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頤講的精神修養方法，見於他的名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我們已經知道，程顥也說學者必須首先認識萬物本是一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從此以後，新儒家就以“敬”字為關鍵，來講他們的精神修養的方法。於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頤所講的“靜”字。在修養的方法論上，以“敬”代“靜”，標誌著新儒家進一步離開了禪宗。
第二十二章指出過，修養的過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終目的是無需努力，還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達到無需努力的狀態。禪宗沒有說這一點，周敦頤的“靜”字也沒有這個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觀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養需用敬，但是敬什麽呢？這是新儒家兩派爭論的一個問題，在下麵兩章再回過來講這個問題。
處理情感的方法
我在第二十章說，王弼所持的理論是，聖人“有情而無累”。《莊子》中也說：“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應帝王》）王弼的理論似即莊子之言的發揮。
新儒家處理情感的方法，遵循著與王弼相同的路線。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將情感與自我聯係起來。程顥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明道文集》卷三）
這是程顥答張載問定性的回信，後人題為“定性書”。程顥說的“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勿“自私”，勿“用智”，與周敦頤說的“靜虛動直”是一回事。講周敦頤時所舉的《孟子》中的例證，在這裏一樣適用。
從程顥的觀點看，甚至聖人也有喜有怒，而且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這些情感發生了，它們也不過是宇宙內的客觀現象，與他的自我並無特別的聯係。他或喜或怒的時候，那也不過是外界當喜當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應的情感罷了。他的心像一麵鏡子，可以照出任何東西。這種態度產生的結果是，隻要對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隨之消逝了。這樣，聖人雖有情，而無累。讓我們回到以前舉過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見一個小孩快要掉進井裏。如果遵循他的自然衝動，他就會立即衝上去救那個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歡喜，他的失敗也一定使他悲傷。但是由於他的行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無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個例子，是孔子最愛的弟子顏回的例子，孔子曾說顏回“不遷怒”（《論語·雍也》）。一個人發怒的時候，往往罵人摔東西，而這些人和東西都顯然與使他發怒的事完全不相幹。這就叫“遷怒”。他將他的怒，從所怒的對象上遷移到不是所怒的對象上。新儒家非常重視孔子這句話，認為顏回的這個品質，是作為孔門大弟子最有意義的品質，並認為顏回是僅次於孔子的一個完人。因此程頤解釋說：“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嚐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若聖人因物而未嚐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
可見在新儒家看來，顏回不遷怒，是由於沒有把他的情感與自我聯係起來。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種情感。正如一件東西可能照在鏡子裏，但是他的自我並沒有與情感聯係起來。因而也就無怒可遷。他隻對於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做出反應，但是他的自我並沒有為它所累。顏回被人認為是一個快樂的人，對於這一點，新儒家推崇備至。
尋求快樂
我在第二十章說過，新儒家試圖在名教中尋求樂地。尋求快樂，的確是新儒家聲稱的目標之一。例如，程顥說：“昔受學於周茂叔（即周敦頤。——引者注），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事實上，《論語》有許多章就是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樂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幾章：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述而》）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論語·雍也》）
另一章說，有一次孔子與四位弟子一起閑坐，他要他們每個人談談自己的誌願。一位說他想當一個國家的“軍政部長”，一位想當“財政部長”，一位想當讚禮先生。第四位名叫曾點，他卻沒有注意別人在說什麽，隻是在繼續鼓瑟。等別人都說完了，孔子就要他說。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子路、曾晰、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頤解釋說，“飯疏食飲水”本身並沒有什麽可樂的。這一章意思是說，盡管如此貧窮，孔子仍然不改其樂（見《程氏經說》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顥解釋說：“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二）這些解釋都是對的，但是沒有回答其樂到底是什麽。
再看程頤的另一段語錄：“鮮於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程頤的這個說法，很像禪師的說法，所以朱熹編“二程”遺書時，不把這段語錄編入遺書正文裏，而把它編入“外書”裏，似乎是編入“另冊”。其實程頤的這個說法，倒是頗含真理。聖人之樂是他心境的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頤說的“靜虛動直”來形容，也可以用程顥說的“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來形容。他不是樂道，隻是自樂。
新儒家對於聖人之樂的理解，從他們對於上麵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釋可以看出來。朱熹的解釋是：“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誌，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論語集注》卷六）
我在第二十章曾說，風流的基本品質，是有個超越萬物區別的心，在生活中隻遵從這個心，而不遵從別的。照朱熹的解釋，曾點恰恰是這種人。他快樂，因為他風流。在朱熹的解釋裏，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義成分。我說過，新儒家力求於名教中尋樂地。但是必須同時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並不是“自然”的對立麵，而毋寧說是“自然”的發展。新儒家認為，這正是孔孟的主要論點。
要實現這種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沒有呢？成功了。他們的成功，可以從以下兩首詩看出來：一首是邵雍的詩，一首是程顥的詩。邵雍是個很快樂的人，程顥稱他是“風流人豪”。他自名其住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他的詩，題為“安樂吟”，詩雲：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涘。
風月情懷，江湖性氣。
色斯其舉，翔而後至。
無賤無貧，無富無貴。
無將無迎，無拘無忌。
窘未嚐憂，飲不至醉。
收天下春，歸之肝肺。
盆池資吟，甕牖薦睡。
小車賞心，大筆快誌。
或戴接籬，或著半臂。
或坐林間，或行水際。
樂見善人，樂聞善事。
樂道善言，樂行善意。
聞人之惡，若負芒刺。
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不佞禪伯，不諛方士。
不出戶庭，直際天地。
三軍莫淩，萬鍾莫致。
為快活人，六十五歲。
（《伊川擊壤集》卷十四）
程顥的詩題為“秋日偶成”，詩雲：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明道文集》卷一）
這樣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真是“豪雄”。可是他們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豪雄”，他們是“風流人豪”。
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評邵雍，大意是說他過分賣弄其樂。但是對程顥從來沒有這樣的批評。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在這裏找到了中國的浪漫主義（風流）與中國的古典主義（名教）的最好的結合。
第二十二章指出過，修養的過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終目的是無需努力，還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達到無需努力的狀態。禪宗沒有說這一點，周敦頤的“靜”字也沒有這個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觀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養需用敬，但是敬什麽呢？這是新儒家兩派爭論的一個問題，在下麵兩章再回過來講這個問題。
處理情感的方法
我在第二十章說，王弼所持的理論是，聖人“有情而無累”。《莊子》中也說：“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應帝王》）王弼的理論似即莊子之言的發揮。
新儒家處理情感的方法，遵循著與王弼相同的路線。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將情感與自我聯係起來。程顥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明道文集》卷三）
這是程顥答張載問定性的回信，後人題為“定性書”。程顥說的“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勿“自私”，勿“用智”，與周敦頤說的“靜虛動直”是一回事。講周敦頤時所舉的《孟子》中的例證，在這裏一樣適用。
從程顥的觀點看，甚至聖人也有喜有怒，而且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這些情感發生了，它們也不過是宇宙內的客觀現象，與他的自我並無特別的聯係。他或喜或怒的時候，那也不過是外界當喜當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應的情感罷了。他的心像一麵鏡子，可以照出任何東西。這種態度產生的結果是，隻要對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隨之消逝了。這樣，聖人雖有情，而無累。讓我們回到以前舉過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見一個小孩快要掉進井裏。如果遵循他的自然衝動，他就會立即衝上去救那個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歡喜，他的失敗也一定使他悲傷。但是由於他的行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無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個例子，是孔子最愛的弟子顏回的例子，孔子曾說顏回“不遷怒”（《論語·雍也》）。一個人發怒的時候，往往罵人摔東西，而這些人和東西都顯然與使他發怒的事完全不相幹。這就叫“遷怒”。他將他的怒，從所怒的對象上遷移到不是所怒的對象上。新儒家非常重視孔子這句話，認為顏回的這個品質，是作為孔門大弟子最有意義的品質，並認為顏回是僅次於孔子的一個完人。因此程頤解釋說：“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嚐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若聖人因物而未嚐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
可見在新儒家看來，顏回不遷怒，是由於沒有把他的情感與自我聯係起來。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種情感。正如一件東西可能照在鏡子裏，但是他的自我並沒有與情感聯係起來。因而也就無怒可遷。他隻對於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做出反應，但是他的自我並沒有為它所累。顏回被人認為是一個快樂的人，對於這一點，新儒家推崇備至。
尋求快樂
我在第二十章說過，新儒家試圖在名教中尋求樂地。尋求快樂，的確是新儒家聲稱的目標之一。例如，程顥說：“昔受學於周茂叔（即周敦頤。——引者注），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事實上，《論語》有許多章就是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樂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幾章：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述而》）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論語·雍也》）
另一章說，有一次孔子與四位弟子一起閑坐，他要他們每個人談談自己的誌願。一位說他想當一個國家的“軍政部長”，一位想當“財政部長”，一位想當讚禮先生。第四位名叫曾點，他卻沒有注意別人在說什麽，隻是在繼續鼓瑟。等別人都說完了，孔子就要他說。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子路、曾晰、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頤解釋說，“飯疏食飲水”本身並沒有什麽可樂的。這一章意思是說，盡管如此貧窮，孔子仍然不改其樂（見《程氏經說》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顥解釋說：“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二）這些解釋都是對的，但是沒有回答其樂到底是什麽。
再看程頤的另一段語錄：“鮮於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程頤的這個說法，很像禪師的說法，所以朱熹編“二程”遺書時，不把這段語錄編入遺書正文裏，而把它編入“外書”裏，似乎是編入“另冊”。其實程頤的這個說法，倒是頗含真理。聖人之樂是他心境的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頤說的“靜虛動直”來形容，也可以用程顥說的“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來形容。他不是樂道，隻是自樂。
新儒家對於聖人之樂的理解，從他們對於上麵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釋可以看出來。朱熹的解釋是：“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誌，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論語集注》卷六）
我在第二十章曾說，風流的基本品質，是有個超越萬物區別的心，在生活中隻遵從這個心，而不遵從別的。照朱熹的解釋，曾點恰恰是這種人。他快樂，因為他風流。在朱熹的解釋裏，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義成分。我說過，新儒家力求於名教中尋樂地。但是必須同時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並不是“自然”的對立麵，而毋寧說是“自然”的發展。新儒家認為，這正是孔孟的主要論點。
要實現這種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沒有呢？成功了。他們的成功，可以從以下兩首詩看出來：一首是邵雍的詩，一首是程顥的詩。邵雍是個很快樂的人，程顥稱他是“風流人豪”。他自名其住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他的詩，題為“安樂吟”，詩雲：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涘。
風月情懷，江湖性氣。
色斯其舉，翔而後至。
無賤無貧，無富無貴。
無將無迎，無拘無忌。
窘未嚐憂，飲不至醉。
收天下春，歸之肝肺。
盆池資吟，甕牖薦睡。
小車賞心，大筆快誌。
或戴接籬，或著半臂。
或坐林間，或行水際。
樂見善人，樂聞善事。
樂道善言，樂行善意。
聞人之惡，若負芒刺。
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不佞禪伯，不諛方士。
不出戶庭，直際天地。
三軍莫淩，萬鍾莫致。
為快活人，六十五歲。
（《伊川擊壤集》卷十四）
程顥的詩題為“秋日偶成”，詩雲：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明道文集》卷一）
這樣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真是“豪雄”。可是他們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豪雄”，他們是“風流人豪”。
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評邵雍，大意是說他過分賣弄其樂。但是對程顥從來沒有這樣的批評。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在這裏找到了中國的浪漫主義（風流）與中國的古典主義（名教）的最好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