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輕快的年齡慢慢趕來，棄你而去之前，快快走下舞台。
──亞曆山大·蒲柏
英國作家
我們一生的每一個季節都有一個存在的理由。
人生的每一個十年都有能夠做適當的事情、取得相應成就的時機。
當然，各人的時間表略有不同。但是，我強烈推薦下麵這個日程安排，供大家在不同季節裏參考：
►十幾歲的時候，盡量開心玩。
►二十幾歲的時候，冒所有的風險。
►三十幾歲的時候，學習一切能夠學習的東西。
►四十幾歲的時候，能掙多少就掙多少。
►五十幾歲的時候，什麽事情都要帶頭。
►六十幾歲的時候，以盡量高的姿態退居二線。
►從此開始，或者說從今以後，盡一切所能好好地玩。
這張時間表導致我於1989年3月31日午夜退休，當時65歲。
因為事先有所準備，無論是從職業上還是從個人心理方麵，我都感到不突然。我豐富的一生已經扔到後麵去了，但是，我的眼光盯住了未來更圓滿的生活。
有很多人前來祝賀。當然，也有人流下幾滴眼淚，這些都是人生事實的酵母。在人退休的時候，在人死亡的時候，情形也會是一樣的。
在人的一生，緩緩退出的年代是最甜蜜的。
──塞內加
羅馬哲學家與政治家
一、騎馬奔向朝陽
紐哈斯現在處在這樣一個位置上，他可以擁有自己的魚子醬了，而且可以跟大家一樣過普通的生活。
──《商業月刊》
1989年2月
這可不是愚人節開的玩笑。我退休的第一天是1989年4月1日，星期六。
我跟平時一樣開始一天的工作，早晨出去跑步。
從華盛頓的首都希爾頓飯店，越過拉法耶特公園，經過白宮、華盛頓紀念碑、越南戰爭紀念館、林肯紀念堂、跨過羅斯福大橋，再經過阿林頓國家公墓的硫磺島紀念堂。
這條線路我都跑了好幾百回，這麽跑去上班是很不錯的一個主意。但是，今天早晨，我並不需要幹活了。
跑步經過白宮的時候，我想起羅納德·裏根總統10個星期以前退休，最後一次離開橢圓形辦公室的時候所說的話。
“我騎馬奔向夕陽。”美利堅合眾國的第40任總統這麽說。
“我要騎馬奔向日出。”我對自己說，一邊微笑。
這裏麵的差別大著哩，但兩者都讓人開心。
裏根一輩子經過了太多的成功日出，包括69歲爬上總統高位，之後在白宮體驗到8年的日出。到77歲的時候，他踏著夕陽西進，一直回到故鄉加利福尼亞的家裏。
我也有自己成功的日出。但是，在65歲退休的年齡，我還準備看到更多的朝陽。
那是退休的第一天，跑步之後，我跟一些政客、媒體和商業大腕們一起聚會。他們都在紐約，準備參加當晚的格裏迪倫晚餐會，那是媒體請政客參加的每年一度的花哨晚會，大家都得穿正式晚禮服參加。
首席執行官約翰·克雷和加內特公司早已經準備了另一場退休午餐會，表達對我的尊敬，午餐會在俯瞰著美國首都的加內特大樓裏進行。
副總裁丹·奎爾帶領大家敬酒祝願。我的餐桌上有一大堆名人，是政客和媒體大腕，包括電視界的沃爾特·克隆凱特、《華盛頓郵報》的凱伊·格雷漢姆、來自蘇聯和中國的外交官。
午餐之後，我跟另外200多號人一起去白宮，跟喬治·布什總統一起玩擲蹄鐵遊戲，他在遊泳池旁邊新鋪了一塊碎石地。
“艾爾啊，請你告訴我。退休後你真的準備幹點什麽事情？”總統很熱心地問。
“正在找新的冒險機會。”我告訴他說，避免提到細節。
當天晚上，在格裏迪倫晚會上，我跟一些內閣成員、最高法院的法官、商界大腕和媒體明星一起摩肩接踵。
房間裏的氣氛隻有一個詞：權力。
星期天早晨，我早早就醒來，發現自己的權力沒有了。權力沒有了，額外福利也沒有了，直到昨天為止，一切還都是那麽自然的，那麽容易就到手的，但這一切都傳給我的後繼者了：
►再沒有噴汽式飛機了。
►再沒有公司提供的豪華轎車了。
►再沒有工作人員來關心我的日常生活便利了。
在賓館的k街後門口，我招呼一輛出租車，讓他拉我去機場。我直奔南瓜中心，準備穿著短褲爬上我的樹屋。我要坐在打字機前開始本書的寫作。
19年來，我這還是第一次坐國內商用飛機。我排隊，玩著手裏的機票，一邊尋找美利堅航空公司987航班的登機口，臉上不禁露出微笑，我對自己說：“所有那些說自己永遠也不會退休的婊子養的，應該看看我今天的樣子！”
事情並不一定非得這樣結束。我本來可以中止事情朝這方麵發展的，或者可以拖延。任何一個有心計的首席執行官都能夠控製以什麽樣的方式和在什麽時候交出手中的權力和額外待遇。
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或者說大部分人都逗留太久，有些人甚至連指甲都摳出血來。大多數董事會成員都不敢對老板說什麽時候是時候了。
這樣的情形是可恥的，並且還經常造成了悲劇。老板的退休會影響公司的每一個員工，無論是什麽規模的公司。
如果交接順利，而且時機得當，方法妥當，老板、繼任者和所有人都會受益。如果來得太快或者太晚，或者太突然，每個人的未來和命運都會受害。
不要太傷感
為了保障自己能夠找到合適的辦法，我從剛剛當上加內特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開始就在計劃自己的退休事宜了，當時我隻有49歲。
在我的堅持下，我的第一份首席執行官雇用合同裏包括有這麽一項內容：“紐哈斯必須在1989年3月31日前退休。”每一次合同更新或更改都保持有這麽一項內容。
我堅持必須要在自己50歲以前確定退休的日期，我對董事會是這麽說的：“我想在自己變得太老或者你們各位變得傷感以前確定退休事宜。”我希望在自己還有理智的年齡離開。
沒有這件事情擋路了，我就能夠集中精力幹自己的事情。這使我在50至60歲的這個期間過上了一生最有效率的十年，也是加內特公司裏最為成功的10年。
每一位首席執行官都必須借助公司來計劃和有秩序地實施有效的交接過程，好把權力交給下一代人。
反過來，假如一個首席執行官是一位成功人士的話，公司也會給這位首席執行官來一次財務上的告別擁抱，這樣可以確保他安逸的生活水平，使其在退休後不至於受太大的苦。
實際上，一位首席執行官對公司領導層的責任，不應該僅僅限於在自己退休時解決權力交接的問題。老板還應該掌握董事會的建議權，確定在老板出現意外時由誰來繼任，比如他/她不慎被公共汽車壓死。
自從當上首席執行官以後，我每年都會提出這樣的建議。每年12月份，我都會與公司董事會的管理權交接委員會評估高層管理人員當年的表現。
每次會議我都是這麽結尾的：“如果明年公汽將我撞死，我希望本委員會能夠在推薦首席執行官人選時考慮如下情況。”
我用書麵形式把這些建議寫下來，密封好，告訴委員會的主席將它鎖起來，直到或者除非全體委員都需要看看裏麵的內容。
隻有我和該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才知道這封信的存在和它的內容，而其他董事成員並不知道這個情況，沒有高級主管人員涉及此事。
由於我善於躲避公汽，也擋住了射向我的明槍暗箭，所以那些信件一直都沒有機會用上。但是，每一位首席執行官都應該為公司提供這樣一份應急文件。
有計劃的權力交接比突發性的交接容易得多，也簡單得多。你可以測試潛在的候選人。如果他們通不過重要的測試，那你就排除他們。如果通過了，你給他們更嚴峻的考驗。
有些人能夠感覺到公司在考驗他們，有些人感覺不到。
約翰·克雷通過了我在加內特公司給他的所有考驗。他當過記者，當過編輯，當過出版人，他是公司設在華盛頓辦事處的負責人，在那裏得過普利策獎。他是《今日美國》的創始人編輯，是負責地區報紙的總裁。
當然，他也犯過幾次錯誤，現在也犯些錯誤。他是賓夕法尼亞和新澤西長大的，因此說起話來很搞笑。他們在學校裏也不學書法，因此，他寫的字你根本就無法看清楚。但是，世上沒有完人，因此這些小毛病我根本就懶得記在心上。
我過60歲生日的時候，把有序交接的事情公開化了。克雷被任命為公司總裁，也是首席運營官。
“如果他通過這次考驗，我會在兩到三年內請求各位任命他為公司首席執行官，之後，我會給他一些輔導，在我最後兩三年裏告訴他一些公司主席要辦的事情。”我對公司管理層交接委員會的成員們說。
他們同意，也喜歡聽到的話。但是，他們不相信我，沒有人相信。
韋斯·加拉格爾以前是美聯社的總裁，當時他是那個委員會的主席。他在我的退休晚會上告訴我說：“你正好做了當初許諾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們當時並不相信你。我們以為你到65歲的時候會要求我們放棄年齡限製，這樣你就可以繼續留下去。”
最後一次驚喜
他們會這麽做嗎？當然會。差不多所有董事會都會這麽做，如果首席執行官或者公司主席這麽要求他們的話。之後，那個婊子養的首席執行官會發出一個新聞稿，說“在公司董事會的要求下”，他被迫留任，以便完成還沒有達成的業務交易。之後，他會盡一切力量讓那樣的業務永遠也做不完。
我的確是給董事會準備了一件讓大家驚訝的事情，誰都猜不出來的一件事情。
根據加內特公司的輔助法規，董事是每三年選一次，我是1988年當選的，一直要到1991年才過期。加內特公司的次要法規還規定，凡當過首席執行官的董事，其作為董事的退休年齡可到70歲。因此，人人都以為我會堅持到1991年再次選舉的時候，然後再工作到1994年。
1989年3月22日是我65歲生日，我按照平常的普通方式召開了作為董事會主席的最後一次會議。談到最後一個大型日程安排項目，即“其他事務”時，我向董事會成員分發了一封信，都是親筆寫給每位董事的信件，表達我對各位的特別感謝。
那是我從董事會退休的一封辭職信。我事先隻與兩位董事談過，一次是幾天前跟克雷談過，另一次是幾小時前跟麥柯金戴爾談過，我要求每個人都保密。
這封信的部分內容如下：
我自己的經驗和觀察說服我，當一位退休的前任首席執行官繼續留在公司董事會內，他/她的存在經常會成為一個妨礙手腳的不利因素。我並不想冒險妨礙我的後繼者，也不想以任何方式妨礙董事會。因此，本信是我作為加內特公司董事長的辭職信。
接下來我轉到接受我的辭職信的話題上，多名董事舉手，有幾位同時說話。我打斷了所有人的討論，表示了我的異議，之後很快就宣布活動結束，並休會。
令人震驚，他們事後在我跟前說，有些還飽含熱淚，我自己也是。
本來不應該是驚喜的。16年來我一向都是事先做好一切安排的，目的就是為了有序交接。交接意味著跨越，一位首席執行官要完成跨越的惟一辦法，就是到時候與公司一刀兩斷。
大多數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在理論上都同意這個做法。但是，輪到自己頭上的時候，他們就會輸掉自己的客觀性。別的公司有一位首席執行官很有頭腦，我與他事先談過自己的計劃，他不僅僅同意，而且還鼓掌喜歡，並且解釋了為什麽。
彼德·烏伯諾斯是大聯盟棒球賽的專員，他後來成為我的好朋友。他感謝《今日美國》為棒球所做的一切，還有為作為整體的體育所做的一切。多年以來，我一直都是每次世界杯賽的專員包廂裏麵的客人。
他作為專員的退休日期正好與我作為主席退休的日期一樣──1989年3月31日。他事先建議，到時我們一起慶祝。
大聯盟棒球隊每年春季都要在羅德戴爾堡開年會，當年會議開完之後，他和妻子吉妮到南瓜中心來了一趟，專門提及此事，並談到了未來的計劃。
1989年3月9日晚上，我們一起在可可阿海灘的芒果樹餐館吃晚飯，喝克裏斯托爾香檳，我告訴他說，我不僅僅準備退出主席職位，而且還要退出加內特公司董事職務。
他支持我的觀點，說了這樣一番話：“前任首席執行官留在董事會裏根本不可能起什麽作用。如果你在一些問題上與後繼者不合，聽起來你就像是一枚酸葡萄。如果你總是同意，聽起來又像是屈尊俯就。如果你裝聾作啞，那你留在那裏幹什麽？”
阿門。
擁抱與被擁抱者
熱愛自己的公司，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退休的首席執行官，值得拿到合適的一大筆告別費用。
這也需要當首席執行官的人仔細計劃或者籌劃。
董事會常常會照顧到對首席執行官退休後的關照和愛護。問題在於，他們一般會給幹得差的人大筆回報，而給幹得好的回報反倒少些。
在20世紀80年代的並購狂潮中，金色降落傘往往成為內幕。一般來說，如果出現對公司控製權的變更，首席執行官或者高級主管往往會得到相當於年薪兩到三倍的現金補償。
如果工作幹得好，我支持對重要職位給予大筆回報。但是，對於成績平平甚至幹砸鍋的人來說，付給大筆錢財就是沒有道理了。
降落傘是對失敗而不是成功的鼓勵。與爭奪公司的鯊魚搏鬥過的首席執行官往往隻會得到董事會送來的一臉微笑和表示感謝的字條。而那些被鯊魚剝了皮的人反倒得到一份由合同保證的降落傘，價值數百萬美元。
例如：
拉裏·迪什接管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控製權以後，湯姆·懷曼被擠出來了，結果拿到430萬美元的一次付清費用。
如果卡爾·林德納剝了我的皮而且接管了加內特公司，我一定會拿到多於400萬美元的費用，那是我當時現金支付補償費的3倍。我打敗了那條鯊魚，讓他遊走了，我接到的回報是一紙感謝信。
多年以來，我一直在對公司高級主管補償委員會的主席朱利安·古德曼和他的委員會說，這種做法行不通。
我退休的時候就有機會讓這些委員們實際來做一回我一直在鼓吹的事情。
多年以來，我的工資、獎金和股票優先認購權一共有數百萬美元，但是，那都是我掙來的。從來沒有哪一位股東就我的待遇提出異議，因為加內特公司從1.65億美元的地區性公司發展到了30億美元的全國性媒體領導者。
我覺得自己的表現值得自己拿到很大一筆告別費，應該免費得到一大宗公司股票，那才叫一個大禮包。
在加內特公司，贈股是由高級主管補償委員會在每年年終進行的。1988年10月，該委員會準備在鳳凰城開會，當時，離我計劃的退休時間早出5個月。我給主席古德曼寫了這麽一個備忘錄：
您可能還記得，我的感覺是這樣的，一位成功的首席執行官的告別費用，至少應該比一位失敗的首席執行官的告別費用一樣多。在我的情況下，失敗意味著450萬美元，這是我年薪的3倍。
因為我在速算方麵不是高手，因此覺得，如果我事先計算出現在贈送給我的股票在不同水平上價值多少（當時，加內特公司的股票交易價格為每股35美元），那一定會對我有所幫助。
10萬股……350萬美元。
13萬股……455萬美元。
13.5萬股……472.5萬美元。
14萬股……490萬美元。
15萬股……525萬美元。
我希望你能考慮不少於450萬美元的一個回報。我預測，到未來某個時候，你會因為指出了這麽一個辦法而感到極大的自豪，即在你的英明領導下，加內特公司給一位主動退職而且十分成功的首席執行官的待遇，至少是與其他公司給那些失敗或者被開除的首席執行官同樣好的待遇。
我這是在進行多選題考試。在不能肯定答案的時候，多大數人都會選取中間的一個答案。我把350萬美元放在頂層，又把525萬放在底層，這就讓古德曼很容易就選到中間的答案。他也照做了，該委員會和董事會也同意了。
在我退休的那天，13.5股股票被贈送給我了。雖然我過去持有並且一直持有大筆加內特公司的其他股票，有些是早年購買的，有些是通過優先認購權購買的。
但是，我還是因為情感上的原因將這筆股票兌現了。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補充方式，比我預計會拿到的一隻破爛退休表要好得多。結果，克雷給了我一個驚喜，他送了一塊訂製的帶鏈金表，上麵刻有《今日美國》的徽章。
到我退休之後的第一個業務日，也就是4月3日，加內特公司股票已經漲到每股38美元。我兌現了告別股票，拿到了513萬美元。
對於南達科他州的一個小子來說，這算是不錯的了，他做過的第一份工作畢竟是在草場上撿牛糞。
有話直說：
人在競技場上到達成功頂峰的時候，
應該準備好功成身退的事情。
──亞曆山大·蒲柏
英國作家
我們一生的每一個季節都有一個存在的理由。
人生的每一個十年都有能夠做適當的事情、取得相應成就的時機。
當然，各人的時間表略有不同。但是，我強烈推薦下麵這個日程安排，供大家在不同季節裏參考：
►十幾歲的時候，盡量開心玩。
►二十幾歲的時候，冒所有的風險。
►三十幾歲的時候，學習一切能夠學習的東西。
►四十幾歲的時候，能掙多少就掙多少。
►五十幾歲的時候，什麽事情都要帶頭。
►六十幾歲的時候，以盡量高的姿態退居二線。
►從此開始，或者說從今以後，盡一切所能好好地玩。
這張時間表導致我於1989年3月31日午夜退休，當時65歲。
因為事先有所準備，無論是從職業上還是從個人心理方麵，我都感到不突然。我豐富的一生已經扔到後麵去了，但是，我的眼光盯住了未來更圓滿的生活。
有很多人前來祝賀。當然，也有人流下幾滴眼淚，這些都是人生事實的酵母。在人退休的時候，在人死亡的時候，情形也會是一樣的。
在人的一生，緩緩退出的年代是最甜蜜的。
──塞內加
羅馬哲學家與政治家
一、騎馬奔向朝陽
紐哈斯現在處在這樣一個位置上，他可以擁有自己的魚子醬了，而且可以跟大家一樣過普通的生活。
──《商業月刊》
1989年2月
這可不是愚人節開的玩笑。我退休的第一天是1989年4月1日，星期六。
我跟平時一樣開始一天的工作，早晨出去跑步。
從華盛頓的首都希爾頓飯店，越過拉法耶特公園，經過白宮、華盛頓紀念碑、越南戰爭紀念館、林肯紀念堂、跨過羅斯福大橋，再經過阿林頓國家公墓的硫磺島紀念堂。
這條線路我都跑了好幾百回，這麽跑去上班是很不錯的一個主意。但是，今天早晨，我並不需要幹活了。
跑步經過白宮的時候，我想起羅納德·裏根總統10個星期以前退休，最後一次離開橢圓形辦公室的時候所說的話。
“我騎馬奔向夕陽。”美利堅合眾國的第40任總統這麽說。
“我要騎馬奔向日出。”我對自己說，一邊微笑。
這裏麵的差別大著哩，但兩者都讓人開心。
裏根一輩子經過了太多的成功日出，包括69歲爬上總統高位，之後在白宮體驗到8年的日出。到77歲的時候，他踏著夕陽西進，一直回到故鄉加利福尼亞的家裏。
我也有自己成功的日出。但是，在65歲退休的年齡，我還準備看到更多的朝陽。
那是退休的第一天，跑步之後，我跟一些政客、媒體和商業大腕們一起聚會。他們都在紐約，準備參加當晚的格裏迪倫晚餐會，那是媒體請政客參加的每年一度的花哨晚會，大家都得穿正式晚禮服參加。
首席執行官約翰·克雷和加內特公司早已經準備了另一場退休午餐會，表達對我的尊敬，午餐會在俯瞰著美國首都的加內特大樓裏進行。
副總裁丹·奎爾帶領大家敬酒祝願。我的餐桌上有一大堆名人，是政客和媒體大腕，包括電視界的沃爾特·克隆凱特、《華盛頓郵報》的凱伊·格雷漢姆、來自蘇聯和中國的外交官。
午餐之後，我跟另外200多號人一起去白宮，跟喬治·布什總統一起玩擲蹄鐵遊戲，他在遊泳池旁邊新鋪了一塊碎石地。
“艾爾啊，請你告訴我。退休後你真的準備幹點什麽事情？”總統很熱心地問。
“正在找新的冒險機會。”我告訴他說，避免提到細節。
當天晚上，在格裏迪倫晚會上，我跟一些內閣成員、最高法院的法官、商界大腕和媒體明星一起摩肩接踵。
房間裏的氣氛隻有一個詞：權力。
星期天早晨，我早早就醒來，發現自己的權力沒有了。權力沒有了，額外福利也沒有了，直到昨天為止，一切還都是那麽自然的，那麽容易就到手的，但這一切都傳給我的後繼者了：
►再沒有噴汽式飛機了。
►再沒有公司提供的豪華轎車了。
►再沒有工作人員來關心我的日常生活便利了。
在賓館的k街後門口，我招呼一輛出租車，讓他拉我去機場。我直奔南瓜中心，準備穿著短褲爬上我的樹屋。我要坐在打字機前開始本書的寫作。
19年來，我這還是第一次坐國內商用飛機。我排隊，玩著手裏的機票，一邊尋找美利堅航空公司987航班的登機口，臉上不禁露出微笑，我對自己說：“所有那些說自己永遠也不會退休的婊子養的，應該看看我今天的樣子！”
事情並不一定非得這樣結束。我本來可以中止事情朝這方麵發展的，或者可以拖延。任何一個有心計的首席執行官都能夠控製以什麽樣的方式和在什麽時候交出手中的權力和額外待遇。
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或者說大部分人都逗留太久，有些人甚至連指甲都摳出血來。大多數董事會成員都不敢對老板說什麽時候是時候了。
這樣的情形是可恥的，並且還經常造成了悲劇。老板的退休會影響公司的每一個員工，無論是什麽規模的公司。
如果交接順利，而且時機得當，方法妥當，老板、繼任者和所有人都會受益。如果來得太快或者太晚，或者太突然，每個人的未來和命運都會受害。
不要太傷感
為了保障自己能夠找到合適的辦法，我從剛剛當上加內特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開始就在計劃自己的退休事宜了，當時我隻有49歲。
在我的堅持下，我的第一份首席執行官雇用合同裏包括有這麽一項內容：“紐哈斯必須在1989年3月31日前退休。”每一次合同更新或更改都保持有這麽一項內容。
我堅持必須要在自己50歲以前確定退休的日期，我對董事會是這麽說的：“我想在自己變得太老或者你們各位變得傷感以前確定退休事宜。”我希望在自己還有理智的年齡離開。
沒有這件事情擋路了，我就能夠集中精力幹自己的事情。這使我在50至60歲的這個期間過上了一生最有效率的十年，也是加內特公司裏最為成功的10年。
每一位首席執行官都必須借助公司來計劃和有秩序地實施有效的交接過程，好把權力交給下一代人。
反過來，假如一個首席執行官是一位成功人士的話，公司也會給這位首席執行官來一次財務上的告別擁抱，這樣可以確保他安逸的生活水平，使其在退休後不至於受太大的苦。
實際上，一位首席執行官對公司領導層的責任，不應該僅僅限於在自己退休時解決權力交接的問題。老板還應該掌握董事會的建議權，確定在老板出現意外時由誰來繼任，比如他/她不慎被公共汽車壓死。
自從當上首席執行官以後，我每年都會提出這樣的建議。每年12月份，我都會與公司董事會的管理權交接委員會評估高層管理人員當年的表現。
每次會議我都是這麽結尾的：“如果明年公汽將我撞死，我希望本委員會能夠在推薦首席執行官人選時考慮如下情況。”
我用書麵形式把這些建議寫下來，密封好，告訴委員會的主席將它鎖起來，直到或者除非全體委員都需要看看裏麵的內容。
隻有我和該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才知道這封信的存在和它的內容，而其他董事成員並不知道這個情況，沒有高級主管人員涉及此事。
由於我善於躲避公汽，也擋住了射向我的明槍暗箭，所以那些信件一直都沒有機會用上。但是，每一位首席執行官都應該為公司提供這樣一份應急文件。
有計劃的權力交接比突發性的交接容易得多，也簡單得多。你可以測試潛在的候選人。如果他們通不過重要的測試，那你就排除他們。如果通過了，你給他們更嚴峻的考驗。
有些人能夠感覺到公司在考驗他們，有些人感覺不到。
約翰·克雷通過了我在加內特公司給他的所有考驗。他當過記者，當過編輯，當過出版人，他是公司設在華盛頓辦事處的負責人，在那裏得過普利策獎。他是《今日美國》的創始人編輯，是負責地區報紙的總裁。
當然，他也犯過幾次錯誤，現在也犯些錯誤。他是賓夕法尼亞和新澤西長大的，因此說起話來很搞笑。他們在學校裏也不學書法，因此，他寫的字你根本就無法看清楚。但是，世上沒有完人，因此這些小毛病我根本就懶得記在心上。
我過60歲生日的時候，把有序交接的事情公開化了。克雷被任命為公司總裁，也是首席運營官。
“如果他通過這次考驗，我會在兩到三年內請求各位任命他為公司首席執行官，之後，我會給他一些輔導，在我最後兩三年裏告訴他一些公司主席要辦的事情。”我對公司管理層交接委員會的成員們說。
他們同意，也喜歡聽到的話。但是，他們不相信我，沒有人相信。
韋斯·加拉格爾以前是美聯社的總裁，當時他是那個委員會的主席。他在我的退休晚會上告訴我說：“你正好做了當初許諾要做的事情。但是，我們當時並不相信你。我們以為你到65歲的時候會要求我們放棄年齡限製，這樣你就可以繼續留下去。”
最後一次驚喜
他們會這麽做嗎？當然會。差不多所有董事會都會這麽做，如果首席執行官或者公司主席這麽要求他們的話。之後，那個婊子養的首席執行官會發出一個新聞稿，說“在公司董事會的要求下”，他被迫留任，以便完成還沒有達成的業務交易。之後，他會盡一切力量讓那樣的業務永遠也做不完。
我的確是給董事會準備了一件讓大家驚訝的事情，誰都猜不出來的一件事情。
根據加內特公司的輔助法規，董事是每三年選一次，我是1988年當選的，一直要到1991年才過期。加內特公司的次要法規還規定，凡當過首席執行官的董事，其作為董事的退休年齡可到70歲。因此，人人都以為我會堅持到1991年再次選舉的時候，然後再工作到1994年。
1989年3月22日是我65歲生日，我按照平常的普通方式召開了作為董事會主席的最後一次會議。談到最後一個大型日程安排項目，即“其他事務”時，我向董事會成員分發了一封信，都是親筆寫給每位董事的信件，表達我對各位的特別感謝。
那是我從董事會退休的一封辭職信。我事先隻與兩位董事談過，一次是幾天前跟克雷談過，另一次是幾小時前跟麥柯金戴爾談過，我要求每個人都保密。
這封信的部分內容如下：
我自己的經驗和觀察說服我，當一位退休的前任首席執行官繼續留在公司董事會內，他/她的存在經常會成為一個妨礙手腳的不利因素。我並不想冒險妨礙我的後繼者，也不想以任何方式妨礙董事會。因此，本信是我作為加內特公司董事長的辭職信。
接下來我轉到接受我的辭職信的話題上，多名董事舉手，有幾位同時說話。我打斷了所有人的討論，表示了我的異議，之後很快就宣布活動結束，並休會。
令人震驚，他們事後在我跟前說，有些還飽含熱淚，我自己也是。
本來不應該是驚喜的。16年來我一向都是事先做好一切安排的，目的就是為了有序交接。交接意味著跨越，一位首席執行官要完成跨越的惟一辦法，就是到時候與公司一刀兩斷。
大多數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在理論上都同意這個做法。但是，輪到自己頭上的時候，他們就會輸掉自己的客觀性。別的公司有一位首席執行官很有頭腦，我與他事先談過自己的計劃，他不僅僅同意，而且還鼓掌喜歡，並且解釋了為什麽。
彼德·烏伯諾斯是大聯盟棒球賽的專員，他後來成為我的好朋友。他感謝《今日美國》為棒球所做的一切，還有為作為整體的體育所做的一切。多年以來，我一直都是每次世界杯賽的專員包廂裏麵的客人。
他作為專員的退休日期正好與我作為主席退休的日期一樣──1989年3月31日。他事先建議，到時我們一起慶祝。
大聯盟棒球隊每年春季都要在羅德戴爾堡開年會，當年會議開完之後，他和妻子吉妮到南瓜中心來了一趟，專門提及此事，並談到了未來的計劃。
1989年3月9日晚上，我們一起在可可阿海灘的芒果樹餐館吃晚飯，喝克裏斯托爾香檳，我告訴他說，我不僅僅準備退出主席職位，而且還要退出加內特公司董事職務。
他支持我的觀點，說了這樣一番話：“前任首席執行官留在董事會裏根本不可能起什麽作用。如果你在一些問題上與後繼者不合，聽起來你就像是一枚酸葡萄。如果你總是同意，聽起來又像是屈尊俯就。如果你裝聾作啞，那你留在那裏幹什麽？”
阿門。
擁抱與被擁抱者
熱愛自己的公司，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方式退休的首席執行官，值得拿到合適的一大筆告別費用。
這也需要當首席執行官的人仔細計劃或者籌劃。
董事會常常會照顧到對首席執行官退休後的關照和愛護。問題在於，他們一般會給幹得差的人大筆回報，而給幹得好的回報反倒少些。
在20世紀80年代的並購狂潮中，金色降落傘往往成為內幕。一般來說，如果出現對公司控製權的變更，首席執行官或者高級主管往往會得到相當於年薪兩到三倍的現金補償。
如果工作幹得好，我支持對重要職位給予大筆回報。但是，對於成績平平甚至幹砸鍋的人來說，付給大筆錢財就是沒有道理了。
降落傘是對失敗而不是成功的鼓勵。與爭奪公司的鯊魚搏鬥過的首席執行官往往隻會得到董事會送來的一臉微笑和表示感謝的字條。而那些被鯊魚剝了皮的人反倒得到一份由合同保證的降落傘，價值數百萬美元。
例如：
拉裏·迪什接管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控製權以後，湯姆·懷曼被擠出來了，結果拿到430萬美元的一次付清費用。
如果卡爾·林德納剝了我的皮而且接管了加內特公司，我一定會拿到多於400萬美元的費用，那是我當時現金支付補償費的3倍。我打敗了那條鯊魚，讓他遊走了，我接到的回報是一紙感謝信。
多年以來，我一直在對公司高級主管補償委員會的主席朱利安·古德曼和他的委員會說，這種做法行不通。
我退休的時候就有機會讓這些委員們實際來做一回我一直在鼓吹的事情。
多年以來，我的工資、獎金和股票優先認購權一共有數百萬美元，但是，那都是我掙來的。從來沒有哪一位股東就我的待遇提出異議，因為加內特公司從1.65億美元的地區性公司發展到了30億美元的全國性媒體領導者。
我覺得自己的表現值得自己拿到很大一筆告別費，應該免費得到一大宗公司股票，那才叫一個大禮包。
在加內特公司，贈股是由高級主管補償委員會在每年年終進行的。1988年10月，該委員會準備在鳳凰城開會，當時，離我計劃的退休時間早出5個月。我給主席古德曼寫了這麽一個備忘錄：
您可能還記得，我的感覺是這樣的，一位成功的首席執行官的告別費用，至少應該比一位失敗的首席執行官的告別費用一樣多。在我的情況下，失敗意味著450萬美元，這是我年薪的3倍。
因為我在速算方麵不是高手，因此覺得，如果我事先計算出現在贈送給我的股票在不同水平上價值多少（當時，加內特公司的股票交易價格為每股35美元），那一定會對我有所幫助。
10萬股……350萬美元。
13萬股……455萬美元。
13.5萬股……472.5萬美元。
14萬股……490萬美元。
15萬股……525萬美元。
我希望你能考慮不少於450萬美元的一個回報。我預測，到未來某個時候，你會因為指出了這麽一個辦法而感到極大的自豪，即在你的英明領導下，加內特公司給一位主動退職而且十分成功的首席執行官的待遇，至少是與其他公司給那些失敗或者被開除的首席執行官同樣好的待遇。
我這是在進行多選題考試。在不能肯定答案的時候，多大數人都會選取中間的一個答案。我把350萬美元放在頂層，又把525萬放在底層，這就讓古德曼很容易就選到中間的答案。他也照做了，該委員會和董事會也同意了。
在我退休的那天，13.5股股票被贈送給我了。雖然我過去持有並且一直持有大筆加內特公司的其他股票，有些是早年購買的，有些是通過優先認購權購買的。
但是，我還是因為情感上的原因將這筆股票兌現了。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補充方式，比我預計會拿到的一隻破爛退休表要好得多。結果，克雷給了我一個驚喜，他送了一塊訂製的帶鏈金表，上麵刻有《今日美國》的徽章。
到我退休之後的第一個業務日，也就是4月3日，加內特公司股票已經漲到每股38美元。我兌現了告別股票，拿到了513萬美元。
對於南達科他州的一個小子來說，這算是不錯的了，他做過的第一份工作畢竟是在草場上撿牛糞。
有話直說：
人在競技場上到達成功頂峰的時候，
應該準備好功成身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