就從來沒有中斷過了，盡管紀年方法有很多種，但曆史一年接著一年地被記載下來，直到今天。近三千年的曆史記載，一年也未中斷，這是我們中華文明的驕傲！
古代最常用的紀年方法是“皇帝年號紀年法”。它與王位紀年法的區別在於：每個皇帝都有一個專門用於紀年的年號，以年號啟用那年為開始，累計紀年。這種紀年方法始於漢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開始的時候，一個皇帝在位期間並非隻有一個年號，用幾年可能就換一個年號，這叫“改元”。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又會啟用新的年號，但這不叫“改元”，而叫“建元”。古代發生重大意義的事件時就會改元，以示紀念。比如漢武帝的“元狩”年號，是因為漢武帝在狩獵時獲得了一隻珍奇異獸，所以改元。衛青和霍去病北擊匈奴大獲全勝，這件事就發生在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
漢武帝在位55年，共使用了11個年號，其年號數量在曆史上排第三。排第一的是女皇帝武則天，她在位21年，共使用了18個年號。生活在武則天時代的人，真心不容易，有可能活著活著就忘記自己生活在哪一年。明清兩朝的皇帝，多是一人一個年號，所以後世多以年號稱呼皇帝，比如永樂皇帝、康熙皇帝等。年號的使用，還代表著正統與歸化。清朝康熙年間，江南文人編纂“明史”，書中有些地方不用清朝年號而用了明朝年號，康熙皇帝因此震怒，處決了七十多人。
年號紀年法對東亞文化圈內其他國家的影響也很大，古代的朝鮮、日本、越南也有自己的年號紀年。從唐朝開始，日本學習了中國的年號製度，至今沿用了一千多年，共使用了247個年號。本書出版的2019年，也是日本天皇年號的平成三十一年。日本選年號多從中國古典文獻找出處，最愛用的是《尚書》和《周易》。就在王老師寫這本書期間，日本公布了即將即位的新天皇的年號“令和”，這個年號打破了一千多年來從中國古典文獻找出處的習慣，是第一個從日本古典文獻《萬葉集》找出來的年號。
今天我們中國仍在使用一種古代紀年法——“幹支紀年法”。幹支紀年法是利用“十天幹”和“十二地支”的排列組合來排序紀年，又名“天幹地支紀年”。相傳，天幹和地支創立於黃帝時，最初用於祭祀與占卜。天幹地支紀年使用的時候，先用第一個天幹分別與12個地支順次組合，然後再用第二個天幹分別與12個地支順次組合，以此類推排序紀年。天幹有10個，地支有12個，10與12的最小公倍數是60，所以每60年天幹地支就會輪回一遍。因為每個輪回中的第一個年份都是甲子年，所以古代又將60年稱為一“甲子”。
古人在記錄曆史大事件時，有的會以年號命名。比如北宋範仲淹的慶曆新政，慶曆就是宋仁宗的年號。嶽飛《滿江紅》裏寫的“靖康恥”，靖康就是北宋最後一個皇帝宋欽宗的年號。用年號紀年的好處是可以迅速知道大致時間段，但確定不了具體時間點。而幹支紀年能夠確定時間點，所以很多大事件都以幹支紀年命名。比如甲午戰爭，甲午年是1894年；戊戌變法，戊戌年是1898年。但幹支紀年60年一輪回，對於時間久遠的事，就可能會弄混。所以古人也會將年號紀年與幹支紀年組合使用，年號在前，幹支在後，這樣紀年就能更加準確無誤。比如《核舟記》中的“天啟壬戌秋日”就是這種組合紀年法。
古代其實還有一種“大事件紀年法”，以大人物出生的年份或大事件發生的年份為紀年起始。比如黃帝紀年，即以黃帝創製曆法那年為紀年元年。辛亥革命時，就曾以公元前2698年為黃帝紀年元年，使用了一段時間的黃帝紀年，隨後被公元紀年取代。民國時期還用過民國紀年，就是以民國建立那年為元年，這也屬大事件紀年法的一種。今天的中國台灣地區依然使用民國紀年，與公元紀年並用。
因為這個紀年方法的問題，王老師還鬧過一個笑話。當年讀大學時，我接待過一個台灣大學生夏令營。接待時發現其中有一美女，遂暗中觀察，發現她佩戴的名牌上寫著出生年份為“76年”，我以為是1976年，當時就蒙了——難道她是老師？一問才知道，此“76年”為台灣地區的“民國七十六年”，也就是1987年。
紀年方法的演變，體現了曆史與文化的變遷，也體現著文明的傳承。然而，近年聽說有人提議要恢複中國傳統紀年方法，更有甚者主張停用公元紀年，美其名曰是為了弘揚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但我覺得這種形式主義要不得。已經進入曆史的東西，我們尊敬與研究是對的，但真要把作古的東西從曆史塵埃裏扒拉出來接著用，那就有點嘩眾取寵了。
34 元旦與陰曆、陽曆的起源
“元”，意為開始、第一。“旦”，意為早晨。元旦，就是新年第一天的意思。元旦作為節日，在我國有三千多年的曆史了，隻是最初不叫元旦，而叫元正、元日、元辰等。“元旦”第一次出現是在唐朝。但是古代的元旦和今天的元旦並不是同一天，因為古代的曆法與今天不同。
中國古代使用農曆，今天一般也稱為陰曆。這種稱法並不嚴謹，確切地說，農曆不是陰曆，而是“陰陽曆”。陰曆是以月亮繞地球的運行周期為基礎製定的曆法。月亮一個陰晴圓缺周期是一個月，又叫朔望月。一個朔望月的精確時間為29日12小時44分2.8秒。陰曆將12個朔望月定為一年，所以陰曆一年是354天多一點。陽曆則是以地球繞太陽的運行周期為基礎製定的曆法，所以又叫太陽曆。地球公轉一周即一個春夏秋冬輪回是一年，又叫一個回歸年。一個回歸年的精確時間為365天6時9分10秒。陽曆將一年劃分成12個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2月28天。
簡單說，陰曆以月亮為參照，先有月，後有年；陽曆以太陽為參照，先有年，後有月。用陰曆可以看月亮的陰晴圓缺，用陽曆可以看季節的春夏秋冬。早期人類文明大多采用陰曆，比如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希臘、古羅馬。因為月亮比較容易觀測，30天左右就能觀測一個輪回。不像太陽，365天才能觀測一個輪回。心疼古代那些陽曆的製定者，一年不用幹別的，就觀測太陽了。
中國古代最初也用陰曆。但陰曆有一個問題：12個朔望月是354天，比一個回歸年的365天少了11天。這樣的話，每過一個陰曆年，時間就會提前11天。月份就會越來越提前，和季節對應不上。不過這難不倒聰明的中國古人，他們將陰曆與陽曆相結合——用朔望月來確定月，也用回歸年確定年，二者差的天數通過設置閏月的方式補齊。比如說我們用農曆時會出現“閏四月”的情況，就是過完了四月又再過一個閏四月。這個臨時加入的閏四月，就是為了湊齊陰曆與陽曆差的天數。
中國古代的各種傳統曆法都屬於農曆的範疇，其原理基本一致。但是，古代我們並不稱這些曆法為農曆。直到20世紀60年代，“農曆”的名稱才出現，因其曆史上長期指導農業生產而得名。農曆結合了陰曆和陽曆的優點，實際上是一種陰陽合曆。曆朝曆代有很多版本的農曆，現行農曆是沿用了清朝的《西洋新法曆書》，它是四百多年前的歐洲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和中國天主教徒合力編撰的。
中國古代的元旦就是按照農曆確定的，農曆新年第一天為元旦。秦朝時的農曆，以十月定為一年首月，所以十月初一是元旦。漢武帝時，使用新的農曆，將正月定為首月，正月初一就是元旦。此後的二千年，我們的元旦實際上就是農曆的大年初一。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改用公曆，公曆1月1日成為元旦，沿用至今。公曆是西方曆法，由羅馬教皇於1582年頒行，所以又叫西曆或西元。周傑倫有首歌叫《愛在西元前》，就是“愛在公元前”的意思。公曆是陽曆的一種，紀年方式上以耶穌誕生那年為元年，累計計算。耶穌誕生前就是公元前。今年是2019年，就是耶穌誕生後的第2019年。
因為公曆是西方曆法，所以公曆與中國傳統的生肖不掛鉤。有的朋友今年元旦發祝福說豬年快樂，那真是日子過糊塗了。習慣上，我們把農曆的大年初一看作生肖年的開始。但是嚴格從曆法的角度講，生肖應該與天幹地支的二十四節氣掛鉤，立春才是一個生肖年的正確開始。
35 古人如何看時間
前兩篇講了古人計算年份的紀年法和年月日的曆法。那在一天之中，古人又是如何看時間的呢？
在鍾表還沒有普及前，古人是通過鍾鼓樓來知曉時間的。早在漢朝，我國就有了鍾鼓樓報時製度。早期的鍾鼓樓設在皇宮內，隻為皇家服務。唐朝的鍾鼓樓，早晨敲鍾報時，晚上敲鼓報時，“晨鍾暮鼓”的說法就是這麽來的。
唐朝長安城實行夜禁製度，晚上不許出來瞎逛了。所以主要街道上都設立了街鼓，跟隨著鍾鼓樓報時，以便全城都能知道夜禁的開始。暮鼓敲完，所有人都不許出來上主街了，否則就會挨揍。所以如果你穿越回唐朝，一定要趕在白天，否則你小命不保。這不是危言聳聽，唐朝真的有因為喝醉酒犯夜禁而被杖殺的例子。
如果穿越回了宋朝，就不用擔心了，因為宋朝沒有夜禁。宋代的城市生活空前繁榮，宋人多是夜貓子。夜貓子們夜晚也需要知道春宵幾何，所以晚上也得報時。宋代夜晚負責報時工作的，一般是寺院的僧人，他們拿著鐵牌子或木魚沿街報時。古人將夜晚分為五更，每更一報時，所以報時又叫“打更”。這些僧人在天亮時還要兼職天氣預報員，順便報一下當天的天氣，非常貼心。
元明清三朝，不光都城設立鍾鼓樓，其他大城市也有鍾鼓樓。今天西安的鍾鼓樓，很多人以為是盛唐時留下的，其實那是明朝時建造的。
那鍾鼓樓又是如何測算出時間的呢？古人最早通過觀測太陽來測時的，三千多年前的周朝發明了測時儀器“日晷”，利用太陽照出影子的長短和方向來測算時間。古人把時間稱為光陰，所謂一寸光陰原意就是日晷上一寸影子的意思。日晷把一晝夜劃分為12個時辰，一個時辰是兩小時。日晷最小的刻度合今天15分鍾，所以古人管15分鍾叫一刻或一刻鍾。在古代，一天是12個時辰，一個時辰是八刻鍾。
日晷在陰天和晚上就沒用了，所以古人又發明了不受天氣影響的計時器——漏刻。漏刻是往銅壺裏裝入一定量的水，讓它慢慢漏出，通過漏出水的量來確定時間，又叫“銅壺滴漏”。早期的漏刻有一個嚴重缺陷，由於水位高低不同導致的壓力差，會出現“水位高時漏得快，水位低時漏得慢”的現象，這樣計算的時間就會有較大誤差。到了東漢，科學家張衡改進了漏刻，將其設計成二級漏壺，即增加一個漏壺，讓水的高度變小，流得更勻速，減小了時間計算的誤差。後世沿用了這種方法，在宋元時期還出現了更為精確的四級漏壺。
古代還有種更簡便的計時工具——燃香。所謂“一炷香的工夫”就是這麽來的。古代有專門用來計時的燃香，稱為“更香”，更的原意即時間的刻度。更香用燃燒速度均勻的木料製成，有的更香上還嵌有金屬珠，燃燒到固定時間時金屬珠會掉落，用以提醒時間。宋代時，這種更香隨著宋代的商船遠行海外，其準確程度讓外國人歎為觀止。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評價更香說：“吾人從未見其有大差誤，此發明可代自鳴鍾。”的確，在那個西洋鍾表價值連城的年月裏，更香的價格的確更親民，更接地氣。明朝時，一盤更香隻需3文錢，可用一晝夜。
燃香計時是佛教傳入我國後才有的。還有很多時間量詞也與佛教有關。比如一彈指，合今天7.2秒；還有一瞬，合0.36秒；最快的是一念，合今天0.018秒。“就在這一瞬間，才發現，失去了你的容顏”——0.36秒就會失去，的確是太快了。
明朝中葉後，西洋鍾表作為禮物和商品進入中國。1601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將自鳴鍾送給萬曆皇帝，鍾表進入中國古代宮廷。到了清朝，上層貴族和官方已經普遍使用鍾表作為計時工具了。
36 中秋節與月餅的起源
中秋節與春節、清明、端午同為當今中國四大傳統節日。在曆史上，中秋節形成的時間最晚，而且其形成過程還受到了外國非常大的影響。這個外國不是遠邦，而是近鄰韓國，那時候叫作新羅。從某種角度講，中秋節在最初誕生的時候，是不折不扣的“洋節”。
學者考證，唐朝之前中國並無中秋節。唐朝時，文人墨客喜歡在八月十五這一天賞月吟詩，因為這天的月亮格外圓又亮。慢慢就形成了八月十五賞月的傳統，但並未形成節日。唐朝境內有很多新羅留學生和僑民，他們在八月十五有節慶的傳統，以紀念曆史上這一天曾取得過對外戰爭的勝利。唐朝文化包容開放，唐朝人很愛過洋節，受到新羅人的影響，就將賞月傳統和新羅的節慶相結合，形成了八月十五過節的傳統。唐朝文化上的偉大，不僅體現在影響了周邊國家，也體現在吸收了許多外來文化。“放”和“收”是唐朝文化的姿態，既能對外輸出，又能吸收外來。
到了宋朝，中秋節已經完全中國化了，風俗習慣已與新羅迥異，成為中國的傳統節日。聽到這裏，有的朋友可能不太高興了，憑什麽說我們的中秋節起源於韓國？韓國已經搶了端午節，難道還要把中秋節送給他們嗎？莫急，其實韓國在端午節申遺的時候，已經在申請文本開篇申明：端午節原本是中國的節日，傳到韓國已經有一千五百多年了。其實，我們真的沒必要在這個問題上小肚雞腸，同屬於中華文化圈，他們受中國文化影響了兩三千年，直到今日依舊喜歡來自中國的元素，這恰恰說明了古代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很大。此外，韓國、日本等國保留了中國文化的諸多傳統和樣式，實際上是在幫我們傳承古風。我們不光不該生氣，還應感到自豪。
後來，中國人有了中秋節吃月餅的習慣。至於為何要在中秋節吃月餅，說法眾多，在此給大家介紹一個比較流行的說法。相傳元朝末年，民眾不滿當朝的統治，紛紛起義。朱元璋的軍師劉伯溫建議，在八月十五中秋這一天號召民眾起事，通知的辦法就是挨家挨戶贈送圓餅子，稱之為月餅。餅裏麵都塞了紙條，寫著：八月十五殺韃子。韃子指的就是以蒙古族人為首的當朝統治者，反元起義就這樣開始了。月餅就是這樣起源的。可是經學者考證，“月餅”最晚在南宋就已出現，與殺韃子沒有關係，這隻是個傳說。
37 “七尺男兒”到底多高
在古代文學作品或者曆史劇中，形容古代男子身高時常會說“堂堂七尺男兒”。今天的一尺約等於33厘米，算下來“七尺男兒”身高得兩米三！還有更誇張的，史書記載項羽身高八尺，合今天兩米六。呂布身高九尺，合今天三米。最恐怖的是孔子，史書記載其身高是九尺六寸。如果真是這樣，孔子恐怕是巨人症了！
難道古人真的那麽高？難道是現代人越活越矮了？想想也不大可能——在影響身高的後天因素中，最重要的是飲食營養。而現代的生活條件比古代好太多了，身高怎麽會“今不如昔”？
其實古代的“七尺男兒”並沒有那麽高，問題是出在了古代一尺的長度和今天是不一樣的。我國古代的長度標準在曆朝曆代都有變化。根據學者考證：秦代一尺是23.1厘米，漢代一尺是23厘米～23.6厘米，隋唐一尺在30厘米左右，宋代的一尺才超過30厘米。
這樣算下來，項羽的身高應該是一米八五，算是比較高的，這樣的身高在今天也不少。呂布的身高是兩米出頭，這個確實非常高了，但跟姚明比還遜色一些。再來算算有“巨人症”的孔子的身高，現代出土的春秋時魯國尺，一尺大約20.5厘米，那麽孔子的身高應該是一米九六。這麽看，孔子的確是一個高大帥氣的老師！今天很多地方都有孔子的雕塑，有的孔子像被塑得很高，這的確比較符合曆史事實。
“七尺男兒”的形象至少在戰國時代就有了。《荀子》勸學篇就說：“口耳之間，則四寸耳，偈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如果按照與戰國相近的秦尺標準計算，七尺男兒身高也就是一米六多一些！今天的墓葬考古也證明了這一身高。根據秦漢時期的墓葬考古，當時的男性平均身高是1.68米，女性平均身高是1.52米。看來和我們的推測比較吻合。
現在我國的“七尺男兒”有多高呢？2015年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的《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顯示：中國成年男性平均身高167.1厘米，女性155.8厘米。怎麽過了兩千年中國人沒長高啊？
首先，現在的成年人平均身高統計時是包括老年人的。這些老年人大部分是在1949年前後出生的，經過了大饑荒和物資匱乏的年代，小時候吃得不好，營養跟不上，所以影響了身高，拉低了當今的平均身高。另外，全國平均身高不具有全國普遍性，我國身高還存在南北方的地域差異。平均身高比較高的東北人、山東人要比平均身高比較低的四川人重慶人高出七八厘米。另外，前麵提到的考古測量出平均身高1.68米，是古代西北人的情況。而今日西北人普遍較高。今天陝西的平均身高能達到1.72米左右，比兩千多年前還是高了一些的。
有的朋友會拿兵馬俑的身高質疑我的說法。的確，參觀兵馬俑博物館時解說都會誇耀兵馬俑身高都是1.85米以上，在兵馬俑坑裏看起來也的確很高。但是，兵馬俑都是帶底座的，底座有十多厘米高。除去底座淨量的話，兵馬俑的實際身高多在170厘米～181.5厘米之間。這個身高比前麵計算出的一米六高了許多，因為兵馬俑的原型是軍人，而且還是皇帝身邊的禁衛軍，當然要選大高個兒了。因此，兵馬俑的身高是不能代表當時的普遍情況的。
所以你要自信，隻要有一米七的身高，回到古代至少能是個七尺半男兒！
38 “學富五車”到底有多厲害
古人常用成語“學富五車”來形容一個人學問淵博。這個成語源自《莊子》一書，說的是戰國時的政治家惠施的故事。《莊子》的原文是：“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很多朋友將這句話理解為他讀過五車書，的確很厲害！那古代的五車書到底有多少呢？今天咱們就來算算。
“學富五車”中的五車書，和我們今天的書是不一樣的。今天的書是紙版書，是東漢之後才有的。盡管東漢的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但東漢並未普及紙版書。直到魏晉時期，因為佛教的傳播需要大量佛經，廉價方便的紙版書才在我國普及開來。那在“學富五車”的先秦時期，書是用什麽材料寫的呢？答案是簡牘。
簡和犢是兩樣東西，區別主要體現在寬度上，簡細長，牘則更寬。在製作材料上，兩者大體都用竹或木。一般簡多用竹，牘多用木，所以又稱“竹簡”和“木牘”。
竹簡在商朝就出現了，後來在戰國時期被廣泛使用，一直用到漢朝。竹簡的製作方法很複雜。首先得選用上等的青竹裁切成適合的大小和長度。竹簡的寬度在0.5厘米到1厘米之間，長度則根據書寫內容而固定。如寫詔書律令的竹簡長三尺（約67.5厘米），抄寫經書的長二尺四寸（約56厘米）。民間寫書信的竹簡一般長一尺左右（約23厘米），字數少的書信用一塊木牘就夠了，也是一尺長，因此古代又稱信件為“尺牘”。裁切後的竹片要拿到火上烤，一方麵是為了減輕竹簡的重量，還有一方麵是為了幹燥後防黴防蛀。烘烤之時，本來新鮮濕潤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水珠來，就像出汗一樣，所以這道程序叫“汗青”，也稱“殺青”。今天電影拍攝完成時也稱“殺青”，這種叫法就是源於竹簡的製作工序。殺青後，就可以在竹片上寫字了。如果寫字時寫錯了，就用小刀將錯字刮掉後重寫，以避免一整片竹簡的廢棄。這種刮錯字用的刀叫“書刀”，是古代文人常用的文化用品。竹片寫完了，再在竹片上打孔穿繩，將若幹片竹簡聯接在一起，這就是一冊竹簡了。
牘大多用木片製成，漢代多以胡楊和紅柳作為原材料。牘比簡寬許多，能達到6厘米左右，個別的達15厘米以上。單片牘比單片簡能承載更多的文字量，所以牘多單片使用，不用聯結成冊。牘呈長方形，故又叫作“方”或“版”。牘也用來畫地圖，這就是後世將國家疆域稱為“版圖”的由來。
“學富五車”時代的書是竹簡，其重量和今天的紙版書不可同日而語。《漢書》記載：漢武帝時，有個叫東方朔的人，博覽群書，給漢武帝寫自薦信，用了3000片竹簡，需要兩個人抬著才能運到宮殿。一片竹簡能寫30多個字，3000片竹簡就是10萬字左右，與您正在讀的這本書字數相當，這就足以看出竹簡之重。
那五車竹簡有多重呢？台灣曆史學者邢義田先生曾考證過，東方朔上書用的竹簡重量可達12公斤多。我們計算一下，3000片竹簡能寫10萬字左右，能達到12公斤多，平均算下來每公斤竹簡有8000字。古代馬車的載重量一般可達200公斤，五車竹簡就是1000公斤，算下來大概有800萬字。
800萬字是什麽概念呢？以人民出版社版本的四大名著為例，《紅樓夢》約107.5萬字，《三國演義》約72.6萬字，《水滸傳》約92.5萬字，《西遊記》約83萬字，加起來大約355萬字。“學富五車”的讀書量，大概就是四大名著總字數的兩倍。這個水平，今天的中學生基本就能達到。
然而我們是否可以藐視古人而自稱“學富十車”呢？恐怕不可以。首先，古代的文章用文言體，其信息量遠遠多於白話文。其次，古人讀的都是學術著作，四大名著那是白話小說，難度上也不在一個水準。另外，“學富五車”這一成語的本意不是“讀”了五車書，而是有五車書的著作，是“寫”了五車書的意思！以王老師目前日夜趕稿的速度，穿越回古代，也隻能算是“學富五筐”！
39 古代如何審案
本篇我們以清朝著名的楊乃武小白菜案為例，講講古代審案的那些事。
楊乃武小白菜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發生在同治年間。主人公楊乃武生活在浙江省餘杭縣，舉人出身，家庭富裕。楊乃武家有空閑房子，出租了一間給小白菜（本名畢秀姑）及其丈夫居住。這樣兩家就成了鄰居，關係相處得也還不錯，空閑時候楊乃武還教小白菜寫字。楊乃武比小白菜大15歲，也沒啥太多的想法，但是鄰居看見兩人總在一起出雙入對，就開始議論紛紛。古往今來，人們就愛八卦男女之間的事，沒有“事”的都會傳出“事”來。後來，小白菜和丈夫受不了流言蜚語，就搬家了。可是搬家沒多久，小白菜的丈夫就病死了。由於屍體鼻口流血，小白菜的婆婆就認為是小白菜毒死了自己的兒子，將小白菜告到了縣衙。司法程序正式開始。
今天司法審判歸法院負責，古代則不同，很多官員都有權審案。清朝時，縣是最基層的行政單位。縣裏最高的審判長官是知縣，就是我們俗稱的“縣太爺”，其“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拿到今天，就相當於縣長管審案。知縣的斷案能力是良莠不齊的，楊乃武小白菜案趕上個年過七旬的知縣叫劉錫彤，估計已經老糊塗了。劉知縣接到報案後帶著仵作就去驗屍了。仵作相當於今天的法醫，仵作驗屍時都會參照宋朝人宋慈寫的一本名為《洗冤錄》的書，這可是古代法醫界的《聖經》。《洗冤錄》中，關於砒霜中毒的情況有專門的檢驗方法：“用銀針，刺死者的喉嚨，如果拿出來以後銀針變暗，就有可能是砒霜中毒致死。”仵作照此做了，發現銀針的確變黑了，於是便斷定小白菜的丈夫中毒。但是在宋慈的《洗冤錄》中還有後續的確認程序：“用銀針探喉以後，還需要用皂角水將銀針洗一下，如果黑色能被洗掉，銀針重新恢複光澤，那就不是真中毒。”這一驗證標準叫作“青黑不去”。一心想定案的劉知縣和仵作沒有進行後續驗證，因為劉知縣之前也聽傳聞說過楊乃武與小白菜有“奸情”，潛意識裏就認定是楊乃武和小白菜合謀殺死了小白菜親夫，驗屍時就沒有太較真。
接下來就是堂審。為了獲得認罪口供，劉知縣對小白菜用了刑。古代刑事審判主要有三種方法：口供、五聽和刑訊。“口供”就是讓你自己敘述罪行，在古代審判中的地位最為重要。在嫌疑人陳述口供時，審案者還要進行“五聽”，就是根據你的言辭、麵色、氣息、聽覺、眼神來判斷你是否撒謊。這個有點類似今天的測謊，盡管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用來作最終判斷則是很不科學的。如果前兩招用了，對方還不肯認罪，那隻能放大招了，就是刑訊逼供。在古代，刑訊逼供是合法的，但也有一定的使用限製。唐朝時曾規定，刑訊不得超過三次，打的次數不得超過兩百下。如果達到了法定的刑訊次數嫌疑人仍不肯招認，就認為這個人可能真的是被冤枉了，嫌疑人便可以取保。劉知縣庭審時對小白菜用了刑，卻沒對楊乃武用刑。因為楊乃武是舉人，按照法律，有功名在身的人是不可以用刑的。
我們看電視劇裏古代的審案現場，官員在下令用刑時都會從案子上的簽筒中取出一根簽扔在地上。明清審案時，主審官的公案上有四個簽筒，簽分別寫有“執、法、嚴、明”四個字加以區別。“執”字筒內放的是捉人的簽子，相當於現在的逮捕證。其他三個筒分別放著白、黑、紅三種顏色的簽子，白簽每簽打一板，黑簽每簽打五板，紅簽每簽打十板。這種扔簽下令的傳統，體現的是古代司法“刑以兵威”的精神。主審官以堂簽下令，和戰場上將軍以令箭、令牌發號施令是一個意思。扔令簽的時候一定要擲地有聲，目的是嚇唬嫌疑人。不僅扔令簽要聲音大，使用刑具時還要往地上用力摔，必須啪啪作響，希望這樣能把嫌疑人嚇住，直接招供認罪是最好的。
小白菜受不了刑訊逼供，最後就違心承認了自己與楊乃武通奸並毒殺了自己的丈夫。古代這種靠刑訊逼供搞出的冤假錯案數不勝數。盡管楊乃武拒不承認，但劉知縣依然是草草結案，並把案件上報給其上級領導杭州知府。知府相當於今天的市長，掌握一個府的最高審判權。當時的杭州知府是陳魯，陳知府接案後對該案進行了“複審”，複審相當於今天的二審。複審時，楊乃武的舉人功名已經被朝廷革除，這樣就可以大大方方對其用刑了。一番刑訊逼供後，楊乃武也承認了自己並不存在的罪行。最終，楊乃武被判斬立決，小白菜被判淩遲處死。在古代，女子通奸並謀殺親夫是非常嚴重的犯罪行為，很多都會被淩遲處死。越是保守落後的時代，對通奸這種事處罰就越嚴重，畢竟太“傷風敗俗”了。楊乃武和小白菜複審也都被判了死刑，那他們會像電視劇裏演的那樣，判決後就直接拉出去行刑嗎？沒有那麽草率。死刑還需要秋審通過後才能行刑。
清朝的秋審有兩個環節：一個是地方秋審，相當於今天省高院終審判決；另一個是中央秋審，相當於今天的最高法的死刑複核。地方秋審時，判處死刑的案件要上報省裏，省督撫會同布政使、按察使進行複審。相當於今天的省委書記、省長、主管司法的副省長三人共同會審，審判結果為終審判決。地方秋審結果可能有四種，分別為“實、緩、矜、留”。意思分別是：案情屬實，量刑合理，維持死刑；案情屬實，量刑過重，減刑不殺；案情存疑，發回重審；案情屬實，量刑合理，但嫌疑人為家中唯一男丁且父母尚在，免去死罪。這最後一種情形叫作“留養承祀”，現實操作中一般不用。
地方秋審後仍然維持死刑判決的，要報送到朝廷進行中央秋審。中央秋審時，先是由刑部和內閣大學士等副國級高官會審，擬定出意見，最後交由皇帝親自裁決。皇帝認為可以執行死刑的就批準，這一最終裁決叫作“勾決”。勾決之後的犯人很快就會被執行死刑了。清朝的中央秋審一般在農曆八月，時值秋季，所以隨後的執行死刑又叫“秋後問斬”。從漢代開始，中國就有秋冬季執行死刑的規定。古人認為凡事都該順應天時，秋冬是萬物肅殺的季節，因此是執行死刑的“好日子”。
咱們繼續說回楊乃武和小白菜，二人在複審死刑後，一隻腳就已經邁進了鬼門關。但就在等待秋審的過程中，楊乃武的家人進京告了禦狀，相當於今天的進京上訪。我們看電視劇裏的告禦狀大部分都是告到皇帝或者宰相那裏，但在現實中不太可能，哪有那麽容易讓你見到皇帝或宰相？一般告禦狀都是告到都察院、刑部或步兵統領衙門（俗稱九門提督），分別相當於今天的中央紀委、司法部、公安部。楊乃武的家人將禦狀告到了都察院。
此時，上海的《申報》連續報道了楊乃武小白菜案，就像上了今天的微博熱搜一樣，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注。這也驚動了兩宮太後，那時候掌握國家實權的是慈禧太後。在慈禧太後的直接幹預下，此案最後交由刑部重審，刑部尚書桑春榮親審此案，相當於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長親自掛帥審案。重審時，開棺重新驗屍，一位在刑部任職六十年的資深老仵作參照《洗冤錄》的驗屍方法，證實小白菜的丈夫並非中毒身亡，而是得病而死。最終，楊乃武和小白菜得以平反昭雪。慈禧當時也想借這個案子整頓一下浙江官場，就要求嚴肅追責所有涉案的瀆職官員：劉知縣被發配黑龍江，其他三十多名官員也都被革職、充軍或查辦。
通過對楊乃武小白菜案的考察，你應該對我國古代的司法體係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穿越回去，遇到了昏官，也要學會用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權利，記住：告禦狀要去都察院！
40 古代犯人流放到哪裏
流放是很古老的一種刑罰，先秦時代就已有之。那時候最著名的流放，是商朝權臣伊尹把國君太甲給流放了，讓其閉門思過，史上稱“伊尹放太甲”。流放最初隻是針對權貴階層的，被流放的大部分是政治犯，後來才開始針對普通民眾。到了唐朝，流放成為“笞、杖、徒、流、死”五刑之一，一直沿用到清朝。
在古代，流放是很重的罪，僅次於死刑。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以為流放沒什麽可怕的，不過是換個地方生活。古代可並不是這樣，安土重遷的古人，即使到朝廷當了大官，退休後都要回到原籍養老，對背井離鄉是非常不能接受的。而且古代流放地點的選擇，是罪行越重流放越遠，一般都是流放到偏遠落後的苦寒之地或煙瘴暑熱的偏僻海島。流放地經濟落後，醫療匱乏，環境惡劣，生存條件非常差。趕往流放地的路途艱難又坎坷，很多人在路上就病死了。重刑犯到了流放地，要麽做苦役，要麽充軍。罪行輕一點的，或被貶官的政治犯，到了流放地可以自由生活，但也極其艱辛。
古代的流放地主要有哪些呢？下麵就來介紹幾個古代的流放“聖地”。
房陵，現為湖北十堰市所轄地區。被流放到這個地方的，大多數是權貴階層。比如秦滅趙時就曾把趙王流放到這裏，漢朝時犯罪的皇親國戚也被流放到這裏，唐中宗李顯也被母親武則天流放到這裏。曆史上房陵被流放的君主就有16位，顯貴更是不計其數。
嶺南，就是今天的兩廣和海南。別看這個地方現在經濟發達，在古代可是落後的“蠻荒之地”。韓愈當時就被流放到嶺南的潮州，一到潮州就被當地的食物給嚇蒙了——天啊，這吃的都是什麽妖魔鬼怪？不行，我要回去！然後他就給皇帝寫了悔過書，不久就被皇帝特赦回去了。其實嚇蒙韓愈的菜就是生蠔，今天是美味佳肴，但在韓愈那個時代卻是大多數人未見過的怪物。宋朝有祖訓“不殺文臣士大夫”，所以犯罪的文官大多都流放了，他們的主要流放地是嶺南的海南島，蘇軾就是其中的代表。海南有個流放“聖地”叫崖州，就在今天三亞市的崖州區，距離三亞市區四五十公裏，是三亞的“源頭”。我去三亞的時候還特意去了趟崖州古城，感受下古人的“流放”。今天三亞可是國人趨之若鶩的旅遊勝地，但在古代卻是犯人的流放地。不知道古代被流放到這裏的文人會不會感到“麵朝大海，春暖花開”。
東北在明清時叫滿洲。清朝政府比較喜歡將犯人流放到滿洲，因為這裏是滿族人的“龍興之地”，屬於軍事禁區，比較安全。另外，滿洲人煙稀少，想跑都跑不了。東北最有名的流放“聖地”莫過於今天黑龍江海林和寧安一帶的寧古塔了。看清宮戲，經常會聽到官員犯罪了被判“流放寧古塔”與“披甲人為奴”。如果再加一句“永世不得入關”，那基本上就等於判死刑了。那地方冬天太冷了。另外，給“披甲人為奴”就是給當地的軍人做奴仆，天天做苦役，可能兩三年就被折磨死了。還有很多人在去寧古塔的路上就已經死了，清代文人中就流傳說：人說黃泉路，若到了寧古塔，便有十個黃泉也不怕了！
古代流放到四川、貴州、新疆、蒙古、河北滄州的犯人也不少，去的都是偏遠落後之地。很多人會疑惑：被流放的犯人為啥不逃跑呢？一是跑不出去，流放地偏遠，周圍渺無人煙，跑的路上都有可能被餓死。另外，重刑犯流放前還會在臉上刺字，跑到哪兒都會被認出來。一般左臉刺罪名，右臉刺流放地名。最倒黴的是清朝，要刺滿漢兩種文字，那畫麵，想想都臉疼。如果流放地的名字比較長，那就悲劇了，比如說流放到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後旗，有沒有感覺到“臉疼”？
很多人以為古人在日常說話時也滿口“之乎者也”，擔心穿越回去不會說“文言文”，沒法和古人交流。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古人日常交流用的也是白話文。
所謂文言文，是古人寫文章時用的書麵語言。春秋以前，文言文與口語白話文的區別並不大，文言文實際上就是將商周時期的口語簡化後變形而成的。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文言文基本定型，以後的兩千年基本沒有變過。但口語白話文卻一直在變，變化的原因主要是受移民的影響，比如遊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導致的語言變化。唐朝之後，白話文和文言文分離得更加明顯，人們平時說話和寫文章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那古人為何寫文章的時候不用白話文呢？這樣豈不是更方便讀懂嗎？白話文盡管容易讀懂，但真的不容易寫，因為用字太多。同等信息含量的內容，如果用白話文，會比文言文多出一倍的文字量。在紙張沒有發明前，古人在青銅器上鑄字、竹簡上刻字、絲帛上寫字，這些書寫材料都十分昂貴，而且書寫過程也很費勁。所以，古人為了省錢省力，寫文章的時候必須惜字如金，文言文這種精簡化的用語就體現了它的優勢。打個比方，您正在讀的這部書總共十餘萬字，如果用竹簡寫成，需要近三十斤竹簡。如果百萬字的長篇小說用竹簡寫成，大部分人是買不起的。所以，古人用文言文的最初目的是為了省字控製成本。
東漢改進了造紙術，唐宋普及了印刷術。書寫材料便宜了，過程也不那麽費勁了，為啥還用文言文呢？這主要是因為文化傳承的慣性，文言文格式穩定，言簡意賅，有表達優勢。另外，古代的知識分子用文言文還能提高自己的格調——這樣能把自己和普通的“吃瓜群眾”區分開來，通過體現文化的高低差異來獲得優越感。兩千多年來，使用文言文一直是讀書人的身份象征，直到新文化運動倡導白話文後，文言文的優越感才消失。
宋朝之後，隨著民眾閱讀的普及，白話文在書籍文章中的使用數量大大增多。宋代興起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話本”，實際上就是說書藝人表演時使用的底本。這種話本融合了口語和書麵語，產生了一種淺近文言體，即白話小說。此後的暢銷類小說基本都用白話文了，這樣讀起來比較貼近真實生活，而且大家都能讀得懂，四大名著就是此類小說的代表。今天的初中生讀四大名著就容易，但讀純文言體的《史記》就費勁多了。
宋朝之後的白話文和今天差別不大了，基本上都能看懂。史書上記載過一段宋代官府審問一個婦女的對話，這婦女砍傷了自己的丈夫，官府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是你斫傷本夫？實道來，不打你。”和今人說話相比，隻是個別字的用法聽起來有些別扭，但不影響理解整句話的意思。
明朝時朱元璋寫聖旨也多用白話文，因為他的文化水平不高，用白話文方便點。朱元璋有一道聖旨下達抗倭令，要求抵禦海盜，原話是這樣說的：“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告訴百姓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家夥來了，殺了再說。欽此。”如此簡單粗暴的白話文，今天的小孩子也能聽懂，毫無違和感。
到了清朝，白話文和今天基本無異。性情中人的雍正皇帝，給大臣寫朱批的時候就時常冒出兩句白話文，用這樣的方式拉近與大臣的情感。比如：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他甚至還給大臣寫過“你好麽？”這樣今人常用的口語。
盡管古人講話也用白話文，但並不代表你穿越回去就能聽懂。因為同樣的白話文，古人的發音和今天不一樣。關於此問題，下一篇會詳細論述。
30 古人能聽懂我們說話嗎
前麵講過，古人日常說話也講白話文。那穿越回古代，我們能不能和古人無障礙交流呢？答案是不能。因為古人即使講白話文，其白話文的發音也是古漢語發音，和我們現代漢語發音大不相同。
根據古漢語學者的研究，曆史上古代漢語的發音大致經過三個時期的變化，分別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古音。上古音指從西周到漢朝的漢語發音；中古音指從南北朝到唐朝的漢語發音；近古音指從宋朝到清朝的漢語發音。（關於古漢語的發音分期，學界存在不同的觀點，此處隻采用這種較為廣泛的說法。）
這三種發音之間的差距非常大，和現代漢語的發音更是天壤之別。比如說同樣是“青青子衿”這句話，三個時期的古漢語發音分別是：
上古音（周朝、秦朝、漢朝）：cen cen cilumu kelumu
中古音（南北朝、隋朝、唐朝）：ceng ceng ci ginmu
近古音（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初年）：cing cing zi gin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蒙，有點像外語？為什麽古漢語的發音會有這麽大的變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曆史上北方遊牧民族不斷南遷，他們講的胡語與中原漢語融合，導致了漢語發音發生了重大變化。有的語言學家認為，今天的閩南語、粵語、廣東客家話和江浙吳語保留了一些古漢語的發音。原因就是最初的漢語使用者，在胡人入主中原的時候，不斷地向南遷，衣冠南渡，把最初的古漢語的發音帶到了南方，經過千百年的世事滄桑，至今還殘存著一些。比如，古漢語發音中有個入聲，在今天的普通話四個聲調中已經沒有了，但是在吳語粵語等方言裏依然還有入聲。今天的日語和韓語裏也保留著一些古漢語發音的元素，所以南方人在學日語發音時會感到一絲親切，學起來很順口。
有的人會感到疑惑：古代又沒有錄音機，你是怎麽知道古漢語發音的？其實用不著錄音機，用拚音的方式就可以拚出古漢語的發音。古代沒有今天的漢語拚音，卻有一套類似拚音的文字注音體係，叫“反切法”。簡單地說，就是用兩個字為一個字注音。一般都會選擇兩個常用字來反切，前麵的字取其聲母，後麵的字取其韻母和聲調。比如山峰的峰，反切法注音為“房生切”，取“房”字的聲母f，取“生”字的韻母eng和聲調“一聲”，反切出來就是fēng了。
中國人早在兩千年前就使用反切法了，今天學者通過隋朝的《切韻》等韻書可以複推出中古音係，但上古音的複推比較麻煩，還要借助親屬語言（比如藏語）的發音規律。但這些都是複推，不可能和古人完全一致。
有的朋友還疑惑：今天用普通話讀唐詩還是很押韻，怎麽能說中古音和今天普通話發音不一樣呢？這是因為中古音的韻母和今天的韻母變化沒有太大，特別是平聲韻（句尾押韻字為一聲或二聲）的唐詩，今天讀起來依然押韻。但你若讀上古音時代的《詩經》，你就會發現不怎麽押韻了。
古漢語發音是個很有趣的問題，但要記住：如果想穿越回古代幹大事，一定要選擇好時代；否則，你穿回去可能連話都聽不懂。穿越有風險，選擇須謹慎！
31 中國方言的曆史起源
漢語是漢文化的重要載體，漢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漢語方言的複雜性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漢語不同方言間的差異，甚至大過歐洲不同種語言間的差異。比如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各自用本國語言是可以彼此交流的，丹麥人、挪威人、瑞典人之間各自用本國語言交流也基本沒多大障礙。但我作為一個東北人，聽江西同事給家裏打電話，基本上就像聽外語一樣，完全聽不懂。好像最難懂的方言是溫州話，傳說抗戰時期，抗日武裝部隊都會用溫州人做情報員傳遞軍情，因為不怕被偷聽——聽也聽不懂。
按照現代通俗的分法，現代漢語可以整合劃分成為七大方言，即官話、粵語、吳語、客家語、閩語、湘語和贛語。每一種方言下麵又可分為若幹片區（大片區也稱次方言）。比如官話又分為北京官話、東北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江淮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和西南官話等八大片區。其中，北京官話就是普通話的藍本。同一方言的不同片區之間，差距有大有小。官話的不同片區間的差異就較小，互相之間是可以聽懂的。比如我是一個講東北官話的東北人，去大西北的陝西，能聽懂陝西話，因為陝西話屬於中原官話；我去大西南的四川，也能聽懂四川話，因為四川話屬於西南官話。官話之間，除了一些地方性的詞匯外，彼此間都能聽懂。但有的方言不同片區間的差異就非常大，差異最大的是閩語。比如說同屬於福建的福州和廈門都講閩語，但福州話屬於閩東片區，廈門話屬於閩南片區，彼此很難聽懂。
方言形成的原因是比較複雜的。比如原住民語言的影響、時間流逝導致的自身變化和地理環境的阻隔等，但最重要的因素還是曆史上移民導致的語言分化與聚合。比如，秦朝南伐百越，大量軍人、官員移民兩廣，促成了粵語的形成。再比如，北方遊牧民族內遷，導致了北方官話語音的變化。所以，每一種方言的形成都有它背後的曆史原因。
有湖北宜昌的朋友就跟我說過，他們在外地說話總被認為是四川人。四川話是西南官話的代表，西南官話是雲、貴、川、渝等地的方言，湖北也有一部分地區使用西南官話。為什麽湖北人要講四川話呢？其實大家弄反了，並不是湖北人講四川話，而是四川人講湖北話。今天的四川人大部分並不是古代巴蜀人的後代，而是湖北人的後代。明朝時就有大量湖北人移民四川，更大規模的移民則是發生在清朝初年。明末有個農民起義領袖叫張獻忠，據說他小時候隨父親在四川販棗，被當地人欺負過，所以對川人懷有深仇大恨。他起義造反後，就帶著軍隊從陝西進入了四川，開始大肆屠殺。岷江以北的四川人，被張獻忠殺了大半，十室九空。所以清初康熙年間，清廷將大量湖北、湖南民眾遷去四川充實人口。因為清初兩湖地區是湖廣省，所以曆史上又稱此次事件為“湖廣填四川”。當時的湖廣人講的是當地的江淮官話，所以移民到四川後就將江淮官話帶到了四川，慢慢融合成了今天的西南官話。所以不是湖北話像四川話，而是四川話像湖北話。
四川地處大西南，而官話主要是在北方，為何四川話也屬於官話呢？剛才說了，四川話來自於明朝的江淮官話，江淮官話的代表則是明朝初期首都所用的南京話。朱棣在靖難之役後將明朝首都從南京遷到了北京，同時將南京話帶到了北京，慢慢形成了北方官話。所以，四川話和北方官話的源頭之一都是明朝的南京話，二者都屬於官話，四川也成為南方少有的講官話的地區。隻是經曆了數百年的演變，四川話和北方官話聽起來已有差異了，但兩地的人彼此聽懂是沒有問題的。
再比如說，有的南京朋友去雲南旅行，感覺雲南一些地方的方言和南京話很像。這又是為什麽呢？難道雲南官話也來自南京？還真是！雲南最早的原住民並不是漢族人，也不講漢語。雖然從戰國開始就有大量內地人移民雲南，但始終未撼動雲南原住民占大比例人口的地位。在語言上，新來的內地移民被當地人同化，慢慢地也就不怎麽講漢語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明朝初年，朱元璋為了鞏固在雲南的統治，向雲南大量移民內地人口。移民來源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軍隊，明朝在雲南建立了很多衛、所，相當於軍事駐屯區，所以不少軍人和軍屬移民到了雲南；另外一類移民就是南京人，朱元璋定都南京後，對南京人不放心，認為他們“政治不合格”，所以就強行將大量南京人移民到雲南。今天很多雲南人的家譜上就會寫著，其祖上來自南京。明朝學者顧炎武就說：“初明太祖之下金陵也，患反側，盡遷其民於雲南。”明朝的移民政策改變了雲南的人口構成，來自內地的漢族移民開始成為雲南人口的主體。大家都是移民過來的，若各自用原來的方言彼此就沒法交流了，而南京話使用人數眾多，又有政治地位，所以大家就逐漸都用南京話了。到了清朝，又有許多四川和湖廣的移民進入雲南，新舊移民融合在一起，在南京話的基礎上慢慢形成了今天的雲南話。明朝的南京話，其地位就是那個時代的普通話，也是雲南話的源頭。所以，今天南京人聽雲南話會倍感親切，畢竟五百年前都是近親。
有的朋友會產生好奇：中國這麽多方言，古代又不能像今天這樣大力推廣普通話，那來自不同地區的人交流時豈不是得用翻譯？是的，的確有用翻譯的，特別是在對普通話一竅不通的閩語地區福建。文獻記載：清朝時有個叫朱潮遠的官員到福建辦理一個案子，堂審的時候身邊就得有翻譯在場，否則真聽不懂閩語。一國之內，不同地區的人得用翻譯才能聽懂對方說話，中華文化的確是太博大精深了！
32 古人如何取名字
一說到古人的名字，很多人都會蒙。尤其是在《三國演義》裏，人物之間一會兒稱其名，一會兒呼其字。古人的姓、氏、名、字、號都有什麽區別？稱呼的時候又該注意什麽呢？接下來我們就詳細講講。
今天我們說的姓氏，在古代其實是兩樣東西，一個是姓，一個是氏。最先有的是姓，《通鑒外紀》解釋說：“姓者，統其祖考之所出。”意思是說：姓是為了統一大家共同的祖宗而創立，實質上就是一個部落族群的族號。原始社會就已經有代表族號的姓了，一般取之於地名。早期人類都會住在河邊，所以多用江河名為姓。比如說黃帝姓姬，是因為住在姬水附近。炎帝姓薑，是因為住在薑水附近。
另外，原始社會早期是母係氏族社會，在當時的婚姻製度下，孩子隻知道母親是誰，不知道父親是誰。所以，最古老的姓裏麵都帶有女字旁或女字底，上古八大姓“姬、薑、姒、嬴、妘、媯、姚、姞”皆是如此。姓代表一個人的血統，所以同姓的人是不能通婚的。
到了父係氏族社會後，生產力水平提高，人口迅速增加。這時，原始部落無法承載所有人口，有的人就從部落分出去獨立門戶。為了給子孫後代區別獨立出來的家門，就產生了氏。《通鑒外紀》解釋道：“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意思是說：氏是為了讓子孫後代有各自的區別而創立，實質上是一個支脈的徽號。那時能獨立門戶出去的，多是部落裏有實力的人物，所以有氏的，一般都是貴族，否則也不好意思給子孫後代起表家門的氏。平民和女人是沒有氏的，他們隻有姓。我們可以這樣簡單理解：一個老祖宗的所有子孫都有一個共同的姓，哪個孫子發達了就出去自立家門，為了和窮親戚們“劃清界限”，可以再給自己創個氏。
先秦時的貴族男子，一般隻稱氏而不稱姓。因為姓是一個血統共用的，高低人等都有，而氏更能體現其高貴身份。在《史記》中，司馬遷稱秦始皇為趙政，很少稱其嬴政，因為嬴是他的姓，而趙是他的氏。司馬遷的稱法，較符合當時的真實情況。嬴政為啥以趙為氏呢？因為秦始皇當年在趙國出生，故以趙為氏。
到了秦漢時期，基本沒人用姓了，所以姓與氏也不再區分了。今天我們說的姓氏，絕大多數情況僅是最初的氏，而並不含姓。
今天我們說的名字，在古代也是兩樣東西，一個是名，一個是字，其區別在於“幼名冠字”。所謂“幼名”，意思是說名是幼年用的，一般是孩子出生三個月後，長輩給取名。所謂“冠字”，意思是說字是成年後才有的。冠在古代是成年的意思，古代男子20歲行冠禮，民間也有15歲行冠禮的，行了冠禮就代表這個人成年了。成年了就得取個供平輩和晚輩叫的稱號，這就是字。
古人都有名和字，一般來說，名和字的含義是相互呼應關聯的，或者說字的含義可以用來解釋名。比如諸葛亮，字孔明，亮和孔明意思接近。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古人稱呼名和字是非常有講究的，除了長輩，別人都隻稱你的字。《嶽陽樓記》裏，範仲淹寫的是“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子京就是字，他的原名是宗亮。平輩之間直呼名字是非常無禮的行為，所以古人罵人時才會“指名道姓”。即便是君主或上級，也不會貿然稱臣下的名，除非是想表達不滿。但臣下自稱的時候，一般會用自己的名，表示恭敬和謙卑。所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的第一句就是“臣亮言”，而不是“臣孔明言”，這就是自稱名以表示恭敬。
至於號，則是人的外號，大多是文人給自己取的雅號。“東坡居士”就是蘇軾的號，所以世人也稱其為蘇東坡。有時候號被使用習慣了，人們都忘記了他原有的名字，比如鄭板橋，板橋就是號，燮才是名，今人隻知道鄭板橋，而不知鄭燮。人們通常根據自己居住地的特征取自己的號，比如蘇軾號東坡居士，估計他家東麵有山坡。陶淵明號五柳先生，因為他家門前有五棵柳樹。至於歐陽修號六一居士，並不是因為愛過六一兒童節，而是代表“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再加上歐陽修本人，合為“六一”，是為“六一居士”。
33 古人如何計算年份
所謂紀年方法，是指人們計算年份的方法。古人很早就意識到日子不能稀裏糊塗過，特別是年份，要有先行後續的概念，以便我們“知遠近、較長短”，於是各種紀年方法就應運而生。紀年的關鍵，在於確定一個起始年份，然後累計。古代中國是紀年方法最豐富的國家，那麽都有哪些紀年方法呢？
比較早的是“王位紀年法”，即以君主即位那年為紀年起始，累計紀年，又叫君王即位年次紀年法。這種紀年方法多見於周朝，周王室以周王即位年次紀年，各諸侯國也用自己君主的即位年次紀年。比如《左傳》中的曹劌論戰篇，開頭第一句就是“十年春，齊師伐我”，這裏的“十年”指的是魯莊公十年。《左傳》是一部為《春秋》作注解的史書，而《春秋》是魯國的史書，所以《左傳》裏的紀年都是以魯國君主的即位年次紀年的。
中國曆史上最早有明確記載的紀年年份是“共和元年”，這就是一個王位紀年法。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那一年周厲王因統治無道被趕下了台，共伯和攝政，代行天子事，於是那一年就紀年為“共和元年”。王位紀年法第一次被記載，居然是一個君主被趕下台的年份，這實在頗具諷刺意味。從共和元年起，中國曆史的記載就從來沒有中斷過了，盡管紀年方法有很多種，但曆史一年接著一年地被記載下來，直到今天。近三千年的曆史記載，一年也未中斷，這是我們中華文明的驕傲！
古代最常用的紀年方法是“皇帝年號紀年法”。它與王位紀年法的區別在於：每個皇帝都有一個專門用於紀年的年號，以年號啟用那年為開始，累計紀年。這種紀年方法始於漢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開始的時候，一個皇帝在位期間並非隻有一個年號，用幾年可能就換一個年號，這叫“改元”。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又會啟用新的年號，但這不叫“改元”，而叫“建元”。古代發生重大意義的事件時就會改元，以示紀念。比如漢武帝的“元狩”年號，是因為漢武帝在狩獵時獲得了一隻珍奇異獸，所以改元。衛青和霍去病北擊匈奴大獲全勝，這件事就發生在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
漢武帝在位55年，共使用了11個年號，其年號數量在曆史上排第三。排第一的是女皇帝武則天，她在位21年，共使用了18個年號。生活在武則天時代的人，真心不容易，有可能活著活著就忘記自己生活在哪一年。明清兩朝的皇帝，多是一人一個年號，所以後世多以年號稱呼皇帝，比如永樂皇帝、康熙皇帝等。年號的使用，還代表著正統與歸化。清朝康熙年間，江南文人編纂“明史”，書中有些地方不用清朝年號而用了明朝年號，康熙皇帝因此震怒，處決了七十多人。
年號紀年法對東亞文化圈內其他國家的影響也很大，古代的朝鮮、日本、越南也有自己的年號紀年。從唐朝開始，日本學習了中國的年號製度，至今沿用了一千多年，共使用了247個年號。本書出版的2019年，也是日本天皇年號的平成三十一年。日本選年號多從中國古典文獻找出處，最愛用的是《尚書》和《周易》。就在王老師寫這本書期間，日本公布了即將即位的新天皇的年號“令和”，這個年號打破了一千多年來從中國古典文獻找出處的習慣，是第一個從日本古典文獻《萬葉集》找出來的年號。
今天我們中國仍在使用一種古代紀年法——“幹支紀年法”。幹支紀年法是利用“十天幹”和“十二地支”的排列組合來排序紀年，又名“天幹地支紀年”。相傳，天幹和地支創立於黃帝時，最初用於祭祀與占卜。天幹地支紀年使用的時候，先用第一個天幹分別與12個地支順次組合，然後再用第二個天幹分別與12個地支順次組合，以此類推排序紀年。天幹有10個，地支有12個，10與12的最小公倍數是60，所以每60年天幹地支就會輪回一遍。因為每個輪回中的第一個年份都是甲子年，所以古代又將60年稱為一“甲子”。
古人在記錄曆史大事件時，有的會以年號命名。比如北宋範仲淹的慶曆新政，慶曆就是宋仁宗的年號。嶽飛《滿江紅》裏寫的“靖康恥”，靖康就是北宋最後一個皇帝宋欽宗的年號。用年號紀年的好處是可以迅速知道大致時間段，但確定不了具體時間點。而幹支紀年能夠確定時間點，所以很多大事件都以幹支紀年命名。比如甲午戰爭，甲午年是1894年；戊戌變法，戊戌年是1898年。但幹支紀年60年一輪回，對於時間久遠的事，就可能會弄混。所以古人也會將年號紀年與幹支紀年組合使用，年號在前，幹支在後，這樣紀年就能更加準確無誤。比如《核舟記》中的“天啟壬戌秋日”就是這種組合紀年法。
古代其實還有一種“大事件紀年法”，以大人物出生的年份或大事件發生的年份為紀年起始。比如黃帝紀年，即以黃帝創製曆法那年為紀年元年。辛亥革命時，就曾以公元前2698年為黃帝紀年元年，使用了一段時間的黃帝紀年，隨後被公元紀年取代。民國時期還用過民國紀年，就是以民國建立那年為元年，這也屬大事件紀年法的一種。今天的中國台灣地區依然使用民國紀年，與公元紀年並用。
因為這個紀年方法的問題，王老師還鬧過一個笑話。當年讀大學時，我接待過一個台灣大學生夏令營。接待時發現其中有一美女，遂暗中觀察，發現她佩戴的名牌上寫著出生年份為“76年”，我以為是1976年，當時就蒙了——難道她是老師？一問才知道，此“76年”為台灣地區的“民國七十六年”，也就是1987年。
紀年方法的演變，體現了曆史與文化的變遷，也體現著文明的傳承。然而，近年聽說有人提議要恢複中國傳統紀年方法，更有甚者主張停用公元紀年，美其名曰是為了弘揚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但我覺得這種形式主義要不得。已經進入曆史的東西，我們尊敬與研究是對的，但真要把作古的東西從曆史塵埃裏扒拉出來接著用，那就有點嘩眾取寵了。
34 元旦與陰曆、陽曆的起源
“元”，意為開始、第一。“旦”，意為早晨。元旦，就是新年第一天的意思。元旦作為節日，在我國有三千多年的曆史了，隻是最初不叫元旦，而叫元正、元日、元辰等。“元旦”第一次出現是在唐朝。但是古代的元旦和今天的元旦並不是同一天，因為古代的曆法與今天不同。
中國古代使用農曆，今天一般也稱為陰曆。這種稱法並不嚴謹，確切地說，農曆不是陰曆，而是“陰陽曆”。陰曆是以月亮繞地球的運行周期為基礎製定的曆法。月亮一個陰晴圓缺周期是一個月，又叫朔望月。一個朔望月的精確時間為29日12小時44分2.8秒。陰曆將12個朔望月定為一年，所以陰曆一年是354天多一點。陽曆則是以地球繞太陽的運行周期為基礎製定的曆法，所以又叫太陽曆。地球公轉一周即一個春夏秋冬輪回是一年，又叫一個回歸年。一個回歸年的精確時間為365天6時9分10秒。陽曆將一年劃分成12個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2月28天。
簡單說，陰曆以月亮為參照，先有月，後有年；陽曆以太陽為參照，先有年，後有月。用陰曆可以看月亮的陰晴圓缺，用陽曆可以看季節的春夏秋冬。早期人類文明大多采用陰曆，比如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希臘、古羅馬。因為月亮比較容易觀測，30天左右就能觀測一個輪回。不像太陽，365天才能觀測一個輪回。心疼古代那些陽曆的製定者，一年不用幹別的，就觀測太陽了。
中國古代最初也用陰曆。但陰曆有一個問題：12個朔望月是354天，比一個回歸年的365天少了11天。這樣的話，每過一個陰曆年，時間就會提前11天。月份就會越來越提前，和季節對應不上。不過這難不倒聰明的中國古人，他們將陰曆與陽曆相結合——用朔望月來確定月，也用回歸年確定年，二者差的天數通過設置閏月的方式補齊。比如說我們用農曆時會出現“閏四月”的情況，就是過完了四月又再過一個閏四月。這個臨時加入的閏四月，就是為了湊齊陰曆與陽曆差的天數。
中國古代的各種傳統曆法都屬於農曆的範疇，其原理基本一致。但是，古代我們並不稱這些曆法為農曆。直到20世紀60年代，“農曆”的名稱才出現，因其曆史上長期指導農業生產而得名。農曆結合了陰曆和陽曆的優點，實際上是一種陰陽合曆。曆朝曆代有很多版本的農曆，現行農曆是沿用了清朝的《西洋新法曆書》，它是四百多年前的歐洲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和中國天主教徒合力編撰的。
中國古代的元旦就是按照農曆確定的，農曆新年第一天為元旦。秦朝時的農曆，以十月定為一年首月，所以十月初一是元旦。漢武帝時，使用新的農曆，將正月定為首月，正月初一就是元旦。此後的二千年，我們的元旦實際上就是農曆的大年初一。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改用公曆，公曆1月1日成為元旦，沿用至今。公曆是西方曆法，由羅馬教皇於1582年頒行，所以又叫西曆或西元。周傑倫有首歌叫《愛在西元前》，就是“愛在公元前”的意思。公曆是陽曆的一種，紀年方式上以耶穌誕生那年為元年，累計計算。耶穌誕生前就是公元前。今年是2019年，就是耶穌誕生後的第2019年。
因為公曆是西方曆法，所以公曆與中國傳統的生肖不掛鉤。有的朋友今年元旦發祝福說豬年快樂，那真是日子過糊塗了。習慣上，我們把農曆的大年初一看作生肖年的開始。但是嚴格從曆法的角度講，生肖應該與天幹地支的二十四節氣掛鉤，立春才是一個生肖年的正確開始。
35 古人如何看時間
前兩篇講了古人計算年份的紀年法和年月日的曆法。那在一天之中，古人又是如何看時間的呢？
在鍾表還沒有普及前，古人是通過鍾鼓樓來知曉時間的。早在漢朝，我國就有了鍾鼓樓報時製度。早期的鍾鼓樓設在皇宮內，隻為皇家服務。唐朝的鍾鼓樓，早晨敲鍾報時，晚上敲鼓報時，“晨鍾暮鼓”的說法就是這麽來的。
唐朝長安城實行夜禁製度，晚上不許出來瞎逛了。所以主要街道上都設立了街鼓，跟隨著鍾鼓樓報時，以便全城都能知道夜禁的開始。暮鼓敲完，所有人都不許出來上主街了，否則就會挨揍。所以如果你穿越回唐朝，一定要趕在白天，否則你小命不保。這不是危言聳聽，唐朝真的有因為喝醉酒犯夜禁而被杖殺的例子。
如果穿越回了宋朝，就不用擔心了，因為宋朝沒有夜禁。宋代的城市生活空前繁榮，宋人多是夜貓子。夜貓子們夜晚也需要知道春宵幾何，所以晚上也得報時。宋代夜晚負責報時工作的，一般是寺院的僧人，他們拿著鐵牌子或木魚沿街報時。古人將夜晚分為五更，每更一報時，所以報時又叫“打更”。這些僧人在天亮時還要兼職天氣預報員，順便報一下當天的天氣，非常貼心。
元明清三朝，不光都城設立鍾鼓樓，其他大城市也有鍾鼓樓。今天西安的鍾鼓樓，很多人以為是盛唐時留下的，其實那是明朝時建造的。
那鍾鼓樓又是如何測算出時間的呢？古人最早通過觀測太陽來測時的，三千多年前的周朝發明了測時儀器“日晷”，利用太陽照出影子的長短和方向來測算時間。古人把時間稱為光陰，所謂一寸光陰原意就是日晷上一寸影子的意思。日晷把一晝夜劃分為12個時辰，一個時辰是兩小時。日晷最小的刻度合今天15分鍾，所以古人管15分鍾叫一刻或一刻鍾。在古代，一天是12個時辰，一個時辰是八刻鍾。
日晷在陰天和晚上就沒用了，所以古人又發明了不受天氣影響的計時器——漏刻。漏刻是往銅壺裏裝入一定量的水，讓它慢慢漏出，通過漏出水的量來確定時間，又叫“銅壺滴漏”。早期的漏刻有一個嚴重缺陷，由於水位高低不同導致的壓力差，會出現“水位高時漏得快，水位低時漏得慢”的現象，這樣計算的時間就會有較大誤差。到了東漢，科學家張衡改進了漏刻，將其設計成二級漏壺，即增加一個漏壺，讓水的高度變小，流得更勻速，減小了時間計算的誤差。後世沿用了這種方法，在宋元時期還出現了更為精確的四級漏壺。
古代還有種更簡便的計時工具——燃香。所謂“一炷香的工夫”就是這麽來的。古代有專門用來計時的燃香，稱為“更香”，更的原意即時間的刻度。更香用燃燒速度均勻的木料製成，有的更香上還嵌有金屬珠，燃燒到固定時間時金屬珠會掉落，用以提醒時間。宋代時，這種更香隨著宋代的商船遠行海外，其準確程度讓外國人歎為觀止。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評價更香說：“吾人從未見其有大差誤，此發明可代自鳴鍾。”的確，在那個西洋鍾表價值連城的年月裏，更香的價格的確更親民，更接地氣。明朝時，一盤更香隻需3文錢，可用一晝夜。
燃香計時是佛教傳入我國後才有的。還有很多時間量詞也與佛教有關。比如一彈指，合今天7.2秒；還有一瞬，合0.36秒；最快的是一念，合今天0.018秒。“就在這一瞬間，才發現，失去了你的容顏”——0.36秒就會失去，的確是太快了。
明朝中葉後，西洋鍾表作為禮物和商品進入中國。1601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將自鳴鍾送給萬曆皇帝，鍾表進入中國古代宮廷。到了清朝，上層貴族和官方已經普遍使用鍾表作為計時工具了。
36 中秋節與月餅的起源
中秋節與春節、清明、端午同為當今中國四大傳統節日。在曆史上，中秋節形成的時間最晚，而且其形成過程還受到了外國非常大的影響。這個外國不是遠邦，而是近鄰韓國，那時候叫作新羅。從某種角度講，中秋節在最初誕生的時候，是不折不扣的“洋節”。
學者考證，唐朝之前中國並無中秋節。唐朝時，文人墨客喜歡在八月十五這一天賞月吟詩，因為這天的月亮格外圓又亮。慢慢就形成了八月十五賞月的傳統，但並未形成節日。唐朝境內有很多新羅留學生和僑民，他們在八月十五有節慶的傳統，以紀念曆史上這一天曾取得過對外戰爭的勝利。唐朝文化包容開放，唐朝人很愛過洋節，受到新羅人的影響，就將賞月傳統和新羅的節慶相結合，形成了八月十五過節的傳統。唐朝文化上的偉大，不僅體現在影響了周邊國家，也體現在吸收了許多外來文化。“放”和“收”是唐朝文化的姿態，既能對外輸出，又能吸收外來。
到了宋朝，中秋節已經完全中國化了，風俗習慣已與新羅迥異，成為中國的傳統節日。聽到這裏，有的朋友可能不太高興了，憑什麽說我們的中秋節起源於韓國？韓國已經搶了端午節，難道還要把中秋節送給他們嗎？莫急，其實韓國在端午節申遺的時候，已經在申請文本開篇申明：端午節原本是中國的節日，傳到韓國已經有一千五百多年了。其實，我們真的沒必要在這個問題上小肚雞腸，同屬於中華文化圈，他們受中國文化影響了兩三千年，直到今日依舊喜歡來自中國的元素，這恰恰說明了古代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很大。此外，韓國、日本等國保留了中國文化的諸多傳統和樣式，實際上是在幫我們傳承古風。我們不光不該生氣，還應感到自豪。
後來，中國人有了中秋節吃月餅的習慣。至於為何要在中秋節吃月餅，說法眾多，在此給大家介紹一個比較流行的說法。相傳元朝末年，民眾不滿當朝的統治，紛紛起義。朱元璋的軍師劉伯溫建議，在八月十五中秋這一天號召民眾起事，通知的辦法就是挨家挨戶贈送圓餅子，稱之為月餅。餅裏麵都塞了紙條，寫著：八月十五殺韃子。韃子指的就是以蒙古族人為首的當朝統治者，反元起義就這樣開始了。月餅就是這樣起源的。可是經學者考證，“月餅”最晚在南宋就已出現，與殺韃子沒有關係，這隻是個傳說。
37 “七尺男兒”到底多高
在古代文學作品或者曆史劇中，形容古代男子身高時常會說“堂堂七尺男兒”。今天的一尺約等於33厘米，算下來“七尺男兒”身高得兩米三！還有更誇張的，史書記載項羽身高八尺，合今天兩米六。呂布身高九尺，合今天三米。最恐怖的是孔子，史書記載其身高是九尺六寸。如果真是這樣，孔子恐怕是巨人症了！
難道古人真的那麽高？難道是現代人越活越矮了？想想也不大可能——在影響身高的後天因素中，最重要的是飲食營養。而現代的生活條件比古代好太多了，身高怎麽會“今不如昔”？
其實古代的“七尺男兒”並沒有那麽高，問題是出在了古代一尺的長度和今天是不一樣的。我國古代的長度標準在曆朝曆代都有變化。根據學者考證：秦代一尺是23.1厘米，漢代一尺是23厘米～23.6厘米，隋唐一尺在30厘米左右，宋代的一尺才超過30厘米。
這樣算下來，項羽的身高應該是一米八五，算是比較高的，這樣的身高在今天也不少。呂布的身高是兩米出頭，這個確實非常高了，但跟姚明比還遜色一些。再來算算有“巨人症”的孔子的身高，現代出土的春秋時魯國尺，一尺大約20.5厘米，那麽孔子的身高應該是一米九六。這麽看，孔子的確是一個高大帥氣的老師！今天很多地方都有孔子的雕塑，有的孔子像被塑得很高，這的確比較符合曆史事實。
“七尺男兒”的形象至少在戰國時代就有了。《荀子》勸學篇就說：“口耳之間，則四寸耳，偈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如果按照與戰國相近的秦尺標準計算，七尺男兒身高也就是一米六多一些！今天的墓葬考古也證明了這一身高。根據秦漢時期的墓葬考古，當時的男性平均身高是1.68米，女性平均身高是1.52米。看來和我們的推測比較吻合。
現在我國的“七尺男兒”有多高呢？2015年國務院新聞辦發布的《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顯示：中國成年男性平均身高167.1厘米，女性155.8厘米。怎麽過了兩千年中國人沒長高啊？
首先，現在的成年人平均身高統計時是包括老年人的。這些老年人大部分是在1949年前後出生的，經過了大饑荒和物資匱乏的年代，小時候吃得不好，營養跟不上，所以影響了身高，拉低了當今的平均身高。另外，全國平均身高不具有全國普遍性，我國身高還存在南北方的地域差異。平均身高比較高的東北人、山東人要比平均身高比較低的四川人重慶人高出七八厘米。另外，前麵提到的考古測量出平均身高1.68米，是古代西北人的情況。而今日西北人普遍較高。今天陝西的平均身高能達到1.72米左右，比兩千多年前還是高了一些的。
有的朋友會拿兵馬俑的身高質疑我的說法。的確，參觀兵馬俑博物館時解說都會誇耀兵馬俑身高都是1.85米以上，在兵馬俑坑裏看起來也的確很高。但是，兵馬俑都是帶底座的，底座有十多厘米高。除去底座淨量的話，兵馬俑的實際身高多在170厘米～181.5厘米之間。這個身高比前麵計算出的一米六高了許多，因為兵馬俑的原型是軍人，而且還是皇帝身邊的禁衛軍，當然要選大高個兒了。因此，兵馬俑的身高是不能代表當時的普遍情況的。
所以你要自信，隻要有一米七的身高，回到古代至少能是個七尺半男兒！
38 “學富五車”到底有多厲害
古人常用成語“學富五車”來形容一個人學問淵博。這個成語源自《莊子》一書，說的是戰國時的政治家惠施的故事。《莊子》的原文是：“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很多朋友將這句話理解為他讀過五車書，的確很厲害！那古代的五車書到底有多少呢？今天咱們就來算算。
“學富五車”中的五車書，和我們今天的書是不一樣的。今天的書是紙版書，是東漢之後才有的。盡管東漢的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但東漢並未普及紙版書。直到魏晉時期，因為佛教的傳播需要大量佛經，廉價方便的紙版書才在我國普及開來。那在“學富五車”的先秦時期，書是用什麽材料寫的呢？答案是簡牘。
簡和犢是兩樣東西，區別主要體現在寬度上，簡細長，牘則更寬。在製作材料上，兩者大體都用竹或木。一般簡多用竹，牘多用木，所以又稱“竹簡”和“木牘”。
竹簡在商朝就出現了，後來在戰國時期被廣泛使用，一直用到漢朝。竹簡的製作方法很複雜。首先得選用上等的青竹裁切成適合的大小和長度。竹簡的寬度在0.5厘米到1厘米之間，長度則根據書寫內容而固定。如寫詔書律令的竹簡長三尺（約67.5厘米），抄寫經書的長二尺四寸（約56厘米）。民間寫書信的竹簡一般長一尺左右（約23厘米），字數少的書信用一塊木牘就夠了，也是一尺長，因此古代又稱信件為“尺牘”。裁切後的竹片要拿到火上烤，一方麵是為了減輕竹簡的重量，還有一方麵是為了幹燥後防黴防蛀。烘烤之時，本來新鮮濕潤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水珠來，就像出汗一樣，所以這道程序叫“汗青”，也稱“殺青”。今天電影拍攝完成時也稱“殺青”，這種叫法就是源於竹簡的製作工序。殺青後，就可以在竹片上寫字了。如果寫字時寫錯了，就用小刀將錯字刮掉後重寫，以避免一整片竹簡的廢棄。這種刮錯字用的刀叫“書刀”，是古代文人常用的文化用品。竹片寫完了，再在竹片上打孔穿繩，將若幹片竹簡聯接在一起，這就是一冊竹簡了。
牘大多用木片製成，漢代多以胡楊和紅柳作為原材料。牘比簡寬許多，能達到6厘米左右，個別的達15厘米以上。單片牘比單片簡能承載更多的文字量，所以牘多單片使用，不用聯結成冊。牘呈長方形，故又叫作“方”或“版”。牘也用來畫地圖，這就是後世將國家疆域稱為“版圖”的由來。
“學富五車”時代的書是竹簡，其重量和今天的紙版書不可同日而語。《漢書》記載：漢武帝時，有個叫東方朔的人，博覽群書，給漢武帝寫自薦信，用了3000片竹簡，需要兩個人抬著才能運到宮殿。一片竹簡能寫30多個字，3000片竹簡就是10萬字左右，與您正在讀的這本書字數相當，這就足以看出竹簡之重。
那五車竹簡有多重呢？台灣曆史學者邢義田先生曾考證過，東方朔上書用的竹簡重量可達12公斤多。我們計算一下，3000片竹簡能寫10萬字左右，能達到12公斤多，平均算下來每公斤竹簡有8000字。古代馬車的載重量一般可達200公斤，五車竹簡就是1000公斤，算下來大概有800萬字。
800萬字是什麽概念呢？以人民出版社版本的四大名著為例，《紅樓夢》約107.5萬字，《三國演義》約72.6萬字，《水滸傳》約92.5萬字，《西遊記》約83萬字，加起來大約355萬字。“學富五車”的讀書量，大概就是四大名著總字數的兩倍。這個水平，今天的中學生基本就能達到。
然而我們是否可以藐視古人而自稱“學富十車”呢？恐怕不可以。首先，古代的文章用文言體，其信息量遠遠多於白話文。其次，古人讀的都是學術著作，四大名著那是白話小說，難度上也不在一個水準。另外，“學富五車”這一成語的本意不是“讀”了五車書，而是有五車書的著作，是“寫”了五車書的意思！以王老師目前日夜趕稿的速度，穿越回古代，也隻能算是“學富五筐”！
39 古代如何審案
本篇我們以清朝著名的楊乃武小白菜案為例，講講古代審案的那些事。
楊乃武小白菜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發生在同治年間。主人公楊乃武生活在浙江省餘杭縣，舉人出身，家庭富裕。楊乃武家有空閑房子，出租了一間給小白菜（本名畢秀姑）及其丈夫居住。這樣兩家就成了鄰居，關係相處得也還不錯，空閑時候楊乃武還教小白菜寫字。楊乃武比小白菜大15歲，也沒啥太多的想法，但是鄰居看見兩人總在一起出雙入對，就開始議論紛紛。古往今來，人們就愛八卦男女之間的事，沒有“事”的都會傳出“事”來。後來，小白菜和丈夫受不了流言蜚語，就搬家了。可是搬家沒多久，小白菜的丈夫就病死了。由於屍體鼻口流血，小白菜的婆婆就認為是小白菜毒死了自己的兒子，將小白菜告到了縣衙。司法程序正式開始。
今天司法審判歸法院負責，古代則不同，很多官員都有權審案。清朝時，縣是最基層的行政單位。縣裏最高的審判長官是知縣，就是我們俗稱的“縣太爺”，其“掌一縣治理，決訟斷辟”。拿到今天，就相當於縣長管審案。知縣的斷案能力是良莠不齊的，楊乃武小白菜案趕上個年過七旬的知縣叫劉錫彤，估計已經老糊塗了。劉知縣接到報案後帶著仵作就去驗屍了。仵作相當於今天的法醫，仵作驗屍時都會參照宋朝人宋慈寫的一本名為《洗冤錄》的書，這可是古代法醫界的《聖經》。《洗冤錄》中，關於砒霜中毒的情況有專門的檢驗方法：“用銀針，刺死者的喉嚨，如果拿出來以後銀針變暗，就有可能是砒霜中毒致死。”仵作照此做了，發現銀針的確變黑了，於是便斷定小白菜的丈夫中毒。但是在宋慈的《洗冤錄》中還有後續的確認程序：“用銀針探喉以後，還需要用皂角水將銀針洗一下，如果黑色能被洗掉，銀針重新恢複光澤，那就不是真中毒。”這一驗證標準叫作“青黑不去”。一心想定案的劉知縣和仵作沒有進行後續驗證，因為劉知縣之前也聽傳聞說過楊乃武與小白菜有“奸情”，潛意識裏就認定是楊乃武和小白菜合謀殺死了小白菜親夫，驗屍時就沒有太較真。
接下來就是堂審。為了獲得認罪口供，劉知縣對小白菜用了刑。古代刑事審判主要有三種方法：口供、五聽和刑訊。“口供”就是讓你自己敘述罪行，在古代審判中的地位最為重要。在嫌疑人陳述口供時，審案者還要進行“五聽”，就是根據你的言辭、麵色、氣息、聽覺、眼神來判斷你是否撒謊。這個有點類似今天的測謊，盡管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用來作最終判斷則是很不科學的。如果前兩招用了，對方還不肯認罪，那隻能放大招了，就是刑訊逼供。在古代，刑訊逼供是合法的，但也有一定的使用限製。唐朝時曾規定，刑訊不得超過三次，打的次數不得超過兩百下。如果達到了法定的刑訊次數嫌疑人仍不肯招認，就認為這個人可能真的是被冤枉了，嫌疑人便可以取保。劉知縣庭審時對小白菜用了刑，卻沒對楊乃武用刑。因為楊乃武是舉人，按照法律，有功名在身的人是不可以用刑的。
我們看電視劇裏古代的審案現場，官員在下令用刑時都會從案子上的簽筒中取出一根簽扔在地上。明清審案時，主審官的公案上有四個簽筒，簽分別寫有“執、法、嚴、明”四個字加以區別。“執”字筒內放的是捉人的簽子，相當於現在的逮捕證。其他三個筒分別放著白、黑、紅三種顏色的簽子，白簽每簽打一板，黑簽每簽打五板，紅簽每簽打十板。這種扔簽下令的傳統，體現的是古代司法“刑以兵威”的精神。主審官以堂簽下令，和戰場上將軍以令箭、令牌發號施令是一個意思。扔令簽的時候一定要擲地有聲，目的是嚇唬嫌疑人。不僅扔令簽要聲音大，使用刑具時還要往地上用力摔，必須啪啪作響，希望這樣能把嫌疑人嚇住，直接招供認罪是最好的。
小白菜受不了刑訊逼供，最後就違心承認了自己與楊乃武通奸並毒殺了自己的丈夫。古代這種靠刑訊逼供搞出的冤假錯案數不勝數。盡管楊乃武拒不承認，但劉知縣依然是草草結案，並把案件上報給其上級領導杭州知府。知府相當於今天的市長，掌握一個府的最高審判權。當時的杭州知府是陳魯，陳知府接案後對該案進行了“複審”，複審相當於今天的二審。複審時，楊乃武的舉人功名已經被朝廷革除，這樣就可以大大方方對其用刑了。一番刑訊逼供後，楊乃武也承認了自己並不存在的罪行。最終，楊乃武被判斬立決，小白菜被判淩遲處死。在古代，女子通奸並謀殺親夫是非常嚴重的犯罪行為，很多都會被淩遲處死。越是保守落後的時代，對通奸這種事處罰就越嚴重，畢竟太“傷風敗俗”了。楊乃武和小白菜複審也都被判了死刑，那他們會像電視劇裏演的那樣，判決後就直接拉出去行刑嗎？沒有那麽草率。死刑還需要秋審通過後才能行刑。
清朝的秋審有兩個環節：一個是地方秋審，相當於今天省高院終審判決；另一個是中央秋審，相當於今天的最高法的死刑複核。地方秋審時，判處死刑的案件要上報省裏，省督撫會同布政使、按察使進行複審。相當於今天的省委書記、省長、主管司法的副省長三人共同會審，審判結果為終審判決。地方秋審結果可能有四種，分別為“實、緩、矜、留”。意思分別是：案情屬實，量刑合理，維持死刑；案情屬實，量刑過重，減刑不殺；案情存疑，發回重審；案情屬實，量刑合理，但嫌疑人為家中唯一男丁且父母尚在，免去死罪。這最後一種情形叫作“留養承祀”，現實操作中一般不用。
地方秋審後仍然維持死刑判決的，要報送到朝廷進行中央秋審。中央秋審時，先是由刑部和內閣大學士等副國級高官會審，擬定出意見，最後交由皇帝親自裁決。皇帝認為可以執行死刑的就批準，這一最終裁決叫作“勾決”。勾決之後的犯人很快就會被執行死刑了。清朝的中央秋審一般在農曆八月，時值秋季，所以隨後的執行死刑又叫“秋後問斬”。從漢代開始，中國就有秋冬季執行死刑的規定。古人認為凡事都該順應天時，秋冬是萬物肅殺的季節，因此是執行死刑的“好日子”。
咱們繼續說回楊乃武和小白菜，二人在複審死刑後，一隻腳就已經邁進了鬼門關。但就在等待秋審的過程中，楊乃武的家人進京告了禦狀，相當於今天的進京上訪。我們看電視劇裏的告禦狀大部分都是告到皇帝或者宰相那裏，但在現實中不太可能，哪有那麽容易讓你見到皇帝或宰相？一般告禦狀都是告到都察院、刑部或步兵統領衙門（俗稱九門提督），分別相當於今天的中央紀委、司法部、公安部。楊乃武的家人將禦狀告到了都察院。
此時，上海的《申報》連續報道了楊乃武小白菜案，就像上了今天的微博熱搜一樣，引發了輿論的高度關注。這也驚動了兩宮太後，那時候掌握國家實權的是慈禧太後。在慈禧太後的直接幹預下，此案最後交由刑部重審，刑部尚書桑春榮親審此案，相當於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長親自掛帥審案。重審時，開棺重新驗屍，一位在刑部任職六十年的資深老仵作參照《洗冤錄》的驗屍方法，證實小白菜的丈夫並非中毒身亡，而是得病而死。最終，楊乃武和小白菜得以平反昭雪。慈禧當時也想借這個案子整頓一下浙江官場，就要求嚴肅追責所有涉案的瀆職官員：劉知縣被發配黑龍江，其他三十多名官員也都被革職、充軍或查辦。
通過對楊乃武小白菜案的考察，你應該對我國古代的司法體係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穿越回去，遇到了昏官，也要學會用法律武器捍衛自己的權利，記住：告禦狀要去都察院！
40 古代犯人流放到哪裏
流放是很古老的一種刑罰，先秦時代就已有之。那時候最著名的流放，是商朝權臣伊尹把國君太甲給流放了，讓其閉門思過，史上稱“伊尹放太甲”。流放最初隻是針對權貴階層的，被流放的大部分是政治犯，後來才開始針對普通民眾。到了唐朝，流放成為“笞、杖、徒、流、死”五刑之一，一直沿用到清朝。
在古代，流放是很重的罪，僅次於死刑。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以為流放沒什麽可怕的，不過是換個地方生活。古代可並不是這樣，安土重遷的古人，即使到朝廷當了大官，退休後都要回到原籍養老，對背井離鄉是非常不能接受的。而且古代流放地點的選擇，是罪行越重流放越遠，一般都是流放到偏遠落後的苦寒之地或煙瘴暑熱的偏僻海島。流放地經濟落後，醫療匱乏，環境惡劣，生存條件非常差。趕往流放地的路途艱難又坎坷，很多人在路上就病死了。重刑犯到了流放地，要麽做苦役，要麽充軍。罪行輕一點的，或被貶官的政治犯，到了流放地可以自由生活，但也極其艱辛。
古代的流放地主要有哪些呢？下麵就來介紹幾個古代的流放“聖地”。
房陵，現為湖北十堰市所轄地區。被流放到這個地方的，大多數是權貴階層。比如秦滅趙時就曾把趙王流放到這裏，漢朝時犯罪的皇親國戚也被流放到這裏，唐中宗李顯也被母親武則天流放到這裏。曆史上房陵被流放的君主就有16位，顯貴更是不計其數。
嶺南，就是今天的兩廣和海南。別看這個地方現在經濟發達，在古代可是落後的“蠻荒之地”。韓愈當時就被流放到嶺南的潮州，一到潮州就被當地的食物給嚇蒙了——天啊，這吃的都是什麽妖魔鬼怪？不行，我要回去！然後他就給皇帝寫了悔過書，不久就被皇帝特赦回去了。其實嚇蒙韓愈的菜就是生蠔，今天是美味佳肴，但在韓愈那個時代卻是大多數人未見過的怪物。宋朝有祖訓“不殺文臣士大夫”，所以犯罪的文官大多都流放了，他們的主要流放地是嶺南的海南島，蘇軾就是其中的代表。海南有個流放“聖地”叫崖州，就在今天三亞市的崖州區，距離三亞市區四五十公裏，是三亞的“源頭”。我去三亞的時候還特意去了趟崖州古城，感受下古人的“流放”。今天三亞可是國人趨之若鶩的旅遊勝地，但在古代卻是犯人的流放地。不知道古代被流放到這裏的文人會不會感到“麵朝大海，春暖花開”。
東北在明清時叫滿洲。清朝政府比較喜歡將犯人流放到滿洲，因為這裏是滿族人的“龍興之地”，屬於軍事禁區，比較安全。另外，滿洲人煙稀少，想跑都跑不了。東北最有名的流放“聖地”莫過於今天黑龍江海林和寧安一帶的寧古塔了。看清宮戲，經常會聽到官員犯罪了被判“流放寧古塔”與“披甲人為奴”。如果再加一句“永世不得入關”，那基本上就等於判死刑了。那地方冬天太冷了。另外，給“披甲人為奴”就是給當地的軍人做奴仆，天天做苦役，可能兩三年就被折磨死了。還有很多人在去寧古塔的路上就已經死了，清代文人中就流傳說：人說黃泉路，若到了寧古塔，便有十個黃泉也不怕了！
古代流放到四川、貴州、新疆、蒙古、河北滄州的犯人也不少，去的都是偏遠落後之地。很多人會疑惑：被流放的犯人為啥不逃跑呢？一是跑不出去，流放地偏遠，周圍渺無人煙，跑的路上都有可能被餓死。另外，重刑犯流放前還會在臉上刺字，跑到哪兒都會被認出來。一般左臉刺罪名，右臉刺流放地名。最倒黴的是清朝，要刺滿漢兩種文字，那畫麵，想想都臉疼。如果流放地的名字比較長，那就悲劇了，比如說流放到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後旗，有沒有感覺到“臉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