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1章
我是一朵飄零的花：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 作者：房憶蘿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皮革廠宿舍是兩棟相鄰的的八層樓，職員級別和普工各一棟，中間相隔十來米，所以不管哪棟樓甚至哪個宿舍發生大的爭吵，大家都會知道。
一天深夜，他睡得正香，卻被一陣急促的踢門聲、叫罵聲吵醒。憑經驗，是治安隊又來查房了。不過，這些治安隊也是狗眼看人低，一般隻查普工宿舍，職員級別宿舍很少來查。治安隊查房有時候會從淩晨2：00查到早晨6：00，當時他一看表，才剛剛2：30，於是就繼續蒙頭大睡。
半睡半醒間，他聽到一聲淒慘的嚎叫。雖然當時外麵很吵，但這麽淒慘的聲音還是很刺耳。他起身一看，一個瘦小的二十歲左右男孩被幾個治安隊員綁在兩棟宿舍之間的大門上。治安員的皮鞭正如雨點般地落在“瘦男孩”身上。當時兩棟宿舍的人都起床了，密密麻麻地擠在通道裏。
經打聽才知，“瘦男孩”剛從老家出來找工作，沒有辦暫住證。而且，他的車票已經超過三天期限了，是偷偷溜進皮革廠寄宿在老鄉床上的。看到治安隊的人進來查房，他立刻就慌了，想從後麵的陽台爬到隔壁的房裏避一避，沒想到恰好被樓下的治安員逮個正著，他的厄運也由此開始了。
這時，好多圍觀的人看不下去了，都勸治安員不要打了，可那些囂張的治安員哪裏聽得進別人的勸？皮鞭依然如雨點一般落在“瘦男孩”身上。
終於不打了，治安員給“瘦男孩”的腳鬆了綁，圍觀的人都長舒了一口氣，但這口氣還沒提上來，就見治安員又把“瘦男孩”腳上的繩子加綁到手上，並把“瘦男孩”雙手反綁在摩托車後架上。然後，兩個治安員跨上了摩托車瘋狂地在兩棟宿舍之間的水泥地上兜圈兒。
很多女孩尖叫起來，嚇得捂住眼晴。可憐的“瘦男孩”就這樣被他們倒拖著，毫無掙紮之力，地上立刻就有了血跡。不一會兒，“瘦男孩”就昏死過去。那些治安員還覺得不過隱，衝著昏死過去的瘦男孩吼叫：“你想裝死，沒那麽容易，會讓你活過來的！”
接著，治安員又把“瘦男孩”綁在兩棟宿舍之間的大門上，並給他沷了幾桶冷水，但“瘦男孩”似乎很“睏”，沒有半點要醒的意思。於是，“聰明”的治安員又想了一個“好辦法”，那就是：騎著摩托車從十幾米外快速的衝向被綁的“瘦男孩”，在摩托車與“瘦男孩”直接撞擊三次後，“瘦男孩”終於醒了。
直至此時，東方已經開始發白了，可能治安員們也很累了，摞下“瘦男孩”，開著三輛摩托車揚長而去。昏倒在地上的“瘦男孩”，早己經血肉模糊。最後還是在幾個老鄉的挽扶下，勉強把他拖進了宿舍。
但早上剛一上班，廠方立刻把“瘦男孩”攆出了廠，並將帶他進廠的老鄉全部開除。後來聽說，“瘦男孩”根本站不起來，是被幾個老鄉抬走的。
梁洪權講到這裏，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恐懼地問：“那後來呢？‘瘦男孩’怎麽樣了？有沒有被送進醫院？”
梁洪權搖搖頭：“不久，我就離開那家皮革廠了，後來什麽情況不清楚。但可能不會進醫院，你想想，‘瘦男孩’連工作都沒找到，肯定沒錢。那時候，皮革廠普通工人一個月隻有兩百多元的工資，他的老鄉也一個比一個窮。”
張聲翔附合道：“現在打工者也還是一個比一個窮。”
梁洪權繼續說：“這件事情對我的影響很大，直至今日仍能非常清楚的記得每一個細節，而且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當時真恨自己的無能，如果我擁有一樣東西，我一定不會讓那件事發展下去。你們猜，我當時最想擁有的是什麽東西？”
我脫口而出：“錢，如果有錢你就可以幫他了。”
梁洪權卻眯起眼晴，嚴肅地說：“我想要的是槍，最好是ak-47mai.！如果我有槍，我一定要殺了那些毫無人性的東西！”
我忽然感覺麵前的這個人非常可怕！我剛從坎坷中走出來，我剛找到自己人生的歸宿，我想平平淡淡過日子，和王磊結婚、買房、生子，把我媽接過來，供我弟上大學。我不想和這種可怕的人走得太近，以免影響我現在穩定的生活！
所以，我故意推了推王磊：“現在幾點了？”
王磊漫不經心地說：“剛剛十點，還早呢。”然後若有所思地說，“相對於暫住證，打工者更關心的問題是，每天累死累活的，工資什麽時候能真的漲？”
梁洪權更加激動了，憤怒道：“說起這事我就更氣了，狗屁的經濟學家！現在中國有一個經濟學家說，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會削弱中國經濟的競爭力。但任何一個粗通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邏輯。而這句話的潛台詞不言自明，那就是不鼓勵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
張聲翔冷笑道：“中國的所謂經濟學家，早就喪失了做為一個經濟學家的良知！不僅是經濟學家，還有許多惡心的專家文人。曆史的發展規律己經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當大多數的專家文人變成禦用，並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麵時，那麽，這個國家，已經病入膏肓了。”
王磊說：“勞動力成本是否上升，其實涉及到一個社會價值判斷，中國經濟發展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麽？如果隻是gdp和吸引外資的增長，那麽這樣做是有道理的。但其結果往往是以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為代價。由此導致現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梁洪權搖搖頭：“即便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限製工資上漲也是一種非常短視的舉動。日本上世紀60年代勞動力成本大幅上漲，但日本政府並沒有去限製勞動力工資上漲。而是借助這個機會提升勞動力質量，從而推動了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使經濟結構和民眾生活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張聲翔隨聲附和：“所以呢，血汗工廠看似是資方主缺乏良心的產物，實際上是中國現在經濟模式及整個社會環境的產物。要消滅血汗工廠，僅僅依靠資方的良心是遠遠不夠的，當然，僅僅依靠經濟轉型也不夠，因為經濟轉型需要整個社會的轉型來配合。
梁洪權無奈地說：“人都是有良心的，隻是有時很無奈。因為國家太沒有擔當了，國家的製度太不好了。所以人要生存，有時就不能有良心。”
王磊沉重地說：“現在整個社會道德淪喪，在金錢麵前，良心一錢不值！中國人自古沒有特別強勢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信仰。所以，一個得到老百姓認可的政府無疑具有著極強的道德表率作用和行為模式的表率作用。換句話說，整個社會的道德滄喪，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天深夜，他睡得正香，卻被一陣急促的踢門聲、叫罵聲吵醒。憑經驗，是治安隊又來查房了。不過，這些治安隊也是狗眼看人低，一般隻查普工宿舍，職員級別宿舍很少來查。治安隊查房有時候會從淩晨2：00查到早晨6：00，當時他一看表，才剛剛2：30，於是就繼續蒙頭大睡。
半睡半醒間，他聽到一聲淒慘的嚎叫。雖然當時外麵很吵，但這麽淒慘的聲音還是很刺耳。他起身一看，一個瘦小的二十歲左右男孩被幾個治安隊員綁在兩棟宿舍之間的大門上。治安員的皮鞭正如雨點般地落在“瘦男孩”身上。當時兩棟宿舍的人都起床了，密密麻麻地擠在通道裏。
經打聽才知，“瘦男孩”剛從老家出來找工作，沒有辦暫住證。而且，他的車票已經超過三天期限了，是偷偷溜進皮革廠寄宿在老鄉床上的。看到治安隊的人進來查房，他立刻就慌了，想從後麵的陽台爬到隔壁的房裏避一避，沒想到恰好被樓下的治安員逮個正著，他的厄運也由此開始了。
這時，好多圍觀的人看不下去了，都勸治安員不要打了，可那些囂張的治安員哪裏聽得進別人的勸？皮鞭依然如雨點一般落在“瘦男孩”身上。
終於不打了，治安員給“瘦男孩”的腳鬆了綁，圍觀的人都長舒了一口氣，但這口氣還沒提上來，就見治安員又把“瘦男孩”腳上的繩子加綁到手上，並把“瘦男孩”雙手反綁在摩托車後架上。然後，兩個治安員跨上了摩托車瘋狂地在兩棟宿舍之間的水泥地上兜圈兒。
很多女孩尖叫起來，嚇得捂住眼晴。可憐的“瘦男孩”就這樣被他們倒拖著，毫無掙紮之力，地上立刻就有了血跡。不一會兒，“瘦男孩”就昏死過去。那些治安員還覺得不過隱，衝著昏死過去的瘦男孩吼叫：“你想裝死，沒那麽容易，會讓你活過來的！”
接著，治安員又把“瘦男孩”綁在兩棟宿舍之間的大門上，並給他沷了幾桶冷水，但“瘦男孩”似乎很“睏”，沒有半點要醒的意思。於是，“聰明”的治安員又想了一個“好辦法”，那就是：騎著摩托車從十幾米外快速的衝向被綁的“瘦男孩”，在摩托車與“瘦男孩”直接撞擊三次後，“瘦男孩”終於醒了。
直至此時，東方已經開始發白了，可能治安員們也很累了，摞下“瘦男孩”，開著三輛摩托車揚長而去。昏倒在地上的“瘦男孩”，早己經血肉模糊。最後還是在幾個老鄉的挽扶下，勉強把他拖進了宿舍。
但早上剛一上班，廠方立刻把“瘦男孩”攆出了廠，並將帶他進廠的老鄉全部開除。後來聽說，“瘦男孩”根本站不起來，是被幾個老鄉抬走的。
梁洪權講到這裏，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恐懼地問：“那後來呢？‘瘦男孩’怎麽樣了？有沒有被送進醫院？”
梁洪權搖搖頭：“不久，我就離開那家皮革廠了，後來什麽情況不清楚。但可能不會進醫院，你想想，‘瘦男孩’連工作都沒找到，肯定沒錢。那時候，皮革廠普通工人一個月隻有兩百多元的工資，他的老鄉也一個比一個窮。”
張聲翔附合道：“現在打工者也還是一個比一個窮。”
梁洪權繼續說：“這件事情對我的影響很大，直至今日仍能非常清楚的記得每一個細節，而且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當時真恨自己的無能，如果我擁有一樣東西，我一定不會讓那件事發展下去。你們猜，我當時最想擁有的是什麽東西？”
我脫口而出：“錢，如果有錢你就可以幫他了。”
梁洪權卻眯起眼晴，嚴肅地說：“我想要的是槍，最好是ak-47mai.！如果我有槍，我一定要殺了那些毫無人性的東西！”
我忽然感覺麵前的這個人非常可怕！我剛從坎坷中走出來，我剛找到自己人生的歸宿，我想平平淡淡過日子，和王磊結婚、買房、生子，把我媽接過來，供我弟上大學。我不想和這種可怕的人走得太近，以免影響我現在穩定的生活！
所以，我故意推了推王磊：“現在幾點了？”
王磊漫不經心地說：“剛剛十點，還早呢。”然後若有所思地說，“相對於暫住證，打工者更關心的問題是，每天累死累活的，工資什麽時候能真的漲？”
梁洪權更加激動了，憤怒道：“說起這事我就更氣了，狗屁的經濟學家！現在中國有一個經濟學家說，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會削弱中國經濟的競爭力。但任何一個粗通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邏輯。而這句話的潛台詞不言自明，那就是不鼓勵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
張聲翔冷笑道：“中國的所謂經濟學家，早就喪失了做為一個經濟學家的良知！不僅是經濟學家，還有許多惡心的專家文人。曆史的發展規律己經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當大多數的專家文人變成禦用，並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麵時，那麽，這個國家，已經病入膏肓了。”
王磊說：“勞動力成本是否上升，其實涉及到一個社會價值判斷，中國經濟發展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麽？如果隻是gdp和吸引外資的增長，那麽這樣做是有道理的。但其結果往往是以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為代價。由此導致現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梁洪權搖搖頭：“即便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限製工資上漲也是一種非常短視的舉動。日本上世紀60年代勞動力成本大幅上漲，但日本政府並沒有去限製勞動力工資上漲。而是借助這個機會提升勞動力質量，從而推動了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使經濟結構和民眾生活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張聲翔隨聲附和：“所以呢，血汗工廠看似是資方主缺乏良心的產物，實際上是中國現在經濟模式及整個社會環境的產物。要消滅血汗工廠，僅僅依靠資方的良心是遠遠不夠的，當然，僅僅依靠經濟轉型也不夠，因為經濟轉型需要整個社會的轉型來配合。
梁洪權無奈地說：“人都是有良心的，隻是有時很無奈。因為國家太沒有擔當了，國家的製度太不好了。所以人要生存，有時就不能有良心。”
王磊沉重地說：“現在整個社會道德淪喪，在金錢麵前，良心一錢不值！中國人自古沒有特別強勢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信仰。所以，一個得到老百姓認可的政府無疑具有著極強的道德表率作用和行為模式的表率作用。換句話說，整個社會的道德滄喪，政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