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1]
程頤死後隻有二十二年，朱熹（1130—12）就生於今福建省。這二十年中，政局變化是巨大的。宋代在文化上有卓越成就，可是在軍事上始終不及漢、唐強大，經常受到北方、西北方外部部落的威脅。宋朝最大的災難終於到來，首都（今開封市）陷於來自東北的通古斯部落的女真之手，被迫南渡，1127年在江南重建朝廷。在此以前為北宋（960—1126），在此以後為南宋（1127—1279）。
朱熹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
朱熹，或稱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辨、博學、多產的哲學家。光是他的語錄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學派或理學的哲學係統才達到頂峰。這個學派的統治，雖然有幾個時期遭到非議，特別是遭到陸王學派和清代某些學者的非議，但是它仍然是最有影響的獨一的哲學係統，直到近幾十年西方哲學傳入之前仍然如此。
我在第十七章已經說過，中國皇朝的政府，通過考試製度來保證官方意識形態的統治。參加國家考試的人，寫文章都必須根據儒家經典的官版章句和注釋。我在第二十三章又說過，唐太宗有一個重大行動，就是欽定經典的官版章句和“正義”。在宋朝，大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寫了幾部經典的“新義”，宋神宗於1075年以命令來頒行，作為官方解釋。不久，王安石的政敵控製了政府，這道命令就作廢了。
這裏再提一下，新儒家認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是最重要的課本，將它們編在一起，合稱“四書”。朱熹為它們作注，他認為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據說，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還在修改他作的注。他還作了《周易本義》、《詩集傳》。元仁宗於1313年發布命令，以《四書》為國家考試的主課，以朱注為官方解釋。朱熹對其他經典的解釋，也受到政府同樣的認可，凡是希望博得一第的人，都必須遵照朱注來解釋這些經典。明、清兩朝繼續采取這種做法，直到1905年廢科舉、興學校為止。
正如第十八章指出的，儒家在漢朝獲得統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將精深的思想與淵博的學識結合起來。朱熹就是儒家這兩個方麵的傑出代表。他淵博的學識，使其成為著名學者；他精深的思想，使其成為第一流哲學家。爾後數百年中，他在中國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絕不是偶然的。
理
前一章已經考察了程頤關於“理”的學說，朱熹把這個學說講得更為清楚明白。他說：“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朱子語類》卷九十五）某物是其理的具體實例。若沒有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之物。朱熹說，作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
一切事物，無論是自然的還是人為的，都是其理。朱子有一段語錄：“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階雲：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雲：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朱子語類》卷四）又有一段說：“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隻可行之於水，車隻可行之於陸。”又有一段說：“問：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個筆，人把兔毫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筆之理即此筆之性。宇宙中其他種類事物都是如此：各類事物各有其自己的理，隻要有此類事物的成員，此類之理便在此類成員之中，便是此類成員之性。正是此理，使此類事物成為此類事物。所以照程朱學派的說法，不是一切種類的物都有心，即有情；但是一切物都有其自己特殊的性，即有理。
由於這個緣故，在具體的物存在之前，已經有理。朱熹在《答劉叔文》的信中寫道：“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嚐實有是物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例如，在人發明舟、車之前，已有舟、車之理。因此，所謂發明舟、車，不過是人類發現舟、車之理，並依照此理造成舟、車而已。甚至在形成物質的宇宙之前，一切的理都存在著。朱子有一段語錄說：“徐問：天地未判時，下麵許多都已有否？曰：隻是都有此理。”（《朱子語類》卷一）又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隻是理。”理總是都在那裏，就是說，理都是永恒的。
太極
每類事物都有理，理使這類事物成為它應該成為的事物。理為此物之極，就是說，理是其終極的標準。（“極”字本義是屋梁，在屋之正中最高處。新儒家用“極”字表示事物最高的理想的原型。）至於宇宙的全體，一定也有一個終極的標準，它是最高的，包括一切的。它包括萬物之理的總和，又是萬物之理的最高概括。因此它叫做“太極”。如朱熹所說：“事事物物，皆有個極，是道理極致。……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朱子語類》卷九十四）他又說：“無極，隻是極致，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沒去處。濂溪（周敦頤。——引者注）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個至極之理。”由此可見，太極在朱熹係統中的地位，相當於柏拉圖係統中“善”的理念、亞裏士多德係統中的“上帝”。
可是，朱熹係統中還有一點，使他的太極比柏拉圖的“善”的理念，比亞裏士多德的“上帝”，更為神秘。這一點就是，照朱熹的說法，太極不僅是宇宙全體的理的概括，而且同時內在於萬物的每個種類的每個個體之中。每個特殊事物之中，都有事物的特殊種類之理；但是同時整個太極也在每個特殊事物之中。朱熹說：“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朱子語類》卷一）
但是，如果萬物各有一太極，那不是太極分裂了嗎？朱熹說：“本隻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隻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朱子語類》卷九十四）
我們知道，在柏拉圖哲學中，要解釋可思世界與可感世界的關係，解釋“一”與“多”的關係，就發生困難。朱熹也有這個困難，他用“月印萬川”的譬喻來解決，這個譬喻是佛家常用的。至於事物的某個種類之理，與這個種類內各個事物關係如何；這種關係是否也可能涉及理的分裂；這個問題當時沒有提出來。假使提出來了，我想朱熹還是會用“月印萬川”的譬喻來解決。
氣
如果隻是有“理”，那就隻能有“形而上”的世界。要造成我們這個具體的物質世界，必須有“氣”，並在氣上麵加上“理”的模式才有可能。朱熹說：“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答黃道夫書》，見《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他又說：“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若理則隻是個淨潔空闊的世界，無形跡，他卻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朱子語類》卷一）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出，朱熹是說出了張載可能要說而沒有說的話。任何個體事物都是氣之凝聚，但是它不僅是一個個體事物，它同時還是某類事物的一個個體事物。既然如此，它就不隻是氣之凝聚，而且是依照整個此類事物之理而進行的凝聚。為什麽隻要有氣的凝聚，理也必然便在其中，就是這個緣故。
關於理相對地先於氣的問題，是朱熹和他的弟子們討論得很多的問題。有一次他說：“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朱子語類》卷九十五）一個理，先於它的實例，朱熹這段話已經說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一般的理，是不是也先於一般的氣呢？朱熹說：“理未嚐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朱子語類》卷一）
另一個地方有這樣一段：“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隻不可說今日有是理，明日卻有是氣。也需有先後。”（《朱子語類》卷一）從這幾段話可以看出，朱熹心中要說的，就是“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沒有無氣的時候。由於理是永恒的，所以把理說成是有始的，就是謬誤的。因此，若問先有理還是先有氣，這個問題實際上沒有意義。然而，說氣有始，不過是事實的謬誤；說理有始，則是邏輯的謬誤。在這個意義上，說理與氣之間有先有後，並不是不正確的。
另一個問題是：理與氣之中，哪一個是柏拉圖與亞裏士多德所說的“第一推動者”？理不可能是第一推動者，因為“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但是理雖不動，在它的“淨潔空闊的世界”中，卻有動之理，靜之理。動之理並不動，靜之理並不靜，但是氣一“稟受”了動之理，它便動；氣一“稟受”了靜之理，它便靜。氣之動者謂之陽，氣之靜者謂之陰。這樣，照朱熹的說法，中國的宇宙發生論所講的宇宙的兩種根本成分，就產生出來了。他說：“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隻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朱子語類》卷九十四）這樣，太極就像亞裏士多德哲學中的上帝，是不動的，卻同時是一切的推動者。
陰陽相交而生五行，由五行產生我們所知道的物質宇宙。朱熹在他的宇宙發生論學說中，極為讚同周敦頤、邵雍的學說。
程頤死後隻有二十二年，朱熹（1130—12）就生於今福建省。這二十年中，政局變化是巨大的。宋代在文化上有卓越成就，可是在軍事上始終不及漢、唐強大，經常受到北方、西北方外部部落的威脅。宋朝最大的災難終於到來，首都（今開封市）陷於來自東北的通古斯部落的女真之手，被迫南渡，1127年在江南重建朝廷。在此以前為北宋（960—1126），在此以後為南宋（1127—1279）。
朱熹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
朱熹，或稱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辨、博學、多產的哲學家。光是他的語錄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學派或理學的哲學係統才達到頂峰。這個學派的統治，雖然有幾個時期遭到非議，特別是遭到陸王學派和清代某些學者的非議，但是它仍然是最有影響的獨一的哲學係統，直到近幾十年西方哲學傳入之前仍然如此。
我在第十七章已經說過，中國皇朝的政府，通過考試製度來保證官方意識形態的統治。參加國家考試的人，寫文章都必須根據儒家經典的官版章句和注釋。我在第二十三章又說過，唐太宗有一個重大行動，就是欽定經典的官版章句和“正義”。在宋朝，大政治家和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寫了幾部經典的“新義”，宋神宗於1075年以命令來頒行，作為官方解釋。不久，王安石的政敵控製了政府，這道命令就作廢了。
這裏再提一下，新儒家認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是最重要的課本，將它們編在一起，合稱“四書”。朱熹為它們作注，他認為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據說，甚至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還在修改他作的注。他還作了《周易本義》、《詩集傳》。元仁宗於1313年發布命令，以《四書》為國家考試的主課，以朱注為官方解釋。朱熹對其他經典的解釋，也受到政府同樣的認可，凡是希望博得一第的人，都必須遵照朱注來解釋這些經典。明、清兩朝繼續采取這種做法，直到1905年廢科舉、興學校為止。
正如第十八章指出的，儒家在漢朝獲得統治地位，主要原因之一是儒家成功地將精深的思想與淵博的學識結合起來。朱熹就是儒家這兩個方麵的傑出代表。他淵博的學識，使其成為著名學者；他精深的思想，使其成為第一流哲學家。爾後數百年中，他在中國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絕不是偶然的。
理
前一章已經考察了程頤關於“理”的學說，朱熹把這個學說講得更為清楚明白。他說：“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朱子語類》卷九十五）某物是其理的具體實例。若沒有如此之理，便不可能有如此之物。朱熹說，作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
一切事物，無論是自然的還是人為的，都是其理。朱子有一段語錄：“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階雲：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雲：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朱子語類》卷四）又有一段說：“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隻可行之於水，車隻可行之於陸。”又有一段說：“問：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個筆，人把兔毫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筆之理即此筆之性。宇宙中其他種類事物都是如此：各類事物各有其自己的理，隻要有此類事物的成員，此類之理便在此類成員之中，便是此類成員之性。正是此理，使此類事物成為此類事物。所以照程朱學派的說法，不是一切種類的物都有心，即有情；但是一切物都有其自己特殊的性，即有理。
由於這個緣故，在具體的物存在之前，已經有理。朱熹在《答劉叔文》的信中寫道：“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嚐實有是物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例如，在人發明舟、車之前，已有舟、車之理。因此，所謂發明舟、車，不過是人類發現舟、車之理，並依照此理造成舟、車而已。甚至在形成物質的宇宙之前，一切的理都存在著。朱子有一段語錄說：“徐問：天地未判時，下麵許多都已有否？曰：隻是都有此理。”（《朱子語類》卷一）又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隻是理。”理總是都在那裏，就是說，理都是永恒的。
太極
每類事物都有理，理使這類事物成為它應該成為的事物。理為此物之極，就是說，理是其終極的標準。（“極”字本義是屋梁，在屋之正中最高處。新儒家用“極”字表示事物最高的理想的原型。）至於宇宙的全體，一定也有一個終極的標準，它是最高的，包括一切的。它包括萬物之理的總和，又是萬物之理的最高概括。因此它叫做“太極”。如朱熹所說：“事事物物，皆有個極，是道理極致。……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朱子語類》卷九十四）他又說：“無極，隻是極致，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沒去處。濂溪（周敦頤。——引者注）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個至極之理。”由此可見，太極在朱熹係統中的地位，相當於柏拉圖係統中“善”的理念、亞裏士多德係統中的“上帝”。
可是，朱熹係統中還有一點，使他的太極比柏拉圖的“善”的理念，比亞裏士多德的“上帝”，更為神秘。這一點就是，照朱熹的說法，太極不僅是宇宙全體的理的概括，而且同時內在於萬物的每個種類的每個個體之中。每個特殊事物之中，都有事物的特殊種類之理；但是同時整個太極也在每個特殊事物之中。朱熹說：“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朱子語類》卷一）
但是，如果萬物各有一太極，那不是太極分裂了嗎？朱熹說：“本隻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隻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朱子語類》卷九十四）
我們知道，在柏拉圖哲學中，要解釋可思世界與可感世界的關係，解釋“一”與“多”的關係，就發生困難。朱熹也有這個困難，他用“月印萬川”的譬喻來解決，這個譬喻是佛家常用的。至於事物的某個種類之理，與這個種類內各個事物關係如何；這種關係是否也可能涉及理的分裂；這個問題當時沒有提出來。假使提出來了，我想朱熹還是會用“月印萬川”的譬喻來解決。
氣
如果隻是有“理”，那就隻能有“形而上”的世界。要造成我們這個具體的物質世界，必須有“氣”，並在氣上麵加上“理”的模式才有可能。朱熹說：“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答黃道夫書》，見《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他又說：“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若理則隻是個淨潔空闊的世界，無形跡，他卻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氣，則理便在其中。”（《朱子語類》卷一）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出，朱熹是說出了張載可能要說而沒有說的話。任何個體事物都是氣之凝聚，但是它不僅是一個個體事物，它同時還是某類事物的一個個體事物。既然如此，它就不隻是氣之凝聚，而且是依照整個此類事物之理而進行的凝聚。為什麽隻要有氣的凝聚，理也必然便在其中，就是這個緣故。
關於理相對地先於氣的問題，是朱熹和他的弟子們討論得很多的問題。有一次他說：“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朱子語類》卷九十五）一個理，先於它的實例，朱熹這段話已經說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一般的理，是不是也先於一般的氣呢？朱熹說：“理未嚐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朱子語類》卷一）
另一個地方有這樣一段：“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隻不可說今日有是理，明日卻有是氣。也需有先後。”（《朱子語類》卷一）從這幾段話可以看出，朱熹心中要說的，就是“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沒有無氣的時候。由於理是永恒的，所以把理說成是有始的，就是謬誤的。因此，若問先有理還是先有氣，這個問題實際上沒有意義。然而，說氣有始，不過是事實的謬誤；說理有始，則是邏輯的謬誤。在這個意義上，說理與氣之間有先有後，並不是不正確的。
另一個問題是：理與氣之中，哪一個是柏拉圖與亞裏士多德所說的“第一推動者”？理不可能是第一推動者，因為“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但是理雖不動，在它的“淨潔空闊的世界”中，卻有動之理，靜之理。動之理並不動，靜之理並不靜，但是氣一“稟受”了動之理，它便動；氣一“稟受”了靜之理，它便靜。氣之動者謂之陽，氣之靜者謂之陰。這樣，照朱熹的說法，中國的宇宙發生論所講的宇宙的兩種根本成分，就產生出來了。他說：“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隻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朱子語類》卷九十四）這樣，太極就像亞裏士多德哲學中的上帝，是不動的，卻同時是一切的推動者。
陰陽相交而生五行，由五行產生我們所知道的物質宇宙。朱熹在他的宇宙發生論學說中，極為讚同周敦頤、邵雍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