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爾·紐哈斯是洛萊塔和艾爾·紐哈斯的兒子，1953年11月10日出生在南達科他州西烏克斯福爾斯。
丹是一位心理治療師，也是對話公司的總裁。對話公司是基地設在聖弗朗西斯科市的一家演講和谘詢公司。他以前當過記者，在報紙、電台和電視台工作過，還當過大學的新聞學教授。
他有杜克大學政治科學和社會學方麵的學士學位，有西北大學新聞學方麵的碩士學位，還有聖弗朗西斯科的約翰·肯尼迪大學的臨床心理學碩士學位，目前正在伯克萊的加利福尼亞職業心理學學院攻讀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
丹·紐哈斯發的成績單
馬克·吐溫的父親和我父親有很多相似之處。
“我14歲的時候，”馬克·吐溫說，“父親十分傲慢，我差不多就無法忍受靠近那個老家夥。但是，等我長到21歲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在過去7年裏，他已經學到了那麽多東西。”
小的時候我把父親當做偶像。但是，到16歲的時候，我們兩個人就開始在心理上彼此幹仗了，形勢發展越來越糟糕，因為一種親情關係即將丟失，我們彼此開始對罵。自從我25歲以後，我和艾爾又成為最親密的朋友了。
作為加內特公司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我父親是一個絕對的成功人士。但是，作為我們家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呢？他是什麽樣的一位父親？作為這位公司征服者的兒子長大成人是什麽滋味？
在我的少年時代，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絲好處。他看起來漠不關心，總在生氣，脾氣很壞，讓人摸不著頭腦，而且總是嚇死人的樣子。17歲的時候，我打起行李包上大學，當時的結論是，再也不會靠近艾爾這個人了。他會死的（當時他已經47歲），我也會悲哀──很短暫的一陣子──事情不過如此，我看不出還有什麽別的辦法。
我不喜歡我們家的一切都圍繞著艾爾轉，大家走路都像在踩蛋殼，因為我們誰也不知道他會是什麽樣的一種情緒，也不知道什麽樣的事情會惹他惱火。艾爾在公司的梯子上越跑越高，我也越發不喜歡必須跟妹妹一起出席公司的種種社交活動，而且得裝出像政客的完美後代的樣子。那是一個壓製別人而且十分嚴酷的父親，他為我們提供了物質上的奇跡，但又製造出情感上的沙漠，因此我感覺，守著這樣一個父親，我永遠也不會找到自我。
這與我小時候的情形很不一樣，老照片和母親的回憶可以提供逼真的情形，證實當年我和艾爾之間的關係：
►3歲的時候，在父母水氣蒙蒙的浴室裏，我專心地看著艾爾刮臉，我也用自己的塑料玩具刮胡刀在自己的臉上刮。
►4歲的時候，我跟在艾爾身後用玩具剪草機剪草，當時，他在邁阿密酷熱的陽光下汗流浹背地剪草坪，用的是手推的人工剪草機。
►5歲的時候，在後院裏過星期天，艾爾坐在院子裏用打字機為《邁阿密論壇報》打新聞報道，我也坐在旁邊敲打錫製的玩具打字機。
從偶像崇拜到仇恨
是什麽東西使我童年的偶像崇拜變成了少年時期的仇恨的？直到成年以後，我才看出自己仇恨艾爾的根本原因：當父親的把職業生涯放在家庭前麵，結果深深地傷害了一個少年的心。回首往事，我現在明白，艾爾在公司權力階梯上攀登是有代價的，他步法不穩，風險太大，他當時一定希望自己家裏不要出事，哪怕後來沒有做到。我現在可以明白，艾爾小時候沒有父親，一切都不牢靠，這也是他缺少一張圖紙，不知道如何將我帶大的原因。
但在少年時期，我隻知道自己感覺痛苦。原因並不重要，下麵是我少年時期的一些情景：
►14歲那年，我和鄰家的一個小孩子沒有聯係好，他本來答應在假期替我為150位訂戶送報紙的，結果，卻沒有去送。我記得艾爾當時大發雷霆，他憤怒地喊叫著：“該死，世界上沒有多少人一輩子會有兩次機會，他們沒有炒掉你就算你走運了。”
我本來需要同情，結果反倒感覺自己像是個一無用處的廢物。我一臉淚水，而且心裏氣得不行，覺得艾爾根本都不關心我，他隻在乎別人會在公司裏說他，以為老板的兒子辦砸了事情會讓他丟臉。
►15歲那年，11月份一個下雪的星期天，是我第一次約會以後的第一個早晨，不自覺就走進了父親的私人辦公室，由於愛得心切，心裏又不知道早晨9點就打電話再次約會是不是太早了一點。在我們家，星期天是家人團聚的日子。但是，父親正在忙他的工作，他抬起頭來，用厭惡的口氣說：“小夥子啊，你來得不是時候。”我本來是想同他分享我的快樂的。結果，我夾著尾巴腳步沉重地離開了，發現男人之間不能在情感的事情上陷得太深。
餐桌上的儀式最能說明我家的問題。我家的餐桌是戰場。在越南戰爭期間，我嘲笑艾爾，說：“我打賭你肯定為能夠稱自己是美國人而驕傲。”我樂於讚成一位專欄作家給加內特公司貼的標簽，說加內特公司辦的是“一堆狗屁報紙”。1968年，我得知艾爾正在掂量尼克鬆和漢弗雷競選總統時的立場問題，我大肆宣傳簡·麥卡錫的讚揚話。麥卡錫失勢以後，我又開始說喬治·華萊士的好話。我的立場並不重要，隻要是與艾爾相反的就行。
另外一些時候，我隻用單音節的字眼回答他的提問，哼哼哈哈的，或者學約翰·懷因的樣子說話。他在公司裏幹了一整天的活，回家之後我又來給他添麻煩。但是，我覺得他也在讓我的日子難過。我感覺我們生活在冰冷和隔膜的氣氛中，缺少的是溫情、信任、自然和接受。我也許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給這個冰冷的家帶來一些熱量，由於我並不知道如何才能帶來溫暖，結果就把次等的東西帶來了：摩擦。
離家上大學的那一年，父母在26年的婚姻之後離婚，奇怪的是，離婚使我離父親更近了，同時又更遠了。
離婚期間，我正在艾爾在佛羅裏達創立的報紙《今日報》當實習記者。艾爾從紐約打來電話，說他需要談一下，之後就飛來見我，我對他要說的話一點線索也沒有。
一個行將破碎的家
第二天早餐的時候，艾爾把消息告訴我了。我還記得他陰沉而又平淡的聲音：“你媽媽和我已經決定離婚。沒有爭吵，沒有人特別煩，沒有人砸東西。我們兩個人都想過自己的生活，都想去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但是，如果這事對你或簡來說是一個問題，那我們就不離婚。”
我極其流利地回答說：“這不是個問題。我希望你去做對你最為有益的任何事情。”
我們兩個人都撒了謊，這些謊言埋下了艾爾和我關係惡化的種子。我們的謊言並不是惡意的，我們都在盡最大努力對付那場噩夢。艾爾撒謊的地方是，他說沒有人特別煩。我母親傷心欲絕，而且，不管簡和我會有什麽樣的反應，他都會離婚的。
我說一點問題也沒有的時候也撒了謊。那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我的家就在我眼前破碎了。但是，我坐在汽車旅館的早餐桌上，對麵就是那個我從十幾歲起就開始反抗的人，當時我驚呆了，因為我說了什麽錯話，可能會一輩子永遠失去父親。如果父母要分開，我準備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父親。
離婚之後的影響持續了多年。我跟艾爾吃飯的次數很少，如果在一起吃飯，又有了產生爭執的新話題：艾爾對洛萊塔的處理。我爭執說，他應該給她更多生活費。讓我驚訝的是，他真給了。
父親開始公開追求一位穿白褲子和西裝的豔麗的州議員羅裏·威爾遜的時候，我變得極其憤怒。1973年新年夜晚，他們在海灘上搞日出婚禮，我臉不刮就跑去了（“我開始留胡子了。”我對他們說），還穿一件運動衫，一頭亂發。我本來想表示更強烈的抗議，根本就不去的，但是，我母親卻一定要我去一下。
我跟艾爾和羅裏吃飯的時候，總會無事爭吵起來。我諷刺羅裏，就如同以前我諷刺艾爾一樣，說“所有政客都是腐敗的。”艾爾跟我有多年的爭吵經驗，而羅裏不一樣，她無一例外總是中我的圈套，之後就哭起來。7年以後他們離婚了，我感到受了維護，因為我又把老爸贏回來了。
約在我26歲生日的時候，艾爾和我之間的爭吵又一次發生轉變，這一次是朝好的方向轉化。艾爾感覺更有信心了，更牢固地掌握了加內特公司主席和首席執行官的大權。我也“發現”自己在不斷地看心理治療方麵的書，一方麵進行電休克治療，一方麵接受相互作用分析，還看很多自助書，我找到了麵對父親的勇氣和工具。
第一次是在佛羅裏達可可阿海灘上一次私密的父子晚餐。我已經為此預演了好幾天，我準備告訴艾爾，說他經常不在家，他多變的情緒，還有他很容易發脾氣，這些都傷害了我，並且使我難堪。我還準備告訴他說我愛他，並且要原諒他。我照做了，他也在聽。自從我還是個孩子以來，那是我們第一次說愛著對方。
第二件事情是兩天發後發生的。我很晚回家，鎖上門，拿了去我臥室的保安鑰匙。第二天早晨11點起來，我愉快地四處走動，準備吃早餐，結果發現狂怒的艾爾。他找不到保安鑰匙，無法到秘書辦公室去做他早晨的工作。我說對不起，他就開始狂吼了。有生以來我第一次隻看著他吼，我沒有頂嘴，也沒有跑走。這事讓我大吃一驚，他也是一樣。他拿起鑰匙，一聲不吭就走了。
兩個小時後，他來找我，差不多就要哭出聲來，自責地說：“我缺少體貼，我道歉。”放錯了鑰匙的事件幫助我們找到了彼此相處的鑰匙，我們的關係從那以後就更好了。這件事情讓我站在不同角度來看待艾爾和早年的那些日子。
艾爾的軟肋公開了
我開始回憶艾爾對我好的時候：還在小聯盟隊的時候，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教練。我養的一條快樂的小狗斯馬基死後，他在早餐桌上差不多要流出淚來地祈禱。
隨著時間的推移，艾爾的這一類軟肋越來越多地公開化了。1979年，他母親86歲時過世，此後，每每談起她來，他就止不住要流淚。1982年，《今日美國》啟動後，他跟我和妹妹說，有幾十家報紙都在抄襲《今日美國》的樣板，邊說邊忍住幸福的淚水。1986年，艾爾的軟肋完全露出來了，當時，他在加內特公司的年度大會上宣布準備退休，並且交出首席執行官的職位，結果讓所有人大吃一驚。他的表情和聲音夾雜著驕傲和悲傷，差不多話都說不出來了。
我15歲的時候，艾爾在醫院動了一次很危險的手術，想矯正心室纖維顫動。艾爾兩歲就死了父親，我才15歲就麵臨著也要失去父親的風險。住院以前，艾爾寫了一封信給我，以防萬一活不過來。信是這麽寫的：
你現在還不太明白，一個父親在兒子的身上體會到多深的自豪感。我為你的自豪是相當大的，跟任何一位父親對才隻有15歲的兒子的自豪感一樣深厚。我之所以自豪，是因為你極聰明、有理想、為人誠實，而且長得也帥。我很自豪，是因為你已經顯示出自己可以成為男孩子們的領袖的信心。我知道你將來會成為男人的領袖。我知道你會成就大業，會對你們一代人，你們的國家和你們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遠遠超出我已經做的和願意做的一切。我希望自己能夠多活幾年，這樣就可以看到你，並且帶頭為你鼓掌。但是，假如我本人不能夠親自在場，我的精神也一定會陪伴著你。
那封信當時對我來說算不得什麽。今天，當我思考自己15歲的時候有可能失去父親的時候，我就得到了一種新的視角，明白自己與父親的爭鬥是什麽性質的。我本來永遠也不可能了解那個對我如此深愛的艾爾·紐哈斯的，我本來有可能永遠無法消除自己的仇恨和憤怒的，我本來有可能終生都是一個憤怒的年輕人的。
最近幾年，我們之間的快照變成了金黃色的：
1986年感恩節，在內華達山塔霍湖的山頂小屋裏，我跟艾爾兩個人單獨吃了一頓父子晚餐。艾爾親自掌勺，而且以他特有的謙遜風格準備了火雞、填餡、土豆泥、烤土豆、甜薯、豌豆、玉米、南瓜、青豆、蘆筍、球芽甘藍、羅卜、色拉和麵包，足夠20個人吃的。所有的菜他一樣都不讓我幫忙，全部由他一個人做完。
晚餐期間，他問到我的學習情況，還有朋友和事業方麵的事情。他對我的生活有極大興趣，也願意談自己的事情。他談到了作為62歲的首席執行官，與人約會是什麽樣的感覺，他多麽希望能夠在明白宣布《今日美國》開始盈利（做到了），還談到了他的退休計劃。我們滿足於這樣沒有時間限製的夜晚，這是一個父親與自己的兒子為彼此的友誼表達謝意。
晚餐之後，他問我洗碗機到底怎麽用。艾爾跟我母親在婚姻早年時自己洗碗，當時太窮了，買不起自動洗碗機。從那以後，妻子、兒童、賓館的服務人員和秘書以及清潔人員幫他洗碗。他從來沒有用過自動洗碗機！這個下雪的感恩節之夜，艾爾35年來第一次開始洗碗。
沒有為父的本能
我和父親走到那個感恩節的夜晚費了很長的艱辛之旅。艾爾情緒多變，今天氣呼呼的，明天又好像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過，給我的感覺是，自己就像人們在辦公室裏開的一個玩笑，在我當家庭治療師的那個工作場所，人們開這樣一個玩笑：“玫瑰是紅的，紫羅蘭是藍色的，我是精神分裂的，我也是這樣的。”
作為家庭治療師，我知道少年隻需要自己的家是一個整體，他們根本不關心父母自己童年時期的感受。在我的少年時期，我從來都沒有想到艾爾從來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從來都沒有一手經驗，不知道當父親是如何能夠幫助孩子，如何會傷害孩子。
有艾爾這樣一個父親，益處遠遠超出害處。他從來都不小氣，當他上了年紀，他就開始把自己的智慧、時間、榮譽和兩難困境說給我和妹妹聽。
艾爾從來都不強行要我去搞新聞工作。他隻是告訴我要熱愛自己的工作，當我當上記者的時候，他也鼓勵我要接受新聞事業。當我離開這一行的時候，他也很大度地接受，鼓勵我要熱愛自己的新行當。
有時候，我感覺自己是“一個可憐的富家小子弟”，沒有抱怨的權利。我父親在我高中畢業的時候送給我一輛裏維埃拉別克車，因為我和朋友提出了要求，他就去弄世界杯賽的門票。我們看上去是一個模範家庭：成功的父親，有愛心的母親，時髦的大住宅，孩子上一流的學校。
但是，在表層底下，我們是一個充滿痛苦的家庭。在這樣一個家庭長大，讓我明白了財富和外表是什麽。我得知金錢並不能買來幸福，而富人跟別的任何人一樣，也有自己的問題要去解決。
今天，最讓我難以忘懷的不是父親與我之間那一段可怕的生活，而是我們終於度過了那個難關，把一種將死的關係救活了。我伸手搭救，艾爾也伸手迎接。這個“婊子養的”真正的懺悔，應該是艾爾為什麽以及如何從著了魔一樣完全專注自身利益的家夥，變成了一位勇敢無畏和有愛心的父親的，他能夠對自己的家人表示溫情，而對自己的職業和國家又有極大的鼓舞作用。
艾爾也許永遠也不會明白，他在我的童年時期給我帶來了多大的影響，他對我受到的傷害似乎毫不知情。但是，最近幾年以來，他想努力盡一切可能修複過去沒有時間去關照的事情。他邀請我進入他的內心，而且，讓我驚訝的是，他還邀請我在他的這本書裏表達自己。
最後一個情景，1987年5月9日，我妹妹簡馬上就要結婚了，婚禮之前兩個小時，艾爾、簡、我母親還有我各自坐在四把木製的折疊椅上，簡在弗吉尼亞有一個馬場，馬場上有起伏的草場。婚禮將在戶外舉行，已經擺好了很大一個帳篷，正對著藍脊山。
我們坐著，就跟過去一家人坐在餐桌上一樣──我和艾爾坐在對麵，媽媽坐在他右側，簡坐在他左側。我們談起來，說艾爾的父母丹尼爾和克裏斯蒂娜，還有洛萊塔的父母塞穆爾和安娜以及南達科他州所有的農場主會有多麽自豪，因為我們又一次擁有自己的家庭牧場了。我們談到簡讀高中時的一些發瘋的男友，我們從來都沒有想到她會嫁給一位有力量也有溫情的瑞士小夥子，就是後來成為她丈夫的約瑟夫。
我們談到了離婚的事情，那個傷口我一直以為就是這個家徹底完蛋的東西。談話期間，我觀察母親和父親，發現傷口已經愈合。我們又成為一個完整的圓圈，這個家庭之所以開始，就是因為我母親1941年在南達科他州的一次棒球比賽時看了父親一眼，這個家庭在愛中誕生，在天真中誕生，結果卻被冷漠撕裂。
我看著艾爾，覺得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惡棍，而是一個普通人，他有出眾的激情，也有遠大的眼光，他以自己所知的最佳方式愛著我們。
丹是一位心理治療師，也是對話公司的總裁。對話公司是基地設在聖弗朗西斯科市的一家演講和谘詢公司。他以前當過記者，在報紙、電台和電視台工作過，還當過大學的新聞學教授。
他有杜克大學政治科學和社會學方麵的學士學位，有西北大學新聞學方麵的碩士學位，還有聖弗朗西斯科的約翰·肯尼迪大學的臨床心理學碩士學位，目前正在伯克萊的加利福尼亞職業心理學學院攻讀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
丹·紐哈斯發的成績單
馬克·吐溫的父親和我父親有很多相似之處。
“我14歲的時候，”馬克·吐溫說，“父親十分傲慢，我差不多就無法忍受靠近那個老家夥。但是，等我長到21歲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在過去7年裏，他已經學到了那麽多東西。”
小的時候我把父親當做偶像。但是，到16歲的時候，我們兩個人就開始在心理上彼此幹仗了，形勢發展越來越糟糕，因為一種親情關係即將丟失，我們彼此開始對罵。自從我25歲以後，我和艾爾又成為最親密的朋友了。
作為加內特公司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我父親是一個絕對的成功人士。但是，作為我們家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呢？他是什麽樣的一位父親？作為這位公司征服者的兒子長大成人是什麽滋味？
在我的少年時代，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絲好處。他看起來漠不關心，總在生氣，脾氣很壞，讓人摸不著頭腦，而且總是嚇死人的樣子。17歲的時候，我打起行李包上大學，當時的結論是，再也不會靠近艾爾這個人了。他會死的（當時他已經47歲），我也會悲哀──很短暫的一陣子──事情不過如此，我看不出還有什麽別的辦法。
我不喜歡我們家的一切都圍繞著艾爾轉，大家走路都像在踩蛋殼，因為我們誰也不知道他會是什麽樣的一種情緒，也不知道什麽樣的事情會惹他惱火。艾爾在公司的梯子上越跑越高，我也越發不喜歡必須跟妹妹一起出席公司的種種社交活動，而且得裝出像政客的完美後代的樣子。那是一個壓製別人而且十分嚴酷的父親，他為我們提供了物質上的奇跡，但又製造出情感上的沙漠，因此我感覺，守著這樣一個父親，我永遠也不會找到自我。
這與我小時候的情形很不一樣，老照片和母親的回憶可以提供逼真的情形，證實當年我和艾爾之間的關係：
►3歲的時候，在父母水氣蒙蒙的浴室裏，我專心地看著艾爾刮臉，我也用自己的塑料玩具刮胡刀在自己的臉上刮。
►4歲的時候，我跟在艾爾身後用玩具剪草機剪草，當時，他在邁阿密酷熱的陽光下汗流浹背地剪草坪，用的是手推的人工剪草機。
►5歲的時候，在後院裏過星期天，艾爾坐在院子裏用打字機為《邁阿密論壇報》打新聞報道，我也坐在旁邊敲打錫製的玩具打字機。
從偶像崇拜到仇恨
是什麽東西使我童年的偶像崇拜變成了少年時期的仇恨的？直到成年以後，我才看出自己仇恨艾爾的根本原因：當父親的把職業生涯放在家庭前麵，結果深深地傷害了一個少年的心。回首往事，我現在明白，艾爾在公司權力階梯上攀登是有代價的，他步法不穩，風險太大，他當時一定希望自己家裏不要出事，哪怕後來沒有做到。我現在可以明白，艾爾小時候沒有父親，一切都不牢靠，這也是他缺少一張圖紙，不知道如何將我帶大的原因。
但在少年時期，我隻知道自己感覺痛苦。原因並不重要，下麵是我少年時期的一些情景：
►14歲那年，我和鄰家的一個小孩子沒有聯係好，他本來答應在假期替我為150位訂戶送報紙的，結果，卻沒有去送。我記得艾爾當時大發雷霆，他憤怒地喊叫著：“該死，世界上沒有多少人一輩子會有兩次機會，他們沒有炒掉你就算你走運了。”
我本來需要同情，結果反倒感覺自己像是個一無用處的廢物。我一臉淚水，而且心裏氣得不行，覺得艾爾根本都不關心我，他隻在乎別人會在公司裏說他，以為老板的兒子辦砸了事情會讓他丟臉。
►15歲那年，11月份一個下雪的星期天，是我第一次約會以後的第一個早晨，不自覺就走進了父親的私人辦公室，由於愛得心切，心裏又不知道早晨9點就打電話再次約會是不是太早了一點。在我們家，星期天是家人團聚的日子。但是，父親正在忙他的工作，他抬起頭來，用厭惡的口氣說：“小夥子啊，你來得不是時候。”我本來是想同他分享我的快樂的。結果，我夾著尾巴腳步沉重地離開了，發現男人之間不能在情感的事情上陷得太深。
餐桌上的儀式最能說明我家的問題。我家的餐桌是戰場。在越南戰爭期間，我嘲笑艾爾，說：“我打賭你肯定為能夠稱自己是美國人而驕傲。”我樂於讚成一位專欄作家給加內特公司貼的標簽，說加內特公司辦的是“一堆狗屁報紙”。1968年，我得知艾爾正在掂量尼克鬆和漢弗雷競選總統時的立場問題，我大肆宣傳簡·麥卡錫的讚揚話。麥卡錫失勢以後，我又開始說喬治·華萊士的好話。我的立場並不重要，隻要是與艾爾相反的就行。
另外一些時候，我隻用單音節的字眼回答他的提問，哼哼哈哈的，或者學約翰·懷因的樣子說話。他在公司裏幹了一整天的活，回家之後我又來給他添麻煩。但是，我覺得他也在讓我的日子難過。我感覺我們生活在冰冷和隔膜的氣氛中，缺少的是溫情、信任、自然和接受。我也許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給這個冰冷的家帶來一些熱量，由於我並不知道如何才能帶來溫暖，結果就把次等的東西帶來了：摩擦。
離家上大學的那一年，父母在26年的婚姻之後離婚，奇怪的是，離婚使我離父親更近了，同時又更遠了。
離婚期間，我正在艾爾在佛羅裏達創立的報紙《今日報》當實習記者。艾爾從紐約打來電話，說他需要談一下，之後就飛來見我，我對他要說的話一點線索也沒有。
一個行將破碎的家
第二天早餐的時候，艾爾把消息告訴我了。我還記得他陰沉而又平淡的聲音：“你媽媽和我已經決定離婚。沒有爭吵，沒有人特別煩，沒有人砸東西。我們兩個人都想過自己的生活，都想去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但是，如果這事對你或簡來說是一個問題，那我們就不離婚。”
我極其流利地回答說：“這不是個問題。我希望你去做對你最為有益的任何事情。”
我們兩個人都撒了謊，這些謊言埋下了艾爾和我關係惡化的種子。我們的謊言並不是惡意的，我們都在盡最大努力對付那場噩夢。艾爾撒謊的地方是，他說沒有人特別煩。我母親傷心欲絕，而且，不管簡和我會有什麽樣的反應，他都會離婚的。
我說一點問題也沒有的時候也撒了謊。那是一個巨大的問題，我的家就在我眼前破碎了。但是，我坐在汽車旅館的早餐桌上，對麵就是那個我從十幾歲起就開始反抗的人，當時我驚呆了，因為我說了什麽錯話，可能會一輩子永遠失去父親。如果父母要分開，我準備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父親。
離婚之後的影響持續了多年。我跟艾爾吃飯的次數很少，如果在一起吃飯，又有了產生爭執的新話題：艾爾對洛萊塔的處理。我爭執說，他應該給她更多生活費。讓我驚訝的是，他真給了。
父親開始公開追求一位穿白褲子和西裝的豔麗的州議員羅裏·威爾遜的時候，我變得極其憤怒。1973年新年夜晚，他們在海灘上搞日出婚禮，我臉不刮就跑去了（“我開始留胡子了。”我對他們說），還穿一件運動衫，一頭亂發。我本來想表示更強烈的抗議，根本就不去的，但是，我母親卻一定要我去一下。
我跟艾爾和羅裏吃飯的時候，總會無事爭吵起來。我諷刺羅裏，就如同以前我諷刺艾爾一樣，說“所有政客都是腐敗的。”艾爾跟我有多年的爭吵經驗，而羅裏不一樣，她無一例外總是中我的圈套，之後就哭起來。7年以後他們離婚了，我感到受了維護，因為我又把老爸贏回來了。
約在我26歲生日的時候，艾爾和我之間的爭吵又一次發生轉變，這一次是朝好的方向轉化。艾爾感覺更有信心了，更牢固地掌握了加內特公司主席和首席執行官的大權。我也“發現”自己在不斷地看心理治療方麵的書，一方麵進行電休克治療，一方麵接受相互作用分析，還看很多自助書，我找到了麵對父親的勇氣和工具。
第一次是在佛羅裏達可可阿海灘上一次私密的父子晚餐。我已經為此預演了好幾天，我準備告訴艾爾，說他經常不在家，他多變的情緒，還有他很容易發脾氣，這些都傷害了我，並且使我難堪。我還準備告訴他說我愛他，並且要原諒他。我照做了，他也在聽。自從我還是個孩子以來，那是我們第一次說愛著對方。
第二件事情是兩天發後發生的。我很晚回家，鎖上門，拿了去我臥室的保安鑰匙。第二天早晨11點起來，我愉快地四處走動，準備吃早餐，結果發現狂怒的艾爾。他找不到保安鑰匙，無法到秘書辦公室去做他早晨的工作。我說對不起，他就開始狂吼了。有生以來我第一次隻看著他吼，我沒有頂嘴，也沒有跑走。這事讓我大吃一驚，他也是一樣。他拿起鑰匙，一聲不吭就走了。
兩個小時後，他來找我，差不多就要哭出聲來，自責地說：“我缺少體貼，我道歉。”放錯了鑰匙的事件幫助我們找到了彼此相處的鑰匙，我們的關係從那以後就更好了。這件事情讓我站在不同角度來看待艾爾和早年的那些日子。
艾爾的軟肋公開了
我開始回憶艾爾對我好的時候：還在小聯盟隊的時候，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教練。我養的一條快樂的小狗斯馬基死後，他在早餐桌上差不多要流出淚來地祈禱。
隨著時間的推移，艾爾的這一類軟肋越來越多地公開化了。1979年，他母親86歲時過世，此後，每每談起她來，他就止不住要流淚。1982年，《今日美國》啟動後，他跟我和妹妹說，有幾十家報紙都在抄襲《今日美國》的樣板，邊說邊忍住幸福的淚水。1986年，艾爾的軟肋完全露出來了，當時，他在加內特公司的年度大會上宣布準備退休，並且交出首席執行官的職位，結果讓所有人大吃一驚。他的表情和聲音夾雜著驕傲和悲傷，差不多話都說不出來了。
我15歲的時候，艾爾在醫院動了一次很危險的手術，想矯正心室纖維顫動。艾爾兩歲就死了父親，我才15歲就麵臨著也要失去父親的風險。住院以前，艾爾寫了一封信給我，以防萬一活不過來。信是這麽寫的：
你現在還不太明白，一個父親在兒子的身上體會到多深的自豪感。我為你的自豪是相當大的，跟任何一位父親對才隻有15歲的兒子的自豪感一樣深厚。我之所以自豪，是因為你極聰明、有理想、為人誠實，而且長得也帥。我很自豪，是因為你已經顯示出自己可以成為男孩子們的領袖的信心。我知道你將來會成為男人的領袖。我知道你會成就大業，會對你們一代人，你們的國家和你們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遠遠超出我已經做的和願意做的一切。我希望自己能夠多活幾年，這樣就可以看到你，並且帶頭為你鼓掌。但是，假如我本人不能夠親自在場，我的精神也一定會陪伴著你。
那封信當時對我來說算不得什麽。今天，當我思考自己15歲的時候有可能失去父親的時候，我就得到了一種新的視角，明白自己與父親的爭鬥是什麽性質的。我本來永遠也不可能了解那個對我如此深愛的艾爾·紐哈斯的，我本來有可能永遠無法消除自己的仇恨和憤怒的，我本來有可能終生都是一個憤怒的年輕人的。
最近幾年，我們之間的快照變成了金黃色的：
1986年感恩節，在內華達山塔霍湖的山頂小屋裏，我跟艾爾兩個人單獨吃了一頓父子晚餐。艾爾親自掌勺，而且以他特有的謙遜風格準備了火雞、填餡、土豆泥、烤土豆、甜薯、豌豆、玉米、南瓜、青豆、蘆筍、球芽甘藍、羅卜、色拉和麵包，足夠20個人吃的。所有的菜他一樣都不讓我幫忙，全部由他一個人做完。
晚餐期間，他問到我的學習情況，還有朋友和事業方麵的事情。他對我的生活有極大興趣，也願意談自己的事情。他談到了作為62歲的首席執行官，與人約會是什麽樣的感覺，他多麽希望能夠在明白宣布《今日美國》開始盈利（做到了），還談到了他的退休計劃。我們滿足於這樣沒有時間限製的夜晚，這是一個父親與自己的兒子為彼此的友誼表達謝意。
晚餐之後，他問我洗碗機到底怎麽用。艾爾跟我母親在婚姻早年時自己洗碗，當時太窮了，買不起自動洗碗機。從那以後，妻子、兒童、賓館的服務人員和秘書以及清潔人員幫他洗碗。他從來沒有用過自動洗碗機！這個下雪的感恩節之夜，艾爾35年來第一次開始洗碗。
沒有為父的本能
我和父親走到那個感恩節的夜晚費了很長的艱辛之旅。艾爾情緒多變，今天氣呼呼的，明天又好像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過，給我的感覺是，自己就像人們在辦公室裏開的一個玩笑，在我當家庭治療師的那個工作場所，人們開這樣一個玩笑：“玫瑰是紅的，紫羅蘭是藍色的，我是精神分裂的，我也是這樣的。”
作為家庭治療師，我知道少年隻需要自己的家是一個整體，他們根本不關心父母自己童年時期的感受。在我的少年時期，我從來都沒有想到艾爾從來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從來都沒有一手經驗，不知道當父親是如何能夠幫助孩子，如何會傷害孩子。
有艾爾這樣一個父親，益處遠遠超出害處。他從來都不小氣，當他上了年紀，他就開始把自己的智慧、時間、榮譽和兩難困境說給我和妹妹聽。
艾爾從來都不強行要我去搞新聞工作。他隻是告訴我要熱愛自己的工作，當我當上記者的時候，他也鼓勵我要接受新聞事業。當我離開這一行的時候，他也很大度地接受，鼓勵我要熱愛自己的新行當。
有時候，我感覺自己是“一個可憐的富家小子弟”，沒有抱怨的權利。我父親在我高中畢業的時候送給我一輛裏維埃拉別克車，因為我和朋友提出了要求，他就去弄世界杯賽的門票。我們看上去是一個模範家庭：成功的父親，有愛心的母親，時髦的大住宅，孩子上一流的學校。
但是，在表層底下，我們是一個充滿痛苦的家庭。在這樣一個家庭長大，讓我明白了財富和外表是什麽。我得知金錢並不能買來幸福，而富人跟別的任何人一樣，也有自己的問題要去解決。
今天，最讓我難以忘懷的不是父親與我之間那一段可怕的生活，而是我們終於度過了那個難關，把一種將死的關係救活了。我伸手搭救，艾爾也伸手迎接。這個“婊子養的”真正的懺悔，應該是艾爾為什麽以及如何從著了魔一樣完全專注自身利益的家夥，變成了一位勇敢無畏和有愛心的父親的，他能夠對自己的家人表示溫情，而對自己的職業和國家又有極大的鼓舞作用。
艾爾也許永遠也不會明白，他在我的童年時期給我帶來了多大的影響，他對我受到的傷害似乎毫不知情。但是，最近幾年以來，他想努力盡一切可能修複過去沒有時間去關照的事情。他邀請我進入他的內心，而且，讓我驚訝的是，他還邀請我在他的這本書裏表達自己。
最後一個情景，1987年5月9日，我妹妹簡馬上就要結婚了，婚禮之前兩個小時，艾爾、簡、我母親還有我各自坐在四把木製的折疊椅上，簡在弗吉尼亞有一個馬場，馬場上有起伏的草場。婚禮將在戶外舉行，已經擺好了很大一個帳篷，正對著藍脊山。
我們坐著，就跟過去一家人坐在餐桌上一樣──我和艾爾坐在對麵，媽媽坐在他右側，簡坐在他左側。我們談起來，說艾爾的父母丹尼爾和克裏斯蒂娜，還有洛萊塔的父母塞穆爾和安娜以及南達科他州所有的農場主會有多麽自豪，因為我們又一次擁有自己的家庭牧場了。我們談到簡讀高中時的一些發瘋的男友，我們從來都沒有想到她會嫁給一位有力量也有溫情的瑞士小夥子，就是後來成為她丈夫的約瑟夫。
我們談到了離婚的事情，那個傷口我一直以為就是這個家徹底完蛋的東西。談話期間，我觀察母親和父親，發現傷口已經愈合。我們又成為一個完整的圓圈，這個家庭之所以開始，就是因為我母親1941年在南達科他州的一次棒球比賽時看了父親一眼，這個家庭在愛中誕生，在天真中誕生，結果卻被冷漠撕裂。
我看著艾爾，覺得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惡棍，而是一個普通人，他有出眾的激情，也有遠大的眼光，他以自己所知的最佳方式愛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