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話說：“曆史決不會重演。”又有句話說：“日光之下無新事。”這兩句話結合起來也許含有全麵的真理。從中國的觀點看，在國際政治的範圍內，當代的世界史以及近幾百年的世界史就像是重演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史。
秦統一前的政治狀況
春秋時代（公元前722—前481）是由《春秋》所包括的年代而得名。戰國時代是由當時各國戰爭激烈而得名。我們已經知道，封建時代人的行為受禮的約束。其實，禮不僅約束個人行為，而且約束各國行為。有些禮適用於和平時期，有些禮適用於戰爭時期。一個國家在對外關係中遵循的平時和戰時的禮，等於我們現在所謂的“國際法”。
我們看到，在現代，國際法越來越無效。近年來，已經有許多實例：一國進攻別國而事前不發最後通牒，不宣戰。一國的飛機轟炸別國的醫院，卻裝做沒有看見紅十字。在春秋戰國時代，我們也看到相似的“國際法”無效的局麵，這就是禮的衰微。
春秋時代，還有人尊重國際的禮。《左傳》記載了公元前638年宋國與楚國的“泓水之戰”。古板的宋襄公親自指揮宋軍。在楚軍正在渡河的時候，又在楚軍渡了河還未排列成陣的時候，宋軍司令官兩次請求襄公下令攻擊，襄公都說“不可”，還說不攻擊不成陣勢的隊伍。結果宋軍慘敗，襄公本人也受傷。盡管如此，襄公仍然辯護他原來的決定，還說“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宋軍司令官惱怒地說：“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所說的符合傳統的禮，代表封建武士的騎士精神；宋國司令官所說的代表動亂年代的實際。
今天各國政治家用來維持國際和平的方法，與春秋戰國時各國政治家試用過而未成功的方法，何其相似。注意到這一點是有趣的，也是令人喪氣的。例如，公元前551年在宋國召開過十四國“弭兵”會議（《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後來，將當時的“天下”劃分為兩個“勢力範圍”，東方歸齊國控製，西方歸秦國控製，公元前288年齊王為東帝，秦王為西帝（《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各國之間也有各種聯盟。戰國時代，聯盟歸結為兩大類型：由北而南的“縱”，由西而東的“橫”。當時有七個主要的國家，其中的秦國最富於侵略性。縱的聯盟是六國對付秦國的，由於秦國在最西，六國分布在東，由北而南，故名“合縱”。橫的聯盟是秦國與六國中的一國或數國結成以進攻其餘國家的，所以是由西而東地擴張，故名“連橫”。
秦國的政策是“遠交近攻”。用這種方法它總是終於破壞了反秦的合縱而獲勝。秦國以其“耕戰”優勢，又在六國內廣泛運用“第五縱隊”戰術，經過一係列的血戰，一個一個地勝利地征服了六國，最後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了全中國。於是秦王自定尊號為“秦始皇帝”，以此名垂於青史。同時他廢除了封建製度，從而在曆史上第一次創建了中央集權的中華帝國，號稱“秦朝”。
中國的統一
中國的實際統一雖然是到秦始皇才實現，可是這種統一的願望全國人民早就有了。《孟子》記載：梁惠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回答說：“定於一。”王又問：“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一”就是“統一”。這段對話清楚地表現了時代的願望。
這裏用world（世界）翻譯中文的“天下”，“天下”的字麵意義是“普天之下”。有些人將“天下”譯為empire（帝國），因為他們認為，古代中國人稱之為“天下”者，隻限於中國封建諸國的範圍。這完全屬實。但是我們不可以把一個名詞的內涵，與某個時代的人們所了解的這個名詞的外延，混淆起來。就外延說，它限於當時的人所掌握的對事實的知識；就內涵說，它是個定義的問題。舉例來說，古代漢語的“人”字，當時所指的實際是限於中國血統的人，可是並不能因此就在把它譯成現代漢語時譯作“中國人”。古代中國人說“人”意思確實是想說人類，不過當時對人類的了解隻限於在中國的人。同樣的道理，古代中國人說“天下”，意思是想說“世界”，不過當時對世界的了解還沒有超出中國的範圍。
從孔子時代起，一般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政治思想家，就開始考慮世界範圍內的政治問題。所以秦朝的統一中國，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就好像是今天在我們心目中的統一全世界。秦朝統一以後的兩千多年，中國人一直在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之下生活，隻有若幹短暫的時期是例外，大家都認為這些例外不是正常情況。因此中國人已經習慣於有一個中央集權的機構，保持天下太平，即世界和平。但是近幾十年來，中國又被拖進一個世界，其國際政治局麵，與遙遠的春秋戰國時代的局麵相似。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已經被迫改變其思想和行動的習慣。在中國人的眼裏，這一方麵又是曆史的重演，造成了現在的深重的苦難（參看本章末的注）。
《大學》
作為中國哲學的國際性的例證，我們現在舉出《大學》的某些觀念。《大學》和《中庸》一樣，也是《禮記》中的一篇。到了宋朝（960—1279），新儒家把《大學》、《中庸》和《論語》、《孟子》放在一起，稱為《四書》，作為新儒家哲學的基本經典。
新儒家說《大學》是曾子所作，曾子是孔子的得到真傳的學生。不過說它是曾子所作，並沒有實際證據。新儒家認為《大學》是道學的重要的入門書。它的第一章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這些話又叫做《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照後來的儒家說，三綱領實際上隻是一綱領，就是“明明德”。“親民”是“明明德”的方法，“止於至善”是“明明德”的最後完成。
同樣，八條目實際上隻是一條目，就是“修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些步驟，都是修身的道路和手段。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步驟，則是修身達到最後完成的道路和手段。所謂達到最後完成，就是“止於至善”。人隻有在社會中盡倫盡職，才能夠盡其性，至於完成。如果不同時成人，也就不可能成己。
“明明德”與“修身”是一回事。前者是後者的內容。於是幾個觀念歸結成一個觀念，這是儒家學說的中心。
一個人並不一定要當了國家或天下的元首，然後才能做治國、平天下的事。他僅僅需要作為國家一分子，為國盡力而為；作為天下一分子，為天下盡力而為。隻要這樣，他就是盡到了治國、平天下的全部責任。他如此誠實地盡力而為，他就是“止於至善”了。
按本章的要求，隻要指出《大學》的作者是為世界政治和世界和平著想，也就夠了。他並不是第一個為此著想的人，但是很有意義的是，他竟做得如此的有係統。在他看來，光是治好自己本國，並不是為政的最後目的，也不是修身的最後目的。
也不必在這裏討論，格物怎麽能夠成為修身的道路和手段。這個問題到以後講新儒家的時候再來討論。
《荀子》的折中趨勢
在中國哲學的領域裏，在公元前3世紀後半葉有一個強大的調和折中的趨勢。雜家的主要著作《呂氏春秋》就是這時候編著的。但是這部著作雖然把其時的各家大都涉及了，偏偏沒有對於折中主義自己的觀念予以理論的根據。可是儒家、道家的著作家都提出了這樣的理論，它表明兩家盡管各有不同之處，然而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折中精神。
這些著作家都同意有一個唯一的絕對的真理，名叫“道”。各家大都有所見於“道”的某一方麵，在這個意義上對於“道”的闡明都有所貢獻。可是儒家的著作家主張，唯有孔子見到了全部真理，所以其他各家都在儒家之下，雖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儒家的補充。道家的著作家則相反，主張隻有老子、莊子見到了全部真理，因而道家應當在其他各家之上。
《荀子》有一篇題為“解蔽”，其中說：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欲謂之，道盡慊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
秦統一前的政治狀況
春秋時代（公元前722—前481）是由《春秋》所包括的年代而得名。戰國時代是由當時各國戰爭激烈而得名。我們已經知道，封建時代人的行為受禮的約束。其實，禮不僅約束個人行為，而且約束各國行為。有些禮適用於和平時期，有些禮適用於戰爭時期。一個國家在對外關係中遵循的平時和戰時的禮，等於我們現在所謂的“國際法”。
我們看到，在現代，國際法越來越無效。近年來，已經有許多實例：一國進攻別國而事前不發最後通牒，不宣戰。一國的飛機轟炸別國的醫院，卻裝做沒有看見紅十字。在春秋戰國時代，我們也看到相似的“國際法”無效的局麵，這就是禮的衰微。
春秋時代，還有人尊重國際的禮。《左傳》記載了公元前638年宋國與楚國的“泓水之戰”。古板的宋襄公親自指揮宋軍。在楚軍正在渡河的時候，又在楚軍渡了河還未排列成陣的時候，宋軍司令官兩次請求襄公下令攻擊，襄公都說“不可”，還說不攻擊不成陣勢的隊伍。結果宋軍慘敗，襄公本人也受傷。盡管如此，襄公仍然辯護他原來的決定，還說“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宋軍司令官惱怒地說：“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所說的符合傳統的禮，代表封建武士的騎士精神；宋國司令官所說的代表動亂年代的實際。
今天各國政治家用來維持國際和平的方法，與春秋戰國時各國政治家試用過而未成功的方法，何其相似。注意到這一點是有趣的，也是令人喪氣的。例如，公元前551年在宋國召開過十四國“弭兵”會議（《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後來，將當時的“天下”劃分為兩個“勢力範圍”，東方歸齊國控製，西方歸秦國控製，公元前288年齊王為東帝，秦王為西帝（《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各國之間也有各種聯盟。戰國時代，聯盟歸結為兩大類型：由北而南的“縱”，由西而東的“橫”。當時有七個主要的國家，其中的秦國最富於侵略性。縱的聯盟是六國對付秦國的，由於秦國在最西，六國分布在東，由北而南，故名“合縱”。橫的聯盟是秦國與六國中的一國或數國結成以進攻其餘國家的，所以是由西而東地擴張，故名“連橫”。
秦國的政策是“遠交近攻”。用這種方法它總是終於破壞了反秦的合縱而獲勝。秦國以其“耕戰”優勢，又在六國內廣泛運用“第五縱隊”戰術，經過一係列的血戰，一個一個地勝利地征服了六國，最後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了全中國。於是秦王自定尊號為“秦始皇帝”，以此名垂於青史。同時他廢除了封建製度，從而在曆史上第一次創建了中央集權的中華帝國，號稱“秦朝”。
中國的統一
中國的實際統一雖然是到秦始皇才實現，可是這種統一的願望全國人民早就有了。《孟子》記載：梁惠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回答說：“定於一。”王又問：“孰能一之？”孟子回答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一”就是“統一”。這段對話清楚地表現了時代的願望。
這裏用world（世界）翻譯中文的“天下”，“天下”的字麵意義是“普天之下”。有些人將“天下”譯為empire（帝國），因為他們認為，古代中國人稱之為“天下”者，隻限於中國封建諸國的範圍。這完全屬實。但是我們不可以把一個名詞的內涵，與某個時代的人們所了解的這個名詞的外延，混淆起來。就外延說，它限於當時的人所掌握的對事實的知識；就內涵說，它是個定義的問題。舉例來說，古代漢語的“人”字，當時所指的實際是限於中國血統的人，可是並不能因此就在把它譯成現代漢語時譯作“中國人”。古代中國人說“人”意思確實是想說人類，不過當時對人類的了解隻限於在中國的人。同樣的道理，古代中國人說“天下”，意思是想說“世界”，不過當時對世界的了解還沒有超出中國的範圍。
從孔子時代起，一般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政治思想家，就開始考慮世界範圍內的政治問題。所以秦朝的統一中國，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就好像是今天在我們心目中的統一全世界。秦朝統一以後的兩千多年，中國人一直在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之下生活，隻有若幹短暫的時期是例外，大家都認為這些例外不是正常情況。因此中國人已經習慣於有一個中央集權的機構，保持天下太平，即世界和平。但是近幾十年來，中國又被拖進一個世界，其國際政治局麵，與遙遠的春秋戰國時代的局麵相似。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已經被迫改變其思想和行動的習慣。在中國人的眼裏，這一方麵又是曆史的重演，造成了現在的深重的苦難（參看本章末的注）。
《大學》
作為中國哲學的國際性的例證，我們現在舉出《大學》的某些觀念。《大學》和《中庸》一樣，也是《禮記》中的一篇。到了宋朝（960—1279），新儒家把《大學》、《中庸》和《論語》、《孟子》放在一起，稱為《四書》，作為新儒家哲學的基本經典。
新儒家說《大學》是曾子所作，曾子是孔子的得到真傳的學生。不過說它是曾子所作，並沒有實際證據。新儒家認為《大學》是道學的重要的入門書。它的第一章說：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這些話又叫做《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照後來的儒家說，三綱領實際上隻是一綱領，就是“明明德”。“親民”是“明明德”的方法，“止於至善”是“明明德”的最後完成。
同樣，八條目實際上隻是一條目，就是“修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這些步驟，都是修身的道路和手段。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步驟，則是修身達到最後完成的道路和手段。所謂達到最後完成，就是“止於至善”。人隻有在社會中盡倫盡職，才能夠盡其性，至於完成。如果不同時成人，也就不可能成己。
“明明德”與“修身”是一回事。前者是後者的內容。於是幾個觀念歸結成一個觀念，這是儒家學說的中心。
一個人並不一定要當了國家或天下的元首，然後才能做治國、平天下的事。他僅僅需要作為國家一分子，為國盡力而為；作為天下一分子，為天下盡力而為。隻要這樣，他就是盡到了治國、平天下的全部責任。他如此誠實地盡力而為，他就是“止於至善”了。
按本章的要求，隻要指出《大學》的作者是為世界政治和世界和平著想，也就夠了。他並不是第一個為此著想的人，但是很有意義的是，他竟做得如此的有係統。在他看來，光是治好自己本國，並不是為政的最後目的，也不是修身的最後目的。
也不必在這裏討論，格物怎麽能夠成為修身的道路和手段。這個問題到以後講新儒家的時候再來討論。
《荀子》的折中趨勢
在中國哲學的領域裏，在公元前3世紀後半葉有一個強大的調和折中的趨勢。雜家的主要著作《呂氏春秋》就是這時候編著的。但是這部著作雖然把其時的各家大都涉及了，偏偏沒有對於折中主義自己的觀念予以理論的根據。可是儒家、道家的著作家都提出了這樣的理論，它表明兩家盡管各有不同之處，然而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折中精神。
這些著作家都同意有一個唯一的絕對的真理，名叫“道”。各家大都有所見於“道”的某一方麵，在這個意義上對於“道”的闡明都有所貢獻。可是儒家的著作家主張，唯有孔子見到了全部真理，所以其他各家都在儒家之下，雖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儒家的補充。道家的著作家則相反，主張隻有老子、莊子見到了全部真理，因而道家應當在其他各家之上。
《荀子》有一篇題為“解蔽”，其中說：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欲謂之，道盡慊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