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下經,它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序卦傳》又接著說明,如何下經中每一卦之後都是性質相反的一卦。


    第六十三卦是既濟,既濟是已經完成的意思。《序卦傳》在此說:“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照這樣解釋,六十四卦的順序安排至少有三點含義:(一)宇宙中的一切,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形成一個自然序列的連續鏈條;(二)在演變過程中,每個事物都包含自己的否定;(三)在演化過程中,“物不可窮也”。


    《易傳》和《老子》一樣認為,要取得勝利,就一定要注意不要過分地勝利;要避免喪失某物,就一定要在此物中補充一些與它相反的東西。所以《係辭傳下》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傳》還和《老子》一樣認為,謙卑是美德。謙卦《彖辭》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


    中和


    “中”的觀念在《中庸》裏充分發展。“中”很像亞裏士多德的“黃金中道”的觀念。有人可能把它理解為做事不要徹底,這就完全錯了。“中”的真正含義是既不太過,又不不及。比方說由華盛頓去紐約,停在紐約為恰好,走過去停在波士頓為太過,沒走到就停在費城為不及。公元前3世紀宋玉描寫一位美女說:“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登徒子好色賦》,《文選》卷十九)這番描寫是說她的身體、容顏恰到好處。“恰到好處”即儒家所謂的“中”。


    時間,在“恰到好處”的觀念中是個重要因素。冬天穿皮襖是恰好,夏天穿皮襖就不是了。所以儒家常常將“時”字與“中”字連用,如“時中”。孟子說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孟子·公孫醜上》),所以“孔子,聖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


    《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第一章)情感完全沒有發生的時候,心的活動就無所謂太過、不及,而恰到好處。這是中的一個例子。情感發生了。而無所乖戾,這也是中,因為和是中的結果,中是來調和那些搞不好就會不和的東西的。


    以上是就情感說,所說的也適用於欲望。在個人行為和社會關係中,都有些適中之點,作為滿足欲望和表現情感的恰當的限度。一個人,一切欲望和情感都滿足和表達到恰當的限度,他的內部就達到和諧,在精神上很健康。一個社會也同樣,其中各式各樣的人的一切欲望和情感,都滿足和表現到恰當的限度,這個社會的內部就達到和諧,安定而有秩序。


    和是調和不同以達到和諧的統一。《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子(卒於公元前493年)一段話,其中區分了“和”與“同”。他說:“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由這些作料產生了一種新的滋味,它既不隻是醯(醋)的味,也不隻是醢(醬)的味。另一方麵,同,“若以水濟水”,“若琴瑟之專一”,沒有產生任何新的東西。同,與異是不相容的。和與異不是不相容的,相反,隻有幾種異合在一起形成統一時才有和。但是要達到和,合在一起的各種異都要按適當的比例,這就是中。所以中的作用是達到和。


    一個組織得很好的社會,是一個和諧的統一,在其中,具有各種才能、各種職業的人都有適當的位置,發揮適當的作用,人人都同樣地感到滿意,彼此沒有衝突。《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第三十章)


    這種和,若不隻是包括人類社會,而且彌漫全宇宙,就叫做“太和”。易乾卦《彖辭》說:“大哉乾元!……保合太和,乃利貞。”


    庸常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第一章)我們在此接觸到“普通而平常”的重要性的思想,這是《中庸》的另一個重要概念。這個概念就是《中庸》的“庸”字,意思是普通或平常。


    每個人都知道天天要吃要喝。所以吃喝是人類普通而平常的活動。它們普通而平常,正由於它們重要,沒有人能夠沒有它。人倫和道德也是如此。它們在有些人看來,簡直普通而平常得沒有價值。可是它們之所以如此,正由於它們重要,沒有人能夠離開它。吃飯、喝水、維護人倫、實行道德,都是“率性”,即遵循天性。這不是別的,就是“道”。所謂“教”不過就是“修道”。


    既然“道”是人不可離的,事實上也沒有離的,為什麽還需要修道,需要教呢?回答是這樣:雖然所有人實際在某種程度上都遵循“道”,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充分覺悟到事實是如此。《中庸》說:“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第四章)教的作用,就是使人們了解他們都在不同程度地實際遵循“道”,使他們對於自己正在做的覺悟起來。


    還有一層,雖然所有人由於實際需要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遵循“道”,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完全地遵循之。所以固然沒有人能夠完全不顧人倫而在社會中生活,可是同時也隻有極少數的人能夠完全符合這些人倫提出的條件。教的作用,就是使人把事實上已經不同程度地在做的事,做完全。


    所以《中庸》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十二章)所有的人,即使有的愚而不肖,都在某種程度上遵循“道”,雖然如此,教仍然需要,才能使人覺悟而完全,也就是明而誠。


    明誠


    在《中庸》裏,誠和明是連在一起的。《中庸》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第二十一章)這就是說,一個人若是明白了日常生活中普通而平常的活動的一切意義,諸如飲食人倫的意義,他就已經是聖人。一個人若是把他所明白的完全做到了,他也是聖人。如果做不到,也就不可能完全明白其意義。如果不完全明白其意義,也就不可能完全做到。


    《中庸》還說:“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第二十五章)這段話的意義很清楚,我倒是懷疑,“仁”字、“知”字是不是該互換一下。


    《中庸》又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可以讚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第二十二章)


    成己的同時,一定要看到還要成人。不管成人,也就不能成己。這是因為,隻有通過人倫,即在社會領域內,才能盡其性。這就回到孔子、孟子的傳統了,就是為了成己,必須行忠、恕,即行仁,這就包含著助人。成己,就是盡其性,即盡其受之於天者;助人,就是讚天地之化育。完全明白了這些意義,就可以與天地參。完全明白了意義,就是《中庸》所說的明;如此與天地參,就是它所說的誠。


    為了達到與天地參,是不是需要做非常的事呢?不需要。僅隻需要做普通而平常的事,做得恰到好處,而且明白其全部意義。這樣做,就可以達到合內外,這不僅是人與天地參,而且是人與天地合一。用這種方法可以達到出世,而同時仍然入世。後來的新儒家發展了這個思想,並且就是用這個思想攻擊佛教的出世哲學。


    這就是儒家的方法,這種方法把人的精神提高到同天的境界。它與道家的方法不同,道家的方法是通過否定知識,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超脫人世間的“彼”“此”分別。儒家的方法不是這樣,它是通過推廣仁愛,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超脫尋常的人我和物我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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