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以來，我的座右銘一直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老老實實的、樸樸素素的四句陶詩，幾乎用不著任何解釋。我是怎樣實行這個座右銘的呢？無非是順其自然、隨遇而安而已，沒有什麽奇招。
忘
記得曾在什麽地方聽過一個笑話。一個人善忘。一天，他到野外去出恭。任務完成後，卻找不到自己的腰帶了。出了一身汗，好歹找到了，大喜過望，說道：“今天運氣真不錯，平白無故地撿了一條腰帶！”一轉身，不小心，腳踩到了自己剛才拉出來的屎堆上，於是勃然大怒：“這是哪一條混賬狗在這裏拉了一泡屎？”
這本來是一個笑話，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未必會有的。但是，人一老，就容易忘事糊塗，卻是經常見到的事。
我認識一位著名的畫家，本來是並不糊塗的。但是，年過八旬以後，卻慢慢地忘事糊塗起來。我們將近半個世紀以前就認識了，頗能談得來，而且平常也還是有些接觸的。然而，最近幾年來，每次見麵，他把我的尊姓大名完全忘了。從眼鏡後麵流出來的淳樸寬厚的目光，落到我的臉上，其中飽含著疑惑的神氣。我連忙說：“我是季羨林，是北京大學的。”他點頭稱是。但是，過了沒有五分鍾，他又問我：“你是誰呀！”我敬謹回答如上。在每一次會麵中，盡管時間不長，這樣尷尬的局麵總會出現幾次。我心裏想：老友確是老了！
有一年，我們邂逅在香港。一位有名的企業家設盛筵，宴嘉賓。香港著名的人物參加者為數頗多，比如饒宗頤、邵逸夫、楊振寧等先生都在其中。寬敞典雅、雍容華貴的宴會廳裏，一時珠光寶氣，璀璨生輝，可謂極一時之盛。至於菜肴之精美，服務之周到，自然更不在話下了。我同這一位畫家老友都是主賓，被安排在主人座旁。但是正當觥籌交錯，逸興遄飛之際，他忽然站了起來，轉身要走，他大概認為宴會已經結束，到了拜拜的時候了。眾人愕然，他夫人深知內情，趕快起身，把他攔住，又拉回到座位上，避免了一場尷尬的局麵。
前幾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富麗堂皇的北京圖書館的大報告廳裏舉行年會。我這位畫家老友是敦煌學界的元老之一，獲得了普遍的尊敬。按照中國現行的禮節，必須請他上主席台並且講話。但是，這卻帶來了困難。像許多老年人一樣，他腦袋裏刹車的部件似乎老化失靈。一說話，往往像開汽車一樣，刹不住車，說個不停，沒完沒了。會議是有時間限製的，聽眾的忍耐也決非無限。在這危難之際，我同他的夫人商議，由她寫一個簡短的發言稿，往他口袋裏一塞，叮囑他念完就算完事，不悖行禮如儀的常規。然而他一開口講話，稿子之事早已忘入九霄雲外。看樣子是打算從盤古開天辟地講。照這樣下去，講上幾千年，也講不到今天的會。到了聽眾都變成了化石的時候，他也許才講到春秋戰國！我心裏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忽然想到：按既定方針辦。我請他的夫人上台，從他的口袋掏出了講稿，耳語了幾句。他恍然大悟，點頭稱是，把講稿念完，回到原來的座位。於是一場驚險才化險為夷，皆大歡喜。
我比這位老友小六七歲。有人讚我耳聰目明，實際上是耳欠聰，目欠明。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其中滋味，實不足為外人道也。但是，我腦袋裏的刹車部件，雖然老化，尚可使用。再加上我有點自知之明，我的新座右銘是：老年之人，刹車失靈，戒之在說。一向奉行不違，還沒有碰到下不了台的窘境。在潛意識中頗有點沾沾自喜了。
然而我的記憶機構也逐漸出現了問題。雖然還沒有達到畫家老友那樣“神品”的水平，也已頗有可觀。在這方麵，我是獨辟蹊徑，創立了有季羨林特色的“忘”的學派。
我一向對自己的記憶力，特別是形象的記憶，是頗有一點自信的。四五十年前，甚至六七十年前的一個眼神，一個手勢，至今記憶猶新，招之即來，顯現在眼前、耳旁，如見其形，如聞其聲，移到紙上，即成文章。可是，最近幾年以來，古舊的記憶尚能保存。對眼前非常熟的人，見麵時往往忘記了他的姓名。在第一瞥中，他的名字似乎就在嘴邊，舌上。然而一轉瞬間，不到十分之一秒，這個呼之欲出的姓名，就驀地隱藏了起來，再也說不出了。說不出，也就算了，這無關宇宙大事，國家大事，甚至個人大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的。而且腦袋裏像電燈似的斷了的保險絲，還會接上的。些許小事，何必介意？然而不行，它成了我的一塊心病。我像著了魔似的，走路，看書，吃飯，睡覺，隻要思路一轉，立即想起此事。好像是，如果想不出來，自己就無法活下去，地球就停止了轉動。我從字形上追憶，沒有結果；我從發音上追憶，結果杳然。最怕半夜裏醒來，本來睡得香香甜甜，如果沒有幹擾，保證一夜幸福。然而，像電光石火一閃，名字問題又浮現出來。古人常說的平旦之氣，是非常美妙的，然而此時卻美妙不起來了。我輾轉反側，瞪著眼一直瞪到天亮。其苦味實不足為外人道也。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位神靈保佑，腦袋又像電光石火似的忽然一閃，他的姓名一下子出現了。古人形容快樂常說“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差可同我此時的心情相比。
這樣小小的悲喜劇，一出剛完，又會來第二出，有時候對於同一個人的姓名，竟會上演兩出這樣的戲。而且出現的頻率還是越來越多。自己不得不承認，自己確實是老了。鄭板橋說：“難得糊塗。”對我來說，並不難得，我於無意中得之，豈不快哉！
然而忘事糊塗就一點好處都沒有嗎？
我認為，有的，而且很大。自己年紀越來越老，對於“忘”的評價卻越來越高，高到了宗教信仰和哲學思辨的水平。蘇東坡的詞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他是把悲和歡、離和合並提。然而古人說：“不如意事常八九。”這是深有體會之言。悲總是多於歡，離總是多於合，幾乎每個人都是這樣。如果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話——不賦予人類以“忘”的本領——我寧願稱之為本能——那麽，我們人類在這麽多的悲和離的重壓下，能夠活下去嗎？我常常暗自胡思亂想：造物主這玩意兒（用《水滸》的詞兒，應該說是“這話兒”）真是非常有意思。他（她？它？）既嚴肅，又油滑；既慈悲，又殘忍。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話真說到了點子上。人生下來，既能得到一點樂趣，又必須忍受大量的痛苦，後者所占的比重要多得多。如果不能“忘”，或者沒有“忘”這個本能，那麽痛苦就會時時刻刻都新鮮生動，時時刻刻像初產生時那樣劇烈殘酷地折磨著你。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忍受下去的。然而，人能“忘”，漸漸地從劇烈到淡漠，再淡漠，再淡漠，終於隻剩下一點殘痕；有人，特別是詩人，甚至愛撫這一點殘痕，寫出了動人心魄的詩篇，這樣的例子，文學史上還少嗎？
因此，我必須給賦予我們人類“忘”的本能的造化小兒大唱讚歌。試問，世界上哪一個聖人、賢人、哲人、詩人、闊人、猛人、這人、那人，能有這樣的本領呢？
我還必須給“忘”大唱讚歌。試問：如果人人一點都不忘，我們的世界會成什麽樣子呢？
遺憾的是，我現在盡管在“忘”的方麵已經建立了有季羨林特色的學派，可是自謂在這方麵仍是鈍根。真要想達到我那位畫家朋友的水平，仍須努力。如果想達到我在上麵說的那個笑話中人的境界，仍是可望而不可即。但是，我並不氣餒，我並沒有失掉信心，有朝一日，我總會達到的。勉之哉！勉之哉！
1993年7月6日
傻瓜
天下有沒有傻瓜？有的，但卻不是被別人稱作“傻瓜”的人，而是認為別人是傻瓜的人，這樣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我先把我的結論提到前麵明確地擺出來，然後再條分縷析地加以論證。這有點違反胡適之先生的“科學方法”。他認為，這樣做是西方古希臘亞裏士多德首倡的演繹法，是不科學的。科學的做法是他和他老師杜威的歸納法，先不立公理或者結論，而是根據事實，用“小心地求證”的辦法，去搜求證據，然後才提出結論。
我在這裏實際上並沒有違反“歸納法”。我是經過了幾十年的觀察與體會，閱盡了芸芸眾生的種種相，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以後，才提出了這樣的結論。為了凸現它的重要性，所以提到前麵來說。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有一些人往往以為自己最聰明，他們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錙銖必較，斤兩必爭。如果用正麵手段，表麵上的手段達不到目的的話，則也會用些負麵的手段，暗藏的手段，來蒙騙別人，以達到損人利己的目的。結果怎樣呢？結果是：有的人真能暫時得逞，“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大大地輝煌了一陣，然後被人識破，由座上客一變而為階下囚。有的人當時就能丟人現眼。《紅樓夢》中有兩句話說：“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這話真說得又生動，又真實。我決不是說，世界上人人都是這樣子，但是，從中國到外國，從古代到現代，這樣的例子還算少嗎？
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於：這些人都把別人當成了傻瓜。
我們中國有幾句盡人皆知的俗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皆報。”這真是見道之言。把別人當傻瓜的人，歸根結底，會自食其果。古代的統治者對這個道理似懂非懂。他們高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想把老百姓當傻瓜，但又很不放心，於是派人到民間去采風，采來了不少政治諷刺歌謠。楊震是聰明人，對向他行賄者講出了“四知”。他知道得很清楚：除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外，不久就會有一個第五知：人知。他是不把別人當作傻瓜的，還是老百姓最聰明。他們中的聰明人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他們不把別人當傻瓜。
可惜把別人當傻瓜的現象，自古亦然，於今尤烈。救之之道隻有一條：不自作聰明，不把別人當傻瓜，從而自己也就不是傻瓜。哪一個時代，哪一個社會，隻要能做到這一步，全社會就都是聰明人，沒有傻瓜，全社會也就會安定團結。
1997年3月11日
隔膜
魯迅先生曾寫過關於“隔膜”的文章，有些人是熟悉的。魯迅的“隔膜”，同我們平常使用的這個詞兒的含義不完全一樣。我們平常所謂“隔膜”是指“情意不相通，彼此不了解”。魯迅的“隔膜”是單方麵地以主觀願望或猜度去了解對方，去要求對方。這樣做，鮮有不碰釘子者。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曆史上並不稀見。即使有人想“頌聖”，如果隔膜，也難免撞在龍犄角上，一命嗚呼。
最近讀到韓昇先生的文章《隋文帝抗擊突厥的內政因素》（《歐亞學刊》第二期），其中有幾句話：
對此，從種族性格上斥責突厥“反複無常”，其出發點是中國理想主義感情性的“義”觀念。國內倫理觀念與國際社會現實的矛盾衝突，在中國對外交往中反複出現，深值反思。
這實在是見道之言，值得我們深思。我認為，這也是一種“隔膜”。
記得當年在大學讀書時，適值“九一八”事件發生，日軍入寇東北。當時中國軍隊實行不抵抗主義，南京政府同時又派大員赴日內瓦國聯（相當於今天的聯合國）控訴，要求國聯伸張正義。當時我還屬於隔膜黨，義憤填膺，等待著國際伸出正義之手。結果當然是落了空。我頗恨恨不已了一陣子。
在這裏，關鍵是什麽叫“義”？什麽叫“正義”？韓文公說：“行而宜之之謂義。”可是“宜之”的標準是因個人而異的，因民族而異的，因國家而異的，因立場不同而異的。不懂這個道理，就是“隔膜”。
懂這個道理，也並不容易。我在德國住了十年，沒有看到有人在大街上吵架，也很少看到小孩子打架。有一天，我看到了就在我窗外馬路對麵的人行道上，兩個男孩在打架，一個大的約十三四歲，一個小的隻有約七八歲，個子相差一截，力量懸殊明顯。不知為什麽，兩個人竟幹起架來。不到一個回合，小的被打倒在地，哭了幾聲，立即又爬起來繼續交手，當然又被打倒在地。如此被打倒了幾次，小孩邊哭邊打，並不服輸，日耳曼民族的特性，昭然可見。此時周圍已經聚攏了一些圍觀者。我總期望，有一個人會像在中國一樣，主持正義，說一句：“你這麽大了，怎麽能欺負小的呢！”但是沒有。最後還是對門住的一位老太太從窗子裏對準兩個小孩潑出了一盆冷水，兩個小孩各自哈哈大笑，戰鬥才告結束。
這件小事給了我一個重要的教訓，我從此脫離了隔膜黨。
今天，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都變得更加聰明了，與隔膜的距離越來越遠了。我們努力建設我們的國家，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提高。對外我們決不侵略別的國家，但也決不允許別的國家侵略我們。我們也講主持正義；但是，這個正義與隔膜是不搭界的。
2001年2月27日
壞人
積將近九十年的經驗，我深知世界上確實是有壞人的。乍看上去，這個看法的智商隻能達到小學一年級的水平。這就等於說“每個人都必須吃飯”那樣既真實又平庸。
可是事實上我頓悟到這個真理，是經過了長時間的觀察與思考的。
我從來就不是性善說的信徒，毋寧說我是傾向性惡說的。古書上說“天命之謂性”，“性”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本能”，而一切生物的本能是力求生存和發展，這難免引起生物之間的矛盾，性善又何從談起呢？
那麽，什麽又叫作“壞人”呢？記得魯迅曾說過，幹損人利己的事還可以理解，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千萬幹不得。我現在利用魯迅的話來給壞人作一個界定：幹損人利己的事是壞人，而幹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則是壞人之尤者。
空口無憑，不妨略舉兩例。一個人搬到新房子裏，照例大事裝修，而裝修的方式又極野蠻，結果把水管鑿破，水往外流。住在樓下的人當然首蒙其害，水滴不止，連半壁牆都浸透了。然而此人卻不聞不問，本單位派人來修，又拒絕入門。倘若牆壁倒塌，樓下的人當然會受害，他自己焉能安全！這是典型的損人又不利己的例子。又有一位“學者”，對某一種語言連字母都不認識，卻偏冒充專家，不但在國內蒙混過關，在國外也招搖撞騙。有識之士皆嗤之以鼻。這又是一個典型的損人而不利己的例子。
根據我的觀察，壞人，同一切有毒的動植物一樣，是並不知道自己是壞人的，是毒物的。魯迅翻譯的《小約翰》裏講到一個有毒的蘑菇聽人說它有毒，它說，這是人話。毒蘑菇和一切蒼蠅、蚊子、臭蟲等，都不認為自己有毒。說它們有毒，它們大概也會認為這是人話。可是被群眾公推為壞人的人，他們難道能說：說他們是壞人的都是人話嗎？如果這是“人話”的話，那麽他們自己又是什麽呢？
根據我的觀察，我還發現，壞人是不會改好的。這有點像形而上學了。但是，我卻沒有辦法。天下哪裏會有不變的事物呢？哪裏會有不變的人呢？我觀察的幾個“壞人”偏偏不變。幾十年前是這樣，今天還是這樣。我想給他們辯護都找不出詞兒來。有時候，我簡直懷疑，天地間是否有一種叫作“壞人基因”的東西？可惜沒有一個生物學家或生理學家提出過這種理論。我自己既非生物學家，又非生理學家，隻能憑空臆斷。我但願有一個壞人改變一下，改惡從善，堵住了我的嘴。
1999年7月24日
送禮
我們中國究竟是禮儀之邦，所以每逢過年過節，或有什麽紅白喜事，大家就忙著送禮。既然說是“禮”，當然是向對方表示敬意的。譬如說，一個朋友從杭州回來，送給另外一個朋友一隻火腿、二斤龍井，知己的還要親自送了去，免得受禮者還要賞錢，你能說這不是表示親熱麽？又如一個朋友要結婚，但沒有錢，於是大家湊個份子送了去，誰又能說這是壞事呢？
事情當然是好事情，而且想起來極合乎人情，一點也不複雜；然而實際上卻複雜艱深到萬分，幾乎可以獨立成一門學問：送禮學。第一，你先要知道送應節的東西。譬如你過年的時候，提了幾瓶子汽水，一床涼席去送人，這不是故意開玩笑嗎？還有五月節送月餅，八月節送粽子，最少也讓人覺得你是外行。第二，你還要是一個好的心理學家，能觀察出對方的心情和愛好來。對方倘若喜歡吸煙，你不妨提了幾聽三炮台恭恭敬敬送了去，一定可以得到青睞。對方要是喜歡杯中物，你還要知道他是維新派或保守派。前者當然要送法國的白蘭地，後者本地產的白幹或五加皮也就行了。倘若對方的思想“前進”，你最好訂一份《文匯報》送了去，一定不會退回的。
但這還不夠，買好了應時應節的東西，對方的愛好也揣摩成熟了，又來了怎樣送的問題。除了很知己的以外，多半不是自己去送，這與麵子有關係；於是就要派聽差，而這個聽差又必須是個好的外交家，機警、堅忍、善於說話，還要一副厚臉皮；這樣才能不辱使命。拿了東西去送禮，論理說該到處受歡迎，但實際上卻不然。受禮者多半喜歡節外生枝。東西雖然極合心意，卻偏不立刻收下。據說這也與麵子有關係。聽差把禮物送進去，要沉住氣在外麵等。一會兒，對方的聽差出來了，把送去的禮物又提出來，說：“我們老爺太太謝謝某老爺太太，盛意我們領了，禮物不敢當。”倘若這聽差真信了這話，提了東西就回家來，這一定糟，說不定就打破飯碗。但外交家的聽差卻決不這樣做。他仍然站著不走，請求對方的聽差再把禮物提進去。這樣往來鬥爭許久，對方或全收下，或隻收下一半，隻要與臨來時老爺太太的密令不衝突，就可以安然接了賞錢回來了。
上麵說的可以說是常態的送禮，可惜（或者也並不可惜）還有變態的。我小的時候，我們街上住著一個窮人，大家都喊他“地方”，有學問的人說，這就等於漢朝的亭長。每逢過年過節的早上，我們的大門剛一開，就會看到他笑嘻嘻地一手提了一隻雞，一手提了兩瓶酒，跨進大門來。雞咯咯地大吵大嚷，酒瓶上的紅簽紅得炫人眼睛。他嘴裏卻喊著：“給老爺太太送禮來了。”於是我嬸母就立刻拿出幾毛錢來交給老媽子送出去。這“地方”接了錢，並不像一般送禮的一樣，還要努力鬥爭，卻仍舊提了雞和瓶子笑嘻嘻地走到另一家去喊去了。這景象我一年至少見三次，後來也就不以為奇了。但有一年的某一個節日的清晨，卻見這位“地方”愁容滿麵地跨進我們的大門，嘴裏不喊“給老爺太太送禮來了”，卻拉了我們的老媽子交頭接耳說了一大篇，後來終於放聲大罵起來。老媽子進去告訴了我嬸母，仍然是拿了幾毛錢送出來。這“地方”道了聲謝，出了大門，老遠還聽到他的罵聲。後來老媽子告訴我，他的雞是自己養了預備下蛋的，每逢過年過節，就暫且委屈它一下，被縛了雙足倒提著陪他出來逛大街。玻璃瓶子裏裝的隻是水，外麵紅簽是向鋪子裏借用的。“地方”送禮，在我們那裏誰都知道他的用意，所以從來沒有收的。他跑過一天，衣袋塞滿了鈔票才回來，把瓶子裏的水倒出來，把雞放開。它在一整天“陪綁”之餘，還忘不了替他下一個蛋。但今年這“地方”倒運。向第一家送禮，就遇到一家才搬來的外省人。他們竟老實不客氣地把禮物收下了。這怎能不讓這“地方”憤憤呢？他並不是怕瓶子裏的涼水給他泄漏真相，心痛的還是那隻雞。
另外一種送禮法也很新奇，雖然是“古已有之”的。我們常在筆記小說裏看到，某一個督撫把金子裝到壇子裏當醬菜送給京裏的某一位王公大人。這是古時候的事，但現在也還沒有絕跡。我的一位親戚在一個縣衙門裏做事，因了同縣太爺是朋友，所以地位很重要。在晚上回屋睡覺的時候，常常在棉被下麵發現一堆銀元或別的值錢的東西。有時候不知道，把這堆銀元抖到地上，嘩啦一聲，讓他吃一驚。這都是送來的“禮”。
這樣的“禮”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接受的。他一定是個什麽官，最少也要是官的下屬，能讓人生，也能讓人死，所以才有人送這許多金子銀元來。官都講究麵子，雖然要錢，卻不能幹脆當麵給他。於是就想出了這種種的妙法。我上麵已經提到送禮是一門學問，送禮給官長更是這門學問裏麵最深奧的，須要經過長期的研究簡練揣摩，再加上實習，方能得到其中的奧秘。能把錢送到官長手中，又不傷官長的麵子，能做到這一步，才算是得其門而入了。也有很少的例外，官長開口向下麵要一件東西，居然竟得不到。以前某一個小官藏有一顆古印，他的官長很喜歡，想拿走。他跪在地上叩頭說：“除了我的太太和這塊古印以外，我沒有一件東西不能與大人共享的。”官長也隻好一笑置之了。
普通人家送禮沒有這樣有聲有色，但在平庸中有時候也有傑作。有一次我們家把一盒有特別標誌的點心當禮物送出去。隔了一年，一個相熟的胖太太到我們家來拜訪，又恭而敬之把這盒點心提給我們，嘴裏還告訴我們：這都是小意思，但點心是新買的，可以嚐嚐。我們當時都忍不住想笑，好歹等這位胖太太走了，我們就動手去打開。盒蓋一開，立刻有一股奇怪的臭味從裏麵透出來。再把紙揭開，點心的形狀還是原來的，但上麵滿是小的飛蛾，一塊也不能吃了，隻好擲掉。在這一年內，這盒點心不知代表了多少人的盛意，被恭恭敬敬地提著或托著從一家到一家，上麵的簽和鋪子的名字不知換過了多少次，終於又被恭而敬之提回我們家來。“解鈴還是係鈴人”，我們還要把它丟掉。
我雖然不怎樣讚成這樣送禮，但我覺得這辦法還算不壞。因為隻要有一家出了錢買了盒點心就會在親戚朋友中周轉不息，一手收進來，再一手送出去，意思表示了，又不用花錢。不過這樣還是麻煩，還不如仿效前清禦膳房的辦法，用木頭刻成雞魚肉肘，放在托盤裏，送來送去，你仍然不妨說：“這魚肉都是新鮮的。一點小意思，千萬請賞臉。”反正都是“彼此彼此，諸位心照不宣”。絕對不會有人來用手敲一敲這木頭魚肉的。這樣一來，目的達到了，禮物卻不黴壞，豈不是一舉兩得？在我們這喜歡把最不重要的事情複雜化了的禮儀之邦，我這發明一定有許多人歡迎，我預備立刻去注冊專利。
1947年7月
論怪論
“怪論”這個名詞，人所共知。其所以稱之為怪者，一般人都不這樣說，而你偏偏這樣說，遂成異議可怪之論了。
我卻要提倡怪論。
但我也並不永遠提倡怪論。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需要不需要怪論，是完全由當時曆史環境所決定的。如果強敵壓境，外寇入侵，這時隻能全民一個聲音說話，說的必是驅逐外寇，還我山河之類的話，任何別的聲音都是不允許的。尤其是漢奸的聲音更不能允許。
國家到了承平時期，政通人和，國泰民安，這時候倒是需要一些怪論。如果仍然禁止人們發出怪論，則所謂一個聲音者往往是統治者製造出來的，是虛假的。“二戰”期間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是最好的證明。
從世界曆史上來看，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怪論最多。有的甚至針鋒相對，比如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是同一個大學派中的內部矛盾。就是這些異彩紛呈的怪論各自沿著自己的路數一代一代地發展下去，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淵源和基礎。
與此時差不多的是西方的希臘古代文明。在這裏也是怪論紛呈，發展下來，成為西方文明的淵源和基礎。當時東西文明兩大瑰寶，東西相對，交相輝映，共同照亮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前途。這個現象怎樣解釋，多少年來，東西學者異說層出，各有獨到的見解。我於此道隻是略知一二。在這裏就不談了。
怪論有什麽用處呢？
某一個怪論至少能夠給你提供一個看問題的視角。任何問題都會是極其複雜的，必須從各個視角對它加以研究，加以分析，然後才能求得解決的辦法。如果事前不加以足夠的調查研究而突然做出決定，其後果實在令人擔憂。我們眼前就有這種例子，我在這裏不提它了。
現在，我們國家國勢日隆，滿懷信心向世界大國邁進。在好多年以前，我曾預言，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當時我們的國力並不強。我是根據近幾百年來歐美依次顯示自己的政治經濟力量、科技發展的力量和文化教育的力量而得出的結論。現在輪到我們中國來顯示力量了。我預言，50年後，必有更多的事實證實我的看法，謂予不信，請拭目以待。
我希望，社會上能多出些怪論。
2003年6月25日
做人與處世
一個人活在世界上，必須處理好三個關係：第一，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第二，人與人的關係，包括家庭關係在內；第三，個人心中思想與感情矛盾與平衡的關係。這三個關係，如果能處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則，生活就有苦惱。
人本來也是屬於大自然範疇的。但是，人自從變成了“萬物之靈”以後，就同大自然鬧起獨立來，有時竟成了大自然的對立麵。人類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資料都取自大自然，我們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怎樣去索取？索取手段不出兩途：一用和平手段，一用強製手段。我個人認為，東西文化之分野，就在這裏。西方對待大自然的基本態度或指導思想是“征服自然”，用一句現成的套話來說，就是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結果呢，從表麵上看上去，西方人是勝利了，大自然真的被他們征服了。自從西方產業革命以後，西方人屢創奇跡。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大至宇宙飛船，小至原子，無一不出自西方“征服者”之手。
然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它是能報複的，它是能懲罰的。報複或懲罰的結果，人皆見之，比如環境汙染，生態失衡，臭氧層出洞，物種滅絕，人口爆炸，淡水資源匱乏，新疾病產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弊端中哪一項不解決都能影響人類生存的前途。我並非危言聳聽，現在全世界人民和政府都高呼環保，並采取措施。古人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猶未為晚。
中國或者東方對待大自然的態度或哲學基礎是“天人合一”。宋人張載說得最簡明扼要：“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與”的意思是夥伴。我們把大自然看作夥伴。可惜我們的行為沒能跟上。在某種程度上，也采取了“征服自然”的辦法，結果也受到了大自然的報複，前不久南北的大洪水不是很能發人深省嗎？
至於人與人的關係，我的想法是：對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屬，還是朋友，都應該有一個兩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實意相待，不允許弄虛作假。對待壞人，則另當別論。“忍”者，相互容忍也。日子久了，難免有點磕磕碰碰。在這時候，頭腦清醒的一方應該能夠容忍。如果雙方都不冷靜，必致因小失大，後果不堪設想。唐朝張公藝的“百忍”是曆史上有名的例子。
至於個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則多半起於私心雜念。解之之方，唯有消滅私心，學習諸葛亮的“淡泊以明誌，寧靜以致遠”，庶幾近之。
1998年11月17日
我的座右銘
多少年以來，我的座右銘一直是：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複獨多慮。
老老實實的、樸樸素素的四句陶詩，幾乎用不著任何解釋。
我是怎樣實行這個座右銘的呢？無非是順其自然、隨遇而安而已，沒有什麽奇招。
“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到了應該死的時候，你就去死，用不著左思右想），這句話應該是關鍵性的。但是在我幾十年的風華正茂的期間內，“盡”什麽的是很難想到的。在這期間，我當然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即使在走獨木橋時，好像路上鋪的全是玫瑰花，沒有荊棘。這與“盡”的距離太遠太遠了。
到了現在，自己已經九十多歲了。離人生的盡頭，不會太遠了。我在這時候，根據座右銘的精神，處之泰然，隨遇而安。我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態度。
我不是醫生，我想貿然提出一個想法。所謂老年憂鬱症恐怕十有八九同我上麵提出的看法有關，怎樣治療這種病症呢？我本來想用“無可奉告”來答複。但是，這未免太簡慢，於是改寫一首打油，題曰《無題》：
人生在世一百年，
天天有些小麻煩。
最好辦法是不理，
隻等秋風過耳邊。
1997年
忘
記得曾在什麽地方聽過一個笑話。一個人善忘。一天，他到野外去出恭。任務完成後，卻找不到自己的腰帶了。出了一身汗，好歹找到了，大喜過望，說道：“今天運氣真不錯，平白無故地撿了一條腰帶！”一轉身，不小心，腳踩到了自己剛才拉出來的屎堆上，於是勃然大怒：“這是哪一條混賬狗在這裏拉了一泡屎？”
這本來是一個笑話，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未必會有的。但是，人一老，就容易忘事糊塗，卻是經常見到的事。
我認識一位著名的畫家，本來是並不糊塗的。但是，年過八旬以後，卻慢慢地忘事糊塗起來。我們將近半個世紀以前就認識了，頗能談得來，而且平常也還是有些接觸的。然而，最近幾年來，每次見麵，他把我的尊姓大名完全忘了。從眼鏡後麵流出來的淳樸寬厚的目光，落到我的臉上，其中飽含著疑惑的神氣。我連忙說：“我是季羨林，是北京大學的。”他點頭稱是。但是，過了沒有五分鍾，他又問我：“你是誰呀！”我敬謹回答如上。在每一次會麵中，盡管時間不長，這樣尷尬的局麵總會出現幾次。我心裏想：老友確是老了！
有一年，我們邂逅在香港。一位有名的企業家設盛筵，宴嘉賓。香港著名的人物參加者為數頗多，比如饒宗頤、邵逸夫、楊振寧等先生都在其中。寬敞典雅、雍容華貴的宴會廳裏，一時珠光寶氣，璀璨生輝，可謂極一時之盛。至於菜肴之精美，服務之周到，自然更不在話下了。我同這一位畫家老友都是主賓，被安排在主人座旁。但是正當觥籌交錯，逸興遄飛之際，他忽然站了起來，轉身要走，他大概認為宴會已經結束，到了拜拜的時候了。眾人愕然，他夫人深知內情，趕快起身，把他攔住，又拉回到座位上，避免了一場尷尬的局麵。
前幾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富麗堂皇的北京圖書館的大報告廳裏舉行年會。我這位畫家老友是敦煌學界的元老之一，獲得了普遍的尊敬。按照中國現行的禮節，必須請他上主席台並且講話。但是，這卻帶來了困難。像許多老年人一樣，他腦袋裏刹車的部件似乎老化失靈。一說話，往往像開汽車一樣，刹不住車，說個不停，沒完沒了。會議是有時間限製的，聽眾的忍耐也決非無限。在這危難之際，我同他的夫人商議，由她寫一個簡短的發言稿，往他口袋裏一塞，叮囑他念完就算完事，不悖行禮如儀的常規。然而他一開口講話，稿子之事早已忘入九霄雲外。看樣子是打算從盤古開天辟地講。照這樣下去，講上幾千年，也講不到今天的會。到了聽眾都變成了化石的時候，他也許才講到春秋戰國！我心裏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忽然想到：按既定方針辦。我請他的夫人上台，從他的口袋掏出了講稿，耳語了幾句。他恍然大悟，點頭稱是，把講稿念完，回到原來的座位。於是一場驚險才化險為夷，皆大歡喜。
我比這位老友小六七歲。有人讚我耳聰目明，實際上是耳欠聰，目欠明。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其中滋味，實不足為外人道也。但是，我腦袋裏的刹車部件，雖然老化，尚可使用。再加上我有點自知之明，我的新座右銘是：老年之人，刹車失靈，戒之在說。一向奉行不違，還沒有碰到下不了台的窘境。在潛意識中頗有點沾沾自喜了。
然而我的記憶機構也逐漸出現了問題。雖然還沒有達到畫家老友那樣“神品”的水平，也已頗有可觀。在這方麵，我是獨辟蹊徑，創立了有季羨林特色的“忘”的學派。
我一向對自己的記憶力，特別是形象的記憶，是頗有一點自信的。四五十年前，甚至六七十年前的一個眼神，一個手勢，至今記憶猶新，招之即來，顯現在眼前、耳旁，如見其形，如聞其聲，移到紙上，即成文章。可是，最近幾年以來，古舊的記憶尚能保存。對眼前非常熟的人，見麵時往往忘記了他的姓名。在第一瞥中，他的名字似乎就在嘴邊，舌上。然而一轉瞬間，不到十分之一秒，這個呼之欲出的姓名，就驀地隱藏了起來，再也說不出了。說不出，也就算了，這無關宇宙大事，國家大事，甚至個人大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的。而且腦袋裏像電燈似的斷了的保險絲，還會接上的。些許小事，何必介意？然而不行，它成了我的一塊心病。我像著了魔似的，走路，看書，吃飯，睡覺，隻要思路一轉，立即想起此事。好像是，如果想不出來，自己就無法活下去，地球就停止了轉動。我從字形上追憶，沒有結果；我從發音上追憶，結果杳然。最怕半夜裏醒來，本來睡得香香甜甜，如果沒有幹擾，保證一夜幸福。然而，像電光石火一閃，名字問題又浮現出來。古人常說的平旦之氣，是非常美妙的，然而此時卻美妙不起來了。我輾轉反側，瞪著眼一直瞪到天亮。其苦味實不足為外人道也。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位神靈保佑，腦袋又像電光石火似的忽然一閃，他的姓名一下子出現了。古人形容快樂常說“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差可同我此時的心情相比。
這樣小小的悲喜劇，一出剛完，又會來第二出，有時候對於同一個人的姓名，竟會上演兩出這樣的戲。而且出現的頻率還是越來越多。自己不得不承認，自己確實是老了。鄭板橋說：“難得糊塗。”對我來說，並不難得，我於無意中得之，豈不快哉！
然而忘事糊塗就一點好處都沒有嗎？
我認為，有的，而且很大。自己年紀越來越老，對於“忘”的評價卻越來越高，高到了宗教信仰和哲學思辨的水平。蘇東坡的詞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他是把悲和歡、離和合並提。然而古人說：“不如意事常八九。”這是深有體會之言。悲總是多於歡，離總是多於合，幾乎每個人都是這樣。如果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話——不賦予人類以“忘”的本領——我寧願稱之為本能——那麽，我們人類在這麽多的悲和離的重壓下，能夠活下去嗎？我常常暗自胡思亂想：造物主這玩意兒（用《水滸》的詞兒，應該說是“這話兒”）真是非常有意思。他（她？它？）既嚴肅，又油滑；既慈悲，又殘忍。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話真說到了點子上。人生下來，既能得到一點樂趣，又必須忍受大量的痛苦，後者所占的比重要多得多。如果不能“忘”，或者沒有“忘”這個本能，那麽痛苦就會時時刻刻都新鮮生動，時時刻刻像初產生時那樣劇烈殘酷地折磨著你。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忍受下去的。然而，人能“忘”，漸漸地從劇烈到淡漠，再淡漠，再淡漠，終於隻剩下一點殘痕；有人，特別是詩人，甚至愛撫這一點殘痕，寫出了動人心魄的詩篇，這樣的例子，文學史上還少嗎？
因此，我必須給賦予我們人類“忘”的本能的造化小兒大唱讚歌。試問，世界上哪一個聖人、賢人、哲人、詩人、闊人、猛人、這人、那人，能有這樣的本領呢？
我還必須給“忘”大唱讚歌。試問：如果人人一點都不忘，我們的世界會成什麽樣子呢？
遺憾的是，我現在盡管在“忘”的方麵已經建立了有季羨林特色的學派，可是自謂在這方麵仍是鈍根。真要想達到我那位畫家朋友的水平，仍須努力。如果想達到我在上麵說的那個笑話中人的境界，仍是可望而不可即。但是，我並不氣餒，我並沒有失掉信心，有朝一日，我總會達到的。勉之哉！勉之哉！
1993年7月6日
傻瓜
天下有沒有傻瓜？有的，但卻不是被別人稱作“傻瓜”的人，而是認為別人是傻瓜的人，這樣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我先把我的結論提到前麵明確地擺出來，然後再條分縷析地加以論證。這有點違反胡適之先生的“科學方法”。他認為，這樣做是西方古希臘亞裏士多德首倡的演繹法，是不科學的。科學的做法是他和他老師杜威的歸納法，先不立公理或者結論，而是根據事實，用“小心地求證”的辦法，去搜求證據，然後才提出結論。
我在這裏實際上並沒有違反“歸納法”。我是經過了幾十年的觀察與體會，閱盡了芸芸眾生的種種相，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以後，才提出了這樣的結論。為了凸現它的重要性，所以提到前麵來說。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有一些人往往以為自己最聰明，他們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錙銖必較，斤兩必爭。如果用正麵手段，表麵上的手段達不到目的的話，則也會用些負麵的手段，暗藏的手段，來蒙騙別人，以達到損人利己的目的。結果怎樣呢？結果是：有的人真能暫時得逞，“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大大地輝煌了一陣，然後被人識破，由座上客一變而為階下囚。有的人當時就能丟人現眼。《紅樓夢》中有兩句話說：“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這話真說得又生動，又真實。我決不是說，世界上人人都是這樣子，但是，從中國到外國，從古代到現代，這樣的例子還算少嗎？
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於：這些人都把別人當成了傻瓜。
我們中國有幾句盡人皆知的俗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皆報。”這真是見道之言。把別人當傻瓜的人，歸根結底，會自食其果。古代的統治者對這個道理似懂非懂。他們高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想把老百姓當傻瓜，但又很不放心，於是派人到民間去采風，采來了不少政治諷刺歌謠。楊震是聰明人，對向他行賄者講出了“四知”。他知道得很清楚：除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外，不久就會有一個第五知：人知。他是不把別人當作傻瓜的，還是老百姓最聰明。他們中的聰明人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他們不把別人當傻瓜。
可惜把別人當傻瓜的現象，自古亦然，於今尤烈。救之之道隻有一條：不自作聰明，不把別人當傻瓜，從而自己也就不是傻瓜。哪一個時代，哪一個社會，隻要能做到這一步，全社會就都是聰明人，沒有傻瓜，全社會也就會安定團結。
1997年3月11日
隔膜
魯迅先生曾寫過關於“隔膜”的文章，有些人是熟悉的。魯迅的“隔膜”，同我們平常使用的這個詞兒的含義不完全一樣。我們平常所謂“隔膜”是指“情意不相通，彼此不了解”。魯迅的“隔膜”是單方麵地以主觀願望或猜度去了解對方，去要求對方。這樣做，鮮有不碰釘子者。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曆史上並不稀見。即使有人想“頌聖”，如果隔膜，也難免撞在龍犄角上，一命嗚呼。
最近讀到韓昇先生的文章《隋文帝抗擊突厥的內政因素》（《歐亞學刊》第二期），其中有幾句話：
對此，從種族性格上斥責突厥“反複無常”，其出發點是中國理想主義感情性的“義”觀念。國內倫理觀念與國際社會現實的矛盾衝突，在中國對外交往中反複出現，深值反思。
這實在是見道之言，值得我們深思。我認為，這也是一種“隔膜”。
記得當年在大學讀書時，適值“九一八”事件發生，日軍入寇東北。當時中國軍隊實行不抵抗主義，南京政府同時又派大員赴日內瓦國聯（相當於今天的聯合國）控訴，要求國聯伸張正義。當時我還屬於隔膜黨，義憤填膺，等待著國際伸出正義之手。結果當然是落了空。我頗恨恨不已了一陣子。
在這裏，關鍵是什麽叫“義”？什麽叫“正義”？韓文公說：“行而宜之之謂義。”可是“宜之”的標準是因個人而異的，因民族而異的，因國家而異的，因立場不同而異的。不懂這個道理，就是“隔膜”。
懂這個道理，也並不容易。我在德國住了十年，沒有看到有人在大街上吵架，也很少看到小孩子打架。有一天，我看到了就在我窗外馬路對麵的人行道上，兩個男孩在打架，一個大的約十三四歲，一個小的隻有約七八歲，個子相差一截，力量懸殊明顯。不知為什麽，兩個人竟幹起架來。不到一個回合，小的被打倒在地，哭了幾聲，立即又爬起來繼續交手，當然又被打倒在地。如此被打倒了幾次，小孩邊哭邊打，並不服輸，日耳曼民族的特性，昭然可見。此時周圍已經聚攏了一些圍觀者。我總期望，有一個人會像在中國一樣，主持正義，說一句：“你這麽大了，怎麽能欺負小的呢！”但是沒有。最後還是對門住的一位老太太從窗子裏對準兩個小孩潑出了一盆冷水，兩個小孩各自哈哈大笑，戰鬥才告結束。
這件小事給了我一個重要的教訓，我從此脫離了隔膜黨。
今天，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都變得更加聰明了，與隔膜的距離越來越遠了。我們努力建設我們的國家，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提高。對外我們決不侵略別的國家，但也決不允許別的國家侵略我們。我們也講主持正義；但是，這個正義與隔膜是不搭界的。
2001年2月27日
壞人
積將近九十年的經驗，我深知世界上確實是有壞人的。乍看上去，這個看法的智商隻能達到小學一年級的水平。這就等於說“每個人都必須吃飯”那樣既真實又平庸。
可是事實上我頓悟到這個真理，是經過了長時間的觀察與思考的。
我從來就不是性善說的信徒，毋寧說我是傾向性惡說的。古書上說“天命之謂性”，“性”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本能”，而一切生物的本能是力求生存和發展，這難免引起生物之間的矛盾，性善又何從談起呢？
那麽，什麽又叫作“壞人”呢？記得魯迅曾說過，幹損人利己的事還可以理解，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千萬幹不得。我現在利用魯迅的話來給壞人作一個界定：幹損人利己的事是壞人，而幹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則是壞人之尤者。
空口無憑，不妨略舉兩例。一個人搬到新房子裏，照例大事裝修，而裝修的方式又極野蠻，結果把水管鑿破，水往外流。住在樓下的人當然首蒙其害，水滴不止，連半壁牆都浸透了。然而此人卻不聞不問，本單位派人來修，又拒絕入門。倘若牆壁倒塌，樓下的人當然會受害，他自己焉能安全！這是典型的損人又不利己的例子。又有一位“學者”，對某一種語言連字母都不認識，卻偏冒充專家，不但在國內蒙混過關，在國外也招搖撞騙。有識之士皆嗤之以鼻。這又是一個典型的損人而不利己的例子。
根據我的觀察，壞人，同一切有毒的動植物一樣，是並不知道自己是壞人的，是毒物的。魯迅翻譯的《小約翰》裏講到一個有毒的蘑菇聽人說它有毒，它說，這是人話。毒蘑菇和一切蒼蠅、蚊子、臭蟲等，都不認為自己有毒。說它們有毒，它們大概也會認為這是人話。可是被群眾公推為壞人的人，他們難道能說：說他們是壞人的都是人話嗎？如果這是“人話”的話，那麽他們自己又是什麽呢？
根據我的觀察，我還發現，壞人是不會改好的。這有點像形而上學了。但是，我卻沒有辦法。天下哪裏會有不變的事物呢？哪裏會有不變的人呢？我觀察的幾個“壞人”偏偏不變。幾十年前是這樣，今天還是這樣。我想給他們辯護都找不出詞兒來。有時候，我簡直懷疑，天地間是否有一種叫作“壞人基因”的東西？可惜沒有一個生物學家或生理學家提出過這種理論。我自己既非生物學家，又非生理學家，隻能憑空臆斷。我但願有一個壞人改變一下，改惡從善，堵住了我的嘴。
1999年7月24日
送禮
我們中國究竟是禮儀之邦，所以每逢過年過節，或有什麽紅白喜事，大家就忙著送禮。既然說是“禮”，當然是向對方表示敬意的。譬如說，一個朋友從杭州回來，送給另外一個朋友一隻火腿、二斤龍井，知己的還要親自送了去，免得受禮者還要賞錢，你能說這不是表示親熱麽？又如一個朋友要結婚，但沒有錢，於是大家湊個份子送了去，誰又能說這是壞事呢？
事情當然是好事情，而且想起來極合乎人情，一點也不複雜；然而實際上卻複雜艱深到萬分，幾乎可以獨立成一門學問：送禮學。第一，你先要知道送應節的東西。譬如你過年的時候，提了幾瓶子汽水，一床涼席去送人，這不是故意開玩笑嗎？還有五月節送月餅，八月節送粽子，最少也讓人覺得你是外行。第二，你還要是一個好的心理學家，能觀察出對方的心情和愛好來。對方倘若喜歡吸煙，你不妨提了幾聽三炮台恭恭敬敬送了去，一定可以得到青睞。對方要是喜歡杯中物，你還要知道他是維新派或保守派。前者當然要送法國的白蘭地，後者本地產的白幹或五加皮也就行了。倘若對方的思想“前進”，你最好訂一份《文匯報》送了去，一定不會退回的。
但這還不夠，買好了應時應節的東西，對方的愛好也揣摩成熟了，又來了怎樣送的問題。除了很知己的以外，多半不是自己去送，這與麵子有關係；於是就要派聽差，而這個聽差又必須是個好的外交家，機警、堅忍、善於說話，還要一副厚臉皮；這樣才能不辱使命。拿了東西去送禮，論理說該到處受歡迎，但實際上卻不然。受禮者多半喜歡節外生枝。東西雖然極合心意，卻偏不立刻收下。據說這也與麵子有關係。聽差把禮物送進去，要沉住氣在外麵等。一會兒，對方的聽差出來了，把送去的禮物又提出來，說：“我們老爺太太謝謝某老爺太太，盛意我們領了，禮物不敢當。”倘若這聽差真信了這話，提了東西就回家來，這一定糟，說不定就打破飯碗。但外交家的聽差卻決不這樣做。他仍然站著不走，請求對方的聽差再把禮物提進去。這樣往來鬥爭許久，對方或全收下，或隻收下一半，隻要與臨來時老爺太太的密令不衝突，就可以安然接了賞錢回來了。
上麵說的可以說是常態的送禮，可惜（或者也並不可惜）還有變態的。我小的時候，我們街上住著一個窮人，大家都喊他“地方”，有學問的人說，這就等於漢朝的亭長。每逢過年過節的早上，我們的大門剛一開，就會看到他笑嘻嘻地一手提了一隻雞，一手提了兩瓶酒，跨進大門來。雞咯咯地大吵大嚷，酒瓶上的紅簽紅得炫人眼睛。他嘴裏卻喊著：“給老爺太太送禮來了。”於是我嬸母就立刻拿出幾毛錢來交給老媽子送出去。這“地方”接了錢，並不像一般送禮的一樣，還要努力鬥爭，卻仍舊提了雞和瓶子笑嘻嘻地走到另一家去喊去了。這景象我一年至少見三次，後來也就不以為奇了。但有一年的某一個節日的清晨，卻見這位“地方”愁容滿麵地跨進我們的大門，嘴裏不喊“給老爺太太送禮來了”，卻拉了我們的老媽子交頭接耳說了一大篇，後來終於放聲大罵起來。老媽子進去告訴了我嬸母，仍然是拿了幾毛錢送出來。這“地方”道了聲謝，出了大門，老遠還聽到他的罵聲。後來老媽子告訴我，他的雞是自己養了預備下蛋的，每逢過年過節，就暫且委屈它一下，被縛了雙足倒提著陪他出來逛大街。玻璃瓶子裏裝的隻是水，外麵紅簽是向鋪子裏借用的。“地方”送禮，在我們那裏誰都知道他的用意，所以從來沒有收的。他跑過一天，衣袋塞滿了鈔票才回來，把瓶子裏的水倒出來，把雞放開。它在一整天“陪綁”之餘，還忘不了替他下一個蛋。但今年這“地方”倒運。向第一家送禮，就遇到一家才搬來的外省人。他們竟老實不客氣地把禮物收下了。這怎能不讓這“地方”憤憤呢？他並不是怕瓶子裏的涼水給他泄漏真相，心痛的還是那隻雞。
另外一種送禮法也很新奇，雖然是“古已有之”的。我們常在筆記小說裏看到，某一個督撫把金子裝到壇子裏當醬菜送給京裏的某一位王公大人。這是古時候的事，但現在也還沒有絕跡。我的一位親戚在一個縣衙門裏做事，因了同縣太爺是朋友，所以地位很重要。在晚上回屋睡覺的時候，常常在棉被下麵發現一堆銀元或別的值錢的東西。有時候不知道，把這堆銀元抖到地上，嘩啦一聲，讓他吃一驚。這都是送來的“禮”。
這樣的“禮”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接受的。他一定是個什麽官，最少也要是官的下屬，能讓人生，也能讓人死，所以才有人送這許多金子銀元來。官都講究麵子，雖然要錢，卻不能幹脆當麵給他。於是就想出了這種種的妙法。我上麵已經提到送禮是一門學問，送禮給官長更是這門學問裏麵最深奧的，須要經過長期的研究簡練揣摩，再加上實習，方能得到其中的奧秘。能把錢送到官長手中，又不傷官長的麵子，能做到這一步，才算是得其門而入了。也有很少的例外，官長開口向下麵要一件東西，居然竟得不到。以前某一個小官藏有一顆古印，他的官長很喜歡，想拿走。他跪在地上叩頭說：“除了我的太太和這塊古印以外，我沒有一件東西不能與大人共享的。”官長也隻好一笑置之了。
普通人家送禮沒有這樣有聲有色，但在平庸中有時候也有傑作。有一次我們家把一盒有特別標誌的點心當禮物送出去。隔了一年，一個相熟的胖太太到我們家來拜訪，又恭而敬之把這盒點心提給我們，嘴裏還告訴我們：這都是小意思，但點心是新買的，可以嚐嚐。我們當時都忍不住想笑，好歹等這位胖太太走了，我們就動手去打開。盒蓋一開，立刻有一股奇怪的臭味從裏麵透出來。再把紙揭開，點心的形狀還是原來的，但上麵滿是小的飛蛾，一塊也不能吃了，隻好擲掉。在這一年內，這盒點心不知代表了多少人的盛意，被恭恭敬敬地提著或托著從一家到一家，上麵的簽和鋪子的名字不知換過了多少次，終於又被恭而敬之提回我們家來。“解鈴還是係鈴人”，我們還要把它丟掉。
我雖然不怎樣讚成這樣送禮，但我覺得這辦法還算不壞。因為隻要有一家出了錢買了盒點心就會在親戚朋友中周轉不息，一手收進來，再一手送出去，意思表示了，又不用花錢。不過這樣還是麻煩，還不如仿效前清禦膳房的辦法，用木頭刻成雞魚肉肘，放在托盤裏，送來送去，你仍然不妨說：“這魚肉都是新鮮的。一點小意思，千萬請賞臉。”反正都是“彼此彼此，諸位心照不宣”。絕對不會有人來用手敲一敲這木頭魚肉的。這樣一來，目的達到了，禮物卻不黴壞，豈不是一舉兩得？在我們這喜歡把最不重要的事情複雜化了的禮儀之邦，我這發明一定有許多人歡迎，我預備立刻去注冊專利。
1947年7月
論怪論
“怪論”這個名詞，人所共知。其所以稱之為怪者，一般人都不這樣說，而你偏偏這樣說，遂成異議可怪之論了。
我卻要提倡怪論。
但我也並不永遠提倡怪論。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需要不需要怪論，是完全由當時曆史環境所決定的。如果強敵壓境，外寇入侵，這時隻能全民一個聲音說話，說的必是驅逐外寇，還我山河之類的話，任何別的聲音都是不允許的。尤其是漢奸的聲音更不能允許。
國家到了承平時期，政通人和，國泰民安，這時候倒是需要一些怪論。如果仍然禁止人們發出怪論，則所謂一個聲音者往往是統治者製造出來的，是虛假的。“二戰”期間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是最好的證明。
從世界曆史上來看，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怪論最多。有的甚至針鋒相對，比如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是同一個大學派中的內部矛盾。就是這些異彩紛呈的怪論各自沿著自己的路數一代一代地發展下去，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淵源和基礎。
與此時差不多的是西方的希臘古代文明。在這裏也是怪論紛呈，發展下來，成為西方文明的淵源和基礎。當時東西文明兩大瑰寶，東西相對，交相輝映，共同照亮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前途。這個現象怎樣解釋，多少年來，東西學者異說層出，各有獨到的見解。我於此道隻是略知一二。在這裏就不談了。
怪論有什麽用處呢？
某一個怪論至少能夠給你提供一個看問題的視角。任何問題都會是極其複雜的，必須從各個視角對它加以研究，加以分析，然後才能求得解決的辦法。如果事前不加以足夠的調查研究而突然做出決定，其後果實在令人擔憂。我們眼前就有這種例子，我在這裏不提它了。
現在，我們國家國勢日隆，滿懷信心向世界大國邁進。在好多年以前，我曾預言，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當時我們的國力並不強。我是根據近幾百年來歐美依次顯示自己的政治經濟力量、科技發展的力量和文化教育的力量而得出的結論。現在輪到我們中國來顯示力量了。我預言，50年後，必有更多的事實證實我的看法，謂予不信，請拭目以待。
我希望，社會上能多出些怪論。
2003年6月25日
做人與處世
一個人活在世界上，必須處理好三個關係：第一，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第二，人與人的關係，包括家庭關係在內；第三，個人心中思想與感情矛盾與平衡的關係。這三個關係，如果能處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則，生活就有苦惱。
人本來也是屬於大自然範疇的。但是，人自從變成了“萬物之靈”以後，就同大自然鬧起獨立來，有時竟成了大自然的對立麵。人類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資料都取自大自然，我們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怎樣去索取？索取手段不出兩途：一用和平手段，一用強製手段。我個人認為，東西文化之分野，就在這裏。西方對待大自然的基本態度或指導思想是“征服自然”，用一句現成的套話來說，就是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與大自然的關係。結果呢，從表麵上看上去，西方人是勝利了，大自然真的被他們征服了。自從西方產業革命以後，西方人屢創奇跡。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大至宇宙飛船，小至原子，無一不出自西方“征服者”之手。
然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它是能報複的，它是能懲罰的。報複或懲罰的結果，人皆見之，比如環境汙染，生態失衡，臭氧層出洞，物種滅絕，人口爆炸，淡水資源匱乏，新疾病產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弊端中哪一項不解決都能影響人類生存的前途。我並非危言聳聽，現在全世界人民和政府都高呼環保，並采取措施。古人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猶未為晚。
中國或者東方對待大自然的態度或哲學基礎是“天人合一”。宋人張載說得最簡明扼要：“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與”的意思是夥伴。我們把大自然看作夥伴。可惜我們的行為沒能跟上。在某種程度上，也采取了“征服自然”的辦法，結果也受到了大自然的報複，前不久南北的大洪水不是很能發人深省嗎？
至於人與人的關係，我的想法是：對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屬，還是朋友，都應該有一個兩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實意相待，不允許弄虛作假。對待壞人，則另當別論。“忍”者，相互容忍也。日子久了，難免有點磕磕碰碰。在這時候，頭腦清醒的一方應該能夠容忍。如果雙方都不冷靜，必致因小失大，後果不堪設想。唐朝張公藝的“百忍”是曆史上有名的例子。
至於個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則多半起於私心雜念。解之之方，唯有消滅私心，學習諸葛亮的“淡泊以明誌，寧靜以致遠”，庶幾近之。
1998年11月17日
我的座右銘
多少年以來，我的座右銘一直是：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複獨多慮。
老老實實的、樸樸素素的四句陶詩，幾乎用不著任何解釋。
我是怎樣實行這個座右銘的呢？無非是順其自然、隨遇而安而已，沒有什麽奇招。
“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到了應該死的時候，你就去死，用不著左思右想），這句話應該是關鍵性的。但是在我幾十年的風華正茂的期間內，“盡”什麽的是很難想到的。在這期間，我當然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即使在走獨木橋時，好像路上鋪的全是玫瑰花，沒有荊棘。這與“盡”的距離太遠太遠了。
到了現在，自己已經九十多歲了。離人生的盡頭，不會太遠了。我在這時候，根據座右銘的精神，處之泰然，隨遇而安。我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態度。
我不是醫生，我想貿然提出一個想法。所謂老年憂鬱症恐怕十有八九同我上麵提出的看法有關，怎樣治療這種病症呢？我本來想用“無可奉告”來答複。但是，這未免太簡慢，於是改寫一首打油，題曰《無題》：
人生在世一百年，
天天有些小麻煩。
最好辦法是不理，
隻等秋風過耳邊。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