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駁道:“雖然隻有兩百元,但他們每月工資都拿不到一千呢。他們幾乎都來自貧窮地區,每月兩百元可以派很大的用處。”


    他不以為意地搖搖頭:“他們隻不過一時接受不了,扣著扣著也就習慣了。”


    他可真不愧為“中國通”,連我們打工者私下裏常說的那句“扣著扣著就習慣了”都知道,但我不得不承認他說得對。一直以來,廠方小型的罷工此起彼伏,但因為組織者最多是班組長,缺乏號召力,並且文化程度所限,對罷工沒有提出明確的訴求,所以每次罷工最後都會不了了之。除了罷工後開除或處分一些人,並沒有給廠方造成太大的損失。


    所以我也想,這次就算罷工,也不過和以往一樣的結果罷了。誰知第二天早晨剛一上班,便感覺到異樣!生活區那邊滿地狼藉,象是剛剛經曆過一場浩劫!但田中依然象往常一樣,早早站在門口,不住地向上班的人流鞠躬致謝。


    直到開完早會我才聽同事私下說,因為每月多扣了200元,工人們真的鬧起來了。昨夜十一點半,生活區便傳來了巨大的喧嘩聲。開始的時候,隻是雜亂無章的叫喊聲和口哨聲。但很快,這些聲音匯集在一起,變成了很多人的異口同聲,象喊口號一樣:“提高工資,改善夥食!”


    除了這句口號,也有人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甚至還有人喊:“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


    這些口號一經喊出,便迅速引起共嗚,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喊口號的行列。櫻之廠大多數是女工,再加上女孩子的叫聲又尖又細,特別突出,喊口號之餘,她們對男工宿舍高聲叫罵:“你們枉為男人,沒種,隻能眼睜睜受日本人欺負!”


    很多男工本就滿心怒火,女工一罵,更把他們的怒火點燃了。他們開始把臉盆、水杯、鞋子等物從樓上如雨點般地扔下去。他們原本想衝進廠區,但當值保安很是機靈,早早關閉了通往廠區的大鐵門。否則,還不知道要鬧出什麽亂子呢。


    進了不廠區,再加上工人這次鬧事沒有任何組織紀律,如一般散沙,很快就不了了之了。甚至於在鬧事的時候,他們也隻是往樓下扔自己的臉盆、水杯、鞋子等物,並沒有破壞廠方的一草一木。


    在清潔工的工作下,生活區很快恢複了往日的幹淨與整潔,仿佛什麽都沒發生過一樣。


    我原以為,廠方會因這事開除幾個人。但因為沒有給廠方造成一絲一毫的損失,且又是天黑,田中這次格外寬容:“由他們去吧,發泄一下也好。中國人嘛,雖然會整人,卻隻會自己人整自己人,很難成就大事。”


    我很氣惱他說這話時的態度,嘴角上挑,眉毛微揚,說不出的傲慢與蔑視,簡直和早晨那個站在廠門口向工人們點頭致謝的謙謙君子判若兩人!


    我感覺非常羞愧,曾經,我還以為他真的熱愛和平、對中國人民非常友好呢。沒想到一遇到實質性的東西,他就會露出原形!


    但無論如何,我以為他說得對。以我的個人體會,逆來順受,缺乏血性,己是中華民族集體性格中的一大人格缺陷,這種缺陷幾乎滲入到每一個中國人的骨髓中。外出打工這幾年,每每遇到不平,我稍有反抗,稍有不屈服的舉止,便會招來看客們的冷眼與嘲諷。所以我認為這次,工人們在發泄完不滿後,廠方也沒有追究,這事應該象以往的曆次罷工一樣,最終不了了之吧。


    果然,接下來的幾天,工人們再也沒有鬧事,甚至連罷工的人都沒有。看來扣住宿費這件事也和以往任何一項新的苛刻的規章製度一樣,最初的憤怒過後,一切都會恢複平靜。


    就在我以為萬事大吉時,有一天晚上,我和王磊剛喝完湯,王磊卻接到張聲翔的電話。張聲翔說他有很重要的事要和我們談,王磊很爽快地答應了。


    張聲翔雖然仍是組長,但自從事務組組長史學宏被解雇後,他就被貶到事務組了,原招聘組組長由韓路兼任。張聲翔身為事務組長,在處理去年的幾起罷工事件時,明顯偏袒工人,令廠方非常不滿,田中對他更是沒有好感。一個讓田中沒有好感的人,我實在不想跟他走得太近。


    但我知道王磊的性格,若讓他知道我心裏的真實想法,他一定很生氣。所以,我故意挑拔道:“張聲翔為人處事不太合群,在人事部和金自立他們都處不好。這樣的人,最好還是離他遠點吧。”


    王磊奇怪地看著我:“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和金自立處不好,就是因為他太有正義感了。他做招聘組長時,不但自己堅持不收介紹費,還不許普工招聘點的李玉瑩收。可自從韓路做招聘組長後,哪一個進廠的不收介紹費?金自立和韓路狼狽為奸,不知賺了多少昧心錢。”


    我歎了一口氣,知道無論說什麽,也不能阻止王磊和張聲翔的這次見麵,隻好起身泡了一壺茶,洗了一些水果,等候張聲翔的到來。


    一切準備就緒,敲門聲也適時地響起來,當我打開房門時,不僅看到了張聲翔,在他身後,還站著一個叫梁洪權的人。這個梁洪權是表底工場的一名科長,雖然隻有三十五、六歲,在櫻之廠己經做了九年,算是老員工了。但因為性格太過耿直,一直升不上去。


    張聲翔打趣道:“大家都是老相識,不用我介紹了吧?”


    王磊熱情地說:“都是稀客,快請進。”


    我趕緊給他們沏茶,梁洪權品了一口,稱讚道:“真是名師出高徒,早聽說田中頗懂茶道,楊海燕肯定跟他學了不少。”


    我客氣道:“喜歡以後就常來喝。”


    梁洪權苦笑著搖了搖頭:“再過幾個月年,我來櫻之廠就滿九年了,滿九年之日,正是我被解雇之時。所以,這可能是最後一次來了。”


    一般來說,櫻之廠的普通員工做到五年便會以各種理由被廠方解雇。比如苗先婷。而科長級以上雖然可以做的時間長一些,但九年己是極限。因為十年以後,按規定,廠裏每年要發一筆長期服務獎給他們。但據說,領過這筆錢的人,屈指可數。因為大多數人,都在領到這筆錢之前被解雇了。


    雖然我現在還沒到九年,但隻要在這裏做下去,總歸要到哪一天呢。一想到付出了九年青春和汗水的地方,在九年後,就不得不含恨離去,實在令人唏噓。這就是打工者的宿命,對現在的迷茫和對前途的恐懼,沉重在壓在每一打工者的心上。不論這個打工者是藍領、白領還是金領。


    比如梁洪權,他1992年大學畢業,1993年來深圳打工,對打工生活,有一肚子的故事和感慨,但他印象最深刻的,卻是發生在十二年前的一件事,是他親眼所見。那時候,他剛來深圳,在一家皮革廠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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