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太學，大門已經關閉，在門口叫了半天，門丁才打開大門。
這還是劉知易平時沒少打理這些門子的結果，換個人來，還真不一定能叫開。即便如此，還非得李問寒出麵來領人，門子才敢開門。太學的嚴格，就在這道門。
李問寒冷著臉訓斥了劉知易半天才放他走。
直接去法家。
徙木齋爐亭，宋士傑等一幹同學都在，今晚他們會奉陪劉知易到底，這是劉知易赴宴前，跟宋士傑商量好的。
“開始吧。”
劉知易朝宋士傑點點頭。
他知道辯法的流程，互相拋問題，或者就某一個問題互相展開角度辯論。辯論基於邏輯、法理和常識進行，但還不夠嚴謹，並沒有權力、義務之類的法律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仁義、道德、善惡等不甚嚴謹的這些含義。
宋士傑先起頭，他現在已經是徙木齋的齋長了，李啟升入上舍後，就退位讓賢，而宋士傑也成功升入內舍，兼任了齋長。
“劉兄。最近越郡有一奇案，越郡人好南戲……”
越郡位於大夏東南，靠著大海，往西靠著楚郡，往南就是五嶺。這是大夏帝國最偏遠的內屬郡之一，此地民風不似中原，頗有南蠻遺風。此地人喜歡一種叫做南戲的戲曲，擅長唱南戲的名角，往往受到狂熱追捧。當地有一個戲子，叫做楊生，擅長南戲，為一時之冠。有一個韋姓寡婦，帶著一個女兒過活，先夫曾做過官，頗有遺產，孤兒寡女二人衣食無憂，經年看戲。
韋氏女年方二八，到了婚配年紀，卻愛慕楊生風采，相思成疾。韋母問詢，女兒道出實情。韋母愛女心切，派人送信求婚。楊生是梨園戲子，屬於賤籍，韋女是官家小姐，楊生滿心歡喜應下婚事。沒到成親那日，鄉下的叔父聽到消息趕來，明確反對，並且告了官。官府以“良賤不婚”的律法，打了楊生八十大板，判決婚約無效。
如果事情到此也算正常，可是韋女為愛不顧一切，韋母也是一個奇女子。小叔子引用律法，她就引用風俗，當地有搶親舊俗，楊生是武生，一身武藝，闖入韋家，打翻一眾家丁，將韋女搶出家門。可叔父繼續告官，狀告楊生誘拐侄女。官府將楊生與韋女一並抓獲，嚴刑拷打之下，二人堅稱出於自願，楊生全身骨頭被打斷，仍不認罪，韋女被掌嘴兩百，鮮血直流，牙齒斷裂，卻高喊“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肯放棄婚姻。
當地縣令生斷此案，判決楊生誘拐良人，發配三千裏；韋女發到善堂，官配一戶人家。來後被分配給一個七旬老翁為妻。
奇案啊！
劉知易聽完不僅感慨。
宋士傑則大聲問道：“此案。楊生有罪無？此案，縣尊公道否？”
宋士傑喊完，徙木齋的同學紛紛站隊，有的起身表明立場“無罪，不公”，然後站到一邊，有的起身說“有罪，公道”，然後站到另一邊。很快三十個同學，就分成兩邊。
劉知易經過思索，最後表達立場道：“有罪。公平。”
隨即站到跟自己同樣觀點的人群之中。
“開始吧！”
宋士傑說道，繼續坐在自己齋長的位子上，此時他像一個法官。
認為無罪、不公的一方先說，一個學生起身說道。
“予以為，此案不公，楊生無罪。楊生韋女，兩情相悅，何罪之有？法理不外乎人情。”
人情是人之常情，是道德觀念，法律是底線，守護的就是人們的道德底線和倫理觀念。所以法理不外乎人情，立論很硬。
但馬上就有反對方站出來：“予以為。此案公道。楊生有罪。良賤不婚，此乃成法，白紙黑字，豈能有法不依？”
這個反駁也很硬，貴賤不通婚，這是寫入法律的明文規定。要怪就怪法律不公，但在法律更改前，就要以法律為準。法律需要尊嚴，尊嚴不是靠當權者的賜予，而是靠法律的剛性。
可馬上有人站出來找出漏洞：“兄台以為，楊生有罪。罪在良賤不婚，《大夏律例·戶律·婚姻》有雲：凡家長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杖八十。女家減一等，不知者不做。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長知情者，減二等，因而入籍為婢者，杖一百。楊生發配、充軍，有公道？”
這個案件中，唯一鐵定的，就是唱戲的楊生和官家小姐韋女私下結婚了，這是律法明確反對的。大夏律例關於良賤不婚的規定，在某種程度上，是保護普通良民的。能迎娶良民的賤民不會太多，靠自己的更少，因此隻有那些大戶豪族的家奴，才有實力迎娶良民。所以大夏律規定，為家奴娶良民的家長（主人），要打八十棍子，當然這門婚姻也是作廢的。如果為家奴娶了良民後，為了規避法律，還將良民入籍為婢女的，要打一百棍子。這顯然保護的是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尤其是窮苦百姓。所以劉知易才認為這條法律還算公平，願意站楊生有罪。
當然這條法律本身肯定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法律從來隻能相對公平，做不到絕對公平。比如法律隻禁止賤民娶良民女子，可不禁止男人納妾青樓女子，這是男權的問題，顯然男權比女權大，而且漠視了賤民的權力，基本上沒把賤民當人。但這跟這一條律法無關，本條律法絕對是在男權社會、封建社會，男女不平等、階層不平等的基礎上，在法律的能力範圍之內，盡可能保護最廣大普通人的一條善法。如果沒有這條法律，林花父親那種王府豪奴，不可能隻娶一個王府女奴，恐怕早就妻妾成群了。
針對楊生一案，憑借最樸素的情感，大家覺得楊生值得同情，兩情相悅，發乎於心，對這些法學年輕士子來說，正是最浪漫的時候，更加同情楊生和韋女。另外縣令判決有些問題，楊生按照當地舊俗搶親，被誣告成了誘拐，以最高刑罰判處，如果說縣令自己沒問題，劉知易都不信。
可他依然認為公道，當即反駁：“楊生搶親，於法不和，實為強掠。”
又有人反駁：“叔父誣告，為財而來，縣令汙判，同流合汙。若此案公道，還有天理否？豈非縱人行惡？”
這個反駁很給力，有牽扯到一個很大的法理，那就是，法律是導人向善的。一提到善惡，就是最大的法理問題。
劉知易繼續反駁：“叔父或有貪財，縣令或有受賄，但楊生搶親，於法不合，判楊生者，法也，非縣令也。若以叔父及縣令為惡，而定其判決公道，豈非本末倒置。切記，法不誅心！”
叔叔明顯是衝著韋家的遺產來的，縣令受賄幾乎可以斷定，可這不影響判決的結果。受不受賄那屬於另一件案子，本案中，楊生用了法律不承認的方式，搶走了韋女，這就是強搶民女，因民女知情，判一個誘拐，並不過分。法律不能因為人的動機，而對案件本身產生差別對待，法不誅心。
又有人反駁：“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各地風俗不同，不能以一而論。”
這是一個現實，這是一個封建社會，封建族權很大，世家大族普遍實行家法，家法與國法有很大衝突，因為目的不同，國法是為了維護國家統治，家法隻關心一家之興衰。所以有的地方，宗族族長以家法殺人，比如對家族裏的寡婦偷人，浸豬籠沉水塘，官府不太幹涉；可是家族子弟犯了國法，大家族往往想方設法藏匿，經常與官府衝突。
風俗介於家法與國法之間，一般情況下不會跟國法衝突，畢竟風俗也是導人向善的，可因立場和目的不同，在細微處就有了差別。不能因為共性的不衝突，而否定差別時候的優先性，劉知易認為，在國法與地方風俗出現衝突的時候，應以國法為準。
在推及開來，劉知易還覺得，這是一個海洋法係和大陸法係的區別。劉知易考過司考，學的當然是大陸法係。他站大陸法係，因為這是國情。海洋法係誕生於部落時代發展而來的民族國家，同一個部落，風俗相同，因此可以讓不專業的民眾參與審判，便於平息民憤。大陸法係誕生於帝國形態的國家，管理的民族眾多，風俗各異，讓民眾參與，以風俗判決，容易產生糾紛，同樣的案子，在某地一個判法，到另一地會是另一個判罰，不利於和諧。另外大陸法係本身，就是帝國進行移風易俗，統一民情的重要工具。大夏王朝顯然屬於大帝國，適用於大陸法係。
劉知易馬上道：“倘若判決依托風俗，那麽楊生案在越郡審判，楊生搶親是風俗，可以不算誘拐。那麽放到京師呢，假若韋家叔父來京城告禦狀，是不是這風俗就不作數了。諸位在太學辯法，是不是也該依京城風俗，不認搶親風俗？”
劉知易駁斥有力，奈何對手眾多，依然有不服氣的，而且激蕩起了法家氣勢。
劉知易感覺到一股股強烈的壓力開始影響他的心誌，許多雜念在他心中激發，“是的，風俗應該被遵守”“法理不外乎人情”“楊生韋女，兩情相悅”“判決楊生，就是縱容惡行”。
劉知易運轉法家真氣，真氣運行也激發出一股氣勢，這氣勢中內含著他的信念，“風俗可以被遵守，但必須是在法律之下，假如風俗是燒殺搶掠，也要遵守嗎？”“法理不外乎人情，法理還要超越偏狹的人情，法理必須在人情之上”“兩情相悅，自然可惜，但良賤不婚，保護了更多人，法律永遠是保護最多人的，而不是為了某一個人個案”。
每個人的氣勢不同，氣勢的共性還開始發生共鳴，凝聚成更有威勢的氣場，兩股不同氣場，在徙木齋中互相碰撞，同時辯法還在繼續。
運轉真氣的法學士子，辯論起來更加激烈：“京師有風俗，可榜下捉婿。外地並無此風俗，曾有地方土豪，鄉試捉婿，對方不從，乃至發生命案者。此案當地郡守審理，判決捉婿者無罪。地方可以遵從京師風氣，京師就不該遵從地方風俗？”
這個案子，劉知易知道。在南湖郡有一個地方土豪，女兒刁蠻任性，在當地風評不佳，到了婚配年紀，無人敢娶。焦慮的老父親就想到了京城風俗，決定效仿。在鄉試放榜日，派家丁在榜前蹲守，見有士子考中秀才，派家丁邀請。結果士子一聽是這家，倉皇而逃，家丁邊追邊喊，士子驚慌，失足落水溺亡。當地郡守判決，士子是自己溺亡，與土豪並無關係，判了家丁一個過失殺人，土豪無罪。
把這件案子拿出來，就挑明了京城和地方的不同，甚至挑破了中原和邊郡的不同。大夏王朝是一個封建大帝國，是中原勢力靠武力統一天下，在各地推行的，上至源自中原的禮法，下至一些中原人的習俗。這是政治問題，很明顯不是很公平，帶有征服者強行同化被征服者的特征。辯法把這件事都拉了出來，已經上升到了法律之外的層麵。
劉知易還沒想好說辭，另一個士子接口道：“移風易俗本就如此，南蠻北狄西戎不通禮法，當行中原禮法。我等讀書人，肩負教化之職。”
反對者也很剛，中原人向被征服的周邊地區灌輸禮法，這叫做教化。周邊地區的風俗，那就是陳規陋習，甚至是野蠻。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其實也是事實。中原民族是先進民族，周邊民族文化落後，北狄風俗喜好劫掠，西戎狡詐弑殺，南蠻盛行奴隸製，引入中原文化，確實能提高他們，但中原文化中也有糟粕，落後民族中也有優點，比如南蠻女子可以當家，北狄鼓勵寡婦再婚，西戎重視通商等等。
“你所說的教化，是儒家的禮法。我法家秉持天意，尊的是天理！”
法家子弟使命感很強，始終看不起儒家的世故。
宋士傑見到辯法已經失控，抬高到了學派分歧，在辯下去就成了法家和儒家的分歧了。
馬上拍桌子：“諸位同學，不可脫離本案。”
辯論繼續圍繞楊生案件開始，不過劉知易這邊明顯開始占了上風。畢竟這個案件中的雙方，一方是地方縣令，一方是一個寡婦，雙方的水平高低明顯，縣令判決案件，即便收受賄賂，有明顯偏袒，肯定不會那麽明顯，肯定會考慮法律的限製，而寡婦出的主意，完全是婦人的歪招，竟然讓楊生去搶親，楊生顯然也是個沒什麽文化的戲子，竟然真的去了。這給了縣令足夠的證據，將楊生重判。實際上縣令還是留了一線，他甚至可以判處楊生強搶民女，直接判個死刑都說得過去。
逐漸堅持認為無罪和不公的聲音弱了下去，他們的氣場也弱了下去，最後沒人反駁。
宋士傑宣布：“楊生有罪，縣令公道。”
這就是一場典型的法家辯法。
劉知易之前一直看得多，沒有參與過，他覺得一群人爭吵，太尷尬。今天親自參與，突然發現好處多多。
通過體內運轉真氣，激發外放的氣勢，氣勢凝聚氣場，不同氣場衝突。氣場又反饋於真氣。相當於數十人的真氣相互衝突，相互砥礪，一場辯論下來，劉知易明顯感覺到自己的真氣純粹了許多。
他之前修煉法家真氣，以打坐為主，磨礪真氣也不過是借助別人辯法的氣場，以及在書庫中沉浸法家前輩留下的真意中打磨，雖然修煉了許久，可依然隻是一個秀才實力。今天看來，應該是走錯了路子，法就是要辯，辯法是法家修行的不二法門。
要不是來自嬴悝的壓力，讓他顧不上尷尬，主動參與辯法，他還體會不到這種好處。
接著宋士傑主持下，又連續辯了五個案子，都是一些很有爭議的奇案。辯完之後，劉知易感覺精神十分疲憊，完全無法集中精神，其他人也都是如此，這才終結了辯論。
回到宿舍，切換成醫家，繼續修煉了半日。修煉醫家真氣的同時，搬運血氣，利用醫家真氣能推動血氣的特性，同時醫武雙修，事半功倍。
晚上也沒有閑著，開始設計策略。嬴悝是法家名士，四品法家高手，法家除了掌院，還真沒人比他境界高，別說四品了，五品都沒幾個，因為高品士子早就入朝為官了。
因此劉知易根本沒資格與嬴悝鬥氣，他隻能鬥嘴。嬴悝不但是法家高手，而且在贏郡主持辯法，中原八郡各自為政，沿用的是分封製的古法，不像大夏王朝其他地方，大多采用的是郡縣製。古老的分封製，經曆了數千年，早就弊端盡顯，八郡窮蹙，如果不變法，很難繼續跟朝廷抗衡，被朝堂吞並是遲早的事情。
變法勢在必行，可變法也阻力重重，沿用了數千年的製度，不是說改就能改的。所以嬴悝參加科舉，目的絕對不是為了入朝做官，更多是為自己變法造勢。因此他如果來法家挑戰，一定會宣揚變法。否則他來法家，不管勝負都沒有意義。
根據嬴悝一定會宣揚變法這個辯題，劉知易專注於變法內容，寫了許多文案。劉知易分析了自己知道的曆史中，曆朝曆代的變法結果，發現變法成功與否，與主持變法的人能力、操守的關係不是最大。成功實行變法的商鞅，從個人角度來看，並不是什麽好人，十分功利，不擇手段；但商鞅變法成功了，哪怕他本人被五馬分屍而死，他的法製卻被繼承下來，反對者最多弄死他，卻廢不了他的法。名聲好得多，富有士大夫精神的王安石變法卻失敗了，名聲不怎麽好，且不擇手段的張居正也失敗了。
劉知易仔細分析這些變法中的得失之後，寫下了三個預案，一大早就跑去找李啟演練，將這些預案一一打磨圓潤，發揮自如之後，在法家官廚吃了一頓飯。
正午，接到通知，嬴悝到了，就在法家大殿至公堂中。
這還是劉知易平時沒少打理這些門子的結果，換個人來，還真不一定能叫開。即便如此，還非得李問寒出麵來領人，門子才敢開門。太學的嚴格，就在這道門。
李問寒冷著臉訓斥了劉知易半天才放他走。
直接去法家。
徙木齋爐亭，宋士傑等一幹同學都在，今晚他們會奉陪劉知易到底，這是劉知易赴宴前，跟宋士傑商量好的。
“開始吧。”
劉知易朝宋士傑點點頭。
他知道辯法的流程，互相拋問題，或者就某一個問題互相展開角度辯論。辯論基於邏輯、法理和常識進行，但還不夠嚴謹，並沒有權力、義務之類的法律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仁義、道德、善惡等不甚嚴謹的這些含義。
宋士傑先起頭，他現在已經是徙木齋的齋長了，李啟升入上舍後，就退位讓賢，而宋士傑也成功升入內舍，兼任了齋長。
“劉兄。最近越郡有一奇案，越郡人好南戲……”
越郡位於大夏東南，靠著大海，往西靠著楚郡，往南就是五嶺。這是大夏帝國最偏遠的內屬郡之一，此地民風不似中原，頗有南蠻遺風。此地人喜歡一種叫做南戲的戲曲，擅長唱南戲的名角，往往受到狂熱追捧。當地有一個戲子，叫做楊生，擅長南戲，為一時之冠。有一個韋姓寡婦，帶著一個女兒過活，先夫曾做過官，頗有遺產，孤兒寡女二人衣食無憂，經年看戲。
韋氏女年方二八，到了婚配年紀，卻愛慕楊生風采，相思成疾。韋母問詢，女兒道出實情。韋母愛女心切，派人送信求婚。楊生是梨園戲子，屬於賤籍，韋女是官家小姐，楊生滿心歡喜應下婚事。沒到成親那日，鄉下的叔父聽到消息趕來，明確反對，並且告了官。官府以“良賤不婚”的律法，打了楊生八十大板，判決婚約無效。
如果事情到此也算正常，可是韋女為愛不顧一切，韋母也是一個奇女子。小叔子引用律法，她就引用風俗，當地有搶親舊俗，楊生是武生，一身武藝，闖入韋家，打翻一眾家丁，將韋女搶出家門。可叔父繼續告官，狀告楊生誘拐侄女。官府將楊生與韋女一並抓獲，嚴刑拷打之下，二人堅稱出於自願，楊生全身骨頭被打斷，仍不認罪，韋女被掌嘴兩百，鮮血直流，牙齒斷裂，卻高喊“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肯放棄婚姻。
當地縣令生斷此案，判決楊生誘拐良人，發配三千裏；韋女發到善堂，官配一戶人家。來後被分配給一個七旬老翁為妻。
奇案啊！
劉知易聽完不僅感慨。
宋士傑則大聲問道：“此案。楊生有罪無？此案，縣尊公道否？”
宋士傑喊完，徙木齋的同學紛紛站隊，有的起身表明立場“無罪，不公”，然後站到一邊，有的起身說“有罪，公道”，然後站到另一邊。很快三十個同學，就分成兩邊。
劉知易經過思索，最後表達立場道：“有罪。公平。”
隨即站到跟自己同樣觀點的人群之中。
“開始吧！”
宋士傑說道，繼續坐在自己齋長的位子上，此時他像一個法官。
認為無罪、不公的一方先說，一個學生起身說道。
“予以為，此案不公，楊生無罪。楊生韋女，兩情相悅，何罪之有？法理不外乎人情。”
人情是人之常情，是道德觀念，法律是底線，守護的就是人們的道德底線和倫理觀念。所以法理不外乎人情，立論很硬。
但馬上就有反對方站出來：“予以為。此案公道。楊生有罪。良賤不婚，此乃成法，白紙黑字，豈能有法不依？”
這個反駁也很硬，貴賤不通婚，這是寫入法律的明文規定。要怪就怪法律不公，但在法律更改前，就要以法律為準。法律需要尊嚴，尊嚴不是靠當權者的賜予，而是靠法律的剛性。
可馬上有人站出來找出漏洞：“兄台以為，楊生有罪。罪在良賤不婚，《大夏律例·戶律·婚姻》有雲：凡家長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杖八十。女家減一等，不知者不做。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長知情者，減二等，因而入籍為婢者，杖一百。楊生發配、充軍，有公道？”
這個案件中，唯一鐵定的，就是唱戲的楊生和官家小姐韋女私下結婚了，這是律法明確反對的。大夏律例關於良賤不婚的規定，在某種程度上，是保護普通良民的。能迎娶良民的賤民不會太多，靠自己的更少，因此隻有那些大戶豪族的家奴，才有實力迎娶良民。所以大夏律規定，為家奴娶良民的家長（主人），要打八十棍子，當然這門婚姻也是作廢的。如果為家奴娶了良民後，為了規避法律，還將良民入籍為婢女的，要打一百棍子。這顯然保護的是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尤其是窮苦百姓。所以劉知易才認為這條法律還算公平，願意站楊生有罪。
當然這條法律本身肯定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法律從來隻能相對公平，做不到絕對公平。比如法律隻禁止賤民娶良民女子，可不禁止男人納妾青樓女子，這是男權的問題，顯然男權比女權大，而且漠視了賤民的權力，基本上沒把賤民當人。但這跟這一條律法無關，本條律法絕對是在男權社會、封建社會，男女不平等、階層不平等的基礎上，在法律的能力範圍之內，盡可能保護最廣大普通人的一條善法。如果沒有這條法律，林花父親那種王府豪奴，不可能隻娶一個王府女奴，恐怕早就妻妾成群了。
針對楊生一案，憑借最樸素的情感，大家覺得楊生值得同情，兩情相悅，發乎於心，對這些法學年輕士子來說，正是最浪漫的時候，更加同情楊生和韋女。另外縣令判決有些問題，楊生按照當地舊俗搶親，被誣告成了誘拐，以最高刑罰判處，如果說縣令自己沒問題，劉知易都不信。
可他依然認為公道，當即反駁：“楊生搶親，於法不和，實為強掠。”
又有人反駁：“叔父誣告，為財而來，縣令汙判，同流合汙。若此案公道，還有天理否？豈非縱人行惡？”
這個反駁很給力，有牽扯到一個很大的法理，那就是，法律是導人向善的。一提到善惡，就是最大的法理問題。
劉知易繼續反駁：“叔父或有貪財，縣令或有受賄，但楊生搶親，於法不合，判楊生者，法也，非縣令也。若以叔父及縣令為惡，而定其判決公道，豈非本末倒置。切記，法不誅心！”
叔叔明顯是衝著韋家的遺產來的，縣令受賄幾乎可以斷定，可這不影響判決的結果。受不受賄那屬於另一件案子，本案中，楊生用了法律不承認的方式，搶走了韋女，這就是強搶民女，因民女知情，判一個誘拐，並不過分。法律不能因為人的動機，而對案件本身產生差別對待，法不誅心。
又有人反駁：“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各地風俗不同，不能以一而論。”
這是一個現實，這是一個封建社會，封建族權很大，世家大族普遍實行家法，家法與國法有很大衝突，因為目的不同，國法是為了維護國家統治，家法隻關心一家之興衰。所以有的地方，宗族族長以家法殺人，比如對家族裏的寡婦偷人，浸豬籠沉水塘，官府不太幹涉；可是家族子弟犯了國法，大家族往往想方設法藏匿，經常與官府衝突。
風俗介於家法與國法之間，一般情況下不會跟國法衝突，畢竟風俗也是導人向善的，可因立場和目的不同，在細微處就有了差別。不能因為共性的不衝突，而否定差別時候的優先性，劉知易認為，在國法與地方風俗出現衝突的時候，應以國法為準。
在推及開來，劉知易還覺得，這是一個海洋法係和大陸法係的區別。劉知易考過司考，學的當然是大陸法係。他站大陸法係，因為這是國情。海洋法係誕生於部落時代發展而來的民族國家，同一個部落，風俗相同，因此可以讓不專業的民眾參與審判，便於平息民憤。大陸法係誕生於帝國形態的國家，管理的民族眾多，風俗各異，讓民眾參與，以風俗判決，容易產生糾紛，同樣的案子，在某地一個判法，到另一地會是另一個判罰，不利於和諧。另外大陸法係本身，就是帝國進行移風易俗，統一民情的重要工具。大夏王朝顯然屬於大帝國，適用於大陸法係。
劉知易馬上道：“倘若判決依托風俗，那麽楊生案在越郡審判，楊生搶親是風俗，可以不算誘拐。那麽放到京師呢，假若韋家叔父來京城告禦狀，是不是這風俗就不作數了。諸位在太學辯法，是不是也該依京城風俗，不認搶親風俗？”
劉知易駁斥有力，奈何對手眾多，依然有不服氣的，而且激蕩起了法家氣勢。
劉知易感覺到一股股強烈的壓力開始影響他的心誌，許多雜念在他心中激發，“是的，風俗應該被遵守”“法理不外乎人情”“楊生韋女，兩情相悅”“判決楊生，就是縱容惡行”。
劉知易運轉法家真氣，真氣運行也激發出一股氣勢，這氣勢中內含著他的信念，“風俗可以被遵守，但必須是在法律之下，假如風俗是燒殺搶掠，也要遵守嗎？”“法理不外乎人情，法理還要超越偏狹的人情，法理必須在人情之上”“兩情相悅，自然可惜，但良賤不婚，保護了更多人，法律永遠是保護最多人的，而不是為了某一個人個案”。
每個人的氣勢不同，氣勢的共性還開始發生共鳴，凝聚成更有威勢的氣場，兩股不同氣場，在徙木齋中互相碰撞，同時辯法還在繼續。
運轉真氣的法學士子，辯論起來更加激烈：“京師有風俗，可榜下捉婿。外地並無此風俗，曾有地方土豪，鄉試捉婿，對方不從，乃至發生命案者。此案當地郡守審理，判決捉婿者無罪。地方可以遵從京師風氣，京師就不該遵從地方風俗？”
這個案子，劉知易知道。在南湖郡有一個地方土豪，女兒刁蠻任性，在當地風評不佳，到了婚配年紀，無人敢娶。焦慮的老父親就想到了京城風俗，決定效仿。在鄉試放榜日，派家丁在榜前蹲守，見有士子考中秀才，派家丁邀請。結果士子一聽是這家，倉皇而逃，家丁邊追邊喊，士子驚慌，失足落水溺亡。當地郡守判決，士子是自己溺亡，與土豪並無關係，判了家丁一個過失殺人，土豪無罪。
把這件案子拿出來，就挑明了京城和地方的不同，甚至挑破了中原和邊郡的不同。大夏王朝是一個封建大帝國，是中原勢力靠武力統一天下，在各地推行的，上至源自中原的禮法，下至一些中原人的習俗。這是政治問題，很明顯不是很公平，帶有征服者強行同化被征服者的特征。辯法把這件事都拉了出來，已經上升到了法律之外的層麵。
劉知易還沒想好說辭，另一個士子接口道：“移風易俗本就如此，南蠻北狄西戎不通禮法，當行中原禮法。我等讀書人，肩負教化之職。”
反對者也很剛，中原人向被征服的周邊地區灌輸禮法，這叫做教化。周邊地區的風俗，那就是陳規陋習，甚至是野蠻。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其實也是事實。中原民族是先進民族，周邊民族文化落後，北狄風俗喜好劫掠，西戎狡詐弑殺，南蠻盛行奴隸製，引入中原文化，確實能提高他們，但中原文化中也有糟粕，落後民族中也有優點，比如南蠻女子可以當家，北狄鼓勵寡婦再婚，西戎重視通商等等。
“你所說的教化，是儒家的禮法。我法家秉持天意，尊的是天理！”
法家子弟使命感很強，始終看不起儒家的世故。
宋士傑見到辯法已經失控，抬高到了學派分歧，在辯下去就成了法家和儒家的分歧了。
馬上拍桌子：“諸位同學，不可脫離本案。”
辯論繼續圍繞楊生案件開始，不過劉知易這邊明顯開始占了上風。畢竟這個案件中的雙方，一方是地方縣令，一方是一個寡婦，雙方的水平高低明顯，縣令判決案件，即便收受賄賂，有明顯偏袒，肯定不會那麽明顯，肯定會考慮法律的限製，而寡婦出的主意，完全是婦人的歪招，竟然讓楊生去搶親，楊生顯然也是個沒什麽文化的戲子，竟然真的去了。這給了縣令足夠的證據，將楊生重判。實際上縣令還是留了一線，他甚至可以判處楊生強搶民女，直接判個死刑都說得過去。
逐漸堅持認為無罪和不公的聲音弱了下去，他們的氣場也弱了下去，最後沒人反駁。
宋士傑宣布：“楊生有罪，縣令公道。”
這就是一場典型的法家辯法。
劉知易之前一直看得多，沒有參與過，他覺得一群人爭吵，太尷尬。今天親自參與，突然發現好處多多。
通過體內運轉真氣，激發外放的氣勢，氣勢凝聚氣場，不同氣場衝突。氣場又反饋於真氣。相當於數十人的真氣相互衝突，相互砥礪，一場辯論下來，劉知易明顯感覺到自己的真氣純粹了許多。
他之前修煉法家真氣，以打坐為主，磨礪真氣也不過是借助別人辯法的氣場，以及在書庫中沉浸法家前輩留下的真意中打磨，雖然修煉了許久，可依然隻是一個秀才實力。今天看來，應該是走錯了路子，法就是要辯，辯法是法家修行的不二法門。
要不是來自嬴悝的壓力，讓他顧不上尷尬，主動參與辯法，他還體會不到這種好處。
接著宋士傑主持下，又連續辯了五個案子，都是一些很有爭議的奇案。辯完之後，劉知易感覺精神十分疲憊，完全無法集中精神，其他人也都是如此，這才終結了辯論。
回到宿舍，切換成醫家，繼續修煉了半日。修煉醫家真氣的同時，搬運血氣，利用醫家真氣能推動血氣的特性，同時醫武雙修，事半功倍。
晚上也沒有閑著，開始設計策略。嬴悝是法家名士，四品法家高手，法家除了掌院，還真沒人比他境界高，別說四品了，五品都沒幾個，因為高品士子早就入朝為官了。
因此劉知易根本沒資格與嬴悝鬥氣，他隻能鬥嘴。嬴悝不但是法家高手，而且在贏郡主持辯法，中原八郡各自為政，沿用的是分封製的古法，不像大夏王朝其他地方，大多采用的是郡縣製。古老的分封製，經曆了數千年，早就弊端盡顯，八郡窮蹙，如果不變法，很難繼續跟朝廷抗衡，被朝堂吞並是遲早的事情。
變法勢在必行，可變法也阻力重重，沿用了數千年的製度，不是說改就能改的。所以嬴悝參加科舉，目的絕對不是為了入朝做官，更多是為自己變法造勢。因此他如果來法家挑戰，一定會宣揚變法。否則他來法家，不管勝負都沒有意義。
根據嬴悝一定會宣揚變法這個辯題，劉知易專注於變法內容，寫了許多文案。劉知易分析了自己知道的曆史中，曆朝曆代的變法結果，發現變法成功與否，與主持變法的人能力、操守的關係不是最大。成功實行變法的商鞅，從個人角度來看，並不是什麽好人，十分功利，不擇手段；但商鞅變法成功了，哪怕他本人被五馬分屍而死，他的法製卻被繼承下來，反對者最多弄死他，卻廢不了他的法。名聲好得多，富有士大夫精神的王安石變法卻失敗了，名聲不怎麽好，且不擇手段的張居正也失敗了。
劉知易仔細分析這些變法中的得失之後，寫下了三個預案，一大早就跑去找李啟演練，將這些預案一一打磨圓潤，發揮自如之後，在法家官廚吃了一頓飯。
正午，接到通知，嬴悝到了，就在法家大殿至公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