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
荀子又在《天論》篇中說：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照荀子的看法，哲學家的“見”和“蔽”是聯在一起的。他有所見，可是常常同時為其見所蔽。因而他的哲學的優點同時是它的缺點。
《莊子》的折中趨勢
《莊子》最後一篇《天下》篇的作者，提出了道家的折中觀點。這一篇實際上是先秦哲學的總結。我們不能肯定這位作者是誰，這並不妨礙他真正是先秦哲學的最好的曆史學家和批評家。
這一篇首先區分全部真理和部分真理。全部真理就是“內聖外王之道”，對於它的研究稱為“道術”；部分真理是全部真理的某一方麵，對於它的研究稱為“方術”。這一篇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這個“一”就是“內聖外王之道”。這一篇繼續在“道”內區分本、末、精、粗。它說：“古之人其備乎！……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因此《天下》篇以為儒家與“道”有某些聯係。但是儒家所知的限於“數度”，而不知所含的原理。這就是說，儒家隻知道“道”的粗的方麵和細枝末節，而不知其精，不知其本。
《天下》篇繼續說：“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
《天下》篇接著做出了各家的分類，肯定每一家都對於“道”的某一方麵有所“聞”，但是同時尖銳地批評了這一家的缺點。老子和莊子都受到高度的讚揚。可是很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位道家領袖的道術，也和別家一樣，被說成“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也隻是“道術”的一方麵。這是含蓄的批評。
由此看來，《天下》篇的含意似乎是說，儒家知道具體的“數度”，而不知所含的原理；道家知道原理，而不知數度。換句話說，儒家知道“道”之末，而不知其本；道家知其本，而不知其末。隻有兩家的結合才是全部真理。
司馬談、劉歆的折中主義
這種折中的趨勢一直持續到漢朝。《淮南子》，又名《淮南王書》，與《呂氏春秋》一樣具有折中性質，隻是更傾向於道家。除了《淮南子》，還有兩位曆史學家司馬談和劉歆，本書第三章曾提到他們，也表現出折中的趨勢。司馬談是一位道家。他的《論六家要旨》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太史公自序》）他往下指出了六家的優點和缺點，但是結論以為道家兼采了各家的一切精華，因此居於各家之上。
劉歆則不同，是一位儒家。他的《七略》，基本上保存在《漢書·藝文誌》裏。他論列了十家之後，寫了一段結論，其中也引用了司馬談引過的《易大傳》的那句話，然後接著說：“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十家中略去小說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漢書·藝文誌》）
這一切說法反映了，甚至在思想領域裏也存在著強烈的統一願望。公元前3世紀的人，苦於長期戰禍，渴望政治統一；他們的哲學家也就試圖實現思想統一。折中主義是初步嚐試，可是折中主義本身不可能建立一個統一的係統。折中主義者相信有全部真理，希望用選取各家優點的辦法得到這個真理，也就是“道”。可是他們由此而得的“道”，隻怕也隻是許多根本不同的成分湊成的大雜燴，沒有任何有機聯係和一貫原則，所以與他們所加的崇高稱號，“道”，完全不配。
【注】關於中國人的民族觀念
對於“中國的統一”這一節末段的論斷，布德博士提出懷疑。他寫道：“六朝（3世紀至6世紀），元朝（1280—1367），清朝（1644—1911）實際上為時之久，足以使中國人在思想上對於分裂或異族統治感到司空見慣，盡管這種局麵從理論上講也許不是‘正統’。況且即使在‘正統’的統一時期，也還是常有懷柔或征服一係列的外族，如匈奴等，以及鎮壓國內叛亂的事。所以我不認為目前的內憂外患是中國人在春秋戰國以後所不熟悉的局麵，當然目前的憂患的確具有世界規模，其後果更加嚴重。”
布德博士所提到的曆史事實無疑都是對的，不過我在這一節所要講的不是曆史事實本身，而是中國人直到上世紀，甚至本世紀初，對於這些曆史事實的感受。強調元朝、清朝是外來的統治，這一點是用現代的民族主義眼光提出來的。從先秦以來，中國人鮮明地區分“中國”或“華夏”，與“夷狄”，這當然是事實，但是這種區分是從文化上來強調的，不是從種族上來強調的。中國人曆來的傳統看法是，有三種生靈：華夏、夷狄、禽獸。華夏當然最開化，其次是夷狄，禽獸則完全未開化。
蒙古人和滿人征服了中國的時候，他們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國文化。他們在政治上統治中國，中國在文化上統治他們。中國人最關切的是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繼續和統一，而蒙古人和滿人並未使之明顯中斷或改變。所以在傳統上，中國人認為，元代和清朝，隻不過是中國曆史上前後相繼的許多朝代之中的兩個朝代而已。這一點可以從官修的各朝曆史看出來。例如，明朝在一定意義上代表著反元的民族革命，可是明朝官修的《元史》，把元朝看做是繼承純是中國人的宋朝正統的朝代。同樣，在黃宗羲（1610—1695）編著的《宋元學案》中，並沒有從道德上訾議諸如許衡（1209—1281）、吳澄（1249—1333）這些學者，他們雖是漢人，卻在元朝做了高官，而黃宗羲本人則是最有民族氣節的反滿的學者之一。
民國也有一部官修的《清史稿》，把清朝看做繼承明朝正統的朝代。它對於有關辛亥革命的一些事件的處理，現政府認為不妥，把它禁了。如果再有一部官修的新的《清史》，寫法就可能完全不同。可是我在此要講的，是傳統的觀點。就傳統的觀點而論，元朝、清朝正如其他朝代一樣，都是“正統”。人們或許說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但是我認為這正是要害。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是因為他們慣於從天下即世界的範圍看問題。
中國人曆來不得不同匈奴等非華夏人搏鬥，對於這件事，中國人曆來覺得，他們有時候不得不同夷狄搏鬥，正如有時候不得不同禽獸搏鬥。他們覺得，像匈奴那些人不配同中國分享天下，正如美國人覺得紅印第安人不配同他們分享美洲。
由於中國人不大強調種族區別，結果就造成公元3世紀、4世紀期間允許各種外族自由移入中國。這種移入現在叫做“向內殖民”，是六朝政治動亂的一個主要原因。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從超等民族的觀點批評的正是這種“向內殖民”。
佛教的輸入似乎使許多中國人認識到除了中國人也還另外有文明人存在，不過在傳統上對印度有兩種看法。反對佛教的中國人相信印度人不過是另一種夷狄。信仰佛教的中國人則認為印度是“西方淨土”。他們對印度的稱讚，是作為超世間的世界來稱讚。所以佛教的輸入，盡管對中國人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也並沒有改變中國人自以為是人世間唯一的文明人的信念。
由於有這些看法，所以中國人在16世紀、17世紀開始與歐洲人接觸時，就認為他們也是與以前的夷狄一樣的夷狄，稱他們為夷。因此中國人並不感到多大的不安，即使在交戰中吃了敗仗也是如此。可是一發現歐洲人具有的文明雖與中國的不同，然而程度相等，這就開始不安了。情況的新奇之處不在於存在著不同於中國人的人群，而在於存在著不同於中國文明的文明，而且有相等的力量和重要性。中國曆史上隻有春秋戰國時期有與此相似的情況，當時的各國雖不相同，但是文明程度相等，互相攻戰。中國人現在感覺到是曆史重演，原因就在此。
如果讀一讀19世紀的大臣如曾國藩（1811—1872）、李鴻章（1823—1901）的文章，更能夠證實他們對於西方衝擊的感受，的確是如此。這個注試圖說明他們如此感受的原因。
荀子又在《天論》篇中說：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照荀子的看法，哲學家的“見”和“蔽”是聯在一起的。他有所見，可是常常同時為其見所蔽。因而他的哲學的優點同時是它的缺點。
《莊子》的折中趨勢
《莊子》最後一篇《天下》篇的作者，提出了道家的折中觀點。這一篇實際上是先秦哲學的總結。我們不能肯定這位作者是誰，這並不妨礙他真正是先秦哲學的最好的曆史學家和批評家。
這一篇首先區分全部真理和部分真理。全部真理就是“內聖外王之道”，對於它的研究稱為“道術”；部分真理是全部真理的某一方麵，對於它的研究稱為“方術”。這一篇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這個“一”就是“內聖外王之道”。這一篇繼續在“道”內區分本、末、精、粗。它說：“古之人其備乎！……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因此《天下》篇以為儒家與“道”有某些聯係。但是儒家所知的限於“數度”，而不知所含的原理。這就是說，儒家隻知道“道”的粗的方麵和細枝末節，而不知其精，不知其本。
《天下》篇繼續說：“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
《天下》篇接著做出了各家的分類，肯定每一家都對於“道”的某一方麵有所“聞”，但是同時尖銳地批評了這一家的缺點。老子和莊子都受到高度的讚揚。可是很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位道家領袖的道術，也和別家一樣，被說成“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也隻是“道術”的一方麵。這是含蓄的批評。
由此看來，《天下》篇的含意似乎是說，儒家知道具體的“數度”，而不知所含的原理；道家知道原理，而不知數度。換句話說，儒家知道“道”之末，而不知其本；道家知其本，而不知其末。隻有兩家的結合才是全部真理。
司馬談、劉歆的折中主義
這種折中的趨勢一直持續到漢朝。《淮南子》，又名《淮南王書》，與《呂氏春秋》一樣具有折中性質，隻是更傾向於道家。除了《淮南子》，還有兩位曆史學家司馬談和劉歆，本書第三章曾提到他們，也表現出折中的趨勢。司馬談是一位道家。他的《論六家要旨》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太史公自序》）他往下指出了六家的優點和缺點，但是結論以為道家兼采了各家的一切精華，因此居於各家之上。
劉歆則不同，是一位儒家。他的《七略》，基本上保存在《漢書·藝文誌》裏。他論列了十家之後，寫了一段結論，其中也引用了司馬談引過的《易大傳》的那句話，然後接著說：“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十家中略去小說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漢書·藝文誌》）
這一切說法反映了，甚至在思想領域裏也存在著強烈的統一願望。公元前3世紀的人，苦於長期戰禍，渴望政治統一；他們的哲學家也就試圖實現思想統一。折中主義是初步嚐試，可是折中主義本身不可能建立一個統一的係統。折中主義者相信有全部真理，希望用選取各家優點的辦法得到這個真理，也就是“道”。可是他們由此而得的“道”，隻怕也隻是許多根本不同的成分湊成的大雜燴，沒有任何有機聯係和一貫原則，所以與他們所加的崇高稱號，“道”，完全不配。
【注】關於中國人的民族觀念
對於“中國的統一”這一節末段的論斷，布德博士提出懷疑。他寫道：“六朝（3世紀至6世紀），元朝（1280—1367），清朝（1644—1911）實際上為時之久，足以使中國人在思想上對於分裂或異族統治感到司空見慣，盡管這種局麵從理論上講也許不是‘正統’。況且即使在‘正統’的統一時期，也還是常有懷柔或征服一係列的外族，如匈奴等，以及鎮壓國內叛亂的事。所以我不認為目前的內憂外患是中國人在春秋戰國以後所不熟悉的局麵，當然目前的憂患的確具有世界規模，其後果更加嚴重。”
布德博士所提到的曆史事實無疑都是對的，不過我在這一節所要講的不是曆史事實本身，而是中國人直到上世紀，甚至本世紀初，對於這些曆史事實的感受。強調元朝、清朝是外來的統治，這一點是用現代的民族主義眼光提出來的。從先秦以來，中國人鮮明地區分“中國”或“華夏”，與“夷狄”，這當然是事實，但是這種區分是從文化上來強調的，不是從種族上來強調的。中國人曆來的傳統看法是，有三種生靈：華夏、夷狄、禽獸。華夏當然最開化，其次是夷狄，禽獸則完全未開化。
蒙古人和滿人征服了中國的時候，他們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國文化。他們在政治上統治中國，中國在文化上統治他們。中國人最關切的是中國文化和文明的繼續和統一，而蒙古人和滿人並未使之明顯中斷或改變。所以在傳統上，中國人認為，元代和清朝，隻不過是中國曆史上前後相繼的許多朝代之中的兩個朝代而已。這一點可以從官修的各朝曆史看出來。例如，明朝在一定意義上代表著反元的民族革命，可是明朝官修的《元史》，把元朝看做是繼承純是中國人的宋朝正統的朝代。同樣，在黃宗羲（1610—1695）編著的《宋元學案》中，並沒有從道德上訾議諸如許衡（1209—1281）、吳澄（1249—1333）這些學者，他們雖是漢人，卻在元朝做了高官，而黃宗羲本人則是最有民族氣節的反滿的學者之一。
民國也有一部官修的《清史稿》，把清朝看做繼承明朝正統的朝代。它對於有關辛亥革命的一些事件的處理，現政府認為不妥，把它禁了。如果再有一部官修的新的《清史》，寫法就可能完全不同。可是我在此要講的，是傳統的觀點。就傳統的觀點而論，元朝、清朝正如其他朝代一樣，都是“正統”。人們或許說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但是我認為這正是要害。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是因為他們慣於從天下即世界的範圍看問題。
中國人曆來不得不同匈奴等非華夏人搏鬥，對於這件事，中國人曆來覺得，他們有時候不得不同夷狄搏鬥，正如有時候不得不同禽獸搏鬥。他們覺得，像匈奴那些人不配同中國分享天下，正如美國人覺得紅印第安人不配同他們分享美洲。
由於中國人不大強調種族區別，結果就造成公元3世紀、4世紀期間允許各種外族自由移入中國。這種移入現在叫做“向內殖民”，是六朝政治動亂的一個主要原因。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從超等民族的觀點批評的正是這種“向內殖民”。
佛教的輸入似乎使許多中國人認識到除了中國人也還另外有文明人存在，不過在傳統上對印度有兩種看法。反對佛教的中國人相信印度人不過是另一種夷狄。信仰佛教的中國人則認為印度是“西方淨土”。他們對印度的稱讚，是作為超世間的世界來稱讚。所以佛教的輸入，盡管對中國人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也並沒有改變中國人自以為是人世間唯一的文明人的信念。
由於有這些看法，所以中國人在16世紀、17世紀開始與歐洲人接觸時，就認為他們也是與以前的夷狄一樣的夷狄，稱他們為夷。因此中國人並不感到多大的不安，即使在交戰中吃了敗仗也是如此。可是一發現歐洲人具有的文明雖與中國的不同，然而程度相等，這就開始不安了。情況的新奇之處不在於存在著不同於中國人的人群，而在於存在著不同於中國文明的文明，而且有相等的力量和重要性。中國曆史上隻有春秋戰國時期有與此相似的情況，當時的各國雖不相同，但是文明程度相等，互相攻戰。中國人現在感覺到是曆史重演，原因就在此。
如果讀一讀19世紀的大臣如曾國藩（1811—1872）、李鴻章（1823—1901）的文章，更能夠證實他們對於西方衝擊的感受，的確是如此。這個注試圖說明他們如此感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