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內特·安·紐哈斯是洛萊塔和艾爾·紐哈斯的女兒，1955年4月22日出生在佛羅裏達州邁阿密市。
她是撒紙追蹤遊戲農場的總裁和擁有人，撒紙追蹤遊戲農場在弗吉尼亞州米德爾伯格，是一個提供馴馬、騎馬訓練和寄宿服務的馬場，她以前在洛杉磯的保爾-赫斯丁斯-簡諾夫斯基-沃爾克事務所當過見習律師。
她有佛羅裏達大學英語和政治科學學士學位，還有範得比爾特大學的法學學士學位。
她嫁給了約瑟夫·克奇，出生於瑞士蘇黎世。
簡·紐哈斯發的成績單
“你父親當真是一個婊子養的嗎？”
自從這本書將要出版的消息傳開以後，我的很多朋友就不斷地向我提出這個問題了。
多年以來，人們一直都想知道，有艾爾·紐哈斯這麽一個人當父親是什麽樣的感覺。但是，人們對他產生好奇心，主要還是因為他是加內特公司的主席和《今日美國》的創始人。這一點談起來就比較容易了。
困難得多的一個問題是，我老爸到底是不是一個婊子養的。自我小時候起，艾爾總是對我說：“如果有疑問，那就講真話。”
因此就有如下的結論：是的，他有時候是個婊子養的。但是，隻是在他需要當這麽一個人的時候，他才是一個婊子養的。他也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有話直說的人，堅定而公正。他有愛心，他支持別人。
作為我在弗吉尼亞米德爾伯格馬場的業務合夥人，他態度十分強硬，他並不接受任何借口。但是，現在，我從他那裏學到了一些經營方麵的事情，我為某些人感到難過，他們隻是想拿著哈佛或沃頓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出來混事。
作為媒體大鱷，他為人十分慷慨。我很喜歡坐他的豪華轎車，坐他公司的噴汽式飛機，跟他一起參加與公司總裁們的會議。作為父親，在我需要的時候他總會到場。
我對父親的回憶，最早可以想到我們在邁阿密生活的那段時期，當時我快有6歲了。他在《邁阿密論壇報》當記者，根據大多數標準，他都是一位普通的父親。我們沒有多少錢，但我並不知情。
發工資的日子，他經常會帶些好吃的東西回家，有時候在周末，我們一家人會“出門吃飯”，通常是去白色城堡。我哥哥有一艘機器人登陸艇，我有一個饒舌婦卡茜玩具。
有時候，他周末也在家裏幹活，因此有很多時間跟我們一起玩。但是，哪怕我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每一次經驗也都是人生的一個教訓。
他教我們騎自行車，那種方式相當清晰地說明他教育我們度過人生的方式。跟大多數孩子一樣，我們先從訓練踏空輪開始。但是，在我們掌握技巧之前，他就把我們從空輪上抱下來，直接送到自行車上去，推我們一把就上路了。
這個方法有其不利的地方。1960年聖誕節剛過完，我們一家就搬到了底特律，當時，我隻有6歲，一家人住在一個住宅新區裏，中間有一個公園把我們與內城的貧民窟分開。父親常常將我推到自行車上，讓我順著公園騎，等我騎回到出發點的時候，他一把捉住自行車才能停下。
有一回，我騎在半路的時候，被一夥小青年攔住了，他們擋住了我前麵的去路。我朝他們撞去，當然，他們沒有扶住我。我重重地摔在地上，爬起來跨過公園朝父親那邊跑去。此後，他教我如何自己想辦法停車。
8歲就教我如何虛張聲勢
遊戲是我們一家人相聚的方式之一。我8歲就開始玩撲克，父親教我如何盡力虛張聲勢。
艾爾設的賭注很公平，他規定我們隻能用便士玩，並且宣布任何人輸的錢不得超過50美分，這當然就意味著誰也不能贏到多於1.5美元的錢。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真正的刺激不是贏錢，而是如何勝過對方的智力。難的是如何虛張聲勢，如何看對手的臉色。也許更重要的是，我因此明白了該收手的時候就要收手，要等待下次機會來臨。
他教我們如何在壟斷者遊戲中做交易。我很快就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全部戰略，因此不容許任何東西阻止我達成交易，去收購木板人行道和停車場。我父親利用了這個方法，他會把所有的小地產買下來。每次輪到他的時候，他都會用自己的東西跟別人達成一個交易，與誰達成什麽樣的交易他並不關心。猜猜誰贏了？我最後會拿到木板人行道和停車場，這裏有很大的抵押，而我父親卻擁有了其他所有的地方，他在加內特公司就是這麽幹的。
在我們家裏，講求紀律是很認真的事情。有整整一套規則是我們大家都必須要遵守的，如果照辦，我們會得表揚，否則我們會受罰。
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懲罰的形式是打屁股。他從來都不會當場打我們或教訓我們。如果我們破壞了規則，他會讓我們回到房間去等待判刑。他會單獨到我們的房間去，冷靜而理性地分析情形。
他會相當清晰地說明我們在哪個地方做錯了，我們為什麽會受懲罰。我們事先會得到被打的次數，如果一個被打的次數超過另一個，通常是我哥哥挨打的次數多，他也會事先說明為什麽。
等我們長大一些之後，懲罰就變成了對我們活動的限製。我哥哥變成一個優秀學生，從來不做任何錯事。我玩得多些，但從來不做任何我自己認為是錯誤的事情。
我們家裏單辟了一個房間，我們稱為狼窩。我父親要在裏麵工作，我們家的會議也是在那裏麵開的，一般家裏的大事都要在裏麵商量。
我的限製主要跟我的學習成績有關。他會限製我打電話的權利，目的是想讓我有更多時間看書。這樣的限製總是以書麵形式發出的。我覺得那就是我骨子裏產生當律師念頭的根源了。
我現在還保留著一張協議，是我讀高中的時候他下的書麵通知，因為我有一個學期的成績不如人意。那張協議的內容包括：
如果出現介乎兩者之間的情況，權利和限製也許會增大或減小，這要看你在與家人的總體態度上的情況。
之所以要采取這樣的限製措施，目的是希望它們能夠讓你在娛樂、努力和成就上達成合適的平衡，這樣一來，你將來也許就可以得到無限製的特權。
那張協議上有我母親和父親兩個人的簽名，他還特別留下一個地方供我簽字，那個簽字行前麵有一句：“我明白。”除了簽字以外，我並沒有其他選擇，但是我加上了一句話：“但我並不同意。”讓人奇怪的是，他竟然就讓我加上了那句話。
與一個陌生人共有一個父親
我17歲那年，父母離婚了。有一天，艾爾對我說，他和我母親希望跟我一起開一個家庭會議。我費力思考，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錯誤又被他們發現了。
他建議我們就在客廳裏開會，而不去他們的“狼窩”，我真是一下子不知所措了。我以為他會告訴我說某人死了。
他對我說話的時候，眼裏含著淚水，談了很多，說我們彼此對大家如何重要，說這一點永遠也不會改變。我母親沒有說多少話，我假定那是她的主意，當然不是她的主意。
我父母想盡了辦法，確保我能夠在離婚的事情上盡可能少受打擊。沒有打鬥的情形，也沒有看得見的埋怨。我父親經常還過來一起吃晚餐，過節的時候也會來。
艾爾開始跟羅裏·威爾遜約會的時候，事情就比較麻煩了。她並不努力裝出是我們的母親的樣子，但她很樂意保護我父親。這就難辦了，他最早是屬於我們的。
他告訴我說他們準備結婚時，盡量是輕描淡寫的樣子，說隻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儀式，說如果我有時間來參加的話，那他一定會很樂意。我覺得我去不去對他並不重要，因此決定不去參加。走運的是，我母親倒是動員我去了。
他們的婚姻沒有維持多久，但是，在這段時期，我覺得羅裏和我之間的關係還不錯。有一天，她的女兒基姆告訴我，說羅裏曾經講過這樣的話，“簡有可能在一條黑暗胡同裏拿刀割掉人家的睾丸，之後想都不想此事。”此後，我與羅裏在一起就很不自然了。
他們離婚以後，艾爾宣布他再也不結婚了。他看起來對這個決定很是滿意。我覺得他應該讓自己有選擇的餘地，他在別的所有事情上都是這麽對我們講的。
我讀高中的時候，經常喜歡帶朋友到家裏玩，父親總記得跟他們打個招呼。他會大踏步走進房間，伸出手來說：“大家好，我是艾爾·紐哈斯。”大部分男孩子都會咕噥咕噥一些“您好”的話，手卻插在口袋裏不肯拿出來，而姑娘們則隻會嘰嘰傻笑，之後他會試著跟大家閑聊一番。我總是感到十分難堪，但是，他願意跟我的朋友們打個招呼倒使我十分感激。
盡管我約會的大部分男孩子都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婿形象，但他從來都不批評他們。我上大學的時候跟佛羅裏達普朗特城來的一個人約會。他的朋友們都稱他是“砂子”，他有一頭長發，還有山羊胡子。他玩福斯球（相當於現在的遊戲廳遊戲），還穿格子花呢化纖西服和綠色的高跟鞋。艾爾從來都記不住他的名字，隻稱他是“速可達摩托車”。
但是，我父親對他不錯。他說他覺得“速可達”是個不錯的小夥子，他總是想辦法在任何人際關係中發現好的一麵。
這可並不是說他就沒有一點保護人的意思。他隻是很小心地處理事情，不想引起摩擦。當父親第一次跟我現在的丈夫約瑟夫見麵時，我們正在歐洲旅行。約瑟夫高個子，長得很帥，金發碧眼，是藍眼睛瑞士人。他是騎馬教練，他是在洛杉磯偷走我的心的。
我在巴黎離開父親，到蘇黎世去見約瑟夫，而且打算如果事情順利的話，準備帶他回巴黎去。父親說得很明白，說我應該給自己留下選擇的餘地，如果事情不順利，我應該很輕鬆地一個人回到巴黎。事實上，他說，我應該記住，巴黎隻是很短的一個回程，如果不想在那邊過夜，我根本就沒有必要在那裏過夜，說他會理解的。
他很關心我，這使我十分感激。我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但是父親還在一旁指導我，照顧我，如果不慎跌倒，他隨時準備伸手搭救，幫我拍拍灰重新站起來，想到這些，那是讓人十分安慰的事情。
約瑟夫真的跟我回了巴黎，父親又是平時那種迷人的樣子，他用自己結結巴巴的德語跟約瑟夫談話。他甚至問我，是否想把喬治五世賓館的房間換一下，這樣一來，兩張單人床就可以換成一張雙人床。
這是我父親典型的做法。盡管他明顯看出那是個瑞士的花花公子，看見我跟這樣一個人陷得那麽深而有些疑心，但是，他總想讓我明白，我有絕對的自由，我自己想讓兩個人的關係往哪裏發展都行。就如同將我扶上自行車，讓我自己一個人圍著公園轉圈。隻是到現在，我才明白一切都應該是由自己來踩刹車板。
借口並不重要
艾爾是我業務上的夥伴，跟他學到的東西是我在教室裏呆上100年也學不到的。他凡事計劃周密，可是他耐心又不夠。他總是停不下來，總是想朝前奔。
他態度強硬，有時候不近人情。他說，這就是人生的現實。他一般來說還算是公平的，而且總是對的。他從來不讓你給予少於100%的東西，他也不接受借口。他覺得，如果經受過像他在《南達體育報》上承受過的失敗，那麽，人人都應該過上好生活。
他所應用的經濟學背後的理論是非常簡單的。你需要有足夠多的錢才能支付租金，而且還必須留有準備金。但實踐這種理論卻不容易，你永遠不能把任何東西留給機會，永遠也不能退而求其次，也不能靠省錢過上好生活。最重要的是，你永遠也不能讓律師告訴你如何管理自己的業務。
我仍然生動地記得，有這麽一天，就在我們在農場上準備盛大開場儀式的前不久，我們路牌已經送到，並在米德爾伯格東邊的50號公路邊上的農場前豎起來了，是用手塗的油漆，非常漂亮，而且顯示出我們的撒紙追蹤遊戲公司的名稱和徽標。我已經小心地確保牌子的尺寸要符合當地的城市規劃要求。
那天，父親到了農場，我跑出去，滿懷熱情地聽他對那塊牌子的意見。他並沒有注意到，他說。我們沿著車道開過去，這樣就可以讓他看見牌子。他隻是站在牌子跟前，什麽話都沒有說。我知道自己得到的答案不是什麽好聽的話，但是，我還是繼續問他，到底對牌子有什麽看法。
“這他媽的真是一場災難。根本就不起作用。如果你不在兩天內把牌子換掉，那你們的開場儀式最好就不要搞了，因為沒有人會注意到你們在這裏，而且你們的生意永遠也火不起來。”我仍然沒有聽明白，我問為什麽。“太他媽小了。誰都看不見。”怪不得他開進來的時候假裝沒有看見。
我耐心地對他解釋，說標誌牌不能太大，否則就會違犯城市規劃。那是一個大錯，我聽過“你不能讓愚蠢的律師幫助你管理企業”的課程，“如果你們請的愚蠢律師想不出什麽辦法來弄更大的標誌牌，那你們需要一名新律師。”
我一下子哭起來，他口氣軟一點了，告訴我說，不能拿他的話全往心裏裝。如果有辦法，一定要把牌子換掉，如果沒有辦法，那就承受一點損失，汲取一點犯錯誤的教訓。那個牌子還是原來的樣子。
直到今天，每當我們談起公眾對撒紙追蹤遊戲農場的強烈反應，他總是會大笑起來，說：“如果你們做更大一些的牌子，想像一下吧，你們的客戶可能會多得多。”我現在也可以對此付之一笑了。
父親總是全力支持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任何選擇，他從來不給我施加壓力，非得這樣或那樣走。我告訴他說，不想在洛杉磯舒舒服服地幹公司律師的活了，我想去弄馬場的事情，他眉毛都不曾眨一下。
我想去做的事情對他並沒有那麽重要，他關心的是我是否做得幸福愉快，100%地追求，但要給自己留下餘地，以便將來還可以走別的路。
在我長大的過程中，我明白了他一直對我有信心，知道我會在生活裏有所成就。背後有艾爾·紐哈斯這麽一個人支持是多麽讓人鼓舞的一件事情啊，但並不總是輕鬆的。他有很高的要求，他讓我總是對自己提出最高的要求。他差不多就要讓我相信，自己是能夠達到這樣的高要求的。
父愛留言
我父親很迷信把一些話寫在紙上，多年以來，他給我留上了大量的字條。我有一張字條保留著，是我14歲的時候他寫給我的。當我需要一點鼓勵的時候，經常會拿出來讀一讀。這張字條總是會讓我哭起來。我願意跟大家分享這字條的一部分內容：
我因為多重原因而喜歡你，讚美你。你很聰明、心地好、喜歡幫助人，而且長得也漂亮，對生活總是充滿激情。你已經做的一切都讓我感到自豪，你將來準備做的很多事情也會讓我自豪……有朝一日，你一定會成為傑出的女性。你有真才實學，有能力完成對你和你的親朋好友來說很重要的一切事情……你很走運，因為在你生活的時代，姑娘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能夠實現自己想要成就的夢想。我永遠都會為你所做的事情和將來要完成的事業鼓掌，無論是親自到場還是在精神上鼓勵你……
艾爾·紐哈斯是什麽樣的人，他成就了什麽樣的事業，我都會為他鼓掌，無論是親自到場還是在精神上支持他。他是一名新聞工作者，一位公司高層管理人員，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父親。
她是撒紙追蹤遊戲農場的總裁和擁有人，撒紙追蹤遊戲農場在弗吉尼亞州米德爾伯格，是一個提供馴馬、騎馬訓練和寄宿服務的馬場，她以前在洛杉磯的保爾-赫斯丁斯-簡諾夫斯基-沃爾克事務所當過見習律師。
她有佛羅裏達大學英語和政治科學學士學位，還有範得比爾特大學的法學學士學位。
她嫁給了約瑟夫·克奇，出生於瑞士蘇黎世。
簡·紐哈斯發的成績單
“你父親當真是一個婊子養的嗎？”
自從這本書將要出版的消息傳開以後，我的很多朋友就不斷地向我提出這個問題了。
多年以來，人們一直都想知道，有艾爾·紐哈斯這麽一個人當父親是什麽樣的感覺。但是，人們對他產生好奇心，主要還是因為他是加內特公司的主席和《今日美國》的創始人。這一點談起來就比較容易了。
困難得多的一個問題是，我老爸到底是不是一個婊子養的。自我小時候起，艾爾總是對我說：“如果有疑問，那就講真話。”
因此就有如下的結論：是的，他有時候是個婊子養的。但是，隻是在他需要當這麽一個人的時候，他才是一個婊子養的。他也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有話直說的人，堅定而公正。他有愛心，他支持別人。
作為我在弗吉尼亞米德爾伯格馬場的業務合夥人，他態度十分強硬，他並不接受任何借口。但是，現在，我從他那裏學到了一些經營方麵的事情，我為某些人感到難過，他們隻是想拿著哈佛或沃頓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出來混事。
作為媒體大鱷，他為人十分慷慨。我很喜歡坐他的豪華轎車，坐他公司的噴汽式飛機，跟他一起參加與公司總裁們的會議。作為父親，在我需要的時候他總會到場。
我對父親的回憶，最早可以想到我們在邁阿密生活的那段時期，當時我快有6歲了。他在《邁阿密論壇報》當記者，根據大多數標準，他都是一位普通的父親。我們沒有多少錢，但我並不知情。
發工資的日子，他經常會帶些好吃的東西回家，有時候在周末，我們一家人會“出門吃飯”，通常是去白色城堡。我哥哥有一艘機器人登陸艇，我有一個饒舌婦卡茜玩具。
有時候，他周末也在家裏幹活，因此有很多時間跟我們一起玩。但是，哪怕我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每一次經驗也都是人生的一個教訓。
他教我們騎自行車，那種方式相當清晰地說明他教育我們度過人生的方式。跟大多數孩子一樣，我們先從訓練踏空輪開始。但是，在我們掌握技巧之前，他就把我們從空輪上抱下來，直接送到自行車上去，推我們一把就上路了。
這個方法有其不利的地方。1960年聖誕節剛過完，我們一家就搬到了底特律，當時，我隻有6歲，一家人住在一個住宅新區裏，中間有一個公園把我們與內城的貧民窟分開。父親常常將我推到自行車上，讓我順著公園騎，等我騎回到出發點的時候，他一把捉住自行車才能停下。
有一回，我騎在半路的時候，被一夥小青年攔住了，他們擋住了我前麵的去路。我朝他們撞去，當然，他們沒有扶住我。我重重地摔在地上，爬起來跨過公園朝父親那邊跑去。此後，他教我如何自己想辦法停車。
8歲就教我如何虛張聲勢
遊戲是我們一家人相聚的方式之一。我8歲就開始玩撲克，父親教我如何盡力虛張聲勢。
艾爾設的賭注很公平，他規定我們隻能用便士玩，並且宣布任何人輸的錢不得超過50美分，這當然就意味著誰也不能贏到多於1.5美元的錢。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真正的刺激不是贏錢，而是如何勝過對方的智力。難的是如何虛張聲勢，如何看對手的臉色。也許更重要的是，我因此明白了該收手的時候就要收手，要等待下次機會來臨。
他教我們如何在壟斷者遊戲中做交易。我很快就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全部戰略，因此不容許任何東西阻止我達成交易，去收購木板人行道和停車場。我父親利用了這個方法，他會把所有的小地產買下來。每次輪到他的時候，他都會用自己的東西跟別人達成一個交易，與誰達成什麽樣的交易他並不關心。猜猜誰贏了？我最後會拿到木板人行道和停車場，這裏有很大的抵押，而我父親卻擁有了其他所有的地方，他在加內特公司就是這麽幹的。
在我們家裏，講求紀律是很認真的事情。有整整一套規則是我們大家都必須要遵守的，如果照辦，我們會得表揚，否則我們會受罰。
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懲罰的形式是打屁股。他從來都不會當場打我們或教訓我們。如果我們破壞了規則，他會讓我們回到房間去等待判刑。他會單獨到我們的房間去，冷靜而理性地分析情形。
他會相當清晰地說明我們在哪個地方做錯了，我們為什麽會受懲罰。我們事先會得到被打的次數，如果一個被打的次數超過另一個，通常是我哥哥挨打的次數多，他也會事先說明為什麽。
等我們長大一些之後，懲罰就變成了對我們活動的限製。我哥哥變成一個優秀學生，從來不做任何錯事。我玩得多些，但從來不做任何我自己認為是錯誤的事情。
我們家裏單辟了一個房間，我們稱為狼窩。我父親要在裏麵工作，我們家的會議也是在那裏麵開的，一般家裏的大事都要在裏麵商量。
我的限製主要跟我的學習成績有關。他會限製我打電話的權利，目的是想讓我有更多時間看書。這樣的限製總是以書麵形式發出的。我覺得那就是我骨子裏產生當律師念頭的根源了。
我現在還保留著一張協議，是我讀高中的時候他下的書麵通知，因為我有一個學期的成績不如人意。那張協議的內容包括：
如果出現介乎兩者之間的情況，權利和限製也許會增大或減小，這要看你在與家人的總體態度上的情況。
之所以要采取這樣的限製措施，目的是希望它們能夠讓你在娛樂、努力和成就上達成合適的平衡，這樣一來，你將來也許就可以得到無限製的特權。
那張協議上有我母親和父親兩個人的簽名，他還特別留下一個地方供我簽字，那個簽字行前麵有一句：“我明白。”除了簽字以外，我並沒有其他選擇，但是我加上了一句話：“但我並不同意。”讓人奇怪的是，他竟然就讓我加上了那句話。
與一個陌生人共有一個父親
我17歲那年，父母離婚了。有一天，艾爾對我說，他和我母親希望跟我一起開一個家庭會議。我費力思考，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錯誤又被他們發現了。
他建議我們就在客廳裏開會，而不去他們的“狼窩”，我真是一下子不知所措了。我以為他會告訴我說某人死了。
他對我說話的時候，眼裏含著淚水，談了很多，說我們彼此對大家如何重要，說這一點永遠也不會改變。我母親沒有說多少話，我假定那是她的主意，當然不是她的主意。
我父母想盡了辦法，確保我能夠在離婚的事情上盡可能少受打擊。沒有打鬥的情形，也沒有看得見的埋怨。我父親經常還過來一起吃晚餐，過節的時候也會來。
艾爾開始跟羅裏·威爾遜約會的時候，事情就比較麻煩了。她並不努力裝出是我們的母親的樣子，但她很樂意保護我父親。這就難辦了，他最早是屬於我們的。
他告訴我說他們準備結婚時，盡量是輕描淡寫的樣子，說隻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儀式，說如果我有時間來參加的話，那他一定會很樂意。我覺得我去不去對他並不重要，因此決定不去參加。走運的是，我母親倒是動員我去了。
他們的婚姻沒有維持多久，但是，在這段時期，我覺得羅裏和我之間的關係還不錯。有一天，她的女兒基姆告訴我，說羅裏曾經講過這樣的話，“簡有可能在一條黑暗胡同裏拿刀割掉人家的睾丸，之後想都不想此事。”此後，我與羅裏在一起就很不自然了。
他們離婚以後，艾爾宣布他再也不結婚了。他看起來對這個決定很是滿意。我覺得他應該讓自己有選擇的餘地，他在別的所有事情上都是這麽對我們講的。
我讀高中的時候，經常喜歡帶朋友到家裏玩，父親總記得跟他們打個招呼。他會大踏步走進房間，伸出手來說：“大家好，我是艾爾·紐哈斯。”大部分男孩子都會咕噥咕噥一些“您好”的話，手卻插在口袋裏不肯拿出來，而姑娘們則隻會嘰嘰傻笑，之後他會試著跟大家閑聊一番。我總是感到十分難堪，但是，他願意跟我的朋友們打個招呼倒使我十分感激。
盡管我約會的大部分男孩子都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婿形象，但他從來都不批評他們。我上大學的時候跟佛羅裏達普朗特城來的一個人約會。他的朋友們都稱他是“砂子”，他有一頭長發，還有山羊胡子。他玩福斯球（相當於現在的遊戲廳遊戲），還穿格子花呢化纖西服和綠色的高跟鞋。艾爾從來都記不住他的名字，隻稱他是“速可達摩托車”。
但是，我父親對他不錯。他說他覺得“速可達”是個不錯的小夥子，他總是想辦法在任何人際關係中發現好的一麵。
這可並不是說他就沒有一點保護人的意思。他隻是很小心地處理事情，不想引起摩擦。當父親第一次跟我現在的丈夫約瑟夫見麵時，我們正在歐洲旅行。約瑟夫高個子，長得很帥，金發碧眼，是藍眼睛瑞士人。他是騎馬教練，他是在洛杉磯偷走我的心的。
我在巴黎離開父親，到蘇黎世去見約瑟夫，而且打算如果事情順利的話，準備帶他回巴黎去。父親說得很明白，說我應該給自己留下選擇的餘地，如果事情不順利，我應該很輕鬆地一個人回到巴黎。事實上，他說，我應該記住，巴黎隻是很短的一個回程，如果不想在那邊過夜，我根本就沒有必要在那裏過夜，說他會理解的。
他很關心我，這使我十分感激。我已經是一個成年人了，但是父親還在一旁指導我，照顧我，如果不慎跌倒，他隨時準備伸手搭救，幫我拍拍灰重新站起來，想到這些，那是讓人十分安慰的事情。
約瑟夫真的跟我回了巴黎，父親又是平時那種迷人的樣子，他用自己結結巴巴的德語跟約瑟夫談話。他甚至問我，是否想把喬治五世賓館的房間換一下，這樣一來，兩張單人床就可以換成一張雙人床。
這是我父親典型的做法。盡管他明顯看出那是個瑞士的花花公子，看見我跟這樣一個人陷得那麽深而有些疑心，但是，他總想讓我明白，我有絕對的自由，我自己想讓兩個人的關係往哪裏發展都行。就如同將我扶上自行車，讓我自己一個人圍著公園轉圈。隻是到現在，我才明白一切都應該是由自己來踩刹車板。
借口並不重要
艾爾是我業務上的夥伴，跟他學到的東西是我在教室裏呆上100年也學不到的。他凡事計劃周密，可是他耐心又不夠。他總是停不下來，總是想朝前奔。
他態度強硬，有時候不近人情。他說，這就是人生的現實。他一般來說還算是公平的，而且總是對的。他從來不讓你給予少於100%的東西，他也不接受借口。他覺得，如果經受過像他在《南達體育報》上承受過的失敗，那麽，人人都應該過上好生活。
他所應用的經濟學背後的理論是非常簡單的。你需要有足夠多的錢才能支付租金，而且還必須留有準備金。但實踐這種理論卻不容易，你永遠不能把任何東西留給機會，永遠也不能退而求其次，也不能靠省錢過上好生活。最重要的是，你永遠也不能讓律師告訴你如何管理自己的業務。
我仍然生動地記得，有這麽一天，就在我們在農場上準備盛大開場儀式的前不久，我們路牌已經送到，並在米德爾伯格東邊的50號公路邊上的農場前豎起來了，是用手塗的油漆，非常漂亮，而且顯示出我們的撒紙追蹤遊戲公司的名稱和徽標。我已經小心地確保牌子的尺寸要符合當地的城市規劃要求。
那天，父親到了農場，我跑出去，滿懷熱情地聽他對那塊牌子的意見。他並沒有注意到，他說。我們沿著車道開過去，這樣就可以讓他看見牌子。他隻是站在牌子跟前，什麽話都沒有說。我知道自己得到的答案不是什麽好聽的話，但是，我還是繼續問他，到底對牌子有什麽看法。
“這他媽的真是一場災難。根本就不起作用。如果你不在兩天內把牌子換掉，那你們的開場儀式最好就不要搞了，因為沒有人會注意到你們在這裏，而且你們的生意永遠也火不起來。”我仍然沒有聽明白，我問為什麽。“太他媽小了。誰都看不見。”怪不得他開進來的時候假裝沒有看見。
我耐心地對他解釋，說標誌牌不能太大，否則就會違犯城市規劃。那是一個大錯，我聽過“你不能讓愚蠢的律師幫助你管理企業”的課程，“如果你們請的愚蠢律師想不出什麽辦法來弄更大的標誌牌，那你們需要一名新律師。”
我一下子哭起來，他口氣軟一點了，告訴我說，不能拿他的話全往心裏裝。如果有辦法，一定要把牌子換掉，如果沒有辦法，那就承受一點損失，汲取一點犯錯誤的教訓。那個牌子還是原來的樣子。
直到今天，每當我們談起公眾對撒紙追蹤遊戲農場的強烈反應，他總是會大笑起來，說：“如果你們做更大一些的牌子，想像一下吧，你們的客戶可能會多得多。”我現在也可以對此付之一笑了。
父親總是全力支持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任何選擇，他從來不給我施加壓力，非得這樣或那樣走。我告訴他說，不想在洛杉磯舒舒服服地幹公司律師的活了，我想去弄馬場的事情，他眉毛都不曾眨一下。
我想去做的事情對他並沒有那麽重要，他關心的是我是否做得幸福愉快，100%地追求，但要給自己留下餘地，以便將來還可以走別的路。
在我長大的過程中，我明白了他一直對我有信心，知道我會在生活裏有所成就。背後有艾爾·紐哈斯這麽一個人支持是多麽讓人鼓舞的一件事情啊，但並不總是輕鬆的。他有很高的要求，他讓我總是對自己提出最高的要求。他差不多就要讓我相信，自己是能夠達到這樣的高要求的。
父愛留言
我父親很迷信把一些話寫在紙上，多年以來，他給我留上了大量的字條。我有一張字條保留著，是我14歲的時候他寫給我的。當我需要一點鼓勵的時候，經常會拿出來讀一讀。這張字條總是會讓我哭起來。我願意跟大家分享這字條的一部分內容：
我因為多重原因而喜歡你，讚美你。你很聰明、心地好、喜歡幫助人，而且長得也漂亮，對生活總是充滿激情。你已經做的一切都讓我感到自豪，你將來準備做的很多事情也會讓我自豪……有朝一日，你一定會成為傑出的女性。你有真才實學，有能力完成對你和你的親朋好友來說很重要的一切事情……你很走運，因為在你生活的時代，姑娘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能夠實現自己想要成就的夢想。我永遠都會為你所做的事情和將來要完成的事業鼓掌，無論是親自到場還是在精神上鼓勵你……
艾爾·紐哈斯是什麽樣的人，他成就了什麽樣的事業，我都會為他鼓掌，無論是親自到場還是在精神上支持他。他是一名新聞工作者，一位公司高層管理人員，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