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可能比現在更快活，那就是說，當一連串糟糕的事情闖入我平靜的生活之後，我才意識到蘇菲和內森曾經(現在也仍然是)是那樣的不和諧，以及蘇菲的恐懼、預感與她那時表現出的幸福感是多麽的不協調。還有更糟的發現。自從一個月前來到耶塔的第一晚開始，我便發現潛伏在內森身上的某種東西，它就像某種看不見的毒汁，使他不時顯露出狂暴不安的一麵。我也逐漸明白，把他們折磨得死去活來的狂亂有著雙重原因，既有來自內森本性的陰暗麵，同時也與蘇菲的過去糾纏不清；這種糾纏可以一直追逐到從奧斯威辛煙囪裏冒出來的恐怖煙霧，那是一種極度的痛苦、彷徨和自我欺騙，一句話，它像惡之霧籠罩著蘇菲……
一天傍晚，大約六點左右，我已在楓苑我們常坐的那張桌旁坐了下來。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看著《紐約郵報》。我正在等蘇菲——她在布萊克斯托克醫生的診所上班(那天她怎麽會在那兒？)——和內森。早上和我喝咖啡時，他告訴我，他將在實驗室度過漫長難熬的一天，晚上七點左右來這兒找我們。
我穿著一件新漿洗過的襯衣，打著領帶，自皮埃爾龐德大街慘敗而歸後第一次西裝革履。我坐在那兒一本正經，渾身僵硬。我發現西裝的領口有一塊萊斯麗留下的口紅印，雖然已有些褪色，但顏色仍然很紅。我用口水努力把它弄得不太顯眼，或至少不會引起我父親的注意。我今天這身打扮就是因為呆會兒我要去賓夕法尼亞車站接他，他今晚將乘火車從弗吉尼亞來這裏。一星期前，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說打算來看我。他此行目的單純而充滿溫情。他說他想我，而且很久沒看見我了(我算了一下，足有九個多月了)。他想麵對麵、眼對眼地重新建立我們相互之間的親情與愛。六月正是他的假期，於是他來了。這是南方特有的習俗，堅不可催，但卻深深地溫暖著我的心，甚至超過了我對他的那種真情實感。
同時我也明白，父親冒險到這大城市來，確實是一次巨大的感情投資，因為他厭惡大城市。他沒有南方人對紐約的與生俱來的憎惡感，而是源於一種原始而自我中心主義的仇恨；不像我的一個來自南卡羅來納更潮濕的沼澤縣的大學同學的父親對它所懷有的十分離奇的憎惡之情。那個鄉下人拒絕紐約是因為一出離奇的情節劇：他正坐在時代廣場的咖啡店裏想著自己的事兒，這時他看見旁邊一把椅子被一個身材高大、嘻皮笑臉、渾身散發著惡臭的黑人男子搶占了(禮貌或粗魯與否沒有關係，關鍵是離他太近了)，他便將酒瓶狠狠砸在了那雜種頭上。他因此被判重罪，在新新監獄服了五年刑。我父親對這座城市沒有那麽多的苛刻和責難，在他的想象中找不到如此可怕的事兒，腦子裏也沒有什麽邪念作祟——他是一個紳士，一個自由意誌者和傑克遜民主黨人。他憎惡紐約隻是因為它有他所謂的“野蠻”，缺乏禮儀，那些值得尊敬的公眾習俗早已土崩瓦解。交通警胡亂指揮著混亂不堪的交通，刺耳的警笛，曼哈頓過夜生活的人們有事無事的高聲喧嘩等，所有這些都刺激著他的神經，使他惡心翻胃，無法控製自己的大腦，無法平靜。我很想見到他，並為他的這次北上長途旅行而感動。為了看看惟一的兒子，他不惜忍受喧嘩、混亂以及大都市野獸般的洶湧人潮的痛苦，來這裏作短暫停留。 我等著蘇菲，有點坐立不安。這時我眼睛一亮，突然被一則消息所吸引。在《紐約郵報》的第三版上有一篇文章，還附著一張十分可怕的照片。文章是有關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州種族迫害者、一個盅惑民心的政客森納托•西多爾•金博爾•比爾伯參議員的。文章說，比爾伯——在戰爭期間及以後的一段時間裏，他的麵孔與聲音一度充斥於媒體——已決定到新奧爾良的奧茲納診所做口腔癌切除手術。這篇報道傳遞出一個信息，那就是比爾伯的時間已所剩無幾。照片上的他看上去像具死屍。這太具有諷刺意味了：“此人”曾招致頭腦正常的人(包括南方在內)的普遍憤慨，因為他肆無忌憚地在公眾場所使用“黑鬼”、“樹狸”和“基迦布”之類的字眼，而現在那個部位極富象征意義地患上了癌症。這個來自鬆樹叢林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惡霸曾把紐約市長拉•加第亞叫做“南歐佬”(注1)，並把一個有猶太血統的國會議員稱為“親愛的猶太佬”；而現在他飽受癌症之苦，那肮髒的下顎和惡毒的舌頭很快就會安靜下來了——還有許多諷刺，《郵報》的挖苦話多得要用大貨車來拉。看完那篇報道後，我長歎一聲，默默想著這老惡魔終於要完蛋了。在所有使現代南方形象受到玷汙的人中，他位列第一；並非因為他是典型的南方政客，而是因為他的長舌和過分的自我表現，使他在那些輕信甚至不太輕信的人的眼中成為南方政治家形象的代表，甚至成為一個南方的榜樣。他與最近殘殺博比•韋德的那群野蠻的匿名者一樣，玷汙了南方的優良傳統以及所有好人的名聲。我又一次自語道：很高興與你道別，你這靈魂邪惡的罪人。
盡管啤酒喝得不多，我仍有點輕微的頭暈。我開始對比爾伯的命運沉思起來。我知道他罪有應得，但另一種情感也打動了我的心；我想也許可以叫遺憾——很輕微，但確實是遺憾。我想這種死法十分糟糕，那種癌一定很恐怖，那些可怕的癌細胞離大腦很近——那些可怕的、細小的象鼻蟲侵蝕到麵頰、額頭、眼窩、下顎，甚至全部口腔，最後猛烈爆發，將舌頭全部腐蝕、吞沒直至爛掉。我打了個冷戰，並不隻是因那個參議員即將遭受的非人痛苦令我產生了說不清的痛苦，而是另外的什麽東西，很遙遠，很抽象，捉摸不定。它使我心煩意亂。我對比爾伯略有了解——就是說，比那些對政治略知一二的普通市民多一些，而且毫無疑問也比《紐約郵報》的記者更多一些。當然我的了解也不算深刻，但即使有些膚淺，也比那些破屋爛房裏印出來的報紙更生動、鮮明，能多方麵反映比爾伯的性格。我知道比爾伯已無可救藥——他的惡名將一直保留到那些癌細胞塞滿他的口腔並使他窒息而死——但通過這個來自狄克西的惡棍的大腦的每一葉瓣，我仍然可以洞察人類的骨肉和形象。
在大學裏——除寫作之外，我真正潛心鑽研的是美國南部史——我曾奮筆疾書，寫了一篇有關人民黨主義的一次政治運動的長論文。那是一次異想天開、中途流產的運動，其中活躍著一批代表陰暗麵的南方煽動家和暴動煽動者。現在想起來，那篇論文幾乎算不上一篇真正見地的論文，但我卻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它為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掙來了一個十分難得的“a”。我參考和援引了萬•伍德沃德對喬治亞的湯姆•華森的精辟論斷，還專門研究了彼特弗德•本、第爾曼、吉姆斯•沃特曼和“棉花愛德”斯密斯以及休伊•朗等民間英雄的事跡，我得出一個結論：民主理想主義和對廣大民眾的最誠摯的關懷等把所有這些人聯係在一起，至少在他們的早期生涯中是如此；與之相伴的是對壟斷資本主義的強烈反對，以及對工商業碩鼠和金融巨鱷的抵製。我從這一結論中進一步推論，這些人最初本是很體麵、講究禮儀甚至耽於幻想的，卻在麵對南方種族的悲劇時被他們自身的致命弱點所擊潰；因為他們每個人最終都或多或少被迫利用了南部貧困白人農民自古以來對黑人的恐懼和仇恨，以服務於已蛻化變質的對權力的鄙劣野心和個人貪欲。
雖然我對比爾伯沒做什麽研究，但還是從考察中附帶了解了一些情況(他在四十年代的那種真實的卑鄙的公眾形象令我大吃一驚)。他也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典型人物，在許多方麵與上述那些人相差無幾：一開始是一位開明紳士，曾作為一位社會公仆為社會福利改革做出了貢獻。這一切也許算不了什麽——與他那張令人作嘔的，足以使最無恥頑固的弗吉尼亞反動派畏縮不前的言論相比——但確實是一種功德。他是泛濫於麥森——迪克森分界線[1]以南地區的可惡教條的最齷齪的鼓吹者，也是最直接最悲慘的受害者。我默想著那個身穿白色西裝，麵容如女巫般憔悴，已被死神折磨得不成樣子的人，沒精打采地經過一棵幾近枯死的棕櫚樹，來到新奧爾良診所。我默默地向他道再見，不無遺憾地出了一口長氣。突然，想著南方，想著比爾伯，我又一次想起博比•韋德，突然被一陣強烈的沮喪情緒所捕獲。天啊，有多久了？我懇求般地凝視著那汙跡斑斑、冷酷無情的枝形吊燈。
這時，我在蘇菲推開酒吧髒兮兮的玻璃前門的一瞬間看見了她，一縷金色的光線恰好照在那張長著迷人顴骨的臉龐的凹處部分，那雙杏仁眼流露出亞洲人常有的倦怠神情。她臉上的其他部分十分協調，還有——或許該說特別是——美妙的、長長的、微微上翹的“波蘭式鼻子”——內森總愛這樣稱呼它。通過一些不經意的舉止——開門，梳頭，向希望公園裏的天鵝扔麵包屑(這與動作、神態有關，如歪頭、揮臂，或臀部的輕輕一擺)——她創造了一連串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美。這是蘇菲獨有的，是的，它讓人喘不過氣來。我這樣說毫無誇張之意，因為此時她站在門口對黯淡的室內眨眼睛的神情也令我震驚得快要暈過去了——在幽幽的光線中，她那亞麻色的頭發沐浴在傍晚金色的餘暉裏——我聽見自己打了一個呃，輕微但卻清晰。我仍然癡迷地愛著她。 “斯汀戈，你穿得一本正經要去哪兒？看看，你穿上了這件‘陰莖’斜紋西裝，看起來真不錯。”她一口氣說完這些話，麵頰緋紅，一邊咯咯笑著，一邊忙著改口。我和她一起說出“印度斜紋”一詞。她一直咯咯地笑個不停，在我身邊坐下，把臉埋在我的肩膀上。“太糟了！”[1]
“你在內森身邊呆得太久了。”我說，和她一起笑了起來。我知道，她那些關於性的詞語都是從內森那兒學來的，有一次聽她說話時我明白了這一點，當時她正在講述克拉科夫的一些清教徒們要把米開朗基羅的大衛雕像的私處用樹葉遮上——她說，他們想“把他的schlong蒙上”。 “英語和依地語裏的髒話比波蘭語的好聽一些。”她發現這一點後對我說，“你知道在波蘭話裏‘入’怎麽說嗎？是pierdolic。它根本無法與英語詞相比。我更喜歡‘操’。”
“我也喜歡說‘操’。”
這樣的對話讓我既慌張又激動(她從內森那裏同時學會了直率，對此我還真不太習慣)，於是我試著改變一下話題。我裝出一付無動於衷的樣子，其實在她麵前我一直心慌意亂，魂不守舍，而且還因為她灑的香水——一種很濃很膩的麝香味。我們第一天去康尼島時，正是那種香味撩起了我的欲望。現在那香味似乎從她的胸口飄出來。我吃驚地發現，她的胸部大部分露在外麵，一個低胸的絲質胸罩在襯衣裏清晰可見。那是個新胸罩，而且我敢說，並不真正適合她。在我認識蘇菲的幾周時間裏，我知道她十分保守，尤其對衣著低調處理(她與內森有著共同的對過時服裝的嗜好，但這是另外一回事)。她總是穿著並不顯眼的衣服，尤其是上裝；我看見過她穿絲綢襯衣、開司米羊毛衣和尼龍泳裝，胸部在衣服下擺動，但從沒有過任何的出格。我隻能從理論上解釋說，這是戰前克拉科夫天主教僵硬刻板的教條的心理延伸。毫無疑問，這對她來說一定是難以擺脫的，所以她必須用這種方法來掩藏自己。再者，退一步講，我想她可能不願向外界暴露過去的苦難是如何肆虐她的身體。她的假牙有時會脫落，她的脖子上還留有皺紋，手臂上的肉仍有些鬆弛下垂。
一天傍晚，大約六點左右，我已在楓苑我們常坐的那張桌旁坐了下來。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看著《紐約郵報》。我正在等蘇菲——她在布萊克斯托克醫生的診所上班(那天她怎麽會在那兒？)——和內森。早上和我喝咖啡時，他告訴我，他將在實驗室度過漫長難熬的一天，晚上七點左右來這兒找我們。
我穿著一件新漿洗過的襯衣，打著領帶，自皮埃爾龐德大街慘敗而歸後第一次西裝革履。我坐在那兒一本正經，渾身僵硬。我發現西裝的領口有一塊萊斯麗留下的口紅印，雖然已有些褪色，但顏色仍然很紅。我用口水努力把它弄得不太顯眼，或至少不會引起我父親的注意。我今天這身打扮就是因為呆會兒我要去賓夕法尼亞車站接他，他今晚將乘火車從弗吉尼亞來這裏。一星期前，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說打算來看我。他此行目的單純而充滿溫情。他說他想我，而且很久沒看見我了(我算了一下，足有九個多月了)。他想麵對麵、眼對眼地重新建立我們相互之間的親情與愛。六月正是他的假期，於是他來了。這是南方特有的習俗，堅不可催，但卻深深地溫暖著我的心，甚至超過了我對他的那種真情實感。
同時我也明白，父親冒險到這大城市來，確實是一次巨大的感情投資，因為他厭惡大城市。他沒有南方人對紐約的與生俱來的憎惡感，而是源於一種原始而自我中心主義的仇恨；不像我的一個來自南卡羅來納更潮濕的沼澤縣的大學同學的父親對它所懷有的十分離奇的憎惡之情。那個鄉下人拒絕紐約是因為一出離奇的情節劇：他正坐在時代廣場的咖啡店裏想著自己的事兒，這時他看見旁邊一把椅子被一個身材高大、嘻皮笑臉、渾身散發著惡臭的黑人男子搶占了(禮貌或粗魯與否沒有關係，關鍵是離他太近了)，他便將酒瓶狠狠砸在了那雜種頭上。他因此被判重罪，在新新監獄服了五年刑。我父親對這座城市沒有那麽多的苛刻和責難，在他的想象中找不到如此可怕的事兒，腦子裏也沒有什麽邪念作祟——他是一個紳士，一個自由意誌者和傑克遜民主黨人。他憎惡紐約隻是因為它有他所謂的“野蠻”，缺乏禮儀，那些值得尊敬的公眾習俗早已土崩瓦解。交通警胡亂指揮著混亂不堪的交通，刺耳的警笛，曼哈頓過夜生活的人們有事無事的高聲喧嘩等，所有這些都刺激著他的神經，使他惡心翻胃，無法控製自己的大腦，無法平靜。我很想見到他，並為他的這次北上長途旅行而感動。為了看看惟一的兒子，他不惜忍受喧嘩、混亂以及大都市野獸般的洶湧人潮的痛苦，來這裏作短暫停留。 我等著蘇菲，有點坐立不安。這時我眼睛一亮，突然被一則消息所吸引。在《紐約郵報》的第三版上有一篇文章，還附著一張十分可怕的照片。文章是有關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州種族迫害者、一個盅惑民心的政客森納托•西多爾•金博爾•比爾伯參議員的。文章說，比爾伯——在戰爭期間及以後的一段時間裏，他的麵孔與聲音一度充斥於媒體——已決定到新奧爾良的奧茲納診所做口腔癌切除手術。這篇報道傳遞出一個信息，那就是比爾伯的時間已所剩無幾。照片上的他看上去像具死屍。這太具有諷刺意味了：“此人”曾招致頭腦正常的人(包括南方在內)的普遍憤慨，因為他肆無忌憚地在公眾場所使用“黑鬼”、“樹狸”和“基迦布”之類的字眼，而現在那個部位極富象征意義地患上了癌症。這個來自鬆樹叢林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惡霸曾把紐約市長拉•加第亞叫做“南歐佬”(注1)，並把一個有猶太血統的國會議員稱為“親愛的猶太佬”；而現在他飽受癌症之苦，那肮髒的下顎和惡毒的舌頭很快就會安靜下來了——還有許多諷刺，《郵報》的挖苦話多得要用大貨車來拉。看完那篇報道後，我長歎一聲，默默想著這老惡魔終於要完蛋了。在所有使現代南方形象受到玷汙的人中，他位列第一；並非因為他是典型的南方政客，而是因為他的長舌和過分的自我表現，使他在那些輕信甚至不太輕信的人的眼中成為南方政治家形象的代表，甚至成為一個南方的榜樣。他與最近殘殺博比•韋德的那群野蠻的匿名者一樣，玷汙了南方的優良傳統以及所有好人的名聲。我又一次自語道：很高興與你道別，你這靈魂邪惡的罪人。
盡管啤酒喝得不多，我仍有點輕微的頭暈。我開始對比爾伯的命運沉思起來。我知道他罪有應得，但另一種情感也打動了我的心；我想也許可以叫遺憾——很輕微，但確實是遺憾。我想這種死法十分糟糕，那種癌一定很恐怖，那些可怕的癌細胞離大腦很近——那些可怕的、細小的象鼻蟲侵蝕到麵頰、額頭、眼窩、下顎，甚至全部口腔，最後猛烈爆發，將舌頭全部腐蝕、吞沒直至爛掉。我打了個冷戰，並不隻是因那個參議員即將遭受的非人痛苦令我產生了說不清的痛苦，而是另外的什麽東西，很遙遠，很抽象，捉摸不定。它使我心煩意亂。我對比爾伯略有了解——就是說，比那些對政治略知一二的普通市民多一些，而且毫無疑問也比《紐約郵報》的記者更多一些。當然我的了解也不算深刻，但即使有些膚淺，也比那些破屋爛房裏印出來的報紙更生動、鮮明，能多方麵反映比爾伯的性格。我知道比爾伯已無可救藥——他的惡名將一直保留到那些癌細胞塞滿他的口腔並使他窒息而死——但通過這個來自狄克西的惡棍的大腦的每一葉瓣，我仍然可以洞察人類的骨肉和形象。
在大學裏——除寫作之外，我真正潛心鑽研的是美國南部史——我曾奮筆疾書，寫了一篇有關人民黨主義的一次政治運動的長論文。那是一次異想天開、中途流產的運動，其中活躍著一批代表陰暗麵的南方煽動家和暴動煽動者。現在想起來，那篇論文幾乎算不上一篇真正見地的論文，但我卻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它為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掙來了一個十分難得的“a”。我參考和援引了萬•伍德沃德對喬治亞的湯姆•華森的精辟論斷，還專門研究了彼特弗德•本、第爾曼、吉姆斯•沃特曼和“棉花愛德”斯密斯以及休伊•朗等民間英雄的事跡，我得出一個結論：民主理想主義和對廣大民眾的最誠摯的關懷等把所有這些人聯係在一起，至少在他們的早期生涯中是如此；與之相伴的是對壟斷資本主義的強烈反對，以及對工商業碩鼠和金融巨鱷的抵製。我從這一結論中進一步推論，這些人最初本是很體麵、講究禮儀甚至耽於幻想的，卻在麵對南方種族的悲劇時被他們自身的致命弱點所擊潰；因為他們每個人最終都或多或少被迫利用了南部貧困白人農民自古以來對黑人的恐懼和仇恨，以服務於已蛻化變質的對權力的鄙劣野心和個人貪欲。
雖然我對比爾伯沒做什麽研究，但還是從考察中附帶了解了一些情況(他在四十年代的那種真實的卑鄙的公眾形象令我大吃一驚)。他也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典型人物，在許多方麵與上述那些人相差無幾：一開始是一位開明紳士，曾作為一位社會公仆為社會福利改革做出了貢獻。這一切也許算不了什麽——與他那張令人作嘔的，足以使最無恥頑固的弗吉尼亞反動派畏縮不前的言論相比——但確實是一種功德。他是泛濫於麥森——迪克森分界線[1]以南地區的可惡教條的最齷齪的鼓吹者，也是最直接最悲慘的受害者。我默想著那個身穿白色西裝，麵容如女巫般憔悴，已被死神折磨得不成樣子的人，沒精打采地經過一棵幾近枯死的棕櫚樹，來到新奧爾良診所。我默默地向他道再見，不無遺憾地出了一口長氣。突然，想著南方，想著比爾伯，我又一次想起博比•韋德，突然被一陣強烈的沮喪情緒所捕獲。天啊，有多久了？我懇求般地凝視著那汙跡斑斑、冷酷無情的枝形吊燈。
這時，我在蘇菲推開酒吧髒兮兮的玻璃前門的一瞬間看見了她，一縷金色的光線恰好照在那張長著迷人顴骨的臉龐的凹處部分，那雙杏仁眼流露出亞洲人常有的倦怠神情。她臉上的其他部分十分協調，還有——或許該說特別是——美妙的、長長的、微微上翹的“波蘭式鼻子”——內森總愛這樣稱呼它。通過一些不經意的舉止——開門，梳頭，向希望公園裏的天鵝扔麵包屑(這與動作、神態有關，如歪頭、揮臂，或臀部的輕輕一擺)——她創造了一連串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美。這是蘇菲獨有的，是的，它讓人喘不過氣來。我這樣說毫無誇張之意，因為此時她站在門口對黯淡的室內眨眼睛的神情也令我震驚得快要暈過去了——在幽幽的光線中，她那亞麻色的頭發沐浴在傍晚金色的餘暉裏——我聽見自己打了一個呃，輕微但卻清晰。我仍然癡迷地愛著她。 “斯汀戈，你穿得一本正經要去哪兒？看看，你穿上了這件‘陰莖’斜紋西裝，看起來真不錯。”她一口氣說完這些話，麵頰緋紅，一邊咯咯笑著，一邊忙著改口。我和她一起說出“印度斜紋”一詞。她一直咯咯地笑個不停，在我身邊坐下，把臉埋在我的肩膀上。“太糟了！”[1]
“你在內森身邊呆得太久了。”我說，和她一起笑了起來。我知道，她那些關於性的詞語都是從內森那兒學來的，有一次聽她說話時我明白了這一點，當時她正在講述克拉科夫的一些清教徒們要把米開朗基羅的大衛雕像的私處用樹葉遮上——她說，他們想“把他的schlong蒙上”。 “英語和依地語裏的髒話比波蘭語的好聽一些。”她發現這一點後對我說，“你知道在波蘭話裏‘入’怎麽說嗎？是pierdolic。它根本無法與英語詞相比。我更喜歡‘操’。”
“我也喜歡說‘操’。”
這樣的對話讓我既慌張又激動(她從內森那裏同時學會了直率，對此我還真不太習慣)，於是我試著改變一下話題。我裝出一付無動於衷的樣子，其實在她麵前我一直心慌意亂，魂不守舍，而且還因為她灑的香水——一種很濃很膩的麝香味。我們第一天去康尼島時，正是那種香味撩起了我的欲望。現在那香味似乎從她的胸口飄出來。我吃驚地發現，她的胸部大部分露在外麵，一個低胸的絲質胸罩在襯衣裏清晰可見。那是個新胸罩，而且我敢說，並不真正適合她。在我認識蘇菲的幾周時間裏，我知道她十分保守，尤其對衣著低調處理(她與內森有著共同的對過時服裝的嗜好，但這是另外一回事)。她總是穿著並不顯眼的衣服，尤其是上裝；我看見過她穿絲綢襯衣、開司米羊毛衣和尼龍泳裝，胸部在衣服下擺動，但從沒有過任何的出格。我隻能從理論上解釋說，這是戰前克拉科夫天主教僵硬刻板的教條的心理延伸。毫無疑問，這對她來說一定是難以擺脫的，所以她必須用這種方法來掩藏自己。再者，退一步講，我想她可能不願向外界暴露過去的苦難是如何肆虐她的身體。她的假牙有時會脫落，她的脖子上還留有皺紋，手臂上的肉仍有些鬆弛下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